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哲學，對於各位的探討只能拜讀。很多看起來自由樸實的談論是建立在大量專業知識的基礎上才能進行的，外行人意見猶如隔靴搔癢。但如果是美或藝術這種往往就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強求他們的某一個確定的不變的“真正意義”可能有點複雜，越追求或許離它們的真正意義越遠。銀翼殺手裡反派死前說的台詞讓我覺得美不勝收，想到屈原說：天何所沓？地何所依？更相近的是約伯記中神說：你曾進到海源，或在深淵的隱秘處行走嗎？如果要給我的這些感受做一個定義，或是用些前提條件定量復原我的感受，我認為恐怕無論如何都做不到。

不說美醜，下降到生活中一瞥一視，對每一個人每一件事的感覺也都近似於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總聽長輩說見面就識人，我很羨慕這種閱歷，絕大多數人和事我都看不出啥。可是有一些事，即使是用視頻、圖片或文字的形式，當中蘊含的情緒，那些憂愁、憤怒、悲傷只能說滿溢而出，怎麼都沒法看不到。有時不禁讓我覺得，無法理解有人會看不到我看到的。

不理解別人也就是嘴上說一下，實際我現在明白的事是，我真的很難想象他人的感受。我沒經歷過和最愛的人們生離死別，或長年累月遭受侮蔑羞辱，或貧窮帶來的絕望的飢餓，或先天條件與他人相異帶來的自卑。從我遭受到的有限的挫折來看，我已經能理解，很多事情不經歷過的話很難明白對當事人的傷害和痛苦，就連想象這種痛苦都很難做到。

有時候想逃避這種不能想象別人痛苦的痛苦，只能去看看世上那些美的事情。神佛可能能救我一世，但一件美的事情能救我現在。有些電影小說，比如絕美之城或麥田捕手。看過之後說此生無憾有點誇張，覺得少活十年又何妨是事實。當發現超越時間、空間、語言，有人已經悄悄的把我生命中最寶貴、最珍視、最獨一無二的東西流露出來時，這種感動實在無法言喻。

陳真大哥與懷軒兄，

謝謝二位的指教。特別是陳真大哥不厭其煩的給我哲普（真的是不厭其煩！！），讓我很不好意思。同樣的東西似乎講了很多次，竟然一直都沒聽懂。不過這次我似乎有點抓到要領了。

陳大哥說的第三點：「哲學畢竟和社會科學不一樣，哲學並非提出一套具有實證意義的理論，而是提出某種(往往自圓其說)的說法，訴諸某種說服力，而非訴諸證據。因此，哲學這東西往往得千言萬語，長篇大論，而且細得不能再細，而非粗糙地一翻兩瞪眼。」這是我一直以來的誤解。我總把哲學當成科學理論，試圖找出「最正確」的一種理論。所以會有之前一連串的問題。

然而若是如此，當您說「「隱喻式的表達」(metaphorical expression) 自由開放到這樣一種程度：究竟它產生了何種意義，連作者也不知道，無人可鎖定其意涵，包括作者也做不到。 」這意味著作者本身也不是自己作品的權威詮釋者。既然如此，為什麼我們還要去尋找作者原本寫作的真正意義呢？

這也是我自己的研究領域在爭論的問題。我自己想得到的原因，的確比較接近您所謂的「隱私語言」：要麼出於跟作者物傷其類的共鳴，要麼就是像銀翼殺手裡面Dr. Tayrell回答Deckard為什麼要他測試Rachael是否為複製人時的答案，純粹只是要「取悅我自己(indulge me)」。對於我而言，我自己的理由是「你當然可以從這些作品延伸出各種意義，但你不能說這是作者的意思。」

科普或哲普的確都只能給一種浮面的解說，對這些主題我大概也只瞭解這些皮毛─甚至這些還不一定是對的。不過還是很感謝二位的說明。

梁裕康敬上

(續)

鶴翔好。沒事，我打字比說話快，舉手之勞。我接著講：

在你談論「媒體要你關注的某個個案」之前，你倒不如先想想為什麼媒體要我關注它？而且是以一種極其渲染的方式進行所謂關注。

有句話說：「只見秋毫，不見輿薪」，連初生小鳥身上的一根細毛你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卻看不見一大卡車的木柴？有可能嗎？當然有可能，洗腦向來就是這麼洗的，而且極其成功，只有極少數聰慧者能夠逃過洗腦，絕大多數人其實就是等待灌輸。主流如何灌輸，他就如何接收；主流要他愛誰，他就愛誰，要他恨誰，他就會恨得咬牙切齒；要他蠢血沸騰，他就會像茶壺燒開水那樣馬上沸騰給你看；要他響叮噹，他就響叮噹。

