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正與我

朱高正與我

陳真

2021. 10. 23.

朱高正昨晚過世，感覺特別難過。

我跟他僅有幾面之緣，後來更因統獨而無往來。當年我是獨，他是統。就是他，因為阻止黨員在民進黨黨代表大會上散發台獨文宣與書籍，把鄭南榕打得頭破血流。那年應該是1987年。鄭南榕先出手打朱高正一個巴掌，記得鄭還大聲說 “我是代表台灣人打你”，卻馬上被朱高正及其他民進黨人拿椅子打破頭，場面相當血腥。

我跟朱高正第一次認識的地點很特別，我們是在龍山寺的 “屋頂” 上認識。那是1986年的5月19日，鄭南榕發起 “519反戒嚴綠色行動”。那是台灣在戒嚴時期第一次群眾運動。那天，我們被幾百名鎮暴部隊團團圍住，困在台北龍山寺一整天，夜裏一度風雨交加。

鎮暴圈外有許多群眾，我們後來於是就乾脆爬到屋頂上，拿著擴音器對鎮暴部隊與圈外的群眾演講、喊話。其間，就在屋頂上，有位黨工說要介紹我認識一個人，隨即帶著一個人，”爬” 過來我身邊，跟我握手。我應該是那次抗爭中惟一一個大學生。他自我介紹說他叫做 “朱博士”，去年 (1985年)剛從德國回來。

我以為他的名字就叫做 “博士”，於是笑著跟他說你爸媽很會取名哦。幾天後，我看了他給我的名片，才知道他不是叫做朱”博士”，而是朱”高正”。

“519反戒嚴綠色行動” 之後幾個月(9月28日)，民進黨就成立了，建黨臨門一腳的關鍵人物就是朱高正。

組黨的事，在黨外講了很多年，每次選舉就拿出來講，拿出來 “騙” 選票，但是每次都只是嘴巴講一講，從來不敢真的付諸行動。

這也是為什麼許信良會在海外組黨、揚言遷黨回台的原因。許信良在美國組了一個 “台灣民主黨”，我和鄭南榕是僅有的幾名在台黨員，我的入黨介紹人就是鄭南榕。許信良硬是遷黨返台的結果，引發血腥鎮壓的 “桃園機場事件”，我也參加了那次接機抗爭。

在現場，大家學著菲律賓趕走親美反共的貪婪獨裁者馬可仕的抗爭手勢，對著鎮暴部隊、對著在天上監控的直昇機怒吼。國民黨派遣便衣警察與特務自導自演，自己對警察丟石頭，翻覆警車，然後以此為藉口發動暴力鎮壓，把許多群眾打得頭破血流。

事後，國民黨居然發動幾乎所有媒體與電視台，全面抹黑我們是一群暴民。事實上，黨外群眾完全就是挨打，絕無任何一絲暴力或破壞或丟石頭。

檯面上的黨外公職人員，之所以敢於付諸行動，決定在當年的9月28日創黨，也許幕前幕後的原因很多，但是，朱高正的強烈主張和衝撞精神，也許就是臨門一腳。

十多年後，我才慢慢恍然大悟，真正的創黨籌畫者其實就是蔣經國。黨外被滲透得很厲害，事實上，一切都是在蔣經國的控制與策畫之中，配合美國，演一齣所謂兩黨政治的民主大戲。

費盡青春血淚、乃至家破人亡的代價，原來這一切只是一齣戲，我有一種深深被愚弄玩弄的感覺。政治的陰暗深沉與齷齪，往往遠超乎我們的想像。

當然，這並不表示我們做錯了什麼，而只是表示我們實在太單純。時光如果倒流，面對壓迫，人們還是一樣會揭竿而起；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會有反抗。問題是，在揭竿而起的反抗過程中，我們往往就像孫悟空，始終沒能逃出如來佛的手掌心。

比方說，在美麗島事件後的那個悲憤年代，誰會去懷疑那些被吹捧為有勇氣、有良心的辯護律師是不是情治單位的爪爬仔？黨外雜誌更是一片吹捧之聲。可是，慢慢地，你會發現事情似乎沒有那麼單純，似乎又是一齣民主大戲；權力依舊牢牢掌控在美國及其所選定的一群走狗手裏，只是旗子換個顏色而已；手左打右手，其實全是一家人。

