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韓政變 (60):假如我是郭台銘
陳真 2019. 05. 26.
假如我是郭台銘,做為一個人,出於某種良知,出於某種正直的緣故,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跳樓自殺,以表懺悔;一是洗心革面,把自己的公司弄好,切實改進種種黑心行徑,在尊重基本人權與相關法律的前提下,追求合理利潤,而非貪圖最大非法暴利。
香港有個非政府組織叫做 Students and Scholars Against Corporate Misbehaviour (簡稱SACOM),中文叫做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成立於2005年,是郭台銘口中的垃圾、走狗,曾提名郭董的富士康角逐2011年《Public Eye Award》(世界無良黑心企業獎)。
這獎項是由瑞士非政府組織《The Berne Declaration》及瑞士綠色和平組織所合辦,目的是舉發全世界對於社會文明發展或生態造成嚴重危害的無良黑心企業,公開其敗行劣跡,使其黑心作為獲得世人之監督與制裁。
據其資料顯示:其他入圍者全是響叮噹的跨國企業,包括鼓吹侵略伊拉克戰爭的殼牌石油 (荷蘭皇家殼牌設在美國的跨國石油公司)、英國石油公司(BP,在墨西哥灣造成大量漏油污染)、南非礦業公司 AngloGold Ashanti(在迦納開採金礦造成土地污染)、瑞士電力公司 Axpo(向俄羅斯造成嚴重放射線污染的工廠購買鈾)、芬蘭能源公司Neste Oil(大量採購棕欄油製造生質燃料,加速雨林砍伐)、美國菸草公司Philip Morris(向烏拉圭施壓,要求修改衛生政策以配合菸草業營利需求)等等。套一句台灣人向來喜歡使用的辭彙,這叫做:”全世界都在看!” 說起來,郭董也算是一種另類的 “台灣之光”。
其實,想入圍 “世界無良黑心企業獎” 並不容易,至少要符合一項標準就是:”對於社會文明發展或生態造成嚴重危害”。對此,SACOM 曾針對富士康發表一篇長達24頁五萬多字的英文調查報告,標題叫做 “Workers as Machines: Military Management in Foxconn” (把工人當成機器使用:論富士康之軍事管理政策):
https://bit.ly/2X78k3p
我沒法逐字翻譯,簡單摘要一些內容如下:
“必須比機器還要快”
報告提到,富士康做為蘋果代工廠,儘管相關產業利潤逐年下降,但它之獲利卻依舊蒸蒸日上,根本原因之一就在於它 “持續壓榨勞力以節省成本,維持所謂競爭力”。
2010年一月到八月之間,十八名16歲至25歲富士康年輕員工跳樓自殺,引起世人關注其生產線員工之悲慘處境。報告指出:”富士康的公司政策之終極原則就是利益最大化,至於員工的尊嚴及基本福利卻絲毫得不到任何重視”。
報告指出,”富士康並非是唯一應該遭受譴責的企業,但它毫無疑問是一家最為典型的黑心企業,藉著不斷非法壓榨員工來促進生產,把員工當成無生命的機器那樣剝削”。
報告指出:當十八名員工跳樓自殺的悲劇發生後,篤信鬼神的郭台銘的第一個改進措施居然是 “聘請法師來驅魔,驅逐邪靈”。第二個改進措施是:指控死者貪圖撫恤金。第三個措施則是把死因歸咎於死者生前之個人男女情感問題或個人負債。
報告指出:富士康為了規避責任,居然要求員工簽署一份 “不自殺切結書”,保證日後就算自殺,”家屬也不可依法向公司請求撫恤金,並保證不會因此妨礙公司名譽”。
