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年代初期,剛上大學不久,便成為一名公開掛牌運作的黨外人士 。當時絕大多數黨外支持者都是匿名,但我不相信匿名者會有反抗力量。那時候當然也還沒有民進黨,連編聯會(新潮流系的前身)和黨外公政會(美麗島系的前身)也沒有,我常和陳秀賢走在一起;陳秀賢當時組織了一個團體叫 "民主工作室",從事工運、農運、支持漁民等等方面的一些工作。
差不多是1983或1984年吧,正確年代我忘了,畢竟距今30多年,只記得大概,不記得細節。忘了是誰 (有可能是陳秀賢) 跟我提起陳明忠,死刑犯,共產黨,二二八事件中二七部隊的敢死隊,當我約略知道他的事蹟後,很感動,於是就想盡辦法找到他太太 (陳明忠當時還在坐牢)。有一天就來到他家,訪問他太太,想給諸如像陳明忠這樣一些志士們留下一點記錄。
跟他太太談了些什麼,其實我也幾乎都不記得了。我的訪談筆記也不知道塞到哪去,後來曾根據這些訪談,寫了幾篇文章,我自己把它做成傳單,在黨外群眾集會上四處散發。文章裏具體寫些什麼也記不得了,但卻有兩個畫面讓我印象很深刻,一生難忘。一是當我來到陳明忠家門口時,他太太開門先是四處張望,我很快就明白她在張望什麼,她顯然很擔心有人跟蹤我。二是,當我們坐下來時,都還沒有講半句話,他太太就哭了,無哭泣聲,但淚流不止。有句話說:"未語淚先流",就是這樣一個感覺,哭了很久一段時間才開口。她第一句話就說:"你在高醫念書?你年紀還這麼小,這樣會不會連累到你?"我說不會。
我曾經從大約1983年開始,也就是我差不多20歲左右,每年在228這一天禁食一天,前後長達十幾年,一直到差不多九零年代後期,當我感覺228這東西變成綠營藉以政治操弄與挑撥族群仇恨的一個卑鄙工具和手段之後,我才停止禁食。
我很不想再談228,就猶如我不會想再去罵蔣家一樣。黨外時,我寫了很多罵蔣家的文章,黨外雜誌甚至不敢登,因為他們說登了肯定會出事。在那個年代,你去罵蔣介石或蔣經國才有意義,當他們如今都已經被打成過街老鼠,被抹黑得不堪入目時,只有窩囊沒出息而且腦子進水的人,才會跟著政客之操弄與抹黑去亂罵一通。就好像現在如果伊拉克政府和伊拉克人整天罵海珊,到處拉海珊銅像,你覺得是不是腦袋進水了?
228也一樣。一直到1987年陳永興和鄭南榕發起抗爭才終於打破228這個絕對禁忌。1997年,我來到劍橋,學校派給我一個 email 帳號叫 hc228。很多人以為這帳號是我自己選的,其實不是,是學校給的。要是再早個十幾二十年,我肯定會因為hc228這個帳號而被抓去坐黑牢。
我要說的是,228曾經就跟蔣家一樣,連碰都不許碰,誰敢碰誰倒霉。比方說白雅燦,只不過提出政見要求蔣經國公佈財產,馬上抓去判無期徒刑,關在綠島。國民黨不但動用一切國家暴力手段,壓制人們對於228的談論以及對於蔣家的任何一點點批評,甚至連批評也談不上的一點點 "不敬" 也不行。比方說,在那年代,除了像我們這樣極少數一些根本不想活的黨外才敢直呼蔣介石之外,一般人誰敢不稱呼他為先總統蔣公?除非你不要命了。
在那段非常黑暗的年代裏,只不過是為了能夠讓228不再是一種禁忌,只不過是希望受難者安息並獲得平反,你得因此在你的生活四周與工作上或校園中承受多少外人難以想像的痛苦,然後才能一點一滴去打破這個禁忌。我真的沒想到有一天,228居然會反過來變成一種卑鄙的政治工具,藉以撕裂人心,操弄族群對立。也許這就像很多當年支持猶太人的人,比如馬龍白蘭度,到頭來卻很灰心;納粹鐵蹄下,猶太人的受害歷史不但成為一種政治操弄工具,甚至受害者一方進一步成為加害者,反過來猶如當年納粹一樣,長期傷害巴勒斯坦人。
我常想,難道歷史註定就只能永遠在這樣一種輪迴中不斷循環?任何一方只要一壯大,只要有利可圖,只要人多勢眾,只要權力一到手,嘴臉馬上就會變得完全不一樣。難道我們永遠不可能從歷史中學到教訓?吾友柏楊先生常引用一句似乎是黑格爾的話,那就是:"我們能夠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我們永遠不可能學到教訓"。我不知道該不該信仰這句話,該不該接受這樣一種宿命,承認一切努力到頭來註定只是一場空。改變一種制度很快,推倒一個政權其實也不難,但是,人心、人性與慾望的改變卻似乎很難。
陳真
發佈日期: 2017.02.26
發佈時間:
下午 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