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這問題有點難,老師也不會,看有沒有專家出來答覆.

這位名字變來變去自稱孫什麼的 "讀者",可說是忠實讀者.平常我們仰慕一種東西,比方說我喜歡聽音樂,一天不聽就難受,但我很難想像為什麼會有這麼一些人,十年來自從民進黨壯大之後,就像我的粉絲那樣,每天 "闡釋" 我的思想,幾乎是同步的,分秒不差,你十分鐘前剛發表,他們十分鐘之後就開始ggyy了,我有時都很懷疑這是不是這就是他們的 "職業"? 否則怎麼會有人能夠同步黏附,而且不是黏著自己喜愛的東西卻是黏著他們所敵視的?

更不可思議的是,我們今天會採用某種方式講話,肯定是因為自己適合那樣的角度,但是這些人就跟電視上那些我只要不小心一轉到就馬上轉台的綠色名嘴一樣,翻來覆去就是講同樣的一些很無聊很低級的抹黑華人醜化中國或鬥臭馬英九的傻話或邪惡話語,邪惡無妨,但至少要有點智商不是嗎?

具有基本理性的想法,你能反駁,但一個北七講的一堆毫無意義的話語,你恐怕也只能啞口無言. 誰能反駁比方說一隻狗的無聊狂吠? 我住的地方轉角有人養了三條狗,照說我狗緣極佳,可牠們偏偏看我不順眼,我每天一出門,牠們就汪汪汪大叫,我也只能忍忍忍,而無法與之議論.

一個人北七沒關係,可當一個人智商很低時,他卻怎麼老是覺得自己很聰明呢? 總擺出一副好像自己真的很懂很行的姿態? 特別是台灣,這種人特別多. 也許羅素說得對,他說這世界最大的問題就是: 北七總是自我感覺良好,凡事都有個標準答案,很敢,而聰明人卻總是自我懷疑而自我設限.

不管是智能或道德,你總得有那樣一種高度,才能採用那樣一種角度或態度不是嗎? 否則實在很奇怪.這一點長久以來總是讓我大惑不解. 當太空梭都已經飛上火星,卻總有一些知道怎麼放沖天炮的人氣勢非凡地嘲笑一個航空學專家這裏不懂那裏不懂.

智能如此,道德也一樣,一個人品性那麼差,心眼那麼壞,為什麼卻如此自我感覺良好? 愛因斯坦說,這基本上仍是智商問題. 記得高中時讀到愛因斯坦這些話,可謂豁然貫通;記得當時學校有些同學,儍得可以,但他們卻對外總是端出一副名校天才的嘴臉.

話說這些反中國愛台灣人士,不但自我感覺良好,而且整天裝模作樣喊人權,可是這所謂 "人權" 得加個引號做特殊解才行,簡單說就是具有針對性,當然就是針對中國,以抹黑中國打倒中國為唯一話題唯一任務及唯一思考角度. 其它幾乎什麼都不會,永遠都是講同樣的東西,唯一基本句型就是: 中國很髒很壞,台灣很好很偉大!

這些人之所謂人權,純純粹粹只是一種手段,一種武器,一種傷人的工具,而不帶絲毫人文價值或個人憐憫在裏頭. 十幾年前,我們核四公投促進會在台中有個讀書會,幾次邀黃文雄及林義雄來參加,在他們也在場的那幾次讀書會中,我就一直在講這話題. 那時我仍支持綠營,卻已明顯感受到所謂人權所謂環保所謂左派意識所謂弱勢者優先所謂平等正義所謂反軍購等等這個那個漂亮社運主題或社會議題,在民進黨眼裏,其實純純粹粹就只是一種藉以取得權力與巨額利益的工具,它裏頭只有價格問題,而沒有絲毫價值.

這些其實都還無所謂,最可怕的當然就是品性的敗壞,民進黨繼承了昔日國民黨文化裏頭最齷齪的一種東西,那就是不擇手段. 比方說,他不是真的要跟你討論什麼政見,他只是想把你這個人抹黑鬥臭,然後贏得選舉,甚至以為彷彿這樣便也贏得了道理似的.

現在的台灣就是這樣,你再怎麼批評國民黨或批評統一都沒問題,但你只要稍微顯現出你並不敵視華人,不敵視任何有關中國或中華的人事物,馬上就會被視為仇敵.

萬一你還批評綠營或批評他們這些邪惡的族群仇恨挑撥或種族主義言論,你更會被視為眼中釘,每天隨侍在側,隨時會在陰暗角落用各種齷齪手段攻擊你傷害你,實在非常病態.

我這輩子做過最大後悔的事就是跟一些混蛋共同創立了這樣一個黨以及這樣一種所謂鄉土意識. 它變了質走了調,從正常細胞變成癌細胞,竄流整個台灣社會. 你只要翻開自由時報或打開三立與民視等等,便知其一二,其言其行,寫來真是滿紙污穢,就像過去的聯合報新生報等等黨報軍報.

最近整理一些文件,意外看到十幾年前剛出國時和一些民視的人包括民視高層等人的通信. 那時民視剛要創立,有位董事經常與我通信,他寫信來道別說我去唸哲學很好,說台灣缺乏人文深度,說台灣缺乏理性深度,說國民黨整天灌輸我們一些忠黨愛國的不良意識等等,信寫得很感性,於今觀之卻十分諷刺,因為這批人的所作所為比之國民黨卻有過之而無不及.

並不是因為他們的人性走了樣,而是因為他們腦袋裏裝了一些未經思索的邪惡思維,他們或許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我是說一小部份人,至於大部份政客及忠黨愛國文人當然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請見 "天才與阿西" 一文.

在台灣,真正的執政黨是那樣一種不良文化,不管誰當道,就一概繼承這樣一種敵我二分不擇手段的陰暗文化. 從國家族群等大社會到學界醫界等小社會都一樣,敵是敵,我是我,只要一有機會,只要四下無人,甚至只要稍微脫口而出,馬上就把這樣一種不良文化發揚光大. 從來都不是學習怎麼在道理上勝出,而是學習怎麼把所謂敵人鬥臭.

記得十幾年前曾見到台灣有愛中國人士把達賴說成政治和尚,我寫文章批評說這太荒唐,馬上就有人說我是在支持反動的西藏農奴制度. 對於這樣一些氣勢高昂的北七,不管藍綠,實在令人無語問蒼天. 或許真該有生物人類學家來對台灣人做個研究,看看是不是智商真的普遍比較低還是真的道德感哪裡出了什麼問題. 在西方,比賽的是講道理,在台灣卻是比抹黑,比賽看誰比較蠢比較陰比較壞.

上個月11號,王丹應學生會之邀來劍橋演講,我很猶豫要不要去參加,但最後還是去了. 本來還有點姿態地想去唱唱反調,去到現場發現一路保持沉默大概就是我最好的發言方式了.我似乎只有學習或觀摩的份,而沒有講話的必要.

那演講場景就宛如三十年前的黨外聚會,我本以為王丹會落單,中國會找一些忠黨愛國人士來修理他,但沒想到整個氣氛幾乎一面倒向王丹.

