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淨，
當我們說腦殘「很可怕」時，意思是說他蠢到嚇死人，而不是我們真的「害怕」他。
生平最怕一樣東西，就是蟑螂。黨外時，我很擔心哪天國民黨如果把我抓去，我想我是應該能挺得住各種刑求，但如果拿蟑螂嚇我，我恐怕就得出賣同志了。
我意思是想說，我們和外界任何東西之間的一種「關係」；理解這層關係很重要，但也很不容易，它需要一種詩人般的理解能力。
台灣不管任何時候，學生或年輕人始終就一個樣，不管怎麼改朝換代，永遠是當下主流邪惡勢力的鐵血部隊。以前是舊黨國及蔣家政權的紅衛兵，現在則由藍轉綠，但「衛兵」本質卻始終不變，毫無理想，毫無熱血，毫無分辨基本是非的能力。
當然，進步還是有點進步。或者應該說，時代不一樣，糟蹋人的方式也就不一樣，蔣家年代基本上要比現在肅殺一百萬倍，異議份子就跟過街老鼠一樣，人人喊打，人人瞧不起，生命安危與自由完全朝不保夕。
話說韓國瑜，自然是台灣選舉史上被抹黑糟蹋得最嚴重的一個人，但他畢竟是個公眾人物，他很容易就能為自己澄清，並且會有無數人支持他。這樣一種被抹黑的痛苦，在我看來，如果是1分之痛，那我過去三十幾年所承受的，恐怕就是1000分的折磨與痛苦，而且累及父母妻小，家毀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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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相差一千倍呢？因為在蔣家年代，在一片藍通通的校園，特別是在南部，更是藍到爆 (現在則是綠到爆)，做為一個「非公眾人物」，國家怎麼抹黑你，你就會被人們認定你就是那樣的人，你根本不可能有一絲絲機會為自己澄清，你又如何可能向全世界澄清？
大學時代，有時候一些人第一次見到我之後，往往會驚呼：「原來陳真是這樣的人而不是那樣」，跟他們所預期的落差太大。為什麼呢？因為抹黑得太離譜了。每次聽到人們這樣的驚呼，我就覺得很無言，似乎只是再一次提醒了我某些難以言喻的痛苦。
即便是現在還是一樣，「非公眾人物」是很可悲的，因為他不會每天出現在螢光幕前，也不會有一堆電視台麥克風每天追著他跑。因此，他所遭受的一切冤屈、誤解和醜化與扭曲，完完全全就只能全數自己一個人吞下，忍受「全世界」對你的誤解與妖魔化。特別是當你隸屬某種封閉的小圈子例如醫界或學界時，你的冤屈會更深沉。
刺蔣的黃文雄消失人間26年，1996年重新出現在台灣時，我透過當時極少數能夠找到他的人之一--陳菊，連絡上黃文雄，幫他辦了一個小型的室內演講。後來有一天，我們幾個人在他家聊天，聊到林義雄的滅門血案。我說，我覺得林義雄所承受的痛苦，比不上任何一個飽受生活折磨根本無人聞問的一般人。
包括黃文雄在內，在場所有人似乎都很不認同我這番話，但我想我說的只是一個事實。一個人，無人聞問、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地扛起所有根本不可能被外界所理解的折磨，那才是最難熬的痛苦不是嗎？
我這一生，扣除學術性或概念性的文字，倘若寫過一千萬字「生平」，事實上，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痛苦根本沒法寫，根本寫不出來；就算寫得出來，世界上恐怕也沒有幾個人會信，更不用說體會了；就算有人能體會一、二，他也只是遠遠地體會，而非真實的椎心之痛。
詹益樺自焚後，我常不自主會伸手去碰觸瓦斯烈火或是幾百度的烤箱，因為我很想體會我的好朋友究竟在烈火焚身過程中承受了多大的痛苦而死去。我光是用手指讓火烤一下就覺得受不了，更何況全身被烈火吞沒。
