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仔网友你好。

买办/让利之类远称不上主要问题。分清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政治课上都学过。

农渔产品在两岸贸易中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块，两岸贸易中机电产品（半导体归于此类）占到5～6成，其余排行前列的是金属制品，化工，光学，医疗设备，大体上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关系。台积电一家就比所有的农渔民加起来还要多的多了。

可以看到的是，台积电在美方的压力之下，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客观上仍然在正常地向大陆厂商供货，在大陆的“分厂”，也如期推进着。

大陆的半导体企业也存在着大量的台湾工程师（另一大来源是韩国）在关键的岗位上作出贡献。类似中芯国际这样的，基本上就是台湾班底办起来的。

可以提供更好更广阔的平台来让各地的人才施展抱负，我们应该为此自豪才是。监管层实际的政策，不管是惠台xx条还是准国民待遇之类，也都是朝这个方向前进。

题外话：大陆其实也存在着不少“太阳花”之类的政治投机份子，甚至一些官方自媒体号的编辑也是如此，导致了某些“舆论”的流行。幸运的是在目前大陆的政治结构下，仅仅是叫的响罢了，对实际政策影响不大。如果我们看过了对岸各种“太阳花”式的政治表演，却不能警醒，反而自身堕入其中，那才是悲哀。

在美國之音上看到川普赦免美軍戰犯的新聞，感慨有三：

1. 在美國價值觀裡，美軍濫殺無辜可赦免，但對揭露美軍濫殺無辜的人則要趕盡殺絕。

2. 濫殺三名無辜平民的小士兵還得先受審再赦免，濫殺百萬平民的高官享盡榮華富貴，無人究責。

3. 美國之音這種官方宣傳機構刊載這種"醜事"，反映的不是他們報導公正，而是他們根本不覺得這是對美國極負面的報導，因此無需擦脂抹粉。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新聞在此： https://tinyurl.com/seerdmx

關於兩岸人民的對抗，其中很大一部分還是受到話術與輿論戰的洗腦影響而產生的對立二分法。 人渣之所以人渣，在於他們把自我的主張包裝成台灣人的主張，把自己的意識形態或主張前面都加上台灣人，台灣人，吃台灣米，講台灣話，愛台灣，....這是一種挑撥分化的操作，我並把最後的砲火引給全部的人承受， 把大家跟人渣綁在同一輛戰車上。

現實上，大部分的人都會陷入這種情緒的操控之中， 不論你在對立面的哪一邊，都陷入了這種分化對抗的陷阱裡面。

挑出來，精準打擊，會是對人渣最痛的方法。

美国如何发动政府、企业、媒体，围猎阿桑奇？

2019年11月16日

https://youtu.be/s1bpVWJN69E

一些「廢話」

陳真2019. 11. 16.

大陸網上似乎有這麼一種甚囂塵上的說法，句型大約是這樣：台灣人又來騙錢了，大陸又要讓利了，應該讓台灣人敬酒不吃吃罰酒才對，幹嘛讓利？何必讓台灣人來賺錢？他們還不是只想來賺人民幣云云。

很多在台灣高舉仇中反華立場者，卻又去大陸撈錢，講一套做一套；別人跟大陸稍有往來就是賣台，但自己卻又拼命兩頭賺。對於這一類綠色人渣，我贊成應該統統掃地出門，甚至應該研擬現代社會應有的群族平等法，把散播仇恨語言與思維者，一概繩之以法。

在西方社會不就是這樣嗎？難道你能夠在西方社會任意發言辱罵任何一個族群是「賤畜」而不會遭到法律嚴懲？

簡單說，我認為應該用更嚴厲的政策制裁那些鼓動仇中反華者。但是，台灣農漁民何辜？你要懲罰也該懲罰為惡者才對啊，怎麼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呢？甚至把台灣人全當成要飯似的那樣一種傲慢的態度，並且對之造成實質的傷害。

