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詩吧!我已經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了。
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will be free!
來自巴勒斯坦的情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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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哈茂德·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1941-2008)
:每一首美麗的詩篇,都是抵抗
作者:唐珺(阿拉伯語譯者)
來自巴勒斯坦的情人(節選)
你的言語……曾是一首歌謠
我試圖唱出
可是苦難封鎖了春天的唇
你的言語,像燕子,飛出我的家園
我們的家門、我們秋日的台階
也都隨你遷徙,前往思念想去的方向
……
我們把這歌種入吉他的胸腔
自我們災難的頂層
我們把它彈奏給破損的星月……和石塊
可我已忘了……忘了……你這未知的聲音啊:
鏽蝕了吉他的,究竟是你的離去……還是我的沈默?
當今時代,恐鮮有其他地區的詩人如中東地區的詩人群體,仍在關切民族存亡的話題,仍在為人類最基本的生存訴求吶喊。在巴以衝突的漫漫硝煙之中,馬哈茂德·達爾維什,是一位窮盡畢生為巴勒斯坦民族而歌的詩人。這位在阿拉伯世界家喻戶曉的「巴勒斯坦的情人」,負有「民族詩人」、「民族代言人」的盛名。他美麗深情的詩篇訴說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難與抗爭,更呈現了這個民族的人性與尊嚴。他讓細膩、溫暖、堅毅的詞語於潤物無聲中綻放光芒,穿破苦難,給予他的人民力量與希望,也令其他國家的讀者為之動容。
「蝶之痕」 對祖國與流亡地的濃情
達爾維什1941年出生於巴勒斯坦北部村莊比爾瓦,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他的家鄉被焚毀,興建新的以色列定居點。年幼的達爾維什隨家人前往黎巴嫩逃難,後遷居被以色列佔領的海法讀完中學。上世紀60年代,他加入了同情巴勒斯坦事業的以色列共產黨,任該黨機關報的編輯,詩歌創作由此開始。
因被指控「思想激進」,達爾維什遭到以色列當局的長期監視,先後5次被捕入獄。1970年,達爾維什前往莫斯科社會科學院學習一年,後前往開羅,任職於埃及《金字塔報》作家俱樂部。1973年,他開始定居貝魯特,任《巴勒斯坦事物》月刊主編。1982年黎巴嫩戰爭爆發,他被迫輾轉於敘利亞、突尼斯、約旦多地,後前往法國主編文化刊物《迦密山》,在巴黎斷斷續續生活了10年。1995年,隨著巴勒斯坦在約旦河西岸成立自治政府,達爾維什選擇回歸祖國,定居拉姆安拉和鄰近的約旦首都安曼。2008年,他於美國休斯敦接受心臟手術意外失敗辭世,享年67歲。
巴勒斯坦為其舉行國葬,遺體被安葬於拉姆安拉。
達爾維什一生共出版30余部詩集和散文集。海法——貝魯特——巴黎——拉姆安拉,構成了達爾維什半個世紀的流亡軌跡。他的詩歌在一個地點誕生,在一些地點成長,在另外一些地點成熟,又最終回歸祖國的空間原點。長成於海法的青年詩人悲憤地書寫被佔境況下故土和人民的創傷,用質樸的抒情詩號召民族堅韌反抗,呼喚「讓風暴刮起來」。
在貝魯特工作期間,頻頻出入車站、海港和機場的詩人記下「沒有姓名,沒有歸屬」的個體悲慘境遇,質問「空虛的路途何時抵達」。旅居巴黎後,他得以用「旁觀者」姿態審視阿拉伯民族和世界,抒發對祖國和流亡地的濃情,「用梔子花的吶喊令祖國回歸」。1995年,詩人回歸祖國定居拉姆安拉,面對挫敗的現狀,他潛心創作,竭力用語言建構一個詩意祖國,「捍衛變化的語言里不變的土地」。他暮年的作品意象純美雋永,也摻雜了狡黠的諷刺。一如其《蝶之痕》所寫:「蝶過留痕,不可見/蝶過留痕,不消散。」祖國與多個流亡地的體驗與碰撞,為他的詩烙下隱隱散不去的痕印,地點(流亡地)的變換或增加,使他的詩獲得延伸和增殖。
