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說錯，是葉小慧，不是徐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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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90 則留言。
陳醫師可能不知道，現在臉書上有人開了一個”陳真粉絲團“，就專門轉載您在巴勒網的留言和文章，才剛開沒1個月吧.... 另外也有幾個(姑且稱臉書客吧)都會轉貼您的文，例如文思革，葉小慧應該您知道。我偶爾也會，但鑑於我的朋友多半沒看長文、不關心國際事務，乏了。總想，您真的很不簡單，可以這樣一直寫。也懷疑，到底能激起多少浪花，喚醒多少腦殘。會灰心疲乏，可能是我們希望腦殘和是非顛倒的國際局勢能夠有所改變，可是它偏偏少得可憐。有一點欣慰的是，就我在臉書和油管看到的現象，似乎越來越多人覺醒而反感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噁爛，有台灣人，有香港人。感謝您這樣默默的貢獻。正如佛家說的，鬼神的感應快，因為它雜染六塵；佛菩薩來的感應很慢，是因為它是清淨法。您默默的寫，受影響的人正在開枝散葉~~
面對不義政權，叛亂是正直公民應盡的義務
陳真
2020. 09. 30.
同學，不是這樣的。我不認為徐巧芯有你講的那麼卑鄙。我倒覺得她有點像 "腦殘版的現代花木蘭"：行為不對，但動機正直。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先說點宛如昨日的千年舊夢：
常言道："閱人無數"。在我看來，閱人多少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會不會看人是靠天份，不是靠經驗累積。
我有個非常要好、至今衷心景仰的黨外前輩叫劉峰松，是個真正意義上的基督徒。我都叫他劉老師。他夫人就是翁老師，翁金珠，也是我崇拜得五體投地的一位人格者。林義雄就是因為推舉她競選民進黨黨主席失利，憤而退黨。
美麗島事件隔年，也就是1980年，台灣人幾乎是嚇破膽了，特別是林宅血案，台灣社會一片肅殺之氣；家中有小孩的黨外人士，更是躲的躲，藏的藏，小孩連上學都怕出事，更不用說膽敢出來參選、挑戰國民黨了。
風聲鶴唳之際，劉峰松就像個現代唐吉訶德，跳出來參選。若我沒記錯，應該是競選國大代表。他在政見演講會上講了一句話，被國民黨以 "煽惑內亂罪" 移送，最低本刑七年，足足坐了三年六個月的黑牢。
劉峰松老師到底在政見會上說了些什麼，以致於被國民黨打入黑牢？他說："同胞啊！一，二，三，咱們大家作夥來推倒這個政權。" (大意如此，八九不離十，但精確原文待查。)
我跟劉老師是同樣罪名，都是 "煽惑內亂罪"，他是1980年犯案，我是1989年。前後相差九年。不過，我的犯罪內容比他要豐富一些。我是在民進黨 "新國家連線" 立委政見會的演講台上，以正式助選員的身份上台助講。我在演講時，故意學劉峰松當年所講的那句話："同胞啊！一，二，三，咱們大家作夥來推倒這個政權。"
我還多次在各種群眾場合，對著底下無數群眾反覆引申一個道理，我說，"面對不義政權，叛亂是正直公民應盡的義務。" 既然是義務，也就是說，面對不義政權，叛亂是一個正直的人所 "必須" 去做的事。
幾個星期後，我果然就叛亂了。以上這些演講內容，全部成為我企圖 "顛覆政府" 的犯罪證據。另外，我還涉及 "分裂國土" 的重罪，因為我公開主張台獨。
同時，我在1989年組織了台灣第一個兒童人權團體，1988年發表台灣第一篇兒童人權報告，結果該報告被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 所引用，拿來做為譴責國民黨政府的依據。於是這一切也統統成為我 "誣蔑政府"、"顛覆政府" 的犯罪證據。
依照台灣當年的法律，只有經由官方審核通過的正式助選員，取得證件之後，才能在選舉期間的政見會上助講。而且，依法規定，學生不得申請成為正式助選員。但我卻審查通過了，為什麼呢？因為我的身份證上的職業欄從來都不是學生，而是業務員。我大學時代赤貧，三餐不繼，因此做過許多工作求生，除了身兼多個家教工作，送報、送貨、端盤子送菜及派發傳單等等等全都做過。
記得好像聽劉峰松老師提起過(不知是玩笑或當真)，他說，他在坐牢時，擔心將來出獄後沒工作，無法養家活口，於是在獄中鑽研紫微斗數，因為叛亂犯依法規定不得擔任律師、醫師與教師等，連找工作都很難，商家老闆嚇都嚇死了，哪敢僱用叛亂犯？思來想去，似乎只有擺攤算命能夠謀生，所以就開始研究命相學。
我那時也想過這問題，不過，我有一種自信，我不用鑽研紫微斗數或八字，光憑著 "很會看人" 的天賦，我若出獄後擺個攤子搞算命，生意應該也會很好，而且保證奇準無比。因為我很快就能透過一面之緣，看出一個人的內在本性。人渣本質的，保證飛黃騰達；忠肝義膽的，想必前途坎坷。
我對於 "識人" 這一點充滿自信，猶如我之識得藝術；從來不曾有過任何一個人在人性變化上讓我失望或感到意外。比方說我從沒見過什麼 "被權力腐化" 的人。我只見過在權力和利益面前露出他原有本性的人。
講這麼多八卦，我只是想說，我不認識這位徐巧芯議員(？)，平常也沒特別注意。但是，憑我看人的直覺，我不認為這是一個投機政客，而這恰恰也是我所擔心的。
年輕一代雖然腦殘比例非常高，但我相信，年輕生命終究還是會比中老年人多一點浪漫，多一點道德感。浪漫是好的，道德感更是生而為人之憑藉。問題是，腦殘和浪漫往往一線之隔，缺乏是非分辨能力的道德感，更是容易遭人利用，成為暴民，成為禍害社會的工具。
雖然常罵腦殘，但我對於腦殘人士其實只有遺憾、無奈與悲傷，而無絲毫鄙視之意。因為，這個世界的主流媒體完全被西方所掌控，充斥鋪天蓋地對於異己的謊言抹黑誇大渲染與造謠以及極端的偏頗；特別是針對中國，更是數十年如一日的全面妖魔化及挑撥仇恨。請問幾個人能逃脫這樣一種天羅地網般的洗腦世界？
就連我自己，就連絕頂聰明的Andre Vltchek，在我們年少時都曾經被洗腦，以為西方是一個良善正直講究公義與人權的世界，誓言為它效力。直到三十多歲，走出島嶼，讀了點書，接觸了一些事，慢慢才清醒過來，慢慢才知道善惡居然完全徹底顛倒。原來那個被妖魔化的中國，才是兼善世界最偉大的國家，而那個滿口漂亮話的美國與西方社會，卻是每天侵略屠殺，無所不用其極，半個多世紀來直接殺害五、六千萬人，間接殺害上億人、製造數億難民的撒旦惡魔。
我知道，這樣一個結論，沒有幾個人會信，但它卻是基本事實。就連巴勒網我都沒把握能有多少同志跟我有同樣的基本認識，更不用說市面上的一般人了。至於從出生就每天被洗腦，完全在謊言之中成長的年輕一代，你如何可能期待他們能夠免於腦殘的人為宿命？
當一個人腦子進水，而他卻又是個正直的人時，就很有可能為虎作倀，成為惡魔為惡的工具而完全不自知，以為自己在捍衛什麼民主自由與人權。依我看，徐巧芯就是類似這樣的人。她是好人，但腦子進水，善惡是非似乎搞不太清楚。
一轉眼，三十多年過去了，即使在家破人亡人生最艱難的時刻，即使在槍炮黑牢伺候之際，我的基本信念從沒改變。我始終相信："面對不義政權，叛亂是正直公民應盡的義務。"
但是，在我們 "盡義務" 之前，首先應該腦子清醒點，認清誰才是全民公敵，人類的禍害。
陳真
2020. 09. 30.
同學，不是這樣的。我不認為徐巧芯有你講的那麼卑鄙。我倒覺得她有點像 "腦殘版的現代花木蘭"：行為不對，但動機正直。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先說點宛如昨日的千年舊夢：
常言道："閱人無數"。在我看來，閱人多少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會不會看人是靠天份，不是靠經驗累積。
我有個非常要好、至今衷心景仰的黨外前輩叫劉峰松，是個真正意義上的基督徒。我都叫他劉老師。他夫人就是翁老師，翁金珠，也是我崇拜得五體投地的一位人格者。林義雄就是因為推舉她競選民進黨黨主席失利，憤而退黨。
美麗島事件隔年，也就是1980年，台灣人幾乎是嚇破膽了，特別是林宅血案，台灣社會一片肅殺之氣；家中有小孩的黨外人士，更是躲的躲，藏的藏，小孩連上學都怕出事，更不用說膽敢出來參選、挑戰國民黨了。
風聲鶴唳之際，劉峰松就像個現代唐吉訶德，跳出來參選。若我沒記錯，應該是競選國大代表。他在政見演講會上講了一句話，被國民黨以 "煽惑內亂罪" 移送，最低本刑七年，足足坐了三年六個月的黑牢。
劉峰松老師到底在政見會上說了些什麼，以致於被國民黨打入黑牢？他說："同胞啊！一，二，三，咱們大家作夥來推倒這個政權。" (大意如此，八九不離十，但精確原文待查。)
我跟劉老師是同樣罪名，都是 "煽惑內亂罪"，他是1980年犯案，我是1989年。前後相差九年。不過，我的犯罪內容比他要豐富一些。我是在民進黨 "新國家連線" 立委政見會的演講台上，以正式助選員的身份上台助講。我在演講時，故意學劉峰松當年所講的那句話："同胞啊！一，二，三，咱們大家作夥來推倒這個政權。"
我還多次在各種群眾場合，對著底下無數群眾反覆引申一個道理，我說，"面對不義政權，叛亂是正直公民應盡的義務。" 既然是義務，也就是說，面對不義政權，叛亂是一個正直的人所 "必須" 去做的事。
幾個星期後，我果然就叛亂了。以上這些演講內容，全部成為我企圖 "顛覆政府" 的犯罪證據。另外，我還涉及 "分裂國土" 的重罪，因為我公開主張台獨。
同時，我在1989年組織了台灣第一個兒童人權團體，1988年發表台灣第一篇兒童人權報告，結果該報告被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 所引用，拿來做為譴責國民黨政府的依據。於是這一切也統統成為我 "誣蔑政府"、"顛覆政府" 的犯罪證據。
依照台灣當年的法律，只有經由官方審核通過的正式助選員，取得證件之後，才能在選舉期間的政見會上助講。而且，依法規定，學生不得申請成為正式助選員。但我卻審查通過了，為什麼呢？因為我的身份證上的職業欄從來都不是學生，而是業務員。我大學時代赤貧，三餐不繼，因此做過許多工作求生，除了身兼多個家教工作，送報、送貨、端盤子送菜及派發傳單等等等全都做過。
記得好像聽劉峰松老師提起過(不知是玩笑或當真)，他說，他在坐牢時，擔心將來出獄後沒工作，無法養家活口，於是在獄中鑽研紫微斗數，因為叛亂犯依法規定不得擔任律師、醫師與教師等，連找工作都很難，商家老闆嚇都嚇死了，哪敢僱用叛亂犯？思來想去，似乎只有擺攤算命能夠謀生，所以就開始研究命相學。
我那時也想過這問題，不過，我有一種自信，我不用鑽研紫微斗數或八字，光憑著 "很會看人" 的天賦，我若出獄後擺個攤子搞算命，生意應該也會很好，而且保證奇準無比。因為我很快就能透過一面之緣，看出一個人的內在本性。人渣本質的，保證飛黃騰達；忠肝義膽的，想必前途坎坷。
我對於 "識人" 這一點充滿自信，猶如我之識得藝術；從來不曾有過任何一個人在人性變化上讓我失望或感到意外。比方說我從沒見過什麼 "被權力腐化" 的人。我只見過在權力和利益面前露出他原有本性的人。
講這麼多八卦，我只是想說，我不認識這位徐巧芯議員(？)，平常也沒特別注意。但是，憑我看人的直覺，我不認為這是一個投機政客，而這恰恰也是我所擔心的。
年輕一代雖然腦殘比例非常高，但我相信，年輕生命終究還是會比中老年人多一點浪漫，多一點道德感。浪漫是好的，道德感更是生而為人之憑藉。問題是，腦殘和浪漫往往一線之隔，缺乏是非分辨能力的道德感，更是容易遭人利用，成為暴民，成為禍害社會的工具。
雖然常罵腦殘，但我對於腦殘人士其實只有遺憾、無奈與悲傷，而無絲毫鄙視之意。因為，這個世界的主流媒體完全被西方所掌控，充斥鋪天蓋地對於異己的謊言抹黑誇大渲染與造謠以及極端的偏頗；特別是針對中國，更是數十年如一日的全面妖魔化及挑撥仇恨。請問幾個人能逃脫這樣一種天羅地網般的洗腦世界？
就連我自己，就連絕頂聰明的Andre Vltchek，在我們年少時都曾經被洗腦，以為西方是一個良善正直講究公義與人權的世界，誓言為它效力。直到三十多歲，走出島嶼，讀了點書，接觸了一些事，慢慢才清醒過來，慢慢才知道善惡居然完全徹底顛倒。原來那個被妖魔化的中國，才是兼善世界最偉大的國家，而那個滿口漂亮話的美國與西方社會，卻是每天侵略屠殺，無所不用其極，半個多世紀來直接殺害五、六千萬人，間接殺害上億人、製造數億難民的撒旦惡魔。
我知道，這樣一個結論，沒有幾個人會信，但它卻是基本事實。就連巴勒網我都沒把握能有多少同志跟我有同樣的基本認識，更不用說市面上的一般人了。至於從出生就每天被洗腦，完全在謊言之中成長的年輕一代，你如何可能期待他們能夠免於腦殘的人為宿命？
當一個人腦子進水，而他卻又是個正直的人時，就很有可能為虎作倀，成為惡魔為惡的工具而完全不自知，以為自己在捍衛什麼民主自由與人權。依我看，徐巧芯就是類似這樣的人。她是好人，但腦子進水，善惡是非似乎搞不太清楚。
一轉眼，三十多年過去了，即使在家破人亡人生最艱難的時刻，即使在槍炮黑牢伺候之際，我的基本信念從沒改變。我始終相信："面對不義政權，叛亂是正直公民應盡的義務。"
但是，在我們 "盡義務" 之前，首先應該腦子清醒點，認清誰才是全民公敵，人類的禍害。
徐巧芯喊恢復徵兵制、女性當兵「我自己也願意！」
这些人就是标准的职业政客，职业政客就是靠选举来生活的，她这是抓住热点，迎合民粹，成为焦点；从这个角度看，她已经成功了。
如果你真让她去当兵，十有八九是不会愿意的。
至于是加入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在他们心里就是一个选举平台而已，哪里有位置给他，哪里更容易上位，他们就在哪里。
这些人就是标准的职业政客，职业政客就是靠选举来生活的，她这是抓住热点，迎合民粹，成为焦点；从这个角度看，她已经成功了。
如果你真让她去当兵，十有八九是不会愿意的。
至于是加入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在他们心里就是一个选举平台而已，哪里有位置给他，哪里更容易上位，他们就在哪里。
https://bit.ly/33b6vI5
阿桑吉一如既往的不透露，我等了十天果然還是我尊敬的阿桑吉，如果他透露了這些資料來源他就不像他了。
阿桑吉一如既往的不透露，我等了十天果然還是我尊敬的阿桑吉，如果他透露了這些資料來源他就不像他了。
國民黨的所謂新生代，言行作風大多綠油油，這些 "人才"，不加入人渣黨不是很可惜嗎？
這位徐小姐不像壞人，但腦子不是很清楚。她建議恢復徵兵制，而且男女平等，一概徵召入伍上戰場打共匪，講得一副風蕭蕭易水寒。
我寧可信其腦殘建議乃是真心。重點是，誰是敵人呢？人渣黨和美國才是敵人，一心想把台灣拿來當成美國軍事基地，一心要驅使、強迫台灣人去為美國人當砲灰，拼命煽動兩岸仇恨、鼓動同胞自相殘殺。
台灣人最好要認清敵我，不要上了美國人的當，否則台灣將陷入長期恐怖戰亂，而這就是美國人及台奸走狗們所希望看到的。
==================
徐巧芯喊恢復徵兵制、女性當兵 嚴德發：評估中
鏡週刊Mirror Media
陳凱俊
2020年9月29日
日前台美關係增溫，中共軍機頻頻擾台，台海緊張情勢也漸漸升高，民調指出，若兩岸發生戰爭，約6成台灣人相信美軍會協防台灣。國民黨台北市議員徐巧芯日前提議現行的募兵制應全面改回徵兵制，同時女性也應該當兵，「我自己也願意！」；強調應該要有更多人從軍，且不分男女都應該需要。
國防部長嚴德發今（29日）赴立院被媒體問及此事，坦言正在評估中。
這位徐小姐不像壞人，但腦子不是很清楚。她建議恢復徵兵制，而且男女平等，一概徵召入伍上戰場打共匪，講得一副風蕭蕭易水寒。
我寧可信其腦殘建議乃是真心。重點是，誰是敵人呢？人渣黨和美國才是敵人，一心想把台灣拿來當成美國軍事基地，一心要驅使、強迫台灣人去為美國人當砲灰，拼命煽動兩岸仇恨、鼓動同胞自相殘殺。
台灣人最好要認清敵我，不要上了美國人的當，否則台灣將陷入長期恐怖戰亂，而這就是美國人及台奸走狗們所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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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巧芯喊恢復徵兵制、女性當兵 嚴德發：評估中
鏡週刊Mirror Media
陳凱俊
2020年9月29日
日前台美關係增溫，中共軍機頻頻擾台，台海緊張情勢也漸漸升高，民調指出，若兩岸發生戰爭，約6成台灣人相信美軍會協防台灣。國民黨台北市議員徐巧芯日前提議現行的募兵制應全面改回徵兵制，同時女性也應該當兵，「我自己也願意！」；強調應該要有更多人從軍，且不分男女都應該需要。
國防部長嚴德發今（29日）赴立院被媒體問及此事，坦言正在評估中。
強烈推薦！
大量圖片請看原文出處(我還沒學會貼圖)：
https://bit.ly/3kWFqOQ
陳真
2020. 0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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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扒下西方底褲的美國記者，死了
中國日報網 2020-09-28
（本文原載于“烏鴉校尉”微信公衆號）
https://bit.ly/3kWFqOQ
幾天前，有一個俄裔美國記者安德烈·弗爾切克（Andre Vltchek）在土耳其離奇死亡。
根據土耳其媒體報道，當地時間22日淩晨，現年57歲的弗爾切克與妻子乘坐計程車抵達伊斯坦布爾預定的酒店門前，下車時，妻子就發現弗爾切克已在計程車內死亡。
圖片
目前，屍體已經被送到土耳其法醫機構，雖然檢查結果還沒出，但警方認爲，弗爾切克是“非自然死亡”，死亡原因非常可疑。
有不少人甚至懷疑，弗爾切克的死，和美國CIA有關係。
因爲最近幾個月，在西方媒體瘋狂攻擊中國香港和新疆的政策時，弗爾切克是少有的敢說實話的記者，他直言西方媒體對新疆的攻擊就是有計劃的假新聞。
而且，弗爾切克雖然是一個美國記者，但這麽些年，他一直在猛烈地抨擊美國的所作所爲。
他生前走訪過世界14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認爲，這個世界數十年來的災難，大多數都是西方國家造成的，在西方國家的管理下，這個世界正在變得越來越糟糕。
而中國，是打破這一切的唯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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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爾切克是前蘇聯人，但他年輕，和大多數人一樣，一度對西方媒體構建出來的世界有著盲目的崇拜。
弗爾切克1962年出生於列寧格勒，他的母親是中俄混血，父親則是一名捷克裔科學家。
弗爾切克3歲的時候，全家從列寧格勒移居到捷克一個叫比爾森的工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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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時期，宣揚西方文明的思想在比爾森無處不在，無論是在廣播裏，還是電視節目中，都充斥著大量西方節目和西方媒體的影子。
也就是在那段時間，弗爾切克和不少東歐的孩子一樣，主動或者被動地開始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禮”，收聽VOA，BBC，自由歐洲電臺等一系列西方媒體的宣傳報導，並對這些報導內容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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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時間，弗爾切克被西方這些宣傳機器徹底“洗腦”，對於那些被西方媒體歪曲的各種政治事件，弗爾切克也選擇無條件相信。
比如西方國家對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各種歪曲解讀，以及在蘇聯阿富汗戰爭的報道中對蘇聯的過度醜化，導致弗爾切克在青少年時期一度認爲自己的祖國蘇聯是一個非常邪惡的國家。
正因爲接受西方思想很深，成年之後，弗爾切克就義無反顧移民到了美國，拿到了美國國籍，如願以償成爲了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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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紐約安定下來之後，弗爾切克開始學習拍攝電影，同時利用自己掌握多國語言的技能，偶爾做做口譯兼職賺錢。
但是，弗爾切克很快感覺到，如今他面前這個真實的美國，跟西方媒體所宣揚的形象，簡直大相徑庭。
美國政府並不像媒體宣傳中那樣崇尚和平：因爲在美期間，他親眼見證了美國政府對利比亞發動的慘絕人寰的空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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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社會也並不像他聽到的那樣自由平等和尊重人權：在主要居民爲非裔和西裔的紐約哈林區，毒品、貧困、暴力各種問題層出不窮，但美國政府卻放任他們自生自滅。
一個偶然的機會，弗爾切克結識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一名來自休斯頓的鋼琴家。
弗爾切克這位太太家裏是當地有名的富商，從事石油生意。
因爲這層關係，弗爾切克是近距離地瞭解到了資本世界是如何運作的，這些事實讓他對西方世界的迷信開始動搖。
後來，因爲工作的緣故，他在各大關於蘇聯解體的重要閉門會議上擔任了翻譯。
在這些會議上，弗爾切克親眼見證了蘇聯解體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如何貪婪地對蘇聯進行掠奪的。
當時，蘇聯各大城市的電話交換機，通通被“私有化”，蘇聯引以爲傲的科學考察船被迫賤賣給跨國食品公司，這樣他們就可以在智利和秘魯海岸爲資本家捕撈深水龍蝦。
那些出賣了國家利益的高層一個個變得腦滿腸肥，而那些爲了祖國奉獻了自己一生的工人們，卻晚景淒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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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淋淋的現實讓弗爾切克的世界觀徹底扭轉。
從那時候起，弗爾切克就開始遊歷各國，他走遍了地球的各個角落，遊歷過的國家多達140多個，去仔細探尋這些國家苦難的根源。
因爲他去的地方很多是戰區，處在動亂之中，所以他經常碰到危險，有時候他剛走沒多久，他的夥伴就被恐怖分子殺害了。
在滿世界採訪的過程中，他自己也已經有十多次和死神擦肩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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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走，弗爾切克也一邊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寫成文章，拍成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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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出真知，在走訪了如此多的國家之後，他得出的結論是——地球上唯一的問題根源，就是西方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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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歷過世界各地，熱衷於觀察和記錄人類苦難的導演、攝影師、作家記者，實在是數不勝數。
然而這些內容生産者和他們的受衆之中，很少有人去探索人類苦難的根本原因和解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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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安德烈·弗爾切克一直在認真思考：究竟什麽造成了這些人類的苦難？又該如何結束這些苦難？
比如，弗爾切克製作了一個紀錄片——《盧安達式開局》(Rwanda Gambit)，講述了慘絕人寰的盧安達大屠殺。
這場大屠殺的兇手表面上看是盧安達、烏干達政府及其代理人，但是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西方國家爲了地緣政治和自己的經濟利益的博弈。
在這場持續100天的屠殺中，一貫看熱鬧不嫌事大的西方媒體甚至完全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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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剛果，一些西方的跨國集團爲了獲得他們所需要的一些重要礦產，利用民兵來屠殺當地的人民。
但西方媒體會告訴你：爲了西方的“普世價值”，死這麽多人是值得的，而且我們西方人已經是白蓮花，手上一滴血也沒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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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這些國內各派由西方支援、爲西方利益出賣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給人民帶來無盡戰亂苦難的國家，卻往往被西方認爲是“熱愛和平”、“熱愛自由”的“進步國家”。
這些西方虛假的“和平”區域裏，健康、人均壽命、強姦和犯罪等多項指標，甚至還不如戰爭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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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真正想要獨立自主有尊嚴地發展、企圖掙脫西方霸權統治的國家——古巴、委內瑞拉、玻利維亞、中國、俄羅斯、敍利亞……無一不遭到西方不遺餘力的刁難和制裁，乃至直接的武裝入侵和干涉。
在弗爾切克看來，我們目前所生活的世界，從來都是西方國家所主導的世界，一切事物的中心都爲這些國家的利益服務。
他借用了奧威爾在描述未來的極權社會的時候創造過的一個術語，“非人”——世界被劃分成重要的人和無足輕重的“非人”兩種。