更讓我驚訝的是,儘管他們的討論內容幾乎就是我們三十年前黨外老話題之翻版,時間上 "落後" 了我們大約三十年,但是眾人講話的那種狠勁認真以及咄咄逼人(我指的是理性上的咄咄逼人),一個人就是一個人,一句話就是一句話,不得不讓我相信這個一點都不窩囊的強悍民族,明天的世界將會是他們的舞台--不管是朝好的方向走或朝壞的方向走,他們都會是主角,而我們大約就只能在一旁ggyy了.

相對於對岸華人之狠勁,台灣人普遍之窩囊陰暗及愚昧自滿,你只能說這是一種文化,而不是一種什麼與生俱來的東西. 一個人每天接觸台灣這種媒體這種無所不在的社會評價方式與看世界的方式,除非你個性很強,否則很難擺脫 "窩囊化" 的影響.

王丹在面對眾人質疑時有些話讓我還挺感動,他說,六四事件既然死了人,那我的功過就是三分功七分過,我承認我犯了錯. 他說這裏頭有一種虛榮,他稱呼為廣場症候群,也就是一見了群眾鼓掌就血壓高,熱情也來了,而失去理性思維. 他說若早知道會死人,他不會發起這活動,至少會見好就收.

另外還提到台灣的解除戒嚴,王丹認為是蔣經國的 "功勞",有人反對,王丹說,這正好講到他的專業了,他正好是研究台灣史的 (最近剛拿到哈佛的歷史學博士),王丹說,歷史許多時候是偶然,就這麼一個人做了這樣一個(解除戒嚴)的決定.

我對此沒有太大定見,但比較傾向於王丹的說法. 做為一個第一批站出來反抗戒嚴令的人,我本來想站起來現身法說講幾句話,但後來還是決定沉默.

若有人說這是什麼要求民主的群眾壓力逼使蔣經國解嚴,我想這是有點說不通的. 當時反對解嚴的不過就是我們這一小撮人(其中包括陳水扁是主角),每次做民意調查,總是超過百分之九十七或九十八甚至九十九的人贊成戒嚴,並視之為 "德政".

當時完全沒有任何民意支持度,就連黨外也大多敢怒不敢言,黨外裏頭反對戒嚴令的只是少數所謂 "激進派",而非主流. 蔣經國若有壓力, 也不會是來自島內民眾,而恐怕是來自國民黨的美國爸爸. 題外話.

最後.有人還質疑王丹過時了,質疑說新一代中國年輕人老早超越他那一代人的眼界. 王丹說或許是這樣沒錯,但新一代年輕人很多已經不管什麼知識份子的使命了,"可是這一點熱情到現在都還在我血液裏頭燒著".

我並不喜歡什麼知識份子的使命,但我能體會他講的那個 "在血液裏頭燒著的東西". 而我們台灣人呢? 別說什麼血液,連臉都沒有,面目模糊的,也不知道是誰,總害怕被人知道,只會陰陰暗暗窩囊囊窩地講些屁話蠢話,暗地裏努力做些傷人的事,挺沒出息的.

這個孫什麼的罵的就是底下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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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暖人生

陳真
立報《哈巴狗電台》2009. 03. 02.


兩年前回到台灣為自己辦的第一件事就是：想辦法繼續收看鳳凰衛視。於是請人架設了衛星無線收訊。事實上只是錄，五年來錄了無數DVD，卻幾乎從來不看。任憑學姐百般嘲諷，我就是盡量不看鳳凰。不敢看，怕看了心裏澎湃，脫離了地心引力，會離「正常」軌道更遠。好友送的沈從文大全集，我亦不敢看，怕看了會做夢。「太正常」的人應抵抗點地心引力，而我卻只想回到地面，即便地面寒冷。

有時把持不住看了鳳凰，那樣一種內涵血肉，哪怕只是一個句子或一段對話或一條新聞，總讓人感覺生命彷彿在一種夢境裏頭又活了過來。沈從文說，從他自己身上他才相信，「天下人也有就從做夢一件事上活著下來的」。但在台灣，死了恐怕比活著還好覓食，因此我倒寧願低級些空洞些，行屍走肉般奮發上進，與所謂正常人的距離能近一些，似乎比較適合在這島上存活。

日前不小心又轉到鳳凰，還好只是個地區性頒獎節目，江蘇省鎮江市頒獎給一些由當地民眾票選打動人心的人事物。原本想說這麼無趣的節目應該不會影響前途才對，沒想到…陳靜的故事就是在那節目看到。看著陳靜生前為同學所做的募款影像，急切的神情，抱著個箱子對路人猛鞠躬，心裏有說不出的感動。人心真奇妙，善惡美醜相距如此之大；善良的心如斯美麗，而卑鄙心思卻又如此猥瑣而令人厭惡。

第一次知道鳳凰是在2003年美國侵略伊拉克時，中文資料極少，而我卻在網上無意間看到一篇來自戰場的中文報導，沈從文般的文字，讓我這個幾乎從來不看當代繁體中文文章的人，頓時熱淚盈眶。如果沒記錯，作者就是陳曉楠，鳳凰主播，她主持個節目叫《冷暖人生》。一個人如果死後必須留下遺願，那我的遺願就是希望《冷暖人生》能將它所有節目做成DVD，以最便宜的方式讓世人看到。我知道我這麼說，一般人不會信，但知己好友信不信呢？套句北島對里爾克（R. M. Rilke）的形容：「我認出風暴而激動如大海。」《冷暖人生》亦如是。

不知該掙多少錢才辦得了這件事。我和學姐一生坎坷，飽嘗冷暖，雖辛勤工作，但散盡積蓄身無恆產；雖省吃儉用如清教徒，全部財產至今也不過一百五十萬，卻又同時欠同學三、四百萬留學債務已數年仍未償還。這輩子怕是沒有機會完成錄製發行《冷暖人生》的願望了，哪天若撒手人寰，希望有這麼一些有辦法的人能幫忙完成這件事，給那些漂泊在外不願死去的孤魂找到一條返鄉入夢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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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問陳精神科醫師一句話：陳曉楠令人頓時熱淚盈眶的《冷暖人生》, 為什麼沒有西藏雪地上被中國解放軍射殺的西藏女子的故事？那一片皚皚白雪中倒臥在一抺紅血中的女子的畫面, 不令人熱淚盈眶嗎？還是西藏人不是中國人, 不在陳曉楠的關懷之列？也不在陳醫師的關懷之列？「江蘇省鎮江市頒獎給一些由當地民眾票選打動人心的人事物。」由當地民眾票選打動人心的人事物？有沒有變態啊？票選？(打動人心的故事)？饒了我吧！來走了, 唉！

(再續前)

今天你要找個劊子手來給人砍頭或開槍,當然也得挑一下人選,總不能挑一個看到血就蔡賽的人,但若因此說這些劊子手的人性邪惡得很不尋常,那是說不通的. 若是進一步說就是因為有這樣一些具有 "不尋常" 人性的人,所以許多人被砍頭被槍斃了,更是離譜.

個別劊子手豈能反映一個整體狀況(例如死刑或戰爭)的存在?死刑或戰爭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我們這一代人 "普遍" 允許它存在,而不是去尋找個別士兵當代罪羔羊說就是因為有這些不尋常邪惡的壞人,於是產生如此巨大的壞事.

