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裏有 MOD 的，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Miloš Forman 的 "毛髮" (Hair) 將於本周五(9月30號)晚上八點及周六(10月1號)凌晨一點五十播出。

其實也不是什麼好消息，因為MOD爛到爆，它是會剪片的，只要上空就會剪掉。我敢保證這電影一定會被剪得亂七八糟。活在這種社會，實在是X它媽的很無奈，想要好好看個電影，真是難如登天，內外各種困難重重。我真不明白，這些剪片的混蛋到底是有什麼毛病？看到奶子或看到屁股是會怎樣？興奮得口吐白沫嗎？還是會立即獸性大發？生活中，各種裸露影像，要多少有多少，看是要露幾點就露幾點，偏偏要拿正經的電影來開刀。我要是個獨裁者，可以自行立法，這類低級人士肯定是要槍斃的。

今晚忙到很晚才回家，打開電視想看颱風動態，竟然看到 "毛髮"，剛好是結尾，果然有一段露奶鏡頭就被剪掉。都已經21世紀了，我都快移民天王星了，為什麼我們至今仍然拿這些低級人士沒輒，只能任其糟蹋藝術？

"毛髮" 這片子距今 37 年了。三十年前的某一屆高醫影展就是我辦的，我刻意避開高達及楚浮等等當時在大學院校中成為吊書袋對象的所謂大師，挑選的大多是一些冷門片，包括一些在當年名不見經傳的冷門導演，包括侯孝賢的 "童年往事"，許鞍華的 "小姐撞到鬼"，章國明的 "點指兵兵"、"邊緣人"，Emir kusturica 的 "爸爸出差時"，路易馬盧的 "童年再見"，費里尼的 "舞國"，史丹利庫柏力克的 "金甲部隊"...，以及Miloš Forman 的 "毛髮" 等等。那個年代要找這類片子非常困難，幾乎得動用各種人脈，四處明察暗訪。比方說這部 "毛髮"，我就足足找了至少兩三年，一共找到了四、五個版本，可惜全都有缺陷，例如漏掉翻譯或剪片等等。"爸爸出差時" 也是，找了非常非常久，才終於找到南斯拉夫語發音的原始版本。

三、四十年不算短的時間，當你回頭去看這些老電影，你真是不得不感嘆整個文化及電影藝術的急速衰退；新一代導演的作品，似乎根本沒法和老一輩的放在同一個平面上來相提並論。

Miloš Forman 是 Kusturica的好朋友，也是FAMU (捷克的一所電影學院) 的學長，都來自東歐。記得當年東歐電影解禁，來到西方公開放映，曾有位美國著名導演我忘了是誰，如此說道："西方導演看了東歐導演的作品後，恐怕會有三分之二的導演想自殺"，因為根本不能比。你若不信，看看 "毛髮" 便知。

當我們處在當下，很多東西其實是不知不覺在進行的；很多年過去之後，你似乎才知道自己沿著一個什麼樣的足跡一路走來。比方說三十幾年前，當我第一次看 "毛髮"，真是感動到難以形容。我並不相信 "文以載道" 這回事，藝術就是藝術，不該想著 "道"，那是文宣部的工作，不應該是藝術家的工作。我被 "毛髮" 感動了大半輩子，只是因為藝術，跟什麼反戰不反戰扯不上任何關係。但是，也許很多時候，這些不相干的東西，因其無意於講道說教，反倒悄悄滲透人心。你看，都已經三、四十年了，每當我想到這電影 (特別是片尾那一段) 時，心裏之激動與澎湃，難以形容，彷彿歲月從來不曾讓我老去。

