咦？可以打公共電話？好的，記下來。阿忠有許多1元銅版，哈。
留言須知：* 欄位為必填，但Email 不會顯現以避免垃圾郵件攻擊。留言時，系統會自動轉換斷行。
除網管外，留言需經後台放行才會出現。絕大多數人留言內容不會有問題，但實務上無法把大家全設為網管，以免誤觸後台重要設定，還請舊雨新知見諒。
注意：2010 年 11 月 25 日以前的留言均保留在舊留言版檔案區這裡 (僅供核對，所有內容於 2022.06.21 已全部匯入留言版)。
13790 則留言。
電話詢問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02-23146871)的人員說，目前陳真在台北地檢署，四小時內一萬元交保，從九點開始算，至凌晨一點若無交保則另外再做裁決，地檢署人員說一般對違反集會遊行法的裁決若無重大要事多以時間到就放人，並限制家中待法院通知隨傳隨到，但誰知會不會像上次唐曙一樣連夜開偵查庭，上手銬之類的搞到三更半夜折騰人...
目前只提供水，無食物供應，並可對外打電話聯繫。
目前只提供水，無食物供應，並可對外打電話聯繫。
他們該不會要把陳真滯留到明天！
這些狗屁國家保母。
這些狗屁國家保母。
陳真移送地檢署後，被裁定一萬元交保，但陳真拒絕交保，還不知道會因此送到哪裡去。拘留所或監獄？目前他身上所有物品，包括手機，皆被收走，已無法與陳真聯繫。只得等陳真打公共電話主動與我們連絡。
阿忠更新：學姊、阿忠、佐諺、佑明，於下午近6點時，由良哲在領回單上簽字後，走出三張犁派出所。
剛剛接到學姊電話，陳真拒絕現金交保，所以人現在還在XXXX(阿忠忘了)。尚請學姊補充。
8日當天的站樁則是10點開始，嫌疑人為阿忠。
剛剛接到學姊電話，陳真拒絕現金交保，所以人現在還在XXXX(阿忠忘了)。尚請學姊補充。
8日當天的站樁則是10點開始，嫌疑人為阿忠。
下午六點鐘的詢問，陳真一行人已經離開三張犁派出所。
希望沒事...
目前陳真一行人已被帶到三張犁派出所（後續情況待補）
我從normanfinkelstein.com 轉貼在苦勞網的照片
納粹滅絕猶太人與以色列滅絕巴勒斯坦人的影像比較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2837
周世瑀
納粹滅絕猶太人與以色列滅絕巴勒斯坦人的影像比較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2837
周世瑀
底下這位老兄,你走錯地方了.
我敢保證: 巴勒網的這幾龍幾鳳及其親朋好友們,都不會希望以色列變成火海.
憤怒是出自一種憐憫,不是出自恨. 怒火是為了制止暴行,不是為了製造更多悲劇.
我敢保證: 巴勒網的這幾龍幾鳳及其親朋好友們,都不會希望以色列變成火海.
憤怒是出自一種憐憫,不是出自恨. 怒火是為了制止暴行,不是為了製造更多悲劇.
呼籲全世界有良知的國家同以色列斷絕外交關係！
流氓國家以色列將被世界人民無窮無盡的怒火燃燒得乾乾淨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將特拉維夫變成一片火海！！!
報告老師！我思想有問題（三）
英國是公醫制度，醫療由國家統一供應；包括留學生在內，所有人就醫基本上都無須為醫藥費煩惱。另一方面，醫生也不用煩腦所謂健保給付的問題，更不需要莫名其妙被迫為了迎合某種診斷分類（例如 DSM）而刻意扭曲診斷來申請給付；當然也不需要被迫同意任何一種診斷分類或任何一種評估量表，畢竟這些都只是一些僅供參考的東西，而不是一種藉以判斷對錯的「六法全書」，更不是一種無可批評的「聖經」。
與其說 DSM 只是反映西方社會一小部份精神科醫師的想法，不如說它只是一些美國精神科醫師的看法而已，就好像奧斯卡影展只是反映了品味庸俗的一些美國影評人的看法而已。
這不希奇，希奇的是在台灣卻總是把這樣一些只是反映某一部份美國人或西方人的想法給當成一種普世標準，甚至當成一種唯一的普世標準，完全以之馬首是瞻。事實上，就算是藝術水平最高的坎城影展，也只是反映一小撮人的看法。
DSM 或ICD 當然也一樣，參考一下無妨，但它絕非是我們藉以理解精神病或精神病患的指標或共同標準。這很像 AHCI、SCI、SSCI等三大期刊索引，它只是美國某家私人公司Thomson ISI的分類取樣，僅供參考而已。但在台灣卻變成無上聖旨。
更荒謬的是，台灣醫界竟然只知道SCI（自然科學期刊），卻完全不知道AHCI（文史哲期刊）或SSCI（社會科學期刊）的存在。SCI收錄三千多種學術期刊，AHCI卻只收錄一千多種，投稿難度相對困難許多。但在醫界卻似乎完全不知道有AHCI或SSCI這東西的存在，以為SCI就是王，而其它的I竟然完全不承認。那就好像只承認奧斯卡，卻不知道或不承認坎城影展的價值。
