講題：A Reply to Criticisms of the Concept of Animal Rights
講者：陳興正
日期：2009. 05. 02.
地點：台大醫院雲林分院六樓學術講堂

演講摘要：

我準備回答一般人針對動物權（animal rights）常有的三點質疑：

一：動物憑什麼擁有權利？也就是說，動物憑什麼必須被善待？為什麼我們不能像對待石頭或樹木那樣對待牠們？

二：動物權概念清楚嗎？很多反對者動輒以為何不保護蒼蠅蚊子蟑螂跳蚤等等，來質疑動物權做為一種概念所應具備的清楚內涵。

三：動物權是一種普世價值嗎？即便上述兩個問題都能適當辯護，依然會有人說，這只是一種局部性概念，僅適用於某種時空，而非一體適用。

針對這三項質疑，我並不準備提供一種乍看嚴謹的所謂學術性回答，因為我一直很懷疑所謂「應用倫理」（applied ethics）的學科性，換言之，我一直不相信有這樣一種學者專家的存在，就好像我相信世界上有孝子，但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種「比別人更知道如何孝順父母」的專家。

我認為，在應用倫理的任何一個題材上，不管正方反方，人們在理性上所能提供的理由，都只是一種針對既有結論的「事後補充說明」。也就是說，基本上，我們都是先有了結論，然後再來找理由。這樣一種「理由」，自然也不可能是一種邏輯的衍生物。這時候，套句David Hume的話，「理性只是情感的註腳」。

在應用倫理的題材上，我相信有科學家，有哲學家，有歷史學家，有法學專家，有社會運動家，分別可以從自己的專業或經驗來提出想法，但我不相信有這樣一種專家竟然能提出一種所謂「應用倫理」的專業觀點。

我之反對「應用倫理」的學科性，並非出於鄙夷，並非出於對抽象理性的推崇；恰恰相反，反對它正是出於對理性之高度侷限的深切認知，出於對這樣一些難以言說的事物之尊敬。我常引用哲學家史帝文生（Charles Leslie Stevenson）的一句話：「最重要的問題從哪裡開始，我們的研究就應該在哪裡結束。」史帝文生的老師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曾經大約這麼說過：

「倫理不可言說，任何想去說它的企圖終究註定要失敗，因為我們永遠不可能跳脫語言的牢籠。在這一點上，我們是全然蒼白無力的。但我仍然要對人們之企圖談論這樣一些無法談論的東西，表示敬意，我一生絕不嘲笑這樣一種企圖或渴望。」

講者並非堅定的主張動物權人士，因為我相信，任何一種概念，既然可以被建構，就能被解構，任何一個結，不管打得多複雜，終究能夠循原路解開。動物權如此，人權也一樣；即便是人權也無法保證千秋萬世或放諸四海皆準。世上一切概念既然是概念，意謂著它終究是人為建構。

講者想講的並不是這樣一些彷彿隨時會改變的東西；講者更有興趣講的是那些共通的「深層文法」（deep grammar）—借用維根斯坦的術語，就像「一加一等於二」那樣一些東西。在有限的時空變化中，這些東西似乎不曾改變。

這樣一些東西既然是「深層文法」，意味著它「不可說」（ineffable），於是我們只好藉著述說那些「可說的」（就像一種手勢那樣），來「指出」（show）那些「不可說的」。就好像月亮雖美卻不可言說，但我們終究能沉默地遙指明月。重點是月，而非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