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忠報告：
紀念若雪巴勒斯坦資訊網“聲援阿桑吉（Free Assange）”@ AIT
3月7日
https://youtu.be/BYjoNmmmr_E
2月22日
https://youtu.be/szP6gHf7f2M
1月04日
https://youtu.be/ofF7n667o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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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要麻煩大家幫忙。就是各位如果有Youtube帳號，願意的話幫我點一下"訂閱"。
因為如果要在Youtube開直播，有帳號訂閱數限制（要使用手機開直播，訂閱人數得超過1,000人......），我的帳號非常冷門目前無法開直播。目前我都是先在個人臉書開直播，再下載視頻上傳到Youtube～

怡靜提到說她：

 "不經意瞄到一篇很矯情的文章，又是李文亮，又是蘇珊宋塔，又是資本論， 又是法蘭西斯．福山，是一位旅居紐約的台灣女作家寫的，裡面有一段文字是這樣寫的，'其實醫療口罩在美國eBay上已經熱賣了一個多月，但是紐約街頭依然沒見到幾個戴口罩的人，我也不想戴口罩出門，第一是不想被當成中國人，第二是不想被當成病人，因為美國社會對病人以及中國人充滿惡意。'”

我不知道這位 "女作家" 是誰，但我能想像市面上很多這樣一種"作家"，寫起東西咬文嚼字、充滿修辭，喜歡吊書袋，空洞淺薄，不知所云。但是很奇怪，這類 "作家" 往往是名作家，擁有很多讀者，出一堆書，每天到處演講。

我不知道這位 "旅美女作家" 是不是 "就是" 這樣。但是，根據 "臭雞蛋只需咬一口原理"，從一個人的一點文字片段，通常就能知道他所有的文字大約是長什麼樣。為什麼呢？因為氣味是貫通的，就跟雞蛋一樣，一小部份的口感，足以貫穿整顆雞蛋。

文字如此，影像、聲音更是如此。一部電影，一首歌，我看兩幕，聽幾個音符，大約就能知其好壞，我不需要把整首歌聽完或看完一整部電影才能判斷。

底下也是我不經意瞄到的一篇文章，只要看第一個句子，我就覺得很難受了，彷彿回到一種台式腦殘教育的童年噩夢之中。我把它貼出來並不是為了讓大家勾起噩夢回憶，而只是想說明一種台灣人普遍膜拜的低能現象：明明很低能，俗不可耐，人們卻視為某種深刻與高貴。也許這就是島內名人、名醫、名學者、名作家、名XX的基本模樣。當眾人持有某種眼光或品味時，自然就會篩選出具有同樣眼光與品味的所謂名人或偶像。

底下這位作者我沒聽過，他的個人經歷寫得很長 (我刪掉了一堆)，可以寫上好幾頁，彷彿都是一些什麼大經歷、大思想、大作為。可是，倘若真的如此之大，為何展現出來的品味與能力卻如此平庸甚至低能呢？

作者的大經歷之一是創辦什麼 "哲學諮商室"，我的天啊！甚至還遠赴法國讓心靈 "沉澱"，學習什麼 "哲學諮商"。我不用學習，心靈就已經沉澱到谷底，想爬卻從來都爬不起來，每天夾著尾巴做人。

作者的這個什麼 "哲學諮商室"，"終極目標是鼓勵武裝部隊想清楚「為什麼我們要打仗？」這個問題，以推動哲學思考為目標的草根哲學機構"。 各位看了這樣一種描述，心裏究竟是什麼感覺？很佩服？還是覺得很腦殘、很可笑？

至於底下這文章，很長，但它到底是要說什麼？這麼無聊的一種想法或說法，也需要跑到法國去學？這不會太矯情嗎？跟我女兒學就可以了啊，幼兒園都有教啊。我四歲女兒常說："老師說：知道就說知道，不知道就說不知道"。

再說，這跟哲學扯得上什麼關係？真是有夠鬼扯蛋。名作家講話就是這樣，很不誠實，一點屁一樣大的事，也總是能講得巍巍峨峨高尚非凡。

這文章是說，作者跑去法國學習什麼 "哲學諮商" (我猜他應該是遇到詐騙集團了)，哲學諮商大師問他說知不知道蘇格拉底關於什麼 "虔誠" 的想法。作者回答 "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一點點"，馬上引來哲學諮商大師的震撼式啟蒙，要他明講究竟是"知道" 或 "不知道"，只能二選一。

