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名字取得再好聽，依舊是監獄。兩公里長的一堆大型監獄，散落新疆荒漠各地。兩公里是什麼概念？從台北火車站到台大醫院來回走一趟，差不多就是兩公里。偌大的面積，打算關多少人？

一個人，看到自己的國家或社會盡幹些壞事，心裏應該要有何種感受？自然是沉重無比，而非竊喜在心。因為，壞事之中，你所傷害的，難道不就是你自己的同胞自己的親人骨肉？

我們畢竟不是烏托邦主義者。我相信，治理現實世界，就跟開刀或吃藥一樣，副作用難免；在集體利益的考量底下，你很難避免少數人遭受犧牲。問題是，掌有權力者真的盡了一切努力去避免根本不必要的傷害嗎？難道沒有任何改善空間？一個國家，幾乎就等同於一個黨，凡事黨說了算，這樣一種運作法則沒有問題嗎？不會出事嗎？

此時此刻，不需要時光倒流30年回到20多歲，只需要比現在再年輕個 20歲回到三十而立的年紀，我肯定會拋棄台灣的所謂國籍，回歸大陸。去大陸幹些什麼說不準，但我總期待祖國能夠有個忠誠的反對黨，或是至少是一群忠誠的異議者；忠於國家，忠於人民，但絕不忠於黨；不是旨在顛覆祖國的西方勢力走狗，不是貪圖權位的人渣政客，而是不顧己身安危與前途名聲，純粹基於是非價值，對社會給出一點說法的人。祖國也許並不缺乏這樣的個人，但卻似乎缺乏力量的集結。

在我20多歲到30歲之間，曾經參與建立了三個黨，最初是許信良在海外成立的台灣民主黨，是個藉以打破黨禁的象徵性政黨 (島內黨員據我所知好像只有三個，我的入黨介紹人就是鄭南榕)，接著便是民進黨；退出民進黨之後，我又參與創立了所謂 "綠黨" (很快就成為民進黨的尾巴黨)。除了政黨，台灣島內幾乎所有重要的所謂社運團體，我幾乎都是創立者之一，要不就是最早期的元老。可是，這些團體很快就掛起社運羊頭，賣起了政治狗肉，淪為民進黨的外圍勢力。一切所謂社運理念全屬詐欺，權力與個人利益才是這些社運蟑螂的真正盤算。

無數的血汗眼淚，一切個人與家庭的犧牲與痛苦，但盼有益於人，結果卻只是造就了一堆人渣，危害了這個我以命相許的社會。所謂 "敗軍之將難以言勇"，不管做什麼，我都失敗了；過去失敗了，將來還有什麼可說的？只能寄望新一代尚未死去的靈魂。

林義雄曾寫了一篇文字叫做 "笨鳥先飛"，他說，

“每當我面對繁重的工作與沉重的責任，感到疲憊不堪，感到這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負荷時，我總是以笨鳥先飛這句話來勉勵自己，我希望背後有更多優秀的鳥兒隨著起飛。"

也許，對於一個失敗者來說，"笨鳥先飛" 就是他心裏頭對於公眾事務最大的一個期望了。

在我的研究裏，齊克果的一切著作之精神核心和維根斯坦的整個思想，具有某個相同點，約略可以用齊克果的一段話來概括。他說："世上有某些意義，惟有透過無意義方能理解。" 有時我免不了也這樣安慰自己：也許有些成功或成就，惟有透過失敗方能理解。

許多衛星照片，必看：https://goo.gl/AY1Pfj

你相信會有人"自願" 走入監獄接受動輒毆打的思想 "再教育"？

陳真 2018. 1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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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秘密營地

消失的新疆維吾爾人都遭遇了什麼？

沙磊（John Sudworth）報導

中國被指控未經審判便在西部新疆地區關押了數以十萬計穆斯林。

中國政府對該指控矢口否認，稱人們自願參加旨在打擊「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的特殊「職業學校」。

BBC的調查發現有關實情的重要新證據。

關在沙漠裡

2015年7月12日，一顆衛星在中國廣袤的西部沙漠和綠洲城鎮上空盤旋。

當天拍攝的照片顯示，這裡只是一片人跡罕至的灰白色荒漠。

這個調查開始的地方不同尋常，它涉及其中一個我們這個時代最緊迫的人權問題。

2018年4月22日，即在三年不到的時間裡，同一片沙漠上空拍攝的衛星照片顯示了一些新的東西。

一個面積巨大、保安嚴密的建築呈現在眼前。

它的外牆長約兩公里，四周矗立著16座瞭望塔。

去年首度有消息稱，中國在新疆設立穆斯林拘留營系統。

試圖尋找拘留營系統證據的研究人員在全球測繪軟件谷歌地球（Google Earth）上發現了這張衛星圖片。

它位處小鎮達坂城外圍，距離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約一小時車程。

為了避免等待每位到訪記者密不透風的警方檢查，我們在清晨抵達烏魯木齊機場。

但當我們來到達坂城時，我們被至少五輛車跟隨。車上是穿著制服或便衣的警察，以及政府官員。

很顯然，我們未來幾天探訪十幾個疑似營地的計劃並不容易。

當我們沿著寬闊的道路行駛，我們知道後面的車隊會試圖截停我們。

在距目的地幾百米時，我們意外地看到一些東西。

衛星圖像上營地以東的廣闊沙地已不再荒無。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初具規模的大型擴建工程。

從路上看到的達坂城營地

這個吊車林立的小城在沙漠中拔地而起。一排排巨大的灰色建築鱗次櫛比，它們都有四層樓高。

我們用攝影機記錄了這些建築的規模。但我們試圖再靠近時，一輛警車採取了行動。

我們被截停下來，被要求關閉攝影機並離開。

但我們還發現一些重要的東西──當地有相當多的新舉動，外界一無所知。

在很多偏遠地區，谷歌地球的圖像可能要在數月或數年之後才會更新。

其他公開的衛星圖像庫，例如歐洲航天局的「哨兵」（Sentinel）數據庫，會提供更頻繁更新的圖像，但圖片的解析度較低。

正是在這裡，我們找到了尋求已久的東西。

谷歌地圖拍攝的2018年4月的達坂城

「哨兵」衛星在2018年10月拍攝的圖片顯示，該營地已擴建很多

2018年10月「哨兵」衛星拍攝的圖片顯示，該營地比我們預想的已擴建很多。

我們曾懷疑這只是一個較大的拘留營，但現在看來，規模更龐大。

它只是近幾年來，新疆各地建造的眾多類似大型監獄類建築的其中一個。

當我們試圖走訪營地前，我們在達坂城市中心被截停。

我們被形形色色的監視人員所包圍，不可能與任何人公開交談。監視人員會強硬地盤問只是和我們打招呼的人。

有成千上萬的人 （在「再教育」學校）。他們的思想有問題。

新疆居民

不過，我們通過隨機獲得的號碼，打電話給鎮上的人。

當局不顧一切阻止我們拍攝的有16座瞭望塔的大型營地，究竟是什麼？

一名旅館老闆對我們說，「這是一所再教育學校」。

「是的，那是一所再教育學校。」另一名店主表示贊同。

「那裡現在有成千上萬的人，他們的思想有問題。」

這個龐大的設施當然不符合普通學校的定義。　

在新疆，「上學」已經有另外一層含義。

「我深刻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中國官方電視台報道維吾爾「學校」的截圖

中國多次否認其未經審判關押穆斯林。

但對營地一直存在一個委婉的說法，那就是教育。

幾乎可以肯定，中國當局為了回應甚囂塵上的國際批評，正加大馬力展開全面宣傳攻勢。

官方電視台接連播出光鮮亮麗的報道。乾淨整潔的教室里坐滿了面露感激的學生。他們看上去學習很投入。

報道中沒有提及學生被選中參與「學習」的原因，也沒有說明課程的長短。

但其實有線索可循。

這些訪問聽起來更像是認罪。

一名男子在鏡頭前說，「我深刻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他發誓要「回去以後」做一個好公民。

我們被告知，這些設施的主要目的是打擊極端主義，提供的課程包括法律基礎、工作技能和漢語培訓。

最後一個課程顯示，無論你稱其為學校還是營地，目標都是相同的。

這些設施是特別針對新疆的穆斯林少數族裔，他們很多人的母語並非漢語。

節目還透露了學校實行著裝規定，畫面中沒有一個女生穿戴頭巾。

中國官方電視台播放的「學校」生活畫面

新疆有超過1000萬維吾爾人。

他們的語言屬突厥語族，與中國主要民族漢族相比，他們與中亞人也類似。

經常有人指出，新疆南部城市喀什在地理位置上，距巴格達比距北京更近，有時文化上也是如此。

維吾爾人曾有反叛和對抗中國統治的歷史，他們與現今統治者之間的關係，就如同地理位置般疏遠。

在共產黨統治之前，新疆曾經歷短暫獨立，偶爾脫離中國的控制。自此，這裡的人們不斷通過抗議和暴力，來挑戰這種控制。

新疆的面積幾乎是德國面積的五倍，它蘊藏的石油、天然氣等礦產資源，帶來了大量的中國投資、快速的經濟增長和大批漢人定居者。

這些增長紅利被視為分配不均，維吾爾人的不滿情緒正在醞釀。

中國當局回應這些批評時指出，新疆居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升。

但在過去十幾年裡，數以百計的人在發生的連串騷亂、社區暴力事件、有預謀的襲擊及警方出警時喪生。

2013年10月，天安門廣場發生汽車襲擊事件，兩人死亡，現場被封鎖

2013年，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針對行人的襲擊事件，導致兩人死亡，車上的三名維吾爾人喪生。事件成為一個標誌性的時刻。

雖然死亡人數相對較少，卻震動了中國的權力基礎。

2014年3月，31人在昆明被殺，當地警方事後巡邏

次年，在距離新疆2000多公里外的雲南昆明火車站，31人被維吾爾族襲擊者持刀殺害。

過去四年來，新疆已成為國家的安保目標，國家針對本國國民實行了一些最嚴格和全面的措施。

這些措施使用了大量技術，包括臉部識別鏡頭，用監控裝置閱讀手機內容，以及大規模收集生物特徵數據。

當局還制定了嚴厲的法律及懲罰措施，對伊斯蘭身份和習俗加以限制，包括禁止留長鬍子和戴頭巾，禁止兒童接受宗教教育，甚至禁止使用聽起來像伊斯蘭教的名字。

這些政策似乎標誌著官方思維的根本轉變。分離主義不再被視為少數個別人士的問題，而是普遍出自維吾爾文化和伊斯蘭教的問題。

與此同時，習近平主席加緊了對整個社會的管控，人們對家庭和信仰的忠誠必須在對共產黨忠誠這個唯一重要的前提下進行。

維吾爾人獨有的身份使他們成為被懷疑的目標。

可靠消息顯示，有數百名維吾爾人前往敘利亞，與多個武裝組織作戰，令這種印象被強化。

在新疆的數千個行人和車輛檢查站，維吾爾人需要停下來接受族裔身份識別，而漢族人常常被放行。

2017年3月，新疆喀什的一個警察檢查站

在新疆內外，維吾爾人面對嚴格的旅行管制。一項法令迫使居民把自己的護照上繳警方以便「安全保管」。

維吾爾族政府官員被禁止信奉伊斯蘭教，不能參加清真寺禮拜或齋月禁食。

一面中國國旗在喀什市一座關閉的清真寺上飄揚。

有鑒於此，中國對被視為不忠誠的諸多維吾爾人，引入老舊而直接的處理方法，或許便不足為奇了。

儘管政府否認，但有關拘留營最具說服力的證據卻來自當局自己的大量信息之中。

位於德國的學者鄭國恩（Adrian Zenz）在網上發現了多頁新疆當地政府的招標文件。這些文件邀請潛在的承包商和供應商參與建築項目投標。

這些文件透露了新疆數十個營地的修建和改造細節。

在很多情況下，競標者被要求參與修建多種安全設施，如瞭望塔、鐵絲網、監視系統和警衛室。

鄭國恩將這些信息與其他媒體消息來源進行了比對。他認為至少有幾十萬、甚至可能超過一百萬名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族裔，可能接受了「再教育」。

