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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者集團的崛起及其對以色列社會的影響
【內容提要】信仰者集團是20世紀末在以色列崛起的有濃厚原教旨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色彩的猶太右翼院外集團。其崛起是以色列建立以來社會全面轉型、尤其“六•五戰爭”後社會意識形態急劇變化的結果。以色列建國後，工党錫安主義的逐漸衰落為猶太意識的抬頭提供了空間。“六•五戰爭”導致了以色列人彌塞亞情緒和“大以色列主義”的急劇抬頭，還導致了工党錫安主義的破產。信仰者集團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崛起的。它以“新錫安主義”為主要意識形態，以在被占領土上開展定居運動從而推動神聖拯救為主要使命。它體現了猶太民族特殊主義的一面，乃是對傳統錫安主義所堅持的普世主義精神的反動。它在被占領土不斷製造既成事實，阻礙著中東和平進程，加劇了以色列在國際社會的孤立處境。它也改變了以色列社會意識形態圖景和政治力量結構，推動以色列政治向右傾化、宗教化急劇傾斜。它還對以色列民主政治構成了嚴重威脅。
【關鍵字】 信仰者集團、新錫安主義、以色列
【作者簡介】 汪舒明，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猶太研究中心 研究人員（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號，郵編：200020）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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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開金，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郵編：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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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Gush Emunim
Wang Shuming & Miao Kaijin
ABSTRACT: Gush Emunim is a Jewish right-wing group with fundamentalism and nationalism, which rising at the end of 20 century. It holds “Neo-Zionism” as its main ideology, and settlement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y as its chief mission. It emerged in the social crisis of Israel, and had a great impact to Israel as well as the Mid-eastern peace process.
以色列推行的“單邊撤離計畫”只不過是一種棄卒保車的策略：放棄加沙等地一些規模不大、無助于以色列安全的定居點，鞏固約旦河西岸[1] 那些規模較大、對以色列安全有重要價值的定居點。與“和平路線圖”的要求、巴勒斯坦人的願望以及以色列工黨聯盟（如2000年巴拉克政府）願意作出的讓步相比，“單邊撤離計畫”顯得微不足道。儘管它被國際社會視為以色列方面的善意之舉，但即使這一小步，也受到以信仰者集團（Gush Emunim）為代表的以色列右翼極端勢力的頑抗。20世紀末以來，信仰者集團一直是擴建定居點運動最狂熱的勢力，也是巴以和平進程中以色列內部最難克服的障礙，還是改變以色列社會政治的最具衝擊力的力量之一。
一、信仰者集團的崛起的社會根源
信仰者集團是20世紀後期在以色列興起的有強烈原教旨主義和和民族主義色彩的猶太右翼院外集團。它以宗教錫安主義為其主要意識形態，以通過在被占領土（尤其約旦河西岸）狂熱開展定居運動從而“推動神的拯救”為其主要使命。其崛起是以色列建立以來社會全面轉型、尤其“六•五戰爭”後社會意識形態急劇變化的結果。
