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曾醫生-一位用左眼書寫臺灣歷史的民間學者

追思曾醫生-一位用左眼書寫臺灣歷史的民間學者

周穎

今年由於母親的身體狀況及疫情的關係，我30年來第一次在臺北滯留長達7個多月，也萬萬想不到在這段期間送走了三位亦師亦友的前輩。他們的離去讓我深深的傷痛，然而最令我遺憾的還是曾醫生的離世，讓我有壯志未酬的感傷。這幾年來他常常向我描繪退休後的宏偉規劃，甚至在他病倒前的四天，我們最後見面的時候，他還滔滔不絕提及回歸家園，隱居山林，專心研究不同於台派史觀的台灣史寫作計畫。因此他積極的籌畫在母校花蓮中學附近買地、蓋房子，每當他說起這個夢想時，我很為他高興，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兒子、父親及丈夫，他總算可以卸下養家糊口的工作，隨心所欲的實現心中的夢想及寫作計畫。我也答應他等房子落成後去花蓮新居小住，並期盼著他的新作及分享他的研究成果。然而就這麼素樸的願望，卻成為不能實現的夢想。

嚴格的說，我和曾醫生不曾一起並肩作戰過，但我們都相互認為是戰友。曾醫生1981年離開臺灣，1992年才從日本返回臺灣。他去日本的這段期間正是我在臺灣參與左翼運動的時間，我在1991年的春天離開臺灣前往北京，所以錯過了在臺灣認識他的機會。然而1998年初的一個深冬，我因為要會晤一位到北京的英國學者，我們約在西單民航大廈見面。在那個沒有手機的年代，只能嚴防死守在民航大廈外等候每半小時從機場到達的大巴。因為天氣太冷，又一直等候不到，想找個暖和的地方就躲進了旁邊長安街上的民族飯店。不料這無意的闖入卻有了意外的收穫，剛踏進酒店大堂，赫然看到告示牌上貼著舉辦《呂赫若作品學術研討會》的通知。我心中暗喜，知道參與會議的人肯定和陳映真或夏潮的臺灣朋友有關，就逕自往二樓的會議室走去，在會議室門口碰到的第一個人就是曾太太尤麗英。我們雖初見，然而一見如故，後來跟曾健民見到面也是相談甚歡，雖然看起來這樣的相遇是巧合，但是作為臺灣的少數派們，這樣相見而充滿喜悅又是必然的。後來才知道這也是曾醫生第一次造訪北京。在北京另外一次的相聚則是2006年的秋天，大陳生病後，曾健民、黃春明、施善繼及詹澈以特邀貴賓的身份在北京參加《中國作協》的會員大會。由於黃春明先生殷盼能探望大陳，我也陪同曾醫生、黃春明先生等人在北京飯店等候消息。雖然等到半夜還是沒有結果，但我們卻在飯店暢談了一晚，我才深刻感受到曾醫生對大陳的深厚友誼，及他默默堅持努力著大陳未能完成的事業。

2008年兩岸直航後往返兩地不需要再中轉香港，也方便了我來回兩地的家，隨著父母親逐漸年邁，自己也認識到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陪伴他們，我也逐漸減少自己下鄉田野調研的時間，開始在兩岸間往返。因此也和曾醫生夫婦有了更頻繁的接觸，每次回臺灣我總是要到曾醫生的診所報到。其實看牙只是一個藉口，因為到這裡來，我總能感受到同志間的溫暖情誼。正如趙剛所說的一樣，從進門開始就先坐著聊，到看牙時躺著聊，時間永遠是不夠的。因此曾太太總是給我約當天最後一個號，這樣看完牙後，我們就可以好好暢談，每次都是曾醫生及麗英請我去吃飯，聊天的內容真是天南海北。從我在北京的生活、大陸的政經趨勢到臺灣的政治變化、臺灣的社會性質、臺灣史研究、兩岸關係、國際形勢以及個人的研究。由於我一年僅回來二、三次又來去匆匆，常常跟不上臺灣的政治情勢，曾醫生總是用他特有的社會性質理論來分析臺灣社會變遷，當然每次都是以歎息聲結束。因此到診所看病，對我也是開展重新認識臺灣的視野，離開曾醫生的診所的時候，我總是滿載而歸，每次見面他總會塞給我他的新作，以及花蓮家鄉的木瓜等農產品，我感受到的是精神與物質上的大豐收。

