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先提供語言的使用說明或指導手冊，否則，語言難以產生可溝通的意義。

維根斯坦說：「我們說出一個語句，並把這個句子中的每個語詞意義告訴某人；這就等於把如何使用這些語詞和如何使用這個語句的方法告訴了他」。

然而，多數人講話時，卻缺少這個傳授使用說明或提供指導手冊的必要過程，以致說話變成像是一種命令式的訓話。這種訓話，狀似慷慨激昂，其實卻負載極少的「意義」。沒有意義的訓話，就像缺乏使用說明或沒有指導手冊的工具一樣，讓人只能照本宣科，根本沒法運用、操作。

意義必然牽扯私心。當我們在告知別人某事、某物有何意義的同時，在過程中，經常也「順便」偷渡了我們對該事、該物的企圖，並為他人界定可以想的範圍和該怎麼想的方式。在這種情況下，語言變成「是什麼」和「不是什麼」、「要什麼」和「不要什麼」、「可以什麼」和「不可以什麼」、「應該什麼」和「不應該什麼」以及「可能什麼」和「不可能什麼」等意義的儲藏之所和表演舞台。但這種意義下的「意義」，卻常讓人感覺乏味無聊，或壓力重重。

多數情況下，語言明明是強權者的武器，但單純、天真的聽話者或受教者卻常常誤解、上當，以為意義可以是一種與他人權力或誰的慾望無關的「純粹之物」（現代人，或說，某些「理性之人」的最大妄想之一就是：我們以為說話時離被說之物越遠就越能接近它們。）表面上，我們好像可以在某種距離外，大談特談「客觀」。但其實，多數人經常只是假客觀之名，暗中訴說自己的各種私人情緒和慾望。我們或許該慶幸，被說之物（可能）沒有聽覺，或者很有耐心。要是它們也和我們這些「客觀」之人一樣充滿情緒，恐怕它們會暴跳如雷地對我們大聲抗議。指控我們誤解了它們，或者匡騙了別人。

但弔詭的是，說謊和誤解卻又是語言的必要之惡。

義大利的艾柯（Umberto Eco）說：語言的基本特徵就是：「除非撒謊，否則便沒有語言；除非誤用語言，否則也沒有語言。」這話並不是要推崇謊言或某種反智，它只是要我們注意語言極其模糊曖昧和說話條件越寬鬆就越能讓語言如詩、似歌的那一面。假設說，「真正的」宇宙一共有六萬萬億顆星體。一個諸如妳、我之類的普通人在曠野或公寓頂上抬頭仰望星空，然後脫口而出：「我們的宇宙真是廣漠、浩大啊！」這樣的驚嘆語。但眼前引起她感動的閃閃星點不過寥寥幾百顆。難道，我們可以據此懷疑她說的那個宇宙和「真正的」宇宙毫無關係？難道我們會因此聽不懂她對我們說了什麼？

無論我們如何正直，或者，如何想要追求正直，在說話這件事上，恐怕都難逃撒謊和誤解的折磨。否則，我們根本就沒法表達和理解。

如果語言不在了，「人的世界」也就不在了。到時，靈魂也可能不在了。啞口無言當然可能產生另一種美感，但到時，美感又該用何物感受、承載？詩、歌又要如何進行？

有人說話「出問題」，往往不是因為他「真的」說錯了什麼，而只是因為聽話者拒絕參與或包容他人的說謊和誤解。或者說，聽話者拒絕當一名詩人。但反過來說，有些人的「訓話」也真的很難被讀成一首詩。

語言充滿工具意圖、處處暗含指導規則，像所有自由的遊戲其實根本就缺少自由一般。開口說話時，我們，要嘛，得無條件照辦各種說話規則和說話用途（問題是，誰定的規則？誰限制的用途？），要嘛，得盡一切可能寬容他人無止盡的謊言和允許自己不斷陷入各種不明就裡的誤解，否則，語言必然變成一本無人能懂的巨大天書，或變成一場爛泥攪和的摔角大賽。

看來，說話這件事，挺艱難、挺壓抑的，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