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最後希望(陳真) //《以自由之名 ：民主帝國的戰爭、謊言與殺戮》(Andre Vltchek & Noam Chomsky)
人性的最後希望
陳真
2020. 05. 15.
謝謝亦鳴介紹底下這本書，是Andre Vltchek 與 Noam Chomsky 合著，博客來網站上買得到中文版：
https://bit.ly/2WxV0r1
容我把你貼的轉成繁體中文如下，因為繁體中文世界腦殘人數似乎比較多，需要更多治療。我同時也修改了原始譯文的某些遣詞用句，使之適合台灣一般翻譯習慣，例如「季辛吉」、「寮國」、「吉普賽人」、「波布政權」、「盧安達」、「皮諾契」，而非「基辛格」、「老撾」、「羅姆人」、「波爾布特政權」、「盧旺達」、「皮諾切特」等等。
老實說，這篇原始翻譯有點彆扭，因此我儘可能在維持原有的翻譯下，做點小修改，使其通順，至少讓人能看懂。另外，我也做了一些註解，比方說「炸彈寶寶」，請見內文注釋。
我寫文章常會提到，美國光是二戰結束後就發動了上百次侵略戰爭，殺害了「上千萬人」，很多腦殘看了心裏一定認為我造謠或誇大其詞。曾有一位腦殘公開叫陣，要我證明美國「曾經故意殺害一個平民」。這位腦殘中毒很深，他甚至連美國殺害「一個人」都不相信，更不用說屠殺千萬條人命。事實上，我不但一點都沒有誇大，而且為了避免無謂爭議，我寫文章通常都會故意寫得非常含蓄，以免讓腦殘一下子就拒看或拒絕相信，這就是我的狡猾之處。其實我應該寫說：自二戰結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之侵略行徑，直接導致「數千萬人」(而非僅僅上千萬人) 的死亡以及數億人的流離失所與傷殘。
各位會不會跟我一樣，經常覺得很沮喪，為什麼這樣一種血腥殘暴毫無人性的人類浩劫，人們不但一無所知，或是根本不在乎，甚至還把這樣一個危害人類甚鉅的邪惡帝國吹捧為人類的民主救星與人權捍衛者？另一方面，不僅獨善其身，甚且還兼善天下，在真正意義上對人類和平與文明發展及人權與生命保障做出史無前例的偉大貢獻的中國，卻反而被抹黑成惡魔，視為人類公敵。
面對這樣一種荒謬世道，我常覺得很挫折，很無言。那種感覺就好像我活在一個詭異病態的世界，在這世界裏，耶穌被描繪成惡魔，而撒旦卻成為正義使者，底下的妖魔鬼怪到處跑，說是散播真善美的可愛小天使。這時候，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讓腦殘們清醒？有沒有什麼聰明藥，吃了之後，可以修復腦殘細胞；讓腦子有洞的補洞，進水的排水，讓智商至少可以提高 50，或是提高到達我的智商開根號再乘以10。
阿遠提供該書作者之一Andre Vltchek 的訪談視頻：
裏頭有些話，說中我心。作者說：現在正是拯救數十億人類的最後機會了；美國及西方帝國主義再不打倒，在可見的將來就再也沒有機會了。惟一有能力改變這一切的就是中國。中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中國的文化、思想與實踐能夠為人類帶來救贖。
我知道腦殘聽到這樣一些話肯定會嗤之以鼻，但這其實只是一個基本事實，而這就是重點所在：為何是非善惡居然能顛倒至此？明明白白的基本事實無人相信，而荒謬透頂的謊言卻眾人頂禮膜拜。
Vltchek 還說：「中國在全世界做著偉大的工作，因此，支持中國就是我的責任所在，我若不這麼做，那我就是在自欺欺人。」做為一個記者，Vltchek 走遍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親眼目擊西方帝國主義在世界各地的侵略與恐怖傷害。他說，「西方帝國主義是這個地球上惟一的根本問題，惟有反抗它，才有可能拯救長期以來被折磨與摧殘的數十億人民。」
Vltchek 並提到他花了十五年時間，製作了一部記錄片，記錄美國1965年在印尼發動軍事政變的經過。(陳真按：美國在印尼策動一場有計畫的反華反共大屠殺，從1965到1966年，短短一年間，以極其病態殘忍的手法，殺害至少五十萬人，包括老幼婦孺都不放過。)
他並提到香港暴亂是如何由西方政府以及那些包藏禍心的 NGO 所資助與策動，並且透過完全由西方掌控的主流媒體，編造謊言，洗腦年輕人；讓一半的香港人突然以為過去被英國所殘酷鎮壓、羞辱與剝削的殖民歲月是多麼美好。事實上，「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才是全世界最進步的國家之一。」
Vltchek 在非洲居住了五年，親眼目擊其變化。他說，「在中國來到之前，非洲人民被西方國家幾乎剝奪了一切，一片荒蕪，沒有鐵路，沒有像樣的學校和醫院，直到中國來了之後，開始幫他們修鐵路，修公路，蓋學校，蓋醫院，並且花了兩年時間，消滅了瘧疾。所有這一切作為，中國都默默地做，從不宣揚。」他說，「非洲人民開誠布公地說，中國人是第一個把他們當成人類來對待的民族」，「主動給予我們三倍以上的工資，而且從來不會因為我們損壞機器而施以懲罰，而西方人卻甚至強迫我們為其勞動而不支薪。」
Vltchek 說：「中國代表著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為人民奮鬥…在我審視整個世界後，我深深體認到：如果中國式的實踐及中國體制失敗，那麼，全世界都將潰敗。這是人性的最後希望了。」
我知道現代人看東西只願看兩行字，既不願意做點基本功課，卻又凡事意見一大堆。我只能說，姑且惦念在一些人長年的辛勞與付出及各種痛苦代價的份上，仍然還是要懇請大家花一點時間去關注那些理當獲得更多關注的問題。就如蘇格拉底所說，「我們畢竟不是在清談」，而是不得不面對一些「關乎我們應當怎麼活下去」的根本問題，這或許真的是人性的最後一點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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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以自由之名 ：民主帝國的戰爭、謊言與殺戮》
第一章節錄
作者：Andre Vltchek & Noam Chomsky
2013.09.05.
