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李敖)

三，

好人有可能做壞事。反之亦然，人渣也可能做好事。但是，做了一堆所謂好事的人渣，依然是個人渣。一個人之所以是個什麼樣的人，並不在於他 "說" 了什麼或 "做" 了什麼，而是在於他究竟 "是" 什麼。一隻小貓做出老虎的動作，並不會因此變成一隻老虎，反之亦然，一隻可愛的小老虎，也不會因此而被誤以為是隻貓。聽起來，善惡似乎很唯心，有著一種本質論的傾向。

我的意思其實不是這樣。我的意思是：判斷一個人之好壞，需要一種判準 (criteria)。判準這東西存在哪兒呢？倘若它僅僅存在於外在行為之中，意味著善惡只是一種眼見為憑的東西，缺乏內在價值；就跟鈔票一樣，它有多少價值，不需要送去化驗分析，只須看鈔票上寫著多少錢就是多少，鈔票的價值並非內在。善惡難道也只是這樣一種東西？當然不是。它理應有內在判準，也有外在標準，而且前者是後者的基礎與前提。至於後者，亦即外在標準，則往往說不準，而且形式各不同。

行為本身之善惡為何說不準？因為觀點不同，立場不同，世界觀不同，而且後果如何演變更是說不準。爾之美食，也許正好是吾之毒鴆；甲國之英雄烈士，往往是乙國的戰犯或歹徒。更重要的是，內在思維與情感，將賦予外在行為截然不同的道德意義。

我念高一時，就被學校記了26支 "警告"，只要再多記一支 "警告"，折合三大過，就得勒令退學。學校也許捨不得我走，當警告數目來到26之後，便嘎然而止，不管我怎麼違反校規居然都沒事。我被記了這麼多 "警告" 主要有幾個原因，其中一個是所謂服裝不整，因為我從小是個野孩子，非常不習慣把衣服塞進褲子裏，總覺得彆扭。

另一個被記過的原因是，學校門口常有人分發各種廣告傳單，同學接到一堆傳單之後進了校門，隨手就亂丟。於是學校後來就規定不准接受傳單。我覺得這規定很不合理，你應該去處罰那些亂丟傳單的人，怎麼是強迫大家不可接受傳單？怎麼連這樣也要管？後來，我看到一些發傳單的阿伯或歐巴桑，大熱天站在校門口，一張傳單也發不出去，於是我就每天進出校門口時，當著教官的面，主動跟對方索取傳單。曾有個教官，當場對我大聲喝斥，企圖阻止，但我還是照拿傳單不誤。

我的一堆 "警告" 就是這麼來的。其它當然還有些類似的例子。你說我這行為究竟是善或惡？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唯一能確定的是，我是出於善意，我不想看到那些發傳單的人被每個同學拒絕。

這就是所謂 "角度" (perspective) 的問題，角度不同，外在善惡意義也就不一樣。從學校的角度看，我也許冥頑不靈，不受管教。但從我的角度看，一來校方根本沒有權力干涉我在校外要不要接受傳單，二來我不想看到發傳單的人受苦。於是，經過一番思索，我決定付出應有的代價，來回應我一己心中難以壓抑的良知。康德說得很對，他說，"有兩個東西長在我心：天上繁星，內在良知。敬而畏之，須臾不離。"

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完全不認為別的同學應該效法我的所謂 "善行"。因為，行為面的東西是不應該具有任何普世性的。我覺得我應該做甚至以命相許的事，別人卻根本不需要跟我一樣去做，因為每個人各自有著不同的生命造化與抉擇。但是，李敖的行為主義式道德觀，卻有著一種自以為正義的所謂 "向外性"，認為別人都應該跟他一樣，才有資格稱為善。

我曾發明個詞叫 "一人聖經"，意即善惡或情感終歸是一個人的事，不應該自以為是地向外擴散，強加於他人身上；畢竟只有當事人自己最清楚應該如何抉擇與如何作為。我很喜歡維根斯坦曾經說過的一段話，他說："你耳朵聽力就算再好，也不可能聽見某個人跟上帝之間的對話。"

這聽起來，似乎連行為面的是非好壞都變成一種相對主義的概念了，當然不是這個意思。有些行為無從評價，但有些行為當然可以充份地論斷是非。當我們說某個人是人渣時，基本上也僅限於這樣一種可論斷之行為面的評價，而非扮演上帝，論斷其生命本質。阿扁在政治上毫無疑問是個大壞蛋，但做為一個父親或丈夫，我猜應該是個模範才對；角色不同，意義自然也不同。至於其為人之本質善惡究竟如何，那就只有上帝才有資格發言了。