當然，這些文件從未稱呼這些設施為拘留營，而是教育中心，或更準確地稱呼為「再教育中心」。

幾乎可以肯定，其中一處與我們走訪的大型建築有關。2017年7月，達坂城某個「教育改造學校」曾招標安裝供暖系統。

在委婉的說法和平凡的規格與數字背後，存在一個明白無誤的正迅速擴充的大規模拘留營網絡。

「他們想抹去維吾爾人的身份」

2002年，熱依拉．阿不來提（Reyila Abulaiti）從新疆到英國求學。

她遇到一個英國人，嫁給了他，取得了英國公民身份並組建家庭。

去年，她的母親謝姆西努爾．皮達（Xiamuxinuer Pida）像往常夏天一樣來到英國，和她的女兒及孫子一起在倫敦觀光。

66歲的謝姆西努爾是一名受過良好教育的前工程師，她曾在一家中國國企任職多年。

謝姆西努爾．皮達

她於6月2日飛回新疆。

由於沒有聽到媽媽的消息，熱依拉打電話詢問母親是否平安到家。

這段對話簡短但恐怖。

「她告訴我，警察正在搜查房子，」熱依拉回憶說。

警方搜查的目標似乎正是熱依拉。

她的母親說，警方要求熱依拉提供一些文件的影印本，包括英國地址證明、英國護照影印本、英國電話號碼和大學課程資料。

熱依拉．阿不來提

後來，在熱依拉的母親要求她透過中國手機聊天軟件發送這些資料後，她的母親說了一句讓她覺得脊椎發涼的話。

「別再打電話給我了，」她的母親告訴她。「永遠不要再打給我。」

這是女兒最後一次聽到母親的聲音。

她相信，從那以後母親就一直在營地裡。

「我的媽媽無緣無故被拘留了，」她說。「據我所知，中國政府希望將維吾爾人的身份從世界上抹除。」

BBC對八位旅居海外的維吾爾人進行了長時間採訪。

他們的證言相當一致，提供了拘留營內的生活條件與日常活動的證據，以及甚麼人會被拘留的籠統依據。

參與主流宗教活動、持溫和異見、與旅居外國的維吾爾人有任何聯繫，似乎都足以讓這個人被牽涉到這個系統。

阿布來提．吐爾遜．土赫提

每天早上，29歲的阿布來提．吐爾遜．土赫提（Ablet Tursun Tohti）都會在日出前一小時被叫醒，他和其他拘留者有一分鐘的時間趕到操場。

排好隊後，他們便要開始跑步。

「那兒有一個特別房間用來懲罰那些跑得不夠快的人，」阿布來提說。「在那裡有兩個人，一人用皮帶鞭打，另一人則用腳踢。」

從衛星圖片上可以清楚看到阿布來提所說的操場。這是一個位於新疆南部綠州城鎮和田的營地。

「我們唱的歌叫《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阿布來提說。

「他們教我們法律。如果背錯了，就會被打。」

2018年的衛星圖像顯示阿布來提被拘留、位於和田的營地

2015年末，他在那裡待了一個月。從某種程度上說，他是幸運的。

在拘留營早期，「再教育課程」的長度似乎比較短。

但過去兩年間，幾乎聽不到有任何被拘留人士獲釋的消息。

無一倖免

維吾爾流亡者 阿布來提．吐爾遜．土赫提
目前，中國已大規模收回維吾爾人的護照，阿布來提是最後一批能夠離開中國的維吾爾人之一。

他曾向土耳其尋求庇護。由於文化和語言的緊密聯繫，有相當數量的維吾爾人在土耳其滯留。

阿布來提告訴我，他74歲的父親和八個兄弟姐妹都在拘留營裡。「無一倖免，」他說。

41歲的阿卜杜薩拉木．木合買提（Abdusalam Muhemet）也住在土耳其。

2014年，他因在葬禮上背誦伊斯蘭經文而在新疆被警方拘留。

他說，警方最終決定不起訴他，但他仍未獲得自由。

阿卜杜薩拉木．木合買提

「他們告訴我，我需要接受教育，」他解釋道。

他發現自己所處的地方看起來不像一個學校。

衛星照片上，罕艾日克法律教育培訓中心的瞭望塔和雙層圍牆清晰可見。

從沙漠烈日下的陰影中，你還可以辨認出層層鐵絲網。

阿卜杜薩拉木形容，每日是鍛鍊、被欺凌和被洗腦。

阿卜杜薩拉木稱他被關押在位於和田的拘留營衛星圖像

25歲的阿里──這不是他的真名──他就像很多人一樣，太害怕以真名講話。

他表示， 2015年警方在他手機上發現一張女子照片，照片中的人戴著尼卡伯（niqab）面罩，阿里因此被關進了一處營地。

「有位老婆婆因為去麥加朝聖而進了那兒」他說。「另外一位老人，則是因為沒有按時交水費。」

阿里（化名）不希望被認出來

在一次強制訓練課中，一輛官員的汽車駛入營地，大門短暫打開。

「突然，一個小孩朝與我們一起訓練的母親跑過來。」

「她上前抱緊孩子哭起來。」

「然後一個警察抓住那女人的頭髮，並把小孩拖出了營地。」

官方電視台播出的片段環境乾淨，呈現了截然不同的畫面。

「我們宿舍的門在晚上是鎖著的，」阿布來提說。「裡面沒有廁所，他們只是給了我們一個盆。」

目前這些說法無法被獨立核實。

我們就相關虐待指控詢問了中國政府，但並未收到回覆。

對於新疆以外的維吾爾人來說，消息幾乎完全消失。

恐懼帶來沉默。

一些人被踢出家庭聊天群、或被告知永遠不要打電話，這些事情司空見慣。

信仰和家庭是維吾爾文化中的兩個核心內容，但它們正被系統地破壞。

由於有些家庭是整個家族都被拘留，有消息說許多兒童被安置在公立孤兒院。

2016年，比爾基茲．哈比蔔拉（Bilkiz Hibibullah）帶著5名子女抵達土耳其。

比爾基茲．哈比蔔拉

但她最年幼的女兒薩基納．艾山（Sekine Hasan），現在已經3歲半了，和她的丈夫留在新疆。

由於薩基納未拿到護照，本來他們計劃待她拿到護照後，一家人在伊斯坦布爾團聚。

她再未能拿到護照。

比爾基茲已經兩年多沒有見到女兒薩基納了。

比爾基茲相信，她的丈夫去年3月20日起被拘留。

此後，她與她的其他家人也失去聯繫，現在也不知道女兒身在何處。

「半夜裡，我的其他孩子都睡了，我常常哭泣，」她說。

「你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哪兒，也不知道她是生是死，世上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事情。」

「如果她現在能聽到我的話，我只想說聲對不起。」

俯視之下

GMV強化後的新疆和田衛星照片

僅使用公共開源的衛星數據，也可以一窺新疆深藏的秘密。

GMV是一家跨國航空航天公司，它有為歐洲太空總署（European Space Agency）和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等機構，從太空監測基礎設施的經驗。

該公司分析師研究了一份包含新疆各地101處設施的名單，名單來自再教育營系統的多份媒體報道和學術研究。

他們為新建營地的增長及現有營地擴建，逐一進行紀錄。

他們識別並比對瞭望塔、安全護欄等共有特徵，這些都是監視和控制民眾活動所需要的東西。

他們為每處設施成為拘留營地的可能性進行分類評級，並把44處地方歸類為「高」和「非常高」的級別。

隨後，他們繪製了衛星首次偵測到的設施照片，設施共有44處。

圖片顯示，阿卜杜薩拉木被關押的營地，部分地方正進行擴建工作。

位於罕艾日克的營地

GMV無法說明這些地點的用途。但顯而易見的是，中國在過去幾年內，以令人驚訝和越來越快的速度修建了許多新的安全設施。

很有可能，這都是低估了實情。

他們還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這些設施有越修越大的趨勢。

與2017年相比，今年的新建項目數量有所回落。

但以興建設施的整體表面積而言，今年比去年有所增加。

GMV單是計算這44個選址，新疆安全設施表面積比2003年已增加了約440公頃。

這個數字是以設施外牆以內的整個營地面積計算，不單是計算建築物的大小。

但440公頃土地代表了許多額外的空間。

作為參考，在美國洛杉磯，包括雙子塔監獄和男子中央監獄在內的一個佔地14公頃的地方，就總共容納近7000名囚犯。

洛杉磯雙子塔監獄

我們把GMV一些數據──達坂城一所設施內的建築大小增長──展示給位於澳大利亞、具備多年設計監獄經驗的蓋默．貝利建築事務所（Guymer Bailey Architects）看。

他們根據衛星圖像估算，該設施最保守估計可以容納約1.1萬人。

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計，這處設施也堪比世界上其中一些最大型的監獄。

紐約賴克斯島（Riker's Island）擁有美國最大的監獄，可以容納1萬名囚犯。

伊斯坦布爾城外的斯里烏里監獄（Silivri Prison）通常被認為是歐洲最大的監獄，它的設計容量是1.1萬人。

蓋默‧貝利建築事務所對衛星圖片上不同建築的潛在功能進行分析，並提供給我們。

蓋默．貝利建築事務所對達坂城營地進行分析

他們對達坂城營地可容納人數的保守估計，是假定人們被關在單人間內。

如果將單人間換成集體宿舍，達坂城營地的總容量會大幅增加，最高可達到約13萬人。

該設計似乎旨在盡可能多地把人們容納到一個很小的區域。

拉斐爾．斯佩里

我們還向拉斐爾．斯佩里（Raphael Sperry）展示了這些照片。斯佩里是一名建築師，也是總部位於美國的「建築師/設計師/規劃師社會責任」（Architects/Designers/Planner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組織主席。

「這真的是一處巨大而荒蕪的拘留設施，」他告訴我 。

「該設計似乎旨在以最低的造價，盡可能多地把人們容納到一個很小的區域。」

「我認為1.1萬的數字可能被嚴重低估……從現有信息中，我們無從知道它的內部間隔如何，哪部分用於拘留，或是作為他用。但即使這樣，你估計舍區能容納13萬人的說法，很遺憾地講，似乎是有可能的。」

由於無法實地走訪該地點，所以也無法獨立就分析進行驗證。

我們向新疆有關部門諮詢達坂城設施的用途，但未得到任何回應。

攔截

喀什一戶家庭大門緊閉

新疆的拘留營並非完全相同。

一些設施並非從零開始建造，而是由學校、工廠等原本作其他用途的結構改建而來。

它們通常較小，且位於城鎮中心附近。

我們試圖走訪位於新疆北部伊寧的幾個類似營地。

我們看到當地政府的一份採購文件。當地政府希望建立五個「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目的為了「維穩」。

我們停在城鎮中心的一個大型建築群外，這裡曾是伊寧第三中學。

場地被一排很高的藍色鋼製柵欄包圍，前門有嚴密的安保措施。

操場旁是一處新建的瞭望塔，另一座塔旁邊原本是一個足球場。

這個足球場現在被六個長型鋼製屋頂建築完全覆蓋。

伊寧第三中學據信已成為一個拘留中心

探親的人們在外面的安檢處排隊。

同樣地，在市內無論我們走到哪兒，都會有兩三輛車跟著我們。

當我們試圖拍攝一處被灰色柵欄包圍的營地時，我們遭到攔截。

官員用手擋住我們的鏡頭，告訴我們，今天那裡正舉行重要的軍事訓練，指示我們離開。

在這處曾經的學校外，我們看到一個家庭，一名母親和兩個孩子默默站在柵欄旁。

一名監控人員試圖阻止他們說話，但另一人似乎否決了他的決定。

「讓他們說吧，」她說。

我問他們在看望誰。

靜默了一陣子，那小男孩回答說，「我爸爸」。

我們的鏡頭再一次被官員的手擋住。

喀什曾經的維吾爾文化中心，一度熱鬧非凡。但如今，狹窄的街道出奇的安靜，很多地方大門緊閉。

在其中的一扇大門上，我們看到一則告示，指示人們如何回答家人去了哪裡的問題。

「講清楚政府是立足幫助挽求（救）的出發點進行集中關愛。」

「講清楚被關愛的人如果不及時採取措施很有可能危害社會，連累家庭。」

喀什主要的清真寺更像是一座博物館。

我們想知道下一次禮拜是什麼時候，但似乎沒有人能回答我們。

「我只是來這裡接待遊客，」一位工作人員告訴我們，「我不知道什麼祈禱時間。」

在廣場上，幾位沒有鬍子的老人坐在那裡聊天。

我問他們，其他人在哪裡。

其中一人做了一個手靠近嘴巴的手勢，暗示他與記者說話會有很大風險。

有人竊竊私語道：「沒人會來了。」

不遠處，一名戴鋼盔的警察正清理清真寺的階梯。

一片寂靜中，拖把的摩擦聲和水桶晃動的聲音在廣場上回蕩。

中國遊客在一旁拍照。


我們離開喀什，沿著高速，朝著散落維吾爾村莊和農場的西南方向駛去，那邊也有很多疑似營地。

我們像往常一樣被跟蹤，但不久後，我們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障礙。

我們前方的高速公路似乎剛被關閉。

負責設置路障的警察告訴我們，路面在烈日下已經融化。

「繼續行駛不安全，」他們說。

我們注意到，其他車輛被引導至一個購物中心的停車場。我們聽到無線電中的指示，說把他們攔在那兒「一陣子」。

我們被告知可能要等待4到5個小時，被建議掉頭離開。

我們尋找其他的替代路線，但似乎又有路障出現，理由有所不同。

其中一條路因「軍事訓練」而關閉。

我們在連續四次、在四條不同的道路中被迫掉頭後，我們認輸了。

就在幾公里之外，便是一個據說能容納大約一萬人的大型營地。

控制系統

在新疆，維吾爾人可以擔任政府要職。

跟蹤和攔截我們的很多政府官員和警察都是維吾爾人。

就算他們感到有所衝突，也自然不會說出來。

但是，儘管有人把個人識別和管控系統與種族隔離相提並論，顯然這並不完全準確。

很多維吾爾人確實與該系統有利害關係。

實際上，中國自己的極權主義過去可以提供一個更好的類比。

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個社會被告知「不破不立」。

雪克來提．紮克爾（Shohrat Zakir）是維吾爾人，他理論上是新疆當局的第二號領導人。他說，這場戰鬥幾乎已經獲勝。

雪克來提．紮克爾是新疆自治區主席，也是維吾爾人

不久前，他對官方媒體說，「已連續21個月未發生暴力恐怖案件，包括危安案件、公共安全事件在內的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大幅下降。」

「現在新疆不僅很美麗，而且很安全、很穩定。」

但是，當被拘留者獲釋後，會發生什麼呢?

