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菘，

我想修亮說得對，如果如你所說 ""跟大一統的長遠利益相比，焚書坑儒，破壞部分文化只是小事""，那麼，""跟台獨的長遠利益相比""，整天造謠抹黑、踐踏異己，乃至綠油油的政客及無恥文人一個個吃飽喝足、好話說盡，壞事做絕""，難道不也只是小事一樁？如果前者言之成理，後者自然也能說得通。如果兩者都說得通，意味著這裏頭存在的只是勝王敗寇的鬥爭與角力，而非理性與價值上的說服與競逐；簡單說就是誰拳頭大，誰就能為所欲為。美國最喜歡高舉這樣一種邏輯行事了，簡單說，""跟民主投票的偉大政治理念之長遠利益相比，殺掉幾百萬人算什麼？只不過小事一樁。可是，你難道真會相信這樣一種鬼話？

我的指導教授之一Peter Lipton(2007年過世)，大約在1999年，曾在劍橋一場盛大演講中提出一個問題，請在場所有聽眾舉手投票表態。他的問題是：""你覺得，科學知識的形成是先射箭再畫靶？或是先有個靶，然後再來射箭？"" 我投給前者一票，意思是說，不管你怎麼射，必然能命中靶心，因為靶心是你事後再畫上去的。聽起來很不科學，但我心裏確實是這麼想的。這就好像尋找鑰匙企圖打開一道門，不管人類找到什麼樣的鑰匙，他總會以為自己 ""真的打開"" 了一道門，真的找到了所謂真實。科學就好像一場找尋凶手的過程，不管你最後抓到誰，你都會想辦法告訴大家說他就是真兇。這樣一種對於科學圖像的認知，顯然對於所謂科學本質有著某種不敬，意味著所謂科學之 ""純粹理性"" 只是它的外表糖衣，裏頭包裝的依舊是各種偏見與迷信。

我原本以為大概只有少數跟我一樣腦袋不太正常的人才會持有這樣一種對於科學帶有不敬與懷疑的想法，不料，現場上千人竟然大部份人都投給前者一票。

我要說的是，科學如此，其它不是那麼科學的知識恐怕更是如此，簡單說就是，不管我是怎麼想的，我必然都會是對的，因為我總是能找到各種證明我是對的所謂理由或證據。

我並不是要藉此推向一種徹底的懷疑主義(我不相信有這樣一種東西)，我只是要說，我們所認為堅不可摧的種種立場、主義與原則，概念上乃至實務上往往漏洞百出。這當然不表示我們應該放棄思索，放棄知識的追尋，這只表明了思想與知識的有限性與不確定性，更不用說那些充滿低能意識形態的種種所謂神聖立場與政治主張。可悲的是，人們卻往往為之蠢血沸騰不已。

每當有人被我說服，我總感到不安。我並不是說我存心騙人，我只是想說：我說的全是我相信的，但我的聽眾只有我自己；某個意義上，我只是想說給自己聽。如果你不幸剛好聽到了，你也只能把它當成 ""有此一說"" 去理解，因為它同樣是我先射箭再畫靶所找到的所謂 ""真理""。如果至今 ""沒有人在家""，我怎麼可能在家？如果如維根斯坦所說，""只有回到家的人，才有可能說出真理""，我既不在家，如何說出真理？

我的這位指導教授私下常說個笑話，他說，他常和太太為某些想法起爭執，互執己見，互不相讓。吵到最後，他太太都會問他說：""Are you sure?"" 他說，當太太有此一問，他只好投降說 No，I am not sure。因為我是個哲學家。既然是哲學家，怎麼可以sure？哲學家連是不是自己的手都會感到懷疑，擔心自己是不是被惡魔迷了心竅。

維根斯坦說過一個真實笑話，他說，有一天他和一個朋友去劍橋某個(我也常去的)果園叫Grantchester喝下午茶，他的朋友看著自己的手，喃喃自語道： ""這是我的手""，說完還用力拍胸脯告訴自己說，""我確定這真的真的是我的手""，一會兒又望向不遠處一棵蘋果樹，手指著前方說，""我相信那裏有一棵樹""，這時服務生端茶水來了，聽到這位朋友的喃喃自語，心生恐懼，維根斯坦趕緊說，""別怕別怕，他是個哲學家""。

