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台美關係我覺得有個形容詞用得很好，叫做「frenemy」意思即亦敵亦友，過去幾十年來台灣的經濟成長也是有賴於美國扶持，但美國也不是真心讓你變得很強大，而是要你成為一個夠稱頭的馬前卒，過去十幾年來我覺得把兩岸跟美中台關係搞得最清楚的就是馬英九，美國人不能得罪要展現友好又不能掏心掏肺，對中國大陸要不斷釋出和解的善意緩和雙方情緒避免衝突升級（顯然美國不願意），對於很多人批評他兩岸關係在和稀泥，我的看法是這樣的，畢竟你做什麼事都有美國人在盯著，你得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抗敵意志喊喊口號、辦辦活動，64該紀念時就出來紀念一下（馬英九每年都會紀念）把事情交代過去，上面的事情如果沒出來演一演美國智庫又開始寫「台灣傾中將造成balabal失衡，使台灣民煮受創」，演得不認真美國CIA又準備要民主歡樂送了，與其這樣還是演ㄧ演好了。

下面是中科院院長寫的文章，美國人一點都不希望你自己變強大起來，他希望你當狗還要自己買狗糧。

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4170057

卡韓政變 (224)：黑鷹鬼話

陳真 2020. 1. 5.


今天，如果你耗盡身家財產、省吃儉用，花了八百多億買了幾十架號稱全世界最棒的汽車，結果買來之後，一年撞一台，死了好多人；而且更離奇的是，車子還會很神祕地自己跑去撞牆，那麼，你接下來會怎麼做？

應該是去找賣你車子的人算帳不是嗎？第一，對方應鉅額賠償。第二，應該找個第三方來檢查這些車子是否被偷偷安裝了什麼自毀機制，或是車子哪裏有問題。

黑鷹神祕墜機事件就是如此，但是現實發展卻十分荒唐。受害者不但沒有去找黑心廠商 (即美國) 算帳，反而還感謝黑心廠商關心我方之人員傷亡。

黑心廠商的反應也很離奇，它媽的他家居然降半旗「哀悼」，而且對於自己所發明的車子之屢屢神祕墜機 (五年十次失事) 一點反應都沒有，反倒一副胸有成竹。這樣的反應是正常的嗎？你不會覺得奇怪為何自己發明的車子屢屢失事？

然而，當有個正常人說應該委託第三方公正單位調查失事原因時，這個人 (新黨黨主席郁慕明) 卻反而被群起圍攻，說他不愛台灣。

更荒唐的是，買賣雙方事發之後竟然馬上一致影射可能是受害者某個遠親所下的毒手。媽的，這樣的毒手要怎麼下？而且，那位遠親正忙著在全世界做生意，他最怕的就是你家有事，他會有什麼理由來害你？

買賣雙方這樣的一堆離奇反應，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張萬康先生講的我覺得好像蠻有道理的，不過有沒有人能提供正確爾且詳盡的解放軍武力攻台，或是對台的政策，我很想知道如果解放軍真的攻台，他們如何攻擊，或是會採取怎樣的行為，看了太多的資訊都是美方或是台灣人自己的論述，我想知道透明完整的資訊，也好讓年輕人知道到底甚麼樣是真實，雖然講到戰爭，必然是不好的。

卡韓政變 (223)：黑鷹為何失事？

陳真 2020. 1. 4.


美國賣給台灣的黑鷹直升機，號稱「直升機界的勞斯萊斯」，一台要價14億，卻兩年掉兩架，失事率相當高。這不是很奇怪嗎？這可以用「單純意外」來解釋嗎？更奇怪的是為何會剛好發生在這個總統大選的關鍵時間點？

過去幾十年從未這麼「愛台灣」的苦苓，這兩年突然變得綠油油。他表示，「很可能會有關於『黑鷹事件』的謠言或是陰謀論出現！」，因此呼籲「政府應第一時間闢謠，檢調要第一時間抓人，萬萬不可輕忽！」

若真要第一時間逮人，苦苓這樣的「呼籲」第一個就應被逮，因為這就是在「帶風向」，預設立場認定綠營不會造謠，而是「闢謠者」。這很荒唐，因為二十幾年來，民進黨及綠媒幾乎每天就是抹黑造謠。

事發後，一些綠媒馬上把箭頭指向是「中國暗殺」。更卑鄙齷齪的是，AIT 及美國參謀長竟然違反常態，第一時間紛紛發文悼念罹難的參謀總長沈一鳴，說他是「對抗中國威脅的重要人物」！這話是什麼意思，不言可喻。

緊接著，美國幾乎所有主流媒體突然如此重視台灣，全都在事發後幾小時內大幅報導。AIT 居然還降半旗！媽的，如果這不是帶風向，什麼是帶風向？

如果真要這麼進行政治推論與炒作，那應該把箭頭指向美國暗殺才對，畢竟直升機是美國賣給台灣，誰知道這裏頭有沒有暗藏什麼足以遙控的機關？而且，這樣一件失事事件，對渴望兩岸此時無事的中國大陸根本有害無益，對韓國瑜之選情更是很大傷害，因為韓國瑜在最後這關鍵的幾天將無法順利造勢，選情會降溫。然而，毫無疑問，韓想勝選的主要關鍵就是炒熱選情，提高支持者的投票率。

這幾天，整個媒體版面全被黑鷹事件所覆蓋，原本對綠營傷害很大的反滲透法及綠營網軍楊蕙如的一魚兩吃斂財事件等等等，幾乎瞬間被掩蓋，失去議論熱度。誰從這樣一個事件中獲利？當然就是綠營，這下他們更是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反滲透法多麼重要了，很多腦殘一定會相信這套鬼話。

各位還記得十一月發生的玻利維亞軍事政變吧？總統莫拉萊斯被美國 CIA 所支持的極右派武裝勢力趕下台之前幾天，所搭乘之直升機突然空中故障，機械人為受損，差點喪命。莫拉萊斯認定這是一次暗殺。事實上，美國才是不斷在全世界各地搞暗殺的恐怖主義份子。