很腦殘吧。哪來二選一這回事呢？"不是很清楚" 的意思是說，"你能不能把問題再多陳述一點，說不定我就能知道你指的是什麼"。倒是這位哲學大師問問題應該問得更清楚一些才對。蘇格拉底一生不留文字，全是旁人記載，但他每天在大街小巷找人抬槓，講了那麼多話，鬼才知道你指的究竟是他一生中曾經講過的哪些所謂意謂著關於 "虔誠" 的話。連問問題都不會問，怎麼當老師呢？還什麼哲學大師呢。鬼扯蛋也不能把大家當白痴啊。

再說，任何一件事，哪有什麼 "知道" 或 "不知道" 二選一這回事。"請問你知道陳真有關於腦殘的說法嗎?" 你要回答知道或不知道？很難回答不是嗎？並不是因為你的問題很難，而是因為你根本沒有把問題講出來。你總得講得更具體一點，先把你的問題說清楚，人家才能回答啊。

這位哲學大師講得好像她 "知道" 她所問的問題的 "答案" 似的，可是這樣不是很腦殘嗎？連問題都沒有講出來，哪來答案？再說，一種想法，又不是蔣公式的三民主義，哪來什麼標準答案？更不用說什麼 "知道全部" 了。

而且，任何一種想法，哪來所謂 "全部"？我連我自己關於腦殘的全部想法也都 "不是很清楚"，更何況是別人。蘇格拉底如果還活著，面對這位法國哲學大師的腦殘發問，他也只能回答 "我也不是很清楚"。

再說，就算某種蔣公式的想法有所謂 "全部"，那你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所知是否全部。為什麼呢？因為你只知道你所知道的，你不知道你所不知道的。因此，你永遠不可能知道你是否還不知道一些什麼。這樣大家聽得懂我在說什麼吧？邏輯來講就是這樣：我不知道我所不知道的，所以，我永遠不可能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否就是某種概念或想法的全部。

"你知道陳真嗎?" 你可以回答 "知道" 或 "不知道" 或 "知道一點點" 或 "不是很清楚"，看你要怎麼回答都行。當你說 "知道"，當然不意味著你真的知道陳真的全部。各位可能以為知道我很多，其實趨近於零，關於我自己，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我都不曾提起。題外話。

當你說 "不知道"，也許你只是想說你什麼都不知道，但你並不是真的什麼都不知道。你至少總知道也許世界上有個人叫陳真吧？你至少知道陳真應該是一個人而不是一隻蟋蟀的名字吧...總之，你肯定多多少少知道某種人事物的一部份相關概念，你不可能全然一無所知，除非你是一朵花而非一個人。

當然，你也可以回答說："誰是陳真，我不是很清楚哦"。這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就得看雙方對話的上下文了。這通常是一種對話的過程，意思是說："你說到有個人叫陳真，然後呢？你是要跟我說什麼？"
簡單說，日常語言就是這樣，含含糊糊充滿 "詩意"，從而引發各種對話與溝通的可能性，否則哪需要溝通？

這台電腦和那台電腦之間，需要先進行協商才能互傳訊息嗎？但我們畢竟不是機器人，腦子又不是一種開關只能on或off，我們從來都不是在一種僵化的語言或概念上講話或進行思考。那是腦殘的特徵，不是思想或語言、概念的自然屬性。這位褚士瑩先生跑去法國上的課，只會讓人更腦殘，腦子更缺氧，而不是更自然，更豐富。

陳真2020. 0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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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就不知道，何必不懂裝懂？法國老師一場震撼教育，犀利拆穿亞洲人的慣性謊言！

大田出版 

2020-03-09 


寫作超過20年，每年演講場次逼近上百場，NGO國際經驗15年以上的褚士瑩，有一天卻發現再也無法繼續工作下去了……為了突破瓶頸，他跟著法國老師奧斯卡‧柏尼菲上哲學課，結果一上課完完全全被打回原形，被老師追問得「體無完膚」。經過這場魔鬼訓練，他寫下震撼所見所聞……

果然，就像在學校，只要沒預習功課的學生一定會被老師抓到，奧斯卡好死不死點名到我頭上：「你對蘇格拉底在歐緒弗洛篇（Euthyphro）關於『虔誠』 的對話熟悉嗎？」「不是很清楚。」我語帶抱歉地說。