時代進展，"熱血" 這東西卻似乎在逐年消失之中。這年頭，你幾乎看不到幾個身上血液還有點溫度的年輕人了。許多時候，面對年輕一輩，例如大學生或高中生甚至國中生小學生，我往往特別緊張，就像學生看到老師那種敬畏感，總感覺對方好像比我世故老練許多。這意味著，他們似乎比較冷，也許很多激情，但沒有溫度，沒有熱情，沒有夢，沒有真真實實打心底在乎的東西，好像惟有透過主流媒體的操弄與炒作，才會沸騰；一旦操弄結束，便又彷彿什麼事也不曾發生過。我常納悶，究竟是要千萬人多少的鮮血，多少醜陋的謊言和血腥，才足以點燃你打心底產生的一把熊熊烈火？但是，只要主流媒體或什麼社群網站一炒作，一起鬨，即便一些雞毛蒜皮事都能讓他們立即蠢血沸騰。

去看看 "毛髮" 吧，看看那是不是一個早已消失的時代。我並非要美化過去，而只是說冷熱，說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理應有的那麼一點熱。究竟是要多少無辜者的鮮血，才燃得起一顆心？究竟是要多少醜陋惡行，才激得起你的憤怒？

前一段視頻有誤(已更改)，這個才對：

https://goo.gl/WZh4jo

這段視頻之後會自動銜接另一段影片，是小天使歐巴馬。很可怕，人居然可以邪惡到這種地步。

（再續）

道德是一種規範性（normative）概念, 而非描述性；科學企圖描繪真實，不帶評價（雖然這只是一種理想或幻想），道德卻提出價值判斷與指南，核心概念就是一個ought 字（應該），你應該這樣不應該那樣。有些時候，應該如何，具有一種共識，更多時候卻只是反映一種主流品味，一種傲慢與偏見。

還記得電影 “絕美之城” 裡那段對話嗎？男主角曾經是閃耀的一顆星，才氣縱橫，成就非凡，仰慕者眾，周旋於上流社會文人雅士之間，但慢慢地卻越來越孤僻，厭惡鎂光燈，女朋友問他，為什麼不再跟那些名流雅士往來？”是他們讓你失望嗎？”男主角回答得很合我心，他說，“不是。是他們對我失望”。

道德是一種想像，一種指南，想像某種處境，想像大家彷彿都應該這樣或應該那樣。還記得小燈泡的媽媽嗎？當她表現得異常冷靜與寬容，而沒有哭天搶地演出 “受害者” 的典型形象時，眾人就對她開罵了。原本準備要呵護她、同情她、藉她來行使所謂正義的道德群眾們，立即對她口出惡言，至於溫和一點的，心裡也許在想，她是不是腦袋秀逗了？她應該痛哭喊冤啊，應該發揮一段偉大母愛情懷的表現啊，怎麼可以這麼冷靜？！太不應該了！

你看，“應該” 又來了。一個野蠻社會裡，往往有數不完的各種 “應該”，而且每一種 “應該” 都只有一種標準答案。

道德理應是一種想像，充滿無限的可能。但是，在這樣一種封閉社會中，在這樣一種沒有任何想像力可言的道德想像中，做為少數一方，乃至做為一種異類，往往得忍受來自四面八方的各種道德眼光與評價，你應該這樣應該那樣，你沒做到是不是因為你能力有問題或人格有問題？總歸就是一種缺陷，一種遺憾，一種彷彿值得提供安慰與同情的處境。你若跟他說 “不是這樣哦，我並不追求那樣一些東西，現在恰恰就是我人生最輝煌的時期哦”，你想，幾個人會信？一萬個號稱熟悉你的人之中，如此知音，恐怕不會超過三個，說不定連一個也沒有，who knows! 畢竟約定俗成的價值品味太強勢了，根本容不得任何想像異類有可能存在的空間。

每每跟人講話，我就手心冒汗，胃腸抽筋，表情肌痙攣，為什麼？因為我知道又得萬箭穿心、啞口無言了！肯定又要幫我代言，派給我各種我避之惟恐不及的角色和 “應該”。

各位看過狗狗啃骨頭吧？你一靠近，牠就緊張，玆牙裂嘴，狺狺作響，發出道德警告，警告你可別想搶牠的骨頭。可是，你根本無此念頭，就算骨頭送給你啃，你也應該不會想要吧？但是狗狗會信嗎？牠不信。因為牠缺乏一種道德想像力，牠沒法想像跟牠不一樣的物種，牠以為大家都應該這樣或應該那樣，牠不知道代言很可能是錯的。