在西方眼裏，自然只有西方人算作“人”，而其他都是被自己統治的“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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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普遍以爲，殖民時代在二戰後，至多到上世紀70年代就已經宣告終結了，但弗爾切克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發現，殖民主義不僅沒有終結，甚至沒有削弱，反而是加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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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3月21日非洲大陸最後一塊殖民地納米比亞宣佈獨立，然而西方殖民主義並沒有就此結束
西方不甘心“丟掉”曾經攥在手裏的世界，在放棄了舊式直接殖民之後，換了一種更聰明的方法殖民，那些被殖民國家背負的包袱，甚至比以往更加複雜和沈重。
“不僅面臨著西方政治經濟軍事的控制，而且還有西方意識形態、精神和文化的控制”。
這就導致直至今日，這個世界的政治結構仍然是“一個西方國家——也就是北美白人、歐洲白人等的國家——美國等西方霸權主義國家統治下的世界，其餘的都是被統治的”。
而西方人自己由於輿論宣傳的影響，也幾乎對自己國家曾在殖民時代犯下的罪孽一無所知，那就更談不上什麽反思了。
在他同世界知名的左翼學者諾姆·喬姆斯基的討論後，他們共同創作了一本《以自由之名》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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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爾切克和喬姆斯基
其中，弗爾切克說，在目睹和分析了世界各地無數殘酷的衝突、侵略和戰爭以後，他確信，幾乎所有的這些都是由西方出於地緣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利益所策劃和煽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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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爾切克做了一個統計，二戰結束之後，大約有5500萬人直接死於西方的殖民主義，數以億計的人則間接遭到屠殺。
但是有關這些殘酷的事件以及那些帝國主義毫無顧忌地殘殺人類的“資訊”，卻稀少和扭曲到了近乎荒誕的地步。
相反，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犯下的過錯，他們卻不斷地在大衆耳邊一遍遍地重復。
正如馬克·吐溫那段經典的話所說的：
“只要我們稍稍回憶和思考一下，就會明白：法國事實上存在兩個恐怖時代。
一個在感情衝動下進行屠殺，一個是冷漠地、蓄意地進行屠殺。一個隻持續了數月，一個則持續了千年以上。一個使千餘人死亡，一個則使一億人喪生。
可是，我們只是對那個小規模的、短暫的恐怖時代感到恐懼。
然而，刀斧在一瞬間帶來的死亡，能夠比得上饑餓、冷酷的侮辱、殘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殺嗎？
閃電在一瞬間帶來的死亡，能夠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殺嗎？
短暫的恐怖時代所填裝的棺材，只要城市裏的一塊墓地就能容納下了，卻有人不斷告訴我們要爲之戰慄和哀鳴。
可是，那自古以來的真正恐怖，那種不可名狀，慘絕人寰的恐怖，其所填裝的棺材，就連整個法蘭西也容納不下啊，卻沒有人告訴我們要看到這種恐怖的巨大規模，要寄予應有的同情。”
越是看得多，弗爾切克就越是覺得，這個世界已經病入膏肓了，我們人類創造了那麽多的財富，世界上卻還有那麽多人連飯都吃不飽，我們人類的科技發展到了如此高的地步，窮人和富人卻看起來越來越像兩個物種。
他認爲，這個世界唯一的希望，只有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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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敢於反抗西方“安排”的國家，西方總是會利用自己強大的輿論機器，極盡抹黑之能事。
而中國作爲被抹黑最嚴重的國家，應該勇敢地起來反擊，這不僅僅是爲了中國自己，也是爲了全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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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美國》裏，在談到言論自由的時候，弗爾切克說：
“在中國、伊朗等國家，未經剪輯和審查的新聞內容其實比我們國家（美國）要多得多，相比我們國家，中國的電視臺和報紙對自己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批評要多得多。
我們無法想象美國廣播公司（ABC）、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或者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在播出的時候會對資本主義或是西方議會制度的基礎提出質疑。”
而且，即使不簡單粗暴地禁止發言，西方國家也有很“機智”的手段讓你說不出反對他們的話。
比如說，當嘉賓被邀請發言的時候，他們會被限制說話的時間，比如要保證說的話可以加到兩段廣告之間，那嘉賓就只能說三個句子。
而三個句子是說不明白什麽問題的，所以導致他們要麽說中國是一個極權國家，迎合觀衆的刻板認知，要麽說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但這句話在西方觀衆眼裏就是扯淡，而三句話又使得嘉賓根本沒時間解釋自己的觀點。
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你要麽跟他們一樣罵中國，要麽你讓自己看上去像是一個滿嘴胡話的瘋子。
弗爾切克還被邀請過去參加BBC的一個叫《世界由你說》欄目，話題是討論“中國應該被尊重嗎？”
BBC邀請了十多個人，但是在這些人發言之前，BBC就把弗爾切克劃分成了“親中國的知識份子”，讓他先聽其他人怎麽罵中國。
等到輪到他時，他們就連線上了弗爾切克，但是是單向的連線，他只能聽不能說，結果就是從頭到尾他一句話也沒說出來，還表現得像是“參與了連線”一樣。
最後他氣憤地說，他們這就好比主題是“英國是否應該被尊重”，但討論卻只限於英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是怎麽殺人的一樣，毫無客觀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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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輿論這些小動作黑技巧，我們中國人自己也深有體會。
前段時間，張維爲教授就和BBC主持人有過一段關於中國香港和新疆問題的對話。
結果BBC的人就和弗爾切克說的一樣，信口開河，一旦你說的不是他們想要的就粗暴打斷你，一個話題不對就轉移話題，毫無素質，說是要討論問題，但他們有一萬種辦法讓你說不完話。
只要你的觀點不表述完，就無法動搖他們對民眾的洗腦。
如果仔細觀察他的思想軌迹的話，就不難發現，弗爾切克對中國的認可和讚賞，不是一開始就有的，而是在事實的驗證中不斷提高的。
從他各個時期的各種著作、訪談、文章中，都不難看出，弗爾切克最認可的國家，其實是古巴，對於整個拉美的革命力量，他的評價也非常之高。
在早年間到中國接受訪談時，他甚至還直接了當地表示，希望中國跟拉美學習，走更純粹的共産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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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他對於“中國模式”還沒有那麽深刻的認識和信心，他認爲中國的模式對中國人適用，但不知道是否具有推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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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他越來越認爲中國的模式是不同於世界上其他國家的。
在西方對中國的輿論包圍中，他勇敢地爲中國辯護。他時常勸告中國媒體：“使用數位，數位在你們的手裏！”
在2013年初弗爾切克的文章中，他諷刺地指出：
伊拉克、阿富汗、巴勒斯坦和利比亞淪爲廢墟，被西方帝國主義鐵蹄踐踏。但西方卻告訴人們，不該害怕他們，而該害怕中國。在西方犯下如此多罪孽的情況下，他們告訴我們，該被遏制的不是西方，而是中國。
2015年，當中國提出並開始在國際上宣揚“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時，作爲一個國際主義者，他徹底站到了中國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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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爾切克心中有一個終極問題，他試圖找到一個答案，一條能夠結束人類苦難、走向光明的道路。
而這個答案，西方給不了。
弗爾切克通過觀察，得出結論：西方人是這個世界上最教條、消息最不靈通和最缺乏批判精神的一個群體；但同時他們卻相信自己是消息最靈通和最自由的人。
西方不渴望瞭解世界，他們的世界是單極的，不會比較不同的觀念、理念和意識形態。
這樣無知、不懂反省的西方，由他們主導的人類未來，是沒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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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要說那些跪拜在西方腳下的邊緣世界了。
而少數獨立自主、對抗西方霸權的國家，諸如古巴、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利比亞、敍利亞、東南亞諸國等，雖然也付出了很大努力進行抗爭，但它們都太小，實力不夠；巴西等拉美大國仍在觀望（也許他當時也沒想到巴西會變成現在這個鬼樣子吧）；俄羅斯也沒有下定決心。
“只有中國”，弗爾切克如今對中國的期望極高：“中國，是一種平衡力量，是世界上惟一有能力，可以平衡和抗衡西方霸權的國家。同時，也是惟一的可能和希望。”
“中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之一，也許沒有之一”。
就像暗夜中唯一的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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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的國家，注定是要被西方針對的。
他說：“中國的快速發展讓西方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成功的社會主義國家是西方最難以接受的。”因此中國也必然會受到西方世界最極致的打壓和攻擊。
所以，他認爲，作爲一個國際主義者，共産主義者，他有責任爲中國說話，保衛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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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事件的時候，他去了現場，努力地勸那些廢青，試圖坐下來和他們講道理，但那些廢青卻對西方在阿富汗、敍利亞和利比亞等地製造的罪行一無所知。
他試圖告訴這些暴徒，美國曾推翻過好幾個拉美國家政權，謀殺了數百萬人，讓整個大陸都陷入血腥之中。
但是毫無疑問，這些暴徒把他當成了瘋子，暴徒認爲“善良”、“民主”、“溫和”的西方國家，不會幹出他嘴裏說的這種事。
黎智英被抓的時候，他發了這樣的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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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最近幾個月，西方國家瘋狂地攻擊咱們新疆的時候，弗爾切克又去了新疆。
7月3日，他在自己的推特上說，西方媒體爲了攻擊中國在製造假新聞，除了他還有認真研究的記者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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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爾切克不斷地大聲疾呼，提醒中國一定要注意西方的敵對行爲。
他認爲中國的確是熱愛和平的善良的國家，但“友好善良的中國面對的，可不是類似中國的國家，而是信奉叢林法則、弱肉強食，奉行雙重標準的霸權國家”，友好相處並不是憑中國單方面的良好意願就能實現的，“一定要讀懂西方的強盜邏輯”，“自強和鬥爭才是解決方案”。
比如說，中國越是倡導“和諧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西方對中國的敵意越不會好轉，這不是因爲西方不明白中國的好，而是中國這種模式的推廣，團結了世界廣大被壓迫的人民，讓他們不再輕易地被西方收割，那就是斷了西方的財路，人家怎會善罷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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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中國在外交中提出的“合作雙贏”，似乎從任何角度都是好的事情，無可指摘，但爲什麽美國爲首的西方不認呢？
弗爾切克覺得這道理很簡單，因爲西方只想“單贏”，跟你“雙贏”那不是還要被你分走一半，那不就虧了？所以哪怕你要“雙贏”，西方也會認爲你是要從它口裏奪食，不弄死你弄誰？
所以他提醒中國，面對只想“單贏”的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中國要面對對方設置的各種陷阱，而處於危險的情境之中，務必警醒。“中國別無選擇，只有認清西方，自強不息，鬥爭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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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弗爾切克的一生，都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共産主義者，一直在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法西斯主義，爲了全人類的解放事業而鬥爭。
就在他遇害前4個月，弗爾切克表明了自己爲什麽是一個“永不停歇”的工作狂，他說出了一段非常保爾·柯察金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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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己沒有在爲人類的進步事業而奮鬥，他將因碌碌無爲而羞恥，無法面對自己。
在被問道這樣揭露事實會不會有生命危險時，他說，他想要活到90歲，但他不會爲了能夠苟活到壽終正寢而丟掉原則，即便是面對死亡的威脅，他也不會閉嘴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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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共産主義者，所以我不害怕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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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不幸一語成讖。
到目前爲止，他離奇的死亡還沒有被調查清楚，但弗爾切克生前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一定會激勵不少人，繼續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正如聞一多先生在他最具代表性的演講中所說的那樣：
正義，是殺不完的，因爲真理，永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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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爾切克今年5月的專訪視頻評論區，部分港人的留言對得起他生前的努力
大量圖片請看原文出處(我還沒學會貼圖)：
https://bit.ly/3kWFqOQ
陳真
2020. 0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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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扒下西方底褲的美國記者，死了
中國日報網 2020-09-28
（本文原載于“烏鴉校尉”微信公衆號）
https://bit.ly/3kWFqOQ
幾天前，有一個俄裔美國記者安德烈·弗爾切克（Andre Vltchek）在土耳其離奇死亡。
根據土耳其媒體報道，當地時間22日淩晨，現年57歲的弗爾切克與妻子乘坐計程車抵達伊斯坦布爾預定的酒店門前，下車時，妻子就發現弗爾切克已在計程車內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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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屍體已經被送到土耳其法醫機構，雖然檢查結果還沒出，但警方認爲，弗爾切克是“非自然死亡”，死亡原因非常可疑。
有不少人甚至懷疑，弗爾切克的死，和美國CIA有關係。
因爲最近幾個月，在西方媒體瘋狂攻擊中國香港和新疆的政策時，弗爾切克是少有的敢說實話的記者，他直言西方媒體對新疆的攻擊就是有計劃的假新聞。
而且，弗爾切克雖然是一個美國記者，但這麽些年，他一直在猛烈地抨擊美國的所作所爲。
他生前走訪過世界14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認爲，這個世界數十年來的災難，大多數都是西方國家造成的，在西方國家的管理下，這個世界正在變得越來越糟糕。
而中國，是打破這一切的唯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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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爾切克是前蘇聯人，但他年輕，和大多數人一樣，一度對西方媒體構建出來的世界有著盲目的崇拜。
弗爾切克1962年出生於列寧格勒，他的母親是中俄混血，父親則是一名捷克裔科學家。
弗爾切克3歲的時候，全家從列寧格勒移居到捷克一個叫比爾森的工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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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時期，宣揚西方文明的思想在比爾森無處不在，無論是在廣播裏，還是電視節目中，都充斥著大量西方節目和西方媒體的影子。
也就是在那段時間，弗爾切克和不少東歐的孩子一樣，主動或者被動地開始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禮”，收聽VOA，BBC，自由歐洲電臺等一系列西方媒體的宣傳報導，並對這些報導內容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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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時間，弗爾切克被西方這些宣傳機器徹底“洗腦”，對於那些被西方媒體歪曲的各種政治事件，弗爾切克也選擇無條件相信。
比如西方國家對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各種歪曲解讀，以及在蘇聯阿富汗戰爭的報道中對蘇聯的過度醜化，導致弗爾切克在青少年時期一度認爲自己的祖國蘇聯是一個非常邪惡的國家。
正因爲接受西方思想很深，成年之後，弗爾切克就義無反顧移民到了美國，拿到了美國國籍，如願以償成爲了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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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紐約安定下來之後，弗爾切克開始學習拍攝電影，同時利用自己掌握多國語言的技能，偶爾做做口譯兼職賺錢。
但是，弗爾切克很快感覺到，如今他面前這個真實的美國，跟西方媒體所宣揚的形象，簡直大相徑庭。
美國政府並不像媒體宣傳中那樣崇尚和平：因爲在美期間，他親眼見證了美國政府對利比亞發動的慘絕人寰的空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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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社會也並不像他聽到的那樣自由平等和尊重人權：在主要居民爲非裔和西裔的紐約哈林區，毒品、貧困、暴力各種問題層出不窮，但美國政府卻放任他們自生自滅。
一個偶然的機會，弗爾切克結識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一名來自休斯頓的鋼琴家。
弗爾切克這位太太家裏是當地有名的富商，從事石油生意。
因爲這層關係，弗爾切克是近距離地瞭解到了資本世界是如何運作的，這些事實讓他對西方世界的迷信開始動搖。
後來，因爲工作的緣故，他在各大關於蘇聯解體的重要閉門會議上擔任了翻譯。
在這些會議上，弗爾切克親眼見證了蘇聯解體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如何貪婪地對蘇聯進行掠奪的。
當時，蘇聯各大城市的電話交換機，通通被“私有化”，蘇聯引以爲傲的科學考察船被迫賤賣給跨國食品公司，這樣他們就可以在智利和秘魯海岸爲資本家捕撈深水龍蝦。
那些出賣了國家利益的高層一個個變得腦滿腸肥，而那些爲了祖國奉獻了自己一生的工人們，卻晚景淒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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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淋淋的現實讓弗爾切克的世界觀徹底扭轉。
從那時候起，弗爾切克就開始遊歷各國，他走遍了地球的各個角落，遊歷過的國家多達140多個，去仔細探尋這些國家苦難的根源。
因爲他去的地方很多是戰區，處在動亂之中，所以他經常碰到危險，有時候他剛走沒多久，他的夥伴就被恐怖分子殺害了。
在滿世界採訪的過程中，他自己也已經有十多次和死神擦肩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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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走，弗爾切克也一邊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寫成文章，拍成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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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出真知，在走訪了如此多的國家之後，他得出的結論是——地球上唯一的問題根源，就是西方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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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歷過世界各地，熱衷於觀察和記錄人類苦難的導演、攝影師、作家記者，實在是數不勝數。
然而這些內容生産者和他們的受衆之中，很少有人去探索人類苦難的根本原因和解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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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安德烈·弗爾切克一直在認真思考：究竟什麽造成了這些人類的苦難？又該如何結束這些苦難？
比如，弗爾切克製作了一個紀錄片——《盧安達式開局》(Rwanda Gambit)，講述了慘絕人寰的盧安達大屠殺。
這場大屠殺的兇手表面上看是盧安達、烏干達政府及其代理人，但是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西方國家爲了地緣政治和自己的經濟利益的博弈。