安德列•弗爾切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西方的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導致了全世界五千萬到五千五百萬人的死亡。時間雖然相對短暫，但卻可以說見證了人類歷史上最多次的屠殺。它們之中的大多數都打著諸如自由民主的崇高旗號。一小部分歐洲國家和那些主要由歐洲裔公民所統治的國家，一直在推動西方的利益，也就是那些「重要人士」 的利益，而從不顧及最大多數人的利益。人們接受了針對數百萬人的屠殺，並將其視為是不可避免甚至是正當的。許多西方民眾也似乎受到嚴重的誤導。
除了五千五百萬人左右直接死於西方和親西方的軍事政變及其他衝突之外，另外還有數億人間接地、悲劇地默默死去。在西方，這樣一種全球秩序，卻沒有受到任何挑戰；甚至在被征服的世界裏，人們也往往不加思索地接受了它。這個世界是不是瘋了？
諾姆•喬姆斯基：
很不幸，對於西方人所犯下的此一最嚴重罪行，存在著激烈爭論。當哥倫布在西半球登陸時，大約有八百萬到一千萬人處於高級文明（商業、城市等等）之中。此後，並沒有經過多長時間，這些人口的大約 95％消失了。在今天美國的領土上，曾經大約有一千萬左右的美洲原住民，但是根據人口統計，到1900 年時，這個國家裏頭原住民的數量竟然只剩下二十萬。但是，所有這一切事實均遭到否認。在英裔美國人之中的主要知識份子和左翼自由派的報刊中，所有這一切都被輕描淡寫地否認了…被一筆帶過，或是根本不當一回事。
根據醫學雜誌《柳葉刀》的說法，每年有六百萬兒童由於缺乏基本的醫療處置而死亡，然而，提供這些醫療處置卻根本不需要什麼花費多少錢。下面是一個我們再熟悉也不過的數字。光是在南部非洲，營養不良和一些很容易治療的疾病每天殺死八千名名兒童—這恰恰也是盧安達大屠殺中平均每天死亡的人數。
這些問題都很容易就能解決，但我們卻正走向一條很可能是事實上的終極種族滅絕之路，亦即對環境的破壞。這個問題不但幾乎沒有得到任何處理，而且事實上，美國正朝著相反的方向走。在今天的美國有一種樂觀的氛圍認為，由於擁有複雜精密的化石燃料提煉技術，所以我們可能還能保持一百年的能源自給自足，這也因此會讓美國霸權繼續保持一個世紀，我們會成為世界的沙烏地阿拉伯等等等。奧巴馬總統在2012年的國情咨文中，熱情洋溢地提到了這一點。你能從國家媒體、商業媒體等激情四溢的文章中讀到這類內容。
其中，對於環境變化對當地的影響仍然有一些批評，比方說會破壞水源，會摧毀生態體系等等。但是，對於如果我們繼續這樣做，一百年後這個世界將會變成什麼樣子的問題，卻幾乎沒有任何涉及，也從未討論。目前存在著一些非常根本的問題，而這些恰恰是市場導向型社會中的某種固有問題。在這種社會裏，你不會去考慮我們稱之為外部性的東西，也就是那些沒有進入到任何特定交易當中、卻會對他者產生影響的東西。
安德列•弗爾切克：
我正目睹大洋洲（南太平洋）幾個國家的消失。我在若干年的時間裏以薩摩亞（Samoa）為中心基地，朝著四周旅行，穿越該區域。一些國家，例如圖瓦盧（Tuvalu）、基裏巴斯（Kiribati），包括馬紹爾群島（Marshall Islands）等等，都已經在考慮大規模撤離自己的公民。
在大洋洲，已經有若干島嶼和環礁正變得無法居住。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馬爾地夫和其他地方。基裏巴斯很可能會成為第一個消失的國家。根據大眾傳媒的說法是，這些國家正在下沉。事實上，它們根本沒有下沉，而是潮汐淹沒過環礁，破壞了所有植被，污染了水源。這使得這些島嶼變得不再適合居住，或者使它們從水到食物幾乎所有物品都必須完全依賴進口。
令人驚訝的是，當我在圖瓦盧工作的時候，我竟然沒有見到外國媒體。只有一個日本的攝製組在福納佛提環礁（Funafuti Atoll）拍攝肥皂劇，做一些不相干的事。我由此陷入思考：這可是受害最嚴重的一個國家，這是一個隨著海平面上升即將消失在地球表面的國家，竟然沒有任何媒體對此進行報導！
諾姆•喬姆斯基：
喬治•奧威爾有一個術語，叫作「非人類」。世界被劃分成像「我們」這樣的人，以及其他無足輕重的「非人類」。奧威爾討論的是一個未來的極權社會，但它卻很符合我們今天的情況。馬克•柯帝士（Mark Curtis）在他對二戰後大英帝國的掠奪行為所做的研究中使用了「非人類」這一術語。對於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我們」並不關心。