更重要的是，不管是AHCI、SCI或SSCI，其實都只是各式各樣的索引之一而已，沒什麼大不了，就好像坎城、威尼斯和柏林三大影展一樣，不過是無數影展之一，沒什麼大不了。許多好電影一個獎也沒得到或根本沒參展，但無損於其傑出。
我們在劍橋學界足足待了十年，從來都沒聽過有任何一個老師或外國學生（台灣學生例外）提起什麼 SCI 或 AHCI，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我們都是回來台灣之後，才知道那是什麼，而且如雷貫耳。不但如雷貫耳，甚至奉為最高指標並量化成一種積分，藉以做為學術成就的唯一評價方式。於是大家一心向 SCI 或AHCI 或SSCI 進攻，以為很了不起，真是很病態。知道這很荒唐很病態的學者，為了在台灣生存，也被迫只好迎向各種I。
我不是說這幾個 I全是胡扯，而是說它終究也只是某家私人公司的一種收錄方式而已，僅供參考罷了；就好像我們不會以某個影展來做為影片好壞的唯一評價標準一樣。世界上影展數以千計，就算是（在我看來）藝術水平最高的坎城影展也不是唯一標準。我最崇拜的三位導演其中有兩位：法國的Jean-Luc Godard及俄國的Aleksandr Sokurov，拍了無數電影，一生卻幾乎沒得過什麼獎，但這絲毫無損於其作品之價值。
知識當然不像藝術這麼主觀，但知識從來也不可能會客觀到竟然會萎縮到能以某個索引來做為一種唯一評價方式。在西方學界，誰會如此強調什麼SCI或 AHCI？誰會在自己的著作欄上還特別註明哪一篇是什麼I？那不是很幼稚嗎？但在台灣卻往往被迫得這麼自我做賤。
我不是說知識品質沒有標準可言，而是說標準有無數種。而且，知識的品質好壞仍然還是得回到「文本」（text）本身去衡量與分析，而不是掛個什麼I就彷彿什麼珍品似的，也不會因為某篇文章沒有那特定幾種I而失去應有之內涵與光采。
台灣學界或醫界，不管是對待 DSM 或ICD，或是對待 AHCI、SCI 及SSCI，心態上都十分荒腔走板，抬舉得跟聖經差不多一樣地位。
今天因為有事請假，一整天都待在台南成大醫院，看到課堂外的跑馬燈上不斷出現「狂賀」字眼，似乎是在狂賀某幾位醫師好像上了某本國際期刊的封面，於是一下子又成了「台灣之光」。實在很難想像德國也會有這樣一些「德國之光」，或是義大利會因為誰「出國比賽」得獎於是就有著什麼「義大利之光」進而「狂賀」個不停。
這一切台灣學界或醫界所特有的現象裏頭，都有著一種「化約」（reduction）心態，把原本多元豐富深具複雜內涵的人事物現象給化約成或萎縮成「某個單一」指標，並以之為絕對標準。
「疾病」概念經常訴諸多數決。比方說，假設各位都有幻聽，偏偏我沒有，那我就會被送到精神科或耳鼻喉科來做檢查，看看我哪裡出了問題，為什麼大家都有幻聽有妄想，偏偏你沒有。
以「多數決」來做為疾病之「知識論基礎」（epistemological basis）雖可理解，但在某個島上佔絕對多數的想法或現象，一旦以整個世界為分母，或是以另一種社會為分母，那麼，這樣一些現象卻很可能成為極其罕見或特殊的病態。可悲的是，我們卻總以為這個島就是世界，以為世人盡皆如此，以為若不如此就是「異常」或「異類」，但事實上世人卻往往不是這樣。
陳興正 2010. 06. 22.
英國是公醫制度，醫療由國家統一供應；包括留學生在內，所有人就醫基本上都無須為醫藥費煩惱。另一方面，醫生也不用煩腦所謂健保給付的問題，更不需要莫名其妙被迫為了迎合某種診斷分類（例如 DSM）而刻意扭曲診斷來申請給付；當然也不需要被迫同意任何一種診斷分類或任何一種評估量表，畢竟這些都只是一些僅供參考的東西，而不是一種藉以判斷對錯的「六法全書」，更不是一種無可批評的「聖經」。
與其說 DSM 只是反映西方社會一小部份精神科醫師的想法，不如說它只是一些美國精神科醫師的看法而已，就好像奧斯卡影展只是反映了品味庸俗的一些美國影評人的看法而已。
這不希奇，希奇的是在台灣卻總是把這樣一些只是反映某一部份美國人或西方人的想法給當成一種普世標準，甚至當成一種唯一的普世標準，完全以之馬首是瞻。事實上，就算是藝術水平最高的坎城影展，也只是反映一小撮人的看法。
DSM 或ICD 當然也一樣，參考一下無妨，但它絕非是我們藉以理解精神病或精神病患的指標或共同標準。這很像 AHCI、SCI、SSCI等三大期刊索引，它只是美國某家私人公司Thomson ISI的分類取樣，僅供參考而已。但在台灣卻變成無上聖旨。
更荒謬的是，台灣醫界竟然只知道SCI（自然科學期刊），卻完全不知道AHCI（文史哲期刊）或SSCI（社會科學期刊）的存在。SCI收錄三千多種學術期刊，AHCI卻只收錄一千多種，投稿難度相對困難許多。但在醫界卻似乎完全不知道有AHCI或SSCI這東西的存在，以為SCI就是王，而其它的I竟然完全不承認。那就好像只承認奧斯卡，卻不知道或不承認坎城影展的價值。
