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該不會要把陳真滯留到明天！

這些狗屁國家保母。

阿忠更新：學姊、阿忠、佐諺、佑明，於下午近6點時，由良哲在領回單上簽字後，走出三張犁派出所。
剛剛接到學姊電話，陳真拒絕現金交保，所以人現在還在XXXX(阿忠忘了)。尚請學姊補充。

8日當天的站樁則是10點開始，嫌疑人為阿忠。

希望沒事...

我從normanfinkelstein.com 轉貼在苦勞網的照片

納粹滅絕猶太人與以色列滅絕巴勒斯坦人的影像比較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2837

周世瑀

呼籲全世界有良知的國家同以色列斷絕外交關係！

報告老師！我思想有問題（三）

英國是公醫制度，醫療由國家統一供應；包括留學生在內，所有人就醫基本上都無須為醫藥費煩惱。另一方面，醫生也不用煩腦所謂健保給付的問題，更不需要莫名其妙被迫為了迎合某種診斷分類（例如 DSM）而刻意扭曲診斷來申請給付；當然也不需要被迫同意任何一種診斷分類或任何一種評估量表，畢竟這些都只是一些僅供參考的東西，而不是一種藉以判斷對錯的「六法全書」，更不是一種無可批評的「聖經」。

與其說 DSM 只是反映西方社會一小部份精神科醫師的想法，不如說它只是一些美國精神科醫師的看法而已，就好像奧斯卡影展只是反映了品味庸俗的一些美國影評人的看法而已。

這不希奇，希奇的是在台灣卻總是把這樣一些只是反映某一部份美國人或西方人的想法給當成一種普世標準，甚至當成一種唯一的普世標準，完全以之馬首是瞻。事實上，就算是藝術水平最高的坎城影展，也只是反映一小撮人的看法。

DSM 或ICD 當然也一樣，參考一下無妨，但它絕非是我們藉以理解精神病或精神病患的指標或共同標準。這很像 AHCI、SCI、SSCI等三大期刊索引，它只是美國某家私人公司Thomson ISI的分類取樣，僅供參考而已。但在台灣卻變成無上聖旨。

更荒謬的是，台灣醫界竟然只知道SCI（自然科學期刊），卻完全不知道AHCI（文史哲期刊）或SSCI（社會科學期刊）的存在。SCI收錄三千多種學術期刊，AHCI卻只收錄一千多種，投稿難度相對困難許多。但在醫界卻似乎完全不知道有AHCI或SSCI這東西的存在，以為SCI就是王，而其它的I竟然完全不承認。那就好像只承認奧斯卡，卻不知道或不承認坎城影展的價值。

更重要的是，不管是AHCI、SCI或SSCI，其實都只是各式各樣的索引之一而已，沒什麼大不了，就好像坎城、威尼斯和柏林三大影展一樣，不過是無數影展之一，沒什麼大不了。許多好電影一個獎也沒得到或根本沒參展，但無損於其傑出。

我們在劍橋學界足足待了十年，從來都沒聽過有任何一個老師或外國學生（台灣學生例外）提起什麼 SCI 或 AHCI，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我們都是回來台灣之後，才知道那是什麼，而且如雷貫耳。不但如雷貫耳，甚至奉為最高指標並量化成一種積分，藉以做為學術成就的唯一評價方式。於是大家一心向 SCI 或AHCI 或SSCI 進攻，以為很了不起，真是很病態。知道這很荒唐很病態的學者，為了在台灣生存，也被迫只好迎向各種I。

我不是說這幾個 I全是胡扯，而是說它終究也只是某家私人公司的一種收錄方式而已，僅供參考罷了；就好像我們不會以某個影展來做為影片好壞的唯一評價標準一樣。世界上影展數以千計，就算是（在我看來）藝術水平最高的坎城影展也不是唯一標準。我最崇拜的三位導演其中有兩位：法國的Jean-Luc Godard及俄國的Aleksandr Sokurov，拍了無數電影，一生卻幾乎沒得過什麼獎，但這絲毫無損於其作品之價值。

