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雪‧柯利的意義：尊嚴與團結(Edward Said)
原出處：Counter Punch
五月初我人在西雅圖演講，在那裡我會見了若雪‧柯利（Rachel Corrie）的父母和姊姊。他們尚未從若雪的死亡中恢復平靜；若雪於3月16日在迦薩被以色列推土機碾壓致死。若雪的父親告訴我，他自己曾駕駛過推土機，然而這輛刻意殺害他女兒的推土機卻是一輛重達60噸的巨獸，由Caterpillar公司特別設計用來摧毀房屋的機型，遠遠大過任何他所看過或駕駛過的推土機。
若雪之所以被殺害，是因為她當時正在拉法試圖保護一棟巴勒斯坦平民的房屋不被剷平。在我短暫拜訪若雪的家人後，有兩件事深深烙印在我心頭。一是若雪的家人告訴我有關他們將若雪的遺體帶回美國後的事。他們回到美國後，隨即尋求該州參議員的協助，這兩位分別是 Patty Murray 和Mary Cantwell，均為民主黨籍。若雪的家人將事件發生經過告知參議員，如所預料，她們表達了震驚和氣憤，而且也允諾對此事進行調查。
然而，這兩位議員返回華府後，若雪的家人卻再也沒有接到任何消息，之前所答應的調查行動也從未付諸實現。不令人意外，以色列強大的遊說力量告訴了她們什麼才是現實，這兩位議員也因此藉故推託。一位美國公民被美國的忠實伙伴兼附庸國的士兵蓄意地謀殺，官方不僅不屑一顧，連原先答應若雪家人應有的基本調查都沒有。
不過，對我來說，若雪的故事真正打動我的是她的行為—勇敢又有尊嚴。若雪出生、成長於位在西雅圖南端六十英哩處的小城—奧林匹亞（Olympia）。她加入國際團結運動（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Movement，簡稱 ISM），並前往迦薩幫助那些她未曾謀面的受苦民眾。她寫給家人的信，讓我們見證了她平凡的人性，使人讀了既不忍又感動。尤其是她描述了她所遇到的巴勒斯坦人是如何地關心她，把她當成他們的一份子；她和他們一起生活，一起分享生命中的歡樂與憂愁。
此外，她也描述了以色列佔領下的恐怖，即使是年紀最小的小孩也深受影響。她同時體認到這群難民的命運，因為她認為以色列政府所作所為的最終意圖是將這群人逼到絕境，以消滅整個種族。令人感動的是，她的作為鼓舞了一位拒絕服兵役的以色列後備役軍人丹尼，他寫信告訴她說：「妳做了一件好事，我很感激妳所做的一切。」
若雪的家書在她死後不久被刊登在英國衛報(Guardian)，而閃耀貫穿這些信的內容則是巴勒斯坦人英勇的反抗行為；一群平凡人陷落在如此恐怖的處境中，忍受著痛苦和絕望，卻仍然努力求生存。
我們近來聽到無數有關中東和平路徑圖及和平計畫的消息，但我們卻忽視了一項最基本的事實，那就是：即使美國和以色列聯手集體懲罰巴勒斯坦人，他們仍拒絕屈服或投降。也正因為這令人感到鼓舞的事實，也才有今天的中東和平路徑圖和其他無數的和平計畫。這絕不是因為美國、以色列和國際社會基於人道因素，終於體認到殺戮和暴力必須被扼止。
儘管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或有其缺點及失敗處，但我們若拒絕正視這抵抗的力量（我不是指自殺炸彈攻擊，這只是有害無益），我們將會錯失一切。對猶太復國運動來說，巴勒斯坦人永遠是個問題，而他們猶太人所謂的解決方法，只是想淡化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以色列的官方政策 —不管夏隆使不使用「佔領」這個字眼或者他是否摧毀了一兩座生鏽無用的塔—都一再表明他們否認巴勒斯坦人存在的事實，更不願承認巴勒斯坦人的權利一再被以色列侵犯踐踏。這些年來，儘管有少數勇敢的以色列人試圖面對這段被隱瞞的歷史，然而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和美國猶太人只想努力地否認並忽視巴勒斯坦人的現況，這也是為什麼和平會遙遙無期。