所謂的英語圈（英國的分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世界中的原住民，他們所遭受的待遇也與此類似。這些都不是尋常的帝國主義社會，他們並不僅僅只是統治原住民，他們還要消滅原住民。他們奪走原住民的土地和定居點，在大多數情況下還將其幾乎殺戮殆盡。「我們」並沒有考慮到原住民，「我們」從不追問過去在「他們」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事實上，「我們」對這一切一概予以否認。
安德列•弗爾切克：
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幾乎所有歐洲的殖民地也都是如此，世界上所有被歐洲殖民帝國所控制的地方都是如此。最早的集中營並不是由納粹德國所建造，而是由大英帝國在肯亞和南非首次建立。當然，德國人對於歐洲猶太人和吉普賽人（Roma）的大屠殺並非是德國人所實施的第一次大屠殺；他們參與了南美洲南部以及事實上在全世界各地的各種恐怖屠殺。德國已經將納米比亞的赫雷羅（Herero）部落中的大多數人給消滅殆盡。這個話題，在德國和歐洲的其他地方卻從來都沒有得到任何討論。這些是完全沒有任何理由、沒有絲毫邏輯的殺戮。唯一的解釋是，德國人就是純粹厭惡當地人。
但是，你去聽一聽那麼多的歐洲人在二戰之後所表達出來的那種悲慟。他們認為：那個充滿理性與哲思並且本質十分平和的德國，怎麼會突然之間變成了殺人狂呢？他們說，那是因為他在一戰結束後遭受了經濟上的羞辱！否則，哪有人會預料到這樣一個友善的民族竟然會變得如此殘暴？好吧，如果一個人根本不把赫雷羅部落、薩摩亞人或者馬普切印第安人（Mapuche Indians）視為人類，如果他根本就忘記了德國人在非洲其他地方的殖民歷史，那麼他確實會對於德國人屠殺猶太人感到驚訝。
諾姆•喬姆斯基：
即便吉普賽人在大屠殺這件事上遭受了和猶太人近乎相同的對待，但這事卻始終沒有被人提及；今天法國對吉普賽人的迫害也尚未被人們所認知。舉個例來說，2010年，法國政府決定將法國國內的吉普賽人居民驅逐至羅馬尼亞境內，而在那裏，吉普賽人的生活是十分悲慘且可怕的。你能想像法國人將大屠殺中的猶太倖存者，驅逐到那些他們將會持續遭受虐待和恐嚇的地方嗎？若真的如此做，整個國家恐怕都會因此憤怒得炸了鍋吧。但是，吉普賽人的問題卻完全被不置一詞地帶過了！
安德列•弗爾切克：
現代捷克共和國修建起圍牆來隔離吉普賽人。事實上，他們就是在城市之中打造隔離區，時間距今還不到二十年。這令人回想起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捷克人與納粹合作圍捕吉普賽人的可怕歷史。當然，到二十世紀九零年代，捷克人已經成為西方最可靠的盟友，西方的大眾傳媒也因此將其視為一個不應被批評的民族。相比穆加貝（Mugabe）對辛巴威的白人農民所做的一切，捷克共和國對吉普賽人的所作所為更要殘忍許多。
讓我們回到歐洲殖民主義上來看。我感覺殖民主義並沒有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而消失，沒有在二十世紀的五零或六零年代結束。我在這個世界上所謂的邊緣地帶接觸得越多，就越能感受到殖民主義已經通過更有效的宣傳而進一步深入強化。其實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為在過去，總是存在一個敵人，一個你能看得見、摸得著的壞蛋，你可以很簡單地以殖民軍隊或一些殖民機構的形式來定義敵人是誰。如今，殖民主義雖然持續，但是，對當地人來說，要清楚地說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以及他們的敵人究竟是誰，卻好像越來越困難。
諾姆•喬姆斯基：
在過去的幾年間，在東剛果（Eastern Congo）發生了一些世界上最為嚴重的血腥暴行，大約有三百萬至四百萬人被屠殺。你能說清楚兇手是誰嗎？他們是被民兵殺死的，但在這些民兵的背後，卻是跨國集團和多個國家的政府，而他們卻隱身幕後。
安德列•弗爾切克：
我馬上就要完成一部紀錄長片，名字叫作《盧安達式開局》（Rwanda Gambit）。我花了三年多的時間才完成這部紀錄片。我們現在知道的數字比剛才提及的要大得多，大約有六百萬到一千萬人在剛果民主共和國被殺害。這一數字，大概和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在二十世紀初殺害當地民眾的數字相當。你說得沒錯，表面上，屠殺了數百萬無辜人民的兇手是盧安達、烏干達政府及其代理人，但在他們背後，卻是西方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
諾姆•喬姆斯基：
你看，跨國集團為了獲得西方人使用在手機上的鈳鉭鐵礦和其他重要礦產，於是就利用民兵來屠殺當地人民。這種屠殺方式是間接的。你所描述的許多暴行和罪行都具有同樣特點。但也有一些屠殺則是採用相當直接的方式進行，比方說越戰，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暴行。