納粹也一樣,若非當時普遍受到廣大人們的支持,哪來納粹? 希特勒也是人民選出來的不是嗎?! 這裏頭只有人性,而沒有尋常人性與不尋常人性之分. 做這樣的二分法, 把問題給 "特殊化" 成一種屬於過去的邪惡,或甚至歸因給少數 "不尋常" 的邪惡人士, 這意味著我們並不了解人性,似乎也不是真的想面對問題.

漢娜鄂蘭有句話說得很對,她說改變一種道德就好像改變一種餐桌禮儀那樣(膚淺),我對這話的理解是某種思想行為只是像衣服一樣,既然可以穿上,就可以脫下,今天穿效忠黨國的大衣,明天改穿愛台灣的小背心,這裏頭轉折並不牽涉人性的轉換,就好像轉換餐桌禮儀無須轉換人性一樣.

我看現在很多愛台灣喊得很大聲的人,比如鄭弘儀,過去是忠貞國民黨員,比如汪笨湖,當我因為主張台獨走投無路時,他正在寫著暢銷書歌頌他對長江黃河的愛及祖國夢. 可當時代一轉變,所有這些人也就馬上跟著變,一點困難都沒有,我看不出他們改變了什麼人性,我想那只是改變一種外在造型而已,就像改變髮型一樣. 小弟因為沒有來得及轉換造型,所以依舊受苦受難.

也就是說, 依鄂蘭的想法,"道德" 做為一種國情民情或風俗常規等等, 這東西並不是根本存在於什麼特殊人性之中,我們的人性是尋常且普遍的.

她原文是這麼說的: : "It was as though morality,...as a set of mores, of customs and manners, which could be exchanged for another set with no more trouble than it would take to change the table manners of a whole people."

改變道德這東西或許很難,但它很膚淺,因為它並不是要改變人性.

這使我想起維根斯坦一句被視為謎一般的名言,他說,"哲學問題唯有透過生活方式的改變才有可能解決." 他談的是邏輯是句子的意義,這些邏輯問題怎麼會透過生活方式的改變才能解決?

這話看得懂的人自然就會懂,看不懂的恐怕講半天他也不可能懂.不過,簡單可以這麼說,"意義" 這東西如果沒有實踐,那麼它其實就像鬼魂一樣,虛渺而空洞,耍嘴皮誰不會?

重點不是在於想也不是在於說,而是在於 "做". 但不是做出某件事,而是看你一整個生活,看你是怎麼過日子. 光嘴巴喊這個喊那個是毫無意義的,高唱特殊聖潔的人性之追求(例如林義雄或聖嚴等聖人)更是荒唐,"意義" 並不存在於這些空洞的字眼或或幻想裏頭,而是來自實際的生活,看你怎麼過你的每一天,看你的人生究竟是怎麼活的.

講儉樸沒有用,講愛心講平等都是廢話,讓我們瞧瞧你每天是過什麼樣的日子最重要,讓我們瞧瞧你每天吃喝玩樂究竟是什麼樣的狀況,瞧瞧你銀行裏有多少存款等等,這一切的 "總和"(記住: 是總和,不是某種個別行為),決定了 "意義".

換句話說,當道德出了問題,要解決這問題並不是需要什麼高深的思想,也不是需要更多知識,而只是需要改變你的生活方式,這樣的改變並不涉及人性的轉換,而只是像在穿脫衣服那樣,或是像在改變一套餐桌禮儀那樣,從這一套轉換成那一套,如此而已.

對於納粹,我也常有類似漢娜鄂蘭的想法,不過我倒是從未讀過她的著作,只知道她是 Heidegger的情人. 每次在圖書館或書局看到她的書,拿起來翻兩頁我就沒興趣再看下去了,總覺得她所要講的東西似乎根本不需要寫上那麼多字,更不需要訴諸那麼多所謂 "事實".

底下吳乃德這篇 "反駁",其實我也看不出他反駁了什麼,他們只是在講兩個不一樣的東西而不會有任何必然的概念衝突. 當我們一方面譴責某種意識形態之邪惡時,當然同時也可以為那些支持這樣一種邪惡意識形態的廣大群眾們辯護(廣大到往往佔一個國家的絕大部份人口),辯護說他們本身並不邪惡,他們只是尋常百姓,拿香跟人拜,西瓜倚大邊.

民進黨每次選舉一到,就開始消費歷史,講什麼 "轉型正義",轉型的方法很簡單很幼稚,但卻也因其幼稚而顯得很有效--有效於複製歷史,把邪惡像存檔一樣從C槽存到D槽,主機則一點也沒變.

轉型思維與作法是這樣: 例如把過去的白色恐怖或威權體制推到少數政敵頭上,把英雄的桂冠留給自己,至於人民呢,則成為林義雄口中常說的 "善良台灣人",但這樣的一種歷史圖像是全然錯誤的.

在我看來,需要被 "轉型" 的那個 "邪惡" 就像一種空氣,凡是還會呼吸的,都不該頒給自己英雄狀--即便你是個不怕死不怕關的革命志士.

首先,民進黨檯面這些政客沒有幾個能稱得上是什麼反對者,他們比較像是政治商人,知道怎麼投資,知道怎麼兌換紅利,知道怎麼觀察趨勢. 若要論邪惡指數,這些人肯定排名最高. 因此,他們之良莠也比較不具有思考上的爭議或深度.

當然,像林義雄那樣一些極少數付出重大代價而且不兌換紅利的反抗者,若要稱善稱賢,我並不怎麼反對--雖然也不贊成.

得費點腦筋想一想道德問題的都不是上述這兩種極端,而是廣大群眾們. 就簡單說吧,因為我要睡覺了,沒時間多寫,就簡單說吧,若真要如民進黨這些混蛋所說的那樣一種方式去轉型或清算,那麼,那等於是說要清算幾乎 99.999999% 的台灣人.

因為,若沒有這平庸如常的99.999999%,哪來什麼威權體制? 哪來什麼白色恐怖? 哪來什麼我愛中華或愛台灣? 幾個人會起來跟這樣一些邪惡思想對幹? 我估計大約是0.00000001%.

一種清算或轉型如果是要清算或轉換 99.999999% 的人,那意味著這已經不是一種特殊的邪惡表現,這只是一種再普通也不過的人性,而人性是不需要也不可能做任何轉換的.

我們唯一能轉換的不是人性,而是生活及思維方式,簡單說就是文化. 古人的人性,七情六慾喜怒哀樂的表現等等,幾千年來應該沒有什麼改變才對;從所謂野蠻殘酷到文明,起了變化的不是人性,而是文化,簡單說就是看世界的方式起了變化.

吳乃德這文章裏講到一句話我特別不能認同,他說: "歷史和道德的反省都必須以事實為基礎", 這話意味著歷史裏頭有個東西叫做事實,而事實之所以是事實,當然就意味著所有人來看都會得到一樣的結論,否則就不叫做事實了.

比方說,陳真是個男的,這是個事實,但陳真是否是個帥哥,這就有爭議了.

換句話說,當我們想法不同,並不是因為我們看到不一樣的事實,而是因為我們對無限中立細節的理解方式不同,這或許是因為我們的出身不同,境遇不同,品味不同,美感不同,銀行存款不同,性別不同等等,而造成了我們看法上的不同. 但不管怎麼樣,事實並不存在,存在的是我們從無限且不具任何意義的細節中組織成不同的故事,塑造出不同的影像,形成不一樣的一種看世界的方式.