結論是：

一，我並非說這件事就是美國幹的。但是，如果美國和綠營硬要誣賴或影射對岸所為，那麼，依其邏輯，我們更應該把懷疑的箭頭指向美國才對。

二，陰謀論通常不足採信，但懷疑論卻往往具有一定的現實基礎。造謠是不對的，但懷疑卻很合理；我不相信政治上會有那麼多「偶然」。

三，在這件事情上，如果你可以懷疑那根本無可懷疑的中國大陸，那我們為何不能懷疑那事實上相當可疑而且類似之暗殺前科根本罄竹難書的美國？

謝謝建尊的指教，很感謝。

對，維根斯坦提到的「在家」或「回到家」這個「家」(heim)，在英文裏頭可能找不到很貼切的字源。不過，維根斯坦所指的家，當然也不僅僅是一種 (德文) 語意上的內涵，更訴諸一整個歐洲的思維傳統，包括丹麥的齊克果 (影響最大)，德國的海德格、尼采與叔本華 (影響年少的維根斯坦最大)，還有跟維根斯坦同鄉的奧地利的佛洛伊德與Karl Kraus，美國的 William James，俄國的托爾斯泰 (最尊敬) 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等等等。

這些人，基本上都有著濃烈的存在主義色彩。存在主義厭惡標籤(so do I)，抗拒定義，反對原則化，但不管如何努力擺脫概念的侷限與傷害，它終究還是得有一些基本內涵，例如angst，焦慮的意思。但此焦慮非彼焦慮，它不是一種情緒詞彙，而是類似異化、陌生、似曾相識、迷路、恐懼害怕與徬徨等等等，結果自然就是不安於室，不安於「家」。

heim 就是「家」，但此家非彼家；明明同一個「家」，心境不同，情境不同，境界不同，理解也大不同，類似像中文說的「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好好一個家，就在眼前，他偏要出門去尋找家在何方。

就如維根斯坦所說，明明是自家後院的花園，怎麼越看越奇怪？好像來到荒郊野外似的異樣感；明明是熟悉的城市，卻又似乎感覺很陌生，就像來到國外似的，走一走竟然迷路了。我的家呢？

找家找半天，也許迷路，也許始終「在路上」(on the way)，on the way to哪呢？on the way to home。你說得很好，得其所哉者，方能與言。

維根斯坦認為哲學就是一種病，找不到回家的路。「語言」就是家，但我們卻在家裏迷了路，跑出家門到處找。最「厲害」的哲學家終於找到了，終於回到了家。因此，維根斯坦說，「哲學家最大的成就就是放棄哲學」。幹嘛放棄呢？因為他病好了。

問題是，正常人根本沒離開過家。只有那些被哲學蟲咬傷，腦子有點問題的人，才會一直到處尋找家，說要找到一條「回家的路」。維根斯坦說，那就像是一個拼命剝洋蔥想找到「真正洋蔥」的笨蛋。

維根斯坦如此描述他「回到家」的心情，注意聽，很催淚哦，因為「有些時候」那也是我的心情。他說，他尋找回家的路找半天，有一天終於找到了。原本期待「家」裏一定充滿驚奇，結果發現，天啊，家裏竟然什麼驚奇的事物也沒有，諸事尋常。維根斯坦說：「這樣一個發現，卻讓我感到很驚奇」。

這可以用一句唐代無盡藏比丘尼的詩來形容：

「終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雲；歸來偶把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這詩聽起來好像已經「得道」，快昇天了。但我大多時候並沒有「得道」的感覺，而只有「依然愚昧」的一堆Angst，可能是我的哲學病還沒有完全痊癒，有些時候還是會在大半夜跑出家外頭尋找回家的路，二十幾年來寫了好幾千頁有關「回家的路」的筆記，卻不知道這些東西在我死後究竟要給誰看，因為大家似乎都在家裏，根本不用「回家」。

歌德有段話，對我自己而言也許更貼切，同時也可以送給那些「還在路途中」的人。歌德是這麼說的：

“I have, alas! Philosophy,
Medicine, Jurisprudence too,
And to my cost Theology,
With ardent labor, studied through.
And here I stand, with all my lore,
Poor fool, no wiser than before.”

―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卡韓政變 (222)：鬥爭、鬥爭、鬥爭

陳真 2020. 1. 2.


黨外前輩之中，最具有鬥爭觀念的人之一，就是林義雄。他在一片噤若寒蟬的恐怖高壓之中，就以一種誓不兩立的態度攻擊國民黨。

即便是在我參與黨外的八零年代初期，一般人根本不敢批評國民黨，屁都不敢放一個，更不用說更是恐怖高壓的七零年代，林義雄不但開罵，而且還以武裝鬥爭威脅國民黨。他公開說，國民黨根本不是一個合法政府，而是一個叛亂團體。林義雄說他對遊行啦、發傳單啦等等這些行為已經失去興趣，意味著唯有暴力反擊才是正途，並且還說同志們怎麼決定，他就怎麼追隨。

很多人相信，林義雄的剛烈鬥爭態度，直接導致了滅門的報復。

林宅血案後，林義雄被關，被刑求，是所有受刑人之中被刑求得最可怕的一位。出獄後，他遠渡重洋讀書，去美國哈佛、英國劍橋及日本筑波大學，四、五年後返回台灣，鬥爭信念依然沒變。

我記得他講過幾次同一個例子，他說，如果有一頭老虎吃人，把人給叼走拿去啃了，這時候，大家應該做的不是忙著救這個人或那個人，而是應該想辦法給這隻老虎致命一擊。

我講這些，想說的是鬥爭二字，請參閱卡韓系列編號219。用陳明忠的話來講就是反抗。陳明忠說得對，228不是悲情，而是反抗，對貪官污吏欺壓人民的腐敗政權進行鬥爭。

我並不相信武力，我也不是說沒有所謂「受害者」，更不是說不應該協助或聲援任何當事人。我是說，有些人莫名其妙就成為政治犯，但有些人不是，他們就是存心要反抗要反擊要消滅台奸漢奸與貪官污吏；這樣一些人並不是受害者，而是戰士。