儘管思想與知識如此難以確定，在一片不確定與有限性中，我依然還是相信 ""確定性"" 的存在。我幾乎已經可以集結成一本書，書名就叫做 ""確定性的福音""。例如我相信一等於一，我相信昨天比今天早到，我相信深藍比淺藍深，我甚至還相信憐憫，相信情感，相信一個人為另一個人捨命有可能確實是出於愛，而不是出於其它任何外在考量與盤算。

維根斯坦曾講過一句話，大概很少人知道。他說，""誰能知道社會據以發展的法則？"" 對於社會應該如何發展，我始終是不確定的。但在無數的不確定中，生命的腳步依舊持續往前，因為仍然有著一種堅如磐石的確定性支撐著生命。老實說，我為此而活，也將為此而死，不帶一絲懷疑。

國菘你好，我不知道王孟源是誰，也不懂明太祖 (朱元璋?)，同時也沒打算花時間去理解任何不是我自己感興趣的東西。

不懂明太祖，""朱洪武開國記"" 倒是看過上百遍，我們家開的電影院 (台南今日戲院，八零年代便已轉手給親戚經營)曾經一連兩年的春節大過年演同一部戲，就是 ""朱洪武開國記""。很多人勸我爸不要這麼做，哪有人今年春節放映 ""朱洪武開國記""，明年春節又是 ""朱洪武開國記""，這樣會有觀眾嗎？

我那時還在念小學，當下便獨排眾議，支持我爸的決定。後來證明，我的判斷是對的。連續兩年春節放映同一部片，竟然兩年都大爆滿，觀眾看過一遍又一遍，塞爆台南市中正路，跡近瘋狂。只能站著看的觀眾，擠滿整個電影院還不夠，甚至塞滿今日戲院特有的長長迴廊，戲院大門根本無法關上，人滿到整個湧上中正路去了；排在後面的人實際上根本看不到電影，只能一跳一跳地墊腳跟瞄上銀幕幾眼；很多人之所以重覆花錢買票進場，為的只是跟場內場外觀眾一同感受那份集體的喜悅與熱情。

四十年過去了，我至今都還能完整朗誦該片台詞。朱元璋因為是真命天子，撒豆成兵，喊水會結凍，誰膽敢被他叩首一拜，馬上會被拜得四腳朝天，跌個狗吃屎。連他到廟裏當和尚都能指揮十八羅漢石像幫他打掃庭院，掃太慢還會被朱元璋罵，老師傅想虐待他都虐待不成。有一回，廟裏師長故意要朱元璋一個人耕幾十畝地，天黑前耕不完就給我試試看，沒想到他一下子就耕好了，原來他用泥巴捏了幾個泥人，朝泥人身上念上一段詞，吹上一口氣，泥人就紛紛動了起來，馬上把田全耕好。那詞是這樣說的：""你我本來都是泥，我只比你多口氣，遲早總會在一起，何不替我快耕地。""

最動人的一幕，當然就是結局，朱元璋在劉伯溫施展法術的協助下，逃離壞人追殺，巨龍載著真命天子飛上天，發動洪水沖垮邪惡巨人，一個王朝於焉誕生。戲演至此，每一場觀眾，不分男女老少，全都沸騰叫好。

當時的電影科技當然比不上現代，但那時候的人比較單純，看電影時所展現的巨大熱情與投入，完全不是現代觀眾之冰冷所能比擬與想像。

那時的科技真的很好笑，所謂怪獸，往往是人穿怪獸衣，發怪獸聲，做出怪獸狀，叫我演我也會。例如裏頭有一隻幫助朱元璋的白色猿猴，我曾保留一張超好笑的劇照，那隻猿猴是人穿猿裝，戴著毛茸茸的猿臂手套，竟然不小心露出一截人的手臂，手上竟然還戴著手錶。""梅山收七怪"" 也有類似穿幫鏡頭，妖怪打得起勁，打到連三槍牌內褲都跑出來了。不過，穿幫無所謂，觀眾不會介意這個，氣氛還是最重要。