當我想到我根本不可能真實體會詹益樺的劇痛之千萬分之一時，我常不免悲從中來，熱淚盈眶。
不知道各位看懂不懂我想說什麼。看不懂就算，只是說說，無須深究。總之，你要知道，生命種種，造化萬千，凡是可見的、可說的、眾人皆知的、鎂光燈環繞的，都不會是多麼可怕可悲之事。
你相信嗎？你在市面上所聽到的詹益樺，跟真實的詹益樺，相差幾百萬光年。真實的詹益樺，遠遠比市面上那個「大」，遠遠比市面上那個「美」，我能略說一、二，卻下不了筆。為什麼呢？因為我沒有那樣的文采，我寫不出微妙事物。
戰士與蒼蠅
說完這些，再看看什麼校園腦殘同學的喊打喊殺或什麼潑熱湯，那根本就稱不上一回事了，哪來什麼「霸凌」？我不去霸凌別人就已經很好了，誰能霸凌我？
應該是魯迅的一個隱喻吧，他講到戰士與蒼蠅。一個死掉的戰士依舊是戰士，但一堆蒼蠅活靈活現，卻還是蒼蠅。一堆蒼蠅很可怕很噁心，但蒼蠅就是蒼蠅，蒼蠅能霸凌戰士嗎？死掉的戰士全身是蛆，一大群，蠕蠕而動很可怕，很噁心，但也只是蛆不是嗎？蛆連頭在哪、尾巴在哪都看不清，面目模糊，牠能霸凌誰呢？此其一。
其次，我很不喜歡什麼政治受害者那類概念。但我知道一個詞有很多種意境，而我所不喜歡的只是它的其中一種，而不是說「受害」或「霸凌」這些詞一定不對或一定不能使用。語言意涵如何，還是得看上下文，看語境脈絡。
簡單說，我從不認為自己是個什麼政治受害者，我沒去害人就很不錯了，誰能害我？一切作為，哪怕是飛蛾撲火，也全都是我自願的，主動積極去承受的，這怎能說是「受害」呢？我自願要跳油鍋、上刀山、下地獄，哪來「受害」可言？更不用說什麼霸凌了。
某個意義上，我常覺得自己「強壯」得像什麼似的，誰能霸凌我？
強弱存乎一心
上小學第一天，是我媽帶我進校園。但她進學校之後 (台南永福國小，胡適的老家)，進教室之前，卻先把我押到一棵椰子樹下，跟平常神情很不一樣，很慎重地跟我說：「以後你在學校，如果有人拿掃帚打你的左腳，你就連右腳也讓他打，知道嗎？」
我聽了，一頭霧水，不知道我媽是想跟我說什麼。長大後，我知道聖經裡頭有類似的一些話：「有人打你左臉，你就連右臉也讓他打」，「有人叫你行一里路，你就行兩里」等等。我媽是我生平見過唯一一個比我更聰明的人，跟達文西是同一個等級，真的非常聰明，是個天才，但她沒受過多少教育，也不是基督徒，我始終不明白她究竟是從哪學來這些話？抑或這是她自己的見解？
我後來明白，我媽只是希望我能善待他人，包括善待那些傷害你的人。在她心中，我個性剛烈，從小常打抱不平，很容易出亂子；幼兒園念了幾個月就沒念，因為我把一個欺負小兒麻痺同學的男同學給一拳打得他鼻血亂噴。那也是我一生惟一一次打架 (應該說打人)。我媽大概很擔心我的正義感會無限發揮，因此希望我能學習忍耐、憐憫；他人有難，要主動代為承受。
小學時，有大約兩年的時間，我每天帶兩個便當上學，裏面的食物幾乎一模一樣，一個我自己吃，一個給班上一位窮到連鞋子都沒有的同學吃；差別在於我的便當沒有肉，給同學的便當有肉。
頭一次，當我知道那個同學連便當都沒帶時，我就把自己的便當分一半給他。回家後，我告訴我媽這件事。她一直問我是怎麼分給對方吃的？她叫我不可以讓人難堪，不能讓人感覺好像被施捨，而是要跟同學說「我吃不了這麼多，你可以幫我吃一半嗎？」
我上小學之前的六零年代，沒有化糞池，每天都會有牛車來挑糞，挑糞的人提著扁擔前往家家戶戶的糞坑挖糞，非常非常臭。有一次，我看到牛車又來了，迎面走來一個挑糞的阿伯，我趕緊捏著鼻子，皺起眉頭。我媽看到了，當場叫我把手放下，說我很沒禮貌，毫不感恩，人家阿伯來幫你挑糞那麼辛苦，而且弄得全身是糞汁，你不感激他，居然還摀鼻子皺眉頭。