知識當然不像藝術這麼主觀，但知識從來也不可能會客觀到竟然會萎縮到能以某個索引來做為一種唯一評價方式。在西方學界，誰會如此強調什麼SCI或 AHCI？誰會在自己的著作欄上還特別註明哪一篇是什麼I？那不是很幼稚嗎？但在台灣卻往往被迫得這麼自我做賤。

我不是說知識品質沒有標準可言，而是說標準有無數種。而且，知識的品質好壞仍然還是得回到「文本」（text）本身去衡量與分析，而不是掛個什麼I就彷彿什麼珍品似的，也不會因為某篇文章沒有那特定幾種I而失去應有之內涵與光采。

台灣學界或醫界，不管是對待 DSM 或ICD，或是對待 AHCI、SCI 及SSCI，心態上都十分荒腔走板，抬舉得跟聖經差不多一樣地位。

今天因為有事請假，一整天都待在台南成大醫院，看到課堂外的跑馬燈上不斷出現「狂賀」字眼，似乎是在狂賀某幾位醫師好像上了某本國際期刊的封面，於是一下子又成了「台灣之光」。實在很難想像德國也會有這樣一些「德國之光」，或是義大利會因為誰「出國比賽」得獎於是就有著什麼「義大利之光」進而「狂賀」個不停。

這一切台灣學界或醫界所特有的現象裏頭，都有著一種「化約」（reduction）心態，把原本多元豐富深具複雜內涵的人事物現象給化約成或萎縮成「某個單一」指標，並以之為絕對標準。

「疾病」概念經常訴諸多數決。比方說，假設各位都有幻聽，偏偏我沒有，那我就會被送到精神科或耳鼻喉科來做檢查，看看我哪裡出了問題，為什麼大家都有幻聽有妄想，偏偏你沒有。

以「多數決」來做為疾病之「知識論基礎」（epistemological basis）雖可理解，但在某個島上佔絕對多數的想法或現象，一旦以整個世界為分母，或是以另一種社會為分母，那麼，這樣一些現象卻很可能成為極其罕見或特殊的病態。可悲的是，我們卻總以為這個島就是世界，以為世人盡皆如此，以為若不如此就是「異常」或「異類」，但事實上世人卻往往不是這樣。

陳興正 2010. 06. 22.

http://tw.stock.yahoo.com/news_content/url/d/a/100621/1/22xqo.html
（中央社華盛頓2010年6月20日綜合外電報導）白宮表示，以色列計畫放寬對加薩的封鎖，美國堅定支持此一舉措，並認為此舉會大為改善加薩的生活狀況。

美國在以色列提出具體的放寬封鎖計畫後，給予強力支持；以色列說，將允許所有屬於「民生的」物品進入加薩，但將杜絕特定的武器和軍民兩用項目進入哈瑪斯（Hamas）掌控的加薩。

白宮發言人吉布茲（Robert Gibbs）在聲明中說：「我們認為，落實以色列政府今天宣布的政策，應可改善加薩人民的生活，我們將繼續支持此一努力往前邁進。」

聲明指出，「我們敦促有意願的各方，循既有管道運送物品，以便物品能接受檢查，並經由陸路進入加薩。」

報告老師！我思想有問題


周二ward round講到某病患是否是（邊緣性）人格障礙者（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我話猶未盡，所以用寫的。

周二通常都疲憊不堪，加上本周一值班，只睡了兩小時便接著又起床看了一早上的門診看到中午又接著開會，實在沒什麼力氣說話。但在昏昏沉沉中，各位的發言我倒還記得一些。

葉醫師說得很對，他說他「見過典型的精神分裂症，但沒見過典型的人格障礙。」他說這就像過去中國大陸之定義誰是「牛鬼蛇神」一樣，一個標籤貼下去，就把你的一切言行給污名化了。

