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時光

最好的時光

陳真

2020.07.24.

俊和，汝言差矣。就我多年來所熟知，中山大學社科所的許多綠油油教授的智商與學問應該比學校附近那些彌猴要高出許多，特別是 “智商”，簡直破表，他們永遠都知道在什麼樣的政局之下應該怎麼活才能名利最大化；既有好康滾滾而來，前途燦爛，而且又有各種美名，說不定還會說自己是個理想主義者呢！

台大有個叫什麼雲的，便是如此，現在當立委，這些人遲早都會當個大官小官，“智商”怎麼會低呢？至少比彌猴精明吧！我也常去中山大學西子灣那邊爬山看海，我知道那裡的猴子很奸詐狡猾，常常會想搶我的背包。但是，親綠學者比彌猴精明太多了，學問肯定也是贏過猴子。

最近媒體全是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李眉蓁的論文抄襲新聞，比她更惡劣一萬倍的假學歷詐欺犯蔡英文，卻反過頭來訓斥李眉蓁要勇於面對外界質疑。它媽的竟然有這麼無恥的人。台灣的學界與媒體，就跟過去舊黨國時代一樣，永遠就是為當權的政治勢力服務，毫無廉恥。

最近還看到一則新聞，一個人渣黨的官叫做什麼鳳的，去大學演講，與會的學生反應熱烈，紛紛發問。你知道學生們問些什麼嗎？問說「我們要怎麼做，才能讓國民黨倒？」

我常覺得，你根本不應該企圖去跟年輕一代特別是學生們說理，因為他們的腦子是泡過水的，他們如果有能力說理，就不叫做腦殘了。半個多世紀來，始終如此，不曾有一絲改變，甚至洗腦洗得比過去還徹底，還更加不堪聞問。黨外時代，他們向舊黨國發問的問題是：「請問我們要怎麼做，才能遏阻黨外人士等陰謀野心份子破壞民主？」

惟二能修復他們腦子的方法，一是時間，二是搶下麥克風。等他們到了四、五十歲，有了一點生活歷練，也許才會長出一點腦子，要不就是只能期待祖國來解放台灣喪心病狂的媒體與中小學教科書及大學。

念大一時，印象中，高醫強迫大家每周一 (或每個月一次我忘了)，一大早就要來學校聽演講，講者自然就是那些藍通通的所謂學者。我幾乎從不參加，因此一直被記過、扣操行成績。但我記得參加過一兩次，有位其它學校的教授來演講什麼民主自由之類，講到黨外人士，充滿鄙夷、嘲諷與羞辱，引得哄堂大笑，在場數百名學生，掌聲不斷。

有些班上同學，紛紛就轉過頭來看我有什麼表情。那一天，我舉手站起來質疑這位教授的說法。我忘了當時我說了些什麼，只記得那位教授面對我的反駁，頓時支吾其詞，在場同學們則紛紛鼓譟，要我閉嘴。

事後，那位教授跑來我座位旁找我，不但握手，而且還遞名片(那張名片我至今還留著)，想要緩和我對他的不爽。旁邊好多同學圍觀鼓譟，說我濫用了言論自由，破壞了民主法治。

學姐在大學教書，她常說，在班上如果有人提到韓國瑜，全班同學就會發出鄙夷不屑的哄堂笑聲，彷彿講到一個小丑似的；學生們並且認為這樣一個小丑的存在，恰恰是民主社會的弊病所致，因為台灣太民主太自由了，以致於讓韓國瑜這樣一個小丑有了生存空間，因此我們應該要好好來思考一下如何防堵這樣一種民主的流弊。

這樣一種荒謬場景，恰恰就是我三、四十年前所親身經歷的，一直到我當了醫生，這樣一種羞辱依然存在。

1989年九月，高醫精神科公開招收住院醫師，錄取名額只有一位，競爭者很多，但我就是那個惟一錄取者，而且據說是所有主治醫師毫無異議全票通過。可是，沒幾天，情治單位就跟高醫施壓，說我是黨外人士，是社會敗類，不可錄取。