更重要的是，不管是AHCI、SCI或SSCI，其實都只是各式各樣的索引之一而已，沒什麼大不了，就好像坎城、威尼斯和柏林三大影展一樣，不過是無數影展之一，沒什麼大不了。許多好電影一個獎也沒得到或根本沒參展，但無損於其傑出。
我們在劍橋學界足足待了十年，從來都沒聽過有任何一個老師或外國學生（台灣學生例外）提起什麼 SCI 或 AHCI，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我們都是回來台灣之後，才知道那是什麼，而且如雷貫耳。不但如雷貫耳，甚至奉為最高指標並量化成一種積分，藉以做為學術成就的唯一評價方式。於是大家一心向 SCI 或AHCI 或SSCI 進攻，以為很了不起，真是很病態。知道這很荒唐很病態的學者，為了在台灣生存，也被迫只好迎向各種I。
我不是說這幾個 I全是胡扯，而是說它終究也只是某家私人公司的一種收錄方式而已，僅供參考罷了；就好像我們不會以某個影展來做為影片好壞的唯一評價標準一樣。世界上影展數以千計，就算是（在我看來）藝術水平最高的坎城影展也不是唯一標準。我最崇拜的三位導演其中有兩位：法國的Jean-Luc Godard及俄國的Aleksandr Sokurov，拍了無數電影，一生卻幾乎沒得過什麼獎，但這絲毫無損於其作品之價值。
知識當然不像藝術這麼主觀，但知識從來也不可能會客觀到竟然會萎縮到能以某個索引來做為一種唯一評價方式。在西方學界，誰會如此強調什麼SCI或 AHCI？誰會在自己的著作欄上還特別註明哪一篇是什麼I？那不是很幼稚嗎？但在台灣卻往往被迫得這麼自我做賤。
我不是說知識品質沒有標準可言，而是說標準有無數種。而且，知識的品質好壞仍然還是得回到「文本」（text）本身去衡量與分析，而不是掛個什麼I就彷彿什麼珍品似的，也不會因為某篇文章沒有那特定幾種I而失去應有之內涵與光采。
台灣學界或醫界，不管是對待 DSM 或ICD，或是對待 AHCI、SCI 及SSCI，心態上都十分荒腔走板，抬舉得跟聖經差不多一樣地位。
今天因為有事請假，一整天都待在台南成大醫院，看到課堂外的跑馬燈上不斷出現「狂賀」字眼，似乎是在狂賀某幾位醫師好像上了某本國際期刊的封面，於是一下子又成了「台灣之光」。實在很難想像德國也會有這樣一些「德國之光」，或是義大利會因為誰「出國比賽」得獎於是就有著什麼「義大利之光」進而「狂賀」個不停。
這一切台灣學界或醫界所特有的現象裏頭，都有著一種「化約」（reduction）心態，把原本多元豐富深具複雜內涵的人事物現象給化約成或萎縮成「某個單一」指標，並以之為絕對標準。
「疾病」概念經常訴諸多數決。比方說，假設各位都有幻聽，偏偏我沒有，那我就會被送到精神科或耳鼻喉科來做檢查，看看我哪裡出了問題，為什麼大家都有幻聽有妄想，偏偏你沒有。
以「多數決」來做為疾病之「知識論基礎」（epistemological basis）雖可理解，但在某個島上佔絕對多數的想法或現象，一旦以整個世界為分母，或是以另一種社會為分母，那麼，這樣一些現象卻很可能成為極其罕見或特殊的病態。可悲的是，我們卻總以為這個島就是世界，以為世人盡皆如此，以為若不如此就是「異常」或「異類」，但事實上世人卻往往不是這樣。
陳興正 2010. 06. 22.
(續前信有關 "出版")
這樣一些事其實跟戰爭與和平大有關係,因為衝突往往來自多數一方對少數異類或少數一方缺乏應有的理解,和甚至連想去理解的意願都缺乏.
陳真
==========================
xx 好, 對不起, 我至今仍然分不清妳們的職位. 一般都是yy或zz 與我連繫. 我是在跟zz 抗議, 因為是他跟我邀稿.
對此事我倒是只有憂慮而沒有生氣, 憂你們大概不會相信我是說真的: 一個標點符號也不能動. 這是我願意出版的前提條件.
至於我這個 "人" 如何, 倒是無關緊要了. 我會找時間把它修改完, 會準時交稿.
實在很對不起, 也許很少人會有類似的堅持, 所以我得大題大作才行, 否則妳們可能不會相信什麼叫做 "文字內容與標點符號完全不能更改". 其實我至今仍然憂慮你們是否真的了解或真的相信我的意思了. 但願~~
祝好
陳真
這樣一些事其實跟戰爭與和平大有關係,因為衝突往往來自多數一方對少數異類或少數一方缺乏應有的理解,和甚至連想去理解的意願都缺乏.
陳真
==========================
xx 好, 對不起, 我至今仍然分不清妳們的職位. 一般都是yy或zz 與我連繫. 我是在跟zz 抗議, 因為是他跟我邀稿.
對此事我倒是只有憂慮而沒有生氣, 憂你們大概不會相信我是說真的: 一個標點符號也不能動. 這是我願意出版的前提條件.
至於我這個 "人" 如何, 倒是無關緊要了. 我會找時間把它修改完, 會準時交稿.