李敖說的這些，我基本上都不認同，不認同其行為主義式的善惡概念，不認同其善惡概念之太過於 "單純"。倘若善惡如此 "單純"，世上大概也就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悲劇了，甚至連善惡也不存在，只剩下法律上的罪與罰，只剩下肉眼可見的萬般表面行為。在這樣的概念下，產生市面上一堆做好事的人渣，但人們卻以為他們是大好人，是理想家，是英雄，是明星，是神明。

一，

簡單說，"不敢和壞人爭" 的人，怎麼會是什麼好人？李敖的這一拳並不是打在好人身上，而是打在 "自以為是" 好人的人身上，或是打在那 "所謂的好人" 身上。

好人之好，無非一個愛字。聖經說，"愛裏沒有懼怕，愛既完全，懼怕便被除去。" 怕東怕西，畏首畏尾，明哲保身，猛打一己利害算盤的人，怎麼會是什麼好人？除非我們要把好人的標準大幅降低。如果是這樣，善惡好壞其實也就失去它原本應有的深刻意義。

好人不會怕壞人，就如我指著天空罵太陽，太陽一樣照耀我，給我溫暖，而不跟我計較，不跟我爭，不是因為他不敢，而是因為他的善。我媽在我很小的時候就經常再三告誡，絕不可以對月娘 (台語月亮之意)不禮貌，不可以用手指著她，否則她會割掉你的耳朵。我偏不信邪，膽子很大，經常對著夜空一輪明月，一手護耳，一手拼命指她戳她，月娘卻依舊溫柔；灑落樹梢的月光，往往帶給我無盡的惆悵與感動。月娘並不是怕我這個惡人，她之所以不跟我計較，只是因為她的善。

也許應該這麼說，這世界並不是好人縱容壞人做壞事，而是壞人有兩種，主從有別；有些是主嫌，有些是幫凶，一起幹壞事，而好人卻鳳毛麟角，極其罕見。幫凶之壞，往往甚於主嫌。你看，人渣黨檯面上那些混蛋夠壞了吧，但是，底下那些尾巴黨，以及一大票滿口漂亮話的所謂進步型文人，實際上卻人渣得更徹底。

我講的好壞，無關法律；法律是法律，道德是道德，兩回事。人渣通常沒有前科，不但沒有前科，而且大多光鮮亮麗，名利雙收。

這是比較極端的例子，倘若就一般狀況來講，其實也好不了多少。為惡者始終不過就那一小撮人，但卻呼風喚雨，為所欲為，為什麼？因為幾乎所有人都是認旗看風向；當下掛哪面旗，就講哪面旗的話，很乖，比主子所要求的乖還要乖個好幾倍，這種人怎麼會是好人？他們頂多只是一般人，少數則比一般人還爛透了。

這邊有一個跟李敖認識近28年的書籍編輯所寫他長時間相處談話討論溝通所認識的李敖
我覺得寫得很不錯,一些對李敖惡意的污衊跟抹黑,這邊都有寫出來真相
比那些特意的洗腦污衊,我覺得比較接近真相多了
內文太長,不適合貼,就留連結

告訴你一個真實的李敖----我怎樣寫《李敖登陸記》
https://www.facebook.com/MasterLeeWisdom/posts/2007099099578973

關於現實問題上，我有很多話想講，但實在沒有多少時間寫，只能利用一些零碎時間，片片斷斷辭不達意地寫；最後寫出來的，遠遠不及想寫的千百分之一，只能說，能寫多少算多少。

一，對岸真的急於統一嗎？

在我看來，習近平也好，或是整個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府也罷，主觀上非常不急於解決兩岸問題；因為這問題只要時間一拉長，統一只是早晚水到渠成之事，我何必現在去捅這馬蜂窩？只要在這個關鍵數字2049年之前達成統一就行。就連美國那些真正掌權的黑暗影子政府之所謂智庫，也是以2049年命名，做為一種中美博奕的象徵。

2049年距今31年，中國倘若能再和平發展個30年，屆時美國很可能就不再是個足以匹敵的對手。但你覺得那些為非作歹半個多世紀、黑暗經驗老到的美國人渣會那麼笨嗎？傻傻地讓你和平發展30年？讓你自然和平統一？當然絕對不可能。他連5年、10年都不可能給你有這個發展空間。

