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內容貌似貶道揚佛
其實整個西遊旅程是道家內丹修煉得道的過程
可惜多數人都沒看出來
倒是採用西遊記人物設定 的日本漫畫 七龍珠
全球暢銷了三億多本 是人類有史以來賣最好的漫畫
維根斯坦 可能也是內心深處感應到西遊記的真實內涵 所以才如此推崇

《西遊記》-一個完整的道教內丹修練過 http://thjcs.web.nthu.edu.tw/files/14-1662-41487,r2980-1.php?Lang=zh-tw

劍橋創校八百多年來，直到大約 2003年吧，方才誕生劍橋史上第一位女校長 Alison Richard。八百年的另外799年全是男的當家，八百年後好不容易才出了一個女掌櫃，兩性智能才華真的有相差這麼巨大嗎？當然沒有。那麼，那就是故意的囉？是一種無恥的、刻意的性別壓迫囉？當然也不是。我是說，如果是故意的，那反而還不是什麼大問題，就是因為不是故意的，那才可怕。

這就好像好多飛黃騰達人士越來越看我風度扁扁一樣，踐而踏之，羞而辱之，十分自然。他們當然不是 "故意" 要表現得好像他們比我行，而是真心如此認為。這才可怕。即便是個馬文才，當一個人處於某種既定的優勢與位階時，基本上他是看不見自己也看不見別人的，他會真心以為自己好厲害啊，反倒視唐伯虎為魯蛇笑柄。君不見，一個出身富裕者，就算智商50，長大後肯定也都有一番所謂成就。萬一智商80以上，那就更不得了了，肯定是個博士、學者、立委、部長，乃至總統或師字輩人物了。反之則不然。我見過一些絕頂聰慧者，他們也許連受教育的一點點機會都沒有，比方說我媽媽。在智商與才華上，她若認了老二，我是不敢認老大的。

我要說的是，世上這類不公，所導致的結果，並非刻意如此，而是結構使然。以諾貝爾獎為例，你難道以為，一群強勢主流到爆的白人，有可能公平地挑選出具有充份意義上的獲獎者？當然不可能。重點是，這份不公平並非全然有意造成，而是他根本看不見非我族類，看不見鎂光燈照耀不到的邊緣人事物。反之，若在主流位置上或舞台上，則如雷灌耳，而且往往具有放大千百倍的效果。非僅一端，凡事盡皆如此。

李敖曾經說，"我因台灣而小"。這句話想必也是不少人的心聲。不用說巨人偉人，就算一個正常尺寸的人，當他困在台灣每天被猥瑣細小的人事物纏繞，想不小也難。柏楊死前亦有此感嘆。你每天跟蛆同處一窩，如何了得？林毅夫冒死投奔祖國，想必也是類似的心情，不願困居小島同一些無甚意義的鳥人鳥事摻和。

金庸在他八十多歲時，大約是2005年吧，前往劍橋歷史系讀博士。其實早在大約2003年，他就獲得劍橋榮譽博士。至少在劍橋而言，榮譽博士極其困難獲得。金庸之所以獲得這個榮譽學位，就是因為這位女校長 Alison Richard 的強力推薦。因為有一天，她讀到鹿鼎記的英文翻譯，當下驚為天人，輾轉難眠，佩服得五體投地。我常想，要是讓她懂得中文的美妙深遠，要是她連神雕俠侶、天龍八部、倚天屠龍及笑傲江湖等等等都統統讀過一遍的話，豈不是要要跪倒在地？

依我的文學偏見，哈利波特的文學成就如果是1，金庸的小說理應就是1000。但是，為什麼全世界著迷前者而非後者？很簡單，因為哈利波特是英國人用英文寫的，而金庸卻 "因中文而小"，"因華人而小"。他若是個歐美洋人，寫的若是洋文，也許不一定稱得上像但丁或歌德那樣永垂千古的世界級大文豪，但至少流芳個幾十世應無問題。所謂 "世人" 並沒有給金庸應有的公平評價，意思其實是以 "洋人" 為中心所建構起來的 "世界" 裏，再大的巨人，若是非我族類，便會自動劇烈縮小，甚至縮小到像微生物那樣根本看不見。反之，一些根本沒有什麼文學價值的小說，例如哈利波特，卻被世人捧得像什麼大文豪大著作似的。一樣都是所謂通俗小說，尺寸放大縮小的待遇卻大不同。

我常說我最喜歡的詩人是R.M.Rilke, 其實我的意思並沒有包括中文世界，否則，詩人桂冠的寶座當然非李白莫屬，Rilke還差他一大截呢。一個始終是匠，巨匠也是匠，一個卻渾然天成。

維根斯坦有一陣子逢人就推薦大家去讀一本小說叫做 "Monkey"(猴子)，對之讚不絕口。你知道這本小說是什麼嗎？就是西遊記。我還特地跑到劍橋圖書館借出這本西遊記的英譯本，翻譯得真是有夠爛，你看標題也知道，西遊記竟然翻譯成 Monkey，不知情者還以為是一本生物學著作呢，怎麼裏頭除了猴子還有一頭色迷迷的豬。不但翻譯差，而且濃縮再濃縮，簡直像兒童版了，完全喪失西遊記原著的精髓。我在小學三年級就把原著線裝書翻爛，看過一遍，一遍，一遍，又一遍。這一生，影響我最大的人，孫悟空肯定排第一，老二是沈從文，老三才是維根斯坦。

