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給了我一個 "兩年後執行" 的死刑宣告,後來又推翻判決改成無期徒刑. , 切記勿過度疲憊, 否則隨時都有可能更改判決…

一兩個月前,也就是從台北地檢署被綁架回來後隔天開始,接受了一連串的殘酷檢查,有通電的,有放入巨大磁場的,看看腦部有沒有長東西.

也許是因為帶有原住民的血統,從小大家都說我眼睛大得跟牛眼一樣. 印象中,大約36歲之後就再也沒有人驚嘆說我眼睛大了. 不但牛眼變豬眼,現在連右眼眼皮也睜不開,說不定哪天就變成慧眼獨具,臉上若再加條疤,披件黑色風衣,那就真的很像怪醫陳博士了.

學姐告訴啟承鈺錠這項判決,那時檢查仍未有結果,我跟他們說,若需開刀我就不開了,因為我不想開完刀之後變成另一個人或開完刀之後忘記誰是維根斯坦誰是鈺錠啟承,我寧可帶著完整的記憶離開.

那一切發生在夢裏的故事都必須同時也是一種真實生活,否則夢境便是可恥,而故事也將只是自欺欺人.

王爾德說得很對: 我們在藝術中有所收穫,並非從中學到什麼,而是藉著它而成爲什麼; 它真正的影響是給予了一種思想, 藉此重組生活中的一切真實. 因此,一個人, 若非愛一切事物的藝術, 那就是根本不愛藝術; 同樣地,一個人若非在一切事物中都需要藝術,那他便是一點也不需要藝術.

從我當實習醫師開始,或許因為我在院內總是靜得跟鬼一樣,孤獨來去靜無聲,所以(過去)常有護士或掛號小姐看我可憐,她們一夥人外出時就會問我要不要也一起去看電影或唱KTV,但我這輩子還不知道KTV裏頭長什麼樣,對之厭惡得很.平常人們一說起港台歌星,我只仰慕一個許冠傑和王菲張國榮及梅豔芳,其餘幾乎一無所知,而她們們看的電影不外就是什麼海角七號或艋舺之類,老實說,就算給我一萬元我也沒辦法忍受觀看這樣的一些電影.

於是,她們說,陳醫師不看電影不聽音樂,說我眼睛裏看到的世界只有 "政治".

我無言以對.

我曾是辯論冠軍,辯才無礙,但一遇到人,特別是台灣人,我就啞口無言了.

陳真按: 這位姑隱其名小姐一直來亂, 強迫我們連她的留言內容也要刪除,說那是她的文字,但又不能出現她的名字. 還說那些惡劣留言是出於一片關心好意. 媽的.

陳真按: 這位姑隱其名小姐一直來亂, 強迫我們連她的留言內容也要刪除,說那是她的文字,但又不能出現她的名字. 還說那些惡劣留言是出於一片關心好意. 媽的.

我們的時代－喬姆斯基與中國的左右之爭

2010-09-15 中國時報 【張鐵志】

　美國知名左翼知識分子喬姆斯基在八月初訪北京，卻意外點燃一場中國知識界關於左右的辯論。

　八月下旬廣州《南方都市報》專訪喬姆斯基，並採訪知名自由派學者徐友漁教授對於喬姆斯基的看法。徐教授說：「中國的左派抓住喬姆斯基的主要觀點，借題發揮反對和阻擋改革開放…，喬姆斯基這樣的左派對於市場經濟是一種極端批評的態度。但中國只是剛剛開始學美國的市場經濟，那麼在現實中究竟應該批判的到底是什麼東西？在國有壟斷完全沒有擺脫的情況下，就算市場經濟有很多問題，但它在中國發揮的作用以及處境與美國完全不一樣。」

　他又說：「西方的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派生到上層建築上，是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喬姆斯基一方面享受到了西方制度帶來的好處，同時卻不太強調在別的國家地區這些東西是何等寶貴，還需要多大代價才能得到。不得不說，他的現實感還是存有問題的。」

　上周，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周保松教授又在南方周末為文〈左右為難的喬姆斯基〉挑戰徐友漁觀點。他強調喬姆斯基和自由派一樣，支持言論自由和民主選舉，並解釋喬姆斯基如何從自由主義出發，來反對毫無節制的市場資本主義。他提出的關鍵問題是：「為什麼中國的自由派不可以視他為進步的自由主義者，同時用他的思想來推動中國的開放改革？」周保松教授認為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的正義論自由主義，亦即同時強調政治自由主義與社會經濟資源的分配，是適合於中國處境的，尤其應該為自由派所接受。