奧斯卡立刻停下來，教室的空氣瞬間僵住了。「什麼叫『不是很清楚』？」奧斯卡整個身體朝著我轉過來，這絕對是他要火力全開的前兆。「咦？我說錯了什麼嗎？」一時之間我像不知道做錯了什麼的孩子，立刻心慌意亂。

「不是很清楚，是知道，還是不知道？」

「只知道一點點。」其實我一點都不知道，連歐緒弗洛篇在講什麼都不曉得，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好像說知道一點點比說完全不知道，要來得有面子一些，所以就勉強這麼說了。沒想到奧斯卡一點也沒有放過我的意思：「一點點？」他說，「那告訴我你知道的那一點點是什麼。」「這……」我頓時面紅耳赤，好像被抓到說謊的小孩。

「你到底是知道，還是不知道？」奧斯卡追問。深呼吸了一口氣，感覺到所有的眼睛都聚集在我身上，我充滿恥辱地一字一句說：「對不起。」

「你跟我『對不起』做什麼？」奧斯卡用鼻子哼了一聲，「我能拿你的『對不起』做什麼？我應該覺得高興嗎？」不知不覺，我犯了他的另外一個大忌，但是我要到後來才知道。「所以你這時候應該說的是『對不起』嗎？」我像犯錯的小朋友那樣搖搖頭。我感覺到自己正在接受真心話大冒險裡面的懲罰，但是比對外大喊「我是豬」，或是當眾扭屁股一分鐘還要屈辱。

「所以你應該說什麼？」「我不知道。」我拿奧斯卡完全沒轍了，只能完全放棄。「動輒得咎」這成語的起源，根本就是奧斯卡的學生發明的吧！

沒想到，奧斯卡卻樂了。「沒錯，答對了。你剛才的答案應該是『我不知道』，而不是『只知道一點點』，哲學思考裡，沒有什麼叫做知道一點點，因為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用哲學， 做自我諮商練習

整天我都很認真在想這個問題：「不知道就說不知道，不是很簡單的事嗎？為什麼我做不到？」我知道，這是奧斯卡給我的一節自我哲學諮商練習。按照奧斯卡的訓練，首先第一步，我必須釐清，這是我自己個人的問題，還是文化的問題？語言的問題？我立刻發現不只是我一個人。在亞洲，我們對於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總是不願意承認自己一點都不知道，習慣的反應總不外乎是：

1、用很含糊的方式說「不是很清楚」，或是「知道一點點」來替代承認「我不知道」。

2、發出「喔喔喔」「嗯嗯嗯」這種意味不明的聲音，讓對方覺得我好像知道，但是保留著一旦被追問的時候，辯解「我剛才又沒有說我知道！」的權利。

3、會說「好像聽那個誰誰誰說過」或是「好像最近在電視哪個什麼節目上看過」，藉著把毫不相干的第三者拉進來，把自己不知道的責任推出去。

4、明明不知道，但是先說「我知道」，後來搞清楚以後再回頭解釋「剛剛我以為你在說那個什麼什麼……」。

5、只有很少數的人，確實會說「我不知道」。

何時開始我不敢說： 我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其實滿羨慕身邊那些可以輕易地說「我不知道」的歐洲同學，在他們的身上，我甚至看到一種自信，非常明確地知道自己不知道，彷彿光榮地向世人宣告：「我就是不知道！」蘇格拉底不是說他像一隻獵犬一樣追尋真理的足跡，「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麼也不知道。」偉大的哲學家如蘇格拉底，都可以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我不知道」是說不出口的髒話？

「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得沒有辦法誠實說『我不知道』的？」

然後我想到小學課堂上，我被老師叫起來回答問題。「老師，對不起，我不知道。」我看到童年時比一般孩子身形還要弱小的我，恐懼地小聲回答。

「你怎麼可以不知道？」老師暴跳如雷的樣子，「我不是教過了嗎？考試考這題出來，你可以回答『我不知道』嗎？」然後，我就跟其他孩子一樣，變成再也不敢說「我不知道」的人，慢慢地，長大以後變成不敢說「我不知道」的大人。

小時候我看到校長站在台上，長大以後看到政府官員站在立法委員面前接受質詢，我可以輕易辨識他們的伎倆，他們其實都不知道，甚至不知道接下來自己的嘴裡會吐出什麼話來，但是他們還是逼迫自己口若懸河，一直說、一直說，什麼都說了，就是說不出「我不知道」這四個字。