再者，路徑圖裡完全沒有顧及到正義或者數十年來歷史加諸於巴勒斯坦人的懲罰。然而，若雪在迦薩所做的奉獻正是告訴我們，巴勒斯坦人應被視為一個具有嚴肅且豐富之人民生活史的國家團體，而不只是一群貧困的難民而已。這也是若雪為何選擇和他們一起奮鬥的原因。我們更應謹記，類似若雪的團結行為已不再侷限於某時某地一小群勇敢的靈魂，它已被世界上許多人所認同。在過去的六個月來，我在四大洲進行演講，數以千計的聽眾之所以聚集在一起，正是因為他們關心巴勒斯坦，而巴勒斯坦人民的掙扎奮鬥歷程已經是解放和啟蒙的代名詞，不管他們的敵人如何處心積慮地譭謗他們。
一旦我們體認到這些事實，世人即會認同並團結聲援巴勒斯坦人的正義和抗爭。例如，今年幾場世界政治光譜中佔標竿地位的會議，如巴西榆港市（Porto Alegre） 的反全球化會議，瑞士達沃斯（Davos）和約旦安曼的會議中，巴勒斯坦都是會議討論主題。
在美國，我們的民眾被媒體餵食充滿惡劣偏見、無知且錯誤的資訊。媒體總是將自殺攻擊的恐怖描繪得淋漓盡致，卻從未提及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的暴行，而以色列正在建造的 25 呎高、5 呎厚、350 公里長的「種族隔離牆」卻從未出現在CNN或其他電視網的新聞畫面中（或者只有在提到那蒼白貧乏的中東和平路徑圖時才隨口提及）。
戰犯罪行，毫無來由的破壞和羞辱，以及種種暴行所導致的身體傷殘，房屋被毀，農作物遭破壞，甚至人命的傷亡等等，這些巴勒斯坦平民所必須承受、日復一日的磨難，媒體卻完全沒有呈現在世人面前。這也難怪大部分的美國人都看不起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畢竟所有的主流媒體，從左派自由份子到極端右派人士都毫無異議地反阿拉伯、反回教徒、反巴勒斯坦人。我們只要看看在醞釀攻打伊拉克這場非法且不公義的戰爭期間媒體怯懦的表現，就可略知一二。幾乎也沒有媒體報導聯合國禁運措施對伊拉克社會所造成的巨大傷害。
另外，世界各國風起雲湧的反戰浪潮，媒體也鮮少報導。唯一的例外可能是記者海倫‧湯瑪斯（Helen Thomas）在開戰前曾質疑「伊拉克會對美國造成急迫軍事威脅」這個粗暴的謊言和「精心調配」的「事實」。同樣地，這批捏造和操縱有關大規模毀滅武器「事實」的政府文宣打手，在媒體熱烈討論事實上乃由美國一手造成的伊拉克人民慘況時，這批文宣打手的罪行，卻被媒體所刻意脫罪或甚至從不置一詞。哈珊的確是個殘暴的統治者，然而他在位時，伊拉克人民卻得以享受到水源、電力、衛生保健、教育等阿拉伯國家中最好的基礎設施，如今這些都已不復存在。
在政治宣傳專家和東方學家如柏納‧路易斯（Bernard Lewis）和丹尼爾‧派普斯（Daniel Pipes）等人的誤導下，媒體和政府普遍對阿拉伯整體社會、文化、歷史和心理狀況懷著敵意，也使得我們害怕一旦批評以色列對無辜巴勒斯坦平民不曾間斷的戰犯罪行，就是「反猶太人」，或是如果批評美國政府的非法戰爭和殘酷的軍事佔領，就是「反美」。這些狀況也使得我們被迫灌輸「阿拉伯人是一群未開化、無能且注定要失敗的民族」的觀念，讓我們誤以為阿拉伯在民主制度和社會發展上均沒有明顯建樹，所以世上唯獨她是落後、遲緩、缺乏現代化且極端守舊。因此，這是我們必須抱持尊嚴，積極從事批判性的歷史思考、發掘事實、並釐清宣傳辭令與真相的時刻了。
沒有人會否認，現今大多數阿拉伯國家仍由許多沒有民意支持的政權所把持。許多窮困弱勢的阿拉伯青年在宗教上，也只有機會接觸殘酷的基本教義派。然而，在這同時，阿拉伯社會並不是如紐約時報所經常撒謊的，說她完全受控制、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公民機構、沒有屬於人民的社會運動。儘管有些出版品受到管制，今天你仍可以在安曼市中心買到共產黨發行的報紙或伊斯蘭教的報紙；埃及和黎巴嫩也遠超乎我們的評價，有著各式各樣的書報雜誌，滿載著正反意見的各種討論；衛星頻道也充斥各種令人眼花撩亂的節目；社會服務、人權、企業團體、學術研究等相關公民機構，在阿拉伯世界同樣十分活躍。雖然在朝往民主的路上，我們還有許多重要的事必須完成，但我們正朝這個方向前進。