這跟下棋的原理一樣，我得根據情勢判斷你在想些什麼，判斷什麼是對你有利，然後我就去利用你的利害盤算來達成我更大的目的，或是想辦法在關鍵問題上打亂你的布局。

台灣這麼小的一個島，對於祖國之世界鴻圖大展並無多大意義，只是徒增變數與干擾。因此，儘管中共主觀上希望延後或不急於兩岸問題的終極解決，但這畢竟只是一種主觀願望。在一個棋局中，當何者對你有利、何者對你有害，如此顯而易見時，這個利害關鍵點自然就會遭到對手的破壞。也就是說，你越是不急，越是想往後延，越是想爭取更多和平發展的時間和空間，我就越會努力讓事情往你所不願見到的方向走。

(早餐時間到了，日後待續)

看來習近平對國家的統一已經下定決心,時間亦不會拖太久,從反腐的力道之強整飭之嚴可以看出,將來管理台灣的絕對不會是一個因循苟且貪贓枉法的團隊,否則,己身不正如正人何?它們絕不會蹈國民黨之覆轍,這是我閱讀陳醫師所寫,揭發台灣種種暗黑勢力撈錢黑幕的文章後,所獲得的領悟。

高金素梅說，她和李敖立院同事3年，雖很少有交集。但在立法院相遇，李敖總會停下來叮嚀她：「素梅，妳到日本為祖先討公道的行動非常重要，一定要堅持。」

高金素梅指出，2005年9月，她率團赴聯合國抗議，要求日本為強徵高砂義勇隊當炮灰的歷史認錯、道歉、賠償。行前3天，赴聯合國代表團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說明，快結束時，李敖突然穿越記者走了進來，向她借麥克風講話：「大家都知道，我李敖是鐵公雞，一毛不拔，我只捐款給兩種人，抗美與抗日的人，今天我帶100萬來捐給素梅，素梅，妳要堅持抗日！」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318002742-260407

生前最後專訪／李敖：我罵人養生 能證明對方王八蛋

聯合新聞網

2018年3月18日

作家李敖過世，聯合晚報去年2月獨家訪問李敖談病況，是他生前最後一次接受媒體專訪。當時他笑語不斷，稱罵人就是他的養生之道，「我是靠證據罵人，我能證明對方是王八蛋」。

李敖在去年聯合晚報專訪時說，他罵人罵了一輩子，如今卻覺得「努力都是空的」。他說，在台灣住了68年，為台灣花很多時間，把自己做小了，現在深感台灣已沒有希望，「台灣關著門這麼小，以前被蔣介石騙，現在被民進黨騙，但以前人們還可渾水摸魚，現在年輕人連魚都摸不到，民進黨要負最大責任。」

李敖當時說，民進黨起來後，大家期待它擊敗國民黨，事實上，民進黨根本是小型國民黨。他感嘆，台灣的前途只剩向美國高價買武器，馬英九執政時已買武器買到最高點，現在蔡英文還要跟美國總統川普買，美國會像台果汁機一樣榨乾台灣，最後把台灣賣掉。

最近去看 "意外" (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看了真是很意外，意外地難看，我還以為威尼斯最佳劇本獎總該有一定的水平。另外我又看了紅雀(Red Sparrow )，結果也是很意外，意外地好看。之所以會去看一部我連導演是誰都不知道的電影，主要是因為預告片裏頭一兩個畫面的攝影，以及因為這位我過去從未聽過的女主角的神情。我如果能看見自己，說不定也會看見自己也有著這樣一種神情，凡是忍教大學畢業的，應該多少都能理解；每天忍忍忍，得忍多少事。還好我都忍下來了，沒有爆炸。甘地說，"保存你的憤怒"，因為有一天它就會變成一種力量。倘若你輕易把憤怒發洩掉，力量就沒了。

這些天，常想著一件事：有個病人，中老年婦女，十分貧窮，而且病得很重，重度精神分裂症加上智能不足，幾年來都是由她女兒帶來看診；因為極度貧窮，母女兩人牙掉了沒錢補，外觀上很狼狽。這位剛成年的女兒同時還得照顧一位失能的父親。她在台苯上班，當基層約聘工人。最近聽她說被台苯解聘了，原因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總之就是把她的空缺給了別人，一家三人的生活頓時成了問題，得依靠一些不確定性很高的零工以及擔任義工才有得吃的便當維生。

在另一方面，你知道一年營收數百億的台苯董事長是誰嗎？叫吳怡青，三十多歲就當董事長，難道是天才？當然不是，純粹一個資質十分平庸的人，台北大學畢業，後來又是留英又是留美的，念些什麼不知道，資料不詳，聽說現在正在念博士班，真是有夠厲害，當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長，居然還能一邊念博班。依靠的當然不是能力，而是純粹靠爸。