與我們交談的曾遭拘留人士，無一不流露出憤怒。

國際社會還未聽到曾在達坂城設施待過的人的聲音，這些險惡的秘密設施，比例相當巨大。

我們的報道進一步提供證據，中國大規模「再教育」項目，不論有任何其他叫法，都是一種扣留，並在未經審判與起訴的情況下，將數以千計的穆斯林關起來，他們事實上無法接觸到任何司法程序。

中國已經宣稱該項目取得成功。

但這類項目的最終結果會走向何處，歷史上已有很多令人不安的先例。

製作
記者
沙磊（John Sudworth）
製片人
龍凱希（Kathy Long）
照片
蓋蒂圖片社（Getty Images）
路透社（Reuters）
蓋默·貝利建築事務所（Guymer Bailey Architects）
GMV
谷歌地球（Google Earth）
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 European Space Agency（歐洲太空總署）
製圖
佐伊·巴多羅買（Zoe Bartholomew）
網頁製作人
本·米爾恩（Ben Milne）
編輯
菲洛·羅勒（Finlo Rohrer）
2018年10月24日

底下是前兩天的新聞。各位有沒有想過？如果連澳洲這樣一個體制完善法治健全的所謂先進國家，尚且有如此駭人聽聞的現象持續至今，那麼，那些不怎麼先進的國家，那些各項體制與社會資源全由財團與人渣政客及其同夥與媒體所一手掌控的國家或社會，真實情況將如何可怕？

30年前的夏天，我花了一個暑假的時間，寫了台灣第一篇 "台灣兒童人權報告"，隨後並成立第一個兒童人權團體，披露台灣兒童的各種悲慘處境，包括由黑白兩道所控制的數萬雛妓與兒童人口販賣，包括貧病兒童，包括缺乏兒童醫療保險以致於一年犧牲五千名小孩的性命，包括非法童工，包括成千上萬的流浪兒童，包括根本數不清的兒虐卻無法可管等等等，特別是原住民兒童，根本不被台灣社會當人看待。

身為黨外人士，在那個恐怖高壓年代，我那篇文章以及種種為兒童在海內外發聲的 "叛國" 行為，更進一步為我惹來無數痛苦後果，乃至走投無路，家破人亡，差點還打入叛亂黑牢；母親的痛苦驟逝，更是讓我萬念俱灰，每天只想跟著一起走上黃泉路。

我常想，如果時光倒流，我還會不會去做同樣的事？重新再經歷一遍那些極其可悲而難以忍受的痛苦、誤解與孤獨？

另一方面，痛苦似乎也慢慢讓我明白了一件事，不管表面上的悲劇與痛苦有多少，上天畢竟待我不薄，只是我說不上來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如果不是因為30年前的某一天，我被分派到高醫小兒科見習，如果不是由我負責照料與學習的那個明明可以治癒卻因為貧窮而放棄醫療的小病人，我這一生肯定會是完全不一樣的面貌。但是，不管人生路表面上如何不同，一個人骨子裏的靈魂與造化也許是不會有什麼不一樣的。

"上天待我不薄" 這句話，其實是我從林義雄的太太方素敏女士那邊聽來的，幾十年來常在我心頭迴響，感同身受，心有戚戚。在林宅滅門血案發生四年之後(1984年)，方素敏這麼寫著：

"我和義雄結婚十多年，由於我倆都不善於用言語或細緻的小動作來表達情意，婚姻生活可說是平平淡淡。

義雄不喜歡金銀寶飾等身外之物，結婚以來，很少送給我這類禮品。可是每當離別，他卻能在百忙中抽空寫信回家，他對於家人的柔情，就表現在信中。我了解他這種表達情感的方式，珍視妥藏這些信，就像一般女人珍存珠寶首飾一樣。

這些信，有些曾使我熱淚盈眶；有些曾使我捧讀再三、徹夜難眠；也有些在我憂愁苦悶中給了我安慰和力量。我曾經感嘆：'一個弱女子所需求的是多麼少，幾張白紙黑字，就能使她死心塌地去迎接婚姻生活中的煩瑣和苦難'。可是，隨著年紀的增長，我漸漸憬悟，這些信並不只是白紙黑字，而是一顆柔善赤誠的心，我終於覺得，上天待我不薄，我得到的太多了。"

陳真 2018. 1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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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萬兒童遭機構性侵　澳總理正式道歉

記者 余思瑩 報導

2018/10/23

澳大利亞總理22日在國會演說，代表國家向兒童性侵案受害者道歉，承認國家數10年來沒有阻止學校、孤兒院和教會等機構內，一直存在的「邪惡黑暗罪行」。雖然民眾普遍肯定，但也有受害者很不滿意，認為政府只有空話，沒有作為。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今天我們再一次道歉，向我們辜負的兒童對不起，向信任受到背叛，努力拼湊出真相的父母對不起。」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站在國會，代表國家正式向小時候在學校、孤兒院和教會等機構，遭到性侵的受害者道歉。講到情緒激動，自己都忍不住哽咽。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身為兩個女兒的父親，我無法想像她面臨的震驚，不只身為父親，身為總理，我也很憤怒。」

超過800名受害者手牽著手，聆聽總理的道歉演說。有人聽得頻頻拭淚，這場演說透過電視實況轉播，許多受害者在電視機前，聽到這場遲來的道歉，也都忍不住落下眼淚，相擁而泣。

受害者：「基督教根本不在乎我們，他們以前不在乎，現在還是，為什麼那些機構傷害了這麼多人，現在還是有錢拿？我想道歉很重要，因為言語上承認道歉很重要，但那畢竟只是言語，更重要的還是實行。」

澳洲歷時5年的調查報告，有百分之7的神職人員，在1950到2010年間性侵兒童，受害人數高達15000人。但沒人相信兒童的指控，加害者都沒有受到懲罰。莫里森除了表示，將成立新的兒童安全辦公室，還要成立博物館和研究中心，紀念已逝的受害者，研究如何加強防範。

陳真醫師

我對於穆斯林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與抹黑也是深感同情 我在海外遊學時認識過穆斯林朋友,他們在品德修養上面可以說足以為人表率

中世紀的伊斯蘭文明,為人類的進步留下不可磨滅的貢獻,沒有伊斯蘭黃金時代,沒有文藝復興 科學革命與今天繁榮的人類文明

我個人推薦這一本書: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58616

古蘭似海：用生活見證伊斯蘭聖典的真諦

該文作者的其他文章我非常不認同 但是這兩篇文章有指出不同的觀點,因為中世紀的人們還沒有宗教自由與其他宗教也該平等的概念,自然認為異端該負起法律責任 當時的宗教裁判所給了較為公平的審訊機會

身為一位教徒 我替我的教會講幾句話:

http://www.sohu.com/a/201759886_644361

宗教裁判所真相：最仁慈的法庭

原题《宗教裁判所的真面目》，作者是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大学历史系主任托马斯・F・梅登教授（Thomas F.Madden），译者成蹊。

在指斥天主教会的罪恶时（人们经常这么做），人们总是把宗教裁判所作为一个突出的例子。那些对欧洲历史没什么兴趣的人们清楚地知道，宗教裁判所是一个由狂热而残忍的教士主导的机构，这些教士拷打、残害并杀死敢于挑战教会权威的人。在现代，“宗教裁判所”这个词既代表一个机构，也代表一个历史时期。如果自己主持的听证会被称为“宗教裁判所”，这对大多数议员来说绝不是一种恭维。

不过，近年来人们对宗教裁判所进行了更多的研究。在准备千禧年庆典的过程中，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要求学者们探明宗教裁判所时期所发生的一切。1998年，梵蒂冈向来自世界各地的30位学者开放了宗教法庭（Holy Office，宗教裁判所的现代继任者）的档案。现在，学者们最终写出了长达800页的报告，并在罗马召开新闻发布会将之公诸于众。其中最令人震惊的结论是，宗教裁判所并不像人们想的那么恶劣。拷掠并不多见，那些被送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人中也只有大约1%被执行了死刑。正如当时的一条新闻标题所示，“梵蒂冈缩小了宗教裁判所。”

许多人用惊讶的喘息和嘲讽的冷笑来对待这份报告，这进一步证明了历史学家和普通大众之间的确存在着一条可悲的鸿沟。真实的情况是：尽管报告中运用了许多此前无法获得的材料，它反映的却只不过是无数学者早已从其他欧洲史料中了解到的事实。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少精彩的新著，包括爱德华・彼得斯的《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1988）以及亨利・凯门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The Spanish Inquisition，1997）。简言之，历史学家早就已经知道，大众关于宗教裁判所的看法是虚妄的。但真相又是如何呢？

要理解宗教裁判所的性质，我们就必须懂得中世纪的确是一个落后的时代。我们不能指望，过去的人能够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世界以及他们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你不妨想像一下，要是你生活在黑死病时期，你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宗教不只是人们在教堂里实践的东西，它就是科学、哲学、政治、个人身份和拯救的希望。宗教不是一种个人爱好，而是一种永恒普遍的真理。这一来，异端邪说就成了插在此种真理心脏上的利刃，它不但会给异端分子带来灭顶之灾，还会危及周围的人，令社会结构四分五裂。

宗教裁判所并不是产生于铲除异己或是压迫人民的欲望，我们不如说它是一种阻止不公正死刑的尝试。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异端学说是一种反国家的罪行，它在罗马法《查士丁尼法典》中被定为死罪。统治者们相信自己的威权来自上帝，他们无法容忍异端分子的存在。普通人也是如此，他们认为异端分子是危险的外来者，必将招致天谴。在中世纪早期，被控为异端的人会被带到当地领主那里接受审判，跟那些偷猪或是损坏灌木丛（是的，这在英格兰是一种严重罪行）的人一样。跟那些犯罪不同的是，你很难认定被控告的人是不是真的异端分子。（要判断明白），首先得有人接受一些基本的神学训练――那正是大多数中世纪领主十分缺乏的东西。结果，欧洲各地有无数的人被世俗统治者处死了，没有公平的审判，也没有对指控有效性的适当评估。

天主教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对策就是宗教裁判所，它于1184年由教皇卢西乌斯三世（Pope Lucius III）始创。它的创设是基于这样一种需要，即让被指控的异端分子得到公平的审判，这样的审判由知识丰富的法官主持，并按照证据法的原则行事。在世俗统治者眼中，异端分子背叛了上帝和国王，因此死不足惜；而在教会看来，异端分子只是离群的迷途羔羊。作为上帝的牧羊人，教皇和主教们有责任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来把他们带入正途。这样，中世纪的世俗领袖们汲汲于捍卫自己的王国，而教会则在努力拯救灵魂。宗教裁判所为异端分子提供了一种逃脱死刑并重返社群的方法。
正如这份新报告所确认的那样，大多数被宗教裁判所控为异端的人都得到了缓刑或是无罪开释的结果，那些被认定犯有重罪的人也可以有忏悔、苦修并重返教会的机会。宗教裁判所背后有这样一个假定，那就是异端分子只不过是走错了路的迷途羔羊。但是，一旦审判官确定某只羊的离群是出于故意，宗教裁判所就别无选择了。不知悔改和顽固不化的异端分子将被逐出教会并交由世俗统治者处理。与人们通常的想像不同，宗教裁判所不会烧死异端分子。把异端邪说定为死罪的是世俗统治者，不是教会。事实上，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拯救了无数无辜（甚至是不那么无辜）的人，而那些人本来可能会成为世俗领主或是暴民统治的牺牲品。