老實說我更誇張，我當精神科醫生二十年，還不曾親自下過這樣一種診斷，倒是經常耳聞我被許多根本不相識的台灣精神科同行普遍在我身上貼上無數「人格障礙」的標籤。據我統計，在我身上貼最多的就是「反社會人格」及「邊緣性人格」，不堪入目、歪曲人格的大帽子一頂又一頂。但我相信，我待過的任何一家醫院，只要跟我真正一起工作過的同事，我相信他們不會認為我有那樣一些所謂人格障礙。

若非要下診斷不可，那麼，某種類型的自閉症我倒是不得不承認。比方說我可以盯著一個茶杯看，思索它的意義從哪來，為之廢寢忘食十幾年；我更一直忘不了為什麼有 1，2，3…等等這樣一些純粹概念，並且願意為這樣一些旁人認為很無聊的問題奉獻一輩子。題外話。

言歸正傳。做為「人格障礙」這樣一種標籤的嚴重受害者，我對這樣一些標籤之「知識論」（epistemology）倒是略知一二。我總覺得，每個醫護人員不同的人格與信念，或者說不同的世界觀，不但影響了他們怎麼做處置，也影響了他們怎麼做診斷。像我個性隨便，沒有規矩，而且社會化程度很低，因此絕不會變成一種「家長主義」（paternalism）的信奉者，並且對之很感冒，八字不合。人家不來管我我就偷笑了，我從來都不會想去管別人，更絕對不會想去教導別人或幫助別人過著什麼「正確」的生活方式。

大家都知道英國是最老牌的民主國家，但它同時也實行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非常強，強入介入個人的每個生活層面，所以有人開玩笑說，英國國會除了沒辦法把男人變成女人或女人變成男人之外，其它任何事都辦得到。荒謬的是，也許是反恐反瘋了，1999年英國竟然企圖立法無限期監禁那些所謂「非常危險的人格障礙者」，即便他們並沒有犯下什麼嚴重罪行。

英國行之已久的精神衛生法，基本上是把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和「人格障礙」（psychopathic disorder）分開看待。也就是說，人格障礙本身並沒有精神或心智功能方面的異常，前者是一種疾病概念，後者卻是一種社會概念，井水不犯河水。

但英國1999年的立法，卻企圖弭平這兩種概念的範疇差異（categorical difference），因為唯有如此，你才有可能在既有的普世人權概念底下去拘禁或治療一個所謂人格障礙者，因為它將不只是一種相對性之社會概念，更是一種意味著「心智不健全」（unsound mind）的絕對性疾病概念。

就我長年居住海外的經驗與了解，越是文明社會、越是崇尚文化多元的國家如西歐各國，人們也越不會用「人格障礙」的帽子去扣到別人頭上，在醫界更普遍謹慎區分疾病概念與社會概念，不會動輒把「少數」或「異己」給疾病化；所謂「人格障礙」，極少聽聞。人們只看你的言語行為是否合理，而不是看你是否屬於大多數，畢竟少數也有可能正確或合理。

相反地，越是落後的國家或政府卻大量使用之，努力扣帽子。例如早年的蘇聯、北韓、納粹或中國大陸及蔣介石主政下的台灣，「人格」之社會性概念，卻往往被「精神異常」之疾病概念所取代。

台灣過去有個很流行的政治術語叫「思想有問題」。思想有問題（例如對政府、對國旗或是對領袖不敬）不光被認為是一種罪，同時也是一種病，於是很多異議份子被送進玉里療養院。台灣早期一些精神科醫師（姑隱其名），更毫無羞赧地參與「治療」或「訊問」這些「病人」的工作。

蘇聯當然就更誇張了。1991年，我在美國的某個會議上甚至看過蘇聯精神科醫生的病歷上面竟然有「精神分裂症，政治型」（schizophrenia，political type）這樣一種診斷。可怕的是，下診斷的醫生們對此絲毫不覺得有何不對；他們的理由是：大家都擁護領袖、熱愛鄉土，為什麼你偏偏跟大家不一樣？顯然是有「病」，所以需要「治療」。於是那些想法另類的異議份子、改革者、藝術家或哲學家等等，被抓進牢房或病房的機會便大大提高。