2011年是約翰•F•甘迺迪（John Kennedy）發動越戰五十周年。通常，某一事件的五十周年紀念應該是相當隆重的，尤其是當這一事件的規模如此巨大時。但是，在越戰爆發五十周年之際，卻沒有一星半點的任何紀念活動。1961年5月，甘迺迪派出美國空軍開始轟炸南越。他授權使用燒夷彈和化學武器摧毀越南的農作物和地表植被；同樣也是甘迺迪，啟動了一項計畫，將數百萬越南人驅趕到所謂的「戰略村」，而它們實際上就是集中營或城市貧民窟。
美國針對越南進行化武攻擊的後遺症至今沒有消散。你也許曾經看過，我們在西貢的醫院至今仍然可以看到許多畸形胎兒；直接滲透到南越土地上的化學毒素，導致這些兒童天生伴隨可怕的畸形和異常。但時至今日，即便經歷了好幾代人，這一問題仍然沒有得到人們的關注。這個問題在寮國和柬埔寨也沒有得到解決。
對於波布（Pol Pot）政權在柬埔寨的恐怖統治，人們已經談論得很多了。但是，對於它何以會發生，卻幾乎無人問津。二十世紀七零年代早期，美國空軍對柬埔寨的農村地區實施了全面轟炸，其規模與二戰中盟軍空軍力量在太平洋戰場所進行的轟炸相當。在當時，他們遵照季辛吉（Henry Kissinger）針對柬埔寨實施大規模轟炸的指示，亦即：「動用所有空中力量進行轟炸，對於地面上任何一個移動目標都絕不能放過。」
我的意思是，這就是號召進行你所說的種族屠殺。我們很難從檔案中找到任何記錄，只有《紐約時報》對此事曾經有一句話略有提及，但之後，類似報導就完全停止了。除了在學術雜誌和一些小圈子以外，對於轟炸柬埔寨的規模，從未有過任何報導，但這可是針對數百萬人的大屠殺，一口氣毀滅了四個國家。這些國家，在那之後就再也沒法恢復元氣。當地人民雖然知道這一切，但也無能為力。
安德列•弗爾切克：
我曾在越南的河內待了幾年，對所謂的「秘密戰爭」［the Secret War，指美國空軍及其盟友對寮國的石缸平原（Plain of Jars）的地毯式轟炸］進行了報導。關於柬埔寨，我也寫了很多東西，所發現的結論同樣令人感到震驚：就和其他許多遭受西方摧殘與蹂躪的地區一樣，西方的大眾傳媒機構在這裏依舊實施了一場有計劃的假新聞宣傳戰。
波布政權統治下的柬埔寨，被描繪成共產主義所犯下的不可饒恕罪行之最可怕的例子之一。但是，西方針對東南亞人所進行的種族滅絕，他們卻不置一詞，甚至乾脆完全忽略。美國使用 B-52 轟炸機對寮國和柬埔寨的農村地區狂轟濫炸的目的是：防止寮國和柬埔寨加入越南解放戰爭中，數百萬人因此遭到無情的殺害；甚至直到今天，仍然還有牛隻因為在咀嚼小石子的時候不時會咬到散落各地的所謂「 炸彈寶寶」而被炸飛了腦袋，至於當地人民尤其是女性和兒童的遭遇，當然就更不難想像了。
(陳真按：「炸彈寶寶」指的是集束彈，又稱子母彈，一顆炸彈裏頭含有成百上千的小炸彈。炸彈會開花，就像下雨一樣，撒下漫天小炸彈，是一種無差別殺傷的大規模毀滅武器。請見這段視頻，裏頭提到我曾寫過的美軍集體掩埋六千名伊拉克士兵的事 (掩埋時，其中很多人仍然還活著)：
https://bit.ly/3dHZj8Y
這些小炸彈之中，有一些不會馬上爆炸，當它灑落地面，於是就成為平民百姓特別是兒童的長年噩夢，宛若地雷。而且，更可惡的是，這類小炸彈故意製造得像玩具，因此特別容易吸引小孩撿拾。一旦碰觸，便立即能把人或動物給炸得四分五裂。
越戰期間，美國為了切斷北越的補給線，竟然對寮國無端進行徹底毀滅性的狂轟濫炸，完全不把人當人看，一共投下了兩百多萬噸的集束彈，內含兩億七千多萬顆的小炸彈。當時寮國總人口數僅兩百萬人，平均一人可以分到大約150顆炸彈，使得寮國成為世界上「人均受炸彈襲擊」最嚴重的國家。
根據美國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2016年9月5日的報導以及Legacies of War 組織的2018年報告，至今仍有大約八千萬顆散落寮國各地的未爆彈；二戰結束後，被炸死或炸傷的寮國居民已超過五萬人，其中百分之四十的受害者為兒童。)
五、六年前，我和排雷諮詢小組（Mines Advisory Group，MAG）有過密切合作。這是一家總部位於英國的大型排雷機構。他們向我抱怨，在印度支那地區的戰爭中，為美軍生產和提供致命武器的一些公司（其中就包括今天美國的一家著名家用消費品生產公司），至今仍拒絕提供相關武器的技術資料。這使得他們的拆彈工作開展起來極為困難，因為他們需要知道如何拆解這些武器裝置以及它們多久之後才會失效。
這種惡意以及體制性的缺乏同情，導致雙方完全難以合作；往後，仍會有數百或數千個當地人（主要是女性和兒童）將會因此死亡。