曾醫生表面看起來是個一絲不苟而嚴肅的人，他的話題始終圍繞在臺灣的政治經濟學及臺灣史研究方面，是有深厚家國情懷的傳統知識份子。多年的交往接觸深了，慢慢感受到他不善於表達但卻溫暖、深情及浪漫的部分。2014年左右，他母親生病後，每隔三周都從臺北回花蓮輪流照顧高齡的媽媽一禮拜，這樣前後長達二年之久。他侍母至孝，凡事都事必躬親，讓身為妻子的麗英總是擔心他自己的身體。從育勤開始撰寫博士學位論文起，他就不斷的和我提及女兒的研究，並再三囑咐我瞭解是否有合適的工作機會，他希望女兒畢業後能回到臺灣或中國大陸任教的願望，讓我體會到一位父親對女兒的殷望與摯愛。曾醫生是典型在生活上極大程度依賴著妻子的臺灣傳統男人，家中及診所的大小事都非常需要麗英這樣的賢內助來輔佐。因此當我從麗英口中獲悉當年曾醫生居然是靠著彈吉他、唱民歌讓她動心而追上她。曾醫生聽了還得意洋洋的告訴我自己年輕時是文青，曾經在屏東農專校刊《南風》上發表過小說與詩文，我也開心的說起自己在輔大念書時曾擔任過外語學院院刊《西風》的主編，曾醫生告知當時林載爵在東海也編過《東風》校刊，我們就笑成一團說東西南風都有了就缺個北風就都齊了。這些難忘的回憶，近日總在腦海中盤旋。

此外，在曾醫生的診所，我還能碰到不少多年未聯絡的前輩與老友。例如周漢卿伯伯、周榮光大哥、革宙大嫂、李文吉的太太、杜繼平及王墨林。無疑的曾醫生的診所成為我回臺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據點，宛如80年代的《人間雜誌》。

每次拿到曾醫生給我沉甸甸的作品時，我都很慚愧。作為一個科班出身的歷史學研究者，雖然在80年代開啟了對臺灣左翼歷史-臺灣農民組合的研究。因緣際會的去北大求學並轉入對大陸農村的研究，卻成為臺灣史研究的逃兵。讓曉波老師、曾醫生等同志孤獨的繼續奮鬥，特別是他們兩人都離開我們的時刻，我內心充滿對他們的愧意。作為一個用右眼診療牙病，而用左眼數十年堅持研究臺灣歷史研究的民間學者，他開啟的1945-1949年臺灣光復史研究，更屬重要。

曾醫生的所有研究都是自掏經費，並擠出診所看病及自己休息的時間，泡在圖書館裡辛辛苦苦收集大量的資料，不是為了申請研究課題經費，也不是為了升等的無病呻吟之作。而是出於使命感，正如曾醫生自己所言：面對“在一個充滿以虛構、扭曲歷史來達到其政治目的的年代”，“一個有良識良知餘溫的知識份子不得已的時代課題”。

曾醫生非常準確的把握了1945-1949年這段歷史，是臺灣重回中國大陸懷抱的五年的重要時刻。他對臺灣光復史開創性的貢獻是將這段歷史定位為“臺灣現代史的黎明”，其中“去殖民化、祖國化、民主化”是這段歷史的主調更是臺灣未來的時代主題。這五年的光復歷史他撰寫了五本著作，並留下了大量的資料。遺憾的是還欠缺1947及1948年這兩年的書稿沒有完成，這是他的遺憾，我們的遺憾，更是關心自己歷史的臺灣人莫大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