尼采最瞧不起這種腦殘，謂之烏合之眾。他說，這樣一些人就像「上了發條的時鐘」那樣按時滴答響。你看，島內人民是不是大多數是這樣的「時鐘」？特別是年輕一代，腦子正常的，我還真沒看過幾個，一個巴掌就能數完。

最簡單的一個「秋毫 vs.輿薪」之例子，比方說，你難道不知道美國沒有一年不打仗，到處侵略屠殺，立國兩百年，打了兩百多場戰爭，就如 Andre Vltchek（去年被美國暗殺）和 Noam Chomsky合著的《以自由之名 ：民主帝國的戰爭、謊言與殺戮》所指出：二戰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及其所武裝扶植的軍事組織或獨裁政權，透過戰爭，直接殺害了大約五千五百萬人，另有數億人間接死於戰亂。

直到今天，美國依舊完全肆無忌憚地在全世界各地殺人，包括透過侵略戰爭、軍事政變或支援武裝組織發動內戰，另外還有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暗殺政策，除了自己殺，同時也提供往往數以千計的暗殺名單給一些傀儡國家，明目張膽地殺害異己，殺害反美或左傾人士。

歐巴馬甚至每周至少挑一天，做為「殺人日」，下令用無人機四處殺害異己，而且是寧可錯殺一百，絕不放過一個。被鎖定的殺害對象如果出現在醫院，他就把那間醫院炸爛；如果出現在教堂，他就把那間教堂夷為平地；如果對方正在參加婚禮，他就把所有宴會賓客統統幹掉；如果出現在學校，照樣把學校轟個稀巴爛；管你救護車或娃娃車或校車與公車，只要可疑，只要裏頭「可能」有暗殺對象，寧可錯殺全部，一個也不放過。

面對這樣一種遠比納粹血腥恐怖千百倍的西方帝國主義，數億人死於非命，數億人淪為難民，每天到處姦殺擄掠，而你根本無動於衷，但你卻說你對某個混蛋被停止教職的「人權」問題感到很憤怒，這樣一種道德感合理嗎？會不會太荒唐太偽善了點？這已經不只是秋毫vs.輿薪，而根本就是「0與無限」的對比了。

如果你明白世界上發生的事，也許你對於島內雞毛蒜皮般的荒唐事就不會感到那麼訝異了。比方說，前幾天，我不是說我目睹家門口發生槍戰嗎？我手上有錄影，如果能貼出影片，你可能會以為是在拍好萊塢動作片，連開一、二十槍，打死一人。隔天，好像是高雄小港區某銀行遭到持槍搶劫。然後，也是同一天，我家附近的一個建築工地又發生工安事件，兩名工人死亡，三人輕重傷。緊接著，就在昨天，高雄大樹區九曲堂火車站旁，又是開槍殺人，死了兩條人命。

高雄確實是被人渣們給「光復」了，問題是「然後呢」？人民會生氣嗎？不會，他還是很得意，為什麼呢？因為是「自己人」當權。反之，韓國瑜當市長，明明盡心盡力，力求完美，但是，人渣們及綠色黨國控制的骯髒主流媒體，照樣每天抹黑，無中也能生有，比方說下大雨當下，他就趕緊去拍地上一灘水，然後把你抹黑得一塌糊塗。

陳菊和賴清德當高雄與台南市長，登革熱數萬病例，韓國瑜當市長時，登革熱僅僅十多例時，整個人渣黨及其走狗們和媒體，卻把韓國瑜抹黑得體無完膚。

類似的例子千千萬萬，二十多年來，罄竹難書，島內每天就是搞這一套極其荒唐的抹黑把戲，人民被洗腦得對於良善人事物包括對岸政府與人民，充滿莫名其妙的仇恨，卻對於邪惡貪婪透頂的人渣黨及其走狗們全心熱愛。

你覺得你有可能跟這樣一種腦殘低能人民講道理嗎？幾乎不可能。至今你能期待的，其實就是兩岸統一，才有可能讓基本是非善惡回到它們應有的位置上。因此，任何一個黨，如果不是主張統一，其實都不值得支持，因為毫無意義。特別是當媒體被人渣們牢牢掌控時，你再有理，再怎麼正直良善也沒用，人渣隨時能抹黑任何一個人，永遠都能洗腦社會大眾。