我要說的是，就連孫悟空那麼厲害，都得 "因中文而小"。當洋人在某個因緣之下，讀到它時，若有點品味的，自然會驚為天人，就如同 Alison Richard 讀到鹿鼎記或是維根斯坦讀到西遊記時那樣的強烈反應。

維根斯坦曾發明一個詞叫面向盲(aspect blindness)，指的是一個人並非僅僅是看不見 "某個人事物"，而是他根本看不見某個 "世界"，在這個世界中的東西，他完全看不見，就如同我們看不見某些波長的光，聽不見某些頻率的聲音一樣。少數一方或異類或邊緣世界很容易就能看見主流，不但看見聽見，而且如雷灌耳，不想知道都很難。但是，反之則不然。主流世界是看不見鎂光燈以外的世界的，你就算比他巨大一千倍一萬倍，他還是看不見。他不是故意假裝看不見，而是真的無能看見。他得了一種病，就叫做 "面向盲"。凡屬某個面向的一整個世界，他統統看不見。

我講這些，並無任何引申推論咱們應該如何如何之企圖，純粹只是描述此一現象。我並非要說我們應該要努力讓人看見，而只是說，看得見看不見，非關實際大小，而是往往關於 "世界" 本身。比方說，相對於台灣，大陸就大得多了。你在大陸隨便放個屁，動輒幾千萬幾億人聞到，甚至連洋人主導的所謂 "世界" 也會聽見屁聲，搞不好頒個諾貝爾和平獎給你，獎勵你和他們的敵人--中國對抗。但在台灣則不然，所謂 "世界" 會自動把你縮得很小來看待。

低能人士可別舉反例。這東西既非理論宣稱，自無反例可言。就好像當你陳述升學主義的現象時，若有人找來一個不想升學的人當反例，其實是很低能且無聊的。當然，有些東西也許比較具有共通性，或具有某種比較公平的現身管道，例如影展，例如侯孝賢在世界上的名聲。但即使是這樣的一些 "例外"，其實仍然稱不上例外。面向盲的問題始終還是存在，就如同男性之於女性，主流之於異類，洋人之於非洋人，衣食無憂者之於飢寒交迫者，絕對多數之於極少數，人類之於動物等等等，並非假裝看不見，而是無能看見。

哲學上有篇經典文章，一位美國哲學家Thomas Nagel 寫的，挑起相關討論長達半個多世紀。這文章叫做 "當一隻蝙蝠是什麼感覺?"，文章討論的當然不是我講的這些講給三歲小孩聽的通俗說法，而是在講有關意識(consciousness)的組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我們可以賦予 "心靈"(mind) 多少的物質基礎，從而使得主、客觀之間的畫分具有哪些可能性。

不知道是不是前世是蝙蝠投胎轉世，老實說，我真的超想知道當一隻蝙蝠是什麼感覺。隱約中，我好像知道，又好像一無所知。於是，趁著月黑風高，我穿上一身黑，爬上樹梢，兩手抱胸，倒掛金勾，兩眼炯炯有神，像吸血鬼似的，望向漆黑的天空，望向林間深處，用心傾聽林子裏哪怕是一隻甲蟲的哭聲，然後呢？然後我就能體會到當一隻蝙蝠的感覺了嗎？我要如何突破我的面向盲，從而看見那些我原本無能看見的偉大或渺小、原本無從體會的心聲與悲歡？

我把力民提供的王大師文章仔細看了。王大師寫的東西，言之有物。在我看來，特別是在台灣這樣一種封閉且一面倒向綠油油的社會，貢獻很大。當然，某些屬於比較資料性的東西，數量一多，疏漏難免。

我記得他版面簡介上有一句話說，盡信他不如不信。我想這話用在誰的身上都一樣適用。我每天開藥給人吃，開的全是限制級藥物，吃得對就是藥，亂吃一通便是毒。於是我常盤算病患來者何人，盤算他們對於藥物的態度。那些很喜歡吃藥的病人，我都怕。因為你若把藥當食物當仙丹吃，要你吃一顆，你偏要吃三顆五顆，那其實乾脆不吃還比較好。

不光是限制級藥物，平常藥物也一樣，有一本藥理學聖經上開頭第一句話就是：所有的藥，都是毒藥。依我看，所有文字也一樣，有其作用便有其副作用。我寫東西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對他人產生影響，因為我沒法控制它究竟是一個好的影響或壞的影響。比方說，許多時候，在你睹爛虛榮的同時，似乎也只是帶來一種更入骨的虛榮；很多人反英雄，反到最後卻(很樂意？)讓自己成為更不得了的英雄，那不是很失敗嗎？