台灣人不是大陸人民的同胞嗎？兩者有什麼差別嗎？你要仇視鄙視或施加懲罰，應該只針對那些帶頭者，針對那些藉著鼓吹仇中反華獲取各種政治利益者，而不是敵視或鄙視所有台灣人，也不是無差別地懲罰所有台灣人--特別是懲罰那些最為弱勢的農漁民。

如果你真心把台灣人當成同胞，而不是只想「收回」台灣，那麼，你絕對不會樂意見到台灣人受苦。真正死有餘辜者是那些勾結外人傷害台灣與大陸以謀取一己政治利益者。但是，農漁民何辜？

台灣農漁民把貨賣到大陸，有何可鄙或可議之處？台商去大陸發展事業，又有何可鄙可議之處？這是大陸人的施捨嗎？你若真心把台灣人當成同胞，你會有這種傲慢的施捨心態嗎？你若真心把台灣人當成同胞，你一定會希望台灣人能過上好一點的生活，而不是以此做為一種無差別的懲罰，更非心存傲慢。

再說，買賣雙方是一種互惠關係，而非施捨。大陸跟台灣買農漁產品，難道大陸受到什麼損失嗎？台商去大陸發展事業，難道大陸是受害者而非受益人？

很多西方人也是很傲慢，動不動就叫人滾回自己的國家。道理講輸人，馬上就會來一句「滾回你自己的國家」。可是，我們來到異國它鄉求學，對西方人的大學或各種研究機構來講，難道不是一種巨大的貢獻？難道一所大學之所以能夠成為什麼世界名校，不就是因為它的多元成份所帶來的豐富且無可取代的創造性與創新能力？

即便是所謂「外勞」也一樣。台灣很多外籍勞工，台灣人往往對之充滿鄙夷，甚至把他們當成好像來乞討似的，充滿不屑，彷彿我們「施捨」了他們一碗飯吃。可是，事實是這樣嗎？外籍勞工用他們的青春和血淚乃至生命，對台灣的貢獻還不夠巨大嗎？我們應該心存感謝感恩才對，怎麼反而還鄙夷他們呢？

更何況，你要知道，單就個人而言，誰也不比誰差。今天他們之所以飄洋過海來到台灣，過著極端辛苦的日子，領取微薄薪資，賣命工作，難道是因為我們台灣人的人種或是你個人比較優秀？當然不是。那只是因為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造化，使得許多個人無法發揮他們應有的天賦。

即便是最極端的狀況，比方說全世界有幾千萬境外難民，被迫逃離家園，來到異國它鄉；他們往往被迫只能從事一些非其專業本身的低階勞力工作。這並不是因為他們不夠優秀或不夠努力，更不是因為他們不知廉恥跑來要飯吃，而是政治使然。他們本身並不虧欠誰，也絕不矮人一截。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同理，台灣農漁貨賣不出去，或是許多產業無法發展，無法與人公平競爭，不就是因為政治使然？大陸幾乎可以掌握台灣對外的生存命脈不是嗎？台灣就像個孤兒一樣，根本無法與外界發展任何正常的國家關係，大陸不就是導致這樣一個困境的「凶手」？也就是說，你一方面製造了台灣人的困境，一方面卻又嘲弄說台灣人又要來撈錢了，又要來騙大陸讓利了，這樣的心態合理嗎？

即便我們理解在某種政治現實下，大陸只好這麼做，以顧全某種所謂大局，但是，這不就意味著台灣許多人之生活困境，並非因為他們不夠努力或不夠優秀所致，而是純粹政治使然。台灣這麼小，大陸那麼大，個人再怎麼優秀，再怎麼努力，依然得受制於政治現實。

總之，台灣人或有其愚昧之處，以致於政治受害，但大陸人不也一樣有其盲點，把某種不公平的政治現實，變成一種彷彿理所當然的優勢與傲慢。

巴勒網反美反日反以色列，但我們從來不會對廣大的美國人日本人及猶太人有一絲鄙視、厭惡或仇恨。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應該是一體的，而不是對立的。我們應該採取對立態度的是那些掌握權勢胡作非為的人渣與各方走狗，而不是一時無力與之對抗的一般大眾。