從來不會有任何道德討論或美感爭議是基於所謂事實. 一個東西既然稱為事實,意味著它終究是不會有爭議的,或者說,它終究會有個標準答案,但有關善惡美醜的議論卻全然不屬於這樣一種範疇.

在我看來,這樣一種有關於事實與道德的根本誤解,往往是許多邪惡思想的根源,正因為有這樣一種誤解,誤解道德爭議必然基於剛鐵一般的事實,於是原本相對性的價值判斷竟然變成一種彷彿具有正常人性與理性都應擁護的東西,比方說什麼 "愛台灣" (台灣做為一種國家或做為一種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所謂 "鄉土")或盛行於對岸卻儼然與愛台灣是異卵雙生的另一種愛國思維.

它媽的我就是不愛台灣不行嗎? 我又不是頭殼壞去,也不是心理變態,愛什麼台灣? 我愛的東西很多,比方說鈔票,但我不會墮落到去愛什麼台灣. "愛台灣" 或 "愛中華" 這東西之為害,歷史已昭昭在目.

邪惡的絕非人性,上帝不會製造出一種邪惡的本性在人身上;若硬要用邪惡二字,那麼,邪惡的是某種思維,而非人性. 思維其實就像衣服,我們既然能穿上它,就能把它脫掉,而人性就像皮膚,是脫不掉的.

就跟納粹跟日軍跟美軍之今昔行徑一樣,一切邪惡事物全都以愛為名. 德國人脫去了邪惡外衣,從某種極其有害的思維中走出來了,但我們卻仍活在類似的詛咒中,繼續折磨自己,也折磨別人.

陳真 2009.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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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惡真的「庸常」嗎？

2009-02-27 中國時報 【吳乃德】

　林博文先生日前在本報的專欄討論了電影《為愛朗讀》，也討論了漢娜．鄂蘭「邪惡的庸常性」之概念。用這個概念來理解政治壓迫的參與者，不但過度簡化，而且也不符合歷史事實。不過，林先生的文章卻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他所提到的問題，正是台灣在討論轉型正義的時候所一直疏於面對的。

　鄂蘭針對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所寫的《艾希曼在耶路薩冷》一書，以「邪惡的庸常性」為副標題。艾希曼在戰爭期間負責逮捕、集中、然後運送猶太人到集中營；至少有六十萬猶太人因為他高度的行政效率而成為灰燼。鄂蘭要傳達的訊息和道德啟示是，如同她兩年後所說，「此種巨大規模的邪惡行為，並非來自執行者的邪惡、病態、或意識形態信仰。不論這些行為多麼邪惡，行為者絕對不是惡魔」，而是像你我一般的平常人。他之所以積極參與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有組織、最有效率的屠殺，乃是基於平凡而世俗的動機：衷心服從指令、在官僚體系中力求表現和升遷。艾希曼的動機因此「十分庸常、非常人性」。

　以色列政府在一九九九年所公布的艾希曼獄中筆記，似乎也支持鄂蘭對邪惡的理解。艾希曼寫道，「我發現以服從和接受指令為基礎的生活，確實是一個舒適的生活。這種生活讓一個人對思考的需要減到最小。」

　鄂蘭「邪惡庸常性」之概念，將納粹的罪惡轉變成普遍性的道德議題，成為當代政治哲學討論道德責任的起點。目前為止超過兩百專書和論文討論她的書。這個概念也影響了後來耶魯心理學家密格蘭著名的電擊研究；該實驗試圖證明平常人多麼容易服從權威，而對同胞做出殘酷的行為。

　可是邪惡真的如此庸常嗎？鄂蘭對艾希曼的理解是正確的嗎？艾希曼的自我分析（其實是辯白）可以相信嗎？如果答案是否定，我們又能從中獲得何種不同的啟示？

　歷史和道德的反省都必須以事實為基礎。事實上，艾希曼並非只是接受上級指令的優良公務員。艾希曼被捕真實身分曝光後，他的許多阿根廷友人才恍然理解他過去的許多仇視猶太人的言論。也正是他的反猶太意識形態讓他在阿根廷的行蹤曝光。他的兒子有一次在女朋友家聊天的時候，不經意地顯露對德國沒有徹底消滅猶太人的惋惜。他的話引起女朋友父母的警覺，他們的檢舉終於導致艾希曼的落網。他的兒子從小在阿根廷長大，其反猶太人意識形態的唯一來源是他的父親。

　將政治壓迫的執行者、協力者，視為只是盡責任的服從者、或企求升遷的機會主義者，是過於簡化的解釋。壓迫體制由各種成員組成。有鄂蘭書中所提到的，暗中利用職權幫助猶太人而被槍斃的衛兵。也有心理上無法執行此種罪行而申請調職的軍官。事實上，納粹領導人知道，並非所有人都有能力執行這種「極端的邪惡」。因此他們通常准許調職的申請，而不加以處罰。納粹所從事人體實驗的歷史資料也顯示，他們選擇護士和衛兵的時候非常謹慎，特意淘汰那些心理上和道德上不適合這項工作的人。

　我們從這些事實獲得的啟示，截然不同於鄂蘭試圖傳達的訊息。從「邪惡的庸常性」出發，鄂蘭試圖提醒我們組織和權威的恐怖。她期待我們以道德勇氣來面對不正義的政府。「這種政府會面臨什麼樣情境，如果有足夠的人『不盡責地』拒絕支持它？甚至不需要主動的抵抗和反叛，這種拒絕支持都是一個有效的武器。」在後來的《責任與判斷》一書中，她這樣說。

　然而，我們從真實的艾希曼所獲得的啟發，卻是意識形態及族群偏見的恐怖。事實上，德國在第一次大戰之前是全歐洲對猶太人最寬容的國家；德國的猶太人因此也最缺乏猶太認同、最積極融入德國社會。可是戰敗和凡爾賽條約所帶來的重大屈辱，加上德國軍方為了規避戰敗責任而誣衊猶太人通敵及不參戰，使得猶太人成為德國屈辱之源，偏流的反猶太主義也成為宰制民主社會的思潮。

　壓迫體制的參與者到底應該承擔何種道德或法律責任？這個具有高度爭論性和政治性的問題，顯然不可能有標準答案。而且，壓迫體制的成員顯然由各種不同的人組成，我們無須用相同的眼光看待所有的成員。雖然或許永遠沒有結論，可是討論和反省本身就是一個建立民主文化的必要工程。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台灣「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會長）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product-description/1400067103/ref=dp_proddesc_0?ie=UTF8&n=283155&s=books

上面這網址是Peter Singer的一本新書,寫的是有關你能為世界貧窮問題做些什麼,準備買來看.不知裏頭會寫些什麼,因為書還沒出版,但我大概能 "猜" 得出作者或許會怎麼寫.

Singer是個utilitarianist,他或許會給你一些計算,或是給你一個 "邏輯" 理由,告訴你 "能" 而且 "應該" 做些什麼來解決世界貧窮問題. 做法之一就我所知就是Singer自己行之多年的捐款.