我常覺得，看別人寫，不如自己寫。因為別人不管寫得多好多棒多麼令你仰慕，那也都只是他的看法他的感受，如此而已，不能橫向移植成為你自己的世界。人還是應該要發展自己的腦袋和天性比較好，畢竟物種有別，各有天性。我寧可看到一個社會，如此平庸，沒有天才，沒有豪傑，但其成員卻有著普遍良好的基本素質，總比一人是不世出的天才，其他人卻全是腦殘好。可是，台灣卻屬後者而非前者。我們有侯孝賢，有范光棣，但我們的文化與思想卻是一片沙漠；沙漠中基因突變出一兩朵燦爛的花，但沙漠依然是沙漠。

蘇格拉底如果還活著，我有十足的信心可以讓他親口承認，他每天在街頭巷尾譙政客，罵人渣，嘲笑菁英，四處招怨惹禍，並非要展現一己才華之亙古輝煌，而只是希望人們正視自己的大腦和心靈，勿被愚眛所惑，從而知道自己該怎麼活以及怎麼死。跟蘇格拉底站在某種對立面的維根斯坦，雖然生前終究沒有把他那千萬字筆記一一出版，他想寫 "一本好書" 的心願終究逝如流水，但他曾引用聖經上的話說，他留下這些文字，無非也只是希望對鄰人有益。用我的話來說，無非就是希望各位的小孩，或小孩的小孩的小孩...，在往後無窮無盡永不止息的時光中，能從中得著一點或許微不足道的安慰和勇氣。

有時候，某種精神層面上感覺特別特別孤單，於是就很渴望維根斯坦能夠從墳墓中醒來，同我說上幾句話；渴望沈從文帶著張兆和歸來，讓我們能再做一回青春熱血的夢。不過，也許我不該這樣想，因為事實上他們未曾死去。

我沒仔細看力民提供的那篇王大師寫的文章，但剛好瞄到他提到安南。安南有沒有資格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也許有爭議，但應該跟他涉及所謂貪污一點關係都沒有。我不知道王大師怎麼會 "單純" 到連這樣的普通常識也會被主流媒體所誤導？況且這事都已經十多年了，怎會誤導至今？

這個子虛烏有的所謂貪污案，大約是說瑞士有間公司，透過聯合國的一個和伊拉克之間的 "石油換食物計畫"，取得一千萬美元的年度合約，而安南的兒子就任職於這間公司。於是，美國布希政權以及主要是共和黨一大堆人渣政客，另外還包括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等等主流媒體，便開始捕風捉影說安南一定有幫助他兒子任職的公司取得這項合約，然後開始大唱道德高調說安南真的好腐敗啊，搞特權啊，聯合國在他的領導下真是一團黑箱啊...等等等，發起鋪天蓋地的道德抹黑。即便後來經過調查，全屬瞎掰造謠，但美國這些戰爭販子依然不斷企圖把不太聽話的安南給拉下來，企圖進一步掌控聯合國。

這些事鬧得很大，用肛門想也知道是假的，依安南做為一個聯合國祕書長的身份，就算要貪污，怎麼只是幫助什麼自己的小孩任職的公司取得一份僅僅一千萬的合約？從這合約中，這公司能賺幾百萬嗎？這幾百萬就算全部送給安南也會笑死人吧。別說安南，光是台灣隨便一個科長局長或縣市長立委等等這些小小小小咖，平常透過合法或非法的管道所撈到的金額，都不知道是幾百萬的幾百倍。

再說，美國發動侵略伊拉克戰爭的那些政治人物以及利益團體，包括那些不斷透過大量造謠鼓吹戰爭的各主流媒體，他們從侵略戰爭中所搶奪的財富，恐怕得在幾百萬後面加上十個零0000000000都還不止，怎麼會突然變成一絲不茍一介不取公私分明的聖人呢？

對於美國，安南其實是很聽話的，但是，很聽話還不夠，你必須非常非常聽話，像條狗那樣，說一不二，說東不西，非常非常非常乖，主子才會滿意。可惜安南還不夠乖，比方說他竟然還公開譴責英、美侵略伊拉克是非法罪行，於是讓美國決定對他下手，給予人格謀殺，最好能抓去槍斃。後來，連英國前外交部長Robin Cook 都看不下去，跳出來譴責這個旨在拉下安南、進一步控制聯合國的假案。

這些事前後喧騰許久，種種醜陋無恥到爆的抹黑鬥爭細節，可以參考底下 WSWS 這篇報導。

安南有沒有資格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我沒意見，畢竟得到這種和平獎也不是什麼光采的事。但是，如果說什麼安南因為涉嫌貪污所以不該獲獎，這樣的說法是很荒唐的，怎麼會這麼 "單純"？特別是在十幾年後的今天，美國官方與主流媒體聯手幹下的這些卑鄙勾當，早已一清二楚不是嗎？

陳真2016. 10. 15.

p.s.: 今天又是罰站日，各位別忘了。豔陽驚人，帽子也許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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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y8IPcN


Oil-for-food scandal: Washington’s preemptive strike on the UN

WSWS

By Peter Symonds

5 April 2005

A second interim report into the United Nation’s so-called oil-for-food scandal released last week exonerated secretary-general Kofi Annan of the main accusation against him: that he improperly used his influence to steer a UN contract worth $10 million a year to a Swiss firm Contecna that employed his son Kojo.

