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納粹,我也常有類似漢娜鄂蘭的想法,不過我倒是從未讀過她的著作,只知道她是 Heidegger的情人. 每次在圖書館或書局看到她的書,拿起來翻兩頁我就沒興趣再看下去了,總覺得她所要講的東西似乎根本不需要寫上那麼多字,更不需要訴諸那麼多所謂 "事實".

底下吳乃德這篇 "反駁",其實我也看不出他反駁了什麼,他們只是在講兩個不一樣的東西而不會有任何必然的概念衝突. 當我們一方面譴責某種意識形態之邪惡時,當然同時也可以為那些支持這樣一種邪惡意識形態的廣大群眾們辯護(廣大到往往佔一個國家的絕大部份人口),辯護說他們本身並不邪惡,他們只是尋常百姓,拿香跟人拜,西瓜倚大邊.

民進黨每次選舉一到,就開始消費歷史,講什麼 "轉型正義",轉型的方法很簡單很幼稚,但卻也因其幼稚而顯得很有效--有效於複製歷史,把邪惡像存檔一樣從C槽存到D槽,主機則一點也沒變.

轉型思維與作法是這樣: 例如把過去的白色恐怖或威權體制推到少數政敵頭上,把英雄的桂冠留給自己,至於人民呢,則成為林義雄口中常說的 "善良台灣人",但這樣的一種歷史圖像是全然錯誤的.

在我看來,需要被 "轉型" 的那個 "邪惡" 就像一種空氣,凡是還會呼吸的,都不該頒給自己英雄狀--即便你是個不怕死不怕關的革命志士.

首先,民進黨檯面這些政客沒有幾個能稱得上是什麼反對者,他們比較像是政治商人,知道怎麼投資,知道怎麼兌換紅利,知道怎麼觀察趨勢. 若要論邪惡指數,這些人肯定排名最高. 因此,他們之良莠也比較不具有思考上的爭議或深度.

當然,像林義雄那樣一些極少數付出重大代價而且不兌換紅利的反抗者,若要稱善稱賢,我並不怎麼反對--雖然也不贊成.

得費點腦筋想一想道德問題的都不是上述這兩種極端,而是廣大群眾們. 就簡單說吧,因為我要睡覺了,沒時間多寫,就簡單說吧,若真要如民進黨這些混蛋所說的那樣一種方式去轉型或清算,那麼,那等於是說要清算幾乎 99.999999% 的台灣人.

因為,若沒有這平庸如常的99.999999%,哪來什麼威權體制? 哪來什麼白色恐怖? 哪來什麼我愛中華或愛台灣? 幾個人會起來跟這樣一些邪惡思想對幹? 我估計大約是0.00000001%.

一種清算或轉型如果是要清算或轉換 99.999999% 的人,那意味著這已經不是一種特殊的邪惡表現,這只是一種再普通也不過的人性,而人性是不需要也不可能做任何轉換的.

我們唯一能轉換的不是人性,而是生活及思維方式,簡單說就是文化. 古人的人性,七情六慾喜怒哀樂的表現等等,幾千年來應該沒有什麼改變才對;從所謂野蠻殘酷到文明,起了變化的不是人性,而是文化,簡單說就是看世界的方式起了變化.

吳乃德這文章裏講到一句話我特別不能認同,他說: "歷史和道德的反省都必須以事實為基礎", 這話意味著歷史裏頭有個東西叫做事實,而事實之所以是事實,當然就意味著所有人來看都會得到一樣的結論,否則就不叫做事實了.

比方說,陳真是個男的,這是個事實,但陳真是否是個帥哥,這就有爭議了.

換句話說,當我們想法不同,並不是因為我們看到不一樣的事實,而是因為我們對無限中立細節的理解方式不同,這或許是因為我們的出身不同,境遇不同,品味不同,美感不同,銀行存款不同,性別不同等等,而造成了我們看法上的不同. 但不管怎麼樣,事實並不存在,存在的是我們從無限且不具任何意義的細節中組織成不同的故事,塑造出不同的影像,形成不一樣的一種看世界的方式.

從來不會有任何道德討論或美感爭議是基於所謂事實. 一個東西既然稱為事實,意味著它終究是不會有爭議的,或者說,它終究會有個標準答案,但有關善惡美醜的議論卻全然不屬於這樣一種範疇.

在我看來,這樣一種有關於事實與道德的根本誤解,往往是許多邪惡思想的根源,正因為有這樣一種誤解,誤解道德爭議必然基於剛鐵一般的事實,於是原本相對性的價值判斷竟然變成一種彷彿具有正常人性與理性都應擁護的東西,比方說什麼 "愛台灣" (台灣做為一種國家或做為一種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所謂 "鄉土")或盛行於對岸卻儼然與愛台灣是異卵雙生的另一種愛國思維.

它媽的我就是不愛台灣不行嗎? 我又不是頭殼壞去,也不是心理變態,愛什麼台灣? 我愛的東西很多,比方說鈔票,但我不會墮落到去愛什麼台灣. "愛台灣" 或 "愛中華" 這東西之為害,歷史已昭昭在目.

邪惡的絕非人性,上帝不會製造出一種邪惡的本性在人身上;若硬要用邪惡二字,那麼,邪惡的是某種思維,而非人性. 思維其實就像衣服,我們既然能穿上它,就能把它脫掉,而人性就像皮膚,是脫不掉的.