報告指出,富士康始終不願面對造成一連串自殺悲劇事件的真正原因,亦即公司在管理上出了問題:包括違法低薪扣薪,嚴重強迫超時工作及嚴苛軍事管理等等。
儘管富士康管理階層斷然否認血汗工廠的指控 (陳真按:郭董倒是不否認,反而以血汗工廠為傲),但種種事實顯示:該公司在扣減應有加班費及強迫超時工作等方面持續違法經營。例如2008年,每個月加班時數竟高達120小時。然而,根據中國法律規定,每個月加班上限僅為36小時。在強迫勞動下,很多員工連續工作14天,而且沒有獲得應有的加班費。這些違法現象在富士康極為普遍,有的廠區甚至每個月加班時數高達140小時。
報告指出:儘管員工極度疲憊,卻無法拒絕加班,因為富士康要求員工必須簽署一份 “自願加班切結書”。不但強迫超時工作,而且沒有依法給予應有的津貼或加班費,並想方設法東扣西扣。比方說,假日理應雙倍薪資,但公司並沒有依法給付,特別是生產線員工,遭受非法剝削最為嚴重。
報告指出:為了追求公司利益最大化,富士康員工被當成機器那樣工作,”每天連續工作至少10小時以上,其間沒有一秒鐘的休息”。一位員工表示,事實上他們不是被當成機器,而是被強迫 “必須比機器還要快”。
報告分析指出,追求最大利潤之極其惡劣的工作環境,加上非人性的軍事管理,使得富士康員工的離職率異常地高。比方說深圳廠有42萬員工,但是工作年資超過五年者僅有2萬人,超過一半的員工 (大約22萬人)僅僅工作六個月。公司每年大約會有 35%的員工離職,主要就是因為無法忍受非人的工作環境與低薪問題。
“絕對服從” 是富士康天條
報告中有一章節,標題是 “絕對服從”,裏頭說,郭董有句名言:”出了實驗室之外,就沒有高科技可言,唯一原則就是紀律”。換言之,”絕對服從” 就是郭董企業的天條。
報告指出,在 “絕對服從” 的軍事管理下,員工往往遭受惡劣對待。一位員工說,”我們不過就是來找份工作,但是公司卻把我們當成乞丐來討飯吃”。每當詢問富士康員工對於公司有無需要改進之處?大家往往回答說: “希望公司可以文明些”,不要動不動就大吼大罵。
報告指出,為了以最低成本追求最大利潤,富士康不斷逼迫員工提高產能。一旦既定目標達成,馬上就會把目標提昇得更高,以便從員工身上完全壓榨出最大產能;並且會在生產過程中故意製造陷阱,如果員工沒有及時發現,就會受到嚴懲,使得員工工作壓力更大。
報告指出,所有富士康員工都被要求必須全神貫注在工作上,”彼此不准交談,甚至不准笑,不准伸懶腰,不准移動身體,否則就會招來管理者一陣痛罵”。有位決定辭職的受訪女員工表示:”在這樣一種冷血的工作環境下,我變得很憂鬱,我完全沒有人可以說話。我想,我要是繼續在富士康工作,應該也會跟著大家去跳樓自殺。”
報告指出,很多員工必須一整天站著工作,而且公司要求他們必須 “維持像軍人一樣的站姿”。即使是那些可以坐著工作的員工,也被要求必須 “坐成一直線”,否則就會動輒挨罵。
富士康表示,每兩小時可休息10分鐘,但許多員工表明這絕非事實,除非當天產能目標已達成。可是,即便可以休息,短短10分鐘,事實上連更換工作服跑去上個廁所的時間也不夠。而且,就連上個廁所都要事先得到部門主管的批准之後才能去。
“效法文革的軍事管理”
報告指出:”大部份受訪員工均表明,曾經因為一點點微不足道的小錯誤或是動作太慢而遭到主管咆哮;除了辱罵之外,還包括實質處罰”。比方說,一位年僅25歲的富士康孫姓工程師 (Sun Danyung),在他從12樓跳樓自殺之前,在網上留言表示他一生從未被人如此羞辱過,並指控富士康主管簡直就像是一群黑幫份子。一連串跳樓自殺事件的第一位自殺者,年僅19歲,叫做Ma Xianqian,自殺前亦曾遭受公司霸凌,被公司強迫打掃廁所及洗地板做為一種羞辱性的處罰。