至於柬埔寨的問題，則始於美國在首都金邊扶植起來的非法腐敗政府。我發現，我們對紅色高棉和所謂共產主義暴行的討論非常值得商榷，甚至非常可笑。由於沒有接受過教育以及與世界的隔閡，大多數柬埔寨人在波布從法國（正是在當地的咖啡館裏，波布變成一個激進分子）回到柬埔寨之前，對共產主義根本一無所知。我在柬埔寨聽到的消息是，紅色高棉時期的暴行，主要是由那些對城市菁英心存不滿的農民所執行。
事實上，在轟炸期間，金邊對美國是俯首貼耳的，農村地區的人民於是開始痛恨那些城市居民，將其視為通敵份子，而自己則是事實上的受害者。這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幾乎毫無關連。而且，毫無疑問，美國對柬埔寨農村地區的轟炸所造成的死亡人數，要遠遠大於紅色高棉行動所造成的傷亡。
然後，當這一切都結束，越南解放了柬埔寨，並將紅色高棉從權力神壇上踹下來的時候，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卻要求紅色高棉政府重新回來掌權。由此你可以知道，美國作戰的對象，實際上是做為蘇聯盟友的越南，而不是一些稀奇古怪、自我標榜的毛主義政權。但是，西方卻一手炮製無數虛假資訊，指控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並將其與波布政權的暴行聯繫起來。在我發自柬埔寨的報導中，我曾如此斷言：即使波布及其黨羽以一個比方說什麼南美足球俱樂部或什麼慢跑鞋的名義鼓動農村居民去殺害城市居民，西方照樣可以扯到共產主義上頭，做出相同的指控。
諾姆•喬姆斯基：
許多學者指出，在柬埔寨的整個歷史中，被研究最多的就是紅色高棉統治的那三年。我們對這三年的認知，居然遠遠比對這個國家其餘全部歷史的認知都還要多。但在幾年前，我們對這段時期其實也幾乎一無所知。我們只知道紅色高棉在1970年仍然還是一個很邊緣的小團體，但它卻動員起一支由憤怒農民所組成的龐大軍隊。這些農民當然是與那些被他們視作罪犯的城市菁英對立的。
人們卻沒有看到，城市菁英的背後就是華盛頓這隻黑手。這和東剛果以及鈳鉭鐵礦的例子有點類似，你看不見殺你的人是誰。我想，這種事情在西方也一樣很明顯。我舉個例——雖然在規模上與前面那些例子差得遠了，但這仍然是個嚴重事件：在威斯康辛州，共和黨籍的州長下令取消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因此引發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抗議者要求重新選舉州長並進行罷免投票。但共和黨在投票中卻又再度獲勝了。
背後的原因很耐人尋味：共和黨開展了非常有效的宣傳活動，他們使那些不幸的民眾相信：造成他們不幸的根源就是他們的鄰居，而不是摧毀我們經濟的真正罪犯 —銀行，因為他們離我們太遙遠了。你能看到的只是身邊經濟狀況比你好的那些人。比方說，你的鄰居可能是個消防員，他有養老金，而你沒有，所以你便遷怒於他，而不是對那些真正搞垮經濟的人感到憤怒，因為他們遠在天邊，他們通常就住在紐約的摩天大樓裏頭。當時的宣傳活動規模龐大，其背後又有龐大資金支持。這就如同納粹將猶太人當作替罪羔羊一般，他們宣傳說：「猶太人應該對你們 (德國人) 所遭受的饑餓和經濟蕭條負責。」
安德列•弗爾切克：
沒錯，發生在東南亞的事情和發生在盧安達、烏干達以及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事情非常相似。我們看到的是民兵的殘殺行為和數百萬人的死亡，當地人則常常被描述成野蠻人，幾乎與動物無異。但是，真正該被譴責的西方政府和大企業，卻遠遠地置身事外，幾乎對此不用承擔任何責任。在歐洲和美國，人們對這些事件知之甚少，而歐洲又是一個受教育程度較高且自認見多識廣的大洲。然而，大多數非洲人都知道的事情，真正涉入其中的歐洲人卻反而一無所知。這或許是因為他們根本不想知道。
任何事情都是互為關聯的。在西方人眼裏，羅伯特•穆加貝是在參與阻止盧安達軍隊第二次企圖推翻剛果民主共和國時才變得「邪惡」起來的；而剛果民主共和國在現實中正是西方國家的代理人。在東非有一種諷刺的說法是：南蘇丹是西方給予烏干達總統約韋裏•穆塞韋尼的獎賞，表彰他在這一地區代表西方所做的「出色的工作」。
在剛果發生的是這樣一場難以想像的災難和慘絕人寰的種族滅絕，它完全可以和一個世紀前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在剛果的暴行相提並論。
我不得不再次重述暴行所導致的死亡人數，因為實在太可怕、太難以想像了。當我去年在華盛頓進行拍攝的時候，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一位總統候選人本•卡拉拉（Ben Kalala）告訴我，死亡人數大約是六百萬到八百萬人，但也有人說是死了一千萬。他說：「你看，在盧安達大約有八十萬人死亡，我為他們感到難過，因為他們也是人。但是，整個世界卻都只是在討論1994年的這場種族殺戮。你要知道，在我們剛果，卻有六百萬到八百萬人被屠殺。」