不管你是個精打細算的utilitarianist也好,或是康德信徒也罷,除非你真的十分貧窮,否則實在沒有理由固守你口袋裏每一分錢;我也不認為習慣性地捐出一些錢會影響你的短期生存或長久生計.

台灣自以為進步的社運人士,或是那些以人權為幌子凡事都要痛罵馬英九的愛台灣人士,一般總是很鄙夷這類所謂 "個人救贖",前者喜歡扯上政經結構,後者喜歡扯上政權 "血統" 本身,但不管你怎麼扯都無所謂,重要的是如果你真的那麼在乎貧窮問題,那你怎麼可能眼睜睜看著別人挨餓而自己卻衣食無缺呢? 更不可原諒的是,你怎麼可能還反過來鄙視人性的惻隱之心呢?

當然,統治者往往很喜歡鼓吹個人善行,使之遺忘問題的所謂結構性因素,比方說敝院經常叫員工要捐款響應什麼學童營養午餐一樣,而且會把這個所謂善行通知媒體來報導,在我看來相當卑鄙,因此我絕對不捐一毛錢; 學童的午餐若有人無力繳納,是無論如何都應該要由政府提供的,怎麼能訴諸來源不穩定的捐款? 如果連照顧兒童的基本吃喝都做不到,我們納稅做什麼? 我們成立政府有何意義?

可是,抵制這樣的一種偽善與不義(我是指這活動之動機背景以及搞形象等心態,當然不是指捐款者本身),並不意味著我們做為一個個人不該捐款. 當你在街上看到饑寒交迫的一個老人,管它是哪一國人,難道所謂結構性因素的說詞就能讓你對眼前的悲劇視而不見?甚至痛罵捐款者是偽善?

再說,什麼結構性因素誰不會講呢? 當你自以為是地譴責別人忽視什麼結構性因素的同時,你除了嘴巴說說,還幹了些啥有意義的事?

二十幾年前講結構性因素是會出事的,但我講了,當我還是個大學生,我不但講了,而且還拼命講,不但拼命講,而且還弄出一個兒童人權組織,包括遊行示威或抗爭等等,能做的都做了,並且也因此付出家破人亡的代價,後來甚至還差點去坐牢,連醫師一職也很長一段時間不斷被以叛亂案在身為由而被解聘或被迫辭職,若非朋友接濟,我和學姐有一整年的時間在我畢業後卻根本沒半毛錢吃飯.

如果說連我這樣都還做得不夠多,那我倒要納悶那你究竟又做了多少? 我想,我肯定是比底下這位匿名者更有資格講什麼結構性因素了,光用嘴巴講誰不會? 你要講一個東西,就要為你所講的那個東西去賣命去實踐,而不是連讓大家知道自己是誰也不敢卻只會匿名罵些毫無意義卻充滿虛榮的屁話.

這年代,面對比方說貧窮問題,光是講什麼結構性因素有多少意義呢? "講" 是不夠的,你還得 "做" 些什麼才行,而直接捐款我倒認為是財富重分配的重要方法之一.

有個運動叫 Make poverty history (使貧窮成為歷史). 我認為,要讓貧窮成為歷史並不光是經濟學者專家的事,同時也是大部份人都可以做的事.

以為問題可以在一種很戲劇化的狀況下改變是很愚蠢的,不會有那樣一種革命,真正的革命恐怕仍是在方寸之間,在個人與個人之間,在漫長而瑣碎的各種改變與實踐之間.

我其實並不常在台灣捐款,因為

第一,我並不相信台灣的大多數所謂慈善組織之正直清廉與用心,

第二,我很少很少在台灣看到比我還窮的人. 在台灣,我曾好幾次捐款給周遭的陌生人或不熟的朋友,後來卻經常發現對方的財富恐怕是我的數十倍或甚至百倍以上,他們不是真的窮,他們只是一時缺乏現金,但不動產或定存卻多得是.

第三,相對於世界其它許多國家那種徹底的貧窮,我認為應該優先把錢捐給他們,捐給這些真正在生存邊緣掙扎的人,或是捐給一些值得信任的國際人道組織,幫助他們在當地進行所謂結構性的重建或教育計劃.

又有個匿名的北七來講些ggyy的傻話, 謝謝後台工作人員把它刪掉, 淨化一下版面. 不過, 這類千篇一律的白癡文就像一種病, 越蠢越窩囊其實就越有臨床教學意義. 正如醫生是從 “疾病” 而不是從 “健康” 學習一樣, 北七文其實也往往是教人思考知識與實踐的最佳教材. 只不過這個 “第一課” 實在已經上過幾百萬遍了.

笨一點是好事, 但笨蛋兼混蛋卻很令人厭惡. 這位有姓無名的孫先生或孫太太原文, 因無存檔, 我已無法覆述其北七韻味, 而只能說其大意, 但重點其實不是大意, 而是在於遣詞用字與字裏行間那種無法言說的蠢味與窩囊感. 說起來, 北七文倒像一種詩了, 詩是無法轉述的.

北七文的大意是這樣: 作者先把我所欣賞的陳靜與陳堅以及四川地震時一些小朋友的故事給嘲諷了一番, 目的是要說我其實根本不關心弱勢, 是騙人的, 否則為什麼不去罵 “馬奶政府” (我不知道馬政府為何多了個奶字? ) 的某項暴政!

有姓無名的這位先生/女士指的暴政是基隆市 (?) 提高低收入戶認定標準, 於是低收入戶一下子減少了一千多戶, 是可忍孰不可忍? 於是罵我不關心這項弱勢議題卻很可笑很無知地去歌頌什麼陳靜陳堅以及四川地震的事蹟.

我常覺得, 人可以選擇做好人也可以選擇當個壞蛋, 這兩種人我基本上都很尊重, 但好壞雖無所謂, 可千萬別當個窩囊的混蛋. 尼采說, 這類面目模糊的人就像個時鐘, 依著某種機械性的規律滴滴答答地響著, 雖然很吵, 但沒有意義, 很沒出息.

例如這位有姓無名的孫某某, 如果他想用道德罵人, 那他就該先告訴大家他究竟是誰, 然後把他的生平與生活攤開在大家眼前, 讓大家看看他究竟如何偉大, 偉大到竟然能譴責別人不關心弱勢, 偉大到竟然連地震的死傷淚水也要嘲諷.

再說, 不關心弱勢又怎麼樣? 不行嗎? 一個人一定要從事些什麼社運或甚至只能從事 “某一種” 社運才行嗎?

一個月前回到英國, 下飛機的第一晚, 那種不可思議的感覺又來了. 電視上報導著BBC因為拒絕播出幾個國際人道組織發起的援助巴勒斯坦兒童與難民的聯合勸募廣告, 遭到各方抵制與譴責, 隔天報紙更是大幅報導, 幾位影星甚至揚言從此不上BBC的節目.

另外, 劍橋學生為了抗議以色列發動戰爭, 佔領法律系大樓六天. 那天夜裏, 我從圖書館走回宿舍, 看到街頭貼著劍橋學生會發起的辯論活動, 辯論主題是有關以巴問題, 辯論一國制或兩國制比較好? 兩位辯論者之一就是現任教於英國、聽說是繼薩伊德之後在中東問題上最有名的以色列史家Ilan Pappe.

