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殘病理學

腦殘病理學

陳真

2020. 05. 12.

偉梵，謝謝你問我問題。你的問題，可以有五百種回答方式，但我想，基本原因不外幾種。或者說，不同的人有他不同的看事情方式，某些人會比較欣賞某種說法，有些人則欣賞另外一些說法，沒法說個準。

至於我自己，我習慣從 moral和 intellectual 這兩種層面來理解人們如何形成判斷。這兩個字，我比較喜歡使用英文，因為英文比較中性，若翻成中文，一是道德，一是智能，則感覺好像多了一些潛在且不必要的評價成份，而非那麼中性。

而我想採用的則是它們的中性意涵，意即人的大腦與心靈產生各種認知與評價，就內在而言，無非就是這兩種成份。當然，外在因素就是比方說資訊本身的壟斷或其它個人利害關係等等等，講不完。但是，內在因素終究還是比外在因素更為根本。

高中時，因為愛因斯坦的啟發，我赫然發現 moral和intellectual 這兩種成份並非各自獨立，甚至二而一，一而二，一體的兩面。當然，我並不是指蘇格拉底那樣一種想法，他認為，我們之所以做「錯」事 (moral)是因為我們還不夠聰明，還沒有「能力」(intellectual) 把事情想清楚；這似乎意味著道德能力終究是一種智能；「道德哲學」彷彿只是「知識論」的一個分支，彷彿前者可以「化約」(reduced to) 為後者。

我並不是這樣一種想法，事實上，若要化約，我寧可相信道德能力更為根本，是後者化約為前者才對。

這是插播，不用理會。姑且還是回到人類關乎道德與智能的這兩種能力。簡單這麼說，當一個人的某種判斷力非常可笑或偏向邪惡一方時，我將不可能相信這個人有多聰明，也不會相信他有多善良。

我這個理論，至今還沒發現反例。我從未見過一個我認為非常聰明或非常善良的人，卻居然會在一個極其明顯的問題上做出腦殘判斷。

我這理論事實上很容易理解，因為任何判斷都必然具有一種最基本的概念一致性，就比方說你如果懂得28 加 35 等於 63，沒理由說你不懂 2 加 3 等於5。你一定是在裝蒜。或者說，一定是其它因素起了作用，影響了你的判斷；亦即你若非很蠢，就是你的良心很可能被狗吃了。

反之亦然，如果你連 2 加 3 等於 5 都不懂，那你就不可能懂得28 加35 等於63。如果你連人渣都會當成英雄膜拜；如果你連美國騙小孩的什麼民主自由的蠢話也會信，那麼，你要跟我說你有多聰明，我也只能呵呵。

至於聰明與否當然跟學歷無關。學歷只需要一種最基本的智能，而非需要高智能。學歷跟一個東西倒是比較有關，那就是社經條件，簡單說就是錢。一個人，只要智商100，再加上銀行有七位數以上的存款，再加上家庭正常且無特別天災人禍，那麼，念個國內外名校學位肯定不會有任何問題。因此，以所謂學歷來理解人類的 intellectual 這項能力只是庸人之見，毫無解釋力。  

我常思考一個問題，單純與 intellectual (智能) 有關，大約有這樣一種發現就是：大的更大，小的更小。聽起來，很像 Friedrich Hölderlin 所寫的某一本小說上的卷頭語。在2020年3月1日的留言板上，我寫了一段話：

「2018年3月28日，維根斯坦最仰慕的詩人Friedrich Hölderlin 給我寄來一張卡片，上面引用一句他生平很喜歡的話，那是耶穌會創始人Ignacio de Loyola 的墓誌銘：

“Non coerceri maximo, contineri tamen a minimo, divinum est.”

翻譯成英文就是：

“To suffer no restriction from anything however great, and yet to be contained in the tiniest of things, that is divine.”

我給翻成中文如下：

“無礙於至大，有容於至小，是為神聖。”

活著，比最大還大，比最小還小。如是我聞。」

這卡片其實是我自己寫給自己，我在卡片上引用了 Hölderlin 所引用的這句卷頭語。為什麼要自己寫卡片給自己呢？因為住家附近有間餐廳發給顧客空白卡片，憑著卡片上的郵戳，就可以換一杯很難喝咖啡。題外話。

我對 intellectual (智能) 的發現是這樣：聰明似乎表現在兩方面，有些聰明人只有其一，有些人則一個也沒有，惟有極少數天才則兩者皆具，比方說維根斯坦。

簡單這麼說，聰慧者「看」事情不但看大也看小，他能「看見」整個大範圍的座標意義，也能「看見」非常細膩的細節，細到比原子還小，極其幽微，一如詩的世界。

回到偉梵的問題上，我想我應該已經回答得很清楚，至於其它四百九十九種回答，我就不多說了。

許多時候，在一些特別重要或是難以言喻的事情上 (例如上帝、鬼神)，從負面(negative) 看事情會比從正面(positive) 看更深刻。看待智能與道德也一樣。比方說，在過去黨外年代，我若看到人們買中國時報或聯合報，看得津津有味，我就知道這應該是個傻蛋，至少不會是一個多麼聰明的人。