這件事就發生在幾年前，它和利奧波德二世統治時期非常相像，在當時，也大約有一千萬人被殺害。如果你在橡膠園裏表現得不好，他們就會剁掉你的雙手，也有人在自己的農舍裏被活活燒死。這些例子告誡我們：西方的立憲君主制國家和多黨制「民主國家」，都同樣會做這種事。當然，這些大屠殺不是發生在安特衛普（Antwerp) 或布魯日(Bruges）(比利時的商業大城)，而是發生在所謂「黑暗大陸」的非洲，發生在我們的視野之外。事實上，比利時人殺害的非洲人數量，遠比當時他們自己整個國家的總人口數都還要多。
諾姆•喬姆斯基：
我曾經出於好奇翻閱了《大不列顛百科全書》最著名的那個版本。我把時間定位在 1910年前後，查找利奧波德二世這個詞條。這個詞條當然還是有的，但所記載的卻是他所做的好事，講他如何建立這個國家等等。在結尾處，它輕描淡寫地說了些諸如「他有時候會殘忍對待他的人民」的話——這話倒是沒錯，比方說，他屠殺了一千萬人。
安德列•弗爾切克：
2011年，當我在布魯塞爾（Brussels）的時候，無意中看到許許多多利奧波德二世的雕像。在比利時，他仍受到萬眾敬仰。所以，儘管我們知道，即便以歐洲殖民主義本身的道德標準來衡量，利奧波德二世對剛果人的所作所為完全就是種族滅絕，但他仍然被認為是比利時的民族英雄之一。
後來，比利時政府將利奧波德二世的私人殖民地拿走並 國有化」。當然，這聽上去就像是個笑話。在意識到一千萬人被謀殺之後，比利時政府將這些殖民地從墮落的王室手中拿走，並由自己來管理，而不是由其自主。但我也確信，他們說服並且再教育了許多剛果人民，使他們相信被殖民其實也沒什麼不好。
諾姆•喬姆斯基：
被殖民者常常接納了自己被壓迫的歷史，甚至以此為榮，這是一個有趣現象。有一次，在加爾各答（Kolkata），我參觀了維多利亞紀念館。當我抵達那裏時，看到的第一個東西竟然是毀滅印度的人之一——羅伯特•克萊夫爵士（Sir Robert Clive）的雕像。我跟著嚮導參觀了一間又一間的繪畫陳列室，這些令人不忍卒睹的醜陋畫作，表現的卻是英國人毆打和羞辱印度人之類的主題。隨後，我來到維多利亞女王的茶室，修繕後的這間茶室真的很像國家聖祠那樣莊嚴。所有這一切都是印度遭受破壞的象徵，但又有幾個人知道有無數人在其中被殺害？
安德列•弗爾切克：
那個地方我也去過幾次。它很可笑，但也足以說明問題所在。我從未在印度看到一家博物館能夠像維多利亞紀念館那樣，吸引如此之多的參觀者，每天都有數千參觀者湧入。而且，紀念館的維護工作做得很好。顯然，大英帝國成功完成了針對世界各地臣民的教導。比方說在馬來西亞，菁英們仍然盡其所能地想要表現出比英國人更加英國化，所有帝國統治時代以來的歷史遺跡都被一絲不苟地保存下來。在婆羅洲的沙巴州，人們甚至把曾經屬於殖民者的英式茶室和修復後的大樓變成博物館。受過教育的馬來西亞青年的終極目標，就是到英國的一些知名大學求學，以求從本質上掩蓋自己的馬來西亞屬性，並且儘可能地向殖民者模仿與靠攏。
在肯亞，我們也能看到同樣的趨勢，那些代表他們的新殖民主義主子、專門掠奪自己國家的當地菁英，穿著打扮就像幾十年前的英國紳士那樣。肯亞的法官穿著和他們的英國同事相同的袍子，此外，社會的高級階層甚至還會刻意模仿英國口音。
在東南亞，許多人相信，殖民統治者對他們的統治是公正的。舉個例子，在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之間有個關於馬來西亞為什麼比印尼先進的爭論。真可悲。他們之中的很多人認為，原因乃是在於大英帝國在馬來西亞所實行的良好統治；而很多印尼人則抱怨荷蘭人作為殖民統治者，不及英國人「出色」！
甚至在秘魯，一直到最近，你都還能夠看到同樣的情形。利馬（Lima）曾是西班牙總督的首府，也是西方實施反人類罪行的中心之一。在位於總統官邸前的武裝廣場（Plaza de Armas）上，曾經坐落著一尊法蘭西斯科•皮薩羅（Francisco Pizzarro）的巨大雕像。直到幾年前，這座雕像才被撤走。當然，現在他們有了一個新政府；他們將雕像移到了公園裏。雕像至今依然矗立，只不過不是在武裝廣場上而已。即使是在今天親社會主義和左傾體制下，他們也不會拆除這尊雕像。整個拉丁美洲遍佈著這些征服者的象徵，仿佛社會中的一部分人對殖民主義的鞭子至今還心存懷念似的。
諾姆•喬姆斯基：
現在已經有一點反抗了。比方說，在1992年的多明尼加共和國，政府計畫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紀念哥倫布登陸，並為此矗立起一些巨大的紀念碑，但它們最後全都被民眾給拆除了。