單單在巴勒斯坦就有超過一千個非政府組織，而正是這樣的生命力和活動力，維持了社會的運作和前進—儘管美國和以色列不曾間斷地譭謗、破壞這些成就。即使在最艱困的環境下，巴勒斯坦社會也從未被擊敗或崩解。孩子們正常上下學，醫生和護士照顧病患，男男女女堅守自己的工作崗位，組織機構照常舉行會議，人們繼續過日子。
這些事實，無疑是對夏隆和其他一心只想監禁或驅離巴勒斯坦人的極端份子打了一個耳光。軍事行動起不了作用，現在不會，以後也不會。以色列人要看清這些事實真的有那麼難嗎？我們必須在巴勒斯坦以及世界各角落，不是藉由自殺攻擊，而是藉著理性辯論、大規模的民事不服從運動、有組織的示威抗議，來幫助他們瞭解這一切。
我想要說的重點是，我們必須用比較性的眼光和批判性的角度來看待整個阿拉伯世界，特別是巴勒斯坦問題。而不是像那些膚淺和帶著鄙夷的作品，如路易斯的「哪裡出了錯」（What Went Wrong）（譯註：中譯本由商周出版）和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無知的聲明那樣，建議將民主帶到阿拉伯和回教世界。
不管阿拉伯是個怎樣的世界，這個充滿著真實人民的真實社會，活潑地交流著各種正反意見，絕對無法被化約醜化為單一的、充滿暴力的基本教義派。巴勒斯坦人在爭取正義所做的奮鬥上，展現了團結的力量，而不僅僅是無止盡的苛責、惱怒、沮喪和失望，或甚至是有害的分歧。記住，我們不只是在這裡，也在拉丁美洲、非洲、歐洲、亞洲和澳洲展現了團結的力量。儘管我們面臨諸多困難及可怕的障礙，但許多人決志堅持下去。為什麼？因為這是一個公義的目標，是個高貴的理念，也是對平等和人權的道德追尋。
我也想談談「尊嚴」這個主題。「尊嚴」，不管是在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或是人文學者眼中，或是在每個文化中，都有著特殊地位。我首先要說的是，以為阿拉伯人沒有個別性，以為他們不重視個體生命，以為他們沒有任何價值能夠傳達「愛」、「親密情感」、「理解」等等這些據說只有歷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歐美文化才獨有的資產，那是根本錯誤的東方主義，也是一種種族歧視。鄙俗淺薄的湯瑪斯‧ 弗里曼(Thomas Friedman)和其他許多人炒作了一大堆這類廢話，然後一些同樣無知與自欺欺人的阿拉伯知識份子也跟著大加闡揚。我也就不必在這裡指名道姓說究竟是哪些人了，他們說從911事件就可以看出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比其他文化更病態、更失調，或甚至說恐怖主義是一種象徵，象徵回教世界比諸其它世界更嚴重的一種扭曲。
我們不妨先來看看這樣的一個事實，單單歐洲與美國就製造了二十世紀最多的暴力傷亡，而伊斯蘭世界所製造的，與之相較，根本微不足道。今日我們所熟悉的這些似是而非的所謂「正確文明」與「錯誤文明」的假科學假知識，主要是受到山繆‧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這位偉大假先知的荒唐影響。他讓許多人相信，世界是由相互交戰不息的不同文明所組成。事實上，杭亭頓沒有一點是對的。沒有任何文明或文化是獨立存在的；沒有任何文明獨獨有著別人所沒有的個別性與啟蒙思想；沒有任何文明可以存在但卻不具有基本的人類特質如社區、愛、對生命或是對他人的尊重。