在13世纪当中，宗教裁判所在方法和实践上都变得系统得多了。训练有素的多明我会修道士衔教皇之命主持着宗教裁判所，他们组织的审判代表着当时欧洲最好的法律实践。14世纪以降，王权日益增长，宗教裁判所的主宰从教皇变成了国王。以前只有一个裁判所，现在却有许多个。尽管存在滥施刑罚的危险，但西班牙和法国等地的君主还是尽力保证其治下的裁判所既有效率又不失仁慈。16世纪，女巫大恐慌席卷欧洲，这股歇斯底里的狂热正是在那些拥有完善的宗教裁判所的地区得到了遏制。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受过训练的审判官对女巫集会和烧烤婴儿之类的指控进行了调查，并认定它们毫无根据。而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德国，世俗和宗教法庭烧死了数以千计的女巫。

与中世纪其他世俗法庭相比，宗教裁判所无疑要开明得多。那么，宗教裁判所并没有烧死数百万人的事实为什么会让大众尤其是新闻界如此惊讶呢？首先，当今天的人们想到宗教裁判所的时候，他们脑海里浮现的实际上是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不，这样说也不对。他们脑海里浮现的实际上是关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神话。有趣的是，在1530年之前，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一直受到普遍的赞扬，被认为是欧洲最好、最人道的法庭。事实上，当时还有这样的记录：西班牙的罪犯故意做出亵渎的行为，以便被移入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监狱。不过，在1530年之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新起的异端路德教，关于它的错误认识可能正是来自于新教革命以及由此而来的（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敌对状态。

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成了欧洲最富有也最强大的国家。包括荷兰、德国北部和英格兰在内的欧洲新教区域也许无法在军事上与之匹敌，但他们却拥有一件威力巨大的新武器：印刷机。西班牙人在战场上击败了新教徒，但却输掉了宣传战。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制造出了关于西班牙的著名的“黑色传奇”（Black Legend，从16世纪开始，反对西班牙和天主教会的一些作家和历史学家写了大量著作来反映西班牙的残忍和不宽容，由此制造出了一个邪恶的西班牙形象，是为“黑色传奇”――译者注）。数不清的书籍和小册子从北方的印刷机里涌出来，控诉着西班牙帝国在新世界的人性沦丧和可怕暴行。富饶的西班牙被描绘成了一个黑暗愚昧的邪恶之地。

新教针对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宣传从“黑色传奇”中所获甚丰，但它也有其他的来源。从宗教改革开始的时候起，新教徒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他们难以解释为何新教创立的时间会和基督创教的时间差了15个世纪。天主教徒自然会在这一点上做文章，他们指责新教徒是在基督的教会之外别立旁门。新教徒则辩称他们的教会才是基督的教会，只不过是被天主教压制在了地下，而罗马天主教会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它像当年的罗马帝国一样在整个中世纪期间迫害基督教徒。不巧的是，中世纪还没有新教徒，但新教作家们仍然从中世纪异端分子的各种表象下认出了他们。这一来，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就完全成了一个试图摧毁隐藏的真正教会的凶手。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仍然十分活跃，正在以极高的效率把新教徒驱逐出西班牙，它对新教作家来说不过是这一场大迫害的最新版本。有了这一素材，再随便加点“黑色传奇”的作料，你就可以一本接一本地炮制关于残忍邪恶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小册子了――那些新教作家就是这么干的。

西班牙帝国及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财富和权力转移到了北方，尤其是法国和英格兰。到17世纪晚期，欧洲各地的咖啡馆和沙龙里已经溢满了宗教宽容的气氛。天主教和新教的宗教裁判所都萎缩了，只有西班牙人还抱着自己的宗教裁判所不放，并因此受到人们的奚落。伏尔泰之类的法国思想家把西班牙看作是中世纪的样板：虚弱、野蛮、迷信。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本来就已经戴上了宗教迫害的嗜血工具的帽子，现在又被启蒙思想家们嘲笑为愚昧和不宽容的野蛮武器。一个新的、虚构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它是由西班牙和天主教会的敌人设计出来的。

现在，关于宗教裁判所的一点点真实写照已经回到了人们的视线当中。问题是：有人会注意这些吗？

早在我還沒出生前，曼德拉就已經在美國 CIA 的追捕下，被送入黑牢，一坐就是27年。十幾年後，當我念國中開始閱讀國際新聞時，依然老是看到這些 "恐怖份子" 及其"黨羽" 的相關新聞，講得惡行重大，不堪入目，因此，西方歐美 "民主自由" 國家紛紛把曼德拉所創立的武裝組織 "民族之矛" 及其所屬的 ANC (非洲民族議會) 認定為恐怖組織；誰膽敢與之往來，誰就是民主自由社會的敵人。

記得念國中時有一次，頭一回在報上看到曼德拉的照片，我心裏很納悶，為什麼照片要拍得如此猙獰呢？我和一些班上同學講起這事，大家討論的結果，得到一個結論就是：那是故意的！故意把當事人拍得很恐怖。

有個同學還證明給我看，他說，把照片施力，使之略微往上拱起，臉就會往前突出，五官立即顯得猙獰，產生一種滿臉橫肉的感覺。不信各位不妨拿自己的照片試試。

那時候還不流行恐怖份子一詞，一般都是稱呼為暴徒或匪徒。你在那當下恐怕很難想像，這個經常登上報紙、面目猙獰滿臉橫肉的非洲暴徒，現在卻是各方所公認的世界偉人。難道這是因為我們過去所得到的資訊有誤，以致於誤會了他？當然不是。過去的資訊，包括各種所謂恐怖攻擊以及游擊隊訓練等等指控，基本上並沒有抹黑了他，但我們對於同樣的訊息卻居然改變了評價，也就是說，我們的態度轉變了。

這樣一種轉變，我並不認為是一種人們在認知能力或理解力方面的進展，更不是什麼公義終於獲勝，而是因為主流世界根據自身的利益，對這個 "滿臉橫肉、喪心病狂的暴徒" 及其所創立的恐怖組織改變了評價方式，於是人們自然也就跟著歌頌。

切格瓦拉不也就是如此嗎？死於CIA 的獵捕，如今卻變成主流社會的一種酷炫符號與英雄象徵。前陣子就有人從美國買了一件畫有切格瓦拉肖像的T恤送我。我能想像，若干年後，說不定所謂十惡不赦的賓拉登，印有他的肖像的各種商品恐怕也會上市。

這一切，意味著人們的美學與道德之評價能力，始終都還是牢牢地控制在那真正為惡無孔不入的主流階級手裏，由他們來為我們定義善惡美醜。

以核養綠逆轉勝定案編號第16！10公投綁1124大選
記者賴于榛／台北報導

中央選舉委員會23日公告「以核養綠」公投案連署書補件成功，彙計查對結果，補件連署人數為1萬4891人，經刪除不符規定1656人，合於規定人數為1萬3235人，最後本案合於規定人數為29萬2654人，已達公民投票法第12條規定之連署人數門檻的28萬1745份；中選會也公告，「以核養綠」是編號為第16案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換句話說，將有10公投綁1124大選。

以核養綠補件後，中選會17日打破過去不討論個案、不指揮戶所、不預設立場等等說法，發出新聞稿挑明指出，為利「以核養綠」於10月24日前成案，以與11月24日地方性公職人員選舉同日舉行投票，中選會已請戶政機關在10月23日中午12時前將完成查對連署人名冊之部分結果先予函覆。

中選會更透過加開委員會議，臨時提案決議，如有公告公投提案之必要，可不必加開委員會，而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會議規則第12條之規定授權主委公告，並於下次委員會再行追認；也就是說，以核養綠成案公告只要主委陳英鈐先行公告即可，事後再到委員會追認。

針對補件結果，中選會23日指出，黃士修先生領銜提出「您是否同意：廢除電業法第95條第1項，即廢除『核能發電設備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以前，全部停止運轉』之條文？」全國性公民投票案已達公民投票法第12條規定之連署人數門檻(28萬1,745人)，依法公告公投案成立，並予編號為第16案全國性公民投票案。

中選會說明，提案人之領銜人於107年10月17日向該會補提連署人名冊，連署人數為2萬3251人，該會並於同日將連署人名冊送往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及新竹縣之戶政事務所依法查對，截至107年10月23日中午為止，彙計查對結果，連署人數為1萬4891人，經刪除不符規定1,656人，合於規定人數為1萬3235人，爰本案合於規定人數為29萬2654人，已達公民投票法第12條規定之連署人數門檻。

這也代表，2018大選將有10案綁公投，包含國民黨反空汙、反核食、反深澳電廠，幸福盟愛家公投三案加上東奧正名以及婚姻平權兩案，以及逆轉成功的以核養綠。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1023/1288004.htm

特別把ISIS挑出來譴責是毫無道理的。這樣一種理解方式，背後預設了一種道德墮落、理性空洞的主流觀點。說它是一種 "觀點"，其實相當偽善。正確地說，它根本不足以構成任何觀點，它完完全全就是一種無恥荒唐的謊言。

誤解一個事情很容易，只須一句話就能顯現這樣一種無知與誤解。但是，要澄清一種可笑荒唐的誤解卻幾乎不可能，因為那意味著我們得把有關人與世界的一切，全部從頭訴說一遍。

我的家族有一種奇怪的基因，許多才華顯赫的家族成員成就甚早，但卻拋棄功名，選擇離群索居，乃至過著一種近乎原始的生活。上帝垂憐，讓我還不至於病得如此嚴重，但這個奇怪的基因，卻似乎依然以某種方式在我身上起了作用。從小嚮往隱士，卻不知被何種力量所吸引；直至年歲漸長，我彷彿越發能意識到一種 "世界" 的本質差異。表面上一樣是人，但卻物種有別；不同物種，各自被不一樣的東西所吸引，各自有他自身的不同眼光及藉以存活的養份。於是，即便我們觀看同樣的風景，卻似乎註定將看見不一樣的世界。人數多的一方，言語順暢歡愉；人煙稀少的物種卻往往只能口拙無言。這段自白，算是題外話。

底下是一位中山大學的老師所寫的文章，講到 ISIS，寫得相當好。我未經授權便把它貼在此，強烈推薦。原文中有一些圖片，我貼不出，請看原始出處：

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4/08/18/chaoenchieh/

陳真 2018. 1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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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恐怖攻擊

來源：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4/08/18/chaoenchieh/

Posted on 2014/08/18 by 巷仔口社會學

趙恩潔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沒有一份關於文明的記載，不同時也是關於野蠻主義的記載。正如那樣的一份記載並無法免於野蠻主義，野蠻主義也玷染了這份記載從一位主子手中到下一位主子的傳遞方式。一位歷史物質論者因而必須要遠離[對文明的歌功頌德]，離得越遠越好….被壓迫者的傳統教導了我們，我們所身在其中的「緊急狀況」並非例外，而是規則。我們必須獲致一種符合此洞見的歷史概念。—Walter Benjamin

我常問我自己，不管機率多麼微乎其微，如果有一天，台灣的原住民社群中出現了極端份子炸掉了總統府，或者中國境內的維吾爾族的「恐怖組織」炸掉了中南海，身為一位研究宗教與族群的人類學者，我該怎麼回應？我的立場會是什麼？

「立場」不是只有「支持」或「反對」。「立場」是一種觀看的位置。我所採取的立場，只是一種學術倫理的選擇：既然任何證詞都是一種社會與自我共構的表演，且任何知識必然是境況式的（situated），我將「特別相信被屈從者那更廣闊的觀點位置」（Haraway 1998: 193）。我的回答，會與我為何接下來要將「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種族屠殺」與「伊斯蘭國對非我族類的種族屠殺」並置相關。我希望重新思考「戰爭」與「恐怖攻擊」的定義，檢討是否在由我們習慣的西方主導的現代戰爭話術中，有一群人的「戰爭」被化約為僅僅是他們「本質性野蠻」而造成的「恐怖主義」，而當代表人類文明的西方做出同樣毀滅性的行為時，我們卻能心安理得的認為那是理所當然的「軍事戰爭」。我想提供向來在西方媒體被壓抑的的「觀看」這些暴力的方式，並探討這些暴力在台灣觀眾面前如何被用迥異的「立場」呈現、省略，掩蓋了權力不平等的國際結構，並抹去了被壓迫者的歷史。我希望我們問自己：為什麼有些恐怖攻擊讓我們憤慨，但有些恐怖攻擊，我們卻視而不見。