我們應該聯手去對抗政治為惡者，而不是在人民之間畫分你我，製造對立。最樂意看到兩岸人民對立與仇視、最好是打起仗來的是誰呢？第一是美國和日本，其次就是那些藉著仇中反華獲取政治利益者。

除此之外，絕大多數人或多或少都有著某種程度的無辜。即便是一個仇中反華的台灣腦殘者，依然應該被大陸人接納為同胞才對。你應該反對其言行，但不應視之為敵。

今天，任何一個大陸人如果他出生在台灣，在台灣長大，他將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的機率成為一個仇中反華的腦殘者，畢竟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倖免於從小到大鋪天蓋地的洗腦教育與媒體。

同理，今天任何一個台灣人，如果出生在大陸，在大陸長大，他將有極大可能支持兩岸統一，並且支持共產黨。這不是因為他很聰明、很有智慧或很有國際觀，而是因為他所接受的教育，以及他所過的生活，自然就會讓他產生那樣一種政治態度。

我寫這些，當然不是針對誰，而是針對大陸上這樣一種似乎相當普遍的傲慢氛圍。對此我總覺得很可悲。我們的痛，難道不也應該是你們的痛？我們的不足，難道不也應該是你們的匱乏？我們難道不就是你們？我和你之間難道不是同胞？為何我們的悲劇卻成為你們的笑柄？

1997年，我剛去英國念書時，那時大陸仍然一窮二白，許多台灣留學生一講起大陸人，每一句都是鄙夷，每一句都是嘲笑，笑他們窮，笑他們沒文化沒品味，連穿衣服都土裏土氣。我記得那幾年經常為此和台灣人起衝突。大陸人窮，有何可笑可鄙之處？對岸同胞的困厄，難道不就是我們台灣人的匱乏？同胞的不足，難道反而彰顯了你的崇高與傲慢？

我不知道大家聽懂不懂我在說什麼。越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似乎越是難以表達。可是，這樣一些簡單的道理，難道不是廢話嗎？難道還需要講解，人們才能懂？

前天下班後沒有馬上回家，跑去六合夜市吃晚餐，那時候大約是晚上十點，整個夜市人煙稀少到你幾乎可以在裏頭打籃球那般空曠冷清。我看了，心裏說不出的難過。

今天，倘若我在大陸上目睹這樣一種民生蕭條，難道你以為我會很開心很驕傲，而不是一樣悲從中來？

从我经常浏览的网站上来看，大陆网友大部分不喜欢韩国瑜，因为他的民生政策和大陆人没有直接关系，在大陆传播不广、不受重视，但是他在两岸问题、香港问题、奉承美日上的白痴言论广为流传，有“韩四靠”的美名。

我太太那邊的親戚嫁到香港。她的先生在廣州工作，兒子來台灣讀大學。父子兩人都常回香港參加反送中。
這4個多月，我常開一個螢幕工作一個螢幕看香港直播，看到許多油管上沒有的畫面，比如看到老師帶著小學生上街頭，比如看到2個90歲甚至我懷疑是百歲人瑞橫著拐杖，攔著港警阻止他們前進。

香港人支持反送中的比例可能超過大家想像。


江泽民怒斥香港记者
https://youtu.be/ygARoqMJyto

x Sd
3 天前
以前看江主席还觉得他再耍威风，现在看确实在替这些受西方影响的记者着想，替他们考虑问题，回头看看历史，领导人确实是领导人，我们普通人还差得远，感谢中国国家领导人，为你们喝彩

许波
3 天前
时隔多年，回来给长者点个赞，说声抱歉，时间真是能证明很多东西

我以前認識的香港朋友是支持暴民的，明明自己住在香港，明明自己也受到干擾，不明白他為何支持。問了半天也說不出所以然，就只說港警很暴力，中國很壞，那些年輕人都是不得已。