你當然可以協助或聲援任何被老虎抓去啃的當事人，但你可別忘了，在聲援一個又一個當事人之餘，最重要的還是伏虎，把老虎打趴，或拔掉虎牙，讓他無法再吃人。

台灣始終有一種甚囂塵上的所謂「和解」或「團結」或什麼「超越藍綠」、「終結政黨惡鬥」的呼聲，這純粹就是自欺欺人，眛於現實。

和解的前提有二：

一，對方必須是個基本良善的競爭對手，而不是一大群無惡不作的歹徒。

二，整個政治架構之基本屬性必須是競爭而非鬥爭。問題是，現實並非如此。台灣所面臨的狀況就是被美國軍事殖民，充當攻擊中國大陸的武器與軍事基地，簡單說就是戰場。台灣基本上就是個準軍事戰場。

當敵人炮火猛烈，你卻對敵人說我們要團結？要和解？和不和解當然不是片面一方所能決定，更不是挨打的一方來決定。當一些政客拼命喊和解、和解、和解之時，我想說的卻是鬥爭、鬥爭、鬥爭。

鬥爭所需要的是勇氣和力量，而不是婆婆媽媽跟敵人講道理。敵人比你更會講不是嗎？人渣黨就是講理念講理想的絕世高手不是嗎？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清廉勤政愛鄉土愛人民以及無數所謂普世價值，講得天花亂墜，所作所為卻完全相反，難道你還真的相信這些人渣真的是在追求這些什麼崇高理想？

說到勇氣，林義雄常引用這幾句佛經：

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
我若向火湯，火湯自消滅。
我若向地獄，地獄自枯竭。

人渣黨幾年來倒行逆施，貪贓枉法，完全無法無天，連轉寄立委的記者會影片居然都會被以重罪威脅；連評論一下故宮政策，情治單位都要跑來問話、恐嚇，以各種莫須有的法律威脅；連說幾句金援外交的不是，這樣也犯法，連七十多歲的阿嬤都要抓...荒唐實例成百上千。

現在由美國下令，又來個足以套用在所有人身上的「反滲透法」。難道你還以為這是在跟你講道理、講理念的時候，難道你蠢到還真相信這些人渣與台奸是在「捍衛民主自由與人權」？

面對這無數針對人民所發動的攻擊與鎮壓，你越是害怕，人渣們就越囂張。你不怕他，他就會怕你，他會打打算盤看划不划算。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你不怕刀山油鍋，不怕下地獄，這些威嚇工具就會失去效用。

卡韓政變 (220)：戰士與蒼蠅

陳真 2020. 01. 01.

念淨，

當我們說腦殘「很可怕」時，意思是說他蠢到嚇死人，而不是我們真的「害怕」他。

生平最怕一樣東西，就是蟑螂。黨外時，我很擔心哪天國民黨如果把我抓去，我想我是應該能挺得住各種刑求，但如果拿蟑螂嚇我，我恐怕就得出賣同志了。

我意思是想說，我們和外界任何東西之間的一種「關係」；理解這層關係很重要，但也很不容易，它需要一種詩人般的理解能力。

台灣不管任何時候，學生或年輕人始終就一個樣，不管怎麼改朝換代，永遠是當下主流邪惡勢力的鐵血部隊。以前是舊黨國及蔣家政權的紅衛兵，現在則由藍轉綠，但「衛兵」本質卻始終不變，毫無理想，毫無熱血，毫無分辨基本是非的能力。

當然，進步還是有點進步。或者應該說，時代不一樣，糟蹋人的方式也就不一樣，蔣家年代基本上要比現在肅殺一百萬倍，異議份子就跟過街老鼠一樣，人人喊打，人人瞧不起，生命安危與自由完全朝不保夕。

話說韓國瑜，自然是台灣選舉史上被抹黑糟蹋得最嚴重的一個人，但他畢竟是個公眾人物，他很容易就能為自己澄清，並且會有無數人支持他。這樣一種被抹黑的痛苦，在我看來，如果是1分之痛，那我過去三十幾年所承受的，恐怕就是1000分的折磨與痛苦，而且累及父母妻小，家毀人亡。

1: 1000

為何相差一千倍呢？因為在蔣家年代，在一片藍通通的校園，特別是在南部，更是藍到爆 (現在則是綠到爆)，做為一個「非公眾人物」，國家怎麼抹黑你，你就會被人們認定你就是那樣的人，你根本不可能有一絲絲機會為自己澄清，你又如何可能向全世界澄清？

大學時代，有時候一些人第一次見到我之後，往往會驚呼：「原來陳真是這樣的人而不是那樣」，跟他們所預期的落差太大。為什麼呢？因為抹黑得太離譜了。每次聽到人們這樣的驚呼，我就覺得很無言，似乎只是再一次提醒了我某些難以言喻的痛苦。

即便是現在還是一樣，「非公眾人物」是很可悲的，因為他不會每天出現在螢光幕前，也不會有一堆電視台麥克風每天追著他跑。因此，他所遭受的一切冤屈、誤解和醜化與扭曲，完完全全就只能全數自己一個人吞下，忍受「全世界」對你的誤解與妖魔化。特別是當你隸屬某種封閉的小圈子例如醫界或學界時，你的冤屈會更深沉。

刺蔣的黃文雄消失人間26年，1996年重新出現在台灣時，我透過當時極少數能夠找到他的人之一--陳菊，連絡上黃文雄，幫他辦了一個小型的室內演講。後來有一天，我們幾個人在他家聊天，聊到林義雄的滅門血案。我說，我覺得林義雄所承受的痛苦，比不上任何一個飽受生活折磨根本無人聞問的一般人。

包括黃文雄在內，在場所有人似乎都很不認同我這番話，但我想我說的只是一個事實。一個人，無人聞問、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地扛起所有根本不可能被外界所理解的折磨，那才是最難熬的痛苦不是嗎？