你大概不是要問我這個，但我知道的朱元璋差不多就是這樣。曾經去過高雄佛光山，廣場上環繞一堆羅漢、大師，各有神色特性，蠻好笑的，我給一一拍照留念，同時也讓我馬上想起朱元璋來，可惜我不是真命天子，要不然我也想指揮他們起來幹些什麼助興。

我很怕人家問我問題，最好不要，因為我既不想撒謊，但也不想說實話；我知道，人們往往不喜歡聽到實話。當然，我更不想自己總是被誤解、扭曲與簡化。簡單說，我並沒有同意或不同意你的想法。我約略能理解你所要說的，但與其說它呈現一種想法或見解，不如說它其實只是表達一種模模糊糊的感受與願望。我能理解這種感受，我也常有同感。講到暴力，台灣若是槍枝合法，殺人如果可以像圓仔花野菊花那樣，喊喊 ""抗議國家暴力"" 就沒事，我看我在台南每天恐怕得製造無數命案才能消我心頭之恨，想殺的人太多了，人渣一堆(特別是綠油油的政壇)，看過 Martin Scorsese的 ""Taxi Driver"" 的人應該知道我的心情。

不過，即便我渾身上下暴力念頭，這不影響我對 ""非暴力"" 的仰慕，只是我很不想去講它，同時也不可能三言兩語把話說清。

""非暴力"" 並不反對國家使用暴力。其實說穿了，國家不就是暴力的代名詞？國家的存在，就是為了合法使用暴力，要不然弄個國家幹嘛？跟你一樣，我當然也不至於蠢到只抓住某個問題進而否定全局；我的智商應該跟我的身高差不多，心智還不至於太 ""單純""。社會的運作，有時就像開刀或吃藥那樣，某種副作用或必要傷害往往難以避免。我們總不能看到開刀房血淋淋，或看到吃藥產生各種副作用，便激昂慷慨地高喊一堆愚蠢到爆的所謂進步口號。如果那樣一種思維邏輯能成立，那他應該反對所有存在這地球上的一切人為運作才是，因為我們總是能夠在一切人事物身上找到各種問題。當然，我倒也不是說相對主義的說法應該拿來做為阻擋任何批評的擋箭牌。

Terrence Malick 的新作 ""Knight of Cups""裏頭有句話：""There are no principles, only circumstances. Nobody’s home."" (沒有原則，只有情境，沒有人回到家。)我常覺得自己對維根斯坦的解讀極為原創，簡直就是站在一種如今已成思想主流的尖端，早在十多年前便已說出很少人說出的一種觀點。但我前些天發現，Malick 沒有完成的那篇博士論文 ""Kierkegaard, Heidegger, Wittgenstein""(齊克果、海德格與維根斯坦)，也許在我都還沒出生時，他就已經有了類似的想法。

電影語言難免曖昧，我沒法確切指證導演在此說上 ""There are no principles, only circumstances. Nobody’s home."" 這麼一段話，意欲為何，我只能說，Malick ""也許"" 是這個意思：我們總是渴望像神一樣，擁有一種全能全知的眼光，掌握、甚至說出、乃至實踐絕對真理與價值，但就如維根斯坦所說，我們的渴望註定要破滅，我們除了胡說八道些毫無意義的話、發出一些無謂的吼叫與吶喊之外，無話可說，沒有人能回到家。維根斯坦說，""只有回到家的人，才有可能說出真理""。可悲的是，你我都一樣，管它賢的愚的貧的和富的，永遠都只能在半途中、路途上，尋尋覓覓，永遠回不了家。

在這個意義上，我彷彿理解了一些事，彷彿回想起有關天堂的某種記憶，但也只是 ""彷彿"" 而已。我們都嚮往太陽，但終究不是太陽本身，更不是祂的代言人。若要說誰離得比太陽近，我看是一樣近，也一樣遙遠。