The findings have done nothing, however, to halt the campaign of innuendo, exaggeration and slander by the Republican Party rightwing in the US and its mouthpieces such a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gainst Annan and the UN. One of the main cheerleaders, US Senator Norm Coleman of Minnesota, immediately reiterated his demand for Annan’s head, declaring: “His lack of leadership combined with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a lack of responsi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point to one, and only one, outcome: his resignation.”

In all probability, some companies and individuals profitted handsomely from the $65 billion UN program that permitted the Saddam Hussein regime to sell oil and buy a limited range of humanitarian goods. The scale of the exercise, however, pales into insignificance alongside the current plundering of Iraq by Halliburton, Bechtel and other US corporations with close connections to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its illegal occupation of the country.

It also appears possible that Annan’s son may have traded on his father’s name to assist in obtaining a job and to set up in business. He would not be the first to do so. In his own sordid business dealings in the 1980s involving the Texas Rangers baseball team and Harken Energy, George W. Bush, the current US president, managed to leverage his family connections to then-vice president George Bush, his father, into a personal fortune worth millions.

The stench of hypocrisy and cynicism that surrounds the oil-for-food inquiry underscores the fact that it has little to do with allegations of corruption against Annan and other UN officials. Like other multilatera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UN has become a battleground where the US is seeking to assert its unchallenged supremacy over its imperialist rivals.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is exploiting the scandal as one means for undermining the UN, either to force through changes, or failing that, to neuter or even destroy the organisation.

The oil-for-food investigation, set up last April, is headed by former US Federal Reserve Board chairman Paul Volcker. Its two other members are Justice Richard Goldstone, the South African judge who prosecuted war crimes in the former Yugoslavia and Rwanda, and Professor Mark Pieth, a Swiss academic specialist on money-laundering.

The committee has now produced two interim reports and plans to release its final report in June. The first in February accused the UN head of the oil-for-food program, Benon Sevan, of “a grave conflict of interest” for steering contracts toward a company owned by an Egyptian friend. Sevan, who was suspended and faces legal charges, denied the allegations and said he was being made a political scapegoat. A second UN official, Joseph Stephanides, was alleged to have interferred in the bidding for an oil-for-food contract.

Last week’s second report, which focussed on accusations against Annan and his son, was potentially more explosive. Elements of the report were leaked to the American press, prompting UN spokesman Fred Eckhard to remark that the UN and Annan were “suffering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published an article entitled “Kojo’s Iraq Connections” implying that Kofi Annan had met his son and a business associate and discussed their plans to establish companie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oil-for-food program. The companies were never set up but that, and the lack of any evidence, did not stop the newspaper from declaring that Annan had questions to answer.

The Volcker report, however, unambiguously found that there was no evidence that Annan assisted the Swiss firm Contecna to win a UN contract in 1998 to monitor goods entering Iraq as part of the UN program. It also found nothing convincing to show that the secretary general even knew about the contract. Kojo Annan was employed by the company in West Africa, not Iraq or the Middle East, from 1995 to 1997 and then as a consultant until the end of 1998. The report described the investigation instigated by Kofi Annan when news of the deal became public in 1999 as “inadequate”.

The report accused both Annan’s son and the company of deliberately concealing the extent of their relationship from Kofi Annan. Contecna kept Kojo Annan on its payroll until 2004, it claims, to prevent him from working for a competitor in West Africa. Kofi Annan’s retired chief of staff Iqbal Riza was criticised for shredding documents covering 1997 to 1999—the period under investigation. Riza rejected allegations of wrongdoing, saying the shredded files were copies of documents available in the UN archives.
Reaction to the findings

Commenting on the report’s findings, Kofi Annan declared: “After so many distressing and untrue allegations have been made against me, this exoneration by the independent inquiry obviously comes as a great relief.” Asked if he intended to resign, the career diplomat responded with uncharacteristic bluntness: “Hell, no”. The reaction reflects the pressure of a none-too-subtle campaign by Washington to pursue the scandal as a means of disciplining or ousting Annan, despite his past willingness to do US bidding.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 the Volcker report reflected continuing tensions between the US and its European rivals. While not openly siding with Senator Coleman’s open call for Annan’s resignation, White House support for Annan was far from unqualified. US State Department spokesman Adam Ereli declared that Washington would continue to work with Annan, but added the findings were “troubling, particularly the failure to recognise the appearance of a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its second opinion piece in two day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aked over the scandal again. After dismissing the report’s exoneration of Annan, it concluded: “In the broader sense, however, what Mr Volcker’s report reveals is an ‘adverse finding’ against the Secretary General: That is, patterns of willful neglect,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incompetence that would have any business CEO out on his ear.” While differing in tone, editorials in the New York Times and Washington Post followed essentially the same line: despite the lack of evidence, Annan had something to answer for.

European leaders were more forthcoming in their support for Annan. But far from providing any forthright defence of Annan and risking conflict with Washington, they focussed attention on the secretary general’s role in guiding UN reforms. Marc Bichler, deputy ambassador of Luxembourg, which currently holds the EU presidency, said Annan was playing an important leadership role at the UN, “notably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 of UN reform”.