我這一生，扣除學術性或概念性的文字，倘若寫過一千萬字「生平」，事實上，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痛苦根本沒法寫，根本寫不出來；就算寫得出來，世界上恐怕也沒有幾個人會信，更不用說體會了；就算有人能體會一、二，他也只是遠遠地體會，而非真實的椎心之痛。

詹益樺自焚後，我常不自主會伸手去碰觸瓦斯烈火或是幾百度的烤箱，因為我很想體會我的好朋友究竟在烈火焚身過程中承受了多大的痛苦而死去。我光是用手指讓火烤一下就覺得受不了，更何況全身被烈火吞沒。

當我想到我根本不可能真實體會詹益樺的劇痛之千萬分之一時，我常不免悲從中來，熱淚盈眶。

不知道各位看懂不懂我想說什麼。看不懂就算，只是說說，無須深究。總之，你要知道，生命種種，造化萬千，凡是可見的、可說的、眾人皆知的、鎂光燈環繞的，都不會是多麼可怕可悲之事。

你相信嗎？你在市面上所聽到的詹益樺，跟真實的詹益樺，相差幾百萬光年。真實的詹益樺，遠遠比市面上那個「大」，遠遠比市面上那個「美」，我能略說一、二，卻下不了筆。為什麼呢？因為我沒有那樣的文采，我寫不出微妙事物。

戰士與蒼蠅  

說完這些，再看看什麼校園腦殘同學的喊打喊殺或什麼潑熱湯，那根本就稱不上一回事了，哪來什麼「霸凌」？我不去霸凌別人就已經很好了，誰能霸凌我？

應該是魯迅的一個隱喻吧，他講到戰士與蒼蠅。一個死掉的戰士依舊是戰士，但一堆蒼蠅活靈活現，卻還是蒼蠅。一堆蒼蠅很可怕很噁心，但蒼蠅就是蒼蠅，蒼蠅能霸凌戰士嗎？死掉的戰士全身是蛆，一大群，蠕蠕而動很可怕，很噁心，但也只是蛆不是嗎？蛆連頭在哪、尾巴在哪都看不清，面目模糊，牠能霸凌誰呢？此其一。

其次，我很不喜歡什麼政治受害者那類概念。但我知道一個詞有很多種意境，而我所不喜歡的只是它的其中一種，而不是說「受害」或「霸凌」這些詞一定不對或一定不能使用。語言意涵如何，還是得看上下文，看語境脈絡。

簡單說，我從不認為自己是個什麼政治受害者，我沒去害人就很不錯了，誰能害我？一切作為，哪怕是飛蛾撲火，也全都是我自願的，主動積極去承受的，這怎能說是「受害」呢？我自願要跳油鍋、上刀山、下地獄，哪來「受害」可言？更不用說什麼霸凌了。

某個意義上，我常覺得自己「強壯」得像什麼似的，誰能霸凌我？

強弱存乎一心  

上小學第一天，是我媽帶我進校園。但她進學校之後 (台南永福國小，胡適的老家)，進教室之前，卻先把我押到一棵椰子樹下，跟平常神情很不一樣，很慎重地跟我說：「以後你在學校，如果有人拿掃帚打你的左腳，你就連右腳也讓他打，知道嗎？」

我聽了，一頭霧水，不知道我媽是想跟我說什麼。長大後，我知道聖經裡頭有類似的一些話：「有人打你左臉，你就連右臉也讓他打」，「有人叫你行一里路，你就行兩里」等等。我媽是我生平見過唯一一個比我更聰明的人，跟達文西是同一個等級，真的非常聰明，是個天才，但她沒受過多少教育，也不是基督徒，我始終不明白她究竟是從哪學來這些話？抑或這是她自己的見解？

我後來明白，我媽只是希望我能善待他人，包括善待那些傷害你的人。在她心中，我個性剛烈，從小常打抱不平，很容易出亂子；幼兒園念了幾個月就沒念，因為我把一個欺負小兒麻痺同學的男同學給一拳打得他鼻血亂噴。那也是我一生惟一一次打架 (應該說打人)。我媽大概很擔心我的正義感會無限發揮，因此希望我能學習忍耐、憐憫；他人有難，要主動代為承受。

小學時，有大約兩年的時間，我每天帶兩個便當上學，裏面的食物幾乎一模一樣，一個我自己吃，一個給班上一位窮到連鞋子都沒有的同學吃；差別在於我的便當沒有肉，給同學的便當有肉。

頭一次，當我知道那個同學連便當都沒帶時，我就把自己的便當分一半給他。回家後，我告訴我媽這件事。她一直問我是怎麼分給對方吃的？她叫我不可以讓人難堪，不能讓人感覺好像被施捨，而是要跟同學說「我吃不了這麼多，你可以幫我吃一半嗎？」

我上小學之前的六零年代，沒有化糞池，每天都會有牛車來挑糞，挑糞的人提著扁擔前往家家戶戶的糞坑挖糞，非常非常臭。有一次，我看到牛車又來了，迎面走來一個挑糞的阿伯，我趕緊捏著鼻子，皺起眉頭。我媽看到了，當場叫我把手放下，說我很沒禮貌，毫不感恩，人家阿伯來幫你挑糞那麼辛苦，而且弄得全身是糞汁，你不感激他，居然還摀鼻子皺眉頭。

從此之後，我就不再那麼做了。一直到現在也一樣。比方說看診時，特別是像我現在工作的高雄林園地區，窮人非常多，其中有些病人與遊民無異或是獨居老人，常不洗澡，身上真的很臭；有時我能察覺出病人怕他身上的臭味會讓我難受，於是就顯得很不安，或是會把椅子往後挪，想離我遠一點，怕接近我會讓我難受。我就會主動靠近對方，讓他明白我並不在意那一點臭味。