陳真醫師你好，我在王孟源先生那裏發表了一篇回覆但給刪除了，不過既然打了還是希望能夠得到更多人的點評，就來您這打擾了：

王先生批評了明太祖，我持反對意見
知識份子確實是國家進步的力量，但在特定的條件下，反而會成為發展的阻礙
受教育程度與社會地位成正比，反過來說，資源的不平等會導致教育的不平等，進一步的擴大貧富差距
中國的宗族組織正式始於宋朝的范仲淹建立了范氏義庄，經濟發達地區能在朝廷有較多的利益代言人，在有限資源下就是排擠了經濟不發達地區的晉升機會
另外知識份子也有兩個問題，第一是容易紙上談兵，在概念與主義裡打轉，第二是他們會理所當然的維護自己的社會地位
在中國歷史上，土地兼併最嚴重的年代，也往往是文化最發達，對知識份子最寬容的年代
比如說宋仁宗朝，漢元帝朝等

西漢地節三年（公元前67年）劉奭被立為太子。他對老爸漢宣帝劉詢建議，說“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立即臉色大變，訓斥兒子道：“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儒生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以文化和官員素質來說，宋仁宗朝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巔峰，但這與土地兼併惡化，新舊黨爭中舊黨文人維護既得利益反對改革等，並無衝突矛盾

如果看懂這部分，中國歷史上很多現象就可以得到解釋
我不是反對知識份子，但在特定的條件下，知識份子本身就是問題
推薦下面這篇聯結
http://buzzorange.com/2015/06/09/on-a-plate/

國共的差異，就在於國民黨用懷柔方法無法解決當時經濟環境惡化寡頭壟斷，共產黨用暴力方式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從中印戰後發展的對比回過頭來看，也可以解釋明太祖的政策

另外談到中國的大一統，都要談到秦始皇的書同文車同軌，跟大一統的長遠利益相比，焚書坑儒，破壞部分文化也只是小事

有些人批評毛澤東窮兵黷武，或是抹黑中國對外戰爭都是吃虧或敗北
請問這些批評者如何解釋，每次對外戰爭結束，毛澤東在國內與國際上的威望都不斷提高，到最後美國秘密訪華尋求和解，中國被抬進聯合國
與之相比的就是對手國內政經的分裂，責任追究和反戰的呼聲，還有國際上勢力的萎縮？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越戰給美國帶來的重創）
沒有毛澤東以戰爭建立起來的威望，東亞病夫人盡可欺的中國又怎麼能有改革開放的基礎？

我認為，堅持用法律或談判的方式來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某種程度上是理想主義，脫離現實
既得利益群體有理所當然的優越感，掌握了文化與輿論與法律的解釋權，有大批的媒體與文人勢力
沒有利益代言人的無產階級群體想用法律的方法逼既得利益團體乖乖吐出利益，那是極端困難的，小蝦米玩法律玩道德論述也通常玩不過大鯨魚

理論家與做實業的人，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實業家知道時機的重要性，知道現實的困難性
做實業的人要有科學家的試誤精神，藝術家的思想與直覺，還要有政治家的靈活果斷
在現實生活特別是國際政治上，不可能要大環境停下來等我們準備好，而是要時時應付各種挑戰，所以也經常會失敗
現實中的政治家，完美只能盡力，最重要的是把握機會，過程中的問題只要事後再慢慢的檢討修正即可

陳真醫師看到這想必理解了我的想法，某種程度上我認同暴力手段解決問題（不過台灣目前的民粹運動從手段和目的和結果來看我並不支持）
我知道陳醫師不認同我這種太過現實的想法，但我還是希望能與您交流與分享我的思想

先前我曾經表態過李敖的解方（我的表態不重要），隨著時空環境不同，陷入相當的糾結該不該再表態（不重要），承認自己的錯誤（重點），簡單地說，我萬萬沒想到，王八蛋竟然可以王八蛋至此！試用石之瑜教授的新解方，來緩解我的糾結尷尬：
http://goo.gl/aJ3MqS
（石之瑜：辭主席！朱立倫可挽回向心）

「Anything goes！」用大陸北方人的口吻來說，是「愛咋咋地」！在生命、概念的世界裡愛咋咋地，但在道德社會中，特別是面對一群龜兒子王八蛋時，實在不能苟同龜兒子王八蛋任性妄為。大陸已遭受方方面面愛咋咋地的苦果，並且正付出極大的代價去修正/不修正，對照來看，如果台灣在民主政治、自由經濟累積了慘痛的教訓，喟嘆之外，也許還有道德底線可以堅守？

