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一名小男孩朝以色列坦克車丟石頭的畫面震撼了世界;2002年4月,以色列大舉入侵巴勒斯坦之後,四名巴勒斯坦少女接連執行自殺炸彈任務再度震驚世界。臺灣向來只是片面地知道受盡千年顛沛流離之苦和反猶主義(anti-Semitism)壓迫的猶太人民有權在巴勒斯坦建國,只把巴勒斯坦人當作恐怖份子,但卻不知道世居當地的巴勒斯坦人民在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的處境。
1947年,根據聯合國181號「巴勒斯坦分治決議」,將巴勒斯坦分為阿拉伯和猶太人兩個國家,但是接下來發生五次大規模的戰爭造成150萬巴勒斯坦難民流離失所,尤其是1967年的「六月戰爭」,以色列佔領了聯合國決議劃歸給巴勒斯坦人民的所有土地。
從1967年至今的35年之間,以色列對於佔領區採取殖民政策,不斷地興建屯墾區,至今猶太移民已高達40萬人。在政治和日常生活中的高壓統治之下,無論是在以色列或是佔領區居住的巴勒斯坦人都淪為二等公民,儘管聯合國曾經通過無數次決議要求以色列立即撤軍或是譴責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平民的暴行,但是在美國的護航之下,以色列反而更深化對於巴人的壓迫。
於是,面對以色列20年的高壓統治、流亡在外的巴解組織無能為力的情況下,在1987年12月9日,巴勒斯坦人民展開自發的起義,他們稱之為Intifada。
1987年展開的起義持續六年以上,僅僅擁有石塊和少量槍械的巴勒斯坦平民對抗受到美國軍事援助的以色列軍隊,傷亡之慘重可想而知;在1988年,流亡在外的巴解組織發表獨立宣言,宣布巴勒斯坦國成立—不再是歷史上的巴勒斯坦,而僅有1948年之前的22%,和聯合國原本的分配(巴勒斯坦國佔43%)相比,已是很大的退讓。
儘管之後世界上有103個國家相繼承認巴勒斯坦,但是以色列卻更趨強硬,為了鎮壓起義、粉碎巴人建國的理想,以色列政府展開更大規模的軍事與經濟行動,包括以軍隊強迫巴人離開家園,建立大量猶太屯墾區,並對佔領區實施經濟封鎖,不時關閉邊界,讓巴勒斯坦工人無法到以色列工作,然而巴勒斯坦經濟幾乎完全依賴以色列,以色列蓄意讓巴勒斯坦經濟崩潰的作法,使得佔領區內貧窮率從21%攀升到2001年的43%,失業率高達 50%-70%,有70%的人每天只靠不到2美金生活。
以巴衝突在1993年之後因為雙方開始進行談判,緊張關係稍獲抒解,在1993年訂立的巴勒斯坦自治「原則宣言」和1994年的「奧斯陸協議」被視為和平進程的重大里程碑,但實際上許多重大問題都未解決,包括難民問題(至今流落在約旦、黎巴嫩等地的難民人數已高達370萬人)、以色列屯墾區不斷擴大、耶路撒冷共同治理權問題等等。
儘管從1993年開始到2000年,雙方不斷進行談判,但是以色列的殖民政策卻加緊進行,目的在於不讓巴勒斯坦有真正獨立的能力,而只能是依附在以色列之下的殖民地。而阿拉法特領導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1994年建立之後,掌權的官僚階層貪污腐敗,根本不符合巴勒斯坦人民的期待,此外,自治政府在數次談判中為了維繫自己的權力地位而不惜無原則地退讓、犧牲巴人權益的作法,也使得人民日益不滿,根據2002年的民調顯示,阿拉法特和其政敵哈瑪斯(Hamas,其下有要為多次自殺炸彈攻擊事件負責的「阿克沙烈士旅」)獲得的支持率只有40~45%,顯示沈默的大多數人是反對自治政府,也反對哈瑪斯的暴力行徑的。
巴勒斯坦人民對以色列35年的軍事佔領的憤怒以及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失望,引發了第二次的抗暴運動—Al- Aqsa Intifada(Al-Aqsa清真寺是僅次於聖城麥加、麥地那的第三個聖地)。導火線是以色列鷹派總理夏隆(當時是以色列極右翼保守政黨Likud Party的黨魁,曾主導了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屠殺巴勒斯坦難民營(1500人被殺)的行動)在2000年9月28日在數千軍警保護下,「私人訪問」位於耶路撒冷舊城的穆斯林聖地,夏隆的目的在於破壞當時溫和派總理巴拉克進行的和平談判、重申以色列對於耶路撒冷聖地的絕對擁有權(當時以巴雙方是朝向對耶路撒冷有「共同治理權」),如夏隆般的極右傾猶太復國主義者認為90年代初期以來的任何和平談判都是對於以色列生存的威脅,因此,當夏隆在2001年當選後,即刻撕毀之前的和平談判,為接下來發生的一連串戰爭鋪路。夏隆的挑釁行動還包括在2001年9月,以色列政府下令謀殺哈瑪斯領袖(造成八人死亡,其中包括兩名兒童和兩名哈瑪斯的政治領袖),故意挑起巴人報復。接下來事情發生的規律—以色列暗殺、挑釁、迫害巴人,巴人自殺炸彈反擊、以色列強力軍事鎮壓—則在至今18個月中每天上演。
在國內自治政府毫無作為、以色列政府日益殘暴、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力量對以色列百般呵護的情況下,本來以回教基本教義派為主的自殺炸彈攻擊,吸引越來越多的年輕男女加入,不幸地成為巴勒斯坦人民自救的唯一途徑,但是以色列方面的鎮壓是更為兇狠的,在此次佔領行動以前已有 1800巴勒斯坦人被殺(80%是平民)、20000人受重傷(35%是兒童和青少年)。壓迫者自稱為正義的一方,反抗壓迫者卻立刻被貼上恐怖主義的標籤。