鶴翔，

我不知道誰是許章潤，從未聽過，對於一無所知的事自然無法作評，特別是個案。個案很難斷言「內在」是非，除非有更多長期性的資訊，而非一時一地之言。

此人因為嫖妓被校方暫停教職，然後美國那邊的大學就給了他聘書，並且當然又是大幅報導與渲染，而且肯定會像CIA的走狗劉曉波那樣，被西方抬舉成「中國的良心」或「民主自由的鬥士」之類。

所謂「內在」是非就是：旁人無法知道當事人有無嫖妓。就算有，那肯定也不會是惹禍的真正原因。這類事情幾乎都是「外部」因素所致，內在枝節往往只是藉口。

就比方說美國及其走狗們包括民進黨與李遠哲等等等，千方百計卡管，不讓管中閔擔任台大校長，於是就控告他什麼擔任教授期間多次給雜誌社投稿為由，說這個就是「公務員在外違法兼差」，以此為由，不但卡他上任，還企圖把他「繩之以法」。可是，如果這些指控罪名說得通，那麼，所有大學教師恐怕都得全部抓去坐牢。

至於我自己的遭遇就更慘烈百倍了，從黨外到現在，三十多年來，各種「欲加之罪」，各種極其荒唐的惡整，根本罄竹難書，甚至株連親人。比方說學姐曾獲某國立大學錄用教職，後來發現她老公叫做陳真，馬上推翻既有的決議。

至於我自己的遭遇，若真要寫，足足可以寫成一本巨著，寫來滿紙污穢，光怪陸離，一樁樁一件件，極盡卑鄙之能事，從黨外到現在，從藍色舊黨國到綠色新黨國，從過去到現在，一直到今天此時此刻，說不完的惡整，非常痛苦。光是我2007年回台定居後，就被教育部以一種完全莫須有的罪名，指控我沒有完成返國報到手續為由，要我退還留學期間之全部公費，三天兩頭深夜來電騷擾惡整與謾罵，惡搞了至少整整一年，非常可恥。

還有比方說，我在臺大雲林分院時，寫了篇文章說扁嫂吳淑珍明明沒有「立即性的生命危險」(否則哪有可能三天兩頭就去逛百貨公司大採購？)，指出院方居然不斷出具一連串明顯違反事實的「診斷證明」，好讓吳淑珍從頭到到尾規避司法審判，好讓阿扁一再逍遙法外等等等。我還提到，醫界對於權貴總是如此體貼，百般為其作假。但是，平常對於一般人的態度卻剛好相反，總是儘可能地刁難。

文章發表後，結果呢，結果很可怕！網軍立即對我發動各種人身攻擊與騷擾，造謠抹黑與羞辱，無所不用其極。你想想，今天假若我在公家機構行醫或擔任教職，我會有什麼樣的日子？會有什麼樣的遭遇與下場？

學姐成大歷史系的一位前主任，幾年前，只是在校內會議上說鄭南榕行為的幾句不是，馬上引來網軍與綠色學生們鋪天蓋地的人身攻擊與人身安全威脅，連走在自己的校園裏都會擔心遭到肢體攻擊與傷害。這些醜陋行徑全是綠營所擅長，你說這叫做民主與自由？

我不太想講這些事，因為根本說不完，太多太多了。我想說的是：

一，即便許章潤之被停職是出於政治因素，這樣的事，不管島內島外，不管中國或西方，千千萬萬。西方只會更多，不會更少，因為他們除了政治因素，往往還有更龐大更入骨的體制性種族因素。你看，林書豪那樣一個所謂成功人士，那樣一個具有虔誠信仰而且溫文儒雅的人，經常說他面對種族歧視實在忍無可忍。

我的意思是說，千千萬萬的案例中，為何偏偏是什麼許章潤，為何偏偏是劉曉波，獲得舉世關注與吹捧？吹捧他們的目的，擺明就是進行無恥齷齪的仇中反華之政治鬥爭。

二，其實我並不反對政治鬥爭，因為反對也沒有用。鬥不鬥爭是雙方面的事，如果你要置我於死地，我為什麼不能反擊？我對於那些貌似溫和的假開明主張向來是很反感的。比方說什麼言論自由。言論就是一種武器，怎麼可能讓你自由？巴勒網就沒有言論自由，或者說，恰恰也是因為我們管制了對於所謂「自由」的濫用，巴勒網才有可能產生真實的自由。