從此之後，我就不再那麼做了。一直到現在也一樣。比方說看診時，特別是像我現在工作的高雄林園地區，窮人非常多，其中有些病人與遊民無異或是獨居老人，常不洗澡，身上真的很臭；有時我能察覺出病人怕他身上的臭味會讓我難受，於是就顯得很不安，或是會把椅子往後挪，想離我遠一點，怕接近我會讓我難受。我就會主動靠近對方，讓他明白我並不在意那一點臭味。
一個人是強或弱，存乎一心。乍看脆弱者，反倒剛強；乍看邊緣者，恰是事物的中心。
鬥爭
第三，說到「鬥爭」這個概念，我之所以很不喜歡婆婆媽媽的說什麼「受害」，原因之一就是因為，鬥爭就是鬥爭，對方就是存心要傷你，哪來什麼「受害」？哪來所謂「霸凌」？就像戰場一樣，死人是兵家常事，你不能說被敵人圍毆或被敵人子彈打了，卻哭說自己受害、自己被霸凌，那就太沒出息了。在一種鬥爭中，敵人不打你要打誰呢？
馬文才能霸凌唐伯虎嗎？
最後，說到唐伯虎跟馬文才。馬文才有可能霸凌唐伯虎嗎？當然不可能。沈從文和維根斯坦都曾在學界或文化界遭受鄙視，特別是沈從文，不管是一開始當作家或後來在大學教書，因為學歷僅小學畢業，經常例行性遭到一些馬文才水平的「大學者」或「大作家」之羞辱，相當惡劣，但我想沈從文不會因此受傷害，因為他理當心知肚明誰才是真正的大文豪。
拉拉雜雜講一堆，雖說言不及義，其實意義深遠。這類微妙之事，在我看來十分關鍵，它決定了我們究竟如何理解人事物。微妙之差，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人們往往有著一套約定俗成的眼光來評價人事物，在這套基本架構下，型塑了各種意義。當你不以那樣的眼光看世界，只能無言。
就比方說一講到政治或是一講到學術，人們就會拿出一把約定俗成的量尺開始來幫你測量有關你的社會價格的「三圍」，有沒有當官？有沒有什麼頭銜？上過電視嗎？有多少著作？等等等；彷彿沒當過官，沒當過部長、市長或民代就稱不上參與政治似的，人們會自動把你排除在某種光環在外；彷彿沒在大學教書，就不是一個學者，你寫千萬字，寫一輩子，絕對比不上市面上一堆馬文才教授寫幾句蠢話。
今天，你若是個什麼部長或掌管幾千幾百億的什麼國營企業董事長，那麼，不管如何荒腔走板的行徑或過往歷史，就會被美化、神化；越是荒腔走板，越是離經叛道，人們會越是推崇，因為，如今你已「功成名就」了。
反之，人們就會用一種鄙夷可笑的眼光看待你，覺得你是個失敗者，不可取，偏激，很可憐，很落魄...等等等；不管你確實有多少貢獻，不管你的「作品」本身如何傑出，都不會被嚴肅看待。
當然，可見的將來，人事物的評價就是這麼一回事，至於更長遠的將來就說不準了。我們都記得幾千年前的蘇格拉底，誰還記得當初那些呼風喚雨逼他飲毒自殺的掌權者？我們都記得一百年前的維根斯坦，誰還會記得那些連在學校走廊上相遇都能對維根斯坦露出鄙夷神色、說他毫無學術能力的劍橋大學者？
一種「眼光」就是一個「世界」，世界不同，「語言」就不一樣，「糧食」也不一樣。我們應該做的，就是相信自己的「語言」與「糧食」，專心活在自己的「世界」裏，忘記時間，看淡榮枯，至死不渝。
這樣不一定好，但事實上也不會有比這更好的選擇了。套句維根斯坦的術語，人總是應該活在一種屬於自己的「生命形式」(form of life) 裏頭，就如同飛鳥就該在天上飛，而不是往泥土裏鑽；至於蚯蚓就別仰望著天空了，只管朝土裏深藏就行。
這篇隨便寫寫，大家隨便看看便罷，不宜討論。為什麼呢？因為我知道世上知音難尋。總之，別扯到我身上來就行。「我」不是一個討論議題。當我們寫東西提到自己時，並不是要邀請大家來討論自己。「我」是無法討論的。
我對「公眾化」一事，感到由衷的無奈與厭煩。不管污名或美名，就如 R.M.Rilke 形容他的老闆羅丹，「名聲，往往只是一團誤解的總和」。
陳真
發佈日期: 2020.01.01
發佈時間:
下午 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