她爸就是夜夜笙歌、酒店喬事大王、民進黨號稱最有理想性的派系 "新潮流" 的兩位創流元老之一--吳乃仁(另一位就是邱義仁)，是個貪官污吏。若非靠爸，憑吳怡青的資質與學經歷，在這年頭，恐怕要找到一個兩萬多塊薪水的工作都很難，但她擔任台苯董事長的年薪卻將近一千萬。

不光這樣，這一家人真是貪得無饜到極點，老爸之前擔任台糖董事長，貪污圖利(被大案小判)，女兒擔任台苯董事長，兒子居然也同時擔任台苯的董事，將來若再生個孫子，是不是也要當個董事？就如林正杰所說，這個黨簡直就是把台灣人當成聾啞人士，酬庸貪婪到無法無天的地步。而這樣一些人，卻滿口愛台灣，愛公平，愛正義，滿口為弱勢者打拼。更不可思議的是，台灣人卻相信這一套。

藝術是一種隱喻，隱喻就是藉著 A，說出我們心中說不出的那個 B。"紅雀" 看到最後，真不知道是否該說大快人心或說是一場悲劇？還是我們應該一直忍忍忍？或者說，我們應秉持悲憫，不應期待有朝一日看到惡人下場的到來？

這些問題的答案，對我來說是說不清講不明的，且讓我們用音樂來回答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29bH5IV3v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HPnihxm0C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WJ77eeZ1Ss

14年前寫的，寫給外行人看的，所以寫得婆婆媽媽。

陳真2018. 03. 16.


p.s.: 今天是若雪去世1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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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性」的福音

陳真 2004. 3. 9.


近兩年頻頻進出醫院、疑遭妻子家暴的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上個月公開宣佈放棄他曾志在必得的「一切理論」（Theory of Everything）之追尋。在長達約二十年的追尋之後，霍金在一篇題為《歌德爾與物理學之終結》（Godel and the End of Physics）的文章中（http://www.hawking.org.uk/godel-and-the-end-of-physics.html），藉著歌德爾（Kurt Godel） 的「不完全定理」（incompleteness theorems），說明為什麼這樣的一個追尋是不可能的任務。

「不完全定理」是說，不論在什麼樣的形式系統內，如果這個系統是內在一致的，那麼，必然存在一些看起來完美的敘述，卻無法在這系統內被証明或否證。霍金認為，如果存在這麼一些邏輯或數學公設問題是無法被解釋的，那麼，建立在數學模型上的物理學，也應該有這麼一些物理學的問題不是我們所能回答。

霍金說：「我們不是住在宇宙外面的天使；我們和我們的數學模型都只是我們所欲描述的宇宙之一部份。也因此，物理學理論基本上只是『自我引用』（self referencing），就像歌德爾定理所指出的。」

霍金的說明，並無任何新穎之處；他只是覆述了哲學上一些極其尋常的看法。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遲至今日才放棄這個不可能的任務？或許對於霍金來說，這仍是一番難堪的告白，畢竟，當他在上個世紀八零年代向世人昭告這個「一切理論」的福音時，他是如此信心十足，意氣風發。他說，一旦我們找到這個足以解釋、預測宇宙所有事物的「一切理論」時，「我們將了解上帝的心」；一旦我們了解「上帝的心」，我們也將了解那顆「心」只不過是一個理論，一個簡潔、優美的數學式子。霍金認為，「上帝」因此是多餘的，因為在這理論下，「一切都必然會發生」，根本沒有上帝用武之地。

霍金因此嘲笑哲學家和神學家，說他們的工作只是在「浪費時間」；霍金認為，當「一切理論」被發現後，他們將啞口無言；哲學家將無法再雄辯滔滔，因為世上一切都將被這理論所充份解釋而無選擇餘地，因此也沒有辯駁的必要。沒想到，二十年後，啞口無言的卻是霍金自己，而他之放棄這項不可能的任務所持的理由，卻是他過去所鄙夷的一些來自哲學界的批評。

「一切理論」一開始只是侷限在解釋物理現象上，而不是解釋世上所有事物。霍金曾經承認，這個粒子方程式無法預測人類的行為。但是，在一種「科學主義」（scientism）的心態下，加上成為舉世矚目的物理學明星，霍金的各種相關發言也似乎越來越大膽投俗，語不驚人死不休，「一切理論」也因之越說越誇大，不但可完全解釋人類之行為，甚至可說明人事物之「存在」。