一個人是強或弱，存乎一心。乍看脆弱者，反倒剛強；乍看邊緣者，恰是事物的中心。

鬥爭

第三，說到「鬥爭」這個概念，我之所以很不喜歡婆婆媽媽的說什麼「受害」，原因之一就是因為，鬥爭就是鬥爭，對方就是存心要傷你，哪來什麼「受害」？哪來所謂「霸凌」？就像戰場一樣，死人是兵家常事，你不能說被敵人圍毆或被敵人子彈打了，卻哭說自己受害、自己被霸凌，那就太沒出息了。在一種鬥爭中，敵人不打你要打誰呢？

馬文才能霸凌唐伯虎嗎？  

最後，說到唐伯虎跟馬文才。馬文才有可能霸凌唐伯虎嗎？當然不可能。沈從文和維根斯坦都曾在學界或文化界遭受鄙視，特別是沈從文，不管是一開始當作家或後來在大學教書，因為學歷僅小學畢業，經常例行性遭到一些馬文才水平的「大學者」或「大作家」之羞辱，相當惡劣，但我想沈從文不會因此受傷害，因為他理當心知肚明誰才是真正的大文豪。

拉拉雜雜講一堆，雖說言不及義，其實意義深遠。這類微妙之事，在我看來十分關鍵，它決定了我們究竟如何理解人事物。微妙之差，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人們往往有著一套約定俗成的眼光來評價人事物，在這套基本架構下，型塑了各種意義。當你不以那樣的眼光看世界，只能無言。

就比方說一講到政治或是一講到學術，人們就會拿出一把約定俗成的量尺開始來幫你測量有關你的社會價格的「三圍」，有沒有當官？有沒有什麼頭銜？上過電視嗎？有多少著作？等等等；彷彿沒當過官，沒當過部長、市長或民代就稱不上參與政治似的，人們會自動把你排除在某種光環在外；彷彿沒在大學教書，就不是一個學者，你寫千萬字，寫一輩子，絕對比不上市面上一堆馬文才教授寫幾句蠢話。

今天，你若是個什麼部長或掌管幾千幾百億的什麼國營企業董事長，那麼，不管如何荒腔走板的行徑或過往歷史，就會被美化、神化；越是荒腔走板，越是離經叛道，人們會越是推崇，因為，如今你已「功成名就」了。

反之，人們就會用一種鄙夷可笑的眼光看待你，覺得你是個失敗者，不可取，偏激，很可憐，很落魄...等等等；不管你確實有多少貢獻，不管你的「作品」本身如何傑出，都不會被嚴肅看待。

當然，可見的將來，人事物的評價就是這麼一回事，至於更長遠的將來就說不準了。我們都記得幾千年前的蘇格拉底，誰還記得當初那些呼風喚雨逼他飲毒自殺的掌權者？我們都記得一百年前的維根斯坦，誰還會記得那些連在學校走廊上相遇都能對維根斯坦露出鄙夷神色、說他毫無學術能力的劍橋大學者？

一種「眼光」就是一個「世界」，世界不同，「語言」就不一樣，「糧食」也不一樣。我們應該做的，就是相信自己的「語言」與「糧食」，專心活在自己的「世界」裏，忘記時間，看淡榮枯，至死不渝。

這樣不一定好，但事實上也不會有比這更好的選擇了。套句維根斯坦的術語，人總是應該活在一種屬於自己的「生命形式」(form of life) 裏頭，就如同飛鳥就該在天上飛，而不是往泥土裏鑽；至於蚯蚓就別仰望著天空了，只管朝土裏深藏就行。

這篇隨便寫寫，大家隨便看看便罷，不宜討論。為什麼呢？因為我知道世上知音難尋。總之，別扯到我身上來就行。「我」不是一個討論議題。當我們寫東西提到自己時，並不是要邀請大家來討論自己。「我」是無法討論的。

我對「公眾化」一事，感到由衷的無奈與厭煩。不管污名或美名，就如 R.M.Rilke 形容他的老闆羅丹，「名聲，往往只是一團誤解的總和」。

卡韓政變 (221)：戰士與蒼蠅

陳真 2020. 01. 01.


當我們說腦殘「很可怕」時，意思是說他蠢到嚇死人，而不是我們真的「害怕」他。

生平最怕一樣東西，就是蟑螂。黨外時，我很擔心哪天國民黨如果把我抓去，我想我是應該能挺得住各種刑求，但如果拿蟑螂嚇我，我恐怕就得出賣同志了。

我意思是想說，我們和外界任何東西之間的一種「關係」；理解這層關係很重要，但也很不容易，它需要一種詩人般的理解能力。

台灣不管任何時候，學生或年輕人始終就一個樣，不管怎麼改朝換代，永遠是當下主流邪惡勢力的鐵血部隊。以前是舊黨國及蔣家政權的紅衛兵，現在則由藍轉綠，但「衛兵」本質卻始終不變，毫無理想，毫無熱血，毫無分辨基本是非的能力。

當然，進步還是有點進步。或者應該說，時代不一樣，糟蹋人的方式也就不一樣，蔣家年代基本上要比現在肅殺一百萬倍，異議份子就跟過街老鼠一樣，人人喊打，人人瞧不起，生命安危與自由完全朝不保夕。

話說韓國瑜，自然是台灣選舉史上被抹黑糟蹋得最嚴重的一個人，但他畢竟是個公眾人物，他很容易就能為自己澄清，並且會有無數人支持他。這樣一種被抹黑的痛苦，在我看來，如果是1分之痛，那我過去三十幾年所承受的，恐怕就是1000分的折磨與痛苦，而且累及父母妻小，家毀人亡。

1: 1000

為何相差一千倍呢？因為在蔣家年代，在一片藍通通的校園，特別是在南部，更是藍到爆 (現在則是綠到爆)，做為一個「非公眾人物」，國家怎麼抹黑你，你就會被人們認定你就是那樣的人，你根本不可能有一絲絲機會為自己澄清，你又如何可能向全世界澄清？

