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給的題目不是這樣啊；妳給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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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嘰哩瓜啦嘰哩瓜拉。沒答對嗎？

去東珍網站，如果是書呆子或老頭子，建議帶一支放大鏡，要不然怕看不見那麼小的字。我想，對一個團體來講，錢永遠次要。更重要的是一種態度和理解吧，我想。

態度是自己的，理解是別人的。多點理解，就少點誤解。少點誤解，就少點無奈的感覺。

台灣常自鳴得意比 “共匪” 進步。但所謂進步，其實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曾和一些同學成立過一個兒童人權團體，除了要求開辦兒童免費醫療保險及提高兒福預算之外，旨在提倡一個像廢話一般的觀念，那就是：兒童也是人。

兒童不是物品，不是某人的財產，更不是一種可以「先跟他要錢、再幫他治病」的東西。十多年前，台灣整天喊說創造了什麼經濟奇蹟，但每年卻有五千名兒童因為沒有錢治療那許許多多的先天性疾病，因而放棄治療而死掉。

當時升大五，開始到醫院見習，見習到小兒科時，有個我負責照顧的小病人，明明可以治療，但有一天早上到醫院「上班」時，這個小病人卻在昨晚已辦理出院。我很訝異，跑去調病 歷，病歷上寫個 AAD (Against Advice Discharge)，也就是「不聽勸告，自行退院」。

我問護士，為什麼這小傢伙不聽勸告？退院不就死路一條？護士說，那是為了保護醫院的一種作法，把法律責任推給病人。當然不是他真的不聽勸告想退院，而是因為家長沒錢治療了 。不出院，你幫他付錢嗎？

就因為這樣，台灣一年大約有五千個小孩死於放棄醫療。

小朋友常有各種先天疾病，特別是腎臟病或心臟病或血癌等。這些治療，費用頗高，每個家長都會說要傾家蕩產救小孩。據我所知，他們也的確都傾了家蕩了產。但傾家蕩產之後，醫療費還是不夠，最後還是得放棄。

當時有個老師跟我講了一個例子。高醫旁邊有個三民公園，他說，他有個小病人的家長，最後也是花光了所有積蓄，不得不給小孩辦出院。小傢伙拔了管子出院後，家長抱著他，去三民公園走了一圈。不久之後，回來跟他要求開一張死亡證書。

在當時，不要說兒童人權犯政治大忌，就算“人權”兩個字也根本不許講；「正常人」也絕不會講什麼人權。你若講了，周圍幾乎所有人會覺得你「很怪異」，或說你「思想有問題」、「人格或心理不正常」、「反政府」等等，同事會覺得你講這些什麼人權的，只是在「污染」純潔的醫療環境。

現在看這些「歷史」，也許覺得很荒謬，就好像我們看河南地方政府打壓東珍一樣荒謬，但這些所謂「歷史」，在台灣也不過是十一、二年之前的事而已。沒有什麼好跟對岸炫耀的。

當時有好長一段時間，幾乎每隔三、五天，半夜都會有人打電話來「問候」，相當有恆心，歷時數月，走到哪，跟到哪。問候內容不外就是「打斷你的腿」之類。我甚至還曾用電話答錄機，錄下這些千篇一律的內容。

問候的人，並不神祕，他們根本不在乎你知道他的來歷。其中有些我甚至認得他們的聲音，因為打過交道。除了一些是調查局或警備總部的人之外，我認得出聲音的，有兩位是高雄市警察局的警察。現在雖然改朝換代，但聰明的人總是不倒翁，恐怕現在都當高階警官了，繼續「效忠」大有為政府。

不管是警察或特務，當年，長官教他們幹這事，就像輪夜班的一種例行任務那樣，不時半夜打電話來，劈頭就是三字經五字經或「打死你」、「走路給我小心一點」等等。

有一回，也是半夜，一陣威脅怒罵之後說：「陳真，有種你下來，我們現在在樓下等你。」我就說好，我馬上下去。

那時是春天，夜裏卻有點寒意。平常吵鬧不堪的小巷道，此時卻漆黑一片，空無一人。我站在門口發呆，也許是夜太靜了吧，心裏突然感到一種彷彿無可救藥的孤單和不祥預感。那個說要砍斷我的腳筋的人，始終沒有出現，而那悲傷的故事卻似乎才剛要揭開序幕。

陳真 2004. 9.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