在形形色色的錫安主義流派中，通過第二次阿利亞來到巴勒斯坦的東歐猶太移民所主張的勞工錫安主義在建立以色列過程中居於主導地位，並奠定了這個國家的基礎。“第二次阿利亞統治著巴勒斯坦勞工，進而是猶太複國主義運動，最後是以色列國”。[2]
勞工錫安主義者在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和“勞動征服”思想之間進行了偉大的綜合。一方面，他們接受赫茨爾式錫安主義對實現猶太民族“正常化”的渴求，希望將猶太民族“從一個受迫害的、等待彌賽亞來臨的少數民族，轉變成一個世俗世界中的平等的夥伴”。[3] 猶太民族將成為一個擺脫了歷史重負的全新的民族,將成為自豪、健康、現代、開放、在自己土地上勞作、使用自己的語言的“希伯來人”，將成為受人喜歡的“沙布拉（Sabra）”，而不是受人厭棄的“猶太人”。在他們看來，延續了十幾個世紀的流散地（Diaspora）的猶太生活方式是“不正常的”；而流散地猶太人的形象也儘是消極的，是“可憐的兄弟”的形象。一切曾被長期視為神聖的傳統猶太文明的要素均受到批判性的反思。那些年輕的、充滿叛逆精神的開拓者們（Pioneers）比他們的父輩受歐洲世俗價值觀更為深刻的影響，他們要拯救的是世俗涵義的猶太民族，而不是同樣處於危機中的猶太教。
另一方面，深受歐洲社會主義思想和俄國民粹派影響的勞工錫安主義者，還主張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充滿平等和兄弟情誼的勞工領導的“新社會”。在他們看來，民族主義的目標和社會主義的理想存在著辯證統一。“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被看作是建立一個主權國家的同義語。人們用社會主義的目標衡量民族主義的追求，用民族主義的策略來回答社會主義的思想”。[4] 至於這樣一個“新社會”如何實現，阿•大•戈登的“勞動征服”思想提供了更好的解答，儘管他並不相信社會主義革命能帶來更美好、更公正的新社會的誕生。戈登主張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以公平和勞動為基礎、以勞工為領導的猶太民族新社會。他提出，對巴勒斯坦土地的權利來自在土地上的勞動。只有根植於土壤，通過每個人的（體力）勞動，民族和個人才能實現自由。他“把工作當作剷除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生活中一切邪惡的極好辦法，……。也強調農業勞動的重要性，因為它是一種手段，可以使人的心智健全並且再次使人與宇宙成為一個整體”。[5] 而勞工的壯大及其勝利，將會帶來社會公平的勝利。
正常化、勞工的新社會、希伯來人、沙布拉……，勞工錫安主義者的偉大綜合形成了一種不同於宗教彌賽亞主義的新的拯救理論體系，即“世俗彌賽亞主義”。他們夢想著這種“世俗彌賽亞主義”的實現將拯救全世界，將成為“照亮世界的燈塔”。而在自我拯救和拯救世界的進程中，猶太民族將又一次成為“特選子民”。
以色列的建立正是這種“世俗彌賽亞主義”的勝利：工党是這個新生國家決定性的政治力量，它是國際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部分，而且在亞非拉眾多新獨立國家贏得了廣泛的尊敬和友誼；工總、基布茲、莫沙夫等有濃厚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經濟組織處於主導地位；勞工錫安主義是主要的意識形態，國家主義、集體主義、平等主義思想在全社會確立起來；開拓者則是一個充滿理想、激情和勇氣的英雄時代的化身，他們是新國家的締造者和領導者，備受敬仰。
但建國後以色列社會的全面轉型很快使勞工錫安主義受到了巨大的衝擊。第一，大規模東方移民的到來和新一代以色列人的成長改變了以色列的人口結構。東方猶太人漸漸成了多數。他們和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都難以理解和接受勞工錫安主義的理想。一種非意識形態化的趨勢出現了。個人主義迅速地取代了集體主義價值觀。第二，安置和吸納大規模移民以及加強國防的需要，使得快速發展經濟、加速實現工業化成為緊迫的任務。處於執政地位的工黨選擇加入了西方陣營，以引進資本，擴大市場。農業拓荒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勞工的社會主義原則也被犧牲掉了，東西方猶太人之間出現了嚴重的貧富分化。第三，開拓者的一代正在老化，他們掌握了權力，逐漸成為以色列社會的保守勢力，喪失了原有的激情、創造力和使命感。第四，阿以衝突已經漸漸顯示出曠日持久的跡象，難以看到阿以和平共處的希望。遠離了歐洲反猶主義的烈焰，以色列陷入了阿拉伯世界反錫安主義的深淵。他們沮喪地發現，阿拉伯人跟歐洲人一樣拒絕接納他們。曾經急於擺脫隔都（Ghetto）生活的猶太民族悲劇性地重新面對一種馬薩達（Masada）式的困境。