慢慢地，我就有了一個根深蒂固的印象：原來在社會上，想要變成成功的人，是不可以說「我不知道」的。想通以後，我也就沉沉睡去了。

說「我不知道」很丟臉？

隔天早上，奧斯卡沒有忘記在開始上課之前，指名要我交代為什麼說「我不知道」對我這麼難。於是我把小時候在學校不允許說「我不知道」的陰影，描述給其他同學聽。我看到大多數的歐洲同學們，都露出驚訝的神情。

「只有你的老師這樣嗎？還是大多數老師都這樣？」有人問。「我從小到大，在亞洲大多數的老師都是這樣的。」我回答。包括奧斯卡在內，都用非常同情的眼光看著我。

「有沒有人能說出『不知道』的好處是什麼？」

「在我們國家，無論是哪一個科目，如果有一個學生說『我不知道』，老師會說：『太有趣了！那可不可以告訴我你知道什麼呢？』「一個芬蘭的中學哲學老師說：」當這個學生把他知道的部分說清楚了，大家明白他不知道的是什麼部分以後，老師就會問有沒有哪一個同學能夠用清楚明瞭的方式，解釋給聽不懂的同學聽，這樣我們當老師的，也才有機會知道那些覺得自己懂的學生，理解是不是正確，或是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來講述一個概念。」

「很多時候，我們是從學生彼此的對話，才知道癥結點在哪裡，甚至引發出一些老師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挑戰老師也去思考，所以有人『不知道』，對大家都很有幫助。」

於是大家紛紛告訴我，他們認為說「我不知道」的好處。「直接說『我不知道』，就避免需要假裝知道、繼續說謊」、「說『不知道』，奧斯卡就不會繼續追問下去」、「我有時候明明知道也會說『我不知道』，這樣人家才不會因為我太聰明而嫉妒我。」一個俄羅斯哲學博士後研究生這樣說完，大家都笑了。

於是，我從小對於說不出「我不知道」的心結跟羞恥感，就這樣解開了。

「Parrhesia」，我在舌尖反覆咀嚼這個陌生的古希臘字，知道從此以後我可以擺脫「社會化」的沉重包袱，凡事實話實說，心裡輕鬆多了。雖然奧斯卡的方式超級激烈，但是我看到奧斯卡重現蘇格拉底時代的對話與辯論，用詰問來引導人思考，就像蘇格拉底教導學生的時候那樣，從不直接給予知識；而是透過引導，甚至是一些震撼（astonishment），讓學生透過思考與辯論，自己找出真理。

作者簡介│褚士瑩

哲學諮商室

國際NGO工作者，專業訓練來自埃及AUC大學唸新聞，及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曾在緬甸北部撣邦主持農業轉作計畫近十年。2012年後轉任美國華盛頓特區國際金融組織的專門監察機構BIC（銀行信息中心）緬甸聯絡人，訓練緬甸的公民組織監督世界銀行及其他外國政府對緬甸的貸款及發展計畫。

另除協助多方停戰協商，設計戰後重建之外，也意識到真正的改變必須來自教育，從「學會問對的問題」開始，讓下一代開始接受多元社會，改變衝突的本質，因此從2015年開始，赴法國「哲學諮商學院（IPP）」師事奧斯卡．伯尼菲，學習哲學諮商，並且參與緬甸內戰衝突地區克欽邦少數民族自治區IDP難民營的哲學思考教育，終極目標是鼓勵武裝部隊想清楚「為什麼我們要打仗？」這個問題，以推動哲學思考為目標的草根哲學機構。

今天對岸網友在瘋傳垃圾車裝愛心肉和蔬菜的事件.

已經有幾個相關官員被立案審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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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這文是人物雜誌在3/10微博公眾號刊出，我看完沒多久，要傳給家人看的時候發現，這文章被"和諧"了。熟悉祖國網路生態的朋友應該不意外，然而不久網路上就出現了“接力”，用英文版，日文版，前後顛倒文字版，甲骨文版，天馬行空版本....重複張貼這篇文章。刪了又貼，貼了又刪。

題外話，如果我沒記錯，李文亮被捧為吹哨者（whistleblower）這件事最先是美國媒體帶起的，就像一齣寫好的完美劇本，等著出現一位主角入號就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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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t.ly/2Wbd4Ho