實在很對不起, 也許很少人會有類似的堅持, 所以我得大題大作才行, 否則妳們可能不會相信什麼叫做 "文字內容與標點符號完全不能更改". 其實我至今仍然憂慮你們是否真的了解或真的相信我的意思了. 但願~~
祝好
陳真
http://tw.stock.yahoo.com/news_content/url/d/a/100621/1/22xqo.html
（中央社華盛頓2010年6月20日綜合外電報導）白宮表示，以色列計畫放寬對加薩的封鎖，美國堅定支持此一舉措，並認為此舉會大為改善加薩的生活狀況。
美國在以色列提出具體的放寬封鎖計畫後，給予強力支持；以色列說，將允許所有屬於「民生的」物品進入加薩，但將杜絕特定的武器和軍民兩用項目進入哈瑪斯（Hamas）掌控的加薩。
白宮發言人吉布茲（Robert Gibbs）在聲明中說：「我們認為，落實以色列政府今天宣布的政策，應可改善加薩人民的生活，我們將繼續支持此一努力往前邁進。」
聲明指出，「我們敦促有意願的各方，循既有管道運送物品，以便物品能接受檢查，並經由陸路進入加薩。」
（中央社華盛頓2010年6月20日綜合外電報導）白宮表示，以色列計畫放寬對加薩的封鎖，美國堅定支持此一舉措，並認為此舉會大為改善加薩的生活狀況。
美國在以色列提出具體的放寬封鎖計畫後，給予強力支持；以色列說，將允許所有屬於「民生的」物品進入加薩，但將杜絕特定的武器和軍民兩用項目進入哈瑪斯（Hamas）掌控的加薩。
白宮發言人吉布茲（Robert Gibbs）在聲明中說：「我們認為，落實以色列政府今天宣布的政策，應可改善加薩人民的生活，我們將繼續支持此一努力往前邁進。」
聲明指出，「我們敦促有意願的各方，循既有管道運送物品，以便物品能接受檢查，並經由陸路進入加薩。」
報告老師！我思想有問題（二）
DSM 和 ICD 是純粹西方產物，反映西方精神醫學界一小部份成員的看法，僅供參考。很奇怪的是，它在西方所受到的抬舉卻遠遠不及西方以外的社會，例如台灣。
在台灣，精神科從業人員不但把 DSM 或 ICD 視為一種權威判準，更幾乎是把它們當成聖經那樣在膜拜了，言必稱 DSM 或ICD。這有點像比方說文化水平令人不敢恭維的《時代雜誌》（《TIMES》），其動靜在西方不起漣漪，在台灣卻波濤洶湧，只要該雜誌報導了誰，那個人就變成台灣舉國上下一致注目的什麼「台灣之光」。
我若是《時代雜誌》編輯，心裏一定覺得很好笑；我只不過是打個噴嚏，某個千里之外的國家竟然就整個大地震。我們對 DSM 或ICD 的態度或許沒這麼誇張，但對其重視程度卻很明顯中西有別。一個在西方被攻擊得體無完膚的東西，在台灣卻被當成聖經一般膜拜，幾乎絲毫沒有任何質疑。
記得有一次在劍橋附設醫院的研討會上，有位印度裔醫生說，在印度的文化裏頭，所謂憂鬱，事實上和 DSM 所講的憂鬱，兩者概念內涵上相去甚遠，表現方式也不太一樣。但這樣一種涉及價值判斷的根本差異性卻被忽略。
人格障礙這樣一些診斷，更是充滿價值判斷，但這些價值判斷在台灣卻往往被完全忽略；把相對性的社會概念，視為一種所謂客觀中立的科學概念，彷彿這些人為概念是一種像樹木或天上白雲那樣的「自然物」（natural kind）。
我講的這些，就好像一種知識上的A、B、C，並無任何稀奇可言，簡直就是一種老掉牙的老生常談，任何一個接受西方教育的國中生、高中生都必然耳熟能詳的一種基本認知，更不用說大學生、研究生或醫生。
但在台灣，這樣一些毫不稀奇的老生常談，卻在醫學專業領域中很容易就會引起反彈或嘲弄，視為奇談怪論或個人的特殊見解。甚至當你談及這樣一些想法時，你的精神科同行會因其古怪難解而認為你是個「怪胎」，「是不是人格有毛病或精神有問題，否則怎麼會有這麼奇怪、叛逆的一些想法？」
無意對任何人不敬。但台灣精神醫學界在智能上的確是非常密不通風，非常反智，毫無理性深度可言，更不用說感性方面的深刻理解了。任何一個稍微受過一點基本教育的人，理應對此一密不通風感到一種窒息，一種痛苦，畢竟我們有個大腦，我們很難忍耐太過於違背基本理性的東西。但我們的教育卻似乎從來不教我們如何思考，強調的卻是一些機械化的資料累積，或強調記憶與技術面的東西。
延續著人格障礙的話題，我並不是說不能做此診斷，而是說做出這樣一些診斷時所依據之思維，往往太薄弱，缺乏應有的理性複雜程度與感性深度。這樣一些問題，其實隨處可見，並不僅僅限於臨床。
比方說，今天你或許做了一點小小的事或講了幾句其實沒什麼的話讓院長不爽，我們就說院長「震怒」了！！！（至少三個驚嘆號！！！）然後你會趕緊戰戰兢兢地檢討改進，以便院長「息怒」，你大概不會說院長是不是有邊緣性人格障礙啊？否則怎麼這麼「易怒」啊？而且「衝動控制能力顯然很不好」。
但今天我們如果面對的是一個社會位階比我們低的人時，我們就算亂搞一通也不會擔心。萬一對方生氣了，我們就會說那是個「奧客」或「爛病人」，若對方還不識相繼續堅持，我們就會開始免費幫他做診斷，說他人格有問題或精神不正常，或搬出情緒理論說這人情緒管理不佳，自我控制能力很差，是不是小時候受過什麼創傷，顯然是某種人格障礙云云。
我並不是說不能做人格障礙的診斷，而是說要做這樣一種診斷時，需要非常龐雜的各種生活資料來做判斷，同時更需要一種與資料本身無關的抽象思考，藉以釐清現象或行為的無數可能意涵。缺乏這兩個條件，與其說我們是在做診斷，不如說我們其實只是在憑空臆測或幻想，呈現的不是一種具有理性高度與感性深度的理解，而只是展現一種極其有害的偏見；這偏見阻止我們真正去了解另一個不同心靈（other minds）的可能性。
陳興正 2010. 06. 19.