在這場持續100天的屠殺中，一貫看熱鬧不嫌事大的西方媒體甚至完全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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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剛果，一些西方的跨國集團爲了獲得他們所需要的一些重要礦產，利用民兵來屠殺當地的人民。
但西方媒體會告訴你：爲了西方的“普世價值”，死這麽多人是值得的，而且我們西方人已經是白蓮花，手上一滴血也沒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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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這些國內各派由西方支援、爲西方利益出賣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給人民帶來無盡戰亂苦難的國家，卻往往被西方認爲是“熱愛和平”、“熱愛自由”的“進步國家”。
這些西方虛假的“和平”區域裏，健康、人均壽命、強姦和犯罪等多項指標，甚至還不如戰爭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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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真正想要獨立自主有尊嚴地發展、企圖掙脫西方霸權統治的國家——古巴、委內瑞拉、玻利維亞、中國、俄羅斯、敍利亞……無一不遭到西方不遺餘力的刁難和制裁，乃至直接的武裝入侵和干涉。
在弗爾切克看來，我們目前所生活的世界，從來都是西方國家所主導的世界，一切事物的中心都爲這些國家的利益服務。
他借用了奧威爾在描述未來的極權社會的時候創造過的一個術語，“非人”——世界被劃分成重要的人和無足輕重的“非人”兩種。
在西方眼裏，自然只有西方人算作“人”，而其他都是被自己統治的“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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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普遍以爲，殖民時代在二戰後，至多到上世紀70年代就已經宣告終結了，但弗爾切克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發現，殖民主義不僅沒有終結，甚至沒有削弱，反而是加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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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3月21日非洲大陸最後一塊殖民地納米比亞宣佈獨立，然而西方殖民主義並沒有就此結束
西方不甘心“丟掉”曾經攥在手裏的世界，在放棄了舊式直接殖民之後，換了一種更聰明的方法殖民，那些被殖民國家背負的包袱，甚至比以往更加複雜和沈重。
“不僅面臨著西方政治經濟軍事的控制，而且還有西方意識形態、精神和文化的控制”。
這就導致直至今日，這個世界的政治結構仍然是“一個西方國家——也就是北美白人、歐洲白人等的國家——美國等西方霸權主義國家統治下的世界，其餘的都是被統治的”。
而西方人自己由於輿論宣傳的影響，也幾乎對自己國家曾在殖民時代犯下的罪孽一無所知，那就更談不上什麽反思了。
在他同世界知名的左翼學者諾姆·喬姆斯基的討論後，他們共同創作了一本《以自由之名》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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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爾切克和喬姆斯基
其中，弗爾切克說，在目睹和分析了世界各地無數殘酷的衝突、侵略和戰爭以後，他確信，幾乎所有的這些都是由西方出於地緣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利益所策劃和煽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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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爾切克做了一個統計，二戰結束之後，大約有5500萬人直接死於西方的殖民主義，數以億計的人則間接遭到屠殺。
但是有關這些殘酷的事件以及那些帝國主義毫無顧忌地殘殺人類的“資訊”，卻稀少和扭曲到了近乎荒誕的地步。
相反，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犯下的過錯，他們卻不斷地在大衆耳邊一遍遍地重復。
正如馬克·吐溫那段經典的話所說的：
“只要我們稍稍回憶和思考一下，就會明白：法國事實上存在兩個恐怖時代。
一個在感情衝動下進行屠殺，一個是冷漠地、蓄意地進行屠殺。一個隻持續了數月，一個則持續了千年以上。一個使千餘人死亡，一個則使一億人喪生。
可是，我們只是對那個小規模的、短暫的恐怖時代感到恐懼。
然而，刀斧在一瞬間帶來的死亡，能夠比得上饑餓、冷酷的侮辱、殘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殺嗎？
閃電在一瞬間帶來的死亡，能夠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殺嗎？
短暫的恐怖時代所填裝的棺材，只要城市裏的一塊墓地就能容納下了，卻有人不斷告訴我們要爲之戰慄和哀鳴。
可是，那自古以來的真正恐怖，那種不可名狀，慘絕人寰的恐怖，其所填裝的棺材，就連整個法蘭西也容納不下啊，卻沒有人告訴我們要看到這種恐怖的巨大規模，要寄予應有的同情。”
越是看得多，弗爾切克就越是覺得，這個世界已經病入膏肓了，我們人類創造了那麽多的財富，世界上卻還有那麽多人連飯都吃不飽，我們人類的科技發展到了如此高的地步，窮人和富人卻看起來越來越像兩個物種。
他認爲，這個世界唯一的希望，只有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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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敢於反抗西方“安排”的國家，西方總是會利用自己強大的輿論機器，極盡抹黑之能事。
而中國作爲被抹黑最嚴重的國家，應該勇敢地起來反擊，這不僅僅是爲了中國自己，也是爲了全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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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美國》裏，在談到言論自由的時候，弗爾切克說：
“在中國、伊朗等國家，未經剪輯和審查的新聞內容其實比我們國家（美國）要多得多，相比我們國家，中國的電視臺和報紙對自己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批評要多得多。
我們無法想象美國廣播公司（ABC）、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或者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在播出的時候會對資本主義或是西方議會制度的基礎提出質疑。”
而且，即使不簡單粗暴地禁止發言，西方國家也有很“機智”的手段讓你說不出反對他們的話。
比如說，當嘉賓被邀請發言的時候，他們會被限制說話的時間，比如要保證說的話可以加到兩段廣告之間，那嘉賓就只能說三個句子。
而三個句子是說不明白什麽問題的，所以導致他們要麽說中國是一個極權國家，迎合觀衆的刻板認知，要麽說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但這句話在西方觀衆眼裏就是扯淡，而三句話又使得嘉賓根本沒時間解釋自己的觀點。
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你要麽跟他們一樣罵中國，要麽你讓自己看上去像是一個滿嘴胡話的瘋子。
弗爾切克還被邀請過去參加BBC的一個叫《世界由你說》欄目，話題是討論“中國應該被尊重嗎？”
BBC邀請了十多個人，但是在這些人發言之前，BBC就把弗爾切克劃分成了“親中國的知識份子”，讓他先聽其他人怎麽罵中國。
等到輪到他時，他們就連線上了弗爾切克，但是是單向的連線，他只能聽不能說，結果就是從頭到尾他一句話也沒說出來，還表現得像是“參與了連線”一樣。
最後他氣憤地說，他們這就好比主題是“英國是否應該被尊重”，但討論卻只限於英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是怎麽殺人的一樣，毫無客觀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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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輿論這些小動作黑技巧，我們中國人自己也深有體會。
前段時間，張維爲教授就和BBC主持人有過一段關於中國香港和新疆問題的對話。
結果BBC的人就和弗爾切克說的一樣，信口開河，一旦你說的不是他們想要的就粗暴打斷你，一個話題不對就轉移話題，毫無素質，說是要討論問題，但他們有一萬種辦法讓你說不完話。
只要你的觀點不表述完，就無法動搖他們對民眾的洗腦。
如果仔細觀察他的思想軌迹的話，就不難發現，弗爾切克對中國的認可和讚賞，不是一開始就有的，而是在事實的驗證中不斷提高的。
從他各個時期的各種著作、訪談、文章中，都不難看出，弗爾切克最認可的國家，其實是古巴，對於整個拉美的革命力量，他的評價也非常之高。
在早年間到中國接受訪談時，他甚至還直接了當地表示，希望中國跟拉美學習，走更純粹的共産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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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他對於“中國模式”還沒有那麽深刻的認識和信心，他認爲中國的模式對中國人適用，但不知道是否具有推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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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他越來越認爲中國的模式是不同於世界上其他國家的。
在西方對中國的輿論包圍中，他勇敢地爲中國辯護。他時常勸告中國媒體：“使用數位，數位在你們的手裏！”
在2013年初弗爾切克的文章中，他諷刺地指出：
伊拉克、阿富汗、巴勒斯坦和利比亞淪爲廢墟，被西方帝國主義鐵蹄踐踏。但西方卻告訴人們，不該害怕他們，而該害怕中國。在西方犯下如此多罪孽的情況下，他們告訴我們，該被遏制的不是西方，而是中國。
2015年，當中國提出並開始在國際上宣揚“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時，作爲一個國際主義者，他徹底站到了中國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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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爾切克心中有一個終極問題，他試圖找到一個答案，一條能夠結束人類苦難、走向光明的道路。
而這個答案，西方給不了。
弗爾切克通過觀察，得出結論：西方人是這個世界上最教條、消息最不靈通和最缺乏批判精神的一個群體；但同時他們卻相信自己是消息最靈通和最自由的人。
西方不渴望瞭解世界，他們的世界是單極的，不會比較不同的觀念、理念和意識形態。
這樣無知、不懂反省的西方，由他們主導的人類未來，是沒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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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要說那些跪拜在西方腳下的邊緣世界了。
而少數獨立自主、對抗西方霸權的國家，諸如古巴、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利比亞、敍利亞、東南亞諸國等，雖然也付出了很大努力進行抗爭，但它們都太小，實力不夠；巴西等拉美大國仍在觀望（也許他當時也沒想到巴西會變成現在這個鬼樣子吧）；俄羅斯也沒有下定決心。
“只有中國”，弗爾切克如今對中國的期望極高：“中國，是一種平衡力量，是世界上惟一有能力，可以平衡和抗衡西方霸權的國家。同時，也是惟一的可能和希望。”
“中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之一，也許沒有之一”。
就像暗夜中唯一的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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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的國家，注定是要被西方針對的。
他說：“中國的快速發展讓西方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成功的社會主義國家是西方最難以接受的。”因此中國也必然會受到西方世界最極致的打壓和攻擊。
所以，他認爲，作爲一個國際主義者，共産主義者，他有責任爲中國說話，保衛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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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事件的時候，他去了現場，努力地勸那些廢青，試圖坐下來和他們講道理，但那些廢青卻對西方在阿富汗、敍利亞和利比亞等地製造的罪行一無所知。
他試圖告訴這些暴徒，美國曾推翻過好幾個拉美國家政權，謀殺了數百萬人，讓整個大陸都陷入血腥之中。
但是毫無疑問，這些暴徒把他當成了瘋子，暴徒認爲“善良”、“民主”、“溫和”的西方國家，不會幹出他嘴裏說的這種事。
黎智英被抓的時候，他發了這樣的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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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最近幾個月，西方國家瘋狂地攻擊咱們新疆的時候，弗爾切克又去了新疆。
7月3日，他在自己的推特上說，西方媒體爲了攻擊中國在製造假新聞，除了他還有認真研究的記者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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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爾切克不斷地大聲疾呼，提醒中國一定要注意西方的敵對行爲。
他認爲中國的確是熱愛和平的善良的國家，但“友好善良的中國面對的，可不是類似中國的國家，而是信奉叢林法則、弱肉強食，奉行雙重標準的霸權國家”，友好相處並不是憑中國單方面的良好意願就能實現的，“一定要讀懂西方的強盜邏輯”，“自強和鬥爭才是解決方案”。
比如說，中國越是倡導“和諧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西方對中國的敵意越不會好轉，這不是因爲西方不明白中國的好，而是中國這種模式的推廣，團結了世界廣大被壓迫的人民，讓他們不再輕易地被西方收割，那就是斷了西方的財路，人家怎會善罷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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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中國在外交中提出的“合作雙贏”，似乎從任何角度都是好的事情，無可指摘，但爲什麽美國爲首的西方不認呢？
弗爾切克覺得這道理很簡單，因爲西方只想“單贏”，跟你“雙贏”那不是還要被你分走一半，那不就虧了？所以哪怕你要“雙贏”，西方也會認爲你是要從它口裏奪食，不弄死你弄誰？
所以他提醒中國，面對只想“單贏”的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中國要面對對方設置的各種陷阱，而處於危險的情境之中，務必警醒。“中國別無選擇，只有認清西方，自強不息，鬥爭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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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弗爾切克的一生，都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共産主義者，一直在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法西斯主義，爲了全人類的解放事業而鬥爭。
就在他遇害前4個月，弗爾切克表明了自己爲什麽是一個“永不停歇”的工作狂，他說出了一段非常保爾·柯察金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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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己沒有在爲人類的進步事業而奮鬥，他將因碌碌無爲而羞恥，無法面對自己。
在被問道這樣揭露事實會不會有生命危險時，他說，他想要活到90歲，但他不會爲了能夠苟活到壽終正寢而丟掉原則，即便是面對死亡的威脅，他也不會閉嘴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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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共産主義者，所以我不害怕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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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不幸一語成讖。
到目前爲止，他離奇的死亡還沒有被調查清楚，但弗爾切克生前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一定會激勵不少人，繼續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正如聞一多先生在他最具代表性的演講中所說的那樣：
正義，是殺不完的，因爲真理，永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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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爾切克今年5月的專訪視頻評論區，部分港人的留言對得起他生前的努力
那個扒下西方底褲的美國記者，死了
（本文原載於“烏鴉校尉”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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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一小段
在《論美國》裡，在談到言論自由的時候，弗爾切克說：
“在中國、伊朗等國家，未經剪輯和審查的新聞內容其實比我們國家（美國）要多得多，相比我們國家，中國的電視台和報紙對自己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批評要多得多。
我們無法想像美國廣播公司（ABC）、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或者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在播出的時候會對資本主義或是西方議會制度的基礎提出質疑。”
而且，即使不簡單粗暴地禁止發言，西方國家也有很“機智”的手段讓你說不出反對他們的話。
比如說，當嘉賓被邀請發言的時候，他們會被限制說話的時間，比如要保證說的話可以加到兩段廣告之間，那嘉賓就只能說三個句子。
而三個句子是說不明白什麼問題的，所以導致他們要么說中國是一個極權國家，迎合觀眾的刻板認知，要么說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但這句話在西方觀眾眼裡就是扯淡，而三句話又使得嘉賓根本沒時間解釋自己的觀點。
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你要么跟他們一樣罵中國，要么你讓自己看上去像是一個滿嘴胡話的瘋子。
弗爾切克還被邀請過去參加BBC的一個叫《世界由你說》欄目，話題是討論“中國應該被尊重嗎？”
BBC邀請了十多個人，但是在這些人發言之前，BBC就把弗爾切克劃分成了“親中國的知識分子”，讓他先聽其他人怎麼罵中國。
等到輪到他時，他們就連線上了弗爾切克，但是是單向的連線，他只能聽不能說，結果就是從頭到尾他一句話也沒說出來，還表現得像是“參與了連線”一樣。
最後他氣憤地說，他們這就好比主題是“英國是否應該被尊重”，但討論卻只限於英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是怎麼殺人的一樣，毫無客觀性可言。
（本文原載於“烏鴉校尉”微信公眾號）
https://bit.ly/3kWFqOQ
摘錄一小段
在《論美國》裡，在談到言論自由的時候，弗爾切克說：
“在中國、伊朗等國家，未經剪輯和審查的新聞內容其實比我們國家（美國）要多得多，相比我們國家，中國的電視台和報紙對自己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批評要多得多。
我們無法想像美國廣播公司（ABC）、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或者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在播出的時候會對資本主義或是西方議會制度的基礎提出質疑。”
而且，即使不簡單粗暴地禁止發言，西方國家也有很“機智”的手段讓你說不出反對他們的話。
比如說，當嘉賓被邀請發言的時候，他們會被限制說話的時間，比如要保證說的話可以加到兩段廣告之間，那嘉賓就只能說三個句子。
而三個句子是說不明白什麼問題的，所以導致他們要么說中國是一個極權國家，迎合觀眾的刻板認知，要么說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但這句話在西方觀眾眼裡就是扯淡，而三句話又使得嘉賓根本沒時間解釋自己的觀點。
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你要么跟他們一樣罵中國，要么你讓自己看上去像是一個滿嘴胡話的瘋子。
弗爾切克還被邀請過去參加BBC的一個叫《世界由你說》欄目，話題是討論“中國應該被尊重嗎？”
BBC邀請了十多個人，但是在這些人發言之前，BBC就把弗爾切克劃分成了“親中國的知識分子”，讓他先聽其他人怎麼罵中國。
等到輪到他時，他們就連線上了弗爾切克，但是是單向的連線，他只能聽不能說，結果就是從頭到尾他一句話也沒說出來，還表現得像是“參與了連線”一樣。
最後他氣憤地說，他們這就好比主題是“英國是否應該被尊重”，但討論卻只限於英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是怎麼殺人的一樣，毫無客觀性可言。
我對美國的黑歷史了解愈來愈多，仍不時會被冰山多露出一角的美軍邪惡行為驚嚇到。最近認識到的是在豬玀灣事件後，美軍計畫要搞事嫁禍古巴，以便有理由正式入侵。計畫名字叫北方森林 (Northwoods)，最後雖沒有施行，但內容陰險狠毒，草菅人命 (見底下的引用)，不知道類似的計畫還有多少。台灣最近在討論兩岸誰開第一槍的問題，沒什麼意義。依美軍作風，早就準備好各種台海版的北方森林的計畫了，兩岸應該要一起防範美國人製造的第一槍。
//
以下摘錄自《一窺美國面紗後的真面孔： Northwood行動文件》
網址：https://read01.com/RMDeaRO.html
在1961年4月15日，美國支持的古巴流亡者進攻古巴失敗後（豬灣事件）在時任參聯會主席李曼•雷姆尼澤 (Lyman Lemnitzer) 上將主持下，美國又擬定了直接派兵入侵古巴的“貓鼬計畫” ( Operation Mongoose )；而其中關鍵的和機密的，作為“貓鼬計畫”的“先導”和“正名”的“北方森林計畫” ( Operation Northwoods )。
由於入侵古巴的“貓鼬計畫”被擱置，當時的美國總統肯尼迪也拒絕了“北方森林計畫”。於是，李曼上將下令銷毀“北方森林計畫”的相關文件，但其中部分文檔被遺忘未及銷毀，一直存放在五角大樓的某個角落。1992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要求與肯尼迪暗殺事件相關的全部500萬頁檔案文件要在25年內全面公開。這份文件因為屬於與肯尼迪有關聯的文件而被公開。
文件的題目是《正當化美國對古巴的軍事干預》。簡單說，就是給美國入侵古巴找一個藉口。文件的目的是，給美國入侵古巴提供足夠的理由，通過一系列的事件，給世界足夠的印象，證明古巴政府是完全輕率不負責任的，是針對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這個計畫最終要讓美國處於一個自衛的，被害者的立場，給全世界一個古巴是西半球和平破壞者的國際形象。
整個計畫的核心是由美軍秘密執行一系列行動，然後嫁禍給古巴政府。這個也並不稀奇，但是計畫中美軍將會採取的行動之陰險無恥，會讓我們大長見識。首先是在關塔那摩基地（美國在古巴佔領的軍事基地，如果類比可以是美國駐華大使館）製造看上去是古巴軍隊干的事件。包括：
• 讓穿著古巴軍隊制服的親美古巴人（古奸）跨越柵欄攻擊基地。
• 讓親美古巴人假裝破壞美軍基地然後被抓獲。
• 組織親美古巴人假裝在基地門口發動暴動。
• 偽裝成古巴人，炸掉基地的彈藥庫，燒燬破壞一家飛機。
• 破壞燒燬港口的船隻。
• 擊沉一艘美艦，然後辦一場葬禮.....