報告指出,富士康採取一種 “記點制”,員工在工作上稍微犯了點錯,就會被記點,藉以任意扣減獎金。除了羞辱性處罰及咆哮辱罵和扣減獎金之外,還有一種處罰方式就是強迫員工罰寫 “郭語錄” 三百遍。
另外,還會要求員工在所有同事面前被公開羞辱痛罵,並強迫公開認錯,進行自我批判;或是在公告欄上發布,公告周知。報告指出,種種羞辱員工的方式,效法文革作法。
報告並列舉了數條 “郭語錄”,例如:
“嚴苛的工作環境就是一種好事。”
“研究你的對手。”
“饑餓的人,心裡想得特別清楚。”
“我的自信來自於我的努力和經驗。”
“我的信心絕不動搖,因為我相信我的能力。”
報告指出,在富士康的軍事管理政策下,警衛往往對員工任意動粗,將近三成的人曾有過類似不愉快的羞辱經驗。例如有一名員工不慎踩踏公司草皮,旋即遭到警衛持電擊棒攻擊。有兩名員工,甚至遭到十多名警衛圍毆。第一位跳樓自殺的 Ma Xiangqian 身上發現多處毆傷,家屬要求調查死因真相,另一位自殺者身上亦發現毆打傷痕。
報告指出:更離譜的是,富士康竟然自成一局,獨立成一王國,廠內警衛竟凌駕於公安之上,具有自我管轄之 “特別地位”,可任意執行 “警察” 勤務,而不接受真正警察前來 “干涉內政”。即便你打110報案,電話竟然有可能轉接到廠內警衛處。
報告指出:跳樓自殺者並非每個人都成功死去,其中有一位16歲少女 Tian Yu 卻存活下來,但全身癱瘓。她的父親哭訴,”我女兒之企圖自殺,就是因為無法忍受富士康公司之軍事管理以及機構冷血文化和高壓工作環境”。少女的父親希望,”富士康應改變這樣一種管理方式”。
SACOM 於調查報告中要求富士康應面對現實,改變高壓冷血管理政策,光是透過所謂諮商並無法改變根本問題。
“健康與安全問題充耳不聞 ”
報告的另一章節 “健康與安全” 指出,根據中國法律,工作環境須提供員工有效防護設施,以預防職業災害或疾病,並應接受相關職災防護訓練。但是,富士康卻對此一法令充耳不聞。
例如,在武漢廠有三名員工相繼罹患血癌,當事人疑慮可能與工作上接觸苯有關,於是旋即辭職。報告指出,員工雖然配戴口罩,但根據兩岸三地幾所大學的一份聯合研究報告指出,一些員工仍然過度暴露在苯的有害環境中。此外,還有其它各種化學有害物質,但很明顯的是,相關防護訓練卻付之闕如。
尤有甚者,有些時候,連員工之基本防護配備例如護目鏡與手套也不提供,並且沒有相關健康檢查。跳樓自殺死者之一 Ma Xianqian 生前操作鑽孔作業,就是因此而導致雙手及眼角膜受傷,他生前曾表示:
“我的工作單位是最艱辛的一個單位,充滿粉塵且十分酷熱,並需要極高精密度的工作技術,但是公司卻沒有提供任何防護配備給我們,就連口罩都得自己去申請才能拿到。這也是為何我們的單位離職率那麼高的原因,遠高於其它單位,公司卻始終不願幫員工進行體檢。”
報告指出,富士康的獎金政策和昇遷,與單位裏頭之健康安全事件有關,因此,單位主管為了個人利益,往往隱瞞事實,明明是職業相關災害或疾病,卻被刻意掩蓋,並要求職災受害者須自行就醫,自行支付醫藥費,以規避應有之責任。
“任意剝削學生”
報告指出,為了節省成本,富士康非法僱用大量實習生。比方說,在廠區附近的一棟七層樓高之旅館,在某個暑假,竟然全部被老師們所租下。這些老師帶領學生前來 “實習”。實習生精確人數不詳,但部份員工透露,總數佔了全體員工三分之一或甚至一半。