對世上許多長期處於戰亂而有生存困難的人們向來缺乏知識與歷史的我們，是否能相信和平安康的生活，是所有人都盼望的，不該只是世上少部份的人擁有的，而其他的人卻永遠被剝奪的？如果我們相信如此，或許我們就能開始看見那些看不見的恐怖攻擊，發現我們過去一直是從軍備優越之勝利者的眼光來看待世界。我們將不會傲慢地對世界的安全區與危險區的隔離感到心安，對這個隔離的崩壞感到氣憤，而只想再築高那個隔離。我們已經看到那樣的隔離帶來了更多毀滅性的反撲。我們將不會再不斷地歌頌與浪漫化安全區，同時將危險區不斷去歷史化與去人性化。我們將發揮更大的同理心，期待有一天世界將全境都是安全區，不再有人終生受困於戰亂之地。

現代戰爭的話術：對待以色列與ISIS的雙重標準

今年七月詭譎多變的印尼總統大選後，我在泗水一間旅店看Al Jazeera新聞台，得知以色列在兩個星期內第三度攻擊醫院。八月，我搬到高雄，一邊打理新家與新研究室，卻發現自己被電視新聞標語搞得相當厭煩。厭煩什麼呢？台灣新聞已經開始學美國主流媒體，說伊斯蘭國ISIS「種族屠殺」雅茲迪Yazidi族。

短短數天內，一樁ISIS對Yazidi的「種族屠殺」已經被確認。那似乎也正是ISIS希望大家注意的點。但就在不遠處的巴勒斯坦，居民早已被系統性「種族屠殺」了六十八年，但直到最近，我們卻鮮少聽到西方主流媒體急切地吶喊：「種族屠殺」。同樣是令人髮指的屠殺事件，兩者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媒體待遇。儘管人民不斷發出令當權者感到尖銳刺耳的聲音，連倫敦的正統猶太教教士都也站出來譴責以色列，主流論述框架仍是不為所動。

一直到社會媒體竄流，世界公民譴責以色列的聲浪高漲，歐巴馬才勉強站出來說這是一場人道危機，說巴勒斯坦平民所受到的傷害，是一樁「悲劇」(tragedy)。但這好像在說加薩衝突是一場莎士比亞舞台劇，而不是任何人的過失。相較於這被完全脫罪的「悲劇」，歐巴馬篤定地說，哈馬斯對以色列的攻擊，是「不容寬恕」(inexcusable)的戰爭導因。言下之意，一切都是哈馬斯的錯。

為什麼這兩種「種族屠殺」，有這麼大的差別待遇？只是因為一個是高科技的無差別屠殺（轟炸，受害者四肢斷掉不一定會死），一個是仿中世紀刑罰的特定屠殺（殺人者特別將謀殺過程拍下來放上網路）嗎？只因為一個是乾淨不沾手的謀殺，一個是劊子手特寫的獵頭儀式？

倫敦的猶太教教士都紛紛站出來譴責以色列，舉牌子宣示「以色列＝對加薩的大屠殺」、「以色列才是中東亂源」(圖略)

這或許又是一個利用他人的野蠻來成就自己的文明，並心安理得地指責他人野蠻的故事。美國長期支持以色列，光是1967-1991年間金援以色列的金額就高770億美元（有一說是15160億美元），當時已經吃不消，才有了1993年的「巴勒斯坦自治原則宣言」。但極右派猶太復國主義者仍在壯大，90年代的猶太屯墾區不斷擴大，前以色列總理夏隆甚至在2001年8月27日，粗暴地動用美援軍機暗殺正在辦公室講電話的Abu Ali Mustafa(當時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中的佼佼者)，轟炸造成附近五百人死亡，引起世界譁然。美國副總統Cheney卻說，以色列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

前衛報記者Greenwald在2014年四月公開聲明他對最新史諾登檔案（2013年4月12日）的分析: 美國與以色列的情報部門不但共享「密碼分析（cryptanalysis）」的夥伴關係，以色列還能夠直接使用最高美軍科技與貯存在中東地區的幾百萬美元的緊急資金。 2006年巴勒斯坦民主選舉勝選的準執政黨哈馬斯，由於其拒絕以色列在其國土上的強制殖民，因而被西方各國列入「恐怖份子」名單，而巴勒斯坦的兩個地區也由聯合國決議由兩個政黨來統治，繼續被分化、監控，與挑撥離間。

綠色:巴勒斯坦領土。白色:以色列領土。(圖略)

以色列已經控制了絕大多數原有巴勒斯坦居民的土地，建立無數的高牆，限制巴勒斯坦居民的行動、物資配額與就業方式。歷年來超過五百萬人被迫流亡，失去生命主權，只要抗議還手、丟石頭，「不聽以色列的吩咐」，就立刻被回炸地稀哩巴爛。可是西方主流媒體並不認為這是「恐怖主義」。

相反地，挑戰無能的伊拉克Maliki政權、以「伊斯蘭國」為號召的ISIS，刻意地在網路媒體上公開「亮相」、用公開殺人影像等極為煽動性的手法「宣告世人」自己的能耐，透過恐嚇與殺戮來強化權力，並試圖想以小攻大、虛張聲勢。而這絕對不配被稱為是「獨立戰爭」，而是立刻可以清楚指認的，最讓人聞風喪膽的「恐怖主義」。

在主流報導中，歐美是人類文明的代表，有能力提供「人道救援」，而中東是永恆的挫折之地，有「恐怖組織」與對少數民族的「種族屠殺」。新聞就跟好萊塢的劇情一樣，西方是救世主，中東是壞人。華盛頓當局當然會擔心，美國扶植的「民主」政權一下子就敗得一塌糊塗，伊拉克儼然分裂成三個國家，表示美國在中東政策的失敗，納稅人買單的軍火錢有去無回。所以報導要全部集中在極端分子的野蠻，而不是報導他們槍下的受害者對於安居樂業正常生活的嚮往，因為前者越顯得野蠻，就顯得西方在中東的介入越是合理，而我們也就忘記了還有很多受害者跟「我們」一樣有類似的生活盼望，但沒有我們這麼幸運。

長久以來如此偏頗的報導模式，不斷加深我們認為中東就是好戰份子的地盤的印象，把歷史從我們的思維中抹去。主流媒體並不討論西方殖民後埋下的惡果，也不在乎一般的穆斯林（無論何種宗派）信奉的是古蘭經中「宗教信仰不可強 迫」的條文，而非其相反。右流西方媒體更不會想了解：正是厭惡西方長年對中東的支配與伊拉克戰爭後社會的衰敗潰散，才會讓極端組織有足夠空間趁虛而入、趁機坐大。在西方主流媒體中，我們沒有歷史，因而Yazidi人被種族屠殺事件，就像一部好萊塢動作片，好人壞人，清清楚楚。

但試問，恐嚇、殺人與佔領，哪一項以色列軍隊沒有做過？又試問，有什麼歐美發動的戰爭不曾濫殺平民、殃及無辜？是納粹集中營，廣島原子彈，還是橫掃巴基斯坦邊界的無人操控轟炸機？是美軍以比賽殺人強姦民女為樂的越戰，還是法軍苦刑虐囚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這些真的比「恐怖主義」高貴嗎？為什麼報導常常一邊提起堂而皇之的「以色列士兵」（或「中國鎮暴警察」）、另一邊就說是野蠻兇惡的「好戰份子」（或維吾爾族「暴徒」）？

若主流媒體與相信主流媒體的人們，從來不試著轉換立場、並從被屈從者角度來看待事情，巴勒斯坦當然也永遠只是「加薩衝突」、「巴勒斯坦問題」，而不是「以色列問題」。如果新聞報導的預設，一開始就認定問題全出在「恐怖組織」，而不是去探討該組織的出現何以是一個果，而不是一個因。

如果新聞報導未曾了解美國-Maliki政權的失敗與其宗派主義的極端政治化政策，以及英法過去殖民伊拉克與敘利亞種下的遺毒，那麼Yazidi族人面臨的困境就當然就只是被抹去歷史性(dehistoricized)的「恐怖主義」、與一群被去人性化(dehumanized)的暴徒造成的「人道危機」，而不是從二十世紀初英法委任統治期間加深的族群對立，一直到整個伊拉克從2003年美國入侵、2011年阿拉伯之春後，整個伊拉克與敘利亞的國族邊界就急速潰散的後殖民問題。

伊拉克二十世紀史快轉: 英法美的殖民地 (圖略)

雅茲迪(Yazidi或Yezidi)人是誰？新聞報導只會說他們是「最古老的民族」，暗示他們「最值得保護」，卻不說他們與其他族群的關係如何？在歷史中的地位如何？換言之，西方媒體只塑造了Yazidi受害者的形象，以救世主之姿再度合法化西方政府在中東的暴行，卻殊不知Yazidi是一個敢愛敢恨的族群，實行強制族內婚與honor killing父權習俗（存在於印度、中東與非洲特定地區，由父兄殺死不貞女兒以保住家族榮譽的「文化」習俗。關於此習俗之盛行程度，學者仍有爭議，卻常被西方媒體誤認並武斷地咬定其為「伊斯蘭」習俗）。

大部分伊拉克境內的Yazidi人自從12世紀以來，就住在 Sinjar山區，他們大部分自認為是族群上的Kurd人與宗教上的Yazidi人，也曾被海珊技術性封他們為「阿拉伯人」，以分化庫德族獨立運動。不同於Sunni Kurds, Yazidi有自己的混合宗教，吸收了蘇菲主義、希臘正教、猶太教、祆教等各種元素。他們的信仰神秘隱晦而社群相對孤立，而他們的政治社會組織則是類似氏族神權治的，神職人員與一般人有階層之別，時有政治動員能力。自16世紀以來，很多Yazidi人已經改信伊斯蘭，也有一些改信「敘利亞東正教」。19世紀初，半獨立Sunni庫德王國曾侵略Yazidi地區，戰亂不斷，直到被鄂圖曼帝國「平亂」為止。

19世紀下半葉是Ottoman搞現代化中央集權與泛伊斯蘭主義、提升帝國凝聚力、好與西方強權對抗的年代。在Mosul省份帝國增強了社會控制，而傲骨的Yazidi人則開始與「政府」為敵（政府除了會收稅與徵兵，還能給他們什麼？），因此鄂圖曼帝國在1895 年再度試圖逼Yazidi人改信伊斯蘭，否則無法相信他們可以真正效忠，但結果不彰，因此很快地鄂圖曼帝國又准許Yazidi人恢復自己的信仰與社群，並受到帝國的認可與保護。只是在這過程中，市場經濟也逐漸侵蝕Yazidi土地。當城鎮的穆斯林庫德人與基督徒逐漸變成帝國精英與富商，Yazidi庫德人則更加邊緣化。

英國與法國殖民者計劃的瓜分。Yazidi人分佈在黃色、褐色區塊之間。(圖略)

英法在一戰尚未結束時，就已經開始謀劃要如何瓜分Ottoman Empire。他們非但沒有遵守當初「攻打鄂圖曼，就讓你們阿拉伯人獨立」的諾言，反而是自我「委任統治」中東，並開始引進可以代表英國利益的猶太人，想要未來透過擔任居中調節「族群衝突」的角色而獲利。阿拉伯人發現自己被歐洲人誑騙，憤怒之餘暴動，卻慘遭鎮壓，最後歐洲人以君主立憲+委任統治，草草了事。

1920~1932英國「委任統治」期間，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急速轉變。英國將帝國舊三省巴格達、巴斯拉與Mosul合併，根據女情報員 Gertrude Bell建議而「發明」出一個「無論如何無法長期支撐」的「伊拉克」這個新興國家，採取君主立憲制 (1921-1958)，作為當初幫英國軍隊攻打鄂圖曼帝國的阿拉伯貴族的「犒賞」。以往多元族群帝國的統治下，雖然有如同中世紀阿拉伯歷史學者Ibn Khaldun(有學者認 為是比孟德斯鳩還要古老的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所描繪的城市定居者與沙漠遊牧者之間的永恆嫌隙，但這三省是大大小小不同的城邦自治區與相對自主的遊牧部落社會所構成的社群星團，穆斯林、庫德族、Jacobite基督徒、Armenian一直到十八世紀都可以彼此改信與融合，城市中猶太人、穆斯林與基督徒混居也是常態，族群的邊界是流動的。

英國人為了收編統治突破效忠舊帝國的巴格達統治精英，又害怕都市穆斯林鼓吹獨立，因此提升部落主義，提倡族群分化(“balanced opposition“) 好讓他們彼此牽制、無法獨立，將原本鄂圖曼帝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進行的「去部落化」政策反其道而行，逐漸把許多部落領袖、宗教導師一個個變成了伊拉克 國會議員或有錢有勢的大地主，而「部落認同」也逐漸變成超地域的「族群認同」。一直要到1958年，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再也無法忍受這些南部主導的、靠英國人撐腰坐大的伊斯蘭教長的反動勢力，才有了革命爆發。但英法統治者為了爭奪利益使得敘利亞、伊拉克境內的族群衝突增加，卻是一個新聞報導從來 不提的歷史事實。