但是，杭亭頓似乎不這麼認為。這好比說非洲人天生智能低劣，或是說亞洲人生來就是奴役性格，或是說歐洲人是較優秀的種族一樣，都是最純粹最可惡的種族歧視。這等於是將鼓吹「亞利安種族優秀論」的希特勒式科學，如法炮製在今日阿拉伯人與回教徒身上。我們必須堅持不要跟這類荒謬的胡說八道多費唇舌。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嚴肅地提出更可信的說法，那就是，跟所有人類一樣，阿拉伯和回教生活都具有透過她們獨特的文化形式所表達出來的內在價值與尊嚴，這個表達方式，不需要模仿任何既定的文化模式，也不需要遵循任何一種宣稱所有人都必須遵循的模式。
人類的多元性，說到最後，就是不同風格之個體與經驗間的深度共存。但是，那些感傷阿拉伯世界缺乏發展與知識的學者專家卻吃人豆腐地說文明只有單一一種優越形式。我們只需要看看由摩洛哥到波斯灣之間由阿拉伯人所創造或激發出來的繁複多樣的文學、電影、戲劇、繪畫、音樂和大眾文化就夠了。我們應該拿這些東西做為阿拉伯人發展的一項指標，而不是只看了某個時刻工業生產的統計圖表，就要斷言阿拉伯世界是否有達到某種程度的發展。
但我得強調另一個重點，我們的文化與社會和統治階層間，有著非常大的差距。在歷史上，很少有像今天的許多阿拉伯國家那樣，偌大權力如此集中在一小群君王將相或是總統手中。而且，幾乎毫無例外也是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他們都無法代表人民的最佳利益。這不單單只是所謂民主的問題，更是因為他們似乎徹底地低估了他們自己與人民。他們用盡各種方式拒人民於千里之外的結果，使得自己不敢改變也不准改變；不但害怕把社會開放給人民，更害怕得罪他們的老大哥—美國。這些統治者不把公民視為國家潛在的資產，卻把他們視為覬覦統治者權力的陰謀者。
為什麼在攻打伊拉克的這場恐怖戰爭中，沒有任何一個阿拉伯國家能有自尊、自信地對伊拉克所受的掠奪與軍事佔領挺身說些像樣的話呢？這才是個真正的失敗。好吧，海珊的恐怖政權既然已經不在了，這是件好事，但又是誰指派了美國來當阿拉伯的軍師呢？是誰邀請美國來接管阿拉伯世界，並宣稱代表她的公民，帶來所謂「民主」？尤其當今美國自身的教育體系、醫療體系以及整個經濟，都已經惡化到 1929 年經濟大蕭條以來的最低水平了，為什麼阿拉伯國家沒有同聲抗議美國之非法干涉內政，給整個阿拉伯世界帶來巨大傷害與屈辱？這是一種膽識、尊嚴和自我團結上的徹底失敗。
布希政權開口閉口宣稱受萬能之神的領導，難道沒有一位阿拉伯領導人有勇氣說出，做為一個偉大的人種，我們有自己的榮光、傳統和宗教？沒有，一個字也沒有。當可憐的伊拉克人民忍受著恐怖的煎熬，鄰近地區也連帶遭受打擊時，每個人都嚇呆了，只怕下一個遭殃的會是自已的國家。
很不幸地，就在上星期，阿拉伯主要國家的領導人聯合擁抱了布希這個無故發動戰爭摧毀一個阿拉伯國家的人。難道沒有人有一點膽量提醒這個喬治W，說他給阿拉伯人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苦難，為什麼反而對他頷首、微笑、擁抱和親吻？
我們應該提供給西岸與迦薩地區的反佔領運動的外交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支持在哪裡呢？一點都沒有。不但沒有，我們只聽到各個阿拉伯外交部長對著巴勒斯坦人說教，叫他們要謹慎，要避免暴力，要遵守和談協議等等—儘管夏隆對和平的興趣幾乎等於零。我們沒見到阿拉伯國家口徑一致地抗議以色列的隔離牆和暗殺行動，或是抗議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集體懲罰，耳邊總是充斥著這些經由美國國務院核准的陳腔濫調。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最近的言行，讓我驚覺到阿拉伯人無法體認巴勒斯坦目標之尊嚴性的程度，簡直到了最低點。阿布‧馬讚（Abu Mazen，亦即 Mahmoud Abbas，馬哈茂德‧阿巴斯）這位幾乎沒有人民政治支持的次要人物之所以被阿拉法特、以色列和美國選派來擔任和談工作，正是因為他沒有選民支持，不是個演說家，不是個偉大的組織者；或者可以說，他除了是個聽命阿拉法特的侍從外，什麼也不是。我甚至擔心他們批准他是因為他是會聽以色列施令的人，否則，阿巴斯怎麼會如說腹語者的木偶般，站在阿卡巴（Aqaba）宣讀著由美國國務院官員為他所準備的講稿呢？