• 把這些事件嫁禍給古巴軍隊後，美國就可以反擊了，摧毀基地附近的古巴軍隊和炮兵陣地.....
• 我們可以在關塔那摩灣炸掉一艘美國船，然後嫁禍給古巴。
更進一步：
• 我們可以在邁阿密，佛羅里達，甚至在華盛頓，製造恐怖主義事件，然後嫁禍給共產主義古巴。
• 恐怖事件可以針對古巴難民。可以炸沉一艘古巴難民船。
• 選擇一些地方，引爆一些塑料炸彈。然後逮捕古巴間諜，給出一些準備好的文件，嫁禍古巴，來證明古巴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政府。
• 在古巴的周邊國家搞事。比如，用美國飛機偽裝成古巴飛機去轟炸古巴的鄰國，然後丟下蘇聯製造的燃燒彈殘骸，以及共產主義傳單，來嫁禍古巴。
• 讓美國飛行員駕駛類似蘇聯的米格戰鬥機，去騷擾民航班機，攻擊船隻，摧毀美國的無人機。建議把美國的F-86重新塗裝後，偽裝了米格飛機，或者直接在美國生產幾架假米格機。
• 偽裝成古巴政府的人，劫持一家民航班機或者民用船隻。
• 偽裝成古巴政府的飛機，攻擊並擊落一家從美國飛往南美國家，途經古巴領空的民航包機。
• 在公海上，美軍飛機偽裝成一架古巴的飛機，然後擊落一架美國空軍的飛機。
在文件的最後寫道，由於在未來9-10個月內，古巴發生內亂的幾乎不可能。美國需要製造一個“古巴的挑釁”來為美國的軍事干預正名。而美國，為了找這個軍事入侵古巴的藉口，完全是不擇手段的。所謂古巴的挑釁，都是美國人自己製造的。
//
以下摘錄自《一窺美國面紗後的真面孔： Northwood行動文件》
網址：https://read01.com/RMDeaRO.html
在1961年4月15日，美國支持的古巴流亡者進攻古巴失敗後（豬灣事件）在時任參聯會主席李曼•雷姆尼澤 (Lyman Lemnitzer) 上將主持下，美國又擬定了直接派兵入侵古巴的“貓鼬計畫” ( Operation Mongoose )；而其中關鍵的和機密的，作為“貓鼬計畫”的“先導”和“正名”的“北方森林計畫” ( Operation Northwoods )。
由於入侵古巴的“貓鼬計畫”被擱置，當時的美國總統肯尼迪也拒絕了“北方森林計畫”。於是，李曼上將下令銷毀“北方森林計畫”的相關文件，但其中部分文檔被遺忘未及銷毀，一直存放在五角大樓的某個角落。1992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要求與肯尼迪暗殺事件相關的全部500萬頁檔案文件要在25年內全面公開。這份文件因為屬於與肯尼迪有關聯的文件而被公開。
文件的題目是《正當化美國對古巴的軍事干預》。簡單說，就是給美國入侵古巴找一個藉口。文件的目的是，給美國入侵古巴提供足夠的理由，通過一系列的事件，給世界足夠的印象，證明古巴政府是完全輕率不負責任的，是針對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這個計畫最終要讓美國處於一個自衛的，被害者的立場，給全世界一個古巴是西半球和平破壞者的國際形象。
整個計畫的核心是由美軍秘密執行一系列行動，然後嫁禍給古巴政府。這個也並不稀奇，但是計畫中美軍將會採取的行動之陰險無恥，會讓我們大長見識。首先是在關塔那摩基地（美國在古巴佔領的軍事基地，如果類比可以是美國駐華大使館）製造看上去是古巴軍隊干的事件。包括：
• 讓穿著古巴軍隊制服的親美古巴人（古奸）跨越柵欄攻擊基地。
• 讓親美古巴人假裝破壞美軍基地然後被抓獲。
• 組織親美古巴人假裝在基地門口發動暴動。
• 偽裝成古巴人，炸掉基地的彈藥庫，燒燬破壞一家飛機。
• 破壞燒燬港口的船隻。
• 擊沉一艘美艦，然後辦一場葬禮.....
• 把這些事件嫁禍給古巴軍隊後，美國就可以反擊了，摧毀基地附近的古巴軍隊和炮兵陣地.....
• 我們可以在關塔那摩灣炸掉一艘美國船，然後嫁禍給古巴。
更進一步：
• 我們可以在邁阿密，佛羅里達，甚至在華盛頓，製造恐怖主義事件，然後嫁禍給共產主義古巴。
• 恐怖事件可以針對古巴難民。可以炸沉一艘古巴難民船。
• 選擇一些地方，引爆一些塑料炸彈。然後逮捕古巴間諜，給出一些準備好的文件，嫁禍古巴，來證明古巴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政府。
• 在古巴的周邊國家搞事。比如，用美國飛機偽裝成古巴飛機去轟炸古巴的鄰國，然後丟下蘇聯製造的燃燒彈殘骸，以及共產主義傳單，來嫁禍古巴。
• 讓美國飛行員駕駛類似蘇聯的米格戰鬥機，去騷擾民航班機，攻擊船隻，摧毀美國的無人機。建議把美國的F-86重新塗裝後，偽裝了米格飛機，或者直接在美國生產幾架假米格機。
• 偽裝成古巴政府的人，劫持一家民航班機或者民用船隻。
• 偽裝成古巴政府的飛機，攻擊並擊落一家從美國飛往南美國家，途經古巴領空的民航包機。
• 在公海上，美軍飛機偽裝成一架古巴的飛機，然後擊落一架美國空軍的飛機。
在文件的最後寫道，由於在未來9-10個月內，古巴發生內亂的幾乎不可能。美國需要製造一個“古巴的挑釁”來為美國的軍事干預正名。而美國，為了找這個軍事入侵古巴的藉口，完全是不擇手段的。所謂古巴的挑釁，都是美國人自己製造的。
台灣政壇三種人
陳真
2020. 09. 28.
國民黨這個沒出息的爛黨我都懶得批評了，建議直接就地解散。
底下這位林什麼洲的，就是前一陣子說韓流應該趕緊退散的那一位黨國奇葩。
沒有韓流，國民黨還剩幾張票呢？
這位林什麼洲的，就跟屎袋力量那位貪汙的黨主席一樣，當黨沒有提名他選新竹縣長時，竟然痛哭流涕。真不可思議。一個人得沒出息到什麼程度才會這麼窩囊，沒提名就要哭，又不是三歲小孩。
林什麼洲的現在是國民黨的立法院黨團總召。昨天，奇葩黨又發出奇葩言論，說下週整個黨將提案， "要求蔡政府" 儘快恢復台美建交及美軍駐台，說這樣將可以兩岸 "避戰"。
我無言了，有一種很想咬舌自盡的衝動。
台灣從政者，基本上就三種人，不是這種，就是那種，抑或兩者兼具。一是腦殘(林奇葩屬之)，一是人渣，一是腦殘人渣(很多民進黨政二代屬於這一類)。
==========
兩岸局勢日益緊張 國民黨擬提案促成台美復交、美軍協防
今日新聞NOWnews
記者丁上程/台北報導
2020年9月27日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下週將提出公決案，要求蔡政府應全力避戰，順應當前蔡政府親美抗中策略，要求蔡政府應盡快促成台美復交與美軍協防台海安全。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林為洲表示，兩岸關係在民進黨主政後日益惡化，而蔡政府在刻意與美方靠攏的情況下，更是讓兩岸關係可能走向開戰邊緣。「蔡政府對於兩岸關係惡化、共機繞台頻頻等問題拿不出辦法，要與對岸示好。」林為洲說，「一路操作反中、仇中下臉拉不下來，就算姿態擺低，但又與對岸沒有互信基礎，也不會被相信真有誠意；但要向對岸示威，蔡政府又不敢」。
林為洲強調，現階段台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避戰」。「既然民進黨政府無法接受透過交流手法讓對岸降低敵意，那新戰略就是請美國來駐防。」林為洲說，「既然蔡英文政府稱當前台美關係是有史以來最好，那只要說服美國用實質行動挺台，這樣就能避戰。」
林為洲表示，蔡政府要在美中之間選邊，那就選的徹底一點，要拿出實質績效，第一要促成台美復交，第二要讓台美互動回到過去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時期，美軍應派出航母艦隊到台海協防。
陳真
2020. 09. 28.
國民黨這個沒出息的爛黨我都懶得批評了，建議直接就地解散。
底下這位林什麼洲的，就是前一陣子說韓流應該趕緊退散的那一位黨國奇葩。
沒有韓流，國民黨還剩幾張票呢？
這位林什麼洲的，就跟屎袋力量那位貪汙的黨主席一樣，當黨沒有提名他選新竹縣長時，竟然痛哭流涕。真不可思議。一個人得沒出息到什麼程度才會這麼窩囊，沒提名就要哭，又不是三歲小孩。
林什麼洲的現在是國民黨的立法院黨團總召。昨天，奇葩黨又發出奇葩言論，說下週整個黨將提案， "要求蔡政府" 儘快恢復台美建交及美軍駐台，說這樣將可以兩岸 "避戰"。
我無言了，有一種很想咬舌自盡的衝動。
台灣從政者，基本上就三種人，不是這種，就是那種，抑或兩者兼具。一是腦殘(林奇葩屬之)，一是人渣，一是腦殘人渣(很多民進黨政二代屬於這一類)。
==========
兩岸局勢日益緊張 國民黨擬提案促成台美復交、美軍協防
今日新聞NOWnews
記者丁上程/台北報導
2020年9月27日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下週將提出公決案，要求蔡政府應全力避戰，順應當前蔡政府親美抗中策略，要求蔡政府應盡快促成台美復交與美軍協防台海安全。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林為洲表示，兩岸關係在民進黨主政後日益惡化，而蔡政府在刻意與美方靠攏的情況下，更是讓兩岸關係可能走向開戰邊緣。「蔡政府對於兩岸關係惡化、共機繞台頻頻等問題拿不出辦法，要與對岸示好。」林為洲說，「一路操作反中、仇中下臉拉不下來，就算姿態擺低，但又與對岸沒有互信基礎，也不會被相信真有誠意；但要向對岸示威，蔡政府又不敢」。
林為洲強調，現階段台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避戰」。「既然民進黨政府無法接受透過交流手法讓對岸降低敵意，那新戰略就是請美國來駐防。」林為洲說，「既然蔡英文政府稱當前台美關係是有史以來最好，那只要說服美國用實質行動挺台，這樣就能避戰。」
林為洲表示，蔡政府要在美中之間選邊，那就選的徹底一點，要拿出實質績效，第一要促成台美復交，第二要讓台美互動回到過去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時期，美軍應派出航母艦隊到台海協防。
學姊問我誰是小鬼？為何一連幾星期全是他 (或她?) 的新聞？我也不知道，從未聽聞此人，看到標題就自動跳過，因為我個人絕不花一秒鐘在那些對我沒有任何意義的事情上。
就算教宗駕崩，也不用24小時疲勞轟炸，一連兩星期吧？
就算教宗駕崩，也不用24小時疲勞轟炸，一連兩星期吧？
纪录片: 金银潭实拍80天(2020)/bilibili出品 (中英文字幕)
https://youtu.be/7wLrXrW_aog
疫情来袭，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从一个武汉人都觉陌生的名字，一夜之间成为抗疫救治最前线的代名词。自2月起开始为期80天深入红区（ICU）拍摄的大小故事，探秘身处水深火热的“潭”中人的笑与泪、痛与欣，映照金银潭医院由默默无闻到家喻户晓的砥砺与承担。五位病患，是平凡的国人，亦是不凡的国人，他们缩影了疫情中的千门万户，透照了纷繁复杂背后的人性纯真，以落点的真实细腻，传人心的破空之声。
https://youtu.be/7wLrXrW_aog
疫情来袭，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从一个武汉人都觉陌生的名字，一夜之间成为抗疫救治最前线的代名词。自2月起开始为期80天深入红区（ICU）拍摄的大小故事，探秘身处水深火热的“潭”中人的笑与泪、痛与欣，映照金银潭医院由默默无闻到家喻户晓的砥砺与承担。五位病患，是平凡的国人，亦是不凡的国人，他们缩影了疫情中的千门万户，透照了纷繁复杂背后的人性纯真，以落点的真实细腻，传人心的破空之声。
「我們都是中國人」
陳真2020. 09. 26.
也許有人會說，苦苓在黨外時期就有幫黨外雜誌寫稿啊。這是事實沒錯，問題是，他是偷偷摸摸地寫，神不知鬼不覺，化名什麼「托斯基」，寫些不痛不癢的酸言酸語及搞笑文字。
黨外很多這種人，很窩囊；這也怕，那也怕，無所不怕，保護自己保護得滴水不漏，膽子很小，卻又很喜歡偷偷摸摸匿名罵國民黨，罵些不痛不癢、絕不會出事的東西，絕不會去碰觸禁忌議題，更不用說公開發言了。他們總是只會講些無甚意義、絕不會招來禍患的小事。即便發言內容絕對安全，依然保護自己保護得非常周密。
事實上，外界根本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你能說這樣一些神不知鬼不覺的幽靈寫手是黨外人士嗎？
我很厭惡這種人。為什麼呢？因為，你可以無知，可以腦殘，但是，當你知道是非善惡時，你卻又化身兩面人：白天忠黨愛國，形象溫馨，思想正確。可是，一旦太陽下山，來到四下無人處，便又是另一種嘴臉，而且，照樣還是躲躲閃閃。
這年頭，幾乎每個中年以上的人，特別是學界醫界和文化界的人，更是如此，每個人都說自己當年黨外時就如何如何反國民黨，其實全是鬼扯蛋。黨外圈子裏頭，真的敢講話，而且不是為了搞選舉騙選票的，就那幾個人，一雙巴掌就能數完。
黨外時，整個醫界、學界和文化界，你幾乎找不到一個同志。當然，四下無人時，極少數人會對你說點真心話，對黨外略表認同，但你若要他公開具名站出來反國民黨，他馬上就會嚇死了。
而且，黨外時，哪有幾個台獨？幾根手指頭就能數得出來。至少在1988或1989 年之前，每次當國民黨指控民進黨有台獨傾向時，民進黨總是會說「請不要用台獨來污衊我們」。
我想說的是，黨外人士當年說起話來，通常就是「我們中國人」如何如何。「中國人」在黨外時根本就不是一個污名，而是每個人很自然的一種自我稱呼。這年頭卻歪曲歷史，把「中國人」污名化之餘，甚至講得好像「仇中反華」由來已久。但這根本不是事實。
不信你去翻翻當時的黨外人士著作，哪一個不是說要「當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哪一個沒說過「我們都是中國人」？包括林義雄、陳永興等等最獨的人都一樣，甚至還會說「我們要救中國」、「恢復中國人的精神氣節」、「再造新中國」之類。根本沒有人會覺得這樣講有什麼不對。呂秀蓮還說「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魂」(請自行搜尋巴勒網)。每個黨外人士都是中國中國中國個不停，事事皆以復興中國為念。
黨外群眾演講聚會，動輒成千上萬人，演講場合外圍總是有各種攤位，專門賣一些禁書，大多是中國大陸文人的書，以中國為標榜，以中國為榜樣。
開始把「中國」或「中國人」給醜化、妖魔化，那是李登輝在1995-1996年之後才開始推動，展開仇中反華的政治洗腦工程。
1987年4月，鄭南榕開始第一個喊出台獨，而我立即在高醫校園聚眾宣布我也是台獨。1989年，我和鄭南榕一前一後因為主張台獨被以叛亂罪論處。台獨從1987年到大約1992年左右，被國民黨打壓了四、五年。
最後一個台獨案，應該就是1991年的獨台會案 (獨立臺灣會，Taiwan Independence Association）。獨台會是史明於六零年代在日本所創。1991年，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他說，加入獨台會就是叛亂。於是，當天我就和江蓋世等人宣布一起加入獨台會，媒體曾以頭條報導此事。我還馬上寫了封限時掛號信給郝柏村，信裏說我加入獨台會，我又再度叛亂了，表明我願意為我的行為付出代價。
我想說的是：在那前後大約四、五年、最為慘烈的打壓台獨期間，「中國人」依舊是黨外圈內或民進黨裏頭一種很普遍的自然稱呼，「我們中國人」完全就是很自然的一種表達。
一直到黑金老賊李登輝真正牢牢掌權之後，也就是大約1995或1996年，才開始透過媒體與修改教材，把「中國」和「中國人」給刻意污名化、醜化、骯髒化、妖魔化，把它變成一種「敵人」的概念，開始炒作省籍對立與仇恨；誰敢說自己是中國人，誰就是不愛台灣，誰就是台灣人的公敵。
民進黨更是樂於炒作這一套仇中反華的政治操弄。為什麼呢？民進黨內當時有一套很主流的說法是：笨蛋也知道在台灣，本省人佔絕大多數，而且佔比會越來越高，因為外省人會逐漸老去、死去，而台灣人會越生越多。因此，只要炒作仇中反華，本省人(或台灣人) 的票就全是我們的了。
一開始是畫分本省外省，但是，不管是本省外省，「我們都還是中國人」。慢慢地，連「本省」也不允許講了，因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省，誰說自己是本省人，往往就會被糾正或被群眾辱罵；慢慢地就變成我們不是中國人，也不是本省人，而是台灣人，而台灣人和中國人是勢不兩立、有血海深仇似的。
但是，事實上，仇中反華根本從來不曾存在黨外裏頭。我再說一遍，仇中反華根本從來不曾存在黨外裏頭。黨外時，我們全都是中國人。
苦苓這些人之所以可恥是因為，在整個黨外運動中，他們根本不是一個真正的黨外人士，更不用說什麼勇敢反抗了。台獨運動，更是跟他們根本八竿子打不著一點邊，如今卻變成台獨急先鋒，不准別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但他 (們) 過去就是那種動不動就很喜歡把「我們中國人」掛在嘴上、標榜大中國之愛的人。
過去不准別人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現在綠色當道了，卻不准別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他媽的這不會太無恥嗎？
陳真2020. 09. 26.