我講這些並非要指向一種美感或道德感的相對主義。維根斯坦曾套用李爾王的台詞說，他的哲學無非就只是想告訴你：“這個跟那個不一樣”。生命理應多元而充滿各種可能，在各種差異之間，形成一種深度，一種空間，也許生命與美麗便由此而生。

各種概念也許很重要，但對我而言，事物究應如何，並不吸引我。事物具有什麼樣的可能性，卻贏得我心。

陳真2016·09·24
於北上罰站途中

常有人問我健康上的事，給的資訊往往很簡略，很含糊，例如 "最近經常很想睡、"肚子感覺怪怪的"、"月經量好像減少" 或是 "有時心跳很快"、"胸部感覺悶悶的"、"最近很容易生氣"...等等等，然後問說他可能得了什麼病。可是，這麼一點資訊，如何可能做出診斷？於是我每次也都只能回答："如果不放心，應該掛號看醫生"。答了等於沒答，但總比胡扯好。就算是算命仙，也要核八字、看時辰吧，資訊得夠充份才足以判斷。

講原則談概念說理論很容易，但分析個案卻很難，因為你得進入無窮的細節。例如什麼是憂鬱症，也許半小時就講完了，但要判斷某某人有沒有憂鬱症卻工程浩大，因為你得進入無窮細節，做各種檢查與評估，擴及整個家族病史。許多時候，依然難以確診。醫學雖是軟科學，不是像數學、物理那樣一翻兩瞪眼，但它基本上還是一種科學，尚且如此難以判斷，更何況沒有個必然對錯的人事糾紛。要不然，一樁案子在法律上就不需要耗費年月進行審理與調查了，隨便找來當事人問兩句，孤狗幾篇文字，豈不是可以馬上結案？哪需要經年費時？

在路上，看到陌生人吵架或打架，我們一般是想辦法拉開雙方，叫他們冷靜，有話好好說；再不行，就找個仲裁調節機構，如果還不行，那就打官司。當這一切都失效，也許揪眾、放話、烙人、潑硫酸、找黑道等等，此時或許才派得上用場。或許很有效，但那畢竟是一種落後社會的特徵。你總不會在路上看到有人打架，光聽兩句就馬上替天行道，馬上揪眾和其中一方幹起架來吧。

維根斯坦剛去劍橋當學生時，有一天，羅素問G.E.Moore說，"你覺得維根斯坦這個學生怎麼樣？有些老師說他看起來怪怪的。" Moore說，"這學生很不錯喔。在課堂上，當大家對我講的東西都猛點頭時，他卻皺緊眉頭，臭著一張臉，似乎很困惑。" Karl Popper 曾如此說道："無知的心靈很容易下結論"。羅素說："這個世界最大的問題就是，蠢蛋們往往充滿定見，蠢血沸騰，但聰明人卻往往左思右想，充滿困惑"。誠哉斯言。也許把蠢蛋和智者稍微中和一下，這世界會變得比較好也說不定。蠢蛋們別老是聞聲起舞，別把自己當茶壺，別看到表面上一點點事，馬上就沸騰了；而智者們也別總是想得那麼深邃高遠，想半天，卻什麼事也幹不了。

倒也不是說 "個案難斷" 理應成為一種阻礙公眾介入的擋箭牌，但是，個案終究是個案。除非你耗費無數心力，進入無窮細節，否則其實你是一知半解甚至一無所知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你必須客觀中立得像尊雕像，你依然還是可以有自己的評價，但是，重點是，你得知道那樣一些評價的有限性；簡單說，與其說那是一種意見，不如說是偏見。私下聊天說上兩句八卦，無可厚非，但偏見依然是偏見。偏見並不一定是錯的，但它偏狹而局限，它頂多只適用於某個範圍。