晚餐時, 在King’s的bar裏, 看著玻璃壁櫥牆上貼著一張CAAT (反軍火貿易組織)的傳單, 上頭有個漫畫, 一個戴著學士帽的老學究, 舉著一把巨型火箭炮, 旁邊寫著: “劍橋是全世界排名第三的大學, 卻是全英國倫理投資政策最爛的大學”, 這學校 (特別是三一學院) 每年投資鉅額金錢在軍火工業上.

另外,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or Social Equality於二月六號起, 更在英國各地舉行一連串研討會, 為期約兩個星期, 探討工人階層在以巴問題上的因應方式.

我並不是要讚揚某種活動, 我要說的是, 這就像一種空氣, 瀰漫四周. 在英國, 每天翻開報章雜誌, 每天走過校園走過街頭, 四處都有著各式各樣有關這個世界的活動, 當然更包括藝術音樂文學等等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劍橋今年是立校八百周年, 到處是各種紀念活動,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達爾文, 物種起源一書發表也剛好滿150年.

不管哪一種活動, 參與者總是極少數, 比方說, 劍橋一萬多個師生, 為以巴問題而佔領校園的也不過60幾人. 最近為以巴問題走上街頭的英國群眾, 聽說是繼六年前反伊拉克戰爭以來最多的一次, 多到讓警察因人數相差懸殊而集體在街上狂奔, 跑給群眾追. 但這回群眾再多也只是數千或上萬, 而英國卻有五千萬人口不是嗎? 換句話說, 街頭上浩浩蕩蕩的人馬, 其實也僅是極少數.

當一個東西顯得很自然而不帶虛榮時, 它就像一種空氣, 而也唯有滿心虛榮的蠢蛋才會以為自己吸到一點氧氣便彷彿是多麼了不起的事似的, 甚至進而還能罵別人偽善, 根本不關心弱勢, 否則怎麼不跟他一樣關心低收入戶標準改變的問題, 卻去歌頌陳堅陳靜等無知可笑的事蹟.

可我很納悶, 難道一個人關心所謂社會問題的同時, 他不能同時也是個詩人或文人或作曲家或哲學家或設計師或畫家? 難道他只能寫出什麼社會分析性的文字而不能有其它類型的理性與感性? 這些老是一心反馬反中愛台灣的混蛋, 我真不知道他們在吶喊著所謂人權的同時, 他們的心靈究竟還有沒有感受能力?

我參與所謂社運已經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 卻早在十幾年前便已脫離台灣的政治圈與社運圈, 因為就像范光棣所說, 如果這群所謂改革者普遍來說人品這麼差 的話 (我當然不是說每一個), 我們如何可能期望他們能給這個社會帶來什麼好的影響?

我常跟人說: 在台灣, 如果你想敗壞一個人的品性, 那麼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叫他去加入社運圈 (加入學運效果特佳), 保證他馬上能搞得滿身虛榮惡臭.

但在英國或歐洲, 這些金髮碧眼的異鄉人與事卻總是讓我很感動. 十多年過去了, 當我重回舊地, 感動依然. 為什麼? 並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什麼盛大的活動, 而是因為他們單純的良善與自然. 就好像一個農夫在田裏辛勤工作, 他的身影之所以讓人感動, 並不是因為他種出了什麼不得了的農產品, 也不是因為他擺出了種田的標準姿勢, 他之所以令人感動是因為那樣一種態度, 那樣一種生活方式, 或者說那樣一種生命.

台灣的社運簡直可以說是一種病態 (當然我不是說每一個, 別老是要我聲明這句廢話), 充滿虛榮卻毫無感情, 甚至鄙視感情, 彷彿會分析什麼政策或什麼局勢很厲害似的, 彷彿這才叫做什麼結構因素的根本改造, 相當北七而且惡心. 要不然就是凡事都要扯到藍綠, 整天在字裏行間檢驗別人他媽的什麼愛台灣的忠誠.

不瞞各位, 上上上個禮拜, 小弟才剛從奧地利的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返回英國, 我是說不小心在維也納街頭迷了路, 經過OECD辦公大樓. 重點是: 若要說貧窮問題, 誰人甲我比? 你們都是關心假的, 什麼關心弱勢, 什麼低收入戶, 笑死人, 太沒有大腦了! 其實OECD早在西元2000年就發表了一篇重要報告, 預測西歐與北美的貧窮問題將達歷史高峰! 你們現在才知道, 真是後知後覺啊!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在1999年也有一篇內部研究報告指出: “自由貿易” 事實上是加重而不是減緩了世界貧窮問題. 而且, 隨著美國反恐政策所帶來的舉世軍火支出, 許多國家的教育經費及衛生預算更受到嚴重排擠, 進而促使貧窮問題的更進一步 “結構化” 而難以撼動.

IMF這篇報告更指出: 全球有高達15億人一天僅靠一美元過活, 光是從1993年到1999年六年之間就增加了兩億人口加入這個 “極度赤貧” 的行列.

斯德哥爾摩的國際水資源組織SIWI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Water Institute)於去年九月召開 “世界水資源周”, 聚集全世界兩千五百名科學家及政界人士與社會代表, 會中指出: 全世界有十億人口沒有安全的乾淨飲水可喝, 二十五億人(佔人類總人口的 40%) 缺乏下水道淨水設施, 於是每年有兩百四十萬名五歲以下兒童單純因為不潔飲水而死亡 (謂之“Sanitation-related disease), 佔世界兒童死因第一位.

在這 “世界水資源周” 的會議中, 人道組織Water Aid也發表了一篇報告, 指出千喜年發展目標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MDG) 中最被忽略卻同時也是最具重要性的問題就是乾淨飲水的問題. 報告並發現淨水設施問題與貧窮問題的強烈相關性, 據統計, 無法取得乾淨飲水者約有一半以上人口每天僅靠兩美元過活.

最近有一本書叫做 “最後的禁忌: 打開全球淨水設施危機的大門” (The Last Taboo: Opening the Door on the Global Sanitation Crisis), 作者是Maggie Black 及 Ben Fawcett 更詳盡說明了淨水設施的迫切重要性; 一個事實上所費不多的適當淨水政策, 將戲劇化地挽救數千萬兒童的生命.

英國公衛史上就有這樣一個歷史性的例子叫做 Great Stink, 發生在泰晤士河, 迄今恰好150周年, 其影響之重大, 使得最新一期的 “英國醫學期刊”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把淨水公衛設施描述為 “150年來最偉大的醫學發明”.

講這些只是任意舉例, 目的只是要說: 這世界遠比你想像的要複雜許多, 就像個巨大森林, 就算你再怎麼偉大, 也只能窩在林間一角, 瞥見天涯一隅, 每個人理應有著屬於他自己的生存方式與生存需要, 你別以為你看到的那一個小點就是一整個世界, 更別他媽的把什麼關心弱勢講得好像是某些什麼社運人士的專利似的, 竟然連陳靜或陳堅以及四川地震受難者那樣的痛苦與感情也要嘲弄羞辱, 甚至不許別人為之感動, 卻說自己才是關懷弱勢的真命天子, 真它媽的病態到不可思議的地步.