除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殖民化，還有知識和道德上的殖民化。後者有著很深的根源，例子也很多。我們就以女性的地位為例。幾千年來，女性接受了自己作為父親和丈夫的財產是一種自然秩序的觀念：在美國，這種情況直到幾十年前才受到嚴肅的挑戰。比方說，直到1975年，女性在聯邦審判中擔任陪審團成員的法律權利仍無法得到保障。假如你問我的祖母是否受到了壓迫，她可能甚至都無法理解這個詞的意思！這就是當時女性的角色：女性的存在，乃是為他人服務的。而且它還內化為女性自身的一種觀念。階級制度與壓迫的主要成就，就是讓「非人類」也相信，這一切都是符合自然的。
歐洲人對殖民的歷史有什麼意識嗎？
安德列•弗爾切克：
奇怪的是，他們對此幾乎毫無意識，甚至在我的西班牙朋友中也存在同樣情況。你要知道，這些人可是曾經在聯合國和其他知名的國際組織中工作過的，他們是受教育程度相當高的一個群體，但他們對自己的歷史的認識卻如此幼稚無知。我和我那些來自法國媒體和出版界相對進步的朋友，還曾經因為法國的殖民主義問題起過衝突。
他們（甚至是中左派）對戴高樂將軍無限崇拜，他們相信，和其他殖民者不同，法國從來不是一個真正惡劣的殖民者，說得好像非洲或印度支那或加勒比地區從來不存在一樣。這就是他們對殖民歷史的認知程度。
你知道嗎，法國人在一些地方，比如在格林伍德島（Grenada），曾經試圖把當地人口徹底殺光，一個活口都不留；極少數死裏逃生者，為了不落入法國人手裏，寧可從懸崖跳下自盡。在波利尼西亞的復活節島上（Easter Island，今天是智利的領土），法國人離實現其「百分之百的屠殺成功率」，就只差了這麼一點點。
同樣地，我也認為荷蘭人對他們在印尼的殖民歷史的觀念也是一樣非常落伍、可怕且病態。我在金邊的一家酒吧裏，遇到一個剛從雅加達回來的人，他坐在那裏，用手撐著腦袋，用醉醺醺的聲音不斷嘀咕著：「我們永遠不該從那裏撤離的。」這個人，可是一位歐盟官員！
德國人對於自己在非洲的殖民歷史的認知也幾乎是零。在斯圖加特和慕尼克，除了雄偉的山丘和美麗的景色，我從來沒有聽到有誰談論起納米比亞。
在智利，右翼人士認為皮諾契做了很多好事，也做了很多壞事。這跟你在英國聽到的關於殖民主義的說法如出一轍。他們對於印巴分治當然不會有任何深切的懊悔、悲傷或者罪惡感。印巴分治基本上就是由大英帝國所一手策劃，它所導致的後果很可能是現代歷史上最為嚴重的一輪大屠殺，其規模之大，可能也只有1965年美國在印尼策動的軍事政變大屠殺，以及今天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所發生的種族滅絕，可以與之相提並論。人們對於非洲和中東在歷史上的遭遇知道的也不多。
諾姆•喬姆斯基：
一群流亡的阿爾及利亞物理學家（其中一個就在麻省理工，所以我也得以認識他），一起對二十世紀九零年代發生在阿爾及利亞的暴行進行了十分細緻的研究。他們的觀點是：許多暴行被歸咎于穆斯林，但事實上，暴行的實施者其實是偽裝成伊斯蘭教的政府。他們梳理了一次次事件中的細節。比方說，任何一次典型的屠殺，也許就發生在一個貧窮地區，一般大約持續三天，其間不會有任何人來干涉，等到所有人都被殺死或趕走之後，一個將軍就會進入該地區大撈一筆。
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這些研究者認為，這些都是由法國的情報部門所策劃，並邀請我為該書撰寫導言。我調查了這個問題，並盡可能地搜集證據。我發現，證據相當充份，因此撰寫了導言，用詞雖然和緩，但讀者仍可讀出其中意涵。
這本書最後得以出版，但沒有一家法國出版社願意與他們合作，所以他們最後只能在瑞士出版。他們曾經嘗試在巴黎召開一次新聞發佈會，但發佈會當天卻沒有一個法國記者願意前來參加。所以，這本書在法國最終根本不為人所知。我和一位在巴黎的美國圖書館工作的朋友聊起這本書，於是他為圖書館購置了一本。他告訴我，這恐怕是該書在法國的唯一一本。這本書講述的是最近所發生的事件，講述的是發生在二十世紀九零年代的阿爾及利亞的暴行，法國極有可能涉入其中。
安德列•弗爾切克：
你說的這些很能說明問題。還有一個問題是：美國的知識份子認為，歐洲人知道的比歐洲以外的人要多，認為歐洲人有更強的問題意識。但我發現，可能只有在涉及與美國直接相關的問題時，才是這樣。至於其他問題，歐洲人的無知卻十分令人震驚。
總體上來說，我發現，受過教育的亞洲人、拉美人和非洲人對當前發生的事情，比同樣受過教育的歐洲人知道得更多。我也發現，西方人（特別是歐洲人）在總體上對於自己的特殊性總是抱持著極端教條的觀念，甚至自我陶醉。許多人接受了片面教育，完全依賴自己的西方主流媒體，而從不參考其他的消息來源。因此，他們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