大學時代，有時候一些人第一次見到我之後，往往會驚呼：「原來陳真是這樣的人而不是那樣」，跟他們所預期的落差太大。為什麼呢？因為抹黑得太離譜了。每次聽到人們這樣的驚呼，我就覺得很無言，似乎只是再一次提醒了我某些難以言喻的痛苦。

即便是現在還是一樣，「非公眾人物」是很可悲的，因為他不會每天出現在螢光幕前，也不會有一堆電視台麥克風每天追著他跑。因此，他所遭受的一切冤屈、誤解和醜化與扭曲，完完全全就只能全數自己一個人吞下，忍受「全世界」對你的誤解與妖魔化。特別是當你隸屬某種封閉的小圈子例如醫界或學界時，你的冤屈會更深沉。

刺蔣的黃文雄消失人間26年，1996年重新出現在台灣時，我透過當時極少數能夠找到他的人之一--陳菊，連絡上黃文雄，幫他辦了一個小型的室內演講。後來有一天，我們幾個人在他家聊天，聊到林義雄的滅門血案。我說，我覺得林義雄所承受的痛苦，比不上任何一個飽受生活折磨根本無人聞問的一般人。

包括黃文雄在內，在場所有人似乎都很不認同我這番話，但我想我說的只是一個事實。一個人，無人聞問、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地扛起所有根本不可能被外界所理解的折磨，那才是最難熬的痛苦不是嗎？

我這一生，扣除學術性或概念性的文字，倘若寫過一千萬字「生平」，事實上，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痛苦根本沒法寫，根本寫不出來；就算寫得出來，世界上恐怕也沒有幾個人會信，更不用說體會了；就算有人能體會一、二，他也只是遠遠地體會，而非真實的椎心之痛。

詹益樺自焚後，我常不自主會伸手去碰觸瓦斯烈火或是幾百度的烤箱，因為我很想體會我的好朋友究竟在烈火焚身過程中承受了多大的痛苦而死去。我光是用手指讓火烤一下就覺得受不了，更何況全身被烈火吞沒。

當我想到我根本不可能真實體會詹益樺的劇痛之千萬分之一時，我常不免悲從中來，熱淚盈眶。

不知道各位看懂不懂我想說什麼。看不懂就算，只是說說，無須深究。總之，你要知道，生命種種，造化萬千，凡是可見的、可說的、眾人皆知的、鎂光燈環繞的，都不會是多麼可怕可悲之事。

你相信嗎？你在市面上所聽到的詹益樺，跟真實的詹益樺，相差幾百萬光年。真實的詹益樺，遠遠比市面上那個「大」，遠遠比市面上那個「美」，我能略說一、二，卻下不了筆。為什麼呢？因為我沒有那樣的文采，我寫不出微妙事物。

戰士與蒼蠅  

說完這些，再看看什麼校園腦殘同學的喊打喊殺或什麼潑熱湯，那根本就稱不上一回事了，哪來什麼「霸凌」？我不去霸凌別人就已經很好了，誰能霸凌我？

應該是魯迅的一個隱喻吧，他講到戰士與蒼蠅。一個死掉的戰士依舊是戰士，但一堆蒼蠅活靈活現，卻還是蒼蠅。一堆蒼蠅很可怕很噁心，但蒼蠅就是蒼蠅，蒼蠅能霸凌戰士嗎？死掉的戰士全身是蛆，一大群，蠕蠕而動很可怕，很噁心，但也只是蛆不是嗎？蛆連頭在哪、尾巴在哪都看不清，面目模糊，牠能霸凌誰呢？此其一。

其次，我很不喜歡什麼政治受害者那類概念。但我知道一個詞有很多種意境，而我所不喜歡的只是它的其中一種，而不是說「受害」或「霸凌」這些詞一定不對或一定不能使用。語言意涵如何，還是得看上下文，看語境脈絡。

簡單說，我從不認為自己是個什麼政治受害者，我沒去害人就很不錯了，誰能害我？一切作為，哪怕是飛蛾撲火，也全都是我自願的，主動積極去承受的，這怎能說是「受害」呢？我自願要跳油鍋、上刀山、下地獄，哪來「受害」可言？更不用說什麼霸凌了。

某個意義上，我常覺得自己「強壯」得像什麼似的，誰能霸凌我？

強弱存乎一心  

上小學第一天，是我媽帶我進校園。但她進學校之後 (台南永福國小，胡適的老家)，進教室之前，卻先把我押到一棵椰子樹下，跟平常神情很不一樣，很慎重地跟我說：「以後你在學校，如果有人拿掃帚打你的左腳，你就連右腳也讓他打，知道嗎？」

我聽了，一頭霧水，不知道我媽是想跟我說什麼。長大後，我知道聖經裡頭有類似的一些話：「有人打你左臉，你就連右臉也讓他打」，「有人叫你行一里路，你就行兩里」等等。我媽是我生平見過唯一一個比我更聰明的人，跟達文西是同一個等級，真的非常聰明，是個天才，但她沒受過多少教育，也不是基督徒，我始終不明白她究竟是從哪學來這些話？抑或這是她自己的見解？

我後來明白，我媽只是希望我能善待他人，包括善待那些傷害你的人。在她心中，我個性剛烈，從小常打抱不平，很容易出亂子；幼兒園念了幾個月就沒念，因為我把一個欺負小兒麻痺同學的男同學給一拳打得他鼻血亂噴。那也是我一生惟一一次打架 (應該說打人)。我媽大概很擔心我的正義感會無限發揮，因此希望我能學習忍耐、憐憫；他人有難，要主動代為承受。

小學時，有大約兩年的時間，我每天帶兩個便當上學，裏面的食物幾乎一模一樣，一個我自己吃，一個給班上一位窮到連鞋子都沒有的同學吃；差別在於我的便當沒有肉，給同學的便當有肉。

頭一次，當我知道那個同學連便當都沒帶時，我就把自己的便當分一半給他。回家後，我告訴我媽這件事。她一直問我是怎麼分給對方吃的？她叫我不可以讓人難堪，不能讓人感覺好像被施捨，而是要跟同學說「我吃不了這麼多，你可以幫我吃一半嗎？」