報告指出,富士康本身沒法找來為數十萬以上之龐大實習生充當廉價人力,而是透過省級政府協助,由數以百計的學校配合動員,強迫學生勞動。學生們表示,他們不得不服從,倘若不從將會被退學。報告更進一步精確指出各廠區與各單位之廉價實習生佔比,甚至高達一半以上。
報告指出,富士康惡劣之處在於任意剝削學生。依據中國各項法令,實習生必須受到更嚴格的保護與保障,並應以學習和教育為目標,而非充當公司廉價勞力。
中國法律並規定,實習生一天最高工作時數是八小時。但是,在富士康,廉價實習生卻完全就是被當成正式員工來使用,沒有一個學生能免於強迫超時工作與輪值夜班。而且,他們雖然被當成正式員工利用,卻完全沒有正式員工之法定勞動福利與權利保障,也沒有任何社會保險,並缺乏契約保護,只能任人宰割。實習生之工作內容,跟他們所學往往沒有關連,卻以 “實習” 為名,強制派遣,純粹充當廉價人力,任由公司剝削。
“文革作風無處不在”
報告指出,富士康的不人道軍事管理政策不但運用在工作場合,竟也延伸到宿舍。比方說,洗完澡不准在房間內吹乾頭髮,也不准超過晚上十一點半卻還沒返回寢室。一旦違規,就會被要求寫悔過書,並且連同違規者姓名、照片及工作號碼、工作證及悔過書,一併公告,藉以羞辱當事人,文革作風無處不在。
悔過書標準格式如下:”我叫什麼名字,我做錯了事,我保證絕不會再在房間內吹頭髮”。
報告指出,”只要是屬於富士康的區域,不管是工作單位、寢室宿舍、餐廳或販賣部等等,一概採取這類羞辱性的高壓軍事管理,使得員工不管是上班或下班都完全處於一種孤立、孤獨狀態,且無一刻喘息空間”。
“所謂工會,專門圖利公司”
報告指出,富士康副總裁曾表示公司普設工會組織。但是事實上,半數以上的受訪者表示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毫無功能,形同虛設。遇有勞資爭議或工作問題,員工也不會向工會求助,因為他們知道工會由公司所掌控,不會替勞工爭取權益。
富士康工會之荒腔走板,到了這樣一種肆無忌憚的程度:工會主席竟然是由專門為富士康擦脂抹粉的公關部主任 (郭台銘的秘書) 所擔任。員工自然也不可能相信這樣一種工會組織會替員工發聲,爭取應有權益。
一位受訪員工指出,”所謂工會,就是專門在替公司謀福利、做形象,比方說向員工募款賑災”。另一名員工則說:”工會純粹就是一種裝飾品,有時則是辦些團康活動或婚友配對聯誼。這些活動本身或許有一點舒壓效果,但是我們每天都已精疲力竭,怎麼可能還有體力搞那些活動?” 更何況,被要求參與這些活動時,往往必須抽掉單位上十分之一的人力,但產能目標依舊不變,使得員工壓力更大,且無任何超時津貼。
在龍華廠區,有位受訪者表示:
“曾經路過工會辦公室,發現裏面好多年輕貌美的女孩,混在一群資深主管當中嘻嘻哈哈,顯然那只是他們和年輕漂亮妹妹打情罵俏的地方,跟我們一般員工扯不上任何關係。工會有所謂緊急熱線,我曾打過一次電話,沒有人接聽。工會這些人基本上就是無事可幹。工會理當是公司與員工之間的溝通橋樑,但實際上卻只圖利公司,討好上司,以謀求個人昇遷”。
” 更多壓榨技巧 ”
報告指出,富士康在集體跳樓自殺事件後,成立所謂 “員工關懷中心”,關懷熱線電話是 #78585,接受員工申訴心中不平。但曾經打過申訴熱線的一位受訪者表示,他的申訴電話竟然被轉接到他所申訴的對象手上,那位被申訴的主管於是就警告他說:”你既然已經申訴,那我就更不需要理你了”。
另一位員工也有類似遭遇,害得他被主管調離到更加惡劣的工作職務上。整個所謂關懷熱線,不但有可能轉接到主管手上,而且不允許匿名申訴,於是不但沒有減少員工壓力,反而給申訴者招來更不好或更不可測的後果。