Former British foreign minister Robin Cook was one of the few figures to point to the provocative character of the UN scandal. In a comment in the Guardian newspaper entitled “Why American neocons are out for Kofi Annan’s blood,” Cook argued that the White House was out to derail the proposed UN reforms. On the campaign against Annan, he declared:

“There is a breathtaking hypocrisy to the indictment of Kofi Annan over the oil-for-food program for Iraq. It was the US and UK who devised the program, piloted the UN resolutions that gave it authority, sat on the committee to administer it and ran the blockade to enforce it. I know because I spent a high proportion of my time at the Foreign Office trying to make a success of it. If there were problems with it then Washington and London should be in the dock alongside the luckless Kofi Annan, who happened to be secretary general at the time.”

Cook’s comments underscore the selective character of the accusations against Annan. Based on documents seized in Iraq, a CIA report outlined the extent of Saddam Hussein’s efforts to circumvent the UN sanctions regime, maintained for more than a decade after the Gulf War of 1990-91. Of the estimated $10 billion connected to so-called illicit activities, only $2 billion had any association with the oil-for-food program.

Most of the money was not bribes and kickbacks, but oil smuggling on a massive scale—principally through two close US allies, Jordan and Turkey—to which Washington turned a blind eye. The US and Britain, whose warplanes flew daily missions over Iraq to enforce the so-call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no-fly” zones, were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monitor smuggling. Moreover, two pro-US Kurdish parties, who collaborated closely with the CIA and other US agencies, made substantial profits from the illicit trade that passed through the northern no-fly zone to Turkey.

To top it off, US officials sat o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oversight committee that monitored the oil-for-food program and was ultimately responsible for reviewing contracts. Not surprisingly, US agencies, which did not hesitate in providing ammunition against Annan and the UN, were uncooperative when it came to efforts to investigate the UN oversight committee and the role of the US.

Asked recently if his committee confronted any “walls” in the UN investigation, Volcker replied: “Yes. Walls is maybe too strong—obstacles, yes.” He said that one US agency, which he would not name, “has just flatly ignored requests for help”. His colleague Mark Pieth commented: “We are simply astonished that we have not gotten more help from the US, because why would we have an issue with the US?”

Pieth accused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of pressuring the committee to limit its investigations. “They are saying, ‘you aren’t to look at what member states have been doing. Your role is to look at the UN officials.’ And we are saying, ‘Well, we are looking at the program and it’s obviously interesting to look at how it was set up’.”
UN reforms

At the heart of the oil-for-food scandal are sharp differences over the future of the UN. Annan unveiled a reform package on March 21, firstly, to resurrect the UN’s tattered image as a body concerned with peace, justice and ending poverty and, secondly, to deal with the sharp rifts that were most graphically revealed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US and Europe over the 2003 Iraq invasion.

Annan’s plan seeks to accommodate to the demands of the US administration. It includes replacing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which has long been a target of US criticism, and tightening the framework of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in line with US demands to outlaw all uranium enrichment and plutonium reprocessing, including fuel for power reactors.

Annan also called for a UN resolution that would sanction preemptive military attacks against “imminent threats”—a measure that would go some way to legitimising wars of aggression, such as the US-led invasion of Iraq. While it would prefer the UN’s formal blessing for its militarism, Washington is not, however, prepared to tolerate any restraint on its actions—either by resolution or a formal vote involving other powers.

As former British foreign minister Cook noted in his Guardian comment, Annan’s proposals still envisage a collective UN leadership. “The neocons who run the US administration want supremacy, not equality, for America and hanker after an alternative model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which the world is put to right not by the tedious process of building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but by the straightforward exercise of US puissance,” he wrote.

The fact that Annan is in the spotlight over the oil-for-food scandal demonstrates that the US is not willing to brook any opposition. Annan was installed as UN Secretary General in 1997 through the efforts of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to block the reappointment of Bhoutros Bhoutros-Ghali, of whom Washington was critical. A career UN diplomat, Annan has always been cautious not to offend the major powers, particularly the US. If he felt compelled to make timid criticisms of the US invasion of Iraq, it was because he attempted to straddle a deep divide between the competing interests of the US and European powers.

The attacks on Annan’s credibility are in line with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appointment of arch neo-conservatives to top international bodies—John Bolton, former US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as US ambassador to the UN, and Paul Wolfowitz, former US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ce and the chief architect of the Iraq invasion, to head the World Bank. Despite recent US diplomatic efforts to smooth over relations with Europe, these appointments, along with the ongoing oil-for-food scandal, demonstrate tha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aim is to subjugate or destroy these institutions.

The United Nations has never been an organisation for achieving peace, democratic rights and better living standards. It has always been, as Lenin said of its League of Nations predecessor, “a thieves kitchen” where the major imperialist powers settled their disputes and divvied up the spoils. If the institution is now in a crisis, it reflects a falling out among the thieves. Deep and 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 exist that cannot be ended through the normal channels of diplomatic horsetrading, presaging open conflict and war.