正當的法治執行被說成暴力，而挑沒有反抗能力的無辜來傷害、縱情任性的暴力叫做勇敢爭自由。

看過一些香港通識教育的高中課本，內容極盡誤導之能，從各種角度灌輸學生厭惡中國，鼓勵學生從負面角度看香港政府，並且引導學生運用抗爭、不服從的方式表達意見。

書上教導，教師也灌輸，香港的教師竟然還做得出鼓勵甚至要求學生罷課、支持暴亂的事情來。
在這種教材與教育中成長，自然就會成為現在香港街上無知的青年。

不明白政治的運作，也不明白香港政府為何如此平淡。
但是我看得出來香港這一整代是整個毀壞掉了，不僅是年輕人，也包含壯年人，壯年的中產階級如同我那位朋友，非常支持港獨暴力，我也不明白原因。

有時候只能不去想，想到就彷彿腳踩在雲端上，更大的不明白與不踏實，為甚麼有人可以如此無情殘酷?為甚麼有人可以自然又理直氣壯的兩套標準?是真的不懂還是無恥到不在乎?

每次說這些事我就因為不明白而語無倫次，有時候真是不知道自己做的教育有甚麼意義。

盛世之下的一点异味，除了沉默和窒息，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敬这苦人多的世道。


https://www.sohu.com/a/353668949_120146415

广州环卫工之死：喝酒被扣分开除 常年打扫城中村

2019-11-14 17:08


摘要：10月27日，一名广州环卫工人被发现猝死在出租屋。“胖”是他给很多人留下的唯一印象。生前，他负责清扫城中村的四条巷子，常年与垃圾、老鼠、废纸盒打交道。出事两天前，他遭到了环卫站的解雇。

文&;#124;程静之 编辑&;#124;王珊

余有德昨天死了，也许是在前天，没人知道确切的时间。10月27日这天下午三点，他的房门反锁着。房东撬开了沾满黑色污垢的网格窗。刚一翻身进房间，房东以为他只是睡着了，但随着打开的日光灯散发出第一溜亮光，死亡的气氛就笼罩在这间不足三十平米的出租屋里。

十月末的广州仍散发着夏日的余热，房间粉色的窗帘半拉着。他半躺在席梦思床上，衣服的纽扣敞开，露出肥胖的肚皮。顺着嘴角流出的血迹已经干了，凝结在右半边的脸庞上。他双手握着拳头，放在胸前，没穿鞋袜的双脚已呈现出一片乌黑的颜色。

如果不是这桩意外，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间藏在城中村里的出租屋。进门的客厅里，摆放着一台老式电视机和冰箱，到处都是废纸盒和瓶子。一名女工友首先发现了端倪，是她打电话告诉房东，“这个人已经有两天没见到了。”

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余有德也穿着那件灰色的工作服。这足以显示他的身份——一名环卫工人，负责清扫长湴村西街的四条巷子。

这里是广州东北部著名的城中村。绞在一起的电线在紧密的楼房间钻进钻出，内衣裤随意晾挂在上面，阳光找不到一丝照进来的缝隙。环卫工、建筑工人、外卖小哥、餐厅酒店服务员聚集在这儿。顺着巷外的街道，路两旁是炒饭、烧烤、肠粉各种小吃店，卖水果的流动商贩，以及围拢在空地上下象棋的无业游民。

早几年，巷子里还没打水泥路的时候，沟道里的垃圾堆成半人高，住户与老鼠、蟑螂结伴生活。工友徐平记得有一次，老鼠被垃圾桶里的味道吸引，一个个扑通掉下去，第二天早上，里面竟有几十个。

一名扫巷子的环卫工 程静之 摄

余有德负责的是徐平隔壁的巷子。两人时而碰到，笑嘻嘻递上一根烟，也不说话，抽完又分开了。每天清晨5点，垃圾箱刮擦着狭窄的水泥路面，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余有德拿着红扫帚和铁皮畚斗，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一名外卖小哥经常在刮擦声中醒来。头一天夜里，他放在家门口的垃圾，总在此刻被收进黑色的垃圾箱。扎着长马尾辫的胖女人骑电动车从这里过，她要赶着将《广州日报》投进家家户户的报箱，垃圾箱为她让出了窄巷的一侧，胖女人道了声“谢谢”，又接着赶自己的路。一名早起跑步的家政阿姨对他的唯一印象是——“一位胖胖的大叔”，她抱怨着余有德偶尔上工迟到，有时还会忘记带走她家门前的垃圾。