《人物》——发哨子的人

原文在微信上秒删

编者按：此文系《人物》杂志公众号文章，因为原文在当日11:40左右被删除。

龚菁琦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文｜龚菁琦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外围科室

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

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

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

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

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

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

「幸运」

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

9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

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

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8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

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

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

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

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

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

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

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40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

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

不能达到的幸福

2月17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8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

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

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120次/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

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

不管哪個地方，一定都會有好人、壞人。Emir Kusturica 說："我看世界是彩色的，但我看人卻是黑白。" 我其實也差不多，頂多黑白之外多了一個灰色。大部份人恐怕都是落在灰色這個部份。

我看怡靜貼的文章，從當事人的一些表達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內心；而這樣一些表達，肯定不會是一種大字眼、大概念，而只是一些普通話語。但這樣一些普通話語其實並不普通；惟有當你擁有某種心思、情意或人品時，你才有可能講出某種話語。真正能打動人心的是這樣一種話語，因為它反映了一種良善的心靈。

生活中，絕大多數時候，我們感受到的卻是另一種恐怖語言，折射出冷血與無情。做為一個醫生，經常可以看到這樣一種醫護人員：對病人缺乏善意，對工作缺乏最基本的尊重與責任感，甚至好像每個病人都跟他有仇似的。醫生如此，護士也一樣。

你不一定要視病如親，但你總不能視病如仇吧？問題是：我們有可能讓一個原本心中不存在某種情感的人產生某種對人的情感嗎？我們有可能讓一個原本心中 "不把病人當人" 的人學會 "把人當人看" 嗎？對此我的答案是悲觀的。我不認為這是一種具體可以改變的素質。

正在美東，確確實實感受到囤積「彈藥」的壓力。

這邊沒有防疫，只有「選舉造勢」。政客們不思治國，只知互相抹黑、造謠。

看過那些殭屍電影的應該都不陌生，這就是民主文明大國現在的實況。

哈哈，移民之路不易，希望這隻病毒在火車上不會被偷襲。

澳洲人屯衛生紙聽起來很可笑對吧，但你知道美國人屯什麼嗎? 屯槍，屯彈藥。美國人說屯積各種物資沒意義，只要手上沒槍，這些都不是你的。

我開始覺得，中國將會在世界上樹立一種典範，讓世人明白什麼是真正的善良和利他精神。

我上面說澳洲人面對新冠病毒，搶衛生紙搶到爭先恐後，搶到打架，也許有人不相信，隨手貼兩個影片給大家看吧，這都是我們日常採購的那種超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yjooPrfU6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zm1XSnT-oI

第二個還帶即時轉播，聽得懂澳式英文的，應該會覺得很好笑吧? 問題是如果你和我一樣是活在這樣的社會，應該就不會覺得很好笑了。

請先看這段影片，一個新加坡留英學生當街遭到英國人的圍毆：

https://bit.ly/39oOl6z

嚴格說來，這不能算是「新聞」，因為它事實上只是一種「常態」，而且，這樣一種「常態」在過去幾年更是變本加厲；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中政治操作，以及西方社會的逐漸極右傾向，使得種族攻擊事件幾乎是以一種幾何成長的方式蔓延。透過新冠病毒疫情的新一波仇中反華政治操作，更是劇烈加重了此一歪風。

台灣媒體及人渣黨很喜歡欺騙台灣人說，西方人歧視的只是「中國人」，我們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我們只是比較「倒霉」，被誤以為是「中國人」，只要我們大聲說出「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就不會被歧視，反而會被西方人豎起大姆指稱讚。

這種腦殘鬼話，從二十幾年前講到現在，居然也有人信，真是不可思議。

1997年7月1日，香港脫離英國殖民回歸祖國的那一天早上，我卻遠渡重洋來到英國求學，呼吸所謂「自由」的新鮮空氣。在思想上來說，確實帶給我極大的精神解放，擺脫過去島內那種根本不需要大腦的所謂「教育」。但在種族關係上來說，卻又是另一種「啟蒙」，讓我明白原來「精武門」或「猛龍過江」並非只是電影，而是政治現實與生活常態，它並沒有成為過去。

幾個月後，我就發表了「給英國人的一封公開信」中英文版，不久後，成立了CARD (Campaign Against Racial Discrimination，反種族歧視運動)。