英法在瓜分舊帝國時，把舊三省合併割給英國、把敘利亞勢力削弱分割成「黎巴嫩」、「巴勒斯坦」與「約旦」，然後把伊拉克、土耳其、敘利亞的國土邊界畫在庫德族人與亞述族人等少數族群集中的土地上。由於Sinjar山區就是伊土敘三國的邊界，法國人想要擴展自己在Sinjar山區的勢力，好增強自己在敘利亞委任統治的影響力，所以一直到離開敘利亞以前(1946)，都不時增加了Yazidi地區的不穩定性。

拉攏少數族群用來對付其他本土族群，是殖民者常用的伎倆，但歷史的發展往往也讓少數族群飽受災難。比如當越戰結束，美國撤軍後，幫美軍打游擊戰打了十五年 的高地Hmong族人，立刻就受到越共當局將其「滅族」的待遇。Armenian在土耳其慘遭大屠殺，其實也與主流社會對於他們「不願意成為國家的一份子」、「是歐洲人的走狗」的不信任態度，有深遠鉤掛。

1934 伊拉克國力式微，國家軍隊尚未鞏固，必須徵兵，並確定所有少數民族對國家的忠誠。「第一支國家軍隊」對伊拉克是非常重要的統一象徵，少數族群不斷從邊界外流，以逃避兵役。1935-1940 Yazidi人拒絕伊拉克政府徵兵，開始攻擊政府官員。法國人暗中簇擁Yazidi叛亂，造成動亂擴大，弄巧成拙導致Yazidi難民人數增加。伊拉克開始怪罪當時委任統治敘利亞的法國當局、並視Yazidi族人為不可信任的「伊拉克的叛徒」。Yazidi區域也就成了伊拉克阿拉伯穆斯林國族主義的一塊鐵板。

如同東南亞Zomia高地的人們總是在歷史中試圖逃離現代國家的控管、並以自治自主為核心文化價值(Scott 2005)，Yazidi一直是伊拉克國族主義無法深耕的地方。他們住的地方某一天被歐洲人劃入了伊拉克國土內，根本不是出於他們自願。Yazidi 一直是邊境土地(borderland)上的、難以馴服的一群高地人群，而英國委任統治，與法國人爭奪Sinjar的地盤，更加深了Yazidi地區難以管理的特質與Yazidi人與平地/都市/穆斯林的對立。

Gertrude Bell，英國女情報員。據說就是她「發明」了「伊拉克」。阿拉伯人尊稱她為”Al Khatun”「受尊敬的女性」，甚至有美國人戲稱她才是「第一位伊拉克國民」。她在阿拉伯人之中吃得很開，並確立了新的伊拉克君主會效忠英國。

1945-1947 英國人重新佔領伊拉克，影響力一直持續到1973。1958革命爆發，推翻君主立憲，伊拉克共和國成立。1968 Ba’ath政黨掌權，海姍於1979年實質掌權。1973 OPEC石油輸出國終於從原本在中東地區壟斷石油買賣的英美荷等國的國際石油公司手中奪回石油價格決定權，因此1967第四次以阿戰爭與之後的石油危機其實也能說是阿拉伯諸國欲擺脫歐美統治者長期霸凌的「獨立戰爭」。

1979-1980 -1982伊朗伊斯蘭革命與兩伊戰爭，因本文篇幅已經很長，無法簡述（伊斯蘭革命後動盪的伊朗，與海珊想藉機擴張伊拉克版圖有直接關係，伊朗革命成功對於伊拉克什葉派認同的復興有激化作用）。1981 以色列攻擊伊拉克，並炸毀一核武基地，導致大量輻射外洩。1984 美國供應武器給伊拉克，並在1986將伊拉克視為同盟，是美蘇對峙的一環。

1990 伊拉克債務累累，試圖以侵占（曾被英國人佔領了更久的）科威特獲取石油與貿易港口，由於冷戰乍看之下就要瓦解，歐美與蘇聯紛紛反對。聯合國要求伊拉克撤軍， 伊拉克說，如果以色列可以無視聯合國決議，繼續佔領巴勒斯坦，聯合國憑什麼要求伊拉克？想要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就先讓以色列先從巴勒斯坦撤軍。結果換來波斯灣戰爭 。十萬伊拉克軍面對八十四萬聯合國部隊（一半以上都是美軍），波斯灣戰爭結束。

然而就是波斯灣戰爭，讓賓拉登踏上「恐怖主義」的道路。沙烏地阿拉伯對美軍友好，甚至大開門戶，讓美軍與聯軍進駐阿拉伯，好攻擊伊拉克。賓拉登因為抨擊沙烏地政府而被放逐流亡，開始與其他冷戰時期就反對歐美霸權的組織結盟。賓拉登在1998「國際伊斯蘭聖戰陣線」成立後，解釋了他「恐怖攻擊」構思，他說，他是受到美國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彈的啓發。

現在的ISIS過去是Al-Qaeda的一部份，其橫掃伊拉克敘利亞邊境，其實不足為奇，因為「伊斯蘭國」誕生的背景，正是伊拉克的窮途末境，北部荒廢的二十年。2014年美國的軍火在敘利亞被ISIS奪走，與1982年阿富汗的塔利班興起有異曲同工之妙。（美國當初為了防堵蘇聯，給塔利班很多武器，雷根總統甚至讚譽塔利班為「阿富汗自由戰士」。）美國輸入中東特多的軍火，外商只在乎石油，伊拉克北部到處是沒有水、沒有電，薪水一直延遲給付，石油的收入(17%)沒有回饋到當地，區域政府與中央政府互相怪罪踢皮球的鬼地方。就好像滿清末年太平天國裡頭參與的份子並非都是神經病，一開始跟從「伊斯蘭國」的很多人並不是宗教狂熱分子，而是在原有社會情境中，已經失去了身為人類的尊嚴，沒有工作，沒有人生，沒有發言的權利。

有些民眾甚至認為這是一場革命，一場伊拉克復興的革命。他們對於現行的伊拉克政權失望透頂，而且根本不認為這個美國扶植的政權有任何的正當性。一位庫德斯坦地區人民說，政客只會忙著蓋百貨公司、非法買賣石油然後去蓋豪宅跟塞滿自己的銀行戶頭，根本沒有人在發展國防。

2014/8/13 勢力範圍圖。Sinjar山區是遭ISIS攻擊的關鍵地緣政治區域。(圖略)

在這種合法性危機的時刻，出現了ISIS。他們看到了阿拉伯之春只是曇花一現，結論是和平抗爭沒有用。要極端勒緊控制，要上國際媒體頭條，要嚇得敵人魂飛魄散。這讓某些北部居民，想起了過去曾經聽說的成吉思汗蒙古大軍。

不要說是全球電視機前面的觀眾，伊拉克人自己也嚇得半死，一位Kurdistan區域的老商家就說：

這是哪來的自稱穆斯林的惡徒？誰會這樣殺戮、強姦又摧毀宗教聖地？哎，這些人不是穆斯林，我甚至認為他們根本不是人類。

然而這些「非人類」，就是誕生於伊拉克邊境與北部長期所處在的「非人」環境之中。從Yazidi所居住的區域來看，控制那個區域，至少是控制與敘利亞邊界的樞紐的一環，而Yazidi作為「伊拉克國族的叛徒」之歷史幽靈，也再一次被召喚並幻化成「伊斯蘭國的敵人」。

平行宇宙就在世界之中

一直以來，命名絕非反映現實。命名是創造現實。命名是政治。命名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觀看的角度，預設了「可見的」的內容。在此觀看框架外的敘述內容，都將自動隱形。美國與台灣的主流媒體，不會形容這個「加薩衝突」為緊急狀態！猶太復國主義好戰份子對巴勒斯坦的再次密集種族屠殺，美國應該要部署軍隊並向聯合國請求支援，因為猶太復國主義好戰份子已造成了第三級人道危機，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地區之一命在旦夕，刻不容緩。

這段話聽起來，只能是在平行宇宙或alternative history 小說才會有的情節。不過，其實這個平行宇宙離我們很近，它就在印尼。

印尼穆斯林普遍強烈同情巴勒斯坦，每年每個大城市都會有支持巴勒斯坦抗議以色列的遊行活動。大部份的報紙絕對不會使用「伊斯蘭好戰份子」、「哈馬斯是恐怖份子」這樣的預設。對以色列態度最強硬的報紙Republika就時常使用「猶太復國主義國」(Negara Zionis)來稱呼「以色列」。甚至，當印尼官方穆斯林組織與主流穆斯林團體都紛紛譴責ISIS對少數族群的屠殺行為之時，還是有報導會將「伊斯蘭國」的軍事行動稱為帶有正面意涵的、為了建國與保衛主權的「奮鬥」(perjuangan)。國立伊斯蘭大學(UIN)萬隆分校的校長Deddy Ismatullah就說：「很確定美國與以色列是恐怖主義組織，但還不確定(belum tentu) ISIS 就是恐怖組織」。為什麼呢？因為對他來說，關於美國與以色列的研究已經相當透徹，可以確定兩者都有「濫殺平民」、「長期限制中東人民」等等行徑，但是2014年的此時對於「伊斯蘭國」的了解幾乎完全闕如，因此沒有來龍去脈，他不敢斷言。

當我長期觀察印尼的媒體，我看到了許多差異。我發現我們的世界觀相當西方中心主義。我們跟著西方媒體，只要兩三天的時間就可以判定哪些中東團體是「恐怖組織」，什麼是「種族屠殺」，但是花了六十八年的時間，卻無法看見最大的「恐怖組織」與最長時期的「種族屠殺」。

看不見的恐怖攻擊

當電視新聞又在報導非洲與中東的「戰亂」或「衝突」，而不是「歐美長期以來造成的人道危機」時，讓我們先停下來。講求快速更新簡短聳動，內建性地缺乏百年歷史縱深的新聞報導，有沒有提到，歐美殖民者瓜分中東並將諸國邊界刻意設定為多族群彼此牽制、維護歐美販賣武器與購買石油的威權政體、聯手屠殺原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並造成幾百萬難民後，鬥爭者在軍備劣勢下若想要打「獨立戰爭」，往往只剩下鋌而走險的「恐怖主義」？新聞是不是預設了、複製了這些是「原始的、不理性的、阿拉伯人的種族劣根性」造成的無止盡「衝突」的概念，再度重申這些只是「文明衝突」、是聖經裡面有預言過的「幾千年來的戰爭」。新聞是不是又一次粗糙地說，這只是亙古以來的「在地衝突」，而非過去一世紀以來跨越歐亞非的「後殖民戰爭」？

我們的歷史是為誰書寫的？為什麼我們對這塊區域這麼不熟悉，以至於我們可以容許媒體將裏頭真實存在的人們不斷地去人性化與扁平化？為什麼我們無法累積對這塊區域的知識，每次都要從「什麼是伊斯蘭」、「什麼是什葉派」開始問起？為什麼我們始終認為問題是出在被屈從者他們自己身上，而不是出在更廣泛深遠與系統性的後殖民剝削、干預、侵佔的問題上？我們為什麼不知道伊拉克六零年代的大學女學生穿的跟我們一樣都是西服短裙，伊拉克當時過去的是泛阿拉伯主義、國族主義、社會主義，而伊拉克真的直到很晚近才有了過度政治化的宗派主義與極端「伊斯蘭」恐怖組織？

民眾呼籲，遜尼與什葉應在此時此刻團結起來。

關於歷史上存在有多種遜尼派與什葉派關係的可能，研究伊拉克遜尼派的學者Fanar Haddad甚至大膽地說：「伊拉克境內的遜尼派作為一種政治認同，在2003以前根本鮮少存在。」這當然是一個可辯論的議題，但重要的是Fanar Haddad提出了六零年代以來，伊拉克國族主義式Baathist意識形態的思考在政治場域中是根深蒂固的。就算遜尼與什葉有長久的宗派分歧，一直要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才被轉化為俱有潛在政治意涵的宗教認同。 從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兩伊戰爭、經濟制裁後，宗派認同才被激化。

最嚴重的，莫過於在2003年之後，破天荒地直接把宗派納入憲法體制裡頭，根據人口數量來做政府任職數量的分配，更加深了宗派sectarian的政治意涵。 一切都在2003年美國入侵後完全改觀。美國扶植的傀儡政府沒有正當性，民心渙散，族群失和，經濟停擺，短短十年就孕育了極端份子發動獨立戰爭，而試圖將中東的主權地圖改變。