余有德确实算不上勤快。他嗜酒贪睡，还有些贪图小便宜。工友徐平回忆，每次上工，他都会拖着一辆蓝色掉漆的三轮车，凡是能兑钱的瓶子、废纸箱，在这辆车里越垒越高。棋牌室的女老板把一些瓶瓶罐罐攒着留给他，以感谢他每次清理客人吃剩的烟头。晚上歇工，他就把这车“垃圾”推回出租屋，一个星期卖一次，也是一笔五十甚至上百块的收入。这足以维持他三天的酒饭钱。

很少有人留意，一条紫红色的伤疤，像一条蚯蚓，盘在他左手的手腕上。筋脉已经断了，五指不能弯曲，他只能将扫把夹在腋下，手掌再搭把力，把垃圾送进畚斗，动作因此显得笨拙。

在余有德对外的说法里，两年前的一天早上，屋子没开灯，他不小心从床上跌落，手腕滑在碎了的酒瓶上。但工友徐平说，余有德爱打六合彩，每周开两期，都要下个六千、八千块，赢了请喝酒水饮料，输了默不作声。他最终欠了两万元的外债，下狠心断了筋脉。

他常光顾一家广式烧腊快餐店。只消十元，就能点上三个肉菜，素菜不要钱。饭店老板记得，上午十一点歇工，他就坐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固定喝一种叫“老村长”的白酒——瓶盖一打开，或许能中个五块十块，或者再来一瓶。嗜酒让他落下了严重的胃病，他只能用勺子喝白粥。徐平知道他去医院洗过两次胃，此外没听说过其他病，去年的体检报告上，各项指标也显示正常。

余有德曾有一段赊了两百多元的饭债，后来悉数还回。饭店老板的小孙子很喜欢他，见到就喊，“爷爷，爷爷”。老板担心他上了年纪，劝他，“再多喝一点，（生命）很快就没信号了。”余有德不听，有天中午，老板气得将一次性杯子丢了出去，“你以后不要来这里吃了！”他果真不再来了，去了另一家湘菜馆。

死讯来得太过突然。消息很快在工友群里传开，警察和法医也很快赶来。下午六点下班后，工友徐平到了现场，已有七八个环卫工被拦在警戒线之外。透过撬开的窗户往里面张望，徐平只看到了他的半张脸，三四只苍蝇围在上面盘旋。

嘈杂的议论声中，有的笃定他是喝酒醉死的，也有人怀疑他是吃药自杀。警方勘查未见他杀痕迹，尸体没有解剖，法医鉴定完毕，天河公安通报称，初步推断是猝死。

徐平觉得这个结局也没什么不好，他手上有毛病，又没别的谋生路子，家人也不剩什么了。


余有德家，打了封条的窗户。程静之 摄

余有德只有一个儿子。孩子两岁时，妻子提出离婚。多年过去，他已经57岁了，还一直单着。他在环卫站干了近六个年头，再过三年，就到了退休年龄。他和徐平约定，等买满了15年的社保，就一起回老家，在新盖的一座带了三个隔间的平房里，安度晚年。

然而，在10月27日这天晚上，徐平拨通了他儿子的电话，“你爸爸死了。”电话那头，儿子很久没有发出声音。他在河北打工，第二天坐火车赶到广州。

年近三十，儿子圆圆的脸上仍布满青春痘，皮肤黝黑，身高不足一米六。他和父亲很久没见了，再次见到父亲，是在殡仪馆一个四四方方的玻璃柜里。父亲身上盖着一块红布，头上戴着一顶红帽子，嘴巴微张着，露出焦黄的牙齿。

儿子从工友那里得知，就在尸体被发现的两天前，余有德遭到了环卫站的解雇。10月25日上午九点半，不识字的余有德被班长叫到办公室，在一张纸上签了字。十点多，徐平见他闷着头，坐在一家麻将馆外的木沙发上，一副满是忧伤的样子。