我的老家之一，就在台南樹林街奇美分院的正前方那棟民宅，如今還在，只是人事已非。那時不叫奇美，而叫逢甲醫院，屬軍方體系。每當前夕群狗哀號，隔日必有家屬追撫遺體，痛哭離去。

那一帶非常荒涼，荒野遼闊，每天與蜻蜓金龜子為伴，夜裡螢火蟲多如天上繁星，我的美麗童年就在那裡完成。那時也不叫樹林街，而叫逢甲路，如今荒野已無蹤影，幾無一草一木，無樹無林，反倒改叫樹林街。

跨過路口，以前是一整排高聳監獄，附設刑場。有一天凌晨五、六點，我溜到刑場一道鐵門入口處，竟由兩片鐵門縫隙見到槍決過程，兩聲槍響，接著便是尋常日子每個清晨應有的一片寂靜，沒有哀號，犯人戴著頭套，無聲無息地死去。多少人在此生離死別，如今是一棟五星級飯店及豪華百貨公司。

監獄高牆外排水口，每天有人捧著畚箕來此，各自佔據一個出水口，撿拾猶可食用的米粒飯菜，各有用途。而我呢，每天早上七點多，就在此搭公車上學。遇有公車脫班誤點，我就一路飛奔到校。

你知道嗎？如今車水馬龍的逢甲路口，轉進逢甲醫院的巷弄街口處，有一塊大石頭。石頭從何而來，不得而知，彷彿磐古開天便已存在而無須追究為何此處會有個大石頭。石頭上日日夜夜住著一個女人，這地區的小孩管她叫 “守門大將”，因為她終年就駐守在當年逢甲路這條巷口處。凡出入此處者，無人能忽視她的存在，有些時候得接受其莫名的吆喝斥責，故有大將之稱，連往來貓狗鼠牛都得敬畏她三分。

雖說大將，實則瘦弱不堪，不滿五尺的身材，蓬頭垢面，衣衫襤褸。究竟她何時出現已不可考，彷彿她始終就住在那個磐石上，久而久之，人們似乎才意識到她的存在。附近小孩們特別喜歡捉弄她，或以石塊樹枝丟之，辱罵之，引其發怒咒罵追趕，從中取樂。每天放學都會有一堆小孩路過，與守門大將多有瓜葛，故必跑步通過比較安全。萬一就逮，後果不堪設想。

我媽常斥責小孩們的戲謔行徑，叫我別跟著不知好歹，枉讀經書。有一年冬天，天氣很冷，我媽還叫我拿幾件新買的毛衣和外套給她。我往守門大將身上一丟，趕緊撒腿就跑。

幾年後，十歲，略懂人事，從爸媽那邊才知道守門大將的身世由來。她就住在離此不遠處，曾經有個家，有個老公和五、六歲小女兒。有一天，小女兒被車撞死了，就死在這個路口處，也就是守門大將駐守一輩子的這個路口。

我記得她總是拎著一個包袱，形影不離，裡頭究竟裝著一些什麼東西沒人知道。有人說，裡面就裝著一些小女孩的衣物。

跟其他小孩一樣，不論白天晚上，我每天經過這裡，必定狂奔飛過，以免被守門大將抓到。但是有一天夜晚，我看完電影回家，放低音量，悄悄躡手躡腳地慢慢走過她前面。夜深而人靜，你猜怎麼了？我竟然聽到她閉著眼睛低聲唱歌。我沒料到她除了狂吼辱罵，也會有這麼輕柔的歌聲。

現在你再回到這個街口，除了繁華燈光，什麼也沒有了，應該也不會有人知道，當然也不在乎，守門大將的下落。

故事不曾結束，也許也無從結束的一天。說的是守門大將的故事，但它何嘗不也是你我的故事。才華為何物？詩又是什麼東西？王爾德說: “才華只是雕蟲小技，生活才是我的天才本事。” 詩人、小說家 (同時也是一名創作歌手)Leonard Cohen 也曾經這麼說：“詩是生活的證據，是生命燃燒過後的一點灰燼”。因其無聲無息故為詩，幾個白紙黑字，難道真能撐起生命巨大之可悲？說了其一，猶有億萬悲歡難以名狀，說不得，卻又揮不去。每一個不起眼的水滴，到頭來都得匯入滔滔洪流，從此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他的故事，再也沒有差別。總有一天，一切可說的，不可說的，都將被人遺忘或永沈大海。

我們其實都是詩人，誰不是？也許我們也都是守門大將，無聲無息地守住一個早已逝去的遙遠未來。

前些天，看到台灣頒什麼唐獎，頒獎結束時，看到還來一段現場交響樂演奏，感覺真是俗到爆。俗不可耐也該有個分寸。不過，大老闆尹衍樑及李遠哲等人想頒給誰自然是他們的自由，只要獎金夠多，就不愁沒有人來領獎。我就頒了好多個哈巴狗金狗獎、銀狗獎，專門頒發給各領域具有胡扯瞎掰造謠抹黑及各項罕見技能有助於人類適應力向上提昇者，可惜得獎人都不來領獎，而且恩將仇報。

諾貝爾獎委員也一樣，他們想頒給誰，他們說了算。我不知道這位獲獎者是誰，也沒聽過他的歌，不好說什麼，只是不太相信一個當下極其流行的東西能具有多少藝術性。不過，這當然是我的偏見，我不相信大眾品味。