我很喜歡一句英文叫 in some sense 或 in a sense，翻成中文就是 "在某個意義上"，這就跟開藥一樣，我這藥也許很有效，但它畢竟不是萬靈丹，它只適用於某種狀況或症狀。社會上有無數個案，我們自然可以做出評價，但你得搞清楚你所提出的這樣一些評價，究竟是在什麼樣的一個極其有限的意義上成立。一種品質良好的思維，理應就像原子一樣大小，僅僅適用於某個極其有限的範圍，而非包山包海。

羅素說得對，一個落後社會的特徵就是很容易蠢血沸騰。我自己就是個例子，看到乍看清純無辜的小妹妹周子瑜，以一種彷彿土匪人質般的可憐形象出現，蒼白地念著彷彿土匪為她準備的稿子時，我就沸騰了。為什麼呢？因為 "小妹妹" 做為一種無辜單純的形象概念太強烈了，以致於讓人根本沒料到這原來只是總統大選前夕精心設計的一場戲。這例子不是一個好例子，因為它太極端而罕見。不過，它同樣可以看出我們如何容易受到群體氛圍的影響。當眾人皆曰可殺，你很難不跟著沸騰。

我對人性總帶著某種悲觀，許多時候，人們在乎的似乎不是正義，更不是善，而是喜歡一種 "我是正義的" 的感覺，就如同很多男男女女其實不是真的沉浸在愛情之中，而是沉浸在 "我喜歡愛的感覺" 之中，聽起來好像差不多，其實天差地遠。特別是當這樣一種 "我是正義的" 的感覺成為一種集體儀式與氛圍時，往往瞬間就能沸騰。台灣很明顯就是這樣一種社會，很容易沸騰，也很容易退燒，一起一落之間，毫無理性存活的餘地，你只能選邊靠。萬一靠錯邊，便成為眾矢之的。

小朋友看電影，最常想搞清楚的是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彷彿只要搞清楚了這一點，便能理解一切。台灣社會差不多也是這樣，非黑即白，全對或全錯，而且，以正義為名，彷彿人多聲音大就是真理，容不得一絲異議空間。

對於最近甚囂塵上的輔大性侵事件，我得先表明立場以策安全。我看了幾篇夏林清教授的相關文字，覺得很荒唐，我不知道她究竟是活在一個什麼樣的時空下，或是受了什麼樣的委屈，以致於讓她想要以那樣一種強烈敵對的態度去公開挑戰甚至挑釁性侵案的受害者。當然，如果我也自認受到同樣的委屈，恐怕表現得比她更加荒腔走板也說不定。不過，一個案子能搞到如此不堪聞問，實在令人難以恭維，但她卻似乎完全不認為自己有任何需要檢討的地方，反而一副啟蒙者、救世主的姿態。

當然，我平常不可能會把我這樣一種 "偏見" 形諸公開文字，因為我知道我完全缺乏個案的具體真實細節，我的厭惡感或荒唐感，純粹也只是一種感受，而非見解。我想，人們對她的反感應該也是如此。可當這樣一種反感變成一種獵巫般的集體氛圍時，對於夏教授而言，又何嘗公平？更非正義。她究竟犯了什麼天大不可饒恕的錯而應該被推上斷頭台，釘上十字架？一個人一生的奉獻與清譽，難道就這樣一筆勾銷？你可以說她缺乏同理心，但請告訴我，你看過世界上有幾個具有所謂同理心的人？缺乏同理心，難道也成為一種必須污名化進而置之死地的道德罪名？

1997年，我初抵英國，剛好遇上反獵狐運動，整個英國社會分成正反兩邊，雙方動員與討論得非常熱烈，令我嘆為觀止。只不過是一個 "小小的" 禁獵議題，所產生的各種意見與思索卻如此豐富而深入。這在台灣是難以想像的，我們習慣呼朋引類搞造勢，而非講道說理談感性，彷彿只要人多聲音大或拳頭粗就意味著真理，最好再來上一些抹黑羞辱與人身攻擊的手段，更是大獲全勝。誰敢不從，誰就是公敵。誰膽敢有異聲，就傷害誰。