書寫抵抗 「巴勒斯坦人」不是職業
巴勒斯坦的詩人似乎更為觀照詩歌現實責任的問題。他們更多表現出自覺背負的民族使命和社會責任感。「抵抗」是巴勒斯坦詩歌的關鍵詞,更是解讀達爾維什詩歌的關鍵詞。書寫抵抗之詩,恰是達爾維什用自身的生命體驗對「詩歌何為、詩人何為」這一根本命題的現實回應。怒斥佔領、壓迫、屠戮,呼喚英勇、革命、自由,「讓玫瑰生長在農夫的臂膀、工人的拳頭、戰士的傷口」,是達爾維什的抵抗所要表達的首要訴求。但他的詩作,並不止於空泛的口號和濫情的宣言,也未淪為政治鬥爭的附庸。
世人對巴勒斯坦的認知常常攜帶程式化的負面傾向:向以軍坦克投擲石塊的憤怒少年,頭蒙黑色面罩、手持槍支的「武裝分子」,居住在難民營的帳篷里、或是在世界各地輾轉流散的巴勒斯坦家庭……達爾維什所秉持的抵抗精神,更表現於抵抗這些偏見,抵御民族屬性所面臨的日漸消解的身份危機。他描繪富有本土風情的自然、宗教、民俗與神話景觀,將巴勒斯坦屬性扎根在詩行裡;他圍繞巴勒斯坦人個體經驗展開敘事,將一種本土的、個體的經驗,高昇至具有普世性意義的人文領空,呼喚人類的道義力量。
「巴勒斯坦人」不是職業,是「思念母親咖啡的我」,是「皮膚滲出露水、樹葉在手裡長出的父親」,是「夢見白百合、橄欖枝的士兵」,是「被蝴蝶和露水打濕、在雛菊上方起舞的加利利女子」;巴勒斯坦亦不是口號,是「美得宛若茉莉的情人」,是「迦南人民靠近神的邊界的園圃」,是「在我語言里閃亮的杏花」,是「我翠綠而高聳的詩歌大地」。
達爾維什筆下的抵抗具有詩性的美學意義。他堅守「每一首美麗的詩篇,都是抵抗」,「我放棄的是創作直接的、意義有限的政治詩,而未曾放棄廣義的、美學意義上的抵抗,」達爾維什得出此言,恰源於他的詩人身份,時常受累於民族身份和「民族代言人」的頭銜。「評論家有時將我謀殺,/他們想要特定的詩篇,/特定的比喻。」當詩人在舊作基礎上進行創新時,時常遭遇評論家和讀者的質疑或誤讀。
無論是70年代詩人作出的離開祖國自願流亡的抉擇,80年代詩中蔓延的悲觀情緒,90年代對奧斯陸協議的立場和對愛情、個體宣洩等「偏軸」主題的偏愛,還是2000年後題材的個性化、紛繁化,都不時被扣上「妥協主義」、「投降主義」等「罪名」,對此,達爾維什依舊主張革新詩歌的內容與形式,並試圖消解這一被禁錮的「代言人」意識及言說方式。所以他寫下:「致評論家——/不要用茶匙/或是捕鳥的羅網/解釋我的話語!」
「共享詩人的精神地」 與阿米亥的互視
阿米亥的《野和平》語:「讓它來吧,/就像野花/突如其來,因為田野/需要一種:野和平。」達爾維什和阿米亥這兩位巴以衝突中兩方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詩人,分別使用阿拉伯語、希伯來語兩種語言,義無反顧地書寫著同一片土地。同一時空下呈現出的二元對立的經驗微妙而真實,在世界範圍亦不多見。此種對立性使得兩位詩人不可避免地互視對方,並形成某種競爭關係。
達爾維什曾表示對阿米亥的欣賞,兼而提出巴勒斯坦詩人所面臨的挑戰:「他將巴勒斯坦的土地稱為以色列土地,不遺餘力地書寫它,一些詩歌美得令巴勒斯坦詩人汗顏。於是這個問題實際上相當可怕:誰能把土地寫得更美,便比另一方更值得擁有這土地……他想依照自己所需來使用風景和歷史,而這基於我被摧毀的身份。於是我們之間存在一種競爭:誰是這土地語言的擁有者?誰更愛它?誰寫得更好?」
阿米亥也曾在訪談中指出巴以詩歌里某種對立的並置性:「我們在共享現實、風景,共享詩人的精神地。」達爾維什深掘著土地的自然景觀,致力於用語言重塑被剝奪的家園空間。阿米亥綿密地書寫耶路撒冷,把「聖經大地」的神聖與日常融為一體,用人與神的互動去傾吐人對土地的依附性。兩種書寫皆同樣真實而引人感懷。
處於「弱勢方」的達爾維什,對於處理衝突與差異的緊迫性有著理性覺悟,面對他者的注視,他的詩行噙滿悲傷卻不卑微,滲透艱辛卻不仇恨,「只要有一條活路,我們也愛生命。/我們打開花園的門扇,讓茉莉花綻放街頭/帶去一個美麗的白晝。」逾越政治的狹隘與謬見,呼喚一個相互理解對話的和平空間,或許比現實的政治紛爭更具人性情懷,且充滿純粹的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