也許有人會說，苦苓在黨外時期就有幫黨外雜誌寫稿啊。這是事實沒錯，問題是，他是偷偷摸摸地寫，神不知鬼不覺，化名什麼「托斯基」，寫些不痛不癢的酸言酸語及搞笑文字。
黨外很多這種人，很窩囊；這也怕，那也怕，無所不怕，保護自己保護得滴水不漏，膽子很小，卻又很喜歡偷偷摸摸匿名罵國民黨，罵些不痛不癢、絕不會出事的東西，絕不會去碰觸禁忌議題，更不用說公開發言了。他們總是只會講些無甚意義、絕不會招來禍患的小事。即便發言內容絕對安全，依然保護自己保護得非常周密。
事實上，外界根本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你能說這樣一些神不知鬼不覺的幽靈寫手是黨外人士嗎？
我很厭惡這種人。為什麼呢？因為，你可以無知，可以腦殘，但是，當你知道是非善惡時，你卻又化身兩面人：白天忠黨愛國，形象溫馨，思想正確。可是，一旦太陽下山，來到四下無人處，便又是另一種嘴臉，而且，照樣還是躲躲閃閃。
這年頭，幾乎每個中年以上的人，特別是學界醫界和文化界的人，更是如此，每個人都說自己當年黨外時就如何如何反國民黨，其實全是鬼扯蛋。黨外圈子裏頭，真的敢講話，而且不是為了搞選舉騙選票的，就那幾個人，一雙巴掌就能數完。
黨外時，整個醫界、學界和文化界，你幾乎找不到一個同志。當然，四下無人時，極少數人會對你說點真心話，對黨外略表認同，但你若要他公開具名站出來反國民黨，他馬上就會嚇死了。
而且，黨外時，哪有幾個台獨？幾根手指頭就能數得出來。至少在1988或1989 年之前，每次當國民黨指控民進黨有台獨傾向時，民進黨總是會說「請不要用台獨來污衊我們」。
我想說的是，黨外人士當年說起話來，通常就是「我們中國人」如何如何。「中國人」在黨外時根本就不是一個污名，而是每個人很自然的一種自我稱呼。這年頭卻歪曲歷史，把「中國人」污名化之餘，甚至講得好像「仇中反華」由來已久。但這根本不是事實。
不信你去翻翻當時的黨外人士著作，哪一個不是說要「當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哪一個沒說過「我們都是中國人」？包括林義雄、陳永興等等最獨的人都一樣，甚至還會說「我們要救中國」、「恢復中國人的精神氣節」、「再造新中國」之類。根本沒有人會覺得這樣講有什麼不對。呂秀蓮還說「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魂」(請自行搜尋巴勒網)。每個黨外人士都是中國中國中國個不停，事事皆以復興中國為念。
黨外群眾演講聚會，動輒成千上萬人，演講場合外圍總是有各種攤位，專門賣一些禁書，大多是中國大陸文人的書，以中國為標榜，以中國為榜樣。
開始把「中國」或「中國人」給醜化、妖魔化，那是李登輝在1995-1996年之後才開始推動，展開仇中反華的政治洗腦工程。
1987年4月，鄭南榕開始第一個喊出台獨，而我立即在高醫校園聚眾宣布我也是台獨。1989年，我和鄭南榕一前一後因為主張台獨被以叛亂罪論處。台獨從1987年到大約1992年左右，被國民黨打壓了四、五年。
最後一個台獨案，應該就是1991年的獨台會案 (獨立臺灣會，Taiwan Independence Association）。獨台會是史明於六零年代在日本所創。1991年，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他說，加入獨台會就是叛亂。於是，當天我就和江蓋世等人宣布一起加入獨台會，媒體曾以頭條報導此事。我還馬上寫了封限時掛號信給郝柏村，信裏說我加入獨台會，我又再度叛亂了，表明我願意為我的行為付出代價。
我想說的是：在那前後大約四、五年、最為慘烈的打壓台獨期間，「中國人」依舊是黨外圈內或民進黨裏頭一種很普遍的自然稱呼，「我們中國人」完全就是很自然的一種表達。
一直到黑金老賊李登輝真正牢牢掌權之後，也就是大約1995或1996年，才開始透過媒體與修改教材，把「中國」和「中國人」給刻意污名化、醜化、骯髒化、妖魔化，把它變成一種「敵人」的概念，開始炒作省籍對立與仇恨；誰敢說自己是中國人，誰就是不愛台灣，誰就是台灣人的公敵。
民進黨更是樂於炒作這一套仇中反華的政治操弄。為什麼呢？民進黨內當時有一套很主流的說法是：笨蛋也知道在台灣，本省人佔絕大多數，而且佔比會越來越高，因為外省人會逐漸老去、死去，而台灣人會越生越多。因此，只要炒作仇中反華，本省人(或台灣人) 的票就全是我們的了。
一開始是畫分本省外省，但是，不管是本省外省，「我們都還是中國人」。慢慢地，連「本省」也不允許講了，因為台灣不是中國的一省，誰說自己是本省人，往往就會被糾正或被群眾辱罵；慢慢地就變成我們不是中國人，也不是本省人，而是台灣人，而台灣人和中國人是勢不兩立、有血海深仇似的。
但是，事實上，仇中反華根本從來不曾存在黨外裏頭。我再說一遍，仇中反華根本從來不曾存在黨外裏頭。黨外時，我們全都是中國人。
苦苓這些人之所以可恥是因為，在整個黨外運動中，他們根本不是一個真正的黨外人士，更不用說什麼勇敢反抗了。台獨運動，更是跟他們根本八竿子打不著一點邊，如今卻變成台獨急先鋒，不准別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但他 (們) 過去就是那種動不動就很喜歡把「我們中國人」掛在嘴上、標榜大中國之愛的人。
過去不准別人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現在綠色當道了，卻不准別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他媽的這不會太無恥嗎？
考題：苦苓是哪一國人？
陳真2020. 09. 25.
考你一道填充題，苦苓是哪一國人？正確答案是：看情況。哪邊主流，哪邊有利可圖，他就是哪一國人。
蔣家年代，苦苓當然會大聲說他是中國人，而且不允許別人說自己不是中國人。苦苓不但是中國人，而且他還大力反台獨呢！1985年時，他說台獨只是一群「以復仇為樂」的人，他要我們時時刻刻都不應忘記我們是中國人！
時間來到21世紀，綠色氣燄高張，喊台獨有利可圖時，苦苓居然搖身一變，變成一個台獨急先鋒，仇視中國人。昨天還跳出來說，一旦兩岸有戰事，應該「先把自稱是中國人的人抓起來看管」。實在有夠無恥。
舉個例，我手上有本苦苓寫的書，叫做《老師，有問題》，出版於1986年11月。我隨便翻就馬上翻到好幾頁，「中國人」、「中國人」、「中國人」地喊個不停。比方說，該書第155頁，苦苓評論吳祥輝寫的《拒絕聯考的小子》，文章開頭第一句話就寫著：「考試，一直是中國人生活中的大事」。很會扯吧，哪個社會沒考試，這樣也能扯到「我們都是中國人」。
還有，第159頁，評論《楊喚詩集》時，同樣又是文章一開頭就寫著：「做為一個中國人而不讀詩，是一件很遺憾的事。」真是我的天啊，怎麼動不動就用「我們都是中國人」來開頭？只要是人，都能讀詩，連這樣也能扯上「我們都是中國人」。
好吧，再翻個兩頁，請看第169頁，標題是「如何抵抗麥當勞？」苦苓寫道：「當美國人在台灣開設第一家麥當勞時，心裏七上八下，不知道中國人吃不吃這一套？沒想到，中國人不但吃，而且吃得很兇。」你看，夠愛中國吧！連吃不吃麥當勞也能扯上「我們都是中國人」。
這樣還沒完哦，請翻到下一頁，第170頁，苦苓繼續寫說他反對吃「美國人的麥當勞」，為什麼呢？苦苓說：因為，「你更應該愛中國！雖然你不能為中國做什麼，但至少可以想一想，(中國人的) 牛肉麵真的不如 (美國人的) 漢堡嗎？(中國人的) 楊桃湯真的比 (美國人的) 可口可樂難喝嗎？中國菜真的一無可取到你非要去吃麥當勞嗎？」
最後，苦苓的文章結語是，呼籲大家要「做一個有志氣、有信心的中國青少年，何不就從抵抗麥當勞、肯塔基、甜甜圈、三一冰淇淋....開始。」
很離譜吧，連吃東西都要呼籲大家隨時必須牢記「我們都是中國人」，叫大家要透過吃中國食物來愛國，反對吃洋人食物。愛中國真是愛到有點變態。如今卻搖身一變，不准別人說自己是中國人，否則就要抓起來。真是有夠無恥。
至於台獨，黃智賢罵苦苓是「台獨腦殘」，這是不對的，苦苓精明得跟什麼一樣，見風轉舵，轉得比誰都快，他怎麼會是腦殘？
苦苓更不是台獨。或者應該說，他也許白天是台獨，晚上就不台也不獨了；在甲地是台獨，來到乙地就說不準了。總之是，究竟他是獨或統，全都得「看狀況」而定。哪邊人多勢眾，哪邊有利可圖，他就會氣燄高張地往哪邊高聲吶喊表忠貞。
我從上個世紀末大約1998年，由台獨變成統派。我對人渣黨只有一個恨字。但我至今從不反台獨，我不會去反對一種政治主張。我反對的是冒牌台獨，也就是美國操弄下的假台獨真走狗。我對那些真正的台獨人士，例如史明、林義雄及黃紀男等等等，始終充滿敬意。
我更加不屑的是假台獨真走狗的人渣們無所不用其極的貪婪卑鄙手段。
總之，用「台獨」來罵人是不對的。台獨照樣有英雄好漢！問題是，目前市面上這些所謂「台獨」，99.999%是冒牌貨，全屬苦苓之流。信不信哪天兩岸統一了，他們喊祖國萬歲肯定喊得比誰都大聲；搖身一變，再度成為反獨大將。
陳真2020. 09. 25.
考你一道填充題，苦苓是哪一國人？正確答案是：看情況。哪邊主流，哪邊有利可圖，他就是哪一國人。
蔣家年代，苦苓當然會大聲說他是中國人，而且不允許別人說自己不是中國人。苦苓不但是中國人，而且他還大力反台獨呢！1985年時，他說台獨只是一群「以復仇為樂」的人，他要我們時時刻刻都不應忘記我們是中國人！
時間來到21世紀，綠色氣燄高張，喊台獨有利可圖時，苦苓居然搖身一變，變成一個台獨急先鋒，仇視中國人。昨天還跳出來說，一旦兩岸有戰事，應該「先把自稱是中國人的人抓起來看管」。實在有夠無恥。
舉個例，我手上有本苦苓寫的書，叫做《老師，有問題》，出版於1986年11月。我隨便翻就馬上翻到好幾頁，「中國人」、「中國人」、「中國人」地喊個不停。比方說，該書第155頁，苦苓評論吳祥輝寫的《拒絕聯考的小子》，文章開頭第一句話就寫著：「考試，一直是中國人生活中的大事」。很會扯吧，哪個社會沒考試，這樣也能扯到「我們都是中國人」。
還有，第159頁，評論《楊喚詩集》時，同樣又是文章一開頭就寫著：「做為一個中國人而不讀詩，是一件很遺憾的事。」真是我的天啊，怎麼動不動就用「我們都是中國人」來開頭？只要是人，都能讀詩，連這樣也能扯上「我們都是中國人」。
好吧，再翻個兩頁，請看第169頁，標題是「如何抵抗麥當勞？」苦苓寫道：「當美國人在台灣開設第一家麥當勞時，心裏七上八下，不知道中國人吃不吃這一套？沒想到，中國人不但吃，而且吃得很兇。」你看，夠愛中國吧！連吃不吃麥當勞也能扯上「我們都是中國人」。
這樣還沒完哦，請翻到下一頁，第170頁，苦苓繼續寫說他反對吃「美國人的麥當勞」，為什麼呢？苦苓說：因為，「你更應該愛中國！雖然你不能為中國做什麼，但至少可以想一想，(中國人的) 牛肉麵真的不如 (美國人的) 漢堡嗎？(中國人的) 楊桃湯真的比 (美國人的) 可口可樂難喝嗎？中國菜真的一無可取到你非要去吃麥當勞嗎？」
最後，苦苓的文章結語是，呼籲大家要「做一個有志氣、有信心的中國青少年，何不就從抵抗麥當勞、肯塔基、甜甜圈、三一冰淇淋....開始。」
很離譜吧，連吃東西都要呼籲大家隨時必須牢記「我們都是中國人」，叫大家要透過吃中國食物來愛國，反對吃洋人食物。愛中國真是愛到有點變態。如今卻搖身一變，不准別人說自己是中國人，否則就要抓起來。真是有夠無恥。
至於台獨，黃智賢罵苦苓是「台獨腦殘」，這是不對的，苦苓精明得跟什麼一樣，見風轉舵，轉得比誰都快，他怎麼會是腦殘？
苦苓更不是台獨。或者應該說，他也許白天是台獨，晚上就不台也不獨了；在甲地是台獨，來到乙地就說不準了。總之是，究竟他是獨或統，全都得「看狀況」而定。哪邊人多勢眾，哪邊有利可圖，他就會氣燄高張地往哪邊高聲吶喊表忠貞。
我從上個世紀末大約1998年，由台獨變成統派。我對人渣黨只有一個恨字。但我至今從不反台獨，我不會去反對一種政治主張。我反對的是冒牌台獨，也就是美國操弄下的假台獨真走狗。我對那些真正的台獨人士，例如史明、林義雄及黃紀男等等等，始終充滿敬意。
我更加不屑的是假台獨真走狗的人渣們無所不用其極的貪婪卑鄙手段。
總之，用「台獨」來罵人是不對的。台獨照樣有英雄好漢！問題是，目前市面上這些所謂「台獨」，99.999%是冒牌貨，全屬苦苓之流。信不信哪天兩岸統一了，他們喊祖國萬歲肯定喊得比誰都大聲；搖身一變，再度成為反獨大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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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兩岸爆發戰爭.....
陳真
2020. 09. 25.
維佳，
我常設想，想像下一秒鐘突然戰爭爆發了，我該怎麼辦？我想了很多保護家人的安全之道，但我估計，想歸想，當真實情況發生時，我們其實也只能愣在當下，然後趕緊集合家人，或是就地尋找避難所，例如堅固牆角或空曠地，遠離軍事目標，並隨手帶點乾糧、飲水和現金及簡單藥物與衣物等，同時想辦法及時接收資訊，掌握動態。
接著呢，看狀況而定，該上班上班，該上學上學，能幫助他人時就盡量幫，能救人時就盡量救；保持心境平和，不要被煽動，同時也要避免被自己人所傷害，因為戰亂期間一旦時間拉長，往往盜賊四起，平時斯文有禮，戰時變禽獸歹徒，偷搶拐騙姦殺擄掠會比平常多得多。
對於戰爭，我長期以來略有研究。許多時候，戰亂死難者並非死於戰火，而是死於治安的迅速敗壞及公衛與醫療體系的瓦解或崩盤。
你看，伊拉克被美國侵略佔領之後，治安崩盤，司法瓦解，甚至出現一種買凶殺人的職業。人們身上掛著牌子在街上兜售："朋友！你想殺誰嗎？你有仇家嗎？我來幫你殺，你给我錢。" 反正這時候姦殺擄掠都沒人管了，銀行金庫劫掠一空，商家一概遭殃。
你看，美軍入侵伊拉克初期，比故宮還更珍貴的伊拉克博物館，大家衝進去搶寶物，搶到就是你的，黑市幫你賣到國外。不同教派或不同政治派系之間互相殘殺械鬥。布希看了很開心，他說：這就是自由的空氣！享受自由的代價！
我沒瞎說，當具有人類文明重要價值的伊拉克博物館被各方暴民包括美軍劫掠一空時，許多國際組織發出緊急聲明，希望美國應該依照國際法，負起侵略者或佔領者應有的基本義務，照顧好當地人民的基本生活與秩序。布希當時就是這麼回應的，他笑咪咪地說，"這沒什麼，這只是享受自由的代價"。
美國刻意操作兩岸衝突，如果戰爭無法避免，那麼，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戰爭的時程；拖越久，傷害越大。一旦形成內戰或都市巷戰，那就是人間煉獄。美國很顯然希望兩岸一旦衝突，就是能夠朝著這樣一種內戰方向發展。
最近，美國逐漸公開表露這樣一種企圖，明言台灣不可能戰勝，但是台灣可以藉由己身的高密度高強度武器部署，以及源源不絕的軍火支援(台灣人被迫得自己掏腰包跟美國買)，提高對岸人民的傷亡，拉長戰爭時程，最大化死傷程度，以重創中國大陸。至於代價呢？代價是美國賺取億萬元軍火錢，而台灣與對岸將屍橫遍野，兩敗俱傷。
馬英九是個很溫和的人，講溫和比較好聽，其實很懦弱，是個斯文人，怯於對抗。但是，你看他最近一系列打開天窗說亮話的強烈發言，你就能知道，就算是個懦弱溫和者，也知道事態之嚴重，故而拼命示警。他說，一種錯誤的兩岸決策，將導致"千萬顆人頭落地"。這不是他平常敘事論理的風格，而是大白話。因為在這時候，再不說大白話就來不及了。
至於那些喊打喊殺什麼要戰到一兵一卒要拿掃帚上戰場者，在我們千萬顆人頭落地之前，老早就逃之夭夭。難道你真的蠢到會去相信這些向來滿口謊言貪婪無度的人渣講的話？我倒是比較擔心一些蠢血沸騰的腦殘年輕人，或是一些愚忠的什麼中華民國派(例如韓國瑜)，說不定真的會傻傻地去跟解放軍拼命。
另外，依照美國慣有的作風，他會在戰亂之際開列死亡名單，趁機殺害各方反美人士或左派人士，因此，同志們恐怕得注意自身與家人安全。美國一般不會自己動手，他都是下條子列出暗殺清單給當地傀儡政權或武裝組織或收買暴民，讓他們去執行暗殺指令。
如上所述，如果戰爭時程之長短的影響如此重大，那麼，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應該事先要有一番心理準備，做好心理素質的培養，勿盲動，勿驚慌，勿參戰，讓這場 "美國製" 的兩岸戰爭能儘早結束。
巴勒網右邊不是有一個"以色列拒服兵役人數統計" 的LOGO 嗎？它已經好幾年沒有更新，一直停留在一千六百多人的數字。這些軍人，因為拒絕接受以色列不義的攻擊指令，不願傷害巴勒斯坦人，或是出於宗教信念，不願殺人，不願執行違反人道的命令(例如轟炸水庫，轟炸醫院或學校等等等)，於是遭到軍法審判而入獄。
這樣一種人，有個辭彙叫做CO，也就是Conscientious Objector(良心拒服兵役者)。我希望，兩岸都應該多一點CO，拒絕參戰，或是拒絕執行一些傷害平民的軍事任務，讓你的良心來決定你的作為，而非聽命於貪婪齷齪的野心政客。
陳真
2020. 09. 25.
