妳說 "下次會抓更精確點的數據, 再度謝謝提醒."

問題是,這不是數據精不精確的問題,而是把數據拿來做錯誤解讀的問題.

就好像我若想指控五輕對後勁的傷害,這時候,我若把後勁該地每年的死亡人數做為五輕害死人的人數,那是不是很奇怪? 這不是一種有關 "精確" 的 "提醒",而是一種不可思議的錯誤之令人訝異.

以下與妳無關
===============
我們一般對真理對知識常有一堆感人的格言,鼓吹 "討論" 這東西對文明社會之建立的基本價值,但是,東西方社會對於 "討論" 的態度卻截然不同.

我以為,"討論" 就是找出對方的問題所在或補充對方之不足,那才叫做討論. 但是,在台灣,"討論" 就跟談情說愛差不多,往往只能附和讚賞,誰要是膽敢真的 "討論",往往就會惹來不快或甚至結下樑子. 身為台灣人,我已經被訓練得盡量學習噤聲不語,當做沒看到,或盡量不看不說.

學姐常喜歡故意傳一些台灣的進步文章給我看,比如來自某個全台灣號稱最 "進步" 最具 "批判" 性的討論群文章 (恕我沒膽子指名,而且, 人家都是學者專家,我可不想自取其辱),希望我看了生氣,以便從中取樂,但我為了健康著想,其實都放著不看或直接刪掉.

我關心的不是某種出於疏忽的錯誤,我關心的是某些不可能出現的 "基本" 錯誤居然大量而普遍地出現,這意味著一種信口開河的普世文化,這意味著說話者並不知道(或許也不在乎)自己在說什麼.

我不是說我不會犯錯,但我不會犯一種基本的錯,我不會把相對論視為一種道德理論進而大加議論,我也不會把一所醫院每年病人死亡總數,解讀為醫生誤診 "醫死" 的人數.

華人世界很不習慣意見不同或指出錯誤,亞里斯多德說: "把是說成不是，把不是說成是，是錯的；把是說成是，把不是說成不是，是對的." 可是, 我在台灣卻有一種很深的孤立感和痛苦,當我想 "把是說成是,把不是說成不是" 時,總是得開始考量各種 "政治" 因素,開始猶豫我到底該說是或不是,或者該怎麼藉著說不是來說是,或是如何用十個是來包裝一個不是,或是乾脆眛著良心說是或不是,或是該找到什麼時機才來說是或不是,或是對誰該說是,對另一個人就該說不是不是,絕對不是.

到處都是 "政治",實在很痛苦,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同病相憐,有著同樣的痛苦,但這種痛苦實在很痛苦.

為了人情,為了輩份,為了各式各樣的 "政治" 考量,是或不是將不是一個簡單的知識問題,而變成一種 "藝術",一種 "政治" 問題.

上高中時,看到林義雄那些名言,他反對一種 "三國演義式" 的政治,他說: "我相信: 政治是一種科學,對就是對,錯就是錯. 我願抱著是非分明的態度,投身政治". 這段話,就像一顆原子彈,深深撼動我的心.

至今我仍懷抱同樣的渴望,期待政治是一種科學,期待知識是一種六親不認的獨立存在物,但事實上,政治依然是政治,政治依然是一種三國演義式的宮廷遊戲. 這樣一種 "政治",滲透我們生活的幾乎每個層面,包括知識.

我們總是把是非對錯擺在最後一個位置,在它之前永遠有各種優先考量,比方說前途,人情,面子,敵我關係等.

我不是說犯錯很糟糕,我感到挫折的是人們對那些荒謬的基本錯誤之態度,一種 "不覺得有什麼關係" 的態度,就好像社會上有那麼多荒謬的事,例如公然違反人權或政府官員滿口謊言,大家居然都不怎麼在乎,見怪不怪,是這樣一種態度讓人覺得恐怖.

哈巴狗電台曾經頒 "哈巴狗金狗獎" 給一些信口開河的 "名人",引來一些報應. 可我不明白,這些整天在媒體上說個不停的座談會專家,他們犯下那麼多基本的錯誤,信口開河那麼多荒謬好笑的事,為什麼都不會覺得自責或慚愧?

更奇怪的是,居然還是有那麼多人願意繼續聽他們胡說八道,只因為他們的什麼立場跟他一樣. 但事實上,座談會專家們根本沒有立場,他們純粹是看風向來決定該說是或不是.當他們說是時,可以說得 "義憤填膺",當他們說不是時,照樣還是 "義憤填膺".

當 "知識" 變成一種 "政治",當是非變成一種利害時,那是挺痛苦的一件事.

陳真 2005. 7.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