霍金說，人類有關倫理的思考，將成為一種「幻覺」，因為我們乃根據「必然性」（necessity）而行動，而不是根據自由法則；既然無選擇餘地，自然也就沒有所謂正當與否的問題。霍金說，「一切都被決定了，但因為我們還不知道究竟是被什麼所決定，於是我們就採用了一種所謂『自由意志』的說法，以為我們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霍金之「一切理論」的科學夢，卻和形上學家黑格爾有關「系統」（system）的想法，似乎不謀而合，兩者都是一種機械化的「絕對概念」，一種「純粹客觀」的描述世界的方式，獨立於所有概念之上。一是科學，一是形上學，但兩者基本上卻都服膺於一種「邏輯的必然性」（logical necessity）。在這種必然性底下，自由意志只是一種錯覺。差別只是在於前者建立在單一方程式上，後者卻是一種近乎玄想的「邏輯-形上系統」，雖說是一種「存在系統」（system of existence），但卻以「邏輯」為起點，而不是以「存在」為起點。

齊克果批評黑格爾的「系統」說法，無異「謀殺了所有倫理學」，因為，對黑格爾來講，「認知」（cognition）和「意志」（volition）不分家；知道善，等於我們一定會行善。「系統」辯證演化之過程，乃依循一種「必然的程序」（necessary process），而沒有「自由抉擇」的餘地。齊克果說，沒有自由，就沒有道德；如果我們根本無從選擇，自然也就沒有所謂善惡。既然一切都已決定，既然一切都「非關人力」（impersonal），於是道德也就失去它應有的意義，「人」當然也失去了地位，剩下的只是一種「絕對的心靈」（Absolute Mind）。

這不但謀殺了所有倫理學，如果真有這麼一個「一切理論」或黑格爾式的「系統」之形成，科學恐怕也會被謀殺了，因為科學將不再是實證的，而只是邏輯的一部份，一切將受到邏輯必然性之約束。於是，所謂科學操作就是：單單憑著理性思維，不必訴諸經驗，我們就能根據此一邏輯必然性，斷然推論出世界的所有特質。

在齊克果看來，構築世界的「系統」應區分出「邏輯系統」（system of logic）和「存在系統」（system of existence）兩種，他認為，「邏輯系統」是有可能被發現、被給予的，但「存在系統」卻不可能找到，因為「存在」不可能成為一種系統，它永遠是「不完全的」。他說，當我們建構一個邏輯系統時，切記不要把那些和「存在」有關的辯證也給整合進去，但黑格爾卻把兩種系統混合在一起。

黑格爾的問題，似乎也正是霍金的問題。有些哲學家這麼說，我們「某種程度」上可以接受「一切理論」的「客觀真實」（objective truth），但「客觀真實」卻不能和「主觀情境」（subjective situation）混為一談。

可是，即便是這樣的溫和說法也仍然還是有問題的，至少是語焉不詳的。事實上，跟「存在系統」一樣，「邏輯系統」也不可能被找到。除了訴諸上述歌德爾「不完全定理」的啟發之外，哲學上也有一些類似「一切理論」的討論。比方說，去年（2003年）甫去世的前劍橋國王學院院長柏納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提出一種「絕對概念」（absolute conception）的說法。簡單說，那是一種獨立於所有觀點之外的「純粹概念」，沒有攙雜任何人為的相對概念在裏頭，等於是上帝的眼睛那樣，無想無念，無須思議，毫無一絲偏頗；在這個「上帝眼睛」底下，世界「如其所是」（as it is）而無絲毫扭曲。

哈佛哲學家普特南（H. Putnam）並不認為有這樣的一種絕對概念的存在。他說，世上存在著無數種描述世界的概念，但沒有哪一種稱得上是「絕對的」。他基本的論證是這樣，他說：語意關係是「規範性的」（normative），因此任何詞彙都無法被視為純粹的科學概念架構的一部份；而我們既然要描述世界，就得受制於語意關係的規範性（normativity），既然它含著規範性，就稱不上絕對，它仍然只是一種有限而相對的概念。我們不可能把語言分成兩部份，一部份描述世界「如其所是」，一部份則是一般概念。

也許你會說，這樣的批評似乎只是提出一種宣稱（claim），而不是一種「論證」（argument），但問題就在於，如果絕對概念是無法辯護的，那麼，它當然也無法否證。事實上，柏納德威廉斯並沒有說「絕對概念」是可企及的，他臨終前倒是明確地說：「就算絕對概念是可能的，它也不可能為我們所知。」

不管是「一切理論」或「絕對概念」或黑格爾式的「系統」，統統不可得，就像歌德爾的「不完全定理」所指出，這些乍看「完美」的人造物裏頭，總是會留下一個永遠也不可能彌補的「漏洞」。