維佳，
我常設想，想像下一秒鐘突然戰爭爆發了，我該怎麼辦？我想了很多保護家人的安全之道，但我估計，想歸想，當真實情況發生時，我們其實也只能愣在當下，然後趕緊集合家人，或是就地尋找避難所，例如堅固牆角或空曠地，遠離軍事目標，並隨手帶點乾糧、飲水和現金及簡單藥物與衣物等，同時想辦法及時接收資訊，掌握動態。
接著呢，看狀況而定，該上班上班，該上學上學，能幫助他人時就盡量幫，能救人時就盡量救；保持心境平和，不要被煽動，同時也要避免被自己人所傷害，因為戰亂期間一旦時間拉長，往往盜賊四起，平時斯文有禮，戰時變禽獸歹徒，偷搶拐騙姦殺擄掠會比平常多得多。
對於戰爭，我長期以來略有研究。許多時候，戰亂死難者並非死於戰火，而是死於治安的迅速敗壞及公衛與醫療體系的瓦解或崩盤。
你看，伊拉克被美國侵略佔領之後，治安崩盤，司法瓦解，甚至出現一種買凶殺人的職業。人們身上掛著牌子在街上兜售："朋友！你想殺誰嗎？你有仇家嗎？我來幫你殺，你给我錢。" 反正這時候姦殺擄掠都沒人管了，銀行金庫劫掠一空，商家一概遭殃。
你看，美軍入侵伊拉克初期，比故宮還更珍貴的伊拉克博物館，大家衝進去搶寶物，搶到就是你的，黑市幫你賣到國外。不同教派或不同政治派系之間互相殘殺械鬥。布希看了很開心，他說：這就是自由的空氣！享受自由的代價！
我沒瞎說，當具有人類文明重要價值的伊拉克博物館被各方暴民包括美軍劫掠一空時，許多國際組織發出緊急聲明，希望美國應該依照國際法，負起侵略者或佔領者應有的基本義務，照顧好當地人民的基本生活與秩序。布希當時就是這麼回應的，他笑咪咪地說，"這沒什麼，這只是享受自由的代價"。
美國刻意操作兩岸衝突，如果戰爭無法避免，那麼，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戰爭的時程；拖越久，傷害越大。一旦形成內戰或都市巷戰，那就是人間煉獄。美國很顯然希望兩岸一旦衝突，就是能夠朝著這樣一種內戰方向發展。
最近，美國逐漸公開表露這樣一種企圖，明言台灣不可能戰勝，但是台灣可以藉由己身的高密度高強度武器部署，以及源源不絕的軍火支援(台灣人被迫得自己掏腰包跟美國買)，提高對岸人民的傷亡，拉長戰爭時程，最大化死傷程度，以重創中國大陸。至於代價呢？代價是美國賺取億萬元軍火錢，而台灣與對岸將屍橫遍野，兩敗俱傷。
馬英九是個很溫和的人，講溫和比較好聽，其實很懦弱，是個斯文人，怯於對抗。但是，你看他最近一系列打開天窗說亮話的強烈發言，你就能知道，就算是個懦弱溫和者，也知道事態之嚴重，故而拼命示警。他說，一種錯誤的兩岸決策，將導致"千萬顆人頭落地"。這不是他平常敘事論理的風格，而是大白話。因為在這時候，再不說大白話就來不及了。
至於那些喊打喊殺什麼要戰到一兵一卒要拿掃帚上戰場者，在我們千萬顆人頭落地之前，老早就逃之夭夭。難道你真的蠢到會去相信這些向來滿口謊言貪婪無度的人渣講的話？我倒是比較擔心一些蠢血沸騰的腦殘年輕人，或是一些愚忠的什麼中華民國派(例如韓國瑜)，說不定真的會傻傻地去跟解放軍拼命。
另外，依照美國慣有的作風，他會在戰亂之際開列死亡名單，趁機殺害各方反美人士或左派人士，因此，同志們恐怕得注意自身與家人安全。美國一般不會自己動手，他都是下條子列出暗殺清單給當地傀儡政權或武裝組織或收買暴民，讓他們去執行暗殺指令。
如上所述，如果戰爭時程之長短的影響如此重大，那麼，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應該事先要有一番心理準備，做好心理素質的培養，勿盲動，勿驚慌，勿參戰，讓這場 "美國製" 的兩岸戰爭能儘早結束。
巴勒網右邊不是有一個"以色列拒服兵役人數統計" 的LOGO 嗎？它已經好幾年沒有更新，一直停留在一千六百多人的數字。這些軍人，因為拒絕接受以色列不義的攻擊指令，不願傷害巴勒斯坦人，或是出於宗教信念，不願殺人，不願執行違反人道的命令(例如轟炸水庫，轟炸醫院或學校等等等)，於是遭到軍法審判而入獄。
這樣一種人，有個辭彙叫做CO，也就是Conscientious Objector(良心拒服兵役者)。我希望，兩岸都應該多一點CO，拒絕參戰，或是拒絕執行一些傷害平民的軍事任務，讓你的良心來決定你的作為，而非聽命於貪婪齷齪的野心政客。
川普的台灣豪賭
作者：Peter Koenig
譯者：陳真
出處：《New Eastern Outlook》
網址：https://bit.ly/306sj5N
原文發表日期：2019. 06. 15.
翻譯日期：2020. 09. 24.
【譯者前言】
公私繁忙，生活像一片火海，其實我真的快累死，但我還是儘可能撐住，拼命挖出更多睡眠時間來做一些事，希望人們能夠因為我的努力而少受一點傷害，希望公義獲得伸張，希望良善人性能夠長存。
看在這樣一份拼老命的份上，希望各位願意靜下心來，花點時間閱讀這類(也許不夠刺激的)資料，並加以傳揚。相較於主流媒體之鋪天蓋地，我們的聲音之微弱，猶如一滴淚水之於一片汪洋。但是，海可枯，石可爛，淚水卻永不止息。
【本文】
自認為世界帝王的川普，假裝以為台灣是個國家那般對待，把台灣變成美國新一代的「東方戰略樞紐」，此舉違反所有國際法及聯合國憲章，違背現有的各項世界規則，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中國惟一合法政權，而台灣則屬中國的一部份。川普卻假裝以為台灣是個國家，把它當成「盟友」，同時也要求其他國家跟進，目的就是要把台灣島變成美軍基地，進一步圍堵中國。
美國這個「分而治之」的伎倆已是老把戲。但是，川普不可能愚昧到真的會去相信這招能行得通；它不過是各種挑釁中國的方法之一。坦白說，它就像在中國的背後猛丟超級炸彈。這麼做的目的是想要刺激中國這條巨龍嗎？
巨龍有可能是致命的，特別是當他不斷遭受各種羞辱、貶抑、攻擊與威脅時。美國對華發動貿易戰，對中國兩千億貨物課以25%關稅制裁，甚至最近還威脅，如果中國膽敢拒絕出席六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於日本大阪舉行的G20高峰會，將會把懲罰關稅加碼到三千億。你能想像這樣一種傲慢無禮嗎？居然威脅它國領袖出席會議！川普這個人，不管是在外交或其它方面，往往言行無狀。
六月十日，川普又再度口出狂言，宣稱中國將會接受美國開出的貿易條件，「因為他們不得不接受」。然而，美國要求的貿易條件內容究竟是什麼，川普卻從未說明，只是一再炫耀，當他選上美國總統後，「中國至今已損失數萬億美元」；種種言談行徑，粗魯可笑。當然，習近平主席不可能被這樣一個「川普小丑」所訛詐勒索。
另一方面，川普也向墨西哥總統羅培茲·歐布拉多(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簡寫AMLO)提出威脅說，倘若非法移民問題不解決，將對墨國農產品課以5% 關稅。歐布拉多總統於是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川普，表明墨國的立場乃是尋求和平與對話，而非衝突與戰爭，並且答應將在他任內儘一切可能的方法，防止非法移民跑到美國。
歐布拉多總統說得對，貿易戰只會兩敗俱傷，對大家都沒好處。川普隨後便停止威脅，並且大剌剌地對全世界宣稱，他的「好意」已經獲得「舉世認同」。然而，就在幾天前，川普又突然再度用提高關稅來威脅墨西哥，要求歐布拉多總統必須嚴禁任何貧窮的墨西哥人非法跨越邊界，跑到美國這片「上帝所應允的偉大人間樂土」(the great Promised Land)。
當然，川普所一再揚言的所謂關稅，事實上跟貿易根本無關，而純粹只是一種懲罰，一種赤裸裸的霸凌。不過，對此你可別感到太意外，事實上川普應該不知道加州農業的發達，主要就是依靠大量廉價的非法墨國勞工及中美洲移民。
令人訝異的是，儘管如此荒腔走板，西方世界依舊追隨美國，默不吭聲。貿易制裁的威脅看起來是很有效的。任何人或任何國家，誰膽敢對美國政府之諸多暴虐犯罪行徑有所不敬，就有可能遭到懲罰，輕則貿易制裁或個人財務凍結，重則赤裸裸地進行暴力攻擊或軍事侵略。
對於美國來說，國際法是不存在的，國際之間亦無所謂規範，對於各種政治常識，川普政府及其一幫徒眾，更是完全不放在眼裏。世界對此噤若寒蟬。不過，至今為止，川普的某些威嚇，其實只是一番瘋狂的胡言亂語及裝腔作勢。
相較之下，更多實質的威脅則是指向伊朗。川普經常威脅伊朗如果「不乖」的話，就會透過各種制裁與經濟手段，把伊朗弄死。但是，川普政府從來不曾說清楚所謂「乖」或「不乖」究竟指的是什麼；美國只是不斷地對伊朗反覆發出各種極其空洞的譴責，例如說它構成核武威脅，但美國自己卻又莫名其妙退出2015年(由中、法、俄、英、美、德等國所簽署)的「伊朗核協定」(the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簡稱JCPOA) 。(美國這齣伊朗核武鬧劇，值得另外寫篇文章說明。)
所謂「伊朗核協定」，主要乃是由聯合國五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所簽署，其中包括美國。但是，就如眾所周知，川普在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的壓力下，於去年 (2018年) 退出協定，並隨即對伊朗發動各種可怕與瘋狂的經濟制裁與封鎖，甚至沒收伊朗的海外國家資產；種種行徑與強盜無異。美國並且施壓歐盟必須跟進一同制裁伊朗。川普及其兩位左右手蓬佩奧(Pompeo)與波頓(Bolton)，更揚言隨後還會有更多的制裁方案出爐。
對此，伊朗的外交部長穆罕默德·賈瓦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表明，伊朗不會屈服於威脅，並且對此做出一番哲學評論說：川普在全世界所發動的經濟戰爭，到頭來只會傷害到美國自己。
沒錯。事情似乎就是這樣。川普在全球肆無忌憚地發動關稅貿易戰及各種制裁與懲罰，只會讓世界各國逐漸與其疏遠而不願再跟美國做生意，甚至慢慢脫離西方貨幣體系。美國自以為得計，實際上卻自招禍害。此理甚明，這只不過是經濟學的第一課。
我們不妨打開天窗說亮話，難道川普真的相信自己擁有控制世界各國領袖的無上權力？抑或是川普只不過是他背後一個更為龐大的政治勢力呼來喚去的走狗 (lackey)？這個勢力長久存在 (譯註：一般稱之為影子政府，英文叫做deep state，它才是美國不依政權而轉移的真正統治者)，始終控制著五角大廈以及更為重要的西方財務金融體系；這是一套由猶太復國主義者所掌控與設計的西方貨幣系統，宛如老鼠會(Ponzi scheme)一般，行之已有百年之久。
這套體系，就如同我們每一天所見證的：透過各種人為操控的經濟景氣循環，綁架世人，掠奪世界財富；並動用各種手段，包括經濟制裁、控制與封鎖，沒收它國海外資產，竊佔產業，甚至掠奪其國家儲備基金等，藉以打擊任何不願卑躬屈膝服從美國霸權者。
確實，美國霸權已逐漸瓦解，但它至今依舊牢牢掌控盟友與附庸，逼其就範。許多國家，當它慢慢了解到自身之重大損失時，對於身為美國附庸之地位早已十分反感且厭倦。他們了解美國在經濟、政治與軍事上之優勢，但也逐漸認清其為所欲為的帝國本質，行徑狂暴而荒唐；它就像一座閃亮但脆弱的紙牌屋，隨時都有可能倒塌。
附庸盟友對於美國的憤怒及反抗勇氣，與日俱增。總有一天，他們將會掙脫此一壓迫處境而出走。當這一天來臨，全球政治軸心將會轉向一個更好的對象。川普在全世界到處任意進行制裁、天威難測般的作風，無疑將加速此一時刻的到來。
在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下，台灣卻反而跳出來擔任馬前卒(peon)，為美國這場企圖征服中、俄的世界大戰衝鋒陷陣。根據所有國際法，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如今卻成為美國附庸，負責在東亞地區進一步圍堵中國。也許川普真的相信，打出台灣牌，將可在中美博奕中「將軍」對手，進而瓦解中俄聯盟。
台灣領導人，面對川普政府近年來的種種吹捧及甜言蜜語，難道真的不知道美國只是把台灣當成一個啟動器(enabler)，啟動美國的帝國擴張計劃，幫美國從全世界掠奪更多財富資源。到頭來，台灣只會陷入動亂，變成一個廢墟，一個面目全非的爛攤子。
屆時，台灣人也許將會從四面八方風起雲湧，為自己站出來發聲。台灣人也許終將明白，他們的政府是如何被美國收買，如何出賣台灣，如何毀掉台灣原有的幸福生活基礎。
台灣人醒醒吧！睜開眼睛看看這整個世界！看看最近的例子--蘇丹，看看那充滿人禍所刻意摧毀的伊拉克，看看那人間煉獄般的阿富汗與敘利亞，看看至今仍一團亂的委內瑞拉。台灣，事實上就是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所謂「世界大戰略」(Grand Geopolitical Chessboard)計劃的另一個犧牲品。
過去一百年來，美國不斷挑起世界對於中、俄的仇恨，特別是在二戰之後，更是透過人為操弄的冷戰對峙，把這份敵意推到極至。美國之抹黑計劃之所以能夠如此成功，就是透過完全由西方盎格魯與猶太復國主義者所一手掌控的媒體宣傳機器所致，無日無之地大量散播謊言，造謠抹黑，挑起仇恨。
更為微妙的是，打從上個世紀八零年代開始，美國便不斷利用中國對外開放之際，對中國進行顛覆，製造其內部動亂。那時候，中國才剛剛在經濟上站穩腳步，自給自足之餘，逐漸打開市場大門，走向世界，吸引外資。
美國尼克森總統在1972年初訪中國北京、上海與杭州的那場秀，無疑揭開了中美新一輪關係的「序幕」；美國開始盤算著如何利用中國這個龐大市場來出口美國貨物，同時也可趁機管控中國在經濟上可預見的迅速崛起。然而，中國依舊以一種驚人的幾何倍數持續成長，隨即在1986年取得GATT (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的觀察員身份，透過多方協商，成功於2001年加入WTO (世界貿易組織)，成為正式會員國。
不管是過去或現在，貿易始終是中國的強項，具有高度的出口競爭力，於是逐漸構成對於美國霸權的一項威脅。當美國預見此一發展，為了防止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由美國一手主導的天安門廣場示威，於是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粉墨登場。
所謂的天安門大屠殺，完全就是一場事先預設的巨大騙局與栽贓嫁禍行動；所謂的「學生運動」，事實上是由美國國務院出資、由NED(民主基金會，亦即 CIA 的分身)一手策畫的顛覆行動。NED的主要工作任務就是顛覆他國政權。
早在發生六四鎮壓的幾個月前，兩手血腥的美國各個情報機構，包括CIA (中情局) 和NSA (國家安全局) 以及很可能也包括英國的MI6(祕密情報局)，便已展開部署。至於那些示威「學生」，事實上並沒有任何共同訴求，就只是一直空喊著「要自由」、「要改革」，至於到底是要改革些什麼卻根本說不清楚。
2019年是所謂天安門「大屠殺」的三十周年，西方媒體瘋狂炒作，藉以攻擊中國「暴政」；所謂「大屠殺」的新聞，透過電視和廣播分秒不停地播放，遍及整個世界；它不但怕你忘記，更要灌輸事件之後才出生的年輕一代務必認識這場「大屠殺」，要求你做好準備，迎戰中國這隻怪物。
這就是這些為特定政治勢力服務的「新聞妓者」(presstitute) 機構所要達成的宣傳目標。他們做得很成功，因為沉睡的人們根本無從知曉一絲真相，甚至不願意放棄既有的廉價偏見，認清醜陋事實。(見【譯者後記1】)
西方所漫天虛構的天安門事件之傷亡程度，相較於西方國家所犯下的各種真實血腥暴行，我們不妨來對比一下兩者在媒體上的呈現情況。以葉門為例，整個國家幾乎被西方及其代理人所徹底摧毀，主要是美國盟友--沙烏地阿拉伯和卡達。至於侵略戰爭所需的武器則由美、英、法等國所提供。
葉門是一個與世無爭的和平國度，但是，在這場極度血腥殘暴的戰爭中，光是過去四年就有數萬名葉門人被殺。令人震驚的是，其中大部份是婦女與兒童。另外則有數千人因為淨水設施遭受破壞，無法取得乾淨飲水而罹患霍亂及其它相關疾病。
戰亂導致葉門總人口的三分之二無食物可吃，陷入饑荒，數萬人活活餓死。代表美國的沙烏地阿拉伯和卡達，更是藉著攻擊葉門海港大城荷台達(Hudaydah)之紅海港 (Red Sea Port)，阻礙救援物資與緊急藥品進口，使得這一切人道危機更是雪上加霜。
聯合國指出，葉門戰爭是近代史上製造最嚴重人道災難的一場戰爭。西方國家資助、策動了這樣一場巨大戰禍與大屠殺。(譯註：葉門的慘況，請參見李鑑慧的一篇文章：https://bit.ly/3kHkoDO) 但是，你在西方媒體上卻幾乎完全看不到片語隻字的報導。
從天安門事件到911事件，從烏克蘭獨立廣場的反政府流血示威，再到歐美各地由 ISIS 及蓋達組織所發動的偶發性恐怖攻擊，事實上全部都是由美國及其盟友附庸所資助。就連最近的香港暴亂也一樣，採取一種旨在「顛覆政權」的「顏色革命」形式，包括2014年數千人佔據街頭數周的香港「雨傘革命」，以及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反送中」暴動等，全部都是美國與其它西方國家所資助、策畫與煽動，無一例外，目的就是要在中國製造更多動亂，並且透過擅於散播謊言的西方媒體拼命造謠抹黑，藉此對全世界妖魔化(demonize)中國。
中國向來信奉一種不尋求對外擴張的和平生命哲學，但是，西方卻永不間斷地對中國施加各種攻擊與抹黑。也許哪一天，中國將會對於美國及西方國家之不斷干預內政感到厭倦與不耐煩，從而決定把香港正式收歸中國大陸的直接管轄，遵循同一套法律，享有同樣的權利與義務。
這其實很容易辦到。要是中國真的這麼做了，西方是要怎樣？美國又能怎樣？大聲尖叫嗎？大喊謀殺嗎？事實上，西方老早就這麼四處大聲叫囂了。可是，然後呢？軍事入侵中國嗎？依我看，時機似乎也差不多了。西方根本不會怕打仗。問題是，攻擊中國無異於攻擊俄國。中俄之間有很強的同盟關係；兩國的關係，並將隨著最近在俄國聖彼得堡召開的經濟論壇上數項協定之簽署而更為穩固。
跟香港同樣的挑釁也發生在台灣。今年四月，美國派遣兩艘驅逐艦來到台灣海峽，入侵中國所屬海域。德國礙於二戰停戰協定之不衝突與不挑釁(non-confrontation and non-aggression)原則，依舊考慮要派遣軍艦加入美、法艦隊，藉以向全世界宣示台海是國際海域，非屬中國。
這番挑釁，其實絲毫無助於增加世界對於台灣所自稱之主權的認可，反倒有可能逼得習近平只好把台灣實質收歸中國管轄，一如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文所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
在台海兩岸之間製造衝突，對於美國來說，還有一項重要利益就是打擊人民幣，防止美元地位受到挑戰。
最重要的是，我想告訴各位，你應該把所有這些「點」給逐個連接起來，你將會看到一幅「大圖像」(Big Picture)；所有這一切暴亂與威脅，戰爭與衝突，或是挑釁造謠與抹黑，以及各種制裁與封鎖，再加上遍佈全世界鋪天蓋地的媒體謊言、謊言與謊言，所有這些「點」都不是獨立存在，而是彼此連結，構成一幅「大圖像」。
了解這幅「大圖像」極端重要，因為，惟有當你能清楚看見這樣一個整體圖像，你將會發現擁有這幅「大圖像」的主人所瞎掰的各種美麗說辭有多麼荒唐可笑，你將能看見這位主人所做的一切血腥惡行有多麼可怕。
「大圖像」的主人就是美國和以色列，它代表一種妄念與錯覺，企圖在所謂「新美國世紀計畫」(Plan for a New American Century，簡稱 PNAC )底下 (見【譯者後記2】)，發展一套獨霸天下的軍工/金融體系，完全統治全世界。對此，Chris Black 在他的一篇傑作中 (https://bit.ly/3kE9PBo)，有更好的說明，文章名稱是：《This Outlaw Power: America’s Intent is to Dominate China, Russia and the World》(《非法帝國：征服中俄與全世界》)
【譯者後記1】
跟大家一樣，我也曾經被愚弄，以為電視上講的那些全是真的，以為天安門廣場上真的有什麼大屠殺，以為坦克車四處把學生壓成肉醬，以為這真的是什麼可歌可泣的反抗暴政行動，以為這真的是在爭取什麼民主自由。
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時我剛上高中，只是個小孩。在那當下，連我都知道美麗島事件很可疑，很可能是國民黨自導自演，藉以打壓黨外。也就是說，我並非傻蛋，更不是腦殘，連我政治敏感度這麼高，都會被所謂天安門事件所騙，更何況是懶得去探究真相的一般人。
2011年的六四前夕，阿桑吉的《維基解密》公布三份美國當年密件，清楚揭露美國當時就知道根本沒有天安門廣場大屠殺這回事，廣場上並沒有死人，卻仍蓄意不斷造謠，編造無數假新聞欺騙世人，妖魔化中國。事實上，天安門廣場確實如中國官方所說，根本沒死一個人，幾個軍民衝突現場是發生在幾公里外。
而且，死亡人數很可能也被西方媒體大量灌水。更重要的是，哪個國家可以容許暴民當街圍攻軍警？不但活活打死、殘酷虐殺，而且還對軍方發動縱火攻擊。這樣一群暴民，有可能不遭到反擊鎮壓嗎？
最為關鍵的是，無數證據足以證實，CIA在事件前至少半年多，便已大量吸收至少數百名中國人為其效命，在現場喊打喊殺，製造暴亂。至於帶頭的那些學生，也幾乎都和CIA保持密切往來，並早在鎮壓前數個月，便由英、美、法等國的情治單位，動員各地至少四、五百人，聯合部署一個叫做黃雀行動 (Operation Yellow Bird) 的脫逃計劃。
那些帶頭者，事實上老早就拿到大筆金錢和各種假護照、假證件與機票、船票等，待動亂的時機一到，便由特務全副武裝進行掩護，溜之大吉，逃到國外吃香喝辣。而看熱鬧的群眾們，以及傻傻跟著喊口號的人，則完全被矇在鼓裏，成為犧牲品。
帶頭者明知何時會有暴亂及鎮壓，卻在CIA 的縝密策畫下，自己先偷偷集體溜走，刻意讓絕大多數參與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鎮壓對象，而這正是 CIA 及其收買的學生走狗們所熱烈期待的。
帶頭者之一柴玲，就曾公開表明此一盤算，她說她希望群眾能夠流更多血。問題是，她們自己卻先溜之大吉，在海外接受 CIA 豢養，不定期抹黑中國，藉此享盡榮華。王丹更是兩邊拿錢，同時也接受民進黨的鉅額金錢賄賂；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毫無一絲羞恥之心。
策動暴亂，導致群眾遭受鎮壓而流血之後，再由西方媒體發動鋪天蓋地的瘋狂宣傳戰，無限誇大渲染事件的嚴重程度，徹底歪曲事件乃是由西方勢力介入煽動與策畫暴亂之真相，捏造大量謊言來妖魔化中國，進而發動長達十數年的全球抵制。
另一方面，姑且不說天安門事件乃是由西方情治單位所策動的一場暴亂，光是以它的鎮壓規模與死亡人數來說，如果它稱得上是「大屠殺」，那麼，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在過去幾十年來在全世界各地針對平民百姓老幼婦孺所進行的大屠殺，就算沒有幾千件，至少也有幾百件，而且屠殺規模，包括死亡人數與殘酷程度，絕對都在天安門事件的數十倍數百倍以上，動輒毀滅數十萬條人命。
更可怕的是，天安門事件乃是為了平息暴亂恢復社會秩序的一場必要鎮壓，而美國等西方國家在世界各地所犯下的大屠殺罪行，卻幾乎都是出於毫無任何必要性的任意作為，完全就是不把人當人看。
【譯者後記2】
了解「新美國世紀計畫」(PNAC)這個黑暗恐怖組織非常重要，因為它就是影子政府 (deep state)的一部份，它才是永不下台的美國真正統治階層，由長年鼓吹核戰、信奉軍事侵略政策、外號「黑暗王子」的 Richard Perle 所創立；從911事件到侵略中東各國等等等，全與該組織有關。請參見《你準備好當人肉炸彈了嗎？》：
https://bit.ly/304nAS9
【作者簡介】
Peter Koenig 是一位經濟學家及地緣政治分析師，「全球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助理研究員；同時也是水資源及環境問題專家，過去曾為「世界銀行」及「世界衛生組織」 工作超過三十年，足跡遍及全球；曾在歐、美與南美洲等大學講學；著有《The World Order and Revolution!: Essays from the Resistance》(《世界秩序與革命》)。
作者：Peter Koenig
譯者：陳真
出處：《New Eastern Outlook》
網址：https://bit.ly/306sj5N
原文發表日期：2019. 06. 15.