道德的世界，讓人糾結；王八蛋的世界，嗟！使人尷尬！

p.s. 這不是命題作文，只是個人糾結尷尬的懺悔錄。

謝謝力民的提醒，既然被提出了，我就在此說明一下。幾位管理員在幾天前都注意到這個問題了，實在是很討厭，有損巴勒網信譽。初步理解後發現案情不是那麼單純，我們正在尋求解決方法中。如果有人認識網站維護的專家也請推薦一下，但要是可以信賴的人選，因為巴勒網長期維護世界和平，裡頭的資料都很重要，有助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不能被恐怖份子破壞了。

有部片叫食人煉獄，正在上映，昆汀塔倫提諾的弟子Eli Roth拍的(惡棍特工裏那個拿球棒把納粹打破頭的大塊頭)，實在很想推薦給野菊花圓仔花等等民主自由人士看。邊看邊忍不住有個邪惡念頭產生，要是讓這些人遇著食人族，世界和平會不會早點到來？至少，世界肯定會更加乾淨、寧靜一些。

這不是什麼藝術片，但在娛樂之餘，倒是對我起了一點與該電影無關的啟發作用。我們用一個又一個的概念和原則，創造了(自以為是的) ""世界""，但這一切概念，當它遇到生命，卻往往不堪一擊。

在科學方法上主張 ""怎麼幹都行"" (Anything goes!)的 Feyerabend，身為科學哲學家，卻經常嘲笑科學哲學家，嘲笑他們的科學哲學針對科學本質之解析，實與科學真貌相去甚遠，就猶如一個不曾上戰場的人，憑空幻想戰爭之殘酷，進而以為自己很懂得戰爭，事實上他只是略知一二。

哲學或思想 ""概念化"" 了世界，但世界之真實卻往往遠為深厚與複雜。即便善惡也一樣，概念上的演算，隆重的所謂智慧，當它挪到生命之中來看待，似乎只是空洞囈語，無謂皮毛。

沒有詩，我們還真的很難理解生命。我能理解齊克果，理解海德格，理解維根斯坦。詩，才是生命的原鄉，失落的家園。我始終害怕命題，因為它扭曲了生命的深刻與厚重，我的社交恐懼合併重度厭世遁世症候群，也許就是這麼來的。

是否已經爆發第三次巴勒斯坦抗暴運動(Intifada)? 請見 Middle East Monitor 的整理。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specials/intif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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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猶太評論人的文章大意如下

1. 分析以色列社會集體思維。

2. 批評西方媒體的報導角度。為何多數西方媒體不敢正視問題，而將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衝突僅僅定調為「以牙還牙」？

3. 指出以色列社會走向法西斯化，認為比巴勒斯坦人還要優越，極少數猶太人敢出面批評政府殘暴政策。

http://www.counterpunch.org/2015/10/15/israel-the-media-and-the-anatomy-of-a-sick-society/

轉自 Abdullah in Taiwan 認識穆斯林與伊斯蘭議題之窗

熱情，造就了更多無情的災難；夢幻，進一步召喚了現實的殘酷。庸俗一點的說法是，某種美好的果實被剽竊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對於某些人來說，也許如此；對於另一些人來說，卻沒法這麼想。生命因其私密而厚重，越是 ""一個人"" 的故事，便越難以言喻，悲劇於焉誕生。

歷經種種，我似乎方才明白，世上根本沒有什麼美好的果實，自然也無從剽竊；存在的只是一種對於奇蹟充滿熱情的幻想。

有一天，福婁拜的朋友來探望，發現他坐在台階前一人痛哭。朋友問他怎麼了？發生什麼事嗎？福婁拜說，""包法利夫人自殺死了。"" 朋友不解，""誰是包法利夫人？"" 福婁拜說，是我剛完成的一部小說的主角。朋友啞然失笑，原來如此，""那你就不要讓她死嘛""。福婁拜一聽，哭得更傷心，回答說：""不可能，世上已無餘路，她非死不可了。""