我原本以為這將是一場為同胞挺身而出與英國人的鬥爭，沒想到腹背受敵，更大更醜陋的攻擊居然是來自於所謂台灣同胞，由台灣當時的執政黨--國民黨以及台灣駐英代表處帶頭，對我展開一場人格毀滅戰。

我百思不解。精武門或猛龍過江都不是這樣演的啊。人家英國人根本不否認種族歧視是西方社會的一個嚴重問題，怎麼反而是被歧視的台灣人卻拼命否認自己被歧視？很多留英學生甚至爭相表示自己沒有被歧視過，以示高同胞一等；彷彿曾經遇過歧視的就是比較低級、比較不厲害的同胞，因此活該被歧視。台灣人的民族自卑感，真是遠超乎想像。所謂種族歧視，跟你厲不厲害、考試是否考一百分無關，而是跟你的膚色及種族有關。

各種西方民調指出，絕大多數英國人認為英國社會的種族歧視問題很嚴重，甚至有三分之一的英國人承認自己有種族歧視的傾向；種族攻擊更是無法無天，甚至大白天鬧出人命。

比方說有一年，翻開報紙，短短幾行字，說有個巴基斯坦裔的雜貨店老闆，光天化日下被幾名英國青少年拖出店家，活活打死，就只因為他是所謂「有色人種」。還有個黑人中學生，莫名其妙在公車站等車時，被人一刀刺死，就只因為他是個黑人。

我想，我應該是近幾十年來第一個公開挑起這個議題的亞洲人。英國駐台機構揚言對我提出控告，說我毀謗他們。台灣駐英代表處更離譜，除了發動網軍對我抹黑造謠進行人格毀滅戰的同時，台灣駐英代表處的一位張姓主任居然要我「證明英國社會存在種族歧視」，說我「破壞台英外交關係」。很離譜吧。我曾經跟他們說，這就好像要我證明世界上有蒼蠅這種生物一樣，難道你們活在山洞裏，每天足不出戶，從不看英國報紙，也不看英國電視，也沒見過英國人？

許多台灣留英學生更是「群情激憤」，視我為「公敵」，因為我揭穿了長年以來台灣社會對於西方的「謊言式美化」，把西方人講得好文明好浪漫好帥氣好率真好可愛好單純...，把西方社會講得好有法治、好文明、好偉大，好有秩序、好重視人權，什麼民主自由平等與博愛...等等等。事實上，這些美名往往過譽，有些是真，有些是假，有些則根本就是與事實完全相反的鬼話。

那時候是國民黨執政，不過，對我百般造謠抹黑倒是各方有志一同，不分藍綠。我常說，我是經此一役才「轉大人」，真正告別了「純真的童年」，深刻體驗了當時剛興起的網路世界人性的陰暗與邪門。

你可別以為那些像蟑螂一樣躲在陰暗處造謠抹黑冒名為惡栽贓嫁禍的人渣只是一些「魯蛇」或「小人物」。非也。他們有些可是權勢人物或前途無量的名校菁英。一個人使壞，跟地位與成就大小沒有任何關係；白天史豔文，晚上千心魔，只要四下無人，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有時候覺得是這樣：一日從娼，終生為妓。當你一旦下海，事實上就回不了頭了。要是時光可以倒流，要是我在那年少歲月可以預見未來，我很懷疑自己是否會在公眾事務上再走一遍同樣的路？真的是太痛苦了。

負面的報應不用說了，即便是正面的所謂「肯定」，也往往同樣刺傷我心，畢竟我根本不是這樣那樣的人，卻飽受誤解、矮化與扭曲。人們卻說那是一種「稱讚」。甚至連個人基本資料之陳述，也往往荒腔走板，充滿庸俗的簡化與扭曲。

支持我挺過這一切屈辱與誤解的力量，與其說是來自愛，不如說更多時候是來自對於死亡的預期。

剛上大學時，看過伍迪艾倫的一部電影叫做Annie Hall，台灣翻譯做「安妮霍爾」。這電影很好笑，但電影一開始伍迪艾倫卻有一段開場白，有點矛盾，有點悲愴，與我心有戚戚焉。那段獨白如此說道：

「There's an old joke. Uh, two elderly  women are at a Catskills mountain resort, and one of them says: "The food at this place is really terrible." The other one says, "Yeah, I know, and such ... small portions." Well, that's essentially how I feel about life. Full of loneliness and misery and suffering and unhappiness, and it's all over much too quickly.」