“我现在签字了，开除了。“他用一口家乡话对徐平说。

徐平批评他，“太差劲了！失业金能拿到吗？”问题没搞明白，随随便便就签了字。

但徐平明白，环卫站开除余有德是有理由的。10月23日那天，余有德中午喝了酒，在一棵大树下的矮凳上，睡过了钟点。次日下午，他又一次睡倒在了巷子里，身体笔直，双手握拳贴在两侧，没有鼾声，两名质检员怎么也唤不醒。“老余，怎么搞的啊？”徐平也来叫他，没有动静。最终，四个人将他抬上那辆掉漆的三轮车，送到出租屋，平放在床上，各自离开了。那次，余有德被一次性扣了5分，一年累计下来，已达到20分的开除线。

余有德所在的环卫队，以扣分严格著称。班长和质检员同时查岗，一人拍照取证，一人开罚单。一名环卫工暑天拉肚子，离岗二十多分钟，被扣两分；一名工人感冒批假未准，晕倒在马路上，后来查出感染了肺炎，住院一个多月；一名工人晚上九点多胃出血入院，次日未到岗，算旷工，扣分。

对环卫工人严苛的要求不仅发生在长兴街道。11月5日，一条“环卫工人用高压水枪打黄叶”的短视频登上微博热搜。环卫工说，在郑州东区的一条街道上，领导要求“六个看不见”：树叶、烟头、白色垃圾、小广告、乱停的共享单车、脏车。为了达到要求，他们便用水冲击，促使黄叶加速落下。

对于长兴街道的环卫工来说，几片被忽略的纸片或者烟头，都有可能成为扣分目标，一分就意味着被扣五十元。多名工人表示，全站300余人被扣过分，如果拒绝在罚单上签字，一分就会变成两分。

同在广州天河区的五山街道，扣分制度则不尽相同。一位班长说，要扣除一名工人的分数，需要多张照片取证。他们“以奖代罚”，每个季度发放油粮，以此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但这些福利，长兴站的工人称，需每年缴纳120元的“会费”才能拿到，他们也没有收到工资条。

一个环卫工人在垃圾投放点。

长兴街道的大部分工人年过五十，来自湖南的各个乡镇，经老乡介绍来到环卫站工作。在此之前，他们扫过客运站的厕所，在家具厂流水线做过工，当过保安，环卫这份工作算是稳定，不出什么事，能干到退休。何况这个年纪，他们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但城中村清扫难度大，去年七月，在广州市的一次卫生大检查中，长兴街道环卫站排在了倒数第一。为此，站里扣除了每人120元。

即便如此，环卫工仍守护着这一片领地。白天，人们在村外的美食广场进进出出，很少闯进他们的世界。马路岔出的一条小道往里延伸，干了的油污板结在路面，巷口贴满了各种租房小广告，共享单车倒翻在了沟道里。伴随他们工作的，是空调水滴落的“滴答”声，儿童播放动画片的声音，以及棋牌室里传出的麻将摩擦声。

凌晨四点，未苏醒的城市向他们展现出另一种面貌。夜不归宿的男男女女，醉倒在了夜宵档口或人行道上，等待他们清理的是旁边一堆一堆的呕吐物，散发着酒糟过期的气味。一位流浪汉时常裹在白色的编织袋里，睡在丰巢快递的取件柜旁，闪着灯光的货车从他身边“呼呼”驶过。

穿着工作服的酒店保洁阿姨，会在这个点下班回来。凌晨交接班的出租车师傅也回来了。鱼塘边的深夜垂钓者和守在垃圾点旁边的拾荒者，则一夜没有离开。等到上午十一点，这些人消失不见，三十多岁的站街女从几个特定的巷口冒出来。她们脸上抹了一层厚厚的脂粉，红唇，穿着黑色丝袜、高跟鞋，指甲大多涂成鲜亮的颜色。她们热情地向环卫工打招呼，相中的自然是他们的腰包。

一名环卫工还见过，来不及赶往医院的妇人，躺在一座祠堂前的空地上即将生产。二十来个路人背对产妇，围城一个大圈。救护车开不进村子，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赶到时，孩子的头已经露了出来。