倒也不是說文學的定義不能擴展到其它領域，問題是，這位狄倫先生究竟是他的歌曲得獎還是歌詞得獎，我就不懂了。在我的理解裏，音樂因其抽象且缺乏命題屬性，理應具有更深的詩意才對，意思是說，一首曲子的價值理當在於其旋律本身，而非歌詞。反之，若無旋律而光有歌詞，是否還有什麼詩意呢？

當然，作品是一種整體，難以區分其組成，但若要說什麼歌詞增添了歌曲的詩意，那就好像說電影對白增添了電影本身的詩意一樣奇怪，感覺就只是硬要扯上文字，彷彿若不這樣扯，這獎就很難頒出個道理來似的，最後連荷馬和William Blake都扯上了，顯然這獎頒得有點心虛，還好沒有扯上莫扎特。

文學的定義當然可以擴展，你可以擴展到音樂或影像乃至舞蹈等等等，問題是，如果要這樣擴展，如果這位先生可以獲獎，那麼，有資格獲獎的音樂人、舞蹈家，影像工作者包括攝影師或導演等等等，我猜至少應有千百萬人。周杰倫和方文山，特別是方文山，文字的 "詩意" 應該就遠遠比他強吧我猜。至於 Emir Kusturica 的音樂和歌詞，就更是遠遠超越了。至於若要論影像內涵的詩性，普天之下，過往與未來百年之內，誰能跟蘇古諾夫比呢？

若要提到與藝術理應不該扯上關係的意識形態，例如所謂反戰，所謂什麼反叛，對於這位先生，我就更難茍同了，光看底下這張照片，我就很難想像這會是一個多麼具有反叛意識與反戰精神的人：

https://goo.gl/0yJBI4

這是幾年前歐巴馬頒給他一個什麼美國總統自由勳章。我不是說他該或不該領獎，而是說很難想像一個具有反戰與反叛精神的人，會像一隻猴子那樣，裝戴整齊，公開讓一個兩手血腥無惡不作的人渣，往自己的脖子上掛一個什麼自由勳章。

這跟他該不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然不該有關連，即便是一個大壞蛋，假若他的藝術性很高，獲獎有何不可？藝術本來就不是在考核個人行為是否合乎四維八德。同理，若以什麼反戰精神反叛意識等等來合理化其獲獎，那其實也是說不通的，更何況我看不出他反叛了什麼，倒是主流得很不是嗎？能夠獲得歐巴馬那個人渣頒勳章，還不夠主流嗎？

這裡有一首Bob Dylan 1973年寫的代表作品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https://goo.gl/QGSuKR

還有一位網友寫的關於這首歌的文章

https://goo.gl/Bq5p8A

歌詞：
Mama, take this badge off of me
媽，請幫我把徽章拿掉吧
I can't use it anymore.
它對我來說再也沒有用了
It's gettin' dark, too dark for me to see
天色越來越暗，我的視線變得模糊
I feel like I'm knockin' on heaven's door.
我覺得我彷彿在敲著天堂的門
Knock, knock, knockin' on heaven's door
敲，敲，敲著天堂的門
Knock, knock, knockin' on heaven's door
敲，敲，敲著天堂的門
Knock, knock, knockin' on heaven's door
敲，敲，敲著天堂的門
Knock, knock, knockin' on heaven's door
敲，敲，敲著天堂的門

Mama, put my guns in the ground
媽，幫我把槍放到地上吧
I can't shoot them anymore.
我再也無法對任何人開槍了
That long black cloud is comin' down
那塊漫天的烏雲漸漸包圍我
I feel like I'm knockin' on heaven's door.
我覺得我彷彿在敲著天堂的門
Knock, knock, knockin' on heaven's door
敲，敲，敲著天堂的門
Knock, knock, knockin' on heaven's door
敲，敲，敲著天堂的門
Knock, knock, knockin' on heaven's door
敲，敲，敲著天堂的門
Knock, knock, knockin' on heaven's door
敲，敲，敲著天堂的門

剛剛吃早餐看了四大焦點新聞：

1. 台灣某個小鎮，至於是哪一個小鎮就隨便了，不是重點，重點是有一個阿伯騎腳踏發生"車禍"，套句台灣人的聳話，"悲劇了"。你看監視器拍到的畫面，騎啊騎的，唉唷，怎麼自己掉到水溝去了，趕緊自己爬上來。

2. 台中有一輛小轎車，對著前面的機車騎士超車不成，猛按喇叭，結果兩人就當場打起來了，這個給那個來一個無影腳，那個回敬他一記左勾拳，全都給行車記錄器拍下來了。

3. 高雄一個正妹，去飲料店買飲料，說要半糖，老闆娘沒注意聽，給她弄個全糖。正妹氣死了，口出五字經，叉叉你的圈圈，人真是不可貌相啊，全都被路人的手機給拍下來了，這位正妹的形象全破功了。

4. 又是車禍。台東一條省道上發生小客車與卡車擦撞事件，沒有人受傷，小客車車頭凹陷，卡車司機衝回車內拿出鐵棍，往小客車車主身上就打下去；車主也不甘示弱，揚言要叫兄弟來車拼。幹$&;$，幹&;$*#，幹@$(^#$，兩人就在快車道上破口大罵，演出全武行，不顧其他人的行車安全，全都被手機給拍下來了。