DSM 和 ICD 是純粹西方產物，反映西方精神醫學界一小部份成員的看法，僅供參考。很奇怪的是，它在西方所受到的抬舉卻遠遠不及西方以外的社會，例如台灣。
在台灣，精神科從業人員不但把 DSM 或 ICD 視為一種權威判準，更幾乎是把它們當成聖經那樣在膜拜了，言必稱 DSM 或ICD。這有點像比方說文化水平令人不敢恭維的《時代雜誌》（《TIMES》），其動靜在西方不起漣漪，在台灣卻波濤洶湧，只要該雜誌報導了誰，那個人就變成台灣舉國上下一致注目的什麼「台灣之光」。
我若是《時代雜誌》編輯，心裏一定覺得很好笑；我只不過是打個噴嚏，某個千里之外的國家竟然就整個大地震。我們對 DSM 或ICD 的態度或許沒這麼誇張，但對其重視程度卻很明顯中西有別。一個在西方被攻擊得體無完膚的東西，在台灣卻被當成聖經一般膜拜，幾乎絲毫沒有任何質疑。
記得有一次在劍橋附設醫院的研討會上，有位印度裔醫生說，在印度的文化裏頭，所謂憂鬱，事實上和 DSM 所講的憂鬱，兩者概念內涵上相去甚遠，表現方式也不太一樣。但這樣一種涉及價值判斷的根本差異性卻被忽略。
人格障礙這樣一些診斷，更是充滿價值判斷，但這些價值判斷在台灣卻往往被完全忽略；把相對性的社會概念，視為一種所謂客觀中立的科學概念，彷彿這些人為概念是一種像樹木或天上白雲那樣的「自然物」（natural kind）。
我講的這些，就好像一種知識上的A、B、C，並無任何稀奇可言，簡直就是一種老掉牙的老生常談，任何一個接受西方教育的國中生、高中生都必然耳熟能詳的一種基本認知，更不用說大學生、研究生或醫生。
但在台灣，這樣一些毫不稀奇的老生常談，卻在醫學專業領域中很容易就會引起反彈或嘲弄，視為奇談怪論或個人的特殊見解。甚至當你談及這樣一些想法時，你的精神科同行會因其古怪難解而認為你是個「怪胎」，「是不是人格有毛病或精神有問題，否則怎麼會有這麼奇怪、叛逆的一些想法？」
無意對任何人不敬。但台灣精神醫學界在智能上的確是非常密不通風，非常反智，毫無理性深度可言，更不用說感性方面的深刻理解了。任何一個稍微受過一點基本教育的人，理應對此一密不通風感到一種窒息，一種痛苦，畢竟我們有個大腦，我們很難忍耐太過於違背基本理性的東西。但我們的教育卻似乎從來不教我們如何思考，強調的卻是一些機械化的資料累積，或強調記憶與技術面的東西。
延續著人格障礙的話題，我並不是說不能做此診斷，而是說做出這樣一些診斷時所依據之思維，往往太薄弱，缺乏應有的理性複雜程度與感性深度。這樣一些問題，其實隨處可見，並不僅僅限於臨床。
比方說，今天你或許做了一點小小的事或講了幾句其實沒什麼的話讓院長不爽，我們就說院長「震怒」了！！！（至少三個驚嘆號！！！）然後你會趕緊戰戰兢兢地檢討改進，以便院長「息怒」，你大概不會說院長是不是有邊緣性人格障礙啊？否則怎麼這麼「易怒」啊？而且「衝動控制能力顯然很不好」。
但今天我們如果面對的是一個社會位階比我們低的人時，我們就算亂搞一通也不會擔心。萬一對方生氣了，我們就會說那是個「奧客」或「爛病人」，若對方還不識相繼續堅持，我們就會開始免費幫他做診斷，說他人格有問題或精神不正常，或搬出情緒理論說這人情緒管理不佳，自我控制能力很差，是不是小時候受過什麼創傷，顯然是某種人格障礙云云。
我並不是說不能做人格障礙的診斷，而是說要做這樣一種診斷時，需要非常龐雜的各種生活資料來做判斷，同時更需要一種與資料本身無關的抽象思考，藉以釐清現象或行為的無數可能意涵。缺乏這兩個條件，與其說我們是在做診斷，不如說我們其實只是在憑空臆測或幻想，呈現的不是一種具有理性高度與感性深度的理解，而只是展現一種極其有害的偏見；這偏見阻止我們真正去了解另一個不同心靈（other minds）的可能性。
陳興正 2010. 06. 19.