翻譯日期：2020. 09. 24.
【譯者前言】
公私繁忙，生活像一片火海，其實我真的快累死，但我還是儘可能撐住，拼命挖出更多睡眠時間來做一些事，希望人們能夠因為我的努力而少受一點傷害，希望公義獲得伸張，希望良善人性能夠長存。
看在這樣一份拼老命的份上，希望各位願意靜下心來，花點時間閱讀這類(也許不夠刺激的)資料，並加以傳揚。相較於主流媒體之鋪天蓋地，我們的聲音之微弱，猶如一滴淚水之於一片汪洋。但是，海可枯，石可爛，淚水卻永不止息。
【本文】
自認為世界帝王的川普，假裝以為台灣是個國家那般對待，把台灣變成美國新一代的「東方戰略樞紐」，此舉違反所有國際法及聯合國憲章，違背現有的各項世界規則，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中國惟一合法政權，而台灣則屬中國的一部份。川普卻假裝以為台灣是個國家，把它當成「盟友」，同時也要求其他國家跟進，目的就是要把台灣島變成美軍基地，進一步圍堵中國。
美國這個「分而治之」的伎倆已是老把戲。但是，川普不可能愚昧到真的會去相信這招能行得通；它不過是各種挑釁中國的方法之一。坦白說，它就像在中國的背後猛丟超級炸彈。這麼做的目的是想要刺激中國這條巨龍嗎？
巨龍有可能是致命的，特別是當他不斷遭受各種羞辱、貶抑、攻擊與威脅時。美國對華發動貿易戰，對中國兩千億貨物課以25%關稅制裁，甚至最近還威脅，如果中國膽敢拒絕出席六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於日本大阪舉行的G20高峰會，將會把懲罰關稅加碼到三千億。你能想像這樣一種傲慢無禮嗎？居然威脅它國領袖出席會議！川普這個人，不管是在外交或其它方面，往往言行無狀。
六月十日，川普又再度口出狂言，宣稱中國將會接受美國開出的貿易條件，「因為他們不得不接受」。然而，美國要求的貿易條件內容究竟是什麼，川普卻從未說明，只是一再炫耀，當他選上美國總統後，「中國至今已損失數萬億美元」；種種言談行徑，粗魯可笑。當然，習近平主席不可能被這樣一個「川普小丑」所訛詐勒索。
另一方面，川普也向墨西哥總統羅培茲·歐布拉多(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簡寫AMLO)提出威脅說，倘若非法移民問題不解決，將對墨國農產品課以5% 關稅。歐布拉多總統於是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川普，表明墨國的立場乃是尋求和平與對話，而非衝突與戰爭，並且答應將在他任內儘一切可能的方法，防止非法移民跑到美國。
歐布拉多總統說得對，貿易戰只會兩敗俱傷，對大家都沒好處。川普隨後便停止威脅，並且大剌剌地對全世界宣稱，他的「好意」已經獲得「舉世認同」。然而，就在幾天前，川普又突然再度用提高關稅來威脅墨西哥，要求歐布拉多總統必須嚴禁任何貧窮的墨西哥人非法跨越邊界，跑到美國這片「上帝所應允的偉大人間樂土」(the great Promised Land)。
當然，川普所一再揚言的所謂關稅，事實上跟貿易根本無關，而純粹只是一種懲罰，一種赤裸裸的霸凌。不過，對此你可別感到太意外，事實上川普應該不知道加州農業的發達，主要就是依靠大量廉價的非法墨國勞工及中美洲移民。
令人訝異的是，儘管如此荒腔走板，西方世界依舊追隨美國，默不吭聲。貿易制裁的威脅看起來是很有效的。任何人或任何國家，誰膽敢對美國政府之諸多暴虐犯罪行徑有所不敬，就有可能遭到懲罰，輕則貿易制裁或個人財務凍結，重則赤裸裸地進行暴力攻擊或軍事侵略。
對於美國來說，國際法是不存在的，國際之間亦無所謂規範，對於各種政治常識，川普政府及其一幫徒眾，更是完全不放在眼裏。世界對此噤若寒蟬。不過，至今為止，川普的某些威嚇，其實只是一番瘋狂的胡言亂語及裝腔作勢。
相較之下，更多實質的威脅則是指向伊朗。川普經常威脅伊朗如果「不乖」的話，就會透過各種制裁與經濟手段，把伊朗弄死。但是，川普政府從來不曾說清楚所謂「乖」或「不乖」究竟指的是什麼；美國只是不斷地對伊朗反覆發出各種極其空洞的譴責，例如說它構成核武威脅，但美國自己卻又莫名其妙退出2015年(由中、法、俄、英、美、德等國所簽署)的「伊朗核協定」(the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簡稱JCPOA) 。(美國這齣伊朗核武鬧劇，值得另外寫篇文章說明。)
所謂「伊朗核協定」，主要乃是由聯合國五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所簽署，其中包括美國。但是，就如眾所周知，川普在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的壓力下，於去年 (2018年) 退出協定，並隨即對伊朗發動各種可怕與瘋狂的經濟制裁與封鎖，甚至沒收伊朗的海外國家資產；種種行徑與強盜無異。美國並且施壓歐盟必須跟進一同制裁伊朗。川普及其兩位左右手蓬佩奧(Pompeo)與波頓(Bolton)，更揚言隨後還會有更多的制裁方案出爐。
對此，伊朗的外交部長穆罕默德·賈瓦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表明，伊朗不會屈服於威脅，並且對此做出一番哲學評論說：川普在全世界所發動的經濟戰爭，到頭來只會傷害到美國自己。
沒錯。事情似乎就是這樣。川普在全球肆無忌憚地發動關稅貿易戰及各種制裁與懲罰，只會讓世界各國逐漸與其疏遠而不願再跟美國做生意，甚至慢慢脫離西方貨幣體系。美國自以為得計，實際上卻自招禍害。此理甚明，這只不過是經濟學的第一課。
我們不妨打開天窗說亮話，難道川普真的相信自己擁有控制世界各國領袖的無上權力？抑或是川普只不過是他背後一個更為龐大的政治勢力呼來喚去的走狗 (lackey)？這個勢力長久存在 (譯註：一般稱之為影子政府，英文叫做deep state，它才是美國不依政權而轉移的真正統治者)，始終控制著五角大廈以及更為重要的西方財務金融體系；這是一套由猶太復國主義者所掌控與設計的西方貨幣系統，宛如老鼠會(Ponzi scheme)一般，行之已有百年之久。
這套體系，就如同我們每一天所見證的：透過各種人為操控的經濟景氣循環，綁架世人，掠奪世界財富；並動用各種手段，包括經濟制裁、控制與封鎖，沒收它國海外資產，竊佔產業，甚至掠奪其國家儲備基金等，藉以打擊任何不願卑躬屈膝服從美國霸權者。
確實，美國霸權已逐漸瓦解，但它至今依舊牢牢掌控盟友與附庸，逼其就範。許多國家，當它慢慢了解到自身之重大損失時，對於身為美國附庸之地位早已十分反感且厭倦。他們了解美國在經濟、政治與軍事上之優勢，但也逐漸認清其為所欲為的帝國本質，行徑狂暴而荒唐；它就像一座閃亮但脆弱的紙牌屋，隨時都有可能倒塌。
附庸盟友對於美國的憤怒及反抗勇氣，與日俱增。總有一天，他們將會掙脫此一壓迫處境而出走。當這一天來臨，全球政治軸心將會轉向一個更好的對象。川普在全世界到處任意進行制裁、天威難測般的作風，無疑將加速此一時刻的到來。
在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下，台灣卻反而跳出來擔任馬前卒(peon)，為美國這場企圖征服中、俄的世界大戰衝鋒陷陣。根據所有國際法，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如今卻成為美國附庸，負責在東亞地區進一步圍堵中國。也許川普真的相信，打出台灣牌，將可在中美博奕中「將軍」對手，進而瓦解中俄聯盟。
台灣領導人，面對川普政府近年來的種種吹捧及甜言蜜語，難道真的不知道美國只是把台灣當成一個啟動器(enabler)，啟動美國的帝國擴張計劃，幫美國從全世界掠奪更多財富資源。到頭來，台灣只會陷入動亂，變成一個廢墟，一個面目全非的爛攤子。
屆時，台灣人也許將會從四面八方風起雲湧，為自己站出來發聲。台灣人也許終將明白，他們的政府是如何被美國收買，如何出賣台灣，如何毀掉台灣原有的幸福生活基礎。
台灣人醒醒吧！睜開眼睛看看這整個世界！看看最近的例子--蘇丹，看看那充滿人禍所刻意摧毀的伊拉克，看看那人間煉獄般的阿富汗與敘利亞，看看至今仍一團亂的委內瑞拉。台灣，事實上就是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所謂「世界大戰略」(Grand Geopolitical Chessboard)計劃的另一個犧牲品。
過去一百年來，美國不斷挑起世界對於中、俄的仇恨，特別是在二戰之後，更是透過人為操弄的冷戰對峙，把這份敵意推到極至。美國之抹黑計劃之所以能夠如此成功，就是透過完全由西方盎格魯與猶太復國主義者所一手掌控的媒體宣傳機器所致，無日無之地大量散播謊言，造謠抹黑，挑起仇恨。
更為微妙的是，打從上個世紀八零年代開始，美國便不斷利用中國對外開放之際，對中國進行顛覆，製造其內部動亂。那時候，中國才剛剛在經濟上站穩腳步，自給自足之餘，逐漸打開市場大門，走向世界，吸引外資。
美國尼克森總統在1972年初訪中國北京、上海與杭州的那場秀，無疑揭開了中美新一輪關係的「序幕」；美國開始盤算著如何利用中國這個龐大市場來出口美國貨物，同時也可趁機管控中國在經濟上可預見的迅速崛起。然而，中國依舊以一種驚人的幾何倍數持續成長，隨即在1986年取得GATT (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的觀察員身份，透過多方協商，成功於2001年加入WTO (世界貿易組織)，成為正式會員國。
不管是過去或現在，貿易始終是中國的強項，具有高度的出口競爭力，於是逐漸構成對於美國霸權的一項威脅。當美國預見此一發展，為了防止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由美國一手主導的天安門廣場示威，於是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粉墨登場。
所謂的天安門大屠殺，完全就是一場事先預設的巨大騙局與栽贓嫁禍行動；所謂的「學生運動」，事實上是由美國國務院出資、由NED(民主基金會，亦即 CIA 的分身)一手策畫的顛覆行動。NED的主要工作任務就是顛覆他國政權。
早在發生六四鎮壓的幾個月前，兩手血腥的美國各個情報機構，包括CIA (中情局) 和NSA (國家安全局) 以及很可能也包括英國的MI6(祕密情報局)，便已展開部署。至於那些示威「學生」，事實上並沒有任何共同訴求，就只是一直空喊著「要自由」、「要改革」，至於到底是要改革些什麼卻根本說不清楚。
2019年是所謂天安門「大屠殺」的三十周年，西方媒體瘋狂炒作，藉以攻擊中國「暴政」；所謂「大屠殺」的新聞，透過電視和廣播分秒不停地播放，遍及整個世界；它不但怕你忘記，更要灌輸事件之後才出生的年輕一代務必認識這場「大屠殺」，要求你做好準備，迎戰中國這隻怪物。
這就是這些為特定政治勢力服務的「新聞妓者」(presstitute) 機構所要達成的宣傳目標。他們做得很成功，因為沉睡的人們根本無從知曉一絲真相，甚至不願意放棄既有的廉價偏見，認清醜陋事實。(見【譯者後記1】)
西方所漫天虛構的天安門事件之傷亡程度，相較於西方國家所犯下的各種真實血腥暴行，我們不妨來對比一下兩者在媒體上的呈現情況。以葉門為例，整個國家幾乎被西方及其代理人所徹底摧毀，主要是美國盟友--沙烏地阿拉伯和卡達。至於侵略戰爭所需的武器則由美、英、法等國所提供。
葉門是一個與世無爭的和平國度，但是，在這場極度血腥殘暴的戰爭中，光是過去四年就有數萬名葉門人被殺。令人震驚的是，其中大部份是婦女與兒童。另外則有數千人因為淨水設施遭受破壞，無法取得乾淨飲水而罹患霍亂及其它相關疾病。
戰亂導致葉門總人口的三分之二無食物可吃，陷入饑荒，數萬人活活餓死。代表美國的沙烏地阿拉伯和卡達，更是藉著攻擊葉門海港大城荷台達(Hudaydah)之紅海港 (Red Sea Port)，阻礙救援物資與緊急藥品進口，使得這一切人道危機更是雪上加霜。
聯合國指出，葉門戰爭是近代史上製造最嚴重人道災難的一場戰爭。西方國家資助、策動了這樣一場巨大戰禍與大屠殺。(譯註：葉門的慘況，請參見李鑑慧的一篇文章：https://bit.ly/3kHkoDO) 但是，你在西方媒體上卻幾乎完全看不到片語隻字的報導。
從天安門事件到911事件，從烏克蘭獨立廣場的反政府流血示威，再到歐美各地由 ISIS 及蓋達組織所發動的偶發性恐怖攻擊，事實上全部都是由美國及其盟友附庸所資助。就連最近的香港暴亂也一樣，採取一種旨在「顛覆政權」的「顏色革命」形式，包括2014年數千人佔據街頭數周的香港「雨傘革命」，以及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反送中」暴動等，全部都是美國與其它西方國家所資助、策畫與煽動，無一例外，目的就是要在中國製造更多動亂，並且透過擅於散播謊言的西方媒體拼命造謠抹黑，藉此對全世界妖魔化(demonize)中國。
中國向來信奉一種不尋求對外擴張的和平生命哲學，但是，西方卻永不間斷地對中國施加各種攻擊與抹黑。也許哪一天，中國將會對於美國及西方國家之不斷干預內政感到厭倦與不耐煩，從而決定把香港正式收歸中國大陸的直接管轄，遵循同一套法律，享有同樣的權利與義務。
這其實很容易辦到。要是中國真的這麼做了，西方是要怎樣？美國又能怎樣？大聲尖叫嗎？大喊謀殺嗎？事實上，西方老早就這麼四處大聲叫囂了。可是，然後呢？軍事入侵中國嗎？依我看，時機似乎也差不多了。西方根本不會怕打仗。問題是，攻擊中國無異於攻擊俄國。中俄之間有很強的同盟關係；兩國的關係，並將隨著最近在俄國聖彼得堡召開的經濟論壇上數項協定之簽署而更為穩固。
跟香港同樣的挑釁也發生在台灣。今年四月，美國派遣兩艘驅逐艦來到台灣海峽，入侵中國所屬海域。德國礙於二戰停戰協定之不衝突與不挑釁(non-confrontation and non-aggression)原則，依舊考慮要派遣軍艦加入美、法艦隊，藉以向全世界宣示台海是國際海域，非屬中國。
這番挑釁，其實絲毫無助於增加世界對於台灣所自稱之主權的認可，反倒有可能逼得習近平只好把台灣實質收歸中國管轄，一如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文所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
在台海兩岸之間製造衝突，對於美國來說，還有一項重要利益就是打擊人民幣，防止美元地位受到挑戰。
最重要的是，我想告訴各位，你應該把所有這些「點」給逐個連接起來，你將會看到一幅「大圖像」(Big Picture)；所有這一切暴亂與威脅，戰爭與衝突，或是挑釁造謠與抹黑，以及各種制裁與封鎖，再加上遍佈全世界鋪天蓋地的媒體謊言、謊言與謊言，所有這些「點」都不是獨立存在，而是彼此連結，構成一幅「大圖像」。
了解這幅「大圖像」極端重要，因為，惟有當你能清楚看見這樣一個整體圖像，你將會發現擁有這幅「大圖像」的主人所瞎掰的各種美麗說辭有多麼荒唐可笑，你將能看見這位主人所做的一切血腥惡行有多麼可怕。
「大圖像」的主人就是美國和以色列，它代表一種妄念與錯覺，企圖在所謂「新美國世紀計畫」(Plan for a New American Century，簡稱 PNAC )底下 (見【譯者後記2】)，發展一套獨霸天下的軍工/金融體系，完全統治全世界。對此，Chris Black 在他的一篇傑作中 (https://bit.ly/3kE9PBo)，有更好的說明，文章名稱是：《This Outlaw Power: America’s Intent is to Dominate China, Russia and the World》(《非法帝國：征服中俄與全世界》)
【譯者後記1】
跟大家一樣，我也曾經被愚弄，以為電視上講的那些全是真的，以為天安門廣場上真的有什麼大屠殺，以為坦克車四處把學生壓成肉醬，以為這真的是什麼可歌可泣的反抗暴政行動，以為這真的是在爭取什麼民主自由。
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時我剛上高中，只是個小孩。在那當下，連我都知道美麗島事件很可疑，很可能是國民黨自導自演，藉以打壓黨外。也就是說，我並非傻蛋，更不是腦殘，連我政治敏感度這麼高，都會被所謂天安門事件所騙，更何況是懶得去探究真相的一般人。
2011年的六四前夕，阿桑吉的《維基解密》公布三份美國當年密件，清楚揭露美國當時就知道根本沒有天安門廣場大屠殺這回事，廣場上並沒有死人，卻仍蓄意不斷造謠，編造無數假新聞欺騙世人，妖魔化中國。事實上，天安門廣場確實如中國官方所說，根本沒死一個人，幾個軍民衝突現場是發生在幾公里外。
而且，死亡人數很可能也被西方媒體大量灌水。更重要的是，哪個國家可以容許暴民當街圍攻軍警？不但活活打死、殘酷虐殺，而且還對軍方發動縱火攻擊。這樣一群暴民，有可能不遭到反擊鎮壓嗎？
最為關鍵的是，無數證據足以證實，CIA在事件前至少半年多，便已大量吸收至少數百名中國人為其效命，在現場喊打喊殺，製造暴亂。至於帶頭的那些學生，也幾乎都和CIA保持密切往來，並早在鎮壓前數個月，便由英、美、法等國的情治單位，動員各地至少四、五百人，聯合部署一個叫做黃雀行動 (Operation Yellow Bird) 的脫逃計劃。
那些帶頭者，事實上老早就拿到大筆金錢和各種假護照、假證件與機票、船票等，待動亂的時機一到，便由特務全副武裝進行掩護，溜之大吉，逃到國外吃香喝辣。而看熱鬧的群眾們，以及傻傻跟著喊口號的人，則完全被矇在鼓裏，成為犧牲品。
帶頭者明知何時會有暴亂及鎮壓，卻在CIA 的縝密策畫下，自己先偷偷集體溜走，刻意讓絕大多數參與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鎮壓對象，而這正是 CIA 及其收買的學生走狗們所熱烈期待的。
帶頭者之一柴玲，就曾公開表明此一盤算，她說她希望群眾能夠流更多血。問題是，她們自己卻先溜之大吉，在海外接受 CIA 豢養，不定期抹黑中國，藉此享盡榮華。王丹更是兩邊拿錢，同時也接受民進黨的鉅額金錢賄賂；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毫無一絲羞恥之心。
策動暴亂，導致群眾遭受鎮壓而流血之後，再由西方媒體發動鋪天蓋地的瘋狂宣傳戰，無限誇大渲染事件的嚴重程度，徹底歪曲事件乃是由西方勢力介入煽動與策畫暴亂之真相，捏造大量謊言來妖魔化中國，進而發動長達十數年的全球抵制。
另一方面，姑且不說天安門事件乃是由西方情治單位所策動的一場暴亂，光是以它的鎮壓規模與死亡人數來說，如果它稱得上是「大屠殺」，那麼，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在過去幾十年來在全世界各地針對平民百姓老幼婦孺所進行的大屠殺，就算沒有幾千件，至少也有幾百件，而且屠殺規模，包括死亡人數與殘酷程度，絕對都在天安門事件的數十倍數百倍以上，動輒毀滅數十萬條人命。
更可怕的是，天安門事件乃是為了平息暴亂恢復社會秩序的一場必要鎮壓，而美國等西方國家在世界各地所犯下的大屠殺罪行，卻幾乎都是出於毫無任何必要性的任意作為，完全就是不把人當人看。
【譯者後記2】
了解「新美國世紀計畫」(PNAC)這個黑暗恐怖組織非常重要，因為它就是影子政府 (deep state)的一部份，它才是永不下台的美國真正統治階層，由長年鼓吹核戰、信奉軍事侵略政策、外號「黑暗王子」的 Richard Perle 所創立；從911事件到侵略中東各國等等等，全與該組織有關。請參見《你準備好當人肉炸彈了嗎？》：
https://bit.ly/304nAS9
【作者簡介】
Peter Koenig 是一位經濟學家及地緣政治分析師，「全球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助理研究員；同時也是水資源及環境問題專家，過去曾為「世界銀行」及「世界衛生組織」 工作超過三十年，足跡遍及全球；曾在歐、美與南美洲等大學講學；著有《The World Order and Revolution!: Essays from the Resistance》(《世界秩序與革命》)。
兩岸僵局會在何時以何種方式打破，有很多可能性。無論如何，血腥動亂在台灣可能都是免不了的，因為仇恨已深，怎樣的結果都會有人吞不下去，然後少數的豁出去的抗拒者以及一些煽動者會帶出更多的趁機免責發洩者以及無腦跟風者，還可能配上公權力的放任甚至參與，然後就是社會失序的殺與被殺。在各種可能性之中，動亂時間最短的一種可能是北京方面發起軍事突襲並以最最順利的過程拿下台灣然後恢復治安；算算至少也要五天才能達成全台各都會區初步控制（在當地建立安全區並向外巡邏）。因此，除非有把握到時候能加入足以自衛的有力團體，否則及早計畫至少五天的避難也許是最最基本的；這裡避難的定義，可能必須是「誰也找不到你」。很不想這麼說，但是，對有些家庭而言，當前這種台灣恐怕不適合再待了。
Assange faces “very high risk of suicide,” medical expert tells court
By Thomas Scripps and Laura Tiernan
23 September 2020
Medical evidence was produced in Julian Assange’s extradition hearing yesterday detailing the terrible harm done to the heroic journalist by a decade of state-orchestrated persecution.
The day was given over to the examination of Professor Michael Kopelman who testified to Assange’s mental health. Kopelman is a psychiatrist and Emeritus Professor of Neuropsychiatry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He has given expert evidence in multiple extradition cases on behalf of both the defence and the prosecution. In assessing Assange, he conducted seventeen visits in 2019 and additional visits in 2020, constructed a “full family history” and a “full personal psychiatric history,” and carried out “interviews with his family and lifelong friends.”
His findings constitute a clear bar to Assange’s extradi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Section 91 of the UK Extradition Act (2003), extradition is prohibited if “the physical or mental condition of the person is such that it would be unjust or oppressive to extradite him.”
Under Section 87, extradition is prohibited if it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ECHR). Article 3 of the ECHR states, “No one shall be subjected to torture or to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Medical evidence speaking to these bars has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previous US-UK extradition hearings, for example in the case of Lauri Love. The risk of notoriously poor conditions in US prisons exacerbating mental illnes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ssange’s case meets these criteria. The details in today’s WSWS coverage are being reported consistent with the “sensitivity” called for by defence lawyer Edward Fitzgerald QC, on behalf of his client. Nonetheless they make overwhelmingly clear the “unjust and oppressive” treatment to which Assange has already been subjected.
Assange, Kopelman told the court, has experienced periods of serious mental illness in his earlier life. Since being confined to the Ecuadorian Embassy and then Belmarsh maximum security prison, these issues have resurfaced and worsened. Assange has suffered symptoms of severe and recurrent depression. Those symptoms have included “loss of sleep, loss of weight, a sense of pre-occupation and helplessness” and auditory hallucinations which Kopelman summarised as “derogatory and persecutory.”
They have also included “suicidal preoccupations.” Kopelman told the court, “There are… an abundance of known risk factors in Mr Assange’s case” and that Assange has “made various plans and undergone various preparations.” He gave his opinion that there was a “very high risk of suicide.”
These symptoms and risks, Kopelman explained, are exacerbated by an anxiety disorder and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and by a diagnosis of Asperger’s syndrome. Kopelman cited a paper by world-leading autism expert Dr Simon Baron-Cohen which found that the lifetime experience of suicidal thoughts in those with Asperger’s “was more than nine times higher than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England.”
Explaining the impact of the US government’s persecution, Kopelman said, “The risk of suicide arises out of the clinical factors of depression and the other diagnoses, but it is the imminence of extradition and/or an actual extradition that will trigger the attempt, in my opinion.”
If Assange were to be incarcerated in the US and segregated from other prisoners, Kopelman gave his opinion that the WikiLeaks founder would “deteriorate substantially” and see an “exacerbation” of his “suicidal ideas.” This would “amount to psychological harm and severe psychological suffering.”
Kopelman’s evidence confirms the warnings made since November 2019 by Doctors for Assange, representing hundreds of medical professiona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at Assange is suffering “psychological torture” and “could die in prison.” It underlines in distressing detail 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 Nils Melzer’s comment regarding Assange’s treatment that “psychological torture is not torture-lite. Psychological torture aims to wreck and destroy the person’s personality and identity… to make them break.”