要理解這個「漏洞」，可以用維根斯坦的兩個類比來說明：

第一個類比：我們的眼睛就算可以看到一切，但有一個東西卻是這個萬能的眼睛所看不到的，那就是眼睛自己。

你或許會說我們可以照鏡子，但是，這不叫做看到「眼睛」，這只是看到「鏡子裏的眼睛」。

第二個類比是：維根斯坦說，如果我打算寫一本書叫做《我所發現的世界》（The World as I found It），我儘可把世上每一種東西給一一紀錄下來，寫成很厚一本書，但是，在這本「鉅著」裏頭，卻有個東西是我無法寫進去的，那就是「我自己」。

我之所以看不到我，是因為「我」正是「看」的一個「主體」（subject），沒有這個主體，也就沒有所謂「看」。你不可能看到你自己，就好像眼睛無法看到眼睛自己一樣。

換句話說，當我們準備給世界找到一種獨立於所有觀點之上的「絕對概念」時，我們別忘了，我們恰恰也正是「世界」的一部份，這使得這雙觀看世界的「絕對之眼」留下一個盲點，一個永遠不可能彌補的「缺口」，因為我們不可能脫離自身來查看自己，除非我們是上帝。既然有盲點，那它就不可能是絕對的或終極的，它仍然得依賴於某種「觀看的主體」。因此，任何一種對於世界的描述，都仍然只是一種相對的「觀點」，而不是一種絕對的概念，因為我們不可能不依賴於一種「主體的存在」而能產生概念。

換個方式來說，任何一個「系統」之必然留下一個無可填補的漏洞，而這個漏洞乃是「規範性」這東西所造成。不管科學怎麼發達，不管我們找到什麼樣的「純粹客觀」理論，它都不可能真正純粹，因為我們不可能去除規範性。規範性是連帶著「觀看的主體」而來；我們既然要觀看，就不可能以一種「不觀看」的方式來觀看；就好像普特南之批評「絕對概念」時，他說，「這樣的概念，涉及一種矛盾的企圖：我們企圖以一種不描述的方式來描述世界。」既然要描述，就必須涉及一種觀點，而不可能超越在所有觀點之上，不可能以一種全觀而毫不偏頗的「上帝眼睛」觀看世界。

於是我們似乎可以這麼說，夾帶規範性的存在系統和邏輯系統並非兩個獨立系統，而是在某一種「基底」上發生連結；如果「存在系統」不可能完全，那麼，「邏輯系統」也不可能完全。我們不得不承認規範性的存在，否則我們將無法理解歌德爾定理中所指出的那些存在既定系統中卻無法證明的真理。

康德說得對，「沒有一種對於世界的概念不是以某種方式被概念化」；這個「某種方式」，類似連結在維根斯坦所謂「生命形式」（form of life）上的規範性。這個規範性是脫不掉的、被給定的（given）。因此，像蒯因（W. V. Quine）或勾曼（A. Goldman）等人之「自然化的知識論」（naturalized epistemology），認為「規範性」可以從知識論裏頭排除，進而把知識論視為心理學的一支，無疑也只是「一切理論」的另一種變形，錯誤地以為一旦自然科學上的某種「終極參數」（terminal parameter）被找到，所謂規範性將變成一種「純粹描述性」的東西。

這樣的一種尋找客觀終極物的錯覺，在哲學上不勝枚舉。比方說，早期的維根斯坦以為存在著一種「完全分析」（complete analysis），足以分解命題，找到語言的一般形式與本質，從而清楚地暴露出命題組成之所有基本邏輯結構，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哲學問題。

晚期的維根斯坦則認為，早期他的這樣一種「完全分析」的觀念是很「荒謬」的，他批評自己受到一種「科學式思考」（scientific thinking）的誤導，把哲學錯誤地建立在一種和科學知識發展同樣的模式上；但事實上，當一切可能的科學問題都被解答之後，那「真正困擾我們的問題」，也就是哲學問題，依然還在，而沒有得到任何解答。

維根斯坦的老師羅素和邏輯學家弗雷格（G. Frege），也受到同樣的「科學式思考」之誤導。不管是羅素之尋找「原子命題」（atomic proposition）或弗雷格之尋找「語言之最簡單的邏輯組成物」（logically simple constituents of language），都是在尋找一種如弗雷格所說，像化學元素那樣的東西；或者如維根斯坦所批評，他們把哲學看成像物理學那樣，以為當一組基本法則被發現後，整個哲學「系統」就會被完全揭露。

在宣稱解決所有哲學問題之後十六年，維根斯坦重返哲學界，終其一生，花了許多心力批評這類「終極參數」的想法，說明世上並沒有所謂「終極證成」（ultimate justification）這回事，因為每一道證成都是一種解釋（interpretation），而每一種解釋都需要一個更基本的解釋來支撐，如此一直「發問-解釋」下去，將沒完沒了。於是我們需要一個「底」，否則我們的知識體系將整個瓦解。