報告結論指出,血汗工廠的特色就是充斥大量違法事證,例如違法扣減薪資、沒有替員工投保、工安事件頻傳等等。最近幾年,很多企業被迫改善以符合法律規定,為了 “彌補” 這些 “損失”,於是就在管理上發展出更多壓榨技巧以提高產能,例如規定員工只能站著工作,或是把一項工作打散成各種細小步驟,不斷提高產能目標,或是發動員工彼此之間的競爭以爭取達標獎金等等,基本心態就是把員工當成機器使用。
報告總結:郭董的富士康集團,動用無數資源企圖辯護集體跳樓自殺事件,卻忽略其根本結構上的改革。
後敘:事物輕重
百忙之中,精疲力竭之餘,只能利用這兩天一點零碎時間匆匆做點摘要。我並不想在這事情上妖魔化郭台銘,畢竟一個人總有他的各種面向與角色,善惡非僅一端。再說,相較於一整個世界,郭氏企業不過滄海一粟,微不足道;郭董不只一個,而是千千萬萬個。郭的問題,無非也只是反映整個世界的某種根本問題,亦即各種形式的弱勢者總是遭到強勢一方的任意踐踏。
尤有甚者,相較於郭台銘所屬的美國勢力之長年在全世界到處姦殺擄掠、四處發動戰爭殺害千萬人,郭董企業的那一丁點惡行算得了什麼?
郭董的問題並不在於他的企業王國所製造的無數問題 “本身”,而在於他根本毫無病識感,甚至以問題為榮,以之為傲,以為整人、傷人很有趣,很厲害,很有什麼 “霸氣”。這樣一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價值觀與行事風格,事實上也充份反映在郭陣營對於韓國瑜所發動的一連串齷齪攻擊與陰暗抹黑及刻意混淆視聽。
在某個根本意義上,誰當總統並不重要,但是,人們究竟採用什麼樣的手段來達成目的卻極端重要。如果這仍顯得陳義過高,那麼,我們甚至不妨把基本道德原則再大幅往下調整。簡單說,你可以為惡,但你總不能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比方說,你不能一方面糟蹋員工,一方面卻又說你一心以員工為念;你不能一方面總是對人來陰的,奧步不斷,一方面卻又假裝是個正人君子,與被害者稱兄道弟。
我不免要想起那個年紀最小的跳樓自殺者,一個16歲聰慧乖巧的小女孩,受不了壓榨,從十幾層樓高,一縱而下,全身癱瘓。我沒有大約這個年紀的親人,但我有個3歲女兒,我能想像她有一天也會長大成為16歲少女。這樣一個美好生命,就這樣往下跳。你能夠不去想像這個畫面嗎?這事在你心裏頭激不起一點波瀾、引不起一點惆悵嗎?
在這場權力競逐的所謂總統大選或初選中,我常想到甘地的一句話,他說:”The day the power of love overrules the love of power, the world will know peace.” 倘若有一天,”the power of love” 總算壓倒了 “the love of power”,也許那才是一切政治、一切事業、一切作為的根本意義所在。
我想把甘地這句話送給韓國瑜,做為我對他的一種期待。但我知道我若這麼做,人們會以為我之批評郭台銘僅僅只是為了一場其實在某個重要意義上根本微不足道的所謂總統大選。
人的一生不過數十寒暑,但人之所見卻能千秋萬載,看見遙遠的將來;我們不可能僅僅只是看重一場選舉,就猶如我們不會看重江河九曲飛奔入海裏頭的一片落葉。落葉本身倘若擁有意義,那是因為它屬於一片海。這海理應是人性之善的永恆歸宿,而非權力文明的競逐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