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最大的敵人(2)：捍衛常識與日常語言

我一生最大的敵人(2)：捍衛常識與日常語言

陳真

2021. 10. 22.

系上有一年邀請 Richard Rorty 來演講，大概差不多20年前了。Rorty 是當代美國最著名的哲學家之一(2007年過世)，聽眾很多，塞爆劍橋某個可以容納近千人的大講堂。我因為晚到，被迫只好坐到第一排。近距離觀看一個人的微妙神情，比起閱讀對方寫的東西，許多時候似乎更能了解其人其思。

那天演講，他講了些什麼我不太記得了，好像是講後現代、後哲學之類。但我記得他講到Peter Singer的 “動物解放” 一書，”面露不屑” 地說 (我坐第一排，所以他的表情我看得很清楚)，他認為Peter Singer做那些有關動物權或動物福利的 “論證” 並沒有什麼說服力。Rorty說，說服他的，並不是那些空洞貧乏的理性論證，而是Singer書中那些動物受苦的可悲圖片。

表面上，Rorty 的許多想法跟我十分接近，但我事實上完全沒有受到他任何一絲的影響。雖然我們不是什麼英雄，但也只能說是 “所見略同”，同樣都是從維根斯坦那邊受到某種啟發，比方說 “意義即使用”，反對本質論、基礎論；語言只要能說得通就好，有用最重要；用途之所在，意義之所在。

簡單說，不管有多少種表達式，日常語言最重要；只要會講話，就會寫東西，表達並不難，哪需要什麼幾段式推論？太矯情了吧？我寫這些通俗文字寫這麼多，別說什麼三段推論，就連一段也沒有。許多時候，我都是直接開示比較快，畢竟我對於政治與社會所知之一切，從來都不是什麼邏輯推論而來。這跟邏輯推論根本扯不上關係。

至於所謂思想或哲學，最終也不過就只是回到一種常識性的立場，而不是依據什麼玄妙艱澀的邏輯結構或形而上本質來形成一個個信念。

Noam Chomsky 的 “學術思想” 夠艱深了吧。論智能，羅素與維根斯坦及愛因斯坦以來，恐怕無出其右。但他說，他很訝異一般人居然連足球比賽那麼複雜的規則都能侃侃而談。他說，評論政治或理解國際局勢，所需要的智能或表達能力，絕不會比理解足球賽規則更艱難。

他批評過往年代把知識束之高閣、僅供貴族菁英或僧侶的愚民作法，談起知識便故作隱晦艱澀狀，以便讓一般人望之怯步。他說，現代社會依舊有著同樣的問題，對於社會與政治的理解，搞得好像必須是什麼學者專家才有資格談論似的。

Noam Chomsky 當然不是反對專家，而只是說，政治與社會這類活生生的人事物，誰都能談出點東西來，一點智能上的困難也沒有，獨尊某種表達是荒唐的，故意把它說得多艱難，彷彿需要什麼思想訓練，更是自欺欺人。

Noam Chomsky 在辦公室接受採訪、講這些話時，窗外剛好有鋤草工人在工作，Chomsky 便指著鋤草工人說了上述這樣一些想法。

我知道這樣講很容易招來誤解，彷彿說專家無用。當然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專家有用，但是一般人的議論也同樣有用。從事這樣一些議論，並沒有什麼智能上的困難，何必裝神弄鬼講得好像得受過什麼邏輯訓練才有資格談似的。

也許你可以說，這就像是一種 “語言實用主義” (linguistic pragmatism)，一種解放哲學，讓 “知識論” (epistemology) 由形而上本質，回歸到一種日常對話的常識性立場；各種表達式之間，並無 “知識論” 地位的高下之分。

這類想法，Rorty應該也很能認同。但他那天演講完，接受現場提問時，坐在我右後方的一位女生舉手問到關於 “如何促進族群和諧” 這樣一個很實用的問題，Rorty 卻馬上變臉，一臉不悅，彷彿她不該問這麼沒有(智能)水準、沒有 (概念) 深度的問題。

我想，你若問 Rorty 關於linguistic pragmatism 和epistemology 的關係，或是hermeneutics 與truth，或是 epistemology 是否該宣告終結等等等，他應該就會很開心了，說你問得很棒。

也許這也是我始終不曾從Rorty 的書中獲得共鳴的原因，嘴裏說的，跟心裏想的，似乎有個很大的落差。題外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