邏輯系統和存在系統，於是就交會在這個「底」上，它是我們的立足點，是我們所無法穿透的。維根斯坦說，哲學的目的就是在尋找這樣一個「底」，然後「在這個地方給它立個禁止通行的牌子」，因為它就是我們語言和知識的極限。一切探究和思索，一旦抵達了這個底，都必須停止，我們自此將詞窮而啞口無言，無法再提供任何解釋或證明。維根斯坦說：至此，我們只能說，我沒辦法繼續解釋了，我也沒辦法再證明下去，反正「這就是我所做的」（This is simply what I do.）。

這句「這就是我所做的」，也標示了晚期維根斯坦哲學的一個基本精神。維根斯坦把這樣的一個知識或語言的「基底」（foundation）或極限，叫做「河床」（bedrock）。

之所以無法找到一個「終極證成」或「最後的一道解釋」，維根斯坦說，那是因為「一切解釋都預設了它所解釋對象的存在」，而這也正是霍金那段「我們不是住在宇宙外面的天使」的談話。換句話說，你不可能提出一種獨立於自身以外的解釋；每一道解釋，每一個概念或理論，都必然存在著某種「主體」，有了主體就有規範性，也因此，它不可能是終極的，也不可能絕對客觀。

在任何一種系統裏，總是會有那麼一些「河床命題」（bedrock propositions），它們是如此完美，但卻是你所不可能證明或解釋的。也因此，任何一種系統，都必然具有一種「自我引用」的本質，因為我們無法再做解釋。我們的解釋永遠是有限的，就如維根斯坦所說，「永遠懸在半空中」。

「自我引用」就是自說自話。你不得不自說自話，因為任何完美的系統，由於規範性的緣故，都必然得留下一個永遠不可能填補的漏洞與缺口，於是你只好自說自話，你只好「接受」那些無法證明的東西，把它們直接視為一種真理。

「自我引用」的必然宿命，帶來了懷疑主義。為了解決懷疑，哲學上於是有了所謂「基底主義」（foundationalism）的說法，以避免沒完沒了的質疑和發問；如果沒有這個基底，我們的知識這所大廈，將不堪一擊。為了拯救大廈倒塌的危機，笛卡兒的作法是給這幢知識大廈建造一個無可置疑、絕不會有錯的「地基」。也就是說，挑出一組基本的公設或命題，認定它們是絕對無誤的，於是你不要再要求證明了，它們是不需要證明就能成立的一些真理。

謨爾（G. E. Moore）的「普通常識知識論」（common sense epistemology），則是訴諸普通常識。和笛卡兒一樣，謨爾也是在一種知識論的（epistemological）的架構下來解決這個問題。在一次有名的演說中，謨爾舉起自己的左手說，「我知道這是我的左手」，然後又舉起右手說，「這是我的右手」。他另外還舉了一些「普通常識」的例子，比方說，「我知道地球存在」、「我知道地球早在我出生時就已經存在」、「我知道除了我之外，還有其他人」等等。

維根斯坦對此說法相當不滿，晚年最後一些寫作，死後集結成一本書叫做《論確定性》（On Certainty），主要就是在批評謨爾的「普通常識知識論」。維根斯坦的批評，難以三言兩語道盡，但是，他的「確定性」觀念和謨爾的「普通常識知識論」或笛卡爾的「地基說」之根本差別就在於維根斯坦提出一種「非知識論的」（non-epistemological）的看法。

簡單說，問題就出在「我知道」（I know）這句話上。維根斯坦認為，對於我們無法懷疑的東西，我們也無法說「我知道」，因為「我知道」意味著宣稱說他知道的人有可能是錯的，但他其實根本沒有藉以判斷對錯的任何依據標準（criteria）。

同樣都是反對懷疑主義，但是，維根斯坦的策略並不是像笛卡兒那樣，建構一套「無可置疑的地基」來回應懷疑主義者對於永無止盡的「證成」之要求，也不是像謨爾那樣，企圖藉著宣稱「我知道」來鞏固地基的真理性。維根斯坦的作法是，指出這個永無止盡的證成之惡性循環，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說，你根本不應該在無法發問的地方提出問題。維根斯坦說，我並不是要解決（solve）你的問題，而是要「融化」（dissolve）你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根本不存在。