他们每天要面对烂淤泥里的臭老鼠，树根下的龙虾皮、田螺壳、烧烤竹签，草丛里的猫屎和狗屎，还有随风乱跑的零食袋和餐盒。如果碰上下雨天，垃圾就像上了胶水，牢牢地粘在地面，蓄满雨水的垃圾桶有两百斤重，难以拖动。

徐平偶然发现，嚼槟榔能掩盖大部分臭味。他从此越嚼越凶，一天要消耗二十四个槟榔。

在各种垃圾中，环卫工窥见了人们的生活。城中村人口流动频繁，徐平一年能遇到十几次搬家。废弃的床、柜子、桌凳，全部堆在门口，徐平得把它们搬到马路上，等待固定的人收走。每逢周末，各种水果、零食制造了假日的快乐，额外的七八桶垃圾也被制造出来。

城市失去了他们，将无法正常运转。徐平三四年才能回一次老家。余有德找不到人搭伙过年，城中村之外，火车站和银行是他与这座城市唯一的连接。因为不识字，他不敢去其他地方。一年腊月二十九，老乡陪他过了一次生日。余有德搞了一大桌的菜，搁多了酱油的菜黑麻麻的，徐平不敢下筷，“干杯，干杯”，一个劲儿敬酒。

下班后，许多工友冲完凉，换上褂子、T恤，聚集在一家麻将馆里。余有德还是穿着那一身灰色的衣服，招呼老乡，“打麻将，打麻将！”但麻将馆的老板说，他出牌太慢，很少有人愿意陪他打，他就一个人躺在沙发上打瞌睡。一次，工友们开玩笑，拿着黑笔在他脸上画满了圈圈道道，他也不生气，洗把脸，就回家去了。

楼房间的沟道狭窄，为了捡拾里面的垃圾，环卫工总会被一楼的防盗窗和空调边角刮伤，一名工人因此随身常备创口贴。一些楼上的租户，把窗子一开，甩手将垃圾袋丢下，最害怕的是遇到丢酒瓶，一名工人被砸在了耳朵上，立马去医院打了“补丁”，还有的酒瓶擦身而过，随着“哗啦”一声，碎了一地。

余有德身子肥胖，难以钻进一些狭窄的沟道，卫生死角打扫不到位，常因此被扣分。班长开罚单，他不问缘由，从不辩解，总是爽快签字。

如今，他已经从这些气味和危险中得到了解脱。徐平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被解雇那天。下午，徐平和他打了最后一场麻将。他依然出牌很慢，拿定主意后，左手的四指，笨拙地把牌往前推倒。傍晚六点散场，他输了80元，拿着一瓶白酒，朝出租屋的方向慢慢走去。

天色黑沉，昏黄的路灯已经亮起，照在他身上。徐平望着那一崴一崴的背影，渐渐淹没在来往的人潮中。

两天后，余有德被发现猝死在了出租屋里。他的房间被打上了封条，岗位也被新的工人接替。

很少有居民注意巷子发生了什么变化。也有心细的发现了，猜测“胖大叔”被调去了新岗位，有人半打趣地说，“升官了吧。”他们不知道的是，10月29日那天，余有德就已经火化了。他被装进一个小小的瓦罐坛子。次日，儿子把坛子捧在胸前，外面盖上了一层布。徐平将他们送上了去往火车站的出租车。

列车不断向北方穿行。不消几个小时，他就彻底离开了这座对他来说依然陌生的城市。

唱點韓流的反調 (十二)

陳真

2019. 11. 16.