無限的言論自由如果那麼好那麼棒，西方為什麼從不實行？反而管控言論自由管控得完全滴水不漏，整個西方主流媒體就牢牢掌控在三、五人手中及情治單位手裏，其監控程度之無孔不入，其言論操弄與造謠抹黑之毫無廉恥，中國哪能比得上其千百分之一？

在我那年代，劍橋大學就曾有兩位印巴裔的留學生，因為從劍橋圖書館借了一本關於恐怖份子的行動手冊，不但被退學，而且被司法機關抓去刑求逼供，懷疑他們思想有問題，懷疑他們「同情」恐怖份子。

這類事情，你要我講一千件、一萬件都沒問題。如果民主或言論自由這些東西這麼棒這麼美妙，為何西方整天要「輸出」給敵國，自己卻從不實行？不但從不實行，而且管控得滴水不漏，操弄媒體、造謠抹黑得根本無法無天。

三，以島內為例，有些迫害的例子是真的，但是大多是假的，或是硬生生炒作出來。而那些真實的案例，因為缺乏操弄價值，往往根本不為人所知，就算知道，也不會有人關心，因為它沒有利用價值。

四，比方說，島內有一大堆所謂政治受難者或政治受難家屬，其實十之八九全是鬼扯蛋。例如柯文哲，說什麼他阿公是二二八受難家屬，如果那也算的話，全台灣有上千萬個二二八受難家屬。還有像李文忠，他當年從支持國民黨到反國民黨是事實，但他被退學卻是因為他根本沒在念書，甚至不去考試，必修課一再考零分，把退學解釋為政治迫害，純粹就是自欺欺人。

反倒是在黨外年代我認識好幾位南部學生，有男有女，他們讀五專或高職，不是什麼大學名校，跟媒體更無絲毫關係。但他們確實真正遭到非常惡劣的政治迫害，卻根本無人知曉，無人在意。這些人，質樸單純，純粹出於義憤而反國民黨，跟台北那些狡猾得跟政客根本沒兩樣的所謂「學運領袖」，完全就是人性善惡的兩種極端。

那些人渣，極其擅於操弄與算計，懂得怎麼製造知名度，懂得如何營造道德光環，與媒體關係非常密切，互相利用，藉以包裝與塑造形象；所謂理想，全是場面話，全是假面具，私下為人及其所思所想根本不是那樣，毫無一絲正直與良善可言；為自己爭奪權位與名利，才是他們關心社會議題與從政的惟一目的。但是，社會大眾卻傻傻地以為這些人是懷著什麼偉大理念的什麼「學運領袖」或「政治新生代」，真是見鬼了。

不知道你信不信，這樣一些人渣，事實上就是媒體與特定勢力所挑選與刻意栽培的政治代言人，想方設法大量曝光之，使其戴上各種純屬虛構的所謂社運或所謂民主自由等道德光環，然後收編為一黨一私之用。為什麼我知道這些呢？因為它其實就是一種普通常識。

幾十年前，我自己也是被認定與挑選的抬舉對象，但我不吃這一套，我不會背棄良善，我也絕不會利用這些所謂「聲望」或「人脈」等「政治資源」來依附特定政治勢力，昧著良心與之為伍，好為自己謀取權位與暴利。

另外，還有數不清的政治犯，我不可能一一點名，也不想點名，因為進入前人個案之是非細節並無多大意義。這些所謂政治犯，其實很多是假的，比方說他明明就是歹徒，作姦犯科，但這歹徒也許對黨國心懷不滿，於是就被包裝為偉大的民主先賢先烈，事實上他坐牢原本就是他應得的法律制裁。

還有一些則是特務，假坐牢，真害人。前一陣子，跟某位黨外前輩的前輩一日談，他告訴我一些連我也不知道的真相，民主鬥士是假，特務才是真的。我原本就知道的兩位民進黨黨主席，謝長廷和創黨黨主席江鵬堅都是已經證實的情治單位臥底黨外的特務。其他還有很多很多，但我沒證據在手，沒法透露。也許施明德說得對，與其問說美麗島辯護律師哪些人是國民黨特務，不如問說到底有誰不是？

五，政治善惡原則是真實存在的，應該堅持的，但原則底下的諸多個案卻極其複雜，唯有進入個案細節方知對錯與功過；輕易採取立場者，往往只是為了進行某種政治操弄。就連明明白白的大狀況都能抹黑造假，更何況難以為外人所知的單一個案。