黨外時，我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了一段古希臘諺語，如此寫道："人類的智慧，乃是在不斷的辨駁與思索中成長"。那一年，我才20歲。年少熱血，對此曾有期待，嚮往一個可以自由思索、充份表達情感而無須擔驚受辱的社會。三十多年過去了，年少的夢，似乎猶在遙遠的天邊。

陳真 2016. 09.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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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性侵案：當「無知之幕」拉不起來時請冷靜

作者張中一 (核能流言終結者成員，IE BUSINESS SCHOOL臺灣校友會創會會長，專長為網路資通訊系統架構)

https://goo.gl/p1nCff

最近關於輔大夏林清教授、還有受害女學生疑似被道歉的事情，社會上一片狂怒。包括我身邊許多聰明絕頂的人，乃至於也有賣書的讀冊等業者順便也搭著順風車做一次專題，許多知名的公眾人物例如苗博雅也趁機博眼球。輔大甚至在一天之內開性平會將夏教授停職。

我看了實在覺得很恐怖。

讓我們放下無知之幕，如果不知道整件事情的始末，單單檢視夏教授的話真的有這麼多問題嗎？

至少對於昨天就整件事情還一無所知的我而言，我雖然覺得他的文字很難讀，但並不覺得夏教授所言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麼，讓我們拉開無知之幕，把脈絡補進來，夏教授的話有沒有問題？真相是，我們無法把無知之幕拉起來。我所看到的多數人對於整件事情的始末不知道。基本事實不知道（例如加害男學生與被害女學生之間，從一開始就進入了法律程序）、我們不知道夏教授與女學生之間有沒有互動、夏教授有沒有施壓、女學生是基於什麼樣的原因寫出所謂的道歉文。

無知之幕拉不起來，但社會卻陷入瘋狂的憤怒中。急著要找一個祭品來出氣。這麼一件複雜的事，沒有詢問過當事人夏教授，就貿然給予停職就是一個例子。

彷彿在輔大校園中蓋了一座正義聯盟漫畫中的憤怒之塔，只要靠近的人都會因為憤怒而瘋狂。

古往今來，社會集體憤怒最後砍錯人並不罕見。我要再一次提醒大眾看看我一直推廣的「知識份子與社會」這本書。書裡袋棍球隊（lacrosse）的白人男隊員被疑似受害黑人女性控告犯案。只有袋棍球隊的女性球員聲援他們（帶頭捍衛的是黑人女性），其他的從媒體到校園一面倒攻擊與批判男隊員，甚至連幫男隊員的說話的女隊員也被媒體攻擊撕裂。

結果呢？三名男隊員清白。負責起訴的檢察官被撤職並取消執業資格。

我要丟回過來問問我身邊憤怒的朋友。夏教授講的有沒有可能，整個社會正用集體的力量把女學生逼到一個群眾認為他該走的方向，而不是他想走的方向？社會真的知道女學生的真意與處境嗎？

如果最終錯怪了夏教授，當初用輿論狂砸夏教授的知名人物可會負起責任？幫忙轉貼、發揮自己的小眾影響力的人可會負起責任？包括我身邊的這些聰明朋友，如果最終砍錯了人，他們可曾內心有一絲遺憾？

請緩一緩，想一想。我要再一次提醒所有世界上著名的冤案都伴隨著社會的躁動與激情。我們可曾準備好承擔用集體憤怒砸錯人的代價？

如果因為證據不足讓無知之幕拉不起來。我們就該冷靜讓事情發展。讓我再提醒一次另一個著名的冤案。「1996年12月29日下午，5歲林姓女童被人發現昏迷倒臥在台中市旱溪五街一輛廢棄汽車旁，下體陰道破裂，血流滿地，小腸、子宮外露，一旁有一支長達90公分的削尖竹竿，經送醫急救並輸血1千c.c.，挽回一命。」社會上一片狂怒，結果13年後被最高法院判決整個辦案過程嚴重瑕疵，無罪確定。一個無辜之人後半輩子毀了。協助狂怒之人付出了什麼代價？