韓國瑜對香港動亂發表了底下這樣一篇腦殘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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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香港情勢，我挺港人全面民主普選】

各位香港的好朋友，我要再次表達對於香港情勢的高度憂慮，並對港警進入校園一事，我完全無法接受，校園是不可侵犯的。我們一再強調「暴力無助於解決爭議，唯有對話才是唯一的方法」。香港如同一張有四隻腳的桌子支撐著，這四隻腳就是：廉能、法治、效率、自由化，如今卻面臨法治跛腳，讓桌子失去平衡面臨倒塌。

我要強力表達我們立場，香港政府以及北京政府都應該傾聽人民的聲音。對於這起事件，我們認為：台灣民主要影響香港，就要對民主表態。要解決香港問題，就要貫徹民主普選，也就是雙普選的精神，香港人民有權利直接選出自己的特首，直接選出自己的議員。

我們關心事件中的傷者，並呼籲香港政府與人民，回歸理性討論，真誠對話，尋求民主自由的共識。也希望香港政府在提出維持秩序的方案時，可以持續和抗議民眾溝通互動。同時正視香港人民的言論與集會自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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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瑜幾度挑戰我的忍耐底線。但就這篇聲明而言，我雖不滿，但仍在忍耐範圍。他強調「法治的跛腳」，意思就是說應該以法論處、制止一切犯罪行為。這才是他想講的，但你在台灣若這樣講，大概就不用選了，所以只好搭配其它一堆腦殘聲明。

比方說什麼「港警不能進入校園」，真是胡扯。一個學校被一群暴徒佔領，四處縱火、打人、破壞，別說校園，就算教堂，警方或軍隊也應該立即進入處理犯罪問題，保障眾人的基本安全才對。除非不具有任何緊急性，這時候才需要問問校方的態度。你家若失火了或被歹徒綁架當成犯罪基地了，難道消防隊員或警方也要先按門鈴請求你同意進入救火救人？

當年黃信介在美麗島事件中遭到逮捕，但他身為立委，立法院是民意機關，警方要抓他之前，當然得先請求立院同意，畢竟這又不是什麼緊急事件。但是，如果今天立法院發生犯罪事件，警方當然還是可以直接進入處理。這樣一些道理不是顯而易見嗎？這有什麼好爭議的嗎？

香港一些來自內地的教授或大學生，或是曾經發表反對暴亂的意見者，在校園內紛紛遭到人身安全的立即性威脅時，警察接獲報案，當然有權進入處理。討論這東西實在有夠低能。

不過，我想說的是：

一，兩岸事務並不是政治或選舉的一切，另外還有內政與民生問題，一樣重要。

二，我不會為了這樣一篇空洞的腦殘聲明就因此而唾棄韓國瑜。那不就是政治幼稚病嗎？島內現實有可能讓一個政治人物講出百分百的良心話嗎？當他被迫表態，除了瞎掰一些空話，難道能夠像我們一樣大聲譴責美國之一手操弄香港動亂？

三，別說韓國瑜之四面楚歌萬箭穿心之難以應付，就以我們自身來講，又有幾個人敢在台灣像我這樣不顧後果說出自己內心真正的想法？極為罕見不是嗎？在大陸罵香港暴民很容易，因為在大陸這是全民共識，但在台灣卻很難，因為仇中反華挺暴民才是全民共識。

同樣地，今天如果我是住在香港或在香港工作，我就不敢保證我還敢說完整的良心話了，除非我能確保不給家人親友帶來危險。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道德譴責某種行為很容易，問題是，當你處在同樣的情境下，你難道就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前些天路經台南成功大學，看見校內外到處是反中挺暴民的標語，真是很可悲；在整個台灣學界、醫界，亦是如此，幾乎一面倒。問題是，我不相信所有人都腦殘了，整個學界醫界難道沒有一個稍微腦袋清楚的人？當然有，而且我相信為數應該還不少。問題是：人性就是這樣，明哲保身最重要，大家統統沉默是金，連屁都不敢放一個；敢於橫眉冷對千夫指的人畢竟是極少數。

當然，我不是說韓國瑜如何眛著良心說話都沒關係，而是說，截至目前為止，尚可忍受。哪天他如果像蔣家那個不肖子孫蔣萬安那樣講話 (蔣萬安說他要「向香港學生致上最崇高的敬意」)，我就會像拋棄垃圾那樣拋棄韓國瑜。

蔣介石再怎麼獨裁，好歹是個愛國主義者，不會出賣國家，如今卻出了這樣一個認賊作父的腦殘子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