　過去十多年，新左派與自由派的辯論成為中國知識界的主要分歧。所謂新左派是持著左翼立場批評全球化與中國國內不平等，批評西方民主形式與普世價值，認為中國不需要追求自由主義式民主。他們的主張或是強化國家能力，或者緬懷毛時代的社會主義甚至肯定文革，或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後更肯定中國模式，因而被自由派批評是執政黨或者專制體制的理論捍衛者。誠如周保松教授指出的，喬姆斯基或大部分西方左派是肯定自由與民主的，但中國新左派確實在這個立場上是刻意缺席。

　徐友漁教授的論點則是典型的自由派觀點。一方面，他們不同意西方左派以及中國新左派對市場經濟的激烈批評，認為目前在中國仍由官僚和權貴主導經濟資源，重要的是去建立健康的市場經濟、深化市場改革，而不是去否定市場本身。另方面，他們更反對西方和中國新左派對於西方民主的批判，因為目前中國缺乏形式民主以及對自由人權的基本保障。

　自由派基本上認為，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後極權/後社會主義的威權國家機器，所以他們在採取政治自由主義時，也認同了經濟自由主義，因為他們擔心西方左翼所強調的國家在經濟生產和分配的角色，在現實中國的脈絡中只會強化這個威權政府。簡言之，中國需要民主與市場，而且這兩者是彼此支持的。

　這個情形部分類似台灣當年主流反對運動：面對威權體制與黨國資本主義的結合，他們也強調市場化、私有化與「解構黨國資本主義」。因此，中國自由派的擔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中國當下的現實問題不僅是政治不自由，也是社會不公正，所以對追求中國轉型的力量而言，無論是羅爾斯的自由主義，或者西方強調政治民主與社會平等的社會民主派，可以是民主派或自由派的重要思想資源。而且，民主所強調的平等與市場必然產生的不平等本質上就有著多重矛盾。

　中國的改革必須超越現有的新左派與市場自由派，找尋一條更符合自由與平等的民主之路。

　（作者為專欄作家）

Chomsky在中國媒體出現得就很多了。要說台灣媒體為何不寫Chomsky，也許知道他懂他又能寫出東西上得了大版面的，恐怕很少。地方版倒是有的。

前公司倒是同樣會關注這樣的訊息，只是財經為主，政為輔；新聞不大，加上網路媒體，少人知道。(「語言學之父Noam Chomsky：兩岸有各自的矛盾 保持現狀才是上策)

此外，中研院也有人為文寫感想。

我以為不需要感到疲憊，慢慢來。這是一滴水進入大海，也許有漣漪，卻被大波浪掩蓋，但蝴蝶效應還是會有的，最後的結果雖然未知，又何妨？我的朋友們根本連Chomsky都不知道，但是我轉貼了Chomsky的談話，他們卻都在看。

現在網路發達，媒體媒介不是只有報紙了，雖說報紙影響力最大，先從自身開始往外發散，這個世界未來某一天就會走向你想要的樣子。

“我並沒有打算改變別人的觀念，我只是試圖告訴別人我的看法。我並不希望人們相信我，正如他們不應該相信我所批評的政治路線一樣--學術權威、媒體、公開的國家宣傳機器，等等。在演講和論著裏，我試圖強調下面的觀點：稍稍探究和思考，你就可能發現社會和政治圈中許多隱匿的東西。只要人們接受這個挑戰，並且自己主動去了解，我就覺得成功了。”--Chomsky

我對Chomsky上面這段話挺感動,於我心有戚戚焉.每當有人像個什麼粉絲式地覆述我的想法,我總覺得渾身不自在,那種感覺就好像很多低能的阿西老講些蠢話想反駁我一樣,一正一反其實都差不多,他們應該忘掉我的存在而專注在自己身上,而不是把我當成一個附和迎合或挑釁攻擊的對象. 尼采說得對: "跟著我,你會失去你和我,跟著你自己,終究你就會找到我."

常有人"鼓勵" 或 "教導" 我應如何建立 "影響力",或是嘲笑我沒有誰誰誰那樣的 "影響力",但事實上我不但沒有一絲那樣的念頭,而且對所謂影響力感到由衷的厭惡.一隻鳥在深夜的林子裏發出悲鳴或歡唱,斷然只是出於某種悲歡,而不是為了建立什麼影響力成為鳥叫的權威. 只要是鳥,天地蒼茫,理應就該有著自己的叫聲.

很多人名過其實,滿身虛名,很少看過本人比名聲偉大的. 這回近距離看到Chomsky,我想他的人顯然比他的隆崇的名聲要美麗深刻許多. 我不是去聽他演講,因為他要講什麼我早已耳熟能詳,我不是去聽他講什麼,而是去看他是一個什麼樣氣質的人. 如果他有什麼偉大之處,那或許就在於他如此平凡.