奇怪的是，人渣黨最近突然高度選擇性地打擊一個根本無足輕重的黃國書，不知道又在圖謀一些什麼骯髒事。畢竟，黃國書算哪根蔥？哪需要特別挑出來打？黃國書 “們” 不是一個，而是千百個，根本無足掛齒；比他更大尾的比比皆是，而且恰恰就是人渣黨目前的當權派。其中已被認證的，就是謝長廷這個調查局臥底的爪爬仔，藉著出賣同志，獲取鉅額賞金。

也就是說，目前呼風喚雨為非作歹貪婪齷齪的人渣黨當權派，恰恰就是最大的爪爬仔。如果真要轉型正義，人渣黨恐怕得關門，一大半的當權者都得繩之以法。

依我看，人渣黨藉著控制情治檔案，高度選擇性地揭露檔案內容，藉以進行政治操弄，背後一定有它更大的圖謀。而那些真正應該有權閱讀自己檔案的人，例如施明德，以及包括我在內，卻反而無從查看自己到底長年以來究竟是被這個美國當權的藍綠殖民政權如何惡搞。

回到朱高正。我跟他在風雨交加的龍山寺屋頂上初識之後，僅有幾次群眾大會同台演講，並無其它私人聯繫，其實非關統獨，而是因為某件 “小事”。他說，”大德不踰矩，小德出入可也”。但是，有些事在我看來並非小事。

那事是這樣，差不多是1987或1988年，朱高正是反對運動的第一紅人，是立法委員，在立法院一戰成名，所到之處，人山人海，群眾為之瘋狂。有一天，他來高雄參加一個群眾大會，地點在高雄三民公園。我跟他都是演講者。講完之後，他邀我和葉耀鵬去西仔灣吃宵夜。

離開群眾會場之時，一位衣著破舊的老阿伯，牽著腳踏車，氣喘吁吁地把我們喊住，說他回家拿錢來了，想捐錢給我們黨外。有個同行的黨工就把錢收下。你猜是多少錢？一百元！老阿伯一直說抱歉，說他就只有這麼一點錢。

我們四人在西仔灣吃宵夜時，朱高正點了一鍋醉蝦，蝦子是活的，活生生剝殼吃掉，我不敢吃，他笑說我沒男子氣概，我說與氣概無關，與蝦子的痛苦有關。

席間，他還點了一瓶洋酒(我滴酒不沾)，那位黨工說，這酒很貴，一瓶好幾千元。吃完之後，我身無分文，當然是由朱高正或葉耀鵬請客。可是，我看他們也沒去櫃台付帳。

後來，我就問了朱高正這桌飯是誰出錢？他說，剛才群眾大會上就募得好幾萬塊，用那些捐款來支付就行。我說，怎麼可以這樣？像剛才那個阿伯那麼窮，勉強拿出一百元家當，怎麼可以一瓶酒幾千元就把群眾的捐款給喝掉了？

朱高正覺得我很無聊，連這種 “小事” 也要計較，說了一句 “大德不踰矩，小德出入可也”，於是我們就吵起來了。我不服氣，於是事後就寫了一封公開信，印了幾十份，寄給每個黨部及一些民代，希望黨部正視這個問題，不要辜負支持者的心意，人家捐款給我們不是要我們拿來喝幾千元洋酒，或是吃什麼醉蝦。這類捐款應該用在公事上才對。

在那之後，我就沒再跟朱高正有任何連繫。

我至今不認為這是小事或小德，但我同樣也不否認朱高正的巨大貢獻。事實上，以他當年沛然莫之能禦的聲勢，在黨外群眾心目中，根本就像神一樣，倘若他是個有私心或權力薰心的人，民進黨根本沒有一個人會是他的對手。他絕對是民進黨的超級天王。

但是，他卻因為民進黨逐漸走向台獨而寧可退黨，斷送一己的大好政治前途。光是這一點，就值得我們肅然起敬。

人渣們卻是這樣：心中根本無任何信念，哪有什麼統獨可言？完全就是看風向，哪兒有權力有利益有選票，就往哪兒靠。但是，朱高正卻為了兩岸統一的信念，離開了這個由他一手催生的黨，離開對他瘋狂著迷的廣大群眾，捨去原本可以一人獨霸的政治局面。

我對他的理解是這樣，但我與之畢竟全然不熟，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又太單純了？

不管如何，也許物傷其類，他的離去，使我頗為難過。他大我十歲左右。我雖不打架，也沒有他的好口才與爆發性煽動力，但在公義與義憤這一點上，我也許跟他有點類似，都是有點脾氣、敢於拼上一條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