伊拉克的「宗派」仇恨不需要那麼深，但我們預設了他們必定很深且是為了很膚淺的理由，而西方媒體每播報一次，這種印象就加深一次。這就好像巴勒斯坦問題是因為當年聯合國偏袒以色列給予建國而造成大批巴勒斯坦難民才誕生的，而不是「幾千年來皆是如此」。「宗教歧視」與「種族迫害」（美國最近又一位無辜黑人少年慘死在警察手上）確實存在於世界各地，包括歐洲。每天都存在的，還有「壓迫」：經濟的壓迫，政治的壓迫，宗教的壓迫。大規模的暴力，都是有組織的行動(請見「暴動系統」理論)，要選在「權力真空」與「民心渙散」時被「政治動員」，並提供激化的「認同框架」，才有能量將「衝突」轉化為「屠殺」。

把問題都推給了「文化差異」，完全無法解釋”Why now”的問題。絕大多數宗教人類學者與宗教社會學者拒絕「文明的衝突」理論，正是因為該理論完全忽視每個小區域在地的文化多元性與社會結構、撇開不談促成暴亂形成的特定政治時機與經濟背景、更低估了歐洲殖民中東後加速的族群衝突與固化的族群認同等政治歷史，以及美國的「反恐戰爭」模式已經讓「恐怖主義」不減反增的問題。

我們所看到的「緊急狀態」，不是直截了當地從「文化」蹦出來的魔鬼，而是長期由歐美決定遊戲規則的扭曲中東 ，由長年累月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不平等生存條例」規則慢慢孵育而成的怪獸。我們只看到從勝利者角度去判定的恐怖攻擊，而輕易地正當化了這些勝利者自身的軍事行動所帶來的恐怖。

當「和平」只是維護既得利益者的話術

近幾年來，部分由於社會媒體使訊息更加民主化，資訊流出被層層封鎖的巴勒斯坦，國際間逐漸形成同情，而聯合國秘書長韓國籍的潘基文也跳出來說以色列猛烈攻擊學校、清真寺、住宅區，造成一百八十萬人流離失所，兩千條人命，包括三百多個孩童的生命，根本是「一項罪行」(“a criminal act”) ，就連許多美國人民都已經看不下去了。以色列卻說，他們只是回擊從這些大學校區、醫院、清真寺、住宅區發出來的巴勒斯坦火箭，因此算是「正當防衛」，而這些地方，不是「單純」的學校、宗教場所、醫療場所與住宅區，而是「恐怖攻擊溫床」(terrorist hotspot)。

如果以色列軍隊是「正當防衛」，那為什麼哈馬斯就是「恐怖組織」呢？Hamas在邊境地區理論上都被嚴密監控與限制的情況下，居然可以找到機會與突破點向以色列丟出上百火箭，為的是想要抵抗以色列的殖民所造成巴勒斯坦的長期失業、缺水缺電、物資不足、強制徵收土地、生活世界被高牆、軍事哨點、任意搜查、生活物資只能偷偷摸摸地從「恐怖隧道」運入—或總歸一句，為了「捍衛主權」。可是這些武裝行動，卻從來不被美國政府與聯合國承認為「正當防衛」。

被以色列軍隊蹂躪的加薩家園。(圖略)

有人說，為什麼要哈馬斯從醫院發動攻擊，「害得」醫院被攻擊？

我回答，如果要抵抗以色列，還可以從哪裡發動攻擊？從以色列軍隊嚴格控管的地方嗎？

有人說，哈馬斯不懂得有效地治理國家，只會搞意識形態戰爭。

我回答，在以色列千方百計限制人民行動、就業與獲取物資的情況下，甚至不讓新聞外流「破壞以色列形象」的情況下，到底有哪個政府可以「有效地」治理巴勒斯坦？在這樣的情況下，什麼樣的「有效治理」，可以不同時也是在以色列許可的行動框架內行動？是什麼樣的「有效治理」，不同時也是默許了巴勒斯坦每況愈下的非人道狀態？如果巴勒斯坦作為一新興國族，只是為了減少戰爭發生，為了自保而不在乎作為二等公民，他們早該放棄了。

有人說，不然就讓他們攻擊嗎？以色列當然會想要反擊啊？

我回答，以色列擁有的選擇非常的多。問題只是他們願意不願意。以色列政府平日可以決策的範圍非常地大，他們可以少一點壓迫，少一點屯墾區，少一點任意搜身，少一點斷水斷電，少一點高牆，少一點殘暴。可是哈馬斯擁有的選擇是什麼？巴勒斯坦不是一個自主的「國家」，而是正在被殖民與屠殺的群體、其國族主義與獨立政府之形成在過去六十八年間一直處於在「草創」與「創傷」之間無限迴圈。多少年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物資一切仰賴國際施捨。最近這七年，以色列非法佔領加薩，變本加厲，甚至連居民的卡路里攝取量都控制。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居民人口密集的地方攻擊。

有沒有什麼哈馬斯可以選擇的「和平」策略，是可以讓巴勒斯坦免於繼續成為土地上的二等公民的選擇？過去曾有過相對平靜的日子，那些「被動的和平」，不是已經向哈馬斯證實，「和平」等於「繼續當二等公民，甚至三等公民」嗎？

權力可能決定知識的命名，決定了甚麼行動是戰爭，甚麼行動是恐怖主義。人道救援的文明也是歐洲人殺戮非洲人的文明，而別人的恐怖主義其實就是自己的文明血腥史的開花結果。因此，說別人「恐怖主義」以前，請讓我們先翻閱自己偉大文明的血腥歷史。唯有如此，才能夠有真正平等、對等的「和平談判」。

合理化強權的歷史書寫總是讓壓迫者遺忘了將他者陷入萬劫不復的「非人」境遇的過去，然後再讓壓迫者以文明之姿對他者進行拯救。人道救援不該是西方的施捨，頂多只能是帝國主義血跡斑斑的道德贖罪。因為Yazidi族人所面臨的「緊急狀態」–願神眷顧他們–就是許多巴勒斯坦人六十八年來每日每夜所面對的「規則」。

(續)

23，在過去，所謂恐怖攻擊很少聽聞，如今卻是幾乎每天都會在世界各地發生的平常事，而且集中發生在那些被美國所侵略的國家，死傷數十萬，無日無之。

自從2001年很可能是美國自導自演 (至少事先知情並一路配合) 的所謂911事件後，美國開始進一步更加具有系統性地 "大展鴻圖"，侵略一個又一個國家，殺害數百萬人，上千萬人淪為難民。你如何可能期待這數以千萬人的受害者及其家屬絲毫不會有報復念頭？

但是，很多年後我才發現，這樣一種報復，也許恰恰正是以美國為首的所謂西方民主陣營所期待的結果，因為，這正好給了他們更多的侵略藉口，更多的擴張勢力的機會，促進更大暴利的軍火買賣。於是，原本罕於聽聞的　"反恐"　一詞，迅速成為強權所最喜歡使用的廉價辭彙之一。任何卑鄙行徑，都可輕易冠以反恐之名而便宜行事。

24，我雖然相信 "以眼還眼舉世皆盲＂的道理，但我捫心自問，倘若有一天，我遭遇到如同那千千萬萬的無辜受難者那樣的處境，我是否真能不產生絲毫報復念頭？

十幾年前，我曾寫過一篇有關車城的文章，標題好像叫做 "亂世兒女黑寡婦"，這些丈夫或兒子與家人死於戰火的婦女，原本只是一些單純的上班族或家庭主婦或專業人士，乃至學生、少女，當親人被屠戮，當生活全毀，最後卻逼得她們笨拙地扛起槍械，成為所謂恐怖份子。

當然不是說所有所謂恐怖份子全是一個類型（被迫做這樣一種自我聲明實在很腦殘，很無奈），但你如何可能否認，當你任意殺害千萬無辜人民時，不會帶來一丁點其實根本微不足道的反擊？就算你踢打一隻兔子，都有可能對你反擊。在某種重要的道德意義上，這就是不惜犧牲一己性命而投入戰鬥的所謂恐怖份子的基本原型。

這些人並不是什麼老鼠屎，他們當然也沒有 "壞了一鍋粥"。在一次訪談中，Noam Chomsky 也曾提到類似看法。他還說，武力鎮壓不可能消除所謂恐怖主義，唯有消除背後不公不義等種種血腥殘酷與傷害，才有可能帶來和平。

Chomsky說得沒錯，我沒什麼好反對。問題是：和平其實並不符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權的利益。他們要的恰恰就是透過混亂與戰爭以擴大勢力，而這也是為什麼我強烈支持祖國的原因，因為惟有一個奉行不擴張不侵略政策的強大中國，才有可能遏止美帝及其附庸走狗之為所欲為。

也許也可以這麼說，這是一種相對主義的道德概念，就如甘地所說，即便是在兩惡之間，我們仍應做出選擇，因為大惡小惡畢竟相去甚遠。

相對主義式的道德概念是重要的。在道德問題上，我們還是得隨時把算盤拿出來打一打，分析利害得失，兩害相權取其輕。

可是，即便強調了這一點道德的功利性，依然並不意味著那個所謂 "小惡" 一方的種種惡行應該全盤被容忍或甚至被鼓勵。

25，我從未說過祖國在宗教上有什麼問題。相對來講，我更從不認為祖國打壓伊斯蘭。我僅僅只是說，維護所謂社會安全秩序與政治穩定，並不需要如此擴大打擊面，不應該隨便抓人打人，畢竟一切相對之中，仍有其絕對價值；個人的生命與權利，依然應該儘可能獲得最大的尊重。要不然，"我們" 遲早會跟 "他們" 一樣。

26，至於針對伊斯蘭的污名化與妖魔化，這十多年來，隨著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刻意抹黑與渲染，真是到了根本無法無天、人神共憤的地步。

我相信上帝，仰慕基督，但我始終恥於成為教會的一員，我從沒見過歷史上哪個教會奉行耶穌的精神，我只看到它的反面。

對於那些很喜歡從伊斯蘭教義或其宗教行為上去羞辱或甚至妖魔化伊斯蘭的基督徒與一般人們，不妨花個幾分鐘回顧一下基督教歷史，或回顧一下基督教的諸多表面教義，看看誰比較像撒旦的作為。

我找到一篇劉曉波寫的基督教歷史。他本身好像就是個基督徒，總不會刻意抹黑基督教吧，大家不妨仔細看看基督教之種種作為恐不恐怖。如其所說："基督教的迫害史，從公元4世紀初一直延續到20世紀後期。"

我想說的是，為惡者是人，而非宗教本身。我恥於加入教會，同時也不打算遁入空門，但我對於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和佛教等等等，一樣心懷敬意。

附錄：

劉曉波：基督教歷史上的迫害異端

（節錄。全文請見： www.ncn.org ）

5th November 2012

基督教對西方的偉大貢獻並不能掩飾其所製造的災難。在基督教主宰西方精神的漫長歷史上，教會犯下的最大罪惡便是迫害異教和異端。這樣的迫害史，從公元4世紀初一直延續到20世紀後期。

四、初為國教時期的迫害異端

非常諷刺的是，基督教由異教變成正統之後，也變成了製造並迫害其他異端的信仰獨裁者。從此，作為國教的基督教忘記了自己作為異教徒被迫害的傷疤，開始了在權力的支撐下的漫長的迫害異教徒的過程。

君士坦丁大帝在把基督教定為國教之後，就開始迫害其他宗教信仰和基督教內部的異端。他就針對異教頒布嚴格的禁令：禁止在新首都敬拜任何偶像，禁止任何異教的集會並焚燬其會堂。

四世紀的最後20年，狂熱的基督徒在羅馬各城市裡不斷地製造騷亂，摧毀異教的古老神廟，清除所有偶像和異教徒，禁止異教的祭祀和儀式。

雖然，在基督教的擴張中，由於戰功赫赫並喜歡希臘哲學的朱利安皇帝（Julianus 公元332 – 363）信奉異教，導致了基督教正統地位的暫時動搖，但這位皇帝被一個基督徒刺死之後，無數基督徒公開慶祝這位異教皇帝死去，基督教也隨之再次控制了政府，大規模的迫害異教運動再次展開。

4世紀末期，羅馬城中還矗立著700多座異教廟宇，但是，從公元380年開始，在信奉「尼西亞信條」的正統派格雷先皇帝（Gratian）的大迫害下，異教遭到了嚴重摧毀，驅趕異教的神職人員、拆毀異教的廟宇和僧院並沒收其土地。

西元394年，東羅馬帝國的皇帝西奧多西一世（Theodosian I）率軍進入羅馬城，強迫元老院下令廢止所有異教信仰。及至５世紀中葉，羅馬城市中的異教徒已經所剩無幾，但基督徒卻越來越多，遍及整個帝國。