同理，這年頭，如果你看到有人花錢買自由時報看得津津有味，你不用幫他做智力測驗也能知道，毫無疑問，這一定是個重度腦殘。回到上述的「概念一致性原理」，一個人如果連這樣低能齷齪的報紙都能讀得津津有味，難道你會相信他是個很聰明的人？當然，他還是一樣可以當醫師，一樣教書，一樣開火車，一樣當工程師，但你要說他有多聰明，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同理，根據「道德內在一致性原理」，你要說這樣一個人有多麼善良敏感，那也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因為，連那麼明顯而粗暴的普遍惡行，你都能讀得津津有味甚至蠢血沸騰，你怎麼可能有多善良？

善良就跟聰慧一樣，是一種能力(faculty)，而非僅僅只是一種意向(intention)；我「想要」善良跟我很善良，基本上是不相干的兩回事。

這也說明了比方說你看，那些綠油油的學者專家也好、或是什麼作家、導演也罷，全是庸才，抑或人品亦難以恭維，毫無例外。但是，你沒法想像一個頂尖的藝術家 (比方說侯孝賢) 會綠油油。

當然，有些庸才不是真的蠢到嚇死人，而只是壞；明知是非善惡，卻偏要昧著良心，因為有利可圖，有權位可謀。不過，這倒也不是說他們「很聰明」而只是壞；他們也許不至於「蠢到爆」，但離聰慧仍然十萬八千里，即便他得了諾貝爾獎也一樣。

人們常說綠營向來對任何人事物均採雙重標準，對此我不認同。事實上，他們只有一個標準就是「敵我二分」，只要是「我方」，什麼都對，醜事鳥事貪污舞弊狗皮倒灶低能敗德骯髒下流，一概視為美侖美奐。反之，只要是敵人，即便是人格者也一樣能抹黑得臭不可聞；再怎麼好再怎麼動人的人事物，都能說成臭不可聞 (不妨想想韓國瑜是如何被糟蹋)；再怎麼樣顛撲不破的事實，都能加以造謠扭曲成完全相反的意思。

這不叫做雙重標準，這始終只有一套標準就是「敵我二分」。現代洗腦技術並非著墨於事實本身之扭曲與虛構，而是在人們腦子裏植入一個「敵我二分」的木馬程式，讓人們自動在敵我之間做出根本區隔。凡屬「我方」，一切事情都好商量，是非對錯根本無關緊要，就跟對待家人一樣。反之，凡屬「敵方」，一切人事物都會被視為有問題，邪惡的，不可信，有陰謀或不重要等等等。

以上，大概就是人們對於是非善惡的「判斷」方式，其理性與道德能力其實往往就像紙糊的房子那般脆弱。不信，你讓我來掌控媒體，倘若我願意使壞，我相信我能夠讓各行各業的腦殘們相信我所要讓他們相信的一切說法。我甚至可以不編造任何謊言就能達成目標，因為洗腦並非著墨於所謂事實，而是著墨於讓他相信主流世界的一切說法，即便他知道那不是事實，他也一樣會 take it seriously。

為什麼呢？因為一般人腦的運作內涵其實並不比 AI 高明，我要電腦相信什麼，它就會「信」。或者說，他或它均無所謂信或不信，只要他或它能持續接受指令照章行事就行；就跟茶壺一樣，茶壺並不需要「先」相信一些什麼，它根本無所謂信或不信，只要插上插頭，按下開關，一段時間後就會如你所願地沸騰。

跟茶壺們一起生活在一個小島上，常讓我很緊張，光是接觸到茶壺們銳利的眼神，我彷彿就要立即見光死，化成一灘血水。我的「非典型社交恐懼症」應該就是這麼來的。茶壺們數量龐大，而且缺乏病識感，你說他腦殘，他說你才腦殘，而我們有多厲害呢。你不可能說服他們的，誰能說服茶壺呢？

梭羅說，「我也許沒法說服你，但我有可能說服你的孫子。」我以前對這句話很感動，但我後來覺得，說服茶壺的關鍵無非就是插上插頭，找到開關，按下去就會沸騰了。因此，祖國別再傻了，你做千萬件好事都不會有用，一樣把你妖魔化，唯有想辦法掌握麥克風，掌握開關，才是改變現實事物的關鍵。

至於你我一般個人，只能放棄現實作用，往「美」的方向去生活；留一點事蹟與傳說，給那屬於美的世界增加一兩個令人心碎的故事，如此而已。也許千百年後，茶壺們的孫子或孫子的孫子，將會認出我們孤獨的存在，從而灑下熱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