相對於台灣的政治圈或社運圈之令人想吐, 那些金髮藍眼的異鄉人卻總是讓我感動, 並不是因為他們做了啥了不起的社運事業, 而是因為他們的態度, 他們做這一切只是因為自己想做, 而不是因為覺得這樣做很厲害或很了不起, 甚至還病態到比賽看誰更有眼界更全面性或更關心什麼弱勢.

如果你會愛一條狗, 你必然會愛所有的狗, 我無法想像為什麼必須去關心某一條狗才意味著崇高或正確? 我更無法想像一個人如果看不起諸如陳靜或陳堅那樣的良善與單純, 那他到底是在從事什麼社運?

天下這麼大, 每個人不過就是做這麼一點點根本微不足道的事, 即便有一天你犧牲了生命, 即便你散盡千金, 你所能成就的事也不過滄海一粟, 一個人的所做所為若要說意義, 並不是在於他做了什麼事, 而是在於他做這些事的態度.

戰死沙場並不只若雪一人, 但她之所以值得保存在我們的記憶裏, 難道不就是因為她柔弱良善的心? 也因此, 若雪已經不是一個 “人”, 而是一種神明了, 這神明就住在人心的廟宇裏.

記得六年前伊拉克戰爭即將爆發時, 我剛好離開台灣返回英國, 離開我曾待了許久的奇美醫院父親病床邊, 回到英國. 返英隔天, 突然高燒近四十度, 差點不能呼吸死掉, 疑似得了SARS, 立即送劍橋住院, 出院後, 體力仍衰弱到不行, 不久戰爭就爆發了.

開戰那天晚上, 我和學姐參加一場由劍橋市民自發舉行、在劍橋警局旁大草地上的站樁活動, 活動僅一小時, 結束後, 人群散去, 我和學姐兩人單獨留了下來繼續站著, 捧著燭光與反戰標語, 面對空無一人的大草地. 深夜裏, 嚴寒的三月天, 幾乎要凍澈心肺. 記得有一輛刻意暴駛而過、發出可怕急速煞車與急速起動噪音的汽車, 裏頭坐著幾個白人青少年, 對我們喊著一連串聽不懂的髒話, 夾帶著一句清楚的英文: “殺死伊拉克人!”

待夜更深, 人車更少了, 跟前來了一輛腳踏車, 同樣是個白人青少年, 羞澀地遞上一包餅乾說他剛才 “剛好” 多買了一包, 想送給我們吃, 說完不待我們回謝便一溜煙推著車子走了.

對這一切, 我該些說什麼呢? 難道我該說些什麼經濟社會學來分析我們那晚的所做所為是否符合某種學理或是否合乎某種政治正確或是否足夠周延地關注了地球六十億人口的每一餐溫飽?

除了這樣那樣一些事, 我沒辦法再多做些什麼了, 但我至少從來都不願在這一切可悲的事情裏頭得到任何好處, 即便在我極度貧困、甚至賣過幾次血換點麵包活命的大學日子裏, 在那可悲而黑暗的黨外年代, 我寫過兩百篇文字, 但我捐出所有稿費, 一毛錢也不曾留給自己用.

二十幾年來, 我從不願販賣任何所謂 “政治資歷 (做為一種政治資源)”, 我在醫界政界學界拒絕各種形式的收編與招安, 拒絕攏絡, 卻換來飽受屈辱與誤解的後果. 二十幾年來, 我散盡僅有的一點餘錢給病人給窮人給孤兒給人道組織, 二十幾年來, 我們都有高收入, 但我不為自己累積財富, 我們兩人過的一直是遠比一般人更為清貧許多的物質生活. 我不知道幾個有基本職業的人, 到了我這年紀還能持續忍受那樣一種物質上的困厄? 我不知道我還私藏了些什麼應該拿出來奉獻?

電影梅蘭芳有段話讓我挺感動: 日本人為了拱梅蘭芳當樣板, 軟硬兼施要他繼續演出, 梅拒絕, 後來卻被打鴨子上架. 被迫演出的記者會上, 梅蘭芳卻留了鬍子, 還故意打了傷寒菌使自己發高燒長痘子, 堅持不演. 日方安排的記者會上他說: “我要講的, 其實已經全都講完.”

日本人罵他 “為何要蓄鬍羞辱自己?” (梅在舞台上是演女的). 梅說: “我沒有要羞辱誰”, 他說, 有個戲壇的長輩, 長輩臨終前說: “畹華啊, 將來你成名後幫爺爺辦件事好不好?” 梅 (即畹華)說: “好啊, 是什麼事呢?” 爺爺說: “幫忙提拔提拔咱戲子的地位好不好? 讓別人拿咱們當人看.” 梅說: “好啊”. 但他說, 這麼多年過去了, 他 “一直不知道如何做到老人家交待的事.” 他說: “我想我就只能做到這樣了.” 講完之後便因體力不支而昏了過去.

“我想我就只能做到這樣了.” 二、三十年來, 這話也一直在我心裏迴響. 沒有人交待我辦什麼事, 但有個 “大寫的” 東西感動了我, 使我總想著要把一條命獻給它. 但我能做些什麼呢? 我想我就只能做到這樣了. 雖然微不足道, 但這幾乎是我生命的全部了.

p.s.: 底下便是陳靜與陳堅

陳真 2009. 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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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靜

陳真
立報《哈巴狗電台》2009. 02. 09.


陳靜的故事很簡單，幾句話就能講完，正如她所說：「我真的沒做什麼，你們給了我太多。」但陳靜之所以打動人心，並不是因為她做了什麼艱難的事，而是因為她單純由衷的良善鑽進人們內心深處。於是一時之間，滿城盡飄黃絲帶，數千輛繫著黃絲帶的車子穿梭街頭，行人身上樹上及窗戶上也都掛滿了。

陳靜來自鹽城鄉下，家中務農，2003年考入江蘇大學，是班上的學習幹部，功課好，是全班唯一通過英語四級檢定者，活潑開朗愛說笑，同學說她是個「開心果」。陳靜跟班上一位叫丁玉蘭的同學感情特好，這同學後來得了白血病，需要上百萬醫藥費，陳靜就利用課餘時間，持續幾個月到大街小巷募款。她的誠懇及執著，感動許多人，丁玉蘭也因此有機會接受治療。

不可思議的是，2006年3月，在一次大夥玩鬧中，陳靜發現自己腿上長出紅斑，原以為皮膚過敏，不以為意，不料紅斑竟持續擴大，檢驗結果竟也是白血病。陳靜並沒有馬上告訴大家，直到有一天病倒了，消息才傳開來。陳靜之沉默，是因為不願連累早已不堪負荷的父母，想自個兒放棄治療，甚至一度拒絕眾人為她發動募款。

陳靜與丁玉蘭後來各自休學回家療養，雖相隔兩地，但姐妹情深。病榻中，丁玉蘭若心情不好，就會叫陳靜傳些笑話讓她開心。直到有一天，陳靜發現同學傳回簡訊口氣有點怪，才知她已離世，對方父母不忍告之，故冒充代傳。丁玉蘭的死，引起震撼。人們說，留下陳靜，陳靜不能死。鎮江居民主動發起活動，很快地募到鉅額款項。甚至有乞丐來捐款，捐出一堆零錢；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奶奶捐出一團皺巴巴的鈔票，嘴裏不住地說著：「多好的姑娘啊，老天啊，把她留住吧！多好的姑娘啊，好人該有好報啊！」