比方說美國國務卿在聯合國大會上拿著洗衣粉充當伊拉克的化武證據，比方說西方每天指控什麼新疆種族滅絕，所有這一切，完全就是極其低能可笑齷齪無恥的造謠抹黑。連這麼荒唐離譜的造假抹黑都敢做，更何況單一個案細節。

如果你去查閱巴勒網的舊留言，就能知道，在「新疆的再教育營」被虛構為「重大人權問題」之前，我就開始批評了，但是，自從它被西方拿來無限抹黑造謠之後，我就不再批評。因為，它原本只是一些行政上專斷獨行的官僚問題或技術問題，但它如今卻被造謠抹黑成滔天罪惡，完全就是睜眼說瞎話。這時候，難道我還要傻傻地雞蛋裏挑骨頭，對「新疆再教育營」做出批評？

六，我對於西方這類所謂民主自由的炒作，可說是恨之入骨，無恥齷齪至極。我不是說許章潤有或沒有嫖妓，我甚至不是在說他或說誰，我說的是一種半個多世紀來的抹黑煽動與炒作技倆，一來藉以謀取私利，二來透過掌控媒體，從事無恥的政治鬥爭。

這些事情說不完，而且說過千萬遍，請自行查閱巴勒網。

(再續)

裕康，

你知道，學術上的東西很難(或說不太可能)用簡短文字說明。特別是哲學這樣一種「小題大作」的學科，講究微妙與細微差異；往往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我就零碎地簡化著說：

一，我並沒有把語言分成「有意義的」vs.「無意義的」或「隱喻的」。

隱喻是一種物種秉賦，一種「不守規矩」的能力，跟有沒有意義無關。

你知道，我對語言的看法是認為「所有語言都是隱喻」。隱喻就是藉著something 讓人想到something else。所謂「有意義」的文字當然也會有著同樣的隱喻屬性。

二，我常講，這樣一種「不守規矩」的能力，似乎也使得人工智慧很難超越人類。套用維根斯坦的術語來說，"rule following" 彷彿意味著生命，而 "act according to a rule" 卻只是一種機器現象。

我常舉一個維根斯坦所舉的「五號表情」的例子，如果有個人每次要換表情都得先說等一下，然後就像開車換檔那樣，從比方說四號表情，倒回三號，然後才是二號表情登場。當他想再換為五號表情時，就得再從二號先換到三號，再換到四號，然後五號表情才能展露。換來換去，一共就這五種表情。維根斯坦說，這時候我們會懷疑這個人是否少了一樣東西？靈魂。

不妨再想想維根斯坦另一個關於「不聽指令」的例子。他說，遠遠一個小孩或一隻貓，你要他過來，他不會直挺挺地馬上踢正步過來，機器人才會這樣，人不會，生命都不會。他不一定會聽命走來，有可能遲疑一會兒就一溜煙跑掉，就算走過來，也往往會有各種花樣與各種可能。

諸如這樣一些例子，往往圍繞著所謂 "rule following" 的概念打轉。這樣一種「文法本質」，我把它視為一種隱喻屬性的具體呈現。

三，哲學畢竟和社會科學不一樣，哲學並非提出一套具有實證意義的理論，而是提出某種(往往自圓其說)的說法，訴諸某種說服力，而非訴諸證據。因此，哲學這東西往往得千言萬語，長篇大論，而且細得不能再細，而非粗糙地一翻兩瞪眼。

四，我們到底是在談論「什麼」，這恐怕就已經是個問題。我是在談「我的」「隱喻觀」或「語言」觀，或者更正確地說，其實就是藉著談論「維根斯坦」來談「我的」世界觀。因此，任何人都得先進入兩樣東西，然後他才有可能知道我所談的這些東西的對象或主題(subject matter) 是什麼。

簡單說，不管是附和或反駁，大概只有兩種途徑：一是進入我寫的跟維根斯坦寫的這一大堆東西裏頭，在一種很微妙之處去附和或反駁。第二種途逕是自己也提出一整套說法，藉以附和，或是藉著更好的說服力，讓我和「我的」維根斯坦的說法失去魅力，或是取而代之。