理性上，我是個實用主義者 (pragmatist)，內心深處卻似乎住著一隻揮之不去的浪漫主義精靈，嚮往無用之用；火燄般的熱情，屢敗屢戰，引領我飛奔虛無幻境。

福婁拜曾說，""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其實我覺得我也是。有位大陸朋友說得很對，""哪個還不是完全麻木的人身上沒有包法利夫人的影子？我和你一樣，我們認為生命應該有奇蹟，但是沒有；我們認為生命最不能承受的是平庸。終於你不甘心，跳了出來。結果，兼身敗而名裂。於是，我也開始為我的下場擔憂了。""

他還寫道：""福婁拜本人就有很濃重的浪漫氣質。他長年隱居鄉野，對於僵化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生活理念深惡痛絕，一直到死都未能克服身上的 “出世”、“遁世” 傾向。他也不屑於與資產階級的凡庸生活融為一體，他的生活觀念既不切實際，也不合時宜。他是一個多少有點病態的完美主義者、幻想家、遁世者，完全自覺地與當時的世俗社會保持距離。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也許不難理解作者這樣的感慨：“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我不知道這位大陸朋友是誰 (http://book.douban.com/review/1154194/)。文字氾濫的世界，偶而看到一些不錯的文章，往往來自對岸。我不解，一樣是人，一樣寫中文，為何兩岸文化水平落差如此之大？ 題外話。)

這一年來，我隨身的書包裏常擺著一本 ""包法利夫人"" 的英文版，利用一些等車等菜等病人的發呆零星時間閱讀，每每掩卷嘆息，悲從中來。要不是怕驚嚇旁人，恐怕得隨時隨地痛哭一場。不知是悲書中主角，抑或悲我自己。我這一生最大的成就，恐怕就是一事無成。撲火者，徒留一灘灰燼；與其說現實社會殺死了包法利夫人，不如說浪漫者勢必得為虛幻夢想獻上一己悲歡。

每年只要諾貝爾獎公布之後，台灣往往會出現一些有關教育的議論。大多數是批評台灣的教育，教不出諾貝爾獎得主。接下來，就會有一堆學者﹑家長與政客開始大發議論，就開始又有一堆政策補助大學，希望攻頂等等。然後在網路上流傳數不盡該如何讓台灣的教育可以教出諾貝爾獎得主的文章與教育主張。

我只想對所有的教育學者﹑家長們、政客們和老師們大喊，諾貝爾獎得主不是老師教出來，而是他們鑽研出來。

今年屠呦呦得獎，反而讓一切都靜下來了。國內一些被政治沖昏頭的論壇，認為諾貝爾獎評選委員媚中。一些新聞報導，如貼文，又從冷戰的角度來分析為何她能發現這個藥物，順便酸了大陸學界。

因為自己曾經參與過一些中草藥的藥理研究計畫，看到她的研究歷程，也真佩服她。說實在，還好她跳脫西方藥學的想法，從中醫古籍裡尋找方法。東晉葛洪所編寫的《肘後備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之，絞取汁，盡服之。」這句話，已經告訴藥學者如何開啟研究的第一步。我自己參與過的研究裡，現代的藥理學者把中藥學和中醫分開研究。單獨研究中藥的藥學，忽略中醫理論與典籍，在動物和人體試驗往往得到的結果，不盡理想。屠呦呦的獲獎，不是教育或政治的問題，而是告訴所有人該如何研究中藥與中醫。更證明一句話：「方法無新舊，有用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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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o.gl/0Mtqyo
聯合／屠呦呦獲獎：革命退潮後的醫學桂冠

今年的諾貝爾醫學獎，由三位分別來自愛爾蘭、日本和中國大陸的科學家共同獲獎，但中國女科學家屠呦呦最受矚目，尤其在諾貝爾醫學獎委員會的記者會上，各國媒體只聚焦在屠呦呦的背景及其獲獎的意義上。

屠呦呦是第一位在醫藥領域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又是女性，而且是在中國大陸被戲稱為沒博士學位、沒留學經歷、沒院士榮銜的「三無」科學家，其地位與成就毋庸置疑，獲此殊榮亦實至名歸，但其貢獻與獲獎意義引發的諸多爭辯，也值得進一步討論。