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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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姆斯基：他人稱我“異見者” 我只表達自己想法

2010年08月15日 (鳳凰網評論專稿)


喬姆斯基來了。

8月13日晚上，這位白髮蒼蒼的老者站在北京大學百年講堂，用特有的“喃喃自語”的方式，為在座的2000多位慕名而來的人，發表題為“世界秩序的勾勒：持續和改變”的演說。在接近兩個鐘頭的演講和對話環節，喬姆斯基操著圓潤、收斂的費城口音，平和、緩慢，甚至讓人感到些許疲倦，實在是與國內媒體所冊封他的“永遠的異見者”--這種大而硬的氣場不符。

國內的媒體好奇的向喬姆斯基發問，“作為一個思想界的鬥士，您看著自己慢慢變老，這是怎樣的感覺？”82歲的喬姆斯基笑著說，只能發表作為老頭子的感受，但是“鬥士”，他說“不敢當”。

喬姆斯基，在中國的媒體文章中，常被冠以“可能是還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識分子”和“永遠的異見者”兩個名號。在8月14日的記者見面會上，有記者犀利地指出，喬姆斯基“在美國通常以批判的、鬥士的形象出現，而這會不會被世界上專制政府所利用，從而達到某種目的？”

而早在1983年夏天喬姆斯基所接受的訪談中，就曾回答了這位中國記者的疑問。“我並沒有打算改變別人的觀念，我只是試圖告訴別人我的看法。我並不希望人們相信我，正如他們不應該相信我所批評的政治路線一樣--學術權威、媒體、公開的國家宣傳機器，等等。在演講和論著裏，我試圖強調下面的觀點：稍稍探究和思考，你就可能發現社會和政治圈中許多隱匿的東西。只要人們接受這個挑戰，並且自己主動去了解，我就覺得成功了。”

在世俗社會，喬姆斯基於政治上的聲音，比起他作為語言學家的身份，顯然是大而化得多。他在少年時代即參加左翼的共產主義運動，1960年代越戰期間則投身校園反戰風潮。“9·11”之前的焦點是巴以問題、美國干預科索沃；9·11“事件發生後，當月，《9·11》一書上市，反指“美國本身便是頭號恐怖主義國家”。他的政治足跡熨帖地契合於美國社會轉型的每個關鍵期，節奏緊密、立場堅定、聲音洪亮，以至於其揚名世界，被稱為“近五十年來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

在諸多場合，喬姆斯基習慣於用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莊園》來隱喻他所理解的政治環境。在2003年蒂姆.阿登的訪談中，喬姆斯基曾說，“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除了質疑一切，我不知有其他選擇。”

這位擅于”質疑一切“的思想者第一次來到中國，媒體自然要向他討教中國國情問題。喬姆斯基謙遜而謹慎，”關於中國內部的問題，很顯然中國人會比我清楚很多。“但這顯然是以退為進的一著，他很快的談到了問題的核心”。

“中國增長對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積極影響，但其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如黑影隨行。比如，中國人所付出的生命安全的代價…中國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是用一種帶有爭議的方式達到的。通過傳統的經濟衡量方法來計算，‘中國速度'的確令人稱奇；但傳統的經濟衡量方法是非常理論化的…若持續用傳統的經濟衡量方法，我們的社會將過度消耗資源，這對下一代是極其不負責任的。”

喬姆斯基看到了中國在急速轉型中的種種負效應。他提到勞動權益糾紛問題，“在公開發佈的官方數據中，每年都有近50000起勞動權益糾紛發生。在某些研究中國勞動者生存現狀的學者成果中提到，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產業佈局的調整，中國某些重工產業曾初現大規模的衰落現象，從而導致大批職工下崗。這個情況跟某個時期美國中西部的產業工人的境遇相似；這部分勞動者覺得自己被遺棄了，得到的關心、社會的承認度較之過去少了很多。”他認為在中國，勞動者一直沒有建立起相應的工人組織，而這種組織可以在保障“被遺忘”的部分勞動者生活品質方面起到一定作用。

喬姆斯基對中國國情的理解與批判思考，很大程度上立足於他的基礎價值觀之上，即崇尚社會平等和公義，強調個人的獨立尊嚴；國家公器固可以強而有力，但個體公民的幸福保障，則應是發展的原動力，以及最終目的。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喬姆斯基身上浸透了精英思考者的犀利、堅忍、守持，以及驕傲；就像德國作家沃爾夫岡·B.斯波裏奇在喬姆斯基傳記中的宣言，“知識分子的傳統是卑躬屈膝事權貴的傳統，不背叛它，我會為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恥。”（文 李楊）

父亲被以色列士兵逮捕，五岁男孩伤心欲绝

http://v.ifeng.com/news/world/20 ... -2f9a36cf78c2.shtml

帝國恐怖主義對阿富汗平民的暴行(影像展)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3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