當然，還有一個途徑，大概也就是一般人常用的，那就是林北、林祖嬤根本不鳥你。

維根斯坦很明顯是把哲學視為詩，等同於藝術品。他說，即便是梵谷畫作或莫札特的音樂，當一個人對某個藝術品全然無動於衷時，那它其實就只是個一文不值的垃圾而不值得一顧。

但是，非藝術品卻不是這樣。比方說科學，就算有個人對某個科學理論絲毫無動於衷，這個科學著作依舊有著它的某種客觀價值。

五，除了不鳥你之外，上述兩種途徑其實都需要進入非常複雜而漫長的細節，然後我們才能知道究竟我們是在討論「什麼」。

六，懷軒說對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理解隱喻或理解詩，往往訴諸一種「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連結」。這有兩層意義：

a，維根斯坦哲學之「告白」(confession) 性質，它無關對錯，更無理論可言。

維根斯坦始終把自己的哲學形容為一種「個人告白」或「日記」，說它裏頭載明一種「個人的痛苦」以及相應的「處方」，惟有「同病相憐者」或「呼吸同一種空氣」的人，才能理解，並從中獲得安慰或治療。他並且經常說他的哲學就像一種私人之間的「竊竊私語」或兩人之間「面對面的」交談與溝通。

我今天如果寫了一本數學或醫學或社會學教科書，那麼，它絕不會有私人告白性質，更不會是一種「竊竊私語」，當然也不會是作者和「某位」讀者兩人之間親密的思想與情感交流。

b，上述這樣一種私密語言(private language)，不但是有可能的，而且是珍貴的。

一般研究者常說維根斯坦反駁了「私密語言」，說他高舉語言或意義的公眾性。也就是說，私密語言是不可能的，無意義的。我要反駁的也恰恰是這樣一種解讀，剛好讀成顛倒了。

最早期的維也納學派那些人就是這樣，以為維根斯坦藉著畫分「有意義」與「無意義」是在推崇邏輯實證或邏輯分析等等。其實剛好相反。

維根斯坦說，「我的著作分成兩部份，一部份是我有寫出來的，另一部份是我沒有寫出來的，而恰恰是沒有寫出來的，才是重要的。」

也許你會說，幹嘛不把重要的寫出來，卻只寫不重要的？那是因為沒寫出來的就是那些寫不出來的，惟有藉著寫那些不重要的，或許才有可能讓你意識到那些真正重要的。

如果這不是一種隱喻，什麼是隱喻？

七，至於你對於某種隱喻起共鳴的看法，我都認同。

隱喻吸引了我的心，因為它如此開放、靈活與自由，撫慰人心，至少撫慰了我的心。相反地，我對那些腦袋其介如石硬得像花崗岩的「語言」(比方說那位汪怡昕導演的思維及其所謂「歷史重現」)，可說是「恐懼」到極點，會讓我窒息，會讓我有一種想要掐LP自殺的衝動。我覺得他應該轉行去幹任何一種行業都好，尤其適合去民進黨文宣部謀職，當導演或講歷史實在太荒唐。

有小孩之後，每天肉體疲憊不堪，難得睡上幾小時，心理更是牽腸掛肚，憂心忡忡。不過，小孩尚未被教育污染與摧殘，對於再怎麼無趣的細節都能感到興味盎然，熱情十足，真的是 "attention to particulars" (維根斯坦的內行人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每天胡言亂語的，經常讓我感覺彷彿呼吸到一種新鮮空氣。

八，另外，你問說，「數學」或「邏輯」是否也是隱喻？

答案是：「是」，但也「不是」。為什麼呢？請見上述「三」。也就是說，你要怎麼訴說它都行，只要你言之成理，足以自圓其說。

我自己是認為「數學」或「邏輯」或「自然法則與定理」等等，當然也是隱喻。我不是隨口瞎掰，這問題恰恰也是我二十五年寒窗的一個研究核心。維根斯坦曾經把自己的哲學定位為一種「數學哲學」，其實也就是在談所謂「數學的基礎」。這問題恐怕得用幾十萬字或幾百萬字去表達，一言難盡。

九，至於你還問到歷史學科的本質。這問題也是太大了，同樣一言難盡。簡單說，歷史像小說，但它畢竟不是小說。往事飄渺如煙，但它卻又如許厚重，並不如煙。可是，若無前者之飄渺，便無後者之厚重。

陳真大哥，

您的見解給我很多啟發，但也帶來一些問題。底下是我的理解。

您似乎對語言作了分類：「有意義的」 vs. 「無意義的」或「隱喻的」。即便「有意義的」語言體系存在，也必然是在「隱喻的」語言基礎上所建立，因此說到底，在某種意義上，所有的語言都必然是「隱喻的」。