Assange’s year-and-a-half long incarceration at Belmarsh has been designed to achieve this objective. It has profoundly undermined, in numerous ways, his legal right to prepare his defence against extradition. Kopelman reported yesterday that Assange has repeatedly complained that the medication taken for his mental health has caused him “difficulty in thinking, in memorising [and] in concentration.”
During the morning’s cross examination, Kopelman forcefully rebuffed prosecution lawyer James Lewis QC’s challenge to his credentials. He said solicitors had called him several times in recent years saying that Lewis himself was “keen to have your services” in an extradition case.
In the afternoon, cross-examination continued, with Lewis challenging the veracity of Kopelman’s diagnosis, and claiming that Assange’s appearance was “wholly inconsistent with someone who is severely or moderately-severely depressed and with psychotic symptoms.”
Kopelman replied, “Could we go back a step?” Having seen Assange between May 30 and December [2019], “I thought he was severely depressed, suicidal and was experiencing hallucinations.”
“He’s much better now then?” Lewis interjected.
Kopelman continued, “I have said that in February and March [2020] he had moderately severe depression.” Moreover, three eminent psychiatrists who had visited Assange since September 2019—Professor Paul Mullin, Dr Quinton Deeley and Professor Seena Fazel—had diagnosed Assange with severe and currently moderate-severe depression.
Responding to Lewis’s argument that Assange appeared “fully aware of what was going on in court,” Kopelman said, “Could I say as a professor of neuropsychiatry that I cannot evaluate his mental and cognitive state from what’s in here [i.e., in court].” While Assange had interjected at various points during the hearing, “that doesn’t mean that his cognitive state is normal.”
Lewis challenged Kopelman’s opinion that Assange was at high risk from suicide if he were imprisoned in the US, asking, “if the medical c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sufficient, then the risks you have opined about are greatly reduced if not eliminated?”
Kopelman cited reports from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s Inspector General in 2017, the Commission on 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2017, and the Marshall Project in 2018, adding,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say that care is very much sub-optimal, there is a lack of staffing, there are misdiagnoses and a lack of treatment facilities.”
Lewis’s reply, “So, you’re now an expert on America’s prisons?” captures the tone of the cross-examination.
During re-examination by Edward Fitzgerald QC for the defence, Kopelman said his evaluation of suicide risk was based on the impact of extradition and did not rely on the conditions of detention. “The depression, mixing with his anxiety and agitation, predisposes him strongly… If extradition were to be imminent or were to happen, that would be the trigger to a suicide attempt.”
Fitzgerald asked whether the conditions of isolation in US detention, predicted by many observers, would exacerbate the risk of suicide, with Kopelman replying, “It certainly would.”
Kopelman said, “I have seen him in just relative isolation in Belmarsh—that was when he deteriorated… I think it was Mr Sickler who says that the isolation he would experience in North America would be far worse than anything he has experienced in the Embassy or in Belmarsh.”
Kopelman explained that previous extradition cases, such as Lauri Love’s, had heard similar assurances that US prisons were safe. “The last case I spoke in, we were being reassured… about conditions in the MCC [Metropolitan Correctional Centre]. I gave evidence on about July 25 and about August 25, that was when Jeffrey Epstein hanged himself. So, it just showed that those reassurances were not terribly assuring.”
Chelsea Manning had attempted suicide in the very detention centre that Assange would be held, Fitzgerald noted, with Kopelman replying,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Julian Assange is very aware of. It’s something that concerns him a lot… He said to me, ‘If Chelsea Manning did this just a few days before a potential release on bail, it just shows how awful the conditions must be.’”
The hearing continues today.
By Thomas Scripps and Laura Tiernan
23 September 2020
Medical evidence was produced in Julian Assange’s extradition hearing yesterday detailing the terrible harm done to the heroic journalist by a decade of state-orchestrated persecution.
The day was given over to the examination of Professor Michael Kopelman who testified to Assange’s mental health. Kopelman is a psychiatrist and Emeritus Professor of Neuropsychiatry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He has given expert evidence in multiple extradition cases on behalf of both the defence and the prosecution. In assessing Assange, he conducted seventeen visits in 2019 and additional visits in 2020, constructed a “full family history” and a “full personal psychiatric history,” and carried out “interviews with his family and lifelong friends.”
His findings constitute a clear bar to Assange’s extradi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Section 91 of the UK Extradition Act (2003), extradition is prohibited if “the physical or mental condition of the person is such that it would be unjust or oppressive to extradite him.”
Under Section 87, extradition is prohibited if it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ECHR). Article 3 of the ECHR states, “No one shall be subjected to torture or to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Medical evidence speaking to these bars has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previous US-UK extradition hearings, for example in the case of Lauri Love. The risk of notoriously poor conditions in US prisons exacerbating mental illnes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ssange’s case meets these criteria. The details in today’s WSWS coverage are being reported consistent with the “sensitivity” called for by defence lawyer Edward Fitzgerald QC, on behalf of his client. Nonetheless they make overwhelmingly clear the “unjust and oppressive” treatment to which Assange has already been subjected.
Assange, Kopelman told the court, has experienced periods of serious mental illness in his earlier life. Since being confined to the Ecuadorian Embassy and then Belmarsh maximum security prison, these issues have resurfaced and worsened. Assange has suffered symptoms of severe and recurrent depression. Those symptoms have included “loss of sleep, loss of weight, a sense of pre-occupation and helplessness” and auditory hallucinations which Kopelman summarised as “derogatory and persecutory.”
They have also included “suicidal preoccupations.” Kopelman told the court, “There are… an abundance of known risk factors in Mr Assange’s case” and that Assange has “made various plans and undergone various preparations.” He gave his opinion that there was a “very high risk of suicide.”
These symptoms and risks, Kopelman explained, are exacerbated by an anxiety disorder and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and by a diagnosis of Asperger’s syndrome. Kopelman cited a paper by world-leading autism expert Dr Simon Baron-Cohen which found that the lifetime experience of suicidal thoughts in those with Asperger’s “was more than nine times higher than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England.”
Explaining the impact of the US government’s persecution, Kopelman said, “The risk of suicide arises out of the clinical factors of depression and the other diagnoses, but it is the imminence of extradition and/or an actual extradition that will trigger the attempt, in my opinion.”
If Assange were to be incarcerated in the US and segregated from other prisoners, Kopelman gave his opinion that the WikiLeaks founder would “deteriorate substantially” and see an “exacerbation” of his “suicidal ideas.” This would “amount to psychological harm and severe psychological suffering.”
Kopelman’s evidence confirms the warnings made since November 2019 by Doctors for Assange, representing hundreds of medical professiona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at Assange is suffering “psychological torture” and “could die in prison.” It underlines in distressing detail 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 Nils Melzer’s comment regarding Assange’s treatment that “psychological torture is not torture-lite. Psychological torture aims to wreck and destroy the person’s personality and identity… to make them break.”
Assange’s year-and-a-half long incarceration at Belmarsh has been designed to achieve this objective. It has profoundly undermined, in numerous ways, his legal right to prepare his defence against extradition. Kopelman reported yesterday that Assange has repeatedly complained that the medication taken for his mental health has caused him “difficulty in thinking, in memorising [and] in concentration.”
During the morning’s cross examination, Kopelman forcefully rebuffed prosecution lawyer James Lewis QC’s challenge to his credentials. He said solicitors had called him several times in recent years saying that Lewis himself was “keen to have your services” in an extradition case.
In the afternoon, cross-examination continued, with Lewis challenging the veracity of Kopelman’s diagnosis, and claiming that Assange’s appearance was “wholly inconsistent with someone who is severely or moderately-severely depressed and with psychotic symptoms.”
Kopelman replied, “Could we go back a step?” Having seen Assange between May 30 and December [2019], “I thought he was severely depressed, suicidal and was experiencing hallucinations.”
“He’s much better now then?” Lewis interjected.
Kopelman continued, “I have said that in February and March [2020] he had moderately severe depression.” Moreover, three eminent psychiatrists who had visited Assange since September 2019—Professor Paul Mullin, Dr Quinton Deeley and Professor Seena Fazel—had diagnosed Assange with severe and currently moderate-severe depression.
Responding to Lewis’s argument that Assange appeared “fully aware of what was going on in court,” Kopelman said, “Could I say as a professor of neuropsychiatry that I cannot evaluate his mental and cognitive state from what’s in here [i.e., in court].” While Assange had interjected at various points during the hearing, “that doesn’t mean that his cognitive state is normal.”
Lewis challenged Kopelman’s opinion that Assange was at high risk from suicide if he were imprisoned in the US, asking, “if the medical c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sufficient, then the risks you have opined about are greatly reduced if not eliminated?”
Kopelman cited reports from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s Inspector General in 2017, the Commission on 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2017, and the Marshall Project in 2018, adding,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say that care is very much sub-optimal, there is a lack of staffing, there are misdiagnoses and a lack of treatment facilities.”
Lewis’s reply, “So, you’re now an expert on America’s prisons?” captures the tone of the cross-examination.
During re-examination by Edward Fitzgerald QC for the defence, Kopelman said his evaluation of suicide risk was based on the impact of extradition and did not rely on the conditions of detention. “The depression, mixing with his anxiety and agitation, predisposes him strongly… If extradition were to be imminent or were to happen, that would be the trigger to a suicide attempt.”
Fitzgerald asked whether the conditions of isolation in US detention, predicted by many observers, would exacerbate the risk of suicide, with Kopelman replying, “It certainly would.”
Kopelman said, “I have seen him in just relative isolation in Belmarsh—that was when he deteriorated… I think it was Mr Sickler who says that the isolation he would experience in North America would be far worse than anything he has experienced in the Embassy or in Belmarsh.”
Kopelman explained that previous extradition cases, such as Lauri Love’s, had heard similar assurances that US prisons were safe. “The last case I spoke in, we were being reassured… about conditions in the MCC [Metropolitan Correctional Centre]. I gave evidence on about July 25 and about August 25, that was when Jeffrey Epstein hanged himself. So, it just showed that those reassurances were not terribly assuring.”
Chelsea Manning had attempted suicide in the very detention centre that Assange would be held, Fitzgerald noted, with Kopelman replying,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Julian Assange is very aware of. It’s something that concerns him a lot… He said to me, ‘If Chelsea Manning did this just a few days before a potential release on bail, it just shows how awful the conditions must be.’”
The hearing continues today.
真是令人沮丧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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