我上小學之前的六零年代，沒有化糞池，每天都會有牛車來挑糞，挑糞的人提著扁擔前往家家戶戶的糞坑挖糞，非常非常臭。有一次，我看到牛車又來了，迎面走來一個挑糞的阿伯，我趕緊捏著鼻子，皺起眉頭。我媽看到了，當場叫我把手放下，說我很沒禮貌，毫不感恩，人家阿伯來幫你挑糞那麼辛苦，而且弄得全身是糞汁，你不感激他，居然還摀鼻子皺眉頭。

從此之後，我就不再那麼做了。一直到現在也一樣。比方說看診時，特別是像我現在工作的高雄林園地區，窮人非常多，其中有些病人與遊民無異或是獨居老人，常不洗澡，身上真的很臭；有時我能察覺出病人怕他身上的臭味會讓我難受，於是就顯得很不安，或是會把椅子往後挪，想離我遠一點，怕接近我會讓我難受。我就會主動靠近對方，讓他明白我並不在意那一點臭味。

一個人是強或弱，存乎一心。乍看脆弱者，反倒剛強；乍看邊緣者，恰是事物的中心。

鬥爭

第三，說到「鬥爭」這個概念，我之所以很不喜歡婆婆媽媽的說什麼「受害」，原因之一就是因為，鬥爭就是鬥爭，對方就是存心要傷你，哪來什麼「受害」？哪來所謂「霸凌」？就像戰場一樣，死人是兵家常事，你不能說被敵人圍毆或被敵人子彈打了，卻哭說自己受害、自己被霸凌，那就太沒出息了。在一種鬥爭中，敵人不打你要打誰呢？

馬文才能霸凌唐伯虎嗎？  

最後，說到唐伯虎跟馬文才。馬文才有可能霸凌唐伯虎嗎？當然不可能。沈從文和維根斯坦都曾在學界或文化界遭受鄙視，特別是沈從文，不管是一開始當作家或後來在大學教書，因為學歷僅小學畢業，經常例行性遭到一些馬文才水平的「大學者」或「大作家」之羞辱，相當惡劣，但我想沈從文不會因此受傷害，因為他理當心知肚明誰才是真正的大文豪。

拉拉雜雜講一堆，雖說言不及義，其實意義深遠。這類微妙之事，在我看來十分關鍵，它決定了我們究竟如何理解人事物。微妙之差，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人們往往有著一套約定俗成的眼光來評價人事物，在這套基本架構下，型塑了各種意義。當你不以那樣的眼光看世界，只能無言。

就比方說一講到政治或是一講到學術，人們就會拿出一把約定俗成的量尺開始來幫你測量有關你的社會價格的「三圍」，有沒有當官？有沒有什麼頭銜？上過電視嗎？有多少著作？等等等；彷彿沒當過官，沒當過部長、市長或民代就稱不上參與政治似的，人們會自動把你排除在某種光環在外；彷彿沒在大學教書，就不是一個學者，你寫千萬字，寫一輩子，絕對比不上市面上一堆馬文才教授寫幾句蠢話。

今天，你若是個什麼部長或掌管幾千幾百億的什麼國營企業董事長，那麼，不管如何荒腔走板的行徑或過往歷史，就會被美化、神化；越是荒腔走板，越是離經叛道，人們會越是推崇，因為，如今你已「功成名就」了。

反之，人們就會用一種鄙夷可笑的眼光看待你，覺得你是個失敗者，不可取，偏激，很可憐，很落魄...等等等；不管你確實有多少貢獻，不管你的「作品」本身如何傑出，都不會被嚴肅看待。

當然，可見的將來，人事物的評價就是這麼一回事，至於更長遠的將來就說不準了。我們都記得幾千年前的蘇格拉底，誰還記得當初那些呼風喚雨逼他飲毒自殺的掌權者？我們都記得一百年前的維根斯坦，誰還會記得那些連在學校走廊上相遇都能對維根斯坦露出鄙夷神色、說他毫無學術能力的劍橋大學者？

一種「眼光」就是一個「世界」，世界不同，「語言」就不一樣，「糧食」也不一樣。我們應該做的，就是相信自己的「語言」與「糧食」，專心活在自己的「世界」裏，忘記時間，看淡榮枯，至死不渝。

這樣不一定好，但事實上也不會有比這更好的選擇了。套句維根斯坦的術語，人總是應該活在一種屬於自己的「生命形式」(form of life) 裏頭，就如同飛鳥就該在天上飛，而不是往泥土裏鑽；至於蚯蚓就別仰望著天空了，只管朝土裏深藏就行。

這篇隨便寫寫，大家隨便看看便罷，不宜討論。為什麼呢？因為我知道世上知音難尋。總之，別扯到我身上來就行。「我」不是一個討論議題。當我們寫東西提到自己時，並不是要邀請大家來討論自己。「我」是無法討論的。

我對「公眾化」一事，感到由衷的無奈與厭煩。不管污名或美名，就如 R.M.Rilke 形容他的老闆羅丹，「名聲，往往只是一團誤解的總和」。

(續前)

在馬丁史柯西斯開罵之前，我不知道什麼是「漫威電影」。去查了一下才知道什麼是「漫威電影」。我只看過一部「變形金剛」，不知道和「鋼鐵人」是否同一部？

看「變形金剛」時，我幾乎是從頭睡到尾，真是難看到爆！卻又頻頻被電影劇烈刺耳的噪音吵醒，短短兩小時，感覺就像一個世紀那麼漫長而難熬。散場時，學姊不斷開罵，說我帶她來看這什麼爛電影。

依照馬丁史柯西斯的說法，這根本不能算是電影，這只是「主題樂園」。馬丁史柯西斯開罵之後，馬上遭來電影界人士和無數觀眾的猛烈砲轟。

《教父》導演法蘭西斯柯波拉跳出來力挺馬丁史柯西斯，甚至加碼開罵說：「我真不知道有誰能夠從這些一模一樣的電影中獲得什麼？馬丁已經很仁慈了，只說它們不是電影，他都還沒說漫威電影多麼令人厭惡，而這就是我要說的。」

