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音樂—高達、比利及摩爾
前些日子，在巴勒斯坦被以色列士兵射中頭部昏迷的英國和平志工湯姆亨道爾（Tom Hurndall）去世後，劍橋學生邀請他弟弟比利（Billy）來校參加一個反戰座談，地點就在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的某個會議室。
比利跟他哥長得很像，特別是氣質方面，話不多，低調害羞，不擅言詞，至少不擅「社運」方面的言詞。我已經忘了他講些什麼，只記得他一直講injustice、injustice、injustice（不義、不義、不義），無所不在的不義，講他親眼目睹的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之不義。但他究竟看見了些什麼，他沒講。
湯姆亨道爾（Tom Hurndall)
相較於其他演講者之流利口才，比如英國反戰聯盟的幹部，比利似乎顯得有點尷尬，因為他是主角，但卻是其中最不會講話的一個，不像某位反戰聯盟幹部，還沒輪到發言時，一副無精打采，一拿起麥克風，立刻變臉，立刻激昂慷慨義憤填膺，而且發言抑揚頓挫，音調時高時低，顯然是個演講老手。奇怪的是，這位不會講話的比利小弟，卻反而讓我「聽到」更多「聲音」。
剛從坎城歸來。今年坎城很熱鬧，警察密佈，比遊客和影迷還多，原因是一些法國工會揚言干擾。可是，許多法國導演很左傾，自然跟工會抗議群眾站在一起，於是坎城當局決定和工會談條件，把一些媒體焦點時間與之分享，以換取影展之順利進行。
最有趣的是本屆影展所欲致敬的傳奇人物高達。此人思想之左傾程度，恐怕是我看過最為嚴重的一個導演。他的許多演講或文章，「從小」對我有著啟蒙一般的效果。特別是在美學概念上，影響更大。他和Emir Kusturica兩位，是我最佩服的導演。光是看高達一本演講錄，讓你大腦開竅的效果，恐怕遠勝閱讀人間千萬本書。
他的書常不知所云，但奇怪的是，在有看沒有懂的過程中，你卻似乎理解了一些什麼似的。我後來唸了哲學才知道，這頭有一大部份原來就是維根斯坦。但在我還未接觸哲學之前，高達的思想和影像，把我抽離地面，推向另一個世界。
高達既然是此次影展主角，於是開了個記者會，順便回答新片之相關詢問。但他卻把時間讓給抗議群眾發言。更有趣的是，他還要求大家上台「暢所欲言」，而且最好是用自己的母語，不要翻譯，請大家聽不懂就算了，不要追究。
記者會上，高達說，他根本不知道別人在說什麼，甚至無法分辨他們是在講哪一國語言。但高達說，這不是一個問題。他藉此批評很多人根本不是在「看」電影，而是在「讀」電影。他說這些「智能不足」的觀眾或編導，「搞不清文字和影像的區別」。
被他點名「智能不足」的，就是本屆金棕櫚獎得主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高達說此人拍片一塌糊塗，「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但我看摩爾或許藝術上智能不足，做生意這方面倒是很行，而且恐怕還智能過高，典型的好萊塢生意人，甚至青出於藍，什麼都能賣。
什麼美國政府阻撓片子上映，全是鬼話，那只是一種「廣告台詞」。片子一得獎，更是價碼立刻五級跳。許多美國大學生更批評摩爾，在去年奧斯卡一罵成名後，四處演講，光是一場演講就喊價到三萬美元，入場要收高票價，賺翻了天，演講題目卻儘是「反資本主義」、「反對美國消費文明」等等。
高達有句名言：「如果大便值錢，窮人會連屁眼都沒了。」因為屁眼將是「生產工具」，必然會被壟斷，用來製造商品。摩爾就是這樣一個深諳生意經的冒牌「左派」人士，所謂「反戰」、「反消費」、「反軍火」、「反資本主義」云云，只不過是一些「賣點」。表面上反布希，但卻強烈支持一個負責轟炸科索沃、對平民進行慘無人道的轟炸之跋扈軍頭克拉克將軍（Wesley Clark）。這位理應移送戰犯法庭的將領，摩爾卻說他多麼「正直」、「偉大」、「睿智」、「誠實」，大家應該支持他出來選總統，甚至還說這位將領「向來反戰」，且「重視人權與言論自由」，足以「拯救美國和全世界」。
事實上，這位克拉克將軍，不但是任意轟炸科索沃老幼婦孺的劊子手，也是此番侵略伊拉克的狂熱支持者。去年四月十號，也就是美軍入侵巴格達的隔天，這位「向來反戰」的好戰將領在英國泰晤士報上寫了這麼一段歌頌美軍的話。他說：
「海珊的銅像被摧毀了，海珊的形象被破壞了，解放已經到來。解放，是足以合理化一切痛苦犧牲的慰藉，它消除了疑慮，促使人們勇敢行動。勝利的氣息，已經飄浮在空氣中。」
克拉克繼續說：
「儘管在伊拉克遇到一些問題，但不應遮掩勝利的重要性。…布希總統和布萊爾應該為自己感到驕傲，他們在面對這麼多反對聲音時，依然堅定不移。」
這位將軍不但不曾反戰，而且大力鼓吹戰爭。但摩爾說，揭發這些「過去的」壞紀錄做什麼？「只要能把布希拉下來就好了」。甚至堅持說克拉克是一位「反戰」的「人權」將軍。摩爾不但習慣信口開河，缺乏真誠，其它種種荒唐行徑，比如誇富求名拜金炒作等，自不在話下。
且不談摩爾。記者會上，高達還談到他在塞拉耶佛拍攝的新片「我們的音樂」，他說那是一部和「無所不在的迫害和歧視」有關的電影。當然，話雖這麼說，諸位可別當真往某種約定俗成的意義上去想。他上一部片叫「愛的禮讚」，但能夠從頭看到尾而沒有睡著的，聽說世界上沒有幾個。戲院裏，往往一片打鼾聲。倫敦首映時，從滿場觀眾溜到最後剩下十個，其中六個聽說是某系師生，為了準備研討會，沒辦法只好把它看完。我忍耐著沒有完全睡著，但兩年來一共看了三次；第三次是昨天看的，就是不知道「愛的禮讚」跟「愛」有什麼關係。
電影跟音樂一樣，你不可能說它是在「講」些什麼；就好像你聽音樂，即便它有歌詞，你也不可能說這音樂就是在講些什麼。如果你以為覆述了歌詞就等於覆述了音樂，或你以為音樂就藏在歌詞「裏頭」，那你大概就是個音盲或電影盲。
每個好導演的電影都是音樂。我只能說，這首「愛的禮讚」讓我「感覺」到一些深藏內心的影像和聲音，一些記憶、痛苦和悲傷，以及某種失落感。而這失落感，不但是歷史的、政治的，更是個人感情的。它是屬於我們的一種音樂。漆黑的電影院，我陷落在座位上，看著這些難以言喻的驚人影像，不禁激動莫名。
既然是「我們的音樂」，重要的不是歌詞，而是音樂本身。我對不擅言詞、甚至有點怯場的比利，感覺也是這樣；言詞不重要，重要的是「音樂」。他不太會說話，卻比口舌伶俐的其他社運人士讓我「聽」到更多東西。
比利的哥哥湯姆，為了保護一群巴勒斯坦小孩，喪生槍下。他本身是個攝影系學生，我在倫敦看過他的攝影展。他的死和他的作品，傳達給我們的，與其說是政治，不如說是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