回到你問我的有關歐洲的情況以及他們對於殖民主義瞭解多少的問題上，我想，他們對此接近一無所知。我認為，缺乏對於這個問題的認知和興趣是非常可恥的。歐洲人對於自己過去所犯下的可怕罪行全然無知，對於他們至今仍參與其中的種族滅絕行徑，同樣完全無知，對於他們的政府和公司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到底做了什麼，仍然還是一無所知。如此無知的原因，我想那是因為他們根本不想知道，他們只會抱怨窮國的腐敗政府濫用了外國援助，而這是一種相當廉價的理解世界方式。
諾姆•喬姆斯基：
那麼，當你和他們談論起這個話題的時候，他們的反應如何？
安德列•弗爾切克：
他們通常防衛心很重，不管是在法國、德國、西班牙還是在英國（儘管英國比其他歐洲國家擁有更多持有批判立場的人群，這可能和英國正在成為一個真正的多元文化的社會有關）。在歐洲，這種無知，不僅僅體現在對其殖民歷史的認知上，甚至還體現在對歐洲大陸自己的歷史認知上。
諾姆•喬姆斯基：
我在西班牙有過一段有趣的經歷。1990年，也就是佛朗哥去世十五年之後，我在巴賽隆納擔任講座。我提到了許多關於在1936年到1937年發生在巴賽隆納的事件，但年輕一點的人對內戰根本沒有什麼概念，只有那些和我相同年紀的人才知道我在說什麼。
之後不久，我碰巧又去了西班牙的奧維耶多（Oviedo），並在當地做了幾場演講。1934年，在奧維耶多曾發生過一次左派的起義，接著部隊進駐並將其鎮壓，軍隊佔領了市政廳，將起義者殺害。我就是在那個市政廳裏頭演講，我心想，聽眾們應該知道在這裏所發生的事情吧，結果發現，聽眾竟然對此沒有什麼反應，只有那些和我年紀相彷的人才知道我在說什麼。其餘的人，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安德列•弗爾切克：
是的，這正是西班牙人如何對待佛朗哥時期的一種表現。在南美洲（智利、阿根廷、烏拉圭），人們對於過去歷史的態度卻更為開放；那裏的人們真的很勇敢。
諾姆•喬姆斯基：
你說的沒錯。我曾經和我的女兒在墨西哥待過，她曾經居住在尼加拉瓜。當我正翻閱《每日新聞報》（La Jornada）（在我看來這是一份相當不錯的報紙）的時候，我讀到一篇關於一部新近由知名出版社「西班牙學園」（Spanish Academy）以西班牙文出版的國家人物傳記辭典的報導。其中當然有佛朗哥這一詞條，他被描述成一位為國家做了很多好事的保守民族主義者。與之相反，領導人民陣線反對佛郎哥的內格林（Negrin）則被描述為一個罪人。
下面對話的結尾，我希望這世界是第二種情況
安德列•弗爾切克：
諾姆，我想就此結束我們的對談。我們討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歐洲及其盟友所犯下的反人類罪行。我們生活在一個動盪不安的年代。剛果和巴布亞（Papua）正在發生大規模的戰爭。像索馬利亞、蘇丹、烏干達、利比亞和阿富汗，整個國家都遭到西方蹂躪，像敘利亞和伊朗這些國家也可能成為西方下一個襲擊目標。
西方經常製造衝突，迫使其他國家之間互相對抗。菲律賓的學者向我解釋了西方是如何在有爭議的領土問題上將菲律賓和該地區其他國家置於和中國對抗的位置上。短兵相接的戰鬥已經逐步被致命的導彈、轟炸和最新的致命武器無人機所取代。無人機跟恐怖主義根本沒什麼區別。而且，使用無人機作戰絕不會受到懲罰—亦即侵略國無須讓本國士兵冒生命危險。這是一種單向的戰爭：對其中一方而言，這就只是一次電動遊戲，但是對另一方而言，卻意味著被毀滅的村莊、死亡和殘破的屍體。
西方似乎正試圖強化自己對世界的控制，但其實能夠阻擋其作為的並不多，只有一些堅定的國家和個人。但是，歷史告訴我們，僅憑這些，確實有可能制止這種恐怖暴行，讓人道主義重新佔據上風。
諾姆•喬姆斯基：
現在齊頭並進的有兩種世界趨勢。一個外部觀察者會說，主要的趨勢是人類的自我毀滅，就像在懸崖上奔跑一樣。但另一個趨勢則是反對力量的不斷增強，在這方面，人類已經獲得了一些成功。這種改變甚至在過去的三十和四十年之中就已出現，而且都是一些重大的改變。問題是，究竟是這兩個趨勢中的哪一個會佔據世界發展的主導地位？
就現實上來講，你似乎看不到什麼希望，但我們只有兩種選擇：一種就是一味感嘆「沒有希望了，我們放棄吧」，然後認定最糟糕的事情必然會發生。另一種則是說「好吧，(現實情況十分悲觀)，但我們還是希望讓整個情況可以好起來，所以我們應該要繼續努力」。
如果第二種情況發生了，那一切就會好起來。如果第二種情況沒有發生，那麼，我們就只能走向最糟糕的後果。這就是我們現在所必須面對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