馬丁史柯西斯後來幾次出面緩頰，但卻越描越黑。他說：

「這些影片之所以無法吸引我，跟個人品味和個性有關。我知道假如自己年輕一些，假如我成熟得晚一些，可能也會對這些影片感到興奮。但我畢竟已經長大，並且形成了對於電影的理解—包括「電影是什麼」以及「它們可能成為什麼」等等問題。這樣的理解，和漫威世界的距離，就像地球和半人馬座阿爾法星系的距離一樣遙遠。」

馬丁史柯西斯接著又說：

「如果你告訴我，電影院之所以充斥漫威電影這些東西只是一種供需問題。對此我無法苟同。這是一個先有蛋還是先有雞的問題。如果你只向人們提供同一種東西，而且沒完沒了地只賣一樣的東西，人們當然就想要更多這種東西。」

這意思就是說，一個腦殘，如果整天看什麼PTT或三立、自由、民視、蘋果等等這些政治洗腦文宣，他當然一輩子一直腦殘下去。他應該也看一下巴勒網才對。

馬丁史柯西斯還說到為何漫威電影不是電影。他說，這類電影對於人事物之間的「關係」毫無著墨。
我自己沒看過不知道，但以「變形金剛」為例，根本就是亂拍一通，完全就是任意亂搞。那得有多大的耐心才能忍受？

不喜歡我的電影老實話的人，就當做我沒說，我其實不是要談電影，而只是藉馬丁之口，提到「關係」一事。

沿續上一篇留言所說，為何我很厭惡以「霸凌」或「受害」來理解個人的政治經驗？或者應該說，為何我很厭惡以「霸凌」或「受害」這樣一種心態架構來理解「我的」政治經驗？因為那不是「我」和「我的經驗」之間的正確關係。我不但絲毫沒有受害感，而且視之為理所當然；某個意義上來說，那就是我要的後果，或者說，我原本就是自願上刀山、跳油鍋、下地獄，何來受害或霸凌？

1989年四月七日，鄭南榕自焚，五月十九號，詹益樺也接著自焚。隔月，也就是六月的某一天，學姊生日那一天，我接到消息說我叛亂了，案子已經移送高檢署，我等著坐黑牢吧，而學姊則被高中退學。

一些民進黨民代針對我們的案子發起抗爭，但我始終沒有參加。幾位現在依舊在政壇呼風喚雨的綠營大老們 (念在昔日情誼，姑隱其名)，則計劃發起一系列抗爭，打算沿著鄭南榕與詹益樺相繼自焚以及我的叛亂案，擴大抗爭，打擊國民黨。

我能清楚地感覺得出來，這些大老們很興奮，台權會也很「熱烈」地想「聲援」我，當時僅有的兩三家綠媒更是乾脆直接發送假新聞，說我「準備步上鄭、詹二人的腳步，決心自焚」。

我就是為了這件事和「同志們」扯破臉。我一直跟他們說我不需要人家聲援；我本來就是存心要叛亂，面對一個不義政權，我很樂意實踐一個正直公民的叛亂義務；你們不要為了炒作政治效應而把我描述成好像什麼「受害者」似的；我只是履行公民義務，我不是受害者，我很樂意付出代價，你們不要矮化我。

而且，我不是一個信口開河的人。於是我打電話去給某綠媒的高層 (念在昔日情誼，姑隱其名)，我在電話中破口大罵說，你們媒體這樣散播謠言說我準備自焚，藉此進行政治操弄，這完全就是在損害我的人格。因為，我根本從來沒有自焚的一絲念頭或言論，可是，人們看了報紙後，心裏會想說「原來陳真也只是一個說大話而不敢做的人」。

我還威脅那位報社主管說，你們如果再繼續這樣亂寫，信不信我去你們報社門口抗議，指控你們造謠。

說起這些事，我只是想說明「關係」的重要。每個人同他的話語、行為或思想之間，理當有這樣一層屬於「你們」之間的「關係」。適當地理解這層「關係」，你就比較有可能較為適當地理解各種人事物。

林義雄在1990年左右準備返台定居時，一度在黨外圈內盛傳林義雄已經發瘋。自立晚報還曾經對此煞有介事地進行查訪，調查林義雄是否發瘋。很可笑吧？

可是，為何大家會以為他發瘋呢？因為他當時在黨外的地位基本上就跟教父或神明沒兩樣，再加上滅門血案的悲劇，身上能夠炒作的所謂「政治資源」太豐富了，隨便出來選個什麼立委或縣市長肯定高票當選。

但是，林義雄卻連群眾舉著歡迎布條在路邊迎接他的歸來，他都不願意下車和群眾接觸，非常排斥那樣一種傳統政治活動。

我完全能理解他的想法和個性，所以我不會懷疑他發瘋了。他根本不會把坐牢或家破人亡等等這些悲劇當成當時很流行的一句黨外術語，亦即所謂「政治資源」。

相反地，絕大數政治或社運參與者卻滿腦子想著怎麼虛構、捏造或製造所謂「政治資源」，比方說刻意製造衝突，製造事端，以增加自身知名度，並透過更多修辭與文宣，進一步塑造形象，累積所謂「政治資源」。

各位聽懂我在說什麼吧？

維根斯坦有句話說：「一個人不可能說出真理，除非他已經回到家」，亦即他已經「回到真理之中」，「活在真理之中」。齊克果也有類似名言，他說：「世上沒有真理，直到它被我所認知。」

大家懂這個意思吧？我可以幾乎毫無困難地說出一加一等於二，不管我跟這道算數式子之間有著什麼「關係」，一加一還是等於二。但除此之外，話語或思維與行為本身，卻不是這樣一種彷彿可以客觀評價與定義的東西；它終究得「黏」在一個「人」或一種「生命」身上。適當理解那個「人」，意味著適當理解這樣一些「關係」，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