維根斯坦和謨爾之間的差異是相當巨大的，當謨爾仍企圖回應懷疑主義者的質疑時，維根斯坦卻斷然跳脫知識論的架構，在這個知識系統的基底上，立下一個「禁止通行的牌子」。他認為，這是一個「知道」派不上用場的地方。在這個知識的邊界點上，我們沒辦法說「我知道」，而只能說「我相信」。我沒有理由說「我知道這是我的手」，我只能說「我相信」。

換句話說，維根斯坦並不是把知識系統必然有的缺口或是不完全定理所指出的那些無法證明的命題，當成一種有待填補的缺陷，而是當成一種福音，一種「確定性」的福音。這時候，不是「認知」（cognition）而是一種完美的「信心」（faith）該派上用場。

霍金說得沒錯，「我們不是住在宇宙外面的天使」，我們不可能從宇宙外面觀看宇宙，而這也是為什麼維根斯坦要我們對「倫理」保持沉默的原因。維根斯坦對倫理的定義，帶有極其明顯的絕對性，他說，「倫理就是從世界的外面來看世界，把它看成一個有限的整體。」我們既非天使，亦非上帝，當然不可能用這樣的一種「眼光」看世界，於是只好保持沉默；因為那樣的一種絕對概念是不可能做到的，倫理的世界因此既不可說，也不可認知，它在我們的語言和思想之外。

而所謂保持沉默就是，對於那些無法說「我知道」或「我不知道」的範疇，我們應斷然放棄思索，讓信心起作用，不要再用知識論的架構來看待那不可能訴諸理性思索的系統邊界，否則我們永遠得面對那個令人不安的「漏洞」，進而對萬事萬物原本完美的「存在」感到疑惑和焦慮。

羅素早年曾打算出版一本知識論的著作，出版前交給當時仍是他的學生維根斯坦過目。維根斯坦對該書提出嚴苛的批評，羅素對此感到很挫折，他說，他聽不懂維根斯坦在批評什麼，但他卻又相信維根斯坦「一定是對的」，「他一定是看到一些我看不到的東西。」羅素還提到維根斯坦的一句批評，他說，維根斯坦批評他的知識論著作，傷害了「確定性的福音」。

維根斯坦對自己所寫的一切，幾乎都很不滿意，唯獨對他生前最後一本筆記，也就是《論確定性》，感到滿意。但是，很顯然，早在此之前三十幾年，在他對羅素之知識論的「憤怒」批評中，就已經有了「確定性」的想法。也因此，那些認為早晚期維根斯坦思想變化很大的人，似乎應該重新考慮其所謂差異是否真如一般論者所說的那般巨大。

為什麼說確定性是一種福音呢？讓我們再回到歌德爾的不完全定理，他論證指出，在任何一個內在一致的系統裏，總是存在著一些命題，我們沒辦法證明它，但我們卻相信它是真的。很多人指出，正是這樣的一種能力，使我們高於「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等，從而恢復人類的「自信」。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能力，似乎構成了人和機器之間一個不可跨越的根本差異，因為再怎麼精良的電腦，都必須透過一種運算能力來獲知資訊真假，但我們卻能憑著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力，判斷那些無法證明的真理為真。這個「漏洞」難得了人工智慧，卻一點也難不倒我們。

三年前（2001年），霍金接受德國一本雜誌訪問時，高呼人類應該儘速進行基因改造，產生一種智力大幅增進的新人類，要不然，人類將會被突飛猛進的人工智慧給超越。霍金說，到那時候，很可能出現人工智慧統治人類的悲慘局面。

聽說霍金很愛看科幻電影，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電影看太多，以致於有此憂慮。記得有一回，我們去劍橋藝術電影院（Arts Picturehouse）看星際大戰，居然也看到他笑嘻嘻地自己推著輪椅，買票進場。我想他一定也看過雷德利史考特（Ridely Scott）導演的《銀翼殺手》，因為該片就是描述他所憂慮的未來情節。

不過，霍金似乎不必太過憂慮人工智慧將超越人腦，因為我們擁有一種對「確定性」的完美信心，憑著這樣一種不必經過運算就能判斷真假的天生智慧，「人工智慧」想超越我們，恐怕也只是電影情節罷了。

沒有錯，我們不是住在宇宙外面的天使，但我們仍想抵抗地心引力，脫離地面，來到外太空。維根斯坦說，哲學之好壞，必須從它能帶我們離地面多遠來判斷。維根斯坦式的哲學雖然指出了「禁止通行」標誌的位置，可當我們閉上嘴巴，停止思索時，信心仍將帶著我們起飛，飛過界限，來到宇宙的外面，而那裏就是霍金的「一切理論」所欲找到的「上帝的家」。問題是，唯有拋開所有理論，捨棄一切思維，不再訴諸語言時，我們或許才找得到那個神祕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