報告老師！我思想有問題
周二ward round講到某病患是否是（邊緣性）人格障礙者（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我話猶未盡，所以用寫的。
周二通常都疲憊不堪，加上本周一值班，只睡了兩小時便接著又起床看了一早上的門診看到中午又接著開會，實在沒什麼力氣說話。但在昏昏沉沉中，各位的發言我倒還記得一些。
葉醫師說得很對，他說他「見過典型的精神分裂症，但沒見過典型的人格障礙。」他說這就像過去中國大陸之定義誰是「牛鬼蛇神」一樣，一個標籤貼下去，就把你的一切言行給污名化了。
老實說我更誇張，我當精神科醫生二十年，還不曾親自下過這樣一種診斷，倒是經常耳聞我被許多根本不相識的台灣精神科同行普遍在我身上貼上無數「人格障礙」的標籤。據我統計，在我身上貼最多的就是「反社會人格」及「邊緣性人格」，不堪入目、歪曲人格的大帽子一頂又一頂。但我相信，我待過的任何一家醫院，只要跟我真正一起工作過的同事，我相信他們不會認為我有那樣一些所謂人格障礙。
若非要下診斷不可，那麼，某種類型的自閉症我倒是不得不承認。比方說我可以盯著一個茶杯看，思索它的意義從哪來，為之廢寢忘食十幾年；我更一直忘不了為什麼有 1，2，3…等等這樣一些純粹概念，並且願意為這樣一些旁人認為很無聊的問題奉獻一輩子。題外話。
言歸正傳。做為「人格障礙」這樣一種標籤的嚴重受害者，我對這樣一些標籤之「知識論」（epistemology）倒是略知一二。我總覺得，每個醫護人員不同的人格與信念，或者說不同的世界觀，不但影響了他們怎麼做處置，也影響了他們怎麼做診斷。像我個性隨便，沒有規矩，而且社會化程度很低，因此絕不會變成一種「家長主義」（paternalism）的信奉者，並且對之很感冒，八字不合。人家不來管我我就偷笑了，我從來都不會想去管別人，更絕對不會想去教導別人或幫助別人過著什麼「正確」的生活方式。
大家都知道英國是最老牌的民主國家，但它同時也實行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非常強，強入介入個人的每個生活層面，所以有人開玩笑說，英國國會除了沒辦法把男人變成女人或女人變成男人之外，其它任何事都辦得到。荒謬的是，也許是反恐反瘋了，1999年英國竟然企圖立法無限期監禁那些所謂「非常危險的人格障礙者」，即便他們並沒有犯下什麼嚴重罪行。
英國行之已久的精神衛生法，基本上是把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和「人格障礙」（psychopathic disorder）分開看待。也就是說，人格障礙本身並沒有精神或心智功能方面的異常，前者是一種疾病概念，後者卻是一種社會概念，井水不犯河水。
但英國1999年的立法，卻企圖弭平這兩種概念的範疇差異（categorical difference），因為唯有如此，你才有可能在既有的普世人權概念底下去拘禁或治療一個所謂人格障礙者，因為它將不只是一種相對性之社會概念，更是一種意味著「心智不健全」（unsound mind）的絕對性疾病概念。
就我長年居住海外的經驗與了解，越是文明社會、越是崇尚文化多元的國家如西歐各國，人們也越不會用「人格障礙」的帽子去扣到別人頭上，在醫界更普遍謹慎區分疾病概念與社會概念，不會動輒把「少數」或「異己」給疾病化；所謂「人格障礙」，極少聽聞。人們只看你的言語行為是否合理，而不是看你是否屬於大多數，畢竟少數也有可能正確或合理。
相反地，越是落後的國家或政府卻大量使用之，努力扣帽子。例如早年的蘇聯、北韓、納粹或中國大陸及蔣介石主政下的台灣，「人格」之社會性概念，卻往往被「精神異常」之疾病概念所取代。
台灣過去有個很流行的政治術語叫「思想有問題」。思想有問題（例如對政府、對國旗或是對領袖不敬）不光被認為是一種罪，同時也是一種病，於是很多異議份子被送進玉里療養院。台灣早期一些精神科醫師（姑隱其名），更毫無羞赧地參與「治療」或「訊問」這些「病人」的工作。
蘇聯當然就更誇張了。1991年，我在美國的某個會議上甚至看過蘇聯精神科醫生的病歷上面竟然有「精神分裂症，政治型」（schizophrenia，political type）這樣一種診斷。可怕的是，下診斷的醫生們對此絲毫不覺得有何不對；他們的理由是：大家都擁護領袖、熱愛鄉土，為什麼你偏偏跟大家不一樣？顯然是有「病」，所以需要「治療」。於是那些想法另類的異議份子、改革者、藝術家或哲學家等等，被抓進牢房或病房的機會便大大提高。
這些舊日的病歷已成歷史文件，但這樣一種企圖「疾病化」少數經驗的心態卻至今依然存在。英國於1999年的企圖修法來「治療」或拘禁人格障礙者就是一例。我相信，耶穌如果還活著，他身上所揹負的罪名或病名，恐怕會比兩千年前還更多采多姿。DSM-IV的所有人格障礙的診斷，恐怕每一個看起來都很適合耶穌。