但是人存在某種自然主義式的inclination，會對某些隱喻產生相同的理解。如果有人看不懂，要麼就是如您所自嘲「畫圖技術太差」，要麼就是缺乏相同的生命形式而無法共感。

因此您所謂笑臉的例子有搞笑意圖，指的是這個例子就好像在問一個人「你怎麼知道你肚子餓」一樣。因為不為什麼，他就是知道（或者說他不可能不知道）。嚴格來說這不是個「問題」，因為重點不在於看對或看錯，而是有沒有看見。

如果我的理解沒錯的話，我想問的是難道連數學或邏輯這類的科目也是隱喻的嗎？另外如您提到歷史的例子也一樣。我可以理解文學藝術等屬於「無意義的」語言體系，畢竟這些學科的目的主要在於表現(expression)而非解釋(explanation)。然而如果連歷史書寫也可以如您所說的「自由開放」，那麼歷史這個學科的本質會是什麼？難道不是追求真實或真相(truth)嗎？記得以前在讀K. Popper時，老師提過按照Popper的論點，即使無法找到真相，至少也能「逼近」真相。這個論點是否正確？

老實說我非常同意您對歷史這個學科的詮釋，但是如此一來歷史到底告訴了我們，我反而迷糊了。

梁裕康敬上

裕康，只是開場白，我都還沒開始寫啊。有時間再回答第二題。

具有藝術水平而且不沉重的愛情文藝片很多啊，伍迪艾倫的片，幾乎都是，都很好笑。比方說：

1969年：《傻瓜入獄記》（Take the Money and Run）
1977年：《安妮霍爾》（Annie Hall）
1979年：《曼哈頓》（Manhattan）
1982年：《仲夏夜性喜劇》（A Midsummer Night's Sex Comedy）
1983年：《變色龍》（Zelig）
1985年：《開羅紫玫瑰》（The Purple Rose of Cairo）
1986年：《漢娜姐妹》（Hannah and Her Sisters）
1987年：《那個時代》（Radio Days）
1992年：《賢伉儷》（Husbands and Wives）
1993年：《曼哈頓謀殺疑案》（Manhattan Murder Mystery）
1994年：《百老匯上空子彈》（Bullets Over Broadway）
1995年：《非強力春藥》（Mighty Aphrodite）
2000年：《時空竊賊》（Small Time Crooks）
1999年：《甜美與卑微》（Sweet and Lowdown）
2005年：《愛情決勝點》（Match Point）
2006年：《遇上塔羅牌情人》（Scoop）
2007年：《命運決勝點》（Cassandra's Dream）
2008年：《情遇巴塞隆納》（Vicky Cristina Barcelona）
2009年：《紐約遇到愛》（Whatever Works）
2010年：《命中注定，遇見愛》（You Will Meet a Tall Dark Stranger）
2011年：《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
2012年：《愛上羅馬》（To Rome With Love）
2013年：《藍色茉莉》（Blue Jasmine）
2014年：《魔幻月光》（Magic in the Moonlight）
2015年：《愛情失控點》（Irrational Man）
2017年：《愛情摩天輪》（Wonder Wheel）

謝謝裕康，謝謝你問我問題。常有人要採訪我或邀約演講，往往是要我講一些讓我感覺有點挫折的東西，或是問我一些其實人們心中早有定見、只是要我附和的事。反倒我也許真正能說上幾句話的東西，卻始終乏人問津，無人聞問，只能自己問自己，就像老頑童周伯通那樣左手打右手。

你的問題我先回答簡單的。

你問說：「為什麼要用『斷然』(resolute)來描述這種說法？」

簡單說，人們閱讀維根斯坦，一開始是這樣：對於維根斯坦的一些「自白」，統統假裝沒看見。因為看見了會很尷尬，不知道怎麼幫維根斯坦自圓其說。例如，維根斯坦說「凡是了解我的人，就知道我寫的一切都沒有意義」，或是把他自己的哲學視為一種「樓梯」，讓你爬上某種高度，好看清世界。一旦爬上去了，世界也就一目了然。維根斯坦說，這時候，你還留著「樓梯」幹啥呢？應該丟掉啊。

早期的維根斯坦如此，晚期的想法其實也一樣。在這一點上，包括在「無意義」(nonsense) 的概念上，前後期並沒有改變。

可是，他的這些「告白」，很多研究者卻視而不見。比方說，最早期的大多數研究者，或他的哲學同好，例如羅素或維也納學派 (Vienna Circle) 等等，幾乎都完全不理會這些看起來好像只是一些無謂修辭的「心靈告白」。這樣一些人，我稱呼他們為「邏輯派」，整天邏輯分析個不停。維根斯坦曾經說，這些人對他的解讀，「全是垃圾」，對他的思想「一個字也不懂」。維根斯坦說，他期望也許五十年或一百年後，能夠有一些人對他有真正的理解。