1996年時社群媒體並不興盛。2016年的今天社群媒體興盛，每個人的憤怒都快速被傳播，彷彿每個人都隨身配備了一把散彈槍。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當人人都有這麼強大的輿論武器，那麼我們需要更高的自制。中東茉莉花革命透過社群媒體造成了社會重大的改變，結果變得更糟更慘烈。當初發起的人一片好心，事後公開承認他後悔莫及於社群媒體龐大的威力。

我們人人有義務自制，因為我們有力量。有沒有可能我們以為有一個無辜的受害者等著我們去保護。可是沒想到受害者是被製造出來的，這是另一種馬雲模式羊毛出在狗身上，豬付錢。受害者是製造出來的。然後 收割的是把議題吵起來的人。跟著憤怒的人則是付錢的那一個。

有沒有例子？有，之前周子瑜事件。

現在的狀況是每個人都想當英雄，可是卻無視於這個英雄可能是透過製造一個無辜「加害者」來達成的。我們豈可不慎。

別說白了，我還要做夢。

向陈真先生推荐一个大陆关于台湾和两岸问题的网络媒体，观察细致入微，而且十分理性客观。
我就是看了他们的专栏文章，才燃起了对台湾社会的兴趣，之后顺藤摸瓜找到您这个小小天地的。
https://zhuanlan.zhihu.com/leiluozhuji 海峡青年评论

2015年九月四號，蘇古諾夫接受 RBTH (Russia Beyond the Headlines) 的專訪。記者問道：你的電影 "羅浮宮" 已經殺青好一段時間了，為什麼卻沒出現在坎城影展的片單上？蘇古諾夫回答：

"因為我不想要讓這電影在坎城以一種驕傲自負的高調形式放映，特別是當它參與一種競賽時，我更不喜歡。於是，當這電影在歐洲首映，我就跟坎城影展當局達成了協議。可是，就在影展揭幕前夕，他們卻派人跟我說，法國外交部反對 '羅浮宮' 這部電影的放映，因為一個俄國電影導演，無可避免地將會促進一種俄羅斯的意識形態；法國官方認為，在當前這樣一種政治局勢下，這電影是不應該在坎城影展放映的。於是，他們就把我剔除了。這倒也不是什麼損失，於是我就走了，隨後威尼斯影展表示有興趣，於是就在威尼斯參展。坎城這樣一個政治決定，主要是因為考量法國與俄國當前的兩國關係交惡。坎城影展是由法國官方支持的，它非常具有政治性，並且向來如此。"

陳真按：Kusturica 的新片On the Milky Road (漫漫銀河路)，今年也是原本要在坎城參展，臨時卻不在名單上，消息傳出主要是因為Kusturica 支持普丁的反美政治立場，因此遭受坎城當局抵制。雖然稍後當事者雙方均否認有此政治考量，但我是不相信啦。特別是這幾年，坎城影展墮落得很厲害，經常頒給一些政治正確的爛片或庸俗片。

電影 "羅浮宮" 的結尾相當詭異，我看了 N 遍，至今沒法參透為何出現紅、黑(白？)、藍三種顏色，背景似乎是雨滴，大雨滂沱？不知道是不是跟片中一再出現的法國精神 "自由平等博愛" 之反諷有關。法國在所謂左派總統歐蘭德上台後，卻右得比誰都還右，努力想當美國的小跟班；種種極右政策例如禁止戴頭巾，不但變本加厲，甚至連在海邊也不許穿回教徒常穿的 "布基尼"，居然叫警察在海邊取締，硬要人脫下，非得跟洋人那樣穿著 "比基尼" 才行，說什麼穿布基尼會引起恐慌，帶來社會分裂啥小的。這個國家，近年來屢遭受所謂恐怖攻擊不是沒有道理的，你看那個標榜x它媽的所謂進步、以左為名、極右為實的查理周刊之令人痛恨的種種言行就能知其一二。