講到這裏，彷彿我是主張要把人格障礙之社會概念和精神異常之疾病概念切割為二。但我並沒有這個意思。我倒是相信現行的人格障礙分類，很可能在生物層次上和精神疾病是有著某種共同來源。也就是說，前者和後者基本上是同一種「病」的不同表現方式而已；換句話說，既然是一種病，意味著它們是可治療的，只是我們或許一時還找不到某些症狀的治療方法。
可是，每一種病，即使是內外科的任何一種病，依然也是一種社會概念。也就是說，疾病基本上就是一種解釋，一種社會概念，只是解釋成份的差別，而不是說疾病概念無須訴諸解釋而社會概念就需要解釋。
需要被質疑與譴責的並不是消弭疾病概念和社會概念之間的範疇差異，因為兩者之間本來就沒有這樣一種性質的差異。需要被質疑與譴責的是低劣低能或甚至充滿卑鄙意圖的解釋方式。
比方說，看到有人批評公眾事務或因此常常被警察抓去打，就說這人反社會；看到有人不喜歡搞社交，每次大夥舉辦郊遊烤肉都不來，就說這人很孤僻；看到有人不喜歡好萊塢爛片，就說這人不愛看電影；看到有人不知道誰是蔡依林，就說原來他討厭音樂；看到有人有不滿就當面說、不會背後損人，就說這人「很衝動」，看到有人不追求利益卻嚮往某個無利可圖的夢，就說這人是「怪胎」、「可能人格有問題或精神不太正常」…等等等。需要被質疑與譴責的是這樣一些低能低劣或甚至惡劣的解釋方式。
底下是一篇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的文章，有興趣看看也不錯，但我的想法與這位作者基本上並不一樣。
陳興正 2010. 06. 19. 於值班夜（天亮了，終於可以睡了）
周二ward round講到某病患是否是（邊緣性）人格障礙者（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我話猶未盡，所以用寫的。
周二通常都疲憊不堪，加上本周一值班，只睡了兩小時便接著又起床看了一早上的門診看到中午又接著開會，實在沒什麼力氣說話。但在昏昏沉沉中，各位的發言我倒還記得一些。
葉醫師說得很對，他說他「見過典型的精神分裂症，但沒見過典型的人格障礙。」他說這就像過去中國大陸之定義誰是「牛鬼蛇神」一樣，一個標籤貼下去，就把你的一切言行給污名化了。
老實說我更誇張，我當精神科醫生二十年，還不曾親自下過這樣一種診斷，倒是經常耳聞我被許多根本不相識的台灣精神科同行普遍在我身上貼上無數「人格障礙」的標籤。據我統計，在我身上貼最多的就是「反社會人格」及「邊緣性人格」，不堪入目、歪曲人格的大帽子一頂又一頂。但我相信，我待過的任何一家醫院，只要跟我真正一起工作過的同事，我相信他們不會認為我有那樣一些所謂人格障礙。
若非要下診斷不可，那麼，某種類型的自閉症我倒是不得不承認。比方說我可以盯著一個茶杯看，思索它的意義從哪來，為之廢寢忘食十幾年；我更一直忘不了為什麼有 1，2，3…等等這樣一些純粹概念，並且願意為這樣一些旁人認為很無聊的問題奉獻一輩子。題外話。
言歸正傳。做為「人格障礙」這樣一種標籤的嚴重受害者，我對這樣一些標籤之「知識論」（epistemology）倒是略知一二。我總覺得，每個醫護人員不同的人格與信念，或者說不同的世界觀，不但影響了他們怎麼做處置，也影響了他們怎麼做診斷。像我個性隨便，沒有規矩，而且社會化程度很低，因此絕不會變成一種「家長主義」（paternalism）的信奉者，並且對之很感冒，八字不合。人家不來管我我就偷笑了，我從來都不會想去管別人，更絕對不會想去教導別人或幫助別人過著什麼「正確」的生活方式。
大家都知道英國是最老牌的民主國家，但它同時也實行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非常強，強入介入個人的每個生活層面，所以有人開玩笑說，英國國會除了沒辦法把男人變成女人或女人變成男人之外，其它任何事都辦得到。荒謬的是，也許是反恐反瘋了，1999年英國竟然企圖立法無限期監禁那些所謂「非常危險的人格障礙者」，即便他們並沒有犯下什麼嚴重罪行。
英國行之已久的精神衛生法，基本上是把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和「人格障礙」（psychopathic disorder）分開看待。也就是說，人格障礙本身並沒有精神或心智功能方面的異常，前者是一種疾病概念，後者卻是一種社會概念，井水不犯河水。
但英國1999年的立法，卻企圖弭平這兩種概念的範疇差異（categorical difference），因為唯有如此，你才有可能在既有的普世人權概念底下去拘禁或治療一個所謂人格障礙者，因為它將不只是一種相對性之社會概念，更是一種意味著「心智不健全」（unsound mind）的絕對性疾病概念。