這個演講雖然值得稱許地談到猶太人的苦難，但卻驚人地幾乎完全沒有提到以色列所製造的苦難。他怎麼能接受這樣一個沒有尊嚴、完全被操弄的角色？他怎麼可以在美國和以色列的擺佈下，忘記了他的人民—
一個超過一世紀以來英勇地為自己權利而戰的人民？特別是，以色列方面也只說將來會有一個「臨時性」的巴勒斯坦國，卻完全沒有提到她所鑄下的巨大傷害、戰犯行徑以及對巴勒斯坦男男女女和小孩所施加的全面性虐待和屈辱，對此沒有任何悔恨或抱歉。我必須坦白說，我真的完全無法理解為什麼會這樣。做為一個長久以來承受苦難的人民之代表人或領導人，卻全然隻字未提這些事，他是否已經完全喪失了自尊？
他是否忘記了他不只是一個個人，在這特別重要的一刻，他更是他的人民命運的承擔者？在這應該迎向機會、昂首站立於世人面前、毫無妥協與含糊地展現人民的經驗與尊嚴的時刻，他卻表現出巴勒斯坦領導人向來對冒牌白人父親懇求一些小恩小惠時所慣有的一種半尷尬、半賠罪的卑微氣度。有人能對這徹底的失敗不感到悲痛失望嗎？
但是，這是巴勒斯坦統治者自奧斯陸協議與哈伊‧阿敏(Haj Amin)以來慣有的對外態度—表錯情地揉和了未成年人的反叛和哀怨的乞求。到底是為什麼，他們總是以為恭讀敵人為他們所準備的講稿是絕對必要的？做為巴勒斯坦、阿拉伯世界以及美國的阿拉伯人的最基本的生命尊嚴，就是在於我們不但擁有文化遺產、歷史與傳統，更有著足以表達我們真實願望的語言。我們的願望產生於每一個巴勒斯坦人民自1948年以來即被迫承擔的驅逐和掠奪的苦難經驗中。我們沒有一個政治發言人—阿拉伯世界自阿布德‧納塞爾（Abdel Nasser，前埃及總統）以來亦如此—曾經有自尊、有尊嚴地說出我們是什麼，我們要什麼，我們做了什麼，以及我們想到哪裡去。
然而，慢慢地，情勢在轉變，由阿巴斯和阿布‧阿馬斯（Abu Ammars）這類人所組成的舊政權，將會消逝，逐漸將被阿拉伯世界的新一組領導人所取代。現今最讓人懷著一些希望的就是「國家巴勒斯坦計畫」（National Palestinian Initiative）的成員。他們是一些草根運動者；他們主要的活動不是紙上談兵，不是在銀行帳戶上耍把戲，不是吸引記者的注意力；他們來自專業階級與工人階級，當中有年輕的知識份子、運動者、老師、醫生、律師、工人等等這些一方面每天抵擋以色列攻擊、一方面也維持社會運作的一群人。
其次，這些人致力於一種政府當局所不曾想見的民主與民眾參與—當局對於民主的想法向來只是確保自身的穩定與安全。這些草根運動人士，甚且給失業者提供社會服務，給沒有社會保險的人或窮人提供醫療服務，給下一代巴勒斯坦小孩提供適當的世俗教育，讓他們明白現代世界的現實，而不僅僅是昔日美好的文化資產。
為了要施行這些計畫，「國家巴勒斯坦計畫」明言，只有結束佔領才是唯一的路徑，而要這麼做，就必須自由選舉出新的國家領導階層，取代過去一個世紀以來腐敗、過時、缺乏效能的領導人。
只有當我們能夠尊重自己是一個拉伯人或美國人時，才能理解奮鬥的真正尊嚴與正義所在。也只有如此，我們才能體會，為什麼不管我們怎麼看待自己，世界上仍然會有這麼多人，包括若雪‧柯利還有兩位與他同樣受難的「國際團結運動組織」的成員—湯姆‧亨道爾（Tom Hurndall）和布萊恩‧艾弗利（Brian Avery），願意跟我們團結在一起。
最後，我將以一個反諷做為結尾。許多跡象顯示，世上越來越多的人跟我們團結在一起，而我們卻反而沒有展現出相稱的自我團結與尊嚴，甚至別人恐怕都比我們自己都還要更景仰並看重我們的文化，這聽起來很荒謬不是嗎？這難道不是我們該認清自身處境、並展現尊嚴的一刻？我們所能做的第一步就是，讓政府代表明白：我們不需感到任何慚愧，因為我們正為著一個正當且高貴的目標而努力；他們應該為人民所做的奮鬥感到驕傲，並且以能代表他們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