諾貝爾大會的頌辭說明三位科學家獲獎的意義，在於寄生蟲疾病困擾人類幾千年，構成重大的全球性健康問題，最受影響的也是世界最貧窮的人口，而獲獎者開發的革命性新療法，對於增進人類健康和減少痛苦的重要性難以估量。頌辭中舉出的幾個數字可以說明屠呦呦的貢獻：全球三十四億以上最弱勢人口處在感染瘧疾的風險下，每年有近二億人感染，並奪走四十五萬條人命，絕大多數是兒童；屠呦呦發現的青蒿素可以有效對抗瘧疾，不僅降低兩成以上的死亡率，兒童死亡率更下降達三成以上，單在非洲每年就挽救了超過十萬人的生命。

今年諾貝爾醫學獎焦點轉向對抗古老傳染疾病的公共衛生防治領域，關懷落後國家居民的健康人權；而屠呦呦獲獎，表彰的正是其研究成果對於增進全球數以億計貧窮人口健康與福祉的貢獻。

然而，屠呦呦的突破性研究，卻是在三、四十年前進行的。在中國大陸，那是一個共產貧窮的年代，也是一個革命狂飆的年代。文化大革命不僅葬送了一整個世代的青春，傳統文化成為破舊封建的表徵，也阻絕了與當代文明交會的機會。在革命浪潮中，屠呦呦的丈夫被下放「五七幹校」進行勞動改造與思想教育；屠呦呦則埋首中醫古籍，窮究經方驗方，國家賦予的任務是找出可以對抗瘧疾的最有效藥物，這項任務還有個神祕代號：「五二三」項目。

因為是毛澤東欽點，具有研發抗瘧新藥以協助北越「打擊美帝」的軍事任務性質，所以研究不受革命群眾騷擾與政治運動衝擊；又因為許多資深科學家被打為右派靠邊站，所以年輕的助理研究員屠呦呦，有機會被任命參與「毛澤東思想指導發掘抗瘧中草藥」的任務；更因為普遍貧窮而且反資反帝與西方隔絕，傳統中醫藥備受依賴，中西醫結合更受重視，所以擁有中西醫藥背景的屠呦呦，能夠在千年古方啟示下，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找出對抗人類古老疾病的新藥；但也因為是集體主義下的國家任務，幾十家科研機構、幾百名科研人員協力攻關，研究成果匯報各單位分享，並分工合作臨床試驗與推廣，所以沒有個人署名的論文，全部成為集體智慧的結晶。

因此，屠呦呦過去在國際上獲獎時，便屢受國內學術社群質疑，這是集體的大協作，為什麼頒給她一個人？這次獲獎，中西醫學界也關注，這是諾貝爾醫學獎對傳統中醫藥的頒獎嗎？至於一般民眾則在讚佩之餘，仍不免嘲諷，「三無」科學家獲獎，這是打臉大陸學術官僚了。

屠呦呦沒有博士學位和留洋經歷，有著文革前的歷史因素。但讓她戴上醫學桂冠的研究，卻是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以及東西方冷戰結構的大背景下進行的；她的努力研究成果與具體貢獻，也因此必須在西方個人主義與中國集體主義的交鋒下接受檢驗。而且，也許就像諾貝爾本人就是近代炸藥的發明者，屠呦呦這項可以挽救無數人命的研究，起源卻是戰爭。然後，在中國已經開放並走向世界的時候，過去封閉鐵幕裡的科研成果現在重獲世界肯定；而在人民幣淹世界，但貧富差距嚴重威脅中國社會穩定的時候，諾貝爾獎也發出了關注弱勢者健康人權的提醒。

至於諾貝爾獎和中醫藥的關係，也引起各國媒體與中西醫學界的關切。但諾貝爾醫學獎委員會方面澄清，這不是對傳統中醫藥的頒獎，而是頒給從傳統中醫藥中獲得啟發、作出貢獻的個人。屠呦呦的回應則更具意義，她認為，這對中醫藥工作是新的激勵，中國傳統醫藥和現代醫學的結合給了醫藥界新的啟發，但這個好寶庫，卻不是撿來就可以用的，必須把它發掘出更多有價值的成果，造福人類。

屠呦呦獲獎，除了對其時代背景與社會意義的反思之外，從中西醫藥之爭，到土洋學術研究之辯，甚至傳統文化的破壞與創新，以及傳統價值的顛覆與重生，都值得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