就我長年居住海外的經驗與了解，越是文明社會、越是崇尚文化多元的國家如西歐各國，人們也越不會用「人格障礙」的帽子去扣到別人頭上，在醫界更普遍謹慎區分疾病概念與社會概念，不會動輒把「少數」或「異己」給疾病化；所謂「人格障礙」，極少聽聞。人們只看你的言語行為是否合理，而不是看你是否屬於大多數，畢竟少數也有可能正確或合理。
相反地，越是落後的國家或政府卻大量使用之，努力扣帽子。例如早年的蘇聯、北韓、納粹或中國大陸及蔣介石主政下的台灣，「人格」之社會性概念，卻往往被「精神異常」之疾病概念所取代。
台灣過去有個很流行的政治術語叫「思想有問題」。思想有問題（例如對政府、對國旗或是對領袖不敬）不光被認為是一種罪，同時也是一種病，於是很多異議份子被送進玉里療養院。台灣早期一些精神科醫師（姑隱其名），更毫無羞赧地參與「治療」或「訊問」這些「病人」的工作。
蘇聯當然就更誇張了。1991年，我在美國的某個會議上甚至看過蘇聯精神科醫生的病歷上面竟然有「精神分裂症，政治型」（schizophrenia，political type）這樣一種診斷。可怕的是，下診斷的醫生們對此絲毫不覺得有何不對；他們的理由是：大家都擁護領袖、熱愛鄉土，為什麼你偏偏跟大家不一樣？顯然是有「病」，所以需要「治療」。於是那些想法另類的異議份子、改革者、藝術家或哲學家等等，被抓進牢房或病房的機會便大大提高。
這些舊日的病歷已成歷史文件，但這樣一種企圖「疾病化」少數經驗的心態卻至今依然存在。英國於1999年的企圖修法來「治療」或拘禁人格障礙者就是一例。我相信，耶穌如果還活著，他身上所揹負的罪名或病名，恐怕會比兩千年前還更多采多姿。DSM-IV的所有人格障礙的診斷，恐怕每一個看起來都很適合耶穌。
講到這裏，彷彿我是主張要把人格障礙之社會概念和精神異常之疾病概念切割為二。但我並沒有這個意思。我倒是相信現行的人格障礙分類，很可能在生物層次上和精神疾病是有著某種共同來源。也就是說，前者和後者基本上是同一種「病」的不同表現方式而已；換句話說，既然是一種病，意味著它們是可治療的，只是我們或許一時還找不到某些症狀的治療方法。
可是，每一種病，即使是內外科的任何一種病，依然也是一種社會概念。也就是說，疾病基本上就是一種解釋，一種社會概念，只是解釋成份的差別，而不是說疾病概念無須訴諸解釋而社會概念就需要解釋。
需要被質疑與譴責的並不是消弭疾病概念和社會概念之間的範疇差異，因為兩者之間本來就沒有這樣一種性質的差異。需要被質疑與譴責的是低劣低能或甚至充滿卑鄙意圖的解釋方式。
比方說，看到有人批評公眾事務或因此常常被警察抓去打，就說這人反社會；看到有人不喜歡搞社交，每次大夥舉辦郊遊烤肉都不來，就說這人很孤僻；看到有人不喜歡好萊塢爛片，就說這人不愛看電影；看到有人不知道誰是蔡依林，就說原來他討厭音樂；看到有人有不滿就當面說、不會背後損人，就說這人「很衝動」，看到有人不追求利益卻嚮往某個無利可圖的夢，就說這人是「怪胎」、「可能人格有問題或精神不太正常」…等等等。需要被質疑與譴責的是這樣一些低能低劣或甚至惡劣的解釋方式。
底下是一篇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的文章，有興趣看看也不錯，但我的想法與這位作者基本上並不一樣。
陳興正 2010. 06. 19. 於值班夜（天亮了，終於可以睡了）
小慧,我那編輯很英明,她沒有覺得莫名其妙,可能是有打聽過自閉症是什麼德性. 🙂
回應李秉叡
12海浬是一般來說。
以色列自訂的領海寬度為20海浬。
與以色列相臨的加薩自然為20海浬。
周世瑀
12海浬是一般來說。
以色列自訂的領海寬度為20海浬。
與以色列相臨的加薩自然為20海浬。
周世瑀
如果陳真是自閉症，那我應該也不差了。（笑）昨天看到陳真寫的論文信，就想編輯恐怕很難理解這樣的要求何來，不明白有些人就是對一些看起來雞毛蒜皮的小事，將之視為不可冒犯的底限。
我曾經是編輯，但我和陳真一樣，對某些事情無法退讓，比如說，我對於討論時候被人身攻擊，牽連我家人的話，無法忍受；又比如我身為書系主編，卻被不看該書系的總編一句「書名一點都不該書系」，就覺得被冒犯專業，遞辭呈毫不手軟。
當初這樣的狀況，我老公覺得雖然可以理解，但為了這點事離開，有點小題大作。但我就是不能接受，因為專業絲毫不被尊重，這樣的夥伴環境如何待得下去？
昨天再談這件事，我想到的是，一般人無法理解我這樣的堅持，是我的問題嗎？
我曾經是編輯，但我和陳真一樣，對某些事情無法退讓，比如說，我對於討論時候被人身攻擊，牽連我家人的話，無法忍受；又比如我身為書系主編，卻被不看該書系的總編一句「書名一點都不該書系」，就覺得被冒犯專業，遞辭呈毫不手軟。
當初這樣的狀況，我老公覺得雖然可以理解，但為了這點事離開，有點小題大作。但我就是不能接受，因為專業絲毫不被尊重，這樣的夥伴環境如何待得下去？
昨天再談這件事，我想到的是，一般人無法理解我這樣的堅持，是我的問題嗎？
紀念若雪巴勒斯坦資訊網 © 2002 -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