媒體控制了人們的大腦，管理人們的思維，教他們應該關注一些什麼，應該忽略一些什麼，教大家應該怎麼想，怎麼說，怎麼活，該生氣或該高興...，讓你依其需要而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全世界所有主流媒體都一樣，但仍有程度之分，控制得最為綿綿密密的就是美國。他們的新聞應該算是一種製造業。而台灣呢，則是跟 "新聞" 絲毫扯不上關係，所謂記者，每天就是去網路上搜尋各種洋相與八卦鏡頭，然後加以品頭論足，全世界找不到像台灣的第二個例子了；一個社會的媒體居然可以全盤荒唐離譜至此，每天餵垃圾給大家吃，對世界發生什麼事，完全轍底封閉，你覺得這是一個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嗎？台灣人還需要大腦這個器官嗎？沒有人生氣，沒有人憤怒，大家甚至樂此不疲，超愛看 "新聞"。

我跟各位打個賭，明天你再打開電視，一定又是監視器或行車記錄器或手機拍到什麼有趣的八卦畫面或哪個路人出了洋相，要不就是誰暴紅了，誰暴奶吸睛了，或是小瑜瑜(周子瑜)又迷死人了等等等。在各式各樣的洗腦腐化中，每個人往往都會以為自己是個例外，以為自己足夠聰明到可以跳脫社會的影響，但真的是這樣嗎？

美國所謂總統選舉，每天就是妖魔化川普，為什麼？因為所有美國主流媒體全投效到希拉蕊旗下，每天製造或炒作各種相對而言不具任何重要性的指控和抹黑，但它卻輕易地讓人們以為那些東西是重要的。

你看維基解密所揭露的那些文件，你就知道，所謂民主自由等等等是怎麼一回事，但是我們幾乎看不到相關報導，每天如雷貫耳的就是川普又說了什麼政治不正確的話，彷彿美國對於人類所製造的血腥恐怖災難只是這麼一回事。

我看不出這樣一些所謂民主有任何意義可言。我常覺得，"民主" 是混蛋人渣們所製造的一個最大的謊言。每聽到有人歌頌什麼民主 (比方說台灣無恥無良政客及御用反中反華文人最愛強調這一點)，我就知道這些所謂民主愛好者，若非人渣，故意瞎掰，便是腦袋有洞，進水了。如果有人真的在乎什麼民主，理當立即揭竿起義，把掌權後肆無忌憚違法亂紀貪婪分贓倒行逆施的民進黨政權給打倒並掃進垃圾桶才是。

有句話説，求仁得仁，用負面的方式說也一樣，就是自作自受。台灣人養出這樣一隻齷齪邪門貪婪無道居心極度不良的綠色怪物，怎麼可能會沒有報應或後果下場？如同你看一個人每天吸毒抽鴉片，吸得好夢幻，好開心，難道他會沒有任何可預見的悲劇後果？而且，大家應該搞清楚一點，政客及御用文人們不會跟你有福同享，所有福利全被他們給A走了。有福不會同享，但有難絕對是你我一般人來承擔，他們絕不會有事。

台灣年輕人很喜歡怪罪社會沒給機會，這話說對也對，說不對也不對。重點是，年輕一代難道都不用奮起為自己追求一個良善是非？追求一個比較好的社會？反而卻總是成為當權者的打手與腦殘鐵血部隊。這一切難道不是自作自受？或者你要說是求仁得仁當然也可以。你既然要如此糟蹋自己賴以為生的社會，自然就得承擔它必然的苦果。對於社會，每個人有著屬於他自己的年紀和生活應有的一份功課，當人們都不寫功課，整天吸毒，難道幸福安全與繁榮會從天上掉下來？

這樣講很功利，但如果連功利都說服不了人，就更不用說一個人對於善惡是非應有的無私熱血和義憤了。當然，我始終還是相信，凡有原則必有例外，渾渾噩噩的眾生中，總是還是會有那麼一兩個不願如此蒼白死去者會起而反抗。

https://goo.gl/o7bW3g

紐時》台裔編輯遭嗆：滾回中國去！

作者三立新聞網

2016年10月12日

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種族仇恨到底有多深？美國《紐約時報》台裔編輯羅麥可，日前與親友走在街上，突然遇到一名女子對他們大吼「滾回中國去！」讓一行人全都嚇傻了。事後他也在網路上發表公開信，呼籲美國人要重視種族歧視問題。

「滾回你那該死的國家去！」羅麥可在《紐約時報》發表公開信，表示與親友們走在街上，因為一行人擋住一名美國女子的去路，隨即被大吼「滾回中國去！」但他也不甘示弱的吼回去「我在這個國家出生！」

▲美國《紐約時報》台裔編輯羅麥可（圖／翻攝自Twitter）

羅麥可在信中表示，自己不是第一次遇到種族歧視，很多亞裔每天都在對抗歧視，「不論我們從事什麼職業，有多麼成功，和誰交朋友，我們都不屬於這裡。我們是外來者。我們不是美國人。」羅麥可分享，自己的父母從大陸逃到台灣，之後又來到美國讀書，養育了兩個孩子，都從哈佛畢業，算是大家口中少數的「模範」。「可我依然常常覺得自己像個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