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詩吧！我已經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了。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will be free!
來自巴勒斯坦的情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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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哈茂德·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1941-2008）
：每一首美麗的詩篇，都是抵抗
作者：唐珺（阿拉伯語譯者）
來自巴勒斯坦的情人（節選）
你的言語……曾是一首歌謠
我試圖唱出
可是苦難封鎖了春天的唇
你的言語，像燕子，飛出我的家園
我們的家門、我們秋日的台階
也都隨你遷徙，前往思念想去的方向
……
我們把這歌種入吉他的胸腔
自我們災難的頂層
我們把它彈奏給破損的星月……和石塊
可我已忘了……忘了……你這未知的聲音啊：
鏽蝕了吉他的，究竟是你的離去……還是我的沈默？
當今時代，恐鮮有其他地區的詩人如中東地區的詩人群體，仍在關切民族存亡的話題，仍在為人類最基本的生存訴求吶喊。在巴以衝突的漫漫硝煙之中，馬哈茂德·達爾維什，是一位窮盡畢生為巴勒斯坦民族而歌的詩人。這位在阿拉伯世界家喻戶曉的「巴勒斯坦的情人」，負有「民族詩人」、「民族代言人」的盛名。他美麗深情的詩篇訴說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難與抗爭，更呈現了這個民族的人性與尊嚴。他讓細膩、溫暖、堅毅的詞語於潤物無聲中綻放光芒，穿破苦難，給予他的人民力量與希望，也令其他國家的讀者為之動容。
「蝶之痕」 對祖國與流亡地的濃情
達爾維什1941年出生於巴勒斯坦北部村莊比爾瓦，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他的家鄉被焚毀，興建新的以色列定居點。年幼的達爾維什隨家人前往黎巴嫩逃難，後遷居被以色列佔領的海法讀完中學。上世紀60年代，他加入了同情巴勒斯坦事業的以色列共產黨，任該黨機關報的編輯，詩歌創作由此開始。
因被指控「思想激進」，達爾維什遭到以色列當局的長期監視，先後5次被捕入獄。1970年，達爾維什前往莫斯科社會科學院學習一年，後前往開羅，任職於埃及《金字塔報》作家俱樂部。1973年，他開始定居貝魯特，任《巴勒斯坦事物》月刊主編。1982年黎巴嫩戰爭爆發，他被迫輾轉於敘利亞、突尼斯、約旦多地，後前往法國主編文化刊物《迦密山》，在巴黎斷斷續續生活了10年。1995年，隨著巴勒斯坦在約旦河西岸成立自治政府，達爾維什選擇回歸祖國，定居拉姆安拉和鄰近的約旦首都安曼。2008年，他於美國休斯敦接受心臟手術意外失敗辭世，享年67歲。
巴勒斯坦為其舉行國葬，遺體被安葬於拉姆安拉。
達爾維什一生共出版30余部詩集和散文集。海法——貝魯特——巴黎——拉姆安拉，構成了達爾維什半個世紀的流亡軌跡。他的詩歌在一個地點誕生，在一些地點成長，在另外一些地點成熟，又最終回歸祖國的空間原點。長成於海法的青年詩人悲憤地書寫被佔境況下故土和人民的創傷，用質樸的抒情詩號召民族堅韌反抗，呼喚「讓風暴刮起來」。
在貝魯特工作期間，頻頻出入車站、海港和機場的詩人記下「沒有姓名，沒有歸屬」的個體悲慘境遇，質問「空虛的路途何時抵達」。旅居巴黎後，他得以用「旁觀者」姿態審視阿拉伯民族和世界，抒發對祖國和流亡地的濃情，「用梔子花的吶喊令祖國回歸」。1995年，詩人回歸祖國定居拉姆安拉，面對挫敗的現狀，他潛心創作，竭力用語言建構一個詩意祖國，「捍衛變化的語言里不變的土地」。他暮年的作品意象純美雋永，也摻雜了狡黠的諷刺。一如其《蝶之痕》所寫：「蝶過留痕，不可見/蝶過留痕，不消散。」祖國與多個流亡地的體驗與碰撞，為他的詩烙下隱隱散不去的痕印，地點（流亡地）的變換或增加，使他的詩獲得延伸和增殖。