2006 年斯洛伐克的一本電影雜誌 Ekran 七月號，有一段蘇古諾夫的專訪，長達45分鐘。我簡單摘譯其中幾段對話如下。

記者問蘇古諾夫：2004年，你的電影 "The Sun" 獲得俄羅斯電影節提名。你為何拒絕接受？

蘇古諾夫說，我跟俄羅斯所有電視頻道的主管都處不來，關係惡劣，因為我公開批評他們總是播放美國商業電影，拖累了俄羅斯的電影發展。做為一個俄羅斯公民，我盡一切努力發出抗議，同時我也不願參與由他們所主辦的任何影展。

記者接著問：可是，你的電影就像聖母瑪莉亞那樣，平常根本看不到，只有在一些神聖時刻才會出現，也唯有影展時，大家才能看到你的作品。

蘇古諾夫說：情況是這樣沒錯，但其實也不是真的看不到我的電影，至少在莫斯科或彼得堡，應該有六部或八部有發行DVD，可以買到。不過，我並不在乎這件事。這該怎麼說呢？電影並不需要觀眾，而是觀眾需要電影。那些真的想看的人，自然就會找到。而且我希望他們看了之後不會感到失望。事實上，倘若遠方有人費力尋找我的電影，倘若我能遇到這樣一些人，這對我倒是十分重要。就跟書一樣，你總得花點工夫找來看；電影不該太過於侵略性或高調張揚，它們應該謙卑地留在它應有的位置上。

就全球的文化而言，電影應該放在文化櫃的最底層，至於文學、繪畫、音樂與建築乃至科學等等，應該放在最上層。電影只是一種很初級的 (radical) 工具，就像手術那樣；賦予電影太多的重要性是不對的，這是因為人們太過於貶低視覺的力量了。視覺足以毀滅一個人的整個內在世界，比核子武器或生態災難及各種疾病還危險。視覺帶來的傷害將無法痊癒，因此我們應該對此十分謹慎。...文學讓我明白這一點，電影不足以構成一種空間，它是很平面的東西，至今依然十分原始(primitive)。

(續)

這就是梅杜莎之筏：

http://goo.gl/W3Z8wM

題材背景是十九世紀初法國軍艦梅杜莎號的沉沒事件，少數生還者藉著一艘臨時拼湊的木筏方舟得救。這木筏在海上隨波漂浮十幾天，人吃人，人砍人，過程慘烈，從原本的一百多人上筏逃生，最後僅有十幾人得救。估計這大概就是蘇古諾夫或他口中的托爾斯泰對於人類命運的一個預見與縮影。至於救贖為何？詩？上帝？或兩者皆是？或者其它？蘇古諾夫一再呼喚契訶夫和托爾斯泰醒來，不言可喻。

羅浮宮博物館對這幅畫有一些介紹：

http://goo.gl/XmsNbA

末尾引用十九世紀法國歷史學家Jules Michelet 對這幅畫的一段評語："Our whole society is aboard the raft of the Medusa." (我們整個社會就在這艘梅杜莎之筏上)。

另外，電影 "羅浮宮" 音樂動人，出自一位很年輕的作曲家及鋼琴家叫 Murat Kabardokov，出身俄國境內一個自治共和國 Republic of Kabardino-Balkaria。2012年畢業於聖彼得堡音樂學院，至今留任學校工作。底下這曲子我還蠻喜歡，Murat Kabardokov 自己彈鋼琴。最近每天聽，聽到心都碎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HtPLhDRq2Q

底下這連結是去年 (2015年) 夏天在俄羅斯的一場據說頗具歷史性的公演，後面幾個曲子就是Murat Kabardokov 的作品。最後一首壓軸就是電影 "羅浮宮" 的主題曲，那個彈鋼琴的人就是作曲家 Murat Kabardokov 本人，請從1小時30分處開始聽，前面介紹講俄文聽不懂，但可一再聽到蘇古諾夫的大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J8TaB1nlQo

音樂如斯，影像如斯，命運如斯，我總有很多很重要的話想說，但這麼多年來，卻一句也說不上來，能說的只是一些蒼白瑣碎，而那些真正重要的，只能期待人們的心領神會。汪洋之上，我們終將歸於何處？

推薦，金馬最佳紀錄片“大同”
https://youtu.be/DtwM41b5R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