面對巴人的抗暴,以色列的鎮壓也更加全面,平時行動已受限的巴人幾乎完全喪失行動自由,經常實施24小時的宵禁,巴勒斯坦人只能待在住家附近,但是以色列人卻可以自由移動,病人也無法獲得醫療照顧(以色列軍警甚至逮捕救護車上的病人)、也禁止醫療資源進入巴勒斯坦地區,學校教育也大受影響,174間學校被迫關閉,90萬兒童無法就學,更別提對於平民的住家或清真寺破壞了。
以巴衝突絕不僅是單純地種族或宗教衝突,要理解以色列發動戰爭的意識型態背景,要從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猶太基本教義派—說起。
猶太復國主義起源於19世紀末期,它宣稱巴勒斯坦是猶太人的「應許之地」,既然是上帝所應許的聖地,就絕不容非我族類的出現,也將非猶太民族妖魔化。但是從歷史來看,在西元前70年羅馬征服該地以前,四分之三的猶太人其實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巴勒斯坦從來就不是單一民族居住的地區;諷刺的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希伯萊民族的後裔。
猶太復國主義之所以能夠成功,主要是因為它獲得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在第二次大戰之前是英國,現在則是美國,美國扶植以色列成為其在中東的馬前卒,以色列也是獲得美國對外援助最多的國家;此外,美國的政策之所以會如此偏袒以色列,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華盛頓有勢力龐大的猶太復國主義遊說團體—「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由全美最有權勢的猶太人組成,任何膽敢對巴勒斯坦表示同情的政客都會遭到杯葛或圍剿而斷送政治生命。因此,美國的介入是否會為巴勒斯坦帶來真正的正義,幾乎是不言而喻了。
猶太復國主義可說是極端的宗教基本教義派和種族主義,以色列在猶太復國主義的意識型態主導之下,國內也毫無民主可言,長期以來以色列是個高度軍事化的國家,在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人是二等公民,因為根據法律,軍警可以毫無理由地對其驅逐、逮捕、沒收財物等等,這樣歧視性的法律根源是在二戰後英國對巴勒斯坦的猶太屯墾區所實施的法案,前以色列法務部長還曾說「連在納粹德國都沒有這樣的法律」,可悲的是,曾受盡不公不義壓迫的以色列現在卻反過來以同樣的手法壓迫其他人。猶太復國主義和回教基本教義派其實是一樣的,因為兩者的本質都是極端排他、自認為是掌握唯一真理的一方,於是演變為一個民族/宗教對抗另一個民族/宗教的「聖戰」。
今天,世界各地都出現抗議以色列政府對於巴勒斯坦人民的暴行的大型抗議活動,但令人憂心的是,反猶主義再度出現,法、德、俄等國家都有猶太教堂遭到破壞、猶太人被毆打等事件;然而,我們不應將猶太復國主義等同於全體以色列或猶太人民,並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猶太復國主義者、夏隆的戰爭也並未得到所有以色列人的支持,例如在4月3日數千名支持「猶太-阿拉伯伙伴關係」運動(“Ta’ayush” movement, Jewish-Arab Partnership)的工人、學生、知識份子在佔領區舉行反戰遊行,在4月6日也有一萬五千名以色列人在特拉維夫舉行反戰、反猶太復國主義的示威,以色列軍人也發起拒絕服役的運動,顯示出越來越多以色列人明瞭猶太復國主義並不能讓猶太人真正地遠離千年顛沛流離之苦或根絕反猶主義,反而只會深化不同民族之間的矛盾,使得和平共處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並且激化反猶主義。
顯然地,夏隆要的和平並不是正義的和平,而是要巴勒斯坦人民完全失去反抗能力、完全屈從以色列、是要巴人跪下來的和平,甚至讓巴勒斯坦成為以色列殖民地,巴人的反抗也證明這只是猶太復國主義的痴心妄想,正如美國著名的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博士所說「真正的和平不只是張力的消失,而是正義的出現。」(True peace is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tension; it is the presence of justice)沒有真正的正義就不可能會有真正的和平,等待正義出現的巴勒斯坦人民已經等得太久,真正的和平端賴以色列人民自覺地反抗猶太復國主義的戰爭行徑、反抗猶太復國主義的意識型態、承認巴人的生存權,巴勒斯坦人民也需要反抗回教基本教義對猶太人的種族仇恨、重建巴人自治政府、撤換貪污腐敗戀棧權力的巴人官僚層,最重要的是,以巴人民必須共同反抗美國帝國主義對中東地區的支配,正義的和平才有可能。
俄國革命家托洛茨基曾發出警語,認為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家對猶太民族而言將會是殘酷的圈套,倘若情勢繼續惡化,巴勒斯坦將不只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浩劫,也將會是猶太人民最大的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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