被貶為「垃圾」的「邏輯派」之後，就是我所謂的「傳統派」。這一派開始意識到維根斯坦對於自身思想與文字的「無意義」評價。但「傳統派」不願承認維根斯坦寫的東西真的「毫無意義」，於是創造出一種「更深刻的意義」。意思是說，這不是一種普通的無意義哦，而是在「無意義」的背後隱藏著一種「深刻卻難以言喻的意義」。

這就好像一個人反英雄，結果卻被人們視為「真正的」英雄一樣好笑 (這是維根斯坦舉過的例子)，總之就是不願拋棄「意義」，因為一旦拋棄，接下來就不知道怎麼跟讀者交待了。

於是，緊接著，「後現代派」出現了，他們認為「無意義就是無意義」，沒啥好耍賴的。

可是，不管是傳統派或後現代派，當他們面對「拋棄樓梯」或「拋棄意義」之後該怎麼交待的問題時，往往就「龜縮」(chicken out)了，不乾不脆了，於是也才有「斷然拋棄」樓梯的那一派之崛起。他們高喊「堅決」承認「無意義就是無意義」，決不耍賴！咱們既然都已經讀懂了，境界這麼高了，世界看得很清楚了，還要樓梯幹啥呢？樓梯根本不需要了，斷然拋棄吧！

很有氣魄吧！這就是為何他們自稱「斷然人士」(resolutist) 的原因。

不過我覺得，光是宣稱「無意義就是無意義」誰都會，問題在於：既然都堅決表明「毫無意義」了，那我們究竟是在閱讀天書或鬼畫符嗎？總得說清楚「無意義」到底是以何種方式起了什麼作用？這一派，我自稱「隱喻派」，目前成員只有我一個。

更重要的是：氣魄不能光用嘴巴喊，而是要真的做到。維根斯坦說，「哲學最大的成就，就是不再從事哲學。」換句話說，宣告了哲學的終結。它就像一種「樓梯」，如果我都已經爬上世界的屋頂了，還死抱著樓梯幹啥呢？應該斷然拋棄才對。

這也是為什麼維根斯坦總是叫他的學生去「幹點老實的工作」的原因，比方說去當工人，或是像我一樣，專心當奶爸，不再從事哲學。結果，當年全系只有那個最優秀的學生 (由數學系轉來)，真的聽從了維根斯坦的忠言，跑去罐頭工廠工作，過著很辛苦的生活，後來死於戰火。維根斯坦對他的遭遇似乎很自責。

最著名的「斷然人士」之一，叫做James Conant。他曾如此說道：任何人，如果他真的懂得維根斯坦，勢必會得出「放棄哲學」這樣一個結論。他說，這樣一種被維根斯坦所深深打下的「傷痕」，「似乎是第一流哲學家的一個共同記號」。

半夜兩點了，先答一題，另外一題可能會寫比較多，我再找時間寫。

回味一下，達叔片段
https://youtu.be/g8U1pavksko

陳真大哥好，

想請教一個外行的問題，請別見笑。

您提到對維根斯坦的「斷然派」解釋，並給了一個笑臉的例子作例證。

我的問題是：這些個別看來無意義的線條組合起來之所以看起來會讓我們產生「笑臉」的認知，有沒有可能是來自於「約定」(convention)而非您所說的隱喻般的啟發？

比方說假設有個社會的人，他們不用三條個別看來無意義的線段組合成一個箭頭來指示方向（例如→代表向右走），而是用三個圓圈（例如ooO代表向右走、Ooo代表向左走，大圈代表轉彎的方向）來表示。我們可以想像這個社會的人第一次看到箭頭時有可能根本不知道這是一個指示方向的符號，而就是一個無意義的東西。

之所以會創造出某種符號指示方向，是因為生活中有這種需求，例如開車靠左邊開跟靠右邊開都沒關係，重點是大家必須靠同一邊開才不會出車禍，因此創造出了某種共同的需求。基於這種實用的目的，人們約定賦予某些符號意義？

另外為什麼要用「斷然」(resolute)來描述這種說法？我不太懂其中的關係？

門外漢的一點疑惑，還請您指教

梁裕康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