就跟納粹跟日軍跟美軍之今昔行徑一樣,一切邪惡事物全都以愛為名. 德國人脫去了邪惡外衣,從某種極其有害的思維中走出來了,但我們卻仍活在類似的詛咒中,繼續折磨自己,也折磨別人.

陳真 2009. 3. 3.
============================

邪惡真的「庸常」嗎？

2009-02-27 中國時報 【吳乃德】

　林博文先生日前在本報的專欄討論了電影《為愛朗讀》，也討論了漢娜．鄂蘭「邪惡的庸常性」之概念。用這個概念來理解政治壓迫的參與者，不但過度簡化，而且也不符合歷史事實。不過，林先生的文章卻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他所提到的問題，正是台灣在討論轉型正義的時候所一直疏於面對的。

　鄂蘭針對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所寫的《艾希曼在耶路薩冷》一書，以「邪惡的庸常性」為副標題。艾希曼在戰爭期間負責逮捕、集中、然後運送猶太人到集中營；至少有六十萬猶太人因為他高度的行政效率而成為灰燼。鄂蘭要傳達的訊息和道德啟示是，如同她兩年後所說，「此種巨大規模的邪惡行為，並非來自執行者的邪惡、病態、或意識形態信仰。不論這些行為多麼邪惡，行為者絕對不是惡魔」，而是像你我一般的平常人。他之所以積極參與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有組織、最有效率的屠殺，乃是基於平凡而世俗的動機：衷心服從指令、在官僚體系中力求表現和升遷。艾希曼的動機因此「十分庸常、非常人性」。

　以色列政府在一九九九年所公布的艾希曼獄中筆記，似乎也支持鄂蘭對邪惡的理解。艾希曼寫道，「我發現以服從和接受指令為基礎的生活，確實是一個舒適的生活。這種生活讓一個人對思考的需要減到最小。」

　鄂蘭「邪惡庸常性」之概念，將納粹的罪惡轉變成普遍性的道德議題，成為當代政治哲學討論道德責任的起點。目前為止超過兩百專書和論文討論她的書。這個概念也影響了後來耶魯心理學家密格蘭著名的電擊研究；該實驗試圖證明平常人多麼容易服從權威，而對同胞做出殘酷的行為。

　可是邪惡真的如此庸常嗎？鄂蘭對艾希曼的理解是正確的嗎？艾希曼的自我分析（其實是辯白）可以相信嗎？如果答案是否定，我們又能從中獲得何種不同的啟示？

　歷史和道德的反省都必須以事實為基礎。事實上，艾希曼並非只是接受上級指令的優良公務員。艾希曼被捕真實身分曝光後，他的許多阿根廷友人才恍然理解他過去的許多仇視猶太人的言論。也正是他的反猶太意識形態讓他在阿根廷的行蹤曝光。他的兒子有一次在女朋友家聊天的時候，不經意地顯露對德國沒有徹底消滅猶太人的惋惜。他的話引起女朋友父母的警覺，他們的檢舉終於導致艾希曼的落網。他的兒子從小在阿根廷長大，其反猶太人意識形態的唯一來源是他的父親。

　將政治壓迫的執行者、協力者，視為只是盡責任的服從者、或企求升遷的機會主義者，是過於簡化的解釋。壓迫體制由各種成員組成。有鄂蘭書中所提到的，暗中利用職權幫助猶太人而被槍斃的衛兵。也有心理上無法執行此種罪行而申請調職的軍官。事實上，納粹領導人知道，並非所有人都有能力執行這種「極端的邪惡」。因此他們通常准許調職的申請，而不加以處罰。納粹所從事人體實驗的歷史資料也顯示，他們選擇護士和衛兵的時候非常謹慎，特意淘汰那些心理上和道德上不適合這項工作的人。

　我們從這些事實獲得的啟示，截然不同於鄂蘭試圖傳達的訊息。從「邪惡的庸常性」出發，鄂蘭試圖提醒我們組織和權威的恐怖。她期待我們以道德勇氣來面對不正義的政府。「這種政府會面臨什麼樣情境，如果有足夠的人『不盡責地』拒絕支持它？甚至不需要主動的抵抗和反叛，這種拒絕支持都是一個有效的武器。」在後來的《責任與判斷》一書中，她這樣說。

　然而，我們從真實的艾希曼所獲得的啟發，卻是意識形態及族群偏見的恐怖。事實上，德國在第一次大戰之前是全歐洲對猶太人最寬容的國家；德國的猶太人因此也最缺乏猶太認同、最積極融入德國社會。可是戰敗和凡爾賽條約所帶來的重大屈辱，加上德國軍方為了規避戰敗責任而誣衊猶太人通敵及不參戰，使得猶太人成為德國屈辱之源，偏流的反猶太主義也成為宰制民主社會的思潮。

　壓迫體制的參與者到底應該承擔何種道德或法律責任？這個具有高度爭論性和政治性的問題，顯然不可能有標準答案。而且，壓迫體制的成員顯然由各種不同的人組成，我們無須用相同的眼光看待所有的成員。雖然或許永遠沒有結論，可是討論和反省本身就是一個建立民主文化的必要工程。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台灣「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