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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這網址是Peter Singer的一本新書,寫的是有關你能為世界貧窮問題做些什麼,準備買來看.不知裏頭會寫些什麼,因為書還沒出版,但我大概能 "猜" 得出作者或許會怎麼寫.

Singer是個utilitarianist,他或許會給你一些計算,或是給你一個 "邏輯" 理由,告訴你 "能" 而且 "應該" 做些什麼來解決世界貧窮問題. 做法之一就我所知就是Singer自己行之多年的捐款.

不管你是個精打細算的utilitarianist也好,或是康德信徒也罷,除非你真的十分貧窮,否則實在沒有理由固守你口袋裏每一分錢;我也不認為習慣性地捐出一些錢會影響你的短期生存或長久生計.

台灣自以為進步的社運人士,或是那些以人權為幌子凡事都要痛罵馬英九的愛台灣人士,一般總是很鄙夷這類所謂 "個人救贖",前者喜歡扯上政經結構,後者喜歡扯上政權 "血統" 本身,但不管你怎麼扯都無所謂,重要的是如果你真的那麼在乎貧窮問題,那你怎麼可能眼睜睜看著別人挨餓而自己卻衣食無缺呢? 更不可原諒的是,你怎麼可能還反過來鄙視人性的惻隱之心呢?

當然,統治者往往很喜歡鼓吹個人善行,使之遺忘問題的所謂結構性因素,比方說敝院經常叫員工要捐款響應什麼學童營養午餐一樣,而且會把這個所謂善行通知媒體來報導,在我看來相當卑鄙,因此我絕對不捐一毛錢; 學童的午餐若有人無力繳納,是無論如何都應該要由政府提供的,怎麼能訴諸來源不穩定的捐款? 如果連照顧兒童的基本吃喝都做不到,我們納稅做什麼? 我們成立政府有何意義?

可是,抵制這樣的一種偽善與不義(我是指這活動之動機背景以及搞形象等心態,當然不是指捐款者本身),並不意味著我們做為一個個人不該捐款. 當你在街上看到饑寒交迫的一個老人,管它是哪一國人,難道所謂結構性因素的說詞就能讓你對眼前的悲劇視而不見?甚至痛罵捐款者是偽善?

再說,什麼結構性因素誰不會講呢? 當你自以為是地譴責別人忽視什麼結構性因素的同時,你除了嘴巴說說,還幹了些啥有意義的事?

二十幾年前講結構性因素是會出事的,但我講了,當我還是個大學生,我不但講了,而且還拼命講,不但拼命講,而且還弄出一個兒童人權組織,包括遊行示威或抗爭等等,能做的都做了,並且也因此付出家破人亡的代價,後來甚至還差點去坐牢,連醫師一職也很長一段時間不斷被以叛亂案在身為由而被解聘或被迫辭職,若非朋友接濟,我和學姐有一整年的時間在我畢業後卻根本沒半毛錢吃飯.

如果說連我這樣都還做得不夠多,那我倒要納悶那你究竟又做了多少? 我想,我肯定是比底下這位匿名者更有資格講什麼結構性因素了,光用嘴巴講誰不會? 你要講一個東西,就要為你所講的那個東西去賣命去實踐,而不是連讓大家知道自己是誰也不敢卻只會匿名罵些毫無意義卻充滿虛榮的屁話.

這年代,面對比方說貧窮問題,光是講什麼結構性因素有多少意義呢? "講" 是不夠的,你還得 "做" 些什麼才行,而直接捐款我倒認為是財富重分配的重要方法之一.

有個運動叫 Make poverty history (使貧窮成為歷史). 我認為,要讓貧窮成為歷史並不光是經濟學者專家的事,同時也是大部份人都可以做的事.

以為問題可以在一種很戲劇化的狀況下改變是很愚蠢的,不會有那樣一種革命,真正的革命恐怕仍是在方寸之間,在個人與個人之間,在漫長而瑣碎的各種改變與實踐之間.

我其實並不常在台灣捐款,因為

第一,我並不相信台灣的大多數所謂慈善組織之正直清廉與用心,

第二,我很少很少在台灣看到比我還窮的人. 在台灣,我曾好幾次捐款給周遭的陌生人或不熟的朋友,後來卻經常發現對方的財富恐怕是我的數十倍或甚至百倍以上,他們不是真的窮,他們只是一時缺乏現金,但不動產或定存卻多得是.

第三,相對於世界其它許多國家那種徹底的貧窮,我認為應該優先把錢捐給他們,捐給這些真正在生存邊緣掙扎的人,或是捐給一些值得信任的國際人道組織,幫助他們在當地進行所謂結構性的重建或教育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