這些舊日的病歷已成歷史文件，但這樣一種企圖「疾病化」少數經驗的心態卻至今依然存在。英國於1999年的企圖修法來「治療」或拘禁人格障礙者就是一例。我相信，耶穌如果還活著，他身上所揹負的罪名或病名，恐怕會比兩千年前還更多采多姿。DSM-IV的所有人格障礙的診斷，恐怕每一個看起來都很適合耶穌。

講到這裏，彷彿我是主張要把人格障礙之社會概念和精神異常之疾病概念切割為二。但我並沒有這個意思。我倒是相信現行的人格障礙分類，很可能在生物層次上和精神疾病是有著某種共同來源。也就是說，前者和後者基本上是同一種「病」的不同表現方式而已；換句話說，既然是一種病，意味著它們是可治療的，只是我們或許一時還找不到某些症狀的治療方法。

可是，每一種病，即使是內外科的任何一種病，依然也是一種社會概念。也就是說，疾病基本上就是一種解釋，一種社會概念，只是解釋成份的差別，而不是說疾病概念無須訴諸解釋而社會概念就需要解釋。

需要被質疑與譴責的並不是消弭疾病概念和社會概念之間的範疇差異，因為兩者之間本來就沒有這樣一種性質的差異。需要被質疑與譴責的是低劣低能或甚至充滿卑鄙意圖的解釋方式。

比方說，看到有人批評公眾事務或因此常常被警察抓去打，就說這人反社會；看到有人不喜歡搞社交，每次大夥舉辦郊遊烤肉都不來，就說這人很孤僻；看到有人不喜歡好萊塢爛片，就說這人不愛看電影；看到有人不知道誰是蔡依林，就說原來他討厭音樂；看到有人有不滿就當面說、不會背後損人，就說這人「很衝動」，看到有人不追求利益卻嚮往某個無利可圖的夢，就說這人是「怪胎」、「可能人格有問題或精神不太正常」…等等等。需要被質疑與譴責的是這樣一些低能低劣或甚至惡劣的解釋方式。

底下是一篇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的文章，有興趣看看也不錯，但我的想法與這位作者基本上並不一樣。

陳興正 2010. 06. 19. 於值班夜（天亮了，終於可以睡了）

回應李秉叡

12海浬是一般來說。
以色列自訂的領海寬度為20海浬。
與以色列相臨的加薩自然為20海浬。

周世瑀

聽說專注在一般人所不在意的 "小事" 上是自閉症的一種特徵.我越來越相信自己是自閉症這樣一種指控了.

底下是接續先前那封信.

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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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與yy好,

妳們也請息怒! 我倒不是在怒誰啦, 而是想強調我對此之特殊要求.

比方說 "其它" 就是 "其它", 把我槍斃我這時候也還是要寫 "其它" 而絕對不願意依妳們所說而改成 "其他". 絕對不能有任何例外, 絕對不能有任何藉口. 因為, 當一個人的文字變成是一種作品時, 就根本沒有錯字可言了, 我這篇演講或論文不
就是要講述這樣一種道理嗎?

教育部的字典如果是寫 "其他" 而不是 "其它", 那也是祂們家的事, 跟我無關. 總之, 我寫的任何東西無論如何都不能有任何更改, 除非經過我的同意或授權. 否則我寧可這一生都不出版或投出任何文章.

事實上, 說起來妳們可能不會相信, 這篇論文也是我一生之中正式面世的第一篇文章. 總共將近兩萬字, 在百忙之中用了不到五天的時間就匆匆把它寫完, 品質之爛可想而知. 但我一時也沒有時間而且也大概沒有辦法在既定的 "論壇題目" 架構下把它改寫成一篇較好的文章. 如果妳們真的覺得這樣一篇膚淺的文章有收錄出版的必要, 那就一定要請妳們體貼我的個人特殊要求.

至於交稿日期, 我應該在月底之前就會找時間把它弄好. ppt 檔如附件. 我會再與yy連絡. 只要相信我說的話, 照這樣做, 完全不要更動, 完全沒有例外, 大家便都能統統息怒而且合作愉快.

謝謝xx, 謝謝yy.

陳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