同時，基督教從被立為羅馬國教之日起，基督教內部的派別之爭就從未停止過，正統對異端的迫害也從未中止過。

君士坦丁大帝在尼西亞公會議上確立了「三位一體」的正統之後，也開始對基督教內的異端進行迫害，他下令：凡是不符合正統教條的主張全是異端，異端的書籍一經發現必須焚燬，私藏者將被處死。

而且，基督教內部的派別之爭，還演變為血腥的暴亂。從325年的尼西亞公會議開始，正統的三位一體教義與不承認三位一體的阿萊亞斯派（Arius）之間的爭論一直持續。

君士坦丁死後，在亞歷山大城和君士坦丁堡等城市，兩派之間的暴力衝突持續了長達一年時間（公元342 – 343），雙方共有3000多基督徒喪生。

之後，基督教教會的最為重要、也最為繁瑣的任務之一，便是盡力阻止異端邪說的繁衍，迫害異端也就成為貫穿於正統基督教史的組成部分。羅馬教廷決不會容忍對正統教義的任何挑戰，極端敵視基督信仰上的個人主義的宗教自由。

在教廷眼中，異端教派的罪惡是雙重的：既分裂教會的同一性，也有分裂國家的潛在危險。特別是在政教合一的統治時期，由國家支持的正統教派就特別反對由民族主義支持的異端教派。

所有這些教派都遭遇過數位羅馬皇帝的殘酷鎮壓，特別是對摩尼教的鎮壓最為兇狠。公元385年，一位西班牙主教被指控為摩尼教徒，並與數位同伴一起被燒死。對其他異端派別，他們的領袖大都被逐出教堂，信徒被沒收財產。

受迫害的異端派對正統派的怨恨之深，甚至達到了有你無我的程度，以至於，當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紀征服埃及和近東之時，這些地區的一半以上的人將入侵者視為解放者，期望阿拉伯人讓他們在宗教上、政治上和經濟上得以擺脫拜占庭的殘酷統治。

異端派必然成為該法典的禁止對像：首先是財產上的懲罰，比如，道納杜斯派、一性論者和其他反國教派別，統統沒收其財產，判處其無買賣能力，沒有繼承權和遺贈權，更無資格向正統基督徒借債。

其次是參與公共事務的限制，異端派不得集會，不準擔任公職。

最後是肉體滅絕，特別是對摩尼教徒和再次信奉異端者，統統處死。

由於正統基督教對各異端的迫害，必須藉助於皇權的支持，所以，教會也就自然聽命於皇權。《查士丁尼法典》規定了皇帝對教會的統治權。就這樣，基督教正統教父們的神學與基督教皇帝制定的《查士丁尼法典》相結合，奠定了以基督教為道義正當性的法治秩序。

教會制度和主教佈道成為建立秩序的主角，他們制定了一套基督徒應該遵守的道德準則，也制定了辨別何為「異教徒」的標準，有權威裁定基督徒生活中的是非善惡、高尚和低俗，逐漸形成了有別於世俗國家秩序的屬靈王國秩序。

這種秩序，其內在權威是靠羅馬教廷及其頒布的一系列通諭建立起來的，進而形成了教會法和宗教法庭；其外在權威是靠對異端的文攻武嚇及其迫害建立起來的，所以才有中世紀的幾次十字軍東征和大規模迫害異端運動。

五、迫害異端的制度化時期

如果說，1096年，教皇烏爾班二世發動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是對外地的討伐異教，那麼，1215年，教皇英諾森三世主持召開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世界性基督教公會議，就是對內的鎮壓異端。

那是一個充滿戰亂、經濟變革和社會動盪的時代，隨著戰爭和商業而來的東西方交流的不斷擴展和加深，各類不同於正統基督教的思想觀念也蜂擁而至，從而導致了各種異端的興起。

而當時佔據正統地位和達到權力頂峰的羅馬教廷，既是戰爭狂又是吸血鬼，既壟斷教權又壟斷財富，既炫耀主教的權杖又揮霍腐敗。這個企圖獨霸人類精神世界權力的教會，已經由單純的信仰團體變成了利益集團。

在經濟上，一方面是日益加重的苛捐雜稅，對各地教會和普通信徒進行敲骨吸髓的詐取，另一方面是買賣神職、出賣贖罪券、聚斂和揮霍財富的腐敗，羅馬城裡的主教在拉特蘭宮（Lateran）的生活，其排場堪比皇帝及其王公大臣們。所謂「教皇的稅吏甚至比國王的軍隊更恐怖」的民間諺語，正是底層對教廷的強烈不滿的表達。

於是，上帝的代理人已經變成雙重的獨裁者：精神的壓迫者和財富的掠奪者，異端思想也就成為底層反權貴反教權的有利工具。所以，最令教廷恐懼的反對力量，不是來自其他異教，而是來自基督教內部的異端，教廷根本不可能對各類異端做出寬容性的接納，而只能愚蠢地做出防禦性的鎮壓反應。

可以說，異端大都是窮人的信仰，諸如「卡達派」（Cathar）、「韋爾多派」（或稱「里昂窮人派」）、以及魔法、巫術等。這些異端，與其說是反對基督教，不如說是「反對天主教會」。

教廷自然要為維持自己的壟斷地位而向異端宣戰。距君士坦丁主持的全教會性宗教會議八百九十年之後的1215年，教皇英諾森三世主持召開了另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世界性基督教公會議，會議發佈的第三條教規就特別強調對異端的鎮壓。

到1227年，教皇格利高裡九世執掌羅馬教廷之後，開啟了鎮壓異端的制度化：發佈「絕罰赦令」，設立宗教裁判所，發行「宗教法庭指南」，建立書籍審查制度，審訊時的體罰制度，懲罰法規（包括恥辱標誌、沒收財產、監禁、火刑處死等）之後，英諾森四世在1252年5月15日發佈了迫害異端最恐怖的教皇通諭《論徹底根除異端》：把根除異端作為國家的首要任務，要求世俗權力完全聽命於宗教裁判所。

這項教皇通諭使義大利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警察國家。天主教會的首席神學家聖．托馬斯．阿奎那也寫出了權威性的《駁異教徒大全》。

十字軍東征成為最血腥的信仰之戰，宗教法庭成為最臭名昭著的迫害異端之地，留下了遺臭萬年的《女巫之錘》，這本經過教皇英諾森八世欽定的通諭，為腥風血雨的迫害異端開啟了大門。據記載，在義大利，宗教裁判所處死過至少一萬五千人；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處死過三萬二千人；在法國，宗教裁判所的審判官尼古拉．雷米是個迫害狂，據說他在一天之內就燒死過被判為女巫的八百名婦女。

更荒唐的是，許多迷信魔法的高階神職人員卻熱衷於巫術審判，比如，1316年當選教皇的約翰二十二世，一面沉溺於各類魔法，不惜用自己的動產和不動產作抵押，來換取具有魔力的器皿，一面又瘋狂地迫害術士，連續發佈四份訓諭，發動了史無前例地迫害異教徒運動。

無數的異教徒和女巫的鮮血淤積起來，阻塞了多元化的精神通道，窒息著人類的精神創造力。直到新時代黎明之際，宗教法庭還燒死過布魯諾，判決過伽利略；在16、17、18三個世紀裡，還陷於巫術審判的極端狂熱之中。

據西方史家估計，在這種狂熱中被迫害致死的人數，高達二十萬到一百萬之間，而且大多數是女人。也就是說，中世紀被稱為「黑暗時代」，宗教不寬容及其迫害異端，便是這「黑暗」的最醒目標記。

六、從寬容到迫害的新教時期

即便以提倡宗教寬容著稱的馬丁．路德，在路德派取得了牢固地位之後，也逐漸放棄了寬容而轉向迫害。

當路德開創的新教得到了德國候王們的支持和廣大教徒的信奉之後，他開始像他曾經反對過的歷任天主教教皇一樣，變成惟我獨尊的信仰霸主。他在1522年公開宣稱：「我不允許任何人批判我的主張，即使是天使。凡是不接受我的主張者就不能得救。」這樣的口氣，其霸道甚至超過了教皇們。

路德還在《聖經．申命記》第13章找到了迫害異端的神聖戒律：「你不可顧惜他，你不可庇護他」；即便他是「你的同胞兄弟，或你的兒女，或是你懷中的妻子……你必定要殺他，你要首先下手，將其置於死地。」

就這樣，路德假借上帝的命令之手把異端置於死地。早在13世紀，教廷就以此為根據大肆迫害異端。1515年，路德也求助於官方的檢查制度，毀掉再洗禮派和茨溫利派的「邪惡教條」。1530年，他建議政府把煽動暴亂和反私有財產的所有異教徒、所有宣揚基督是人而不是神的異端……統統處以極刑。

其他新教的大小領袖和新教國家，也在得到權力之後回歸天主教的先例，模仿了天主教迫害異端的所有措施：沒收財產、關閉教堂、書籍審查、開除教籍、驅逐出境、逮捕監禁、處死。

新教中的極端者甚至主張新教國家對信仰邪教者必要斬草除根，對其子女也像牲畜一樣一併摧毀。

1537年1月18日，奧格斯堡市議會頒布一項針對天主教的命令：禁止天主教徒的禮拜，限該市的所有天主教徒在八天內改信新教，不服從者將被放逐，並派軍隊沒收所有的教堂和修道院的財產；祭壇和塑像被遷移，修士和修女被驅逐出境。之後，對天主教的禁令擴展到所有被新教控制的國家和地區，許多城市頒布過類似奧格斯堡市的法令。

對於猶太人，當路德發現寬容態度也無法讓猶太人改信基督教時，他便露出猙獰的不寬容面目，他把猶太人與羅馬教皇歸為一丘之貉，斥之為「不敬神的壞蛋。」咒罵猶太民族是「一個僵頸、不信神、驕傲、邪惡、可厭的民族」，他公開號召把猶太人的學校和教會付之一炬：「讓任何人把硫磺和松脂盡量擲向他們，假如有人在他們身上投擲地獄之火，那就更妙了……把他們的房舍也給粉碎和摧毀。……把他們的書籍和《猶太法典》，還有他們的《聖經》奪下；禁止他們的教師在死亡的痛苦上，從此不再教導。封鎖一切的街道和大路以阻其通行。禁止他們放高利貸，把他們所有的金銀財寶奪下並貯進保險箱。如果這還不夠，將他們像瘋狗一樣地驅逐出境。」在路德看來，只有對異教徒採取這種趕盡殺絕的手段，基督徒才能榮耀我們的主和基督，上帝才會「發現我們是真正的基督徒。」

加爾文的迫害異端

新教的另一領袖加爾文的不寬容舉世皆知，著名作家茨維格的名著《異端的權利》，詳盡記述和評價了加爾文對異端的野蠻迫害。

因提倡新教而受過天主教迫害的加爾文，最初同樣是迫害異端的堅決反對者，他不僅從人道主義出發反對迫害：「把異端處死是罪惡的，用火和劍結束他們的生命是反對人道的所有原則的。」他也基於基督教教義來反對迫害：「使用武器對付被教會逐出的人，並否認他們擁有全人類共同的權利是反基督教義的。」然而，一旦他被奉為精神教主和掌握權力之後，他對待異端的態度便由捍衛異端的權利變成必欲把異端置於死地。

當他從流亡地被請回瑞士、出任最高決策機構長老會的會長之後，權力機構不僅變成了加爾文實行信仰獨裁的強制工具，也讓他本身的道德狂妄姿態迅速顯露，他自視為瑞士共和國的精神征服者，開始把極權野心加諸於一個自由共和國，旨在將共和國改造成神權獨裁的國家。他為日內瓦市行政會提供了「新教十戒」，要求市政會強迫自由市民逐個宣誓，公開接受他的新教義，而拒絕宣誓者將被驅逐。他迫害每一個反對他的宗教信條的人，教徒也好，自由民也罷，一旦拒絕向加爾文法令宣誓效忠，或在理論上向加爾文的教義提出異議，就會被加爾文視為敵人，不僅要被逐出日內瓦，而且可能被置於死地。

靠新教信仰掌權的加爾文必須靠權力維護信仰的獨尊，權力一旦加入信仰之爭，必將把恐怖統治強加於論戰對手。加爾文公開宣稱：日內瓦已經變成腐敗不堪之城，只有厲行嚴格的統治才能扭轉頹風，需要絞死1800個青年，道德和教規才能在這建立起來。

加爾文以保衛上帝為名而「把一個人活活燒死」，絕非保衛一個教義而僅僅是保衛獨裁權力。

１９９９年８月寫於大連勞動教養院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改於北京家中
——民主中國 (12/31/2004 1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