書寫抵抗 「巴勒斯坦人」不是職業
巴勒斯坦的詩人似乎更為觀照詩歌現實責任的問題。他們更多表現出自覺背負的民族使命和社會責任感。「抵抗」是巴勒斯坦詩歌的關鍵詞，更是解讀達爾維什詩歌的關鍵詞。書寫抵抗之詩，恰是達爾維什用自身的生命體驗對「詩歌何為、詩人何為」這一根本命題的現實回應。怒斥佔領、壓迫、屠戮，呼喚英勇、革命、自由，「讓玫瑰生長在農夫的臂膀、工人的拳頭、戰士的傷口」，是達爾維什的抵抗所要表達的首要訴求。但他的詩作，並不止於空泛的口號和濫情的宣言，也未淪為政治鬥爭的附庸。
世人對巴勒斯坦的認知常常攜帶程式化的負面傾向：向以軍坦克投擲石塊的憤怒少年，頭蒙黑色面罩、手持槍支的「武裝分子」，居住在難民營的帳篷里、或是在世界各地輾轉流散的巴勒斯坦家庭……達爾維什所秉持的抵抗精神，更表現於抵抗這些偏見，抵御民族屬性所面臨的日漸消解的身份危機。他描繪富有本土風情的自然、宗教、民俗與神話景觀，將巴勒斯坦屬性扎根在詩行裡；他圍繞巴勒斯坦人個體經驗展開敘事，將一種本土的、個體的經驗，高昇至具有普世性意義的人文領空，呼喚人類的道義力量。
「巴勒斯坦人」不是職業，是「思念母親咖啡的我」，是「皮膚滲出露水、樹葉在手裡長出的父親」，是「夢見白百合、橄欖枝的士兵」，是「被蝴蝶和露水打濕、在雛菊上方起舞的加利利女子」；巴勒斯坦亦不是口號，是「美得宛若茉莉的情人」，是「迦南人民靠近神的邊界的園圃」，是「在我語言里閃亮的杏花」，是「我翠綠而高聳的詩歌大地」。
達爾維什筆下的抵抗具有詩性的美學意義。他堅守「每一首美麗的詩篇，都是抵抗」，「我放棄的是創作直接的、意義有限的政治詩，而未曾放棄廣義的、美學意義上的抵抗，」達爾維什得出此言，恰源於他的詩人身份，時常受累於民族身份和「民族代言人」的頭銜。「評論家有時將我謀殺，/他們想要特定的詩篇，/特定的比喻。」當詩人在舊作基礎上進行創新時，時常遭遇評論家和讀者的質疑或誤讀。
無論是70年代詩人作出的離開祖國自願流亡的抉擇，80年代詩中蔓延的悲觀情緒，90年代對奧斯陸協議的立場和對愛情、個體宣洩等「偏軸」主題的偏愛，還是2000年後題材的個性化、紛繁化，都不時被扣上「妥協主義」、「投降主義」等「罪名」，對此，達爾維什依舊主張革新詩歌的內容與形式，並試圖消解這一被禁錮的「代言人」意識及言說方式。所以他寫下：「致評論家——/不要用茶匙/或是捕鳥的羅網/解釋我的話語！」
「共享詩人的精神地」 與阿米亥的互視
阿米亥的《野和平》語：「讓它來吧，/就像野花/突如其來，因為田野/需要一種：野和平。」達爾維什和阿米亥這兩位巴以衝突中兩方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詩人，分別使用阿拉伯語、希伯來語兩種語言，義無反顧地書寫著同一片土地。同一時空下呈現出的二元對立的經驗微妙而真實，在世界範圍亦不多見。此種對立性使得兩位詩人不可避免地互視對方，並形成某種競爭關係。
達爾維什曾表示對阿米亥的欣賞，兼而提出巴勒斯坦詩人所面臨的挑戰：「他將巴勒斯坦的土地稱為以色列土地，不遺餘力地書寫它，一些詩歌美得令巴勒斯坦詩人汗顏。於是這個問題實際上相當可怕：誰能把土地寫得更美，便比另一方更值得擁有這土地……他想依照自己所需來使用風景和歷史，而這基於我被摧毀的身份。於是我們之間存在一種競爭：誰是這土地語言的擁有者？誰更愛它？誰寫得更好？」
阿米亥也曾在訪談中指出巴以詩歌里某種對立的並置性：「我們在共享現實、風景，共享詩人的精神地。」達爾維什深掘著土地的自然景觀，致力於用語言重塑被剝奪的家園空間。阿米亥綿密地書寫耶路撒冷，把「聖經大地」的神聖與日常融為一體，用人與神的互動去傾吐人對土地的依附性。兩種書寫皆同樣真實而引人感懷。
處於「弱勢方」的達爾維什，對於處理衝突與差異的緊迫性有著理性覺悟，面對他者的注視，他的詩行噙滿悲傷卻不卑微，滲透艱辛卻不仇恨，「只要有一條活路，我們也愛生命。/我們打開花園的門扇，讓茉莉花綻放街頭/帶去一個美麗的白晝。」逾越政治的狹隘與謬見，呼喚一個相互理解對話的和平空間，或許比現實的政治紛爭更具人性情懷，且充滿純粹的詩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