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以色列轟炸加沙以來,已經有23位巴勒斯坦記者遭殺害。
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要求卡達(半島新聞台Al-Jazeera是由卡達王室出資成立)審查來自加沙的新聞後,以色列轟炸了加沙南部的難民營,殺死了半島新聞台加沙分社社長Wael Al-Dahdouh的太太和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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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生命和新聞而戰的巴勒斯坦記者
今日俄羅斯RT 作者: 羅伯特·因拉科什
中文翻譯出處: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2458149191781
原文出處:‘Why do you call it a massacre?’ Palestinian journalists are fighting both for their lives and their message
https://www.rt.com/news/586043-gaza-journalist-palestine-media/
自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領土和平民的襲擊引發對加沙的毀滅性襲擊以來,巴勒斯坦平民一直在努力爭取西方媒體對他們所處困境的全面報導。
無論是英國廣播公司描述以色列人的用詞是「被殺」、而巴勒斯坦人只是「死」,還是CNN記者不得不為散播以色列嬰兒被斬首的新聞公開道歉,西方媒體在報導最新升級的巴以衝突時表現出了令人震驚的偏見和雙重標準。甚至當路透社記者伊薩姆·阿卜杜拉於10月13日在黎巴嫩-以色列邊境遇害時,媒體自己都不願透露是受到了哪方面的襲擊,而只是寫「從以色列方向發射的導彈」擊中了他和其他六名記者。
在西方企業和國家資助的廣播媒體中,很少有人對當前的巴以衝突態度中立。僅僅質疑以色列不分青紅皂白地轟炸居民區和公開阻止人道主義援助進入加沙,就會被視為叛變,更不用說對導致哈馬斯10月7日發動襲擊的原因進行誠實的討論了。呼籲停火被貼上了「不可接受的激進分子」的標籤。美國國務院高官喬希·保羅等人已從美國政府辭職,以表反對。
駐加沙記者瓦法·烏達內伊的事例凸顯了巴勒斯坦人在西方媒體中爭取話語權的艱難。
10月16日,瓦法·烏達內伊受邀在播出皮爾斯·摩根節目的「Talk TV」頻道上發言。在讓瓦法發言之前,主持人朱莉婭·哈特利·布魯爾邀請了以色列軍方發言人彼得·勒納進行討論,期間他提出了一些未經證實的指控。主持人對這些指控未加質疑,以尊重的態度給了他充分的時間說完自己的觀點。當烏達內伊上場時,氣氛完全變了。主持人提出的每一個問題的措辭都在表達懷疑,布魯爾通過重復以色列軍方的談話要點來質疑她,甚至質疑瓦法將平民死亡描述為「大屠殺」的措辭,儘管主持人自己也經常用這個詞來指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襲擊。
朱莉婭·哈特利·布魯爾接著問烏達內伊,她認為以色列對哈馬斯襲擊的「合理反映」是什麼。這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不容易用幾句話來回答,但對於一個正在經歷加沙的大規模襲擊的人來說,這個問題就變得十分沈重了。然而,當這位巴勒斯坦記者試圖描述背景消息或懷疑問題是否恰當時,主持人卻不讓她表達自己的觀點,反而不停地打斷她,要求她立刻直接回答。最後,在給了烏達內伊「最後一次機會」回答之後,布魯爾打斷她,結束了採訪。
「主持殺死了對話。」烏達內伊告訴筆者,這次採訪讓她感覺受到了侮辱。「我很難過,因為我什麼都還沒說……她打斷了我的話,然後說’我們時間不多了’,就結束了談話。」作為一名用英語報道的現場記者,烏達內伊失去了一位朋友和記者同行賽義德·塔維爾,他在10月10日被以色列空襲炸死。自戰爭開始以來,已有多名記者遇害或失去了朋友與家人。「事情實在是罄竹難書。」那天她這樣說。在經歷了加沙駭人聽聞的血腥屠殺、生活在全家被滅門的威脅之下和失去一位同事之後,瓦法·烏達內伊成了西方媒體雙重標準的受害者,她不得不解釋作為身臨其境的現場記者使用「屠殺」一詞的原因。
筆者還採訪了一名在汗尤尼斯納賽爾醫院工作了一個多星期的巴勒斯坦記者,他是一名攝影師和定影師。出於安全原因,這名記者希望隱瞞自己的身份,也不願說明目前的工作地點,但他告訴筆者以下情況:
「作為一名在加沙地帶工作的記者,我報道過多次戰爭,查閱有關人權的報告,會有關於平民遭到屠殺的情況。在納賽爾醫院,救護車和的屍體車來來往往,我們沒有看到軍人被殺,都是平民。作為現場記者,你無法深入追究所看到的每件事,除了’大屠殺’也很難用任何別的詞描述這場災難。如果你在一個小時里看到的全是死去的兒童,除了說這是大屠殺,還能說些什麼?如果看到的是死去的戰士又另當別論,但這是我們見過的最慘烈的戰爭,眼下看到的死者幾乎都是兒童。」
在對烏達內伊的採訪中,朱莉婭·哈特利·布魯爾指出以色列軍方要求人們從加沙北部搬到南部,「這樣他們就能對付哈馬斯戰士」,然後繼續追問這位巴勒斯坦人為什麼沒有離開她在加沙城的家。烏達內伊反問:「為什麼要離開,這是我的家園,如果有人讓你離開,你會離開你的家嗎?」主持人回答說:「如果有人說要炸死我和我的家人,就像你說的’大屠殺’,那麼我會離開,是的,我會離開。」朱莉婭·哈特利·布魯爾暗示烏達內伊將她自己與家人置於危險之中,並不是在暗示如果她的家被炸,責任並不完全在以色列軍隊。
以色列媒體報導了這次採訪,並將其作為巴勒斯坦記者無法回答以色列軍隊應該對他們做什麼的問題的證明。烏達內伊說,為以色列工作的特工隨後打電話到她家,其中一些人假裝是國際組織的成員,要求提供有關她家居住人數的信息。她在電話里的措辭變得很謹慎,許多問題她都無法正面回答,因為她擔心以色列軍方可能會利用這些信息。
如果西方的任何一家媒體在採訪一位遭受哈馬斯威脅、失去家人和朋友或火箭彈落在其住所附近的以色列人時,首先問他們「你是否譴責以色列軍隊」和「你認為巴勒斯坦人對你所在社區應該作出什麼樣的反應」,他們的偏見顯然一目瞭然。然而,向巴勒斯坦人提出同樣的問題時,卻被視作平常。這顯然是一種雙重標準的表現,但如果再加上對飽受戰爭之苦的人們缺乏同情,就會表現出另一種情況——不近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