就這樣施壓了幾個月，有一天，我在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小兒科加護病房實習，接到高醫精神科主任文榮光醫師的來電說，他實在承受不了政治壓力。我當下就說，沒關係，那我就自己辭職吧，我不要讓老師或同事們有壓力。

文醫師似乎很意外我會願意自己走人，於是在電話中說，他覺得我是一個可以當朋友的人。

記得那一天，當文醫師打電話來時，我正在給一個全身插滿管子、躺在保溫箱裏頭的新生兒抽血。掛掉電話後，我又回去照顧這個嬰兒，看她小小的胸口一喘一喘的，起伏得很厲害，好像拼命要吸上一口空氣求生似的，我當下心裏很感動。如果痛苦可以轉移，如果生命可以替換，我希望這個小生命的種種痛苦可以轉移到我身上。

辭掉高醫後，我又得開始到其它醫院找工作。我每次都成功錄取，但也每次都不斷歷史重演，總是錄取不久之後就又被迫辭職；醫院一間換過一間。

同年 (1989年) 六月，我被以叛亂罪移送法辦。依照法律規定，叛亂犯不得擔任醫師，於是我的求職之路更為艱難。

我還曾經錄取草屯療養院的職缺，錢多事少離家近免經驗可，是個公職醫師。院方當時都已經給我宿舍，但我卻一直不能上班，因為情治單位不同意。有一陣子，每天到院長室接受偵問，要我在一張張的白紙上寫下過去的一切政治經歷，就像在寫書一樣，我的經歷可說是「罄竹難書」。

草療院長說，他才不怕什麼情治單位的壓力，要我放心，一定可以順利上班。結果，我足足當了好幾個月的幽靈醫師，佔了職缺，卻始終不能上班，因為我是叛亂犯。

幾個月後，想不到是王永慶出面相挺，林口長庚醫院要我在一張院方準備好的切結書上簽名。切結書上僅僅寫著一行字：「本人日後若因叛亂案被捕，一概與長庚醫院無關。」我簽了名，歷經漫長的折磨，好不容易才展開我的醫師生涯，但我後來卻是全班第一個取得專科醫師資格、第一個當上區域教學醫院主任的人。

我常記得在草屯療養院擔任幽靈醫師的那幾個月。我特別記得其中有一兩位醫師，每次見了面就對我百般嘲諷，對我之黨外身份非常不屑。很難想像，我到底是做了什麼可恥或傷天害理之事，因而應該被人輕視與不屑到這種地步。

那種不屑到極點的嘴臉，從不陌生；大學如此，畢業後也一樣；過去如此，現在也好不了多少。然而，這些當年與黨國站在同一陣線的囂張跋扈者，現在卻毫無例外，全部變得綠油油。

搬來高雄三、四年，常路經高醫，常跟學姊提起，在解嚴前後的年代，我如何把當時被高醫視為社會敗類的陳永興學長迎接回高醫演講，校園內外掛滿黃絲帶。而我至今，卻依舊像個可笑的異類一般，甚至成為某些綠油油的高醫學弟妹抹黑羞辱的對象。

我並不期待在我有生之年能夠獲得平反，事實上我也不覺得這樣一些個人榮辱有何公眾意義可言，它不過就只是一種生命常態，它只能以一種十分個人的經驗方式來理解，就像一種故事那樣；與之相連結者，卻與所謂政治無關，比方說我總想起那位在保溫箱裏頭奮力求生的新生兒，比方說彰化基督教醫院那段朝不保夕的日子，隨時都可能坐牢，每天獨來獨往，一整年幾乎沒有一個人可以講話。

我最懷念的，卻是草屯那段風花雪月前景茫茫的幽靈醫師歲月，每天和學姊騎機車看牛看雲看花看草看稻田抓蟲捉蚊子，整天無所事事。事實上，那也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