後來，終於找到合適的骨髓配對，捐髓者寄來一張心形卡片，寫著：「親愛的陳靜妹妹，生命真的好奇怪，以後我們就是一個人了。姐姐希望妳能快點好起來，幸福生活下去。」稍後，眾人前往南京機場為陳靜送行，前往北京進行骨髓移植。大夥綁著黃絲帶，希望她早日平安歸來。

如果一條黃絲帶代表著一個希望，滿城飛舞的黃絲帶理應連時光都能留住，卻沒能留住陳靜。陳靜死於2008年11月29號。她生前這麼說：「萬事萬物都有其自身規律，死不可怕。我並不為自己難過，只怕父母傷心。」在送給母校的紀念冊上她抄了首詩，娟秀的字體寫著：「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起個名字，陌生人，我為你祝福，願你在塵世獲得幸福，而我也願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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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曾相識

陳真
立報 〔哈巴狗電台〕專欄 2008. 6. 2.


二十多年前，因政治高壓及人事滄桑，母子失聯多年，久別重逢第三天，卻突然心臟病發去世。棺木緩緩埋入土中，我的心彷彿也跟著一起埋葬。本以為日子天長地久，不料嘎然而止。似乎在那之後，時空便劃下句點，渾渾噩噩無想無念，感官知覺還在，但日子怎麼過，無所謂。就像水族箱裏的魚，漫無目的來回遊蕩，失去的是一片汪洋。

幾年後慢慢活了過來，埋首工作戮力研究，考取公費留學來到劍橋，在冰冷的邏輯與哲學語言中，尋回一點溫度，一種活著的感覺。與其說學得一番哲學本事，不如說回到一個久違的精神家園：寧靜，單純。但生活的錘鍊並沒有停止；過去幾年來，就像消防隊員，聞聲出動，幾度輟學，台英兩地疲於奔命。父親臥病迄今，一次又一次中風，慘不忍睹。兄長則肝炎帶原病發，我返台捐肝未成，反令其在更大痛苦中離世。天災人禍是敵是友？何其悲傷，卻又如許美麗。還記得《Arizona Dream》嗎？「彷彿有個東西拉著我來回遊蕩；死亡列車裏，我們還活著，我想聽些曼陀鈴。」

四川地震後，一有空就守候電視前，想多知道些，卻又不忍。我總忘不了那些似曾相識的影像聲音；一個人消失了，另一人竟為之肝腸寸斷；這人的生死哀痛，竟日夜牽動那人心頭那根弦。有個女孩，跪在學校瓦礫堆前大哭，母親欲帶她走，她揮肘反抗不願離去。一位毫髮無傷的女童，大雨中媽媽撐傘帶她離開災區，女童邊走邊哭一路抹不完的眼淚，當她走過鏡頭前，一臉淚痕。還有個小女孩，當著溫家寶的面痛哭，許久才抬頭，那無辜的眼神。

更有位男子，壓巨石下三晝夜，反覆自語要堅強要挺住，「我要堅持下去，為了所有深愛我的人」。救難人員遞給他可口可樂，他咕噥著：「還是百事可樂好喝，我一直醒著，就是為了喝這個。」救難人員喊他「傻子」，要他少講話保存體力，但他依然兀自鼓舞自己，並鼓勵眾人「別讓災難給嚇倒」，邊說邊還哼起情歌。他叫陳堅，太太懷有三月身孕。記者幫他撥電話給太太，尚未接通，但他已然對著電話筒急切說著：「我這輩子沒抱太大希望，就只希望咱倆能和和睦睦過一輩子。」當夜幕低垂，陳堅終於被救出，一直喊疼，幾分鐘後卻斷了氣。記者哭著搖他，喊著：傻子傻子…

這些畫面看了一遍又一遍，就像淚痕，一種生命的共同印記，悲傷卻美麗。我總忘不了那些似曾相識的東西，哪怕只是一句話一個微笑一聲嘆息。如果我能忘懷，生命將不值得眷戀，一切痛苦將毫無價值。災難或使人身殘心碎，卻使靈魂甦醒。

推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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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血腥占领的最佳途径，是就以色列问题展开一些活动，诸如那些曾终止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

他们号召“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开展广泛的联合抵制，并贯彻撤资倡议来对抗以色列，正如种族隔离时代针对南非所采取的那些行动一样”。“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由此而来。


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Nicolle/26240?orgin=index

以色列緣何遮人耳目不報巴勒斯坦戰況？



朝鮮日報記者 金妍珠 (2009.01.15 15:27)


“那些生活在加沙邊境地區的雞如何適應火箭彈爆炸的環境呢？”

據美聯社報導，在遭到以色列軍隊攻擊的加沙地區死亡人數已超過900人的本月12日，以色列國民在國營廣播電臺節目中卻聽到了關於“雞的生活”的新聞。這一電臺欄目本來是為了警告哈馬斯（加沙的巴勒斯坦武裝政派）進行的火箭彈襲擊或通報以色列方面的損失，但由於以色列方面損失少，沒有可報導的內容，因此才安排了上述節目。取而代之，以色列媒體只是集中報導本國的13名國民在這次戰爭中死亡的事實。

本月6日發生了加沙難民營聯合國學校內的40人等共70人死亡的最大規模慘案。


▲14日，巴勒斯坦加沙城居民聚集在因以色列軍隊的空襲而成為廢墟的一棟建築物前。以色列空襲已持續19天，到當天為止，在加沙地區已有1000多人死亡。照片=路透社/Newsis但以色列媒體卻大寫特寫了以色列一名兒童因哈馬斯發射的火箭彈受到輕傷的消息。以色列日報《耶路撒冷郵報》網站在加沙地區死亡人數超過1000人的14日，也只是大篇幅報導了2名以色列士兵死亡的消息。根本看不到有關加沙地區遇難者的報導。


以色列媒體將這種單方報導行為解釋為“是因為國民希望這樣”。以色列電視臺第10頻道解說員基勒森巴烏（音）說：“我們正處在戰爭狀態，以色列人關心的是戰場上的家人和有關火箭彈的消息。媒體人也一樣，因為家人在戰場上，先打探我方消息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以色列人自己也在蒙住眼睛和耳朵。儘管阿拉伯電視臺等外國電視臺也播出戰況，但大多數人不看這類報導。在耶路撒冷書店工作的韋因伯格（音）說：“外國電視臺不能正確理解以色列，而且關於戰爭消息的報導也不准，因此不看。”


以色列人西鄂都魯（音）說：“為他們（加沙市民）感到遺憾，但不想看到流血慘案。戰爭本來就是卑劣的、不好看的。”


《紐約時報》13日對這樣的以色列人稱：“他們認為其他國家都是錯誤的，只相信自己是對的。在以色列內部幾乎沒有人譴責攻擊加沙的行為。”


當然，在以色列內部也有擔憂不關心國際社會輿論的態度的聲音。以色列日報《國土報》14日援引以色列駐國外外交官的話報導說：“應該知道國際社會對以色列評價很差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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