在勞工錫安主義的衰落的同時，“猶太意識”卻在不斷抬頭。為了在一個人口多元化的社會中增強凝聚力，尤其團結國內外信教的猶太人，處於領導地位的工黨淡化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高度重視運用猶太民族歷史之根的感召力，將新生的以色列與《聖經》時代的以色列相連。本•古裏安本人就經常引述《聖經》中的話語。以色列眾多的考古發掘也不斷提醒他們的“猶太之根”。在20世紀50年代末，工黨政府還推行“猶太意識教育”，也增強了國內外猶太人的猶太認同。此外，50年代的教育改革在整合全國教育體系時，工党向全國宗教黨（NRP）作了重大讓步，同意其保留單獨的宗教學校體系，政府對之提供財政支持。這個以色列國民教育體系中獨立王國吸納了全國生源的1/4，成為以後宗教狂熱勢力興起的沃土。
“六日戰爭”（1967年6月）是以色列社會意識形態劇變的分水嶺，它使“啟蒙和《聖經》的不平衡發生逆轉”。[6] 戰爭前夕，以色列處於高度焦慮和孤立無助之中，大屠殺的陰影籠罩了整個猶太民族。但突如其來的旋風般的勝利使以色列人陷入狂喜、沉醉和盲目自信。總參謀長亞丁宣稱：“我不相信在我們這一代還會爆發另一場類似於1948年和1967年的戰爭”。[7] 西岸、加沙尤其東耶路撒冷等眾多聖地的“複歸”在教徒中激起了強烈的彌賽亞情緒。他們把以色列的勝利看作神的奇跡，看作神手的大能；看作拯救時代已經到來的明顯的跡象。世俗人士中也出現了向猶太傳統的急劇回歸。以色列士兵——那些堅強的“沙布拉”
——抵達西牆，面壁而泣的圖景感動了整個國家。一種新的歷史感油然而生。人們急切地向猶太教、向歷史文化之根回歸。許多著名的基布茲成員、飛行員和成功的商人都紛紛成為“再生猶太人，重新皈依正統派猶太教。如何處置被占領土問題也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儘管工黨政府希望將之作為以後與阿拉伯國家談判的籌碼，但兼併部分領土以建立“大以色列”的呼聲在全國範圍內越來越高，即使工黨內部也大有人在。戰爭也導致了以色列孤立主義抬頭，以色列人對國際社會的不信任感和疏離感迅速增強。戰後以色列一首頗為流行的歌曲稱：“整個世界反對我們。……讓全世界見鬼去吧”。[8] 1970年一位以色列法官還寫到，“我們是獨處的民，我們孤軍奮戰。……除了她自己，以色列沒有朋友”。[9] 以色列可以依賴的只有她自己的力量。這種孤立主義和“大以色列”主義受到外部世界更強烈的反感。戰後幾年之內，西方世界的新左派將以色列作為帝國主義者進行猛烈抨擊；蘇聯陣營也拋棄了以色列工黨；亞非第三世界國家也紛紛疏遠了以色列。另外，戰後以色列經濟繁榮也導致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文化在以色列年輕人中氾濫成災。許多人喪失了精神追求，不再願意為整個國家、民族作出奉獻和犧牲。長期掌權的工黨自身腐化，內部也陷入激烈的權力爭奪。其在1973年“贖罪日戰爭”中表現出來的優柔寡斷也使以色列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並使自身的威信受到空前打擊。
以色列不僅沒有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更未成為“照亮世界的燈塔”。錫安主義意在使猶太民族擺脫賤民民族的地位，結果以色列卻陷入了賤民國家的處境，成了國際棄兒；欲擺脫流散地猶太歷史的重負，實現“去猶太化”，但“猶太性”卻急劇復興；本欲塑造一個使命感厚重的社會，但理想破滅後廣泛傳播的是放縱、頹廢和迷茫。這樣，工黨在意識形態上破產了，在政治上也喪失了領導力。工黨變得無所適從，全國也陷入了迷茫和失落。宗教狂熱勢力“推進神聖拯救”並奪取錫安主義領導權的時機終於成熟。
﹝未完續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