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覺歷史之用：以色列與大屠殺

原載：聯合報20170103 <警覺歷史之用：當受害者變加害者>

光復高中同學扮演納粹事件，經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抗議，不但台灣政府屈膝道歉，校方也遭雷厲懲處：砍補助、撤認證、辭校長。是甚麼樣的力量，逼使了一個校內活動，獲致這麼高規格的回應？若要理解之，我們不得不究及事件背後更為龐大的國際權力結構及其中歷史所發揮之作用。

納粹大屠殺這段歷史，之於以色列，有著雙重意義，一是直接助長了猶太復國主義之推動，二是合理化以色列建國暨建國以來之犯行。錫安主義（或譯為猶太復國主義）雖興起於十九世紀末，始終未獲西方國家實質支持。唯歷經屠殺慘劇後，英美強權除了一方面意識到在飽富戰略與石油利益之中東世界創造一親西方政權之必要，另則懷抱集體愧疚，希冀給予猶太民族某種補償並提供解決方案，錫安主義於是首度具備了充分實踐要件。然而，巴勒斯坦並非如錫安主義者所宣稱，是一片「等待無土地之人的無人之地」，以色列的建國，也因之直接造成了另一個民族的悲劇。1947年，在西方強權偏袒下，以色列首先獲得了不相稱於其土地擁有與人口比例的佔地。建國之後，以色列並展開有計劃的種族淨化政策。1948年，以色列摧毀數百巴人村落與市鎮，驅離75萬巴人，造成了巴人歷史上的「Nakba」（大浩劫）與離散命運開端。1967年，以色列於「六日戰爭」中，再度製造近30萬難民，並佔領約旦河西岸及迦薩走廊，持續至今。在美國的龐大經援、軍援與政治撐腰下，以色列更是屢屢罔顧國際法與聯合國各項決議，建立屯墾區並且無日無之地侵害巴人種種基本人權。

而這一切，莫不有著歷史所帶來的合理化作用。首先，長久以來，透過反猶與屠殺之連結，猶太人成為人類最大歷史罪行之受害者，以色列的立國並取得絕對之道德正當性。其次，透過對於大屠殺之「絕對邪惡性」與「無可比擬性」之建構，任何與之類比的嘗試，都被視為一種對於猶太人受難經驗的褻瀆而不被允許，在這禁忌之下，其他民族的相同經驗無形遭受噤聲與輕忽，任何對於以色列的批判，也往往被冠以「反猶」罪名，消弭發言者之正當性。此類例子可謂不勝枚舉，無論是曾指出以色列製造出巴勒斯坦人道災難的「醫師無國界組織」，或是透過「抵制、撤資、制裁」等方式施壓以色列結束佔領並認可巴人難民返鄉權的國際運動，乃至長久以來批判美國與以色列等「流氓國家」於中東之所做所為的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揭露以色列之「種族清洗」政策的修正派史家伊藍•帕皮（Ilan Pappé）、近年來積極聲援巴勒斯坦並譴責以色列「種族隔離」政策的美國前總統卡特等，都曾被戴上與大屠殺罪名脫離不了關聯的「反猶」大帽。

也因為大屠殺歷史對於以國存續的關鍵重要性，長久以來以色列與其西方盟國透過語言論述、紀念活動、乃至於言論管制等，積極主導相關於大屠殺之歷史論述，於國際間建立起一種關於屠殺與納粹圖騰的特定言論禁忌乃至於情感表現模式。這也導致歷史上同等悲劇雖亦有之，卻唯讀這段歷史，取得了一種特殊地位，成為了所有人們不得不知、無可挑戰，無法類比，甚或輕侮冒犯的。誠然，西方對於納粹屠殺議題之檢討尚且有多層因素之作用，其中自然不乏對於歷史之真誠反省，但我們卻不得不忽略國際強權政治對於種種相關納粹之「政治正確」所起的形構作用。

唯有理解此一全球政治結構下的歷史操作，方能理解以色列對光復高中事件之抗議的真實意義所在。如同喬姆斯基在〈以色列、大屠殺與反猶〉這篇訪談中所提醒，「國家行事並不基於道德……國家僅是權力和暴力的工具」。以色列駐台代表的抗議，自然並非出於一種對於任何道德價值之關切；它只是長久以來以色列為維繫其政權及不義作為而形成的一種慣例性操作。而蔡政府之表現所反映的，也絕非對於正義或人權價值之追尋，而僅是於現行國際秩序之下，台灣因選邊靠攏，對於以色列這美國於中東最重要盟友僅能唯命是從的卑屈命運。

當然，大屠殺歷史不得不習之，特別是在族群挑撥及仇恨日益高漲的台灣。但這工作無法透過國際上服務於一個更大不義結構的言論管制而達成，更不可能仰賴一個不但不知記取歷史教訓反由受害者轉為加害者並利用「歷史」遂行不義之以色列來下指導棋，如此將陷台灣於更大不義共犯結構。而唯有看清強權之歷史操弄，方能不受其左右而切實反省。

在這重啟的學習契機中，曾因譴責以國歷史操弄而成為全民公敵的「世界猶太人會議」前主席納查•高得曼（Nachem Goldman）的沉痛肺腑之言，該當是包括以色列在內所有人的第一課：「利用大屠殺合理化對於其他民族之壓迫是褻瀆神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