(有個老笑話是這麼說的，兩位老婦人去 Catskills 山區旅遊，其中一個說：「哎呀，這地方的食物真是有夠難吃！」 另一個說：「就是嘛，而且份量又那麼少。」你瞧，我對生命的看法基本上也是這樣，儘管它充滿了寂寞、痛苦、悲慘和不幸，卻又覺得一切似乎消逝得太快。)

有些時候，我們希望生命能夠活長一點；有些時候，我們卻又慶幸生命必然有個終結，渴望死亡的到來，好結束這一切寂寞、痛苦與不幸。我於世上無所求，只求上天憐憫。

後記：

這篇文字一星期前就寫了，卻突然很不想貼，常有一種莫名的挫折與屈辱感，總覺得對外寫東西就是一種自我作賤，不知作賤到幾時。題外話。

說個八卦，「給英國人的一封公開信」發表後隔年，差不多是1998-1999年吧，英國有個基金會邀我演講，題目是「種族歧視的概念與實際」，地點在倫敦大學。邀請人叫做黃國俊，去年(2019) 十月剛過世。我一開始完全不知道他是誰，後來陸續接觸，才知道他綠營關係良好，頭銜一大串。

阿扁選總統時，不是提出什麼「新中間路線」來騙選票嗎？這個想法就是取材自當時的倫敦政經學院院長 Anthony Giddens 的「第三條路」，又稱「新中間路線」。一時之間，阿扁儼然成為社會學大師 Giddens 的思想傳人，兩人還曾互邀訪問，就像阿扁的助選員似的。阿扁和 Giddens 之間的牽線人就是黃國俊。 

阿扁去年還爆料，蔡英文的「所謂」博士證書「遺失」時，也是透過黃國俊找上 Giddens 幫忙「補發」。

話說1998年，我去倫敦演講的前幾天，陸續收到幾封怪信，來者不善，全是用英文寫的，署名也是西方人的名字，來信內容詭異，充滿威脅，比方說其中一封從頭到尾就用英文只寫了幾個字：「你怕嗎？怕什麼？」

演講與座談結束後，返回劍橋的路上，我的三位好朋友，跟我一起來倫敦參加座談的台灣留學生，居然遭到幾位英國人的當街圍毆，全部打倒在地。我原本認為這只是一樁在英國極其常見的種族攻擊，後來覺得應該是具有針對性，只是不知道為什麼不是揍我，而是去揍我的朋友。

西方人在台灣，差不多就像王子公主那般尊貴，到處受人呵護，想白吃就白吃，想白嫖就白嫖，大家甚至搶著上床侍候，以被嫖為榮為傲。我們不會動輒叫西方人滾回去或去吃屎，更不可能把西方人從他家裏拖出來當街活活打死，也不會因為嫌他皮膚太白就當街一刀刺死他。

很多台灣人很喜歡為西方人辯解說「並不是每個西方人都這樣」。媽的，當然不是每個西方人「都」這樣，「都」這樣還得了。這樣一種辯解就好像看到一鍋粥有三分之一是老鼠屎，卻有人故作客觀理性狀地說「又不是每一顆都是老鼠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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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倫敦街頭被嗆「新冠病毒」！新加坡少年遭「種族主義者」圍毆

CTWANT

王德蓉

2020年3月3日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至全球，人心惶惶，不過此疫情竟讓「種族歧視」的情形更加嚴重！一名在英國念書的新加坡少年，日前走在倫敦街頭竟遭到一群年輕人圍毆，對方還直接叫他「新冠病毒」，並高喊「我不想讓病毒進入我的國家」，警方趕到現場時，這群年輕人已經逃走。而這名新加坡少年被緊急送醫，鼻青臉腫之外，臉部還有輕微骨折，需要動手術才能復原。

事後，強納森無奈地在臉書上表示，種族主義者總是不停地找藉口來歧視他人，「而在新冠病毒的疫情下，他們又找到了另一個藉口宣洩仇恨，歧視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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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現場／台灣人：出門不敢戴口罩 可能會挨揍

聯合新聞網

記者林政忠／台北─義大利越洋採訪

2020年3月10日

義大利總理孔蒂擴大封城後，全義更加瀰漫詭譎氣氛。嫁到米蘭15年的台灣籍作家Grace說，「口罩不夠戴，也不敢戴」，她出門不敢戴口罩，因為義大利人會以為是帶原者，「戴口罩還可能挨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