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

我始終有個觀念，一個人也好，一個社會也罷，他得自行做出決定，並且為自己的選擇擔負起應有的下場或後果；旁人無須拯而救之，事實上也不可能救得了，你頂多只能提供充份資訊，供其自行判斷。

你頂多只能說：""喂，老兄，前面是懸崖喔，掉下去會死掉喔""，但如果對方堅信前面是康莊大道，誰膽敢否認，誰就是全民公敵，那你也只能隨他去。自主(autonomy)依然應該是道德的首要原則之一。

同理，台灣社會打算怎麼自我做賤，我實在一點意見也沒有。船上若只是一兩名歹徒在破壞船艙，我們自然會阻止，但若一整艘船的乘客努力鑿甲板，你也只能由他去，大不了就是想辦法趕緊換一艘船逃生。不然還能怎麼樣？難道這樣那樣一些基本到不能再基本的是非善惡美醜也需要你來為大家一一講解？

如果有一個人或一個社會，遭受強烈壓制，那你或許有拯救他脫困的空間，即便犧牲自己的生命都是值得的。但如果一個人硬要把自己關在籠子裏說是海闊天空，硬要跳懸崖說是光明大道，那你還能怎麼樣？溝通至此已是盡頭，不可能還能多說什麼或多做什麼。

唯一能做的只是反覆指出同樣的事實：這是一個萬丈懸崖，不能跳；這是一團臭不可聞的狗屎，不能吃；若是人們硬要跳硬要吃，說是美食饗宴，那你也只能由他去不是嗎？

伽俐略當年因為指出一些基本天文事實而遭受教會酷刑，我從小就很仰慕他，他的傳記是我小學最愛看的書之一；但這老兄面對酷刑，馬上改口說沒有沒有，我看錯了，地球一動也不動，是太陽繞著地球轉。

我的想法基本上也是這樣，也許比伽俐略要稍微有骨氣些，但基本上還是一樣；這個人對那個人，頂多只能示警，只能照明，讓人看清事實，而沒法幫忙對方做出決策。如果一團臭狗屎大夥硬要說好香好營養，誰膽敢否認，誰就是台奸，誰就是敵人，那你當然也只能由他去。

二零年代，軍閥割據，北大一些學生集結向北洋軍政府提出請願，結果一群人卻被掃射而死。胡適感嘆：""為請願而死是可恥的""。

我常在想這句話。胡適的意思當然不是譴責這些死去的學生，而是說，你要請願也得看對象。胡適認為，辛亥革命的果實被一群人渣政客給竊取了，而且還成立一個 ""不要臉""的鳥黨、""鳥政府"" (胡適詩句)，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整天還假惺惺紀念革命烈士呢。

胡適認為，對於這樣一群鳥人鳥黨鳥政府，你卻有模有樣跑去跟他們請願講道理，然後被人渣政客和暴民給打死，豈不可恥。

胡適是個很溫和幽默的人，但他卻也寫過一首《雙十節的鬼歌》，痛罵竊取革命果實的北洋政府。全詩如下：

十年了，
他們又來紀念了。
他們借我們，
出一張紅報，
做幾篇文章；
放一天例假，
發表一批勳章：
這就是我們的紀念了！

要臉嗎？
這難道是革命的紀念嗎？
我們那時候，
威權也不怕，
生命也不顧；
監獄作家鄉，
炸彈底下來去：
肯受這種無恥的紀念嗎？

別討厭了！
可以換個法子紀念了。
大家合起來，
趕掉這群狼，
推翻這鳥政府；
起一個新革命，
造一個好政府：
那才是雙十節的紀念了

胡適的意思很清楚。有些時候，請願、講道理是沒有用的，因為對方不是不懂那些連三歲小孩也能懂的道理，他不是不懂，而是根本不鳥什麼是非善惡，他就是存心要使壞。面對這樣一些鳥人鳥黨鳥政府，你也只能隨他去，要不就是揭竿起義 ""丟炸彈""(胡適的一首《炸彈詩》的詩句)。

可是，如果鳥人佔了這個島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呢？你總不可能對兩千萬人丟炸彈或 ""幹幹幹"" 吧(幹幹幹也是胡適的詩句)，這時你當然也只能隨它去，因為這已經不是鳥人鳥黨鳥政府那麼簡單可以用炸彈對抗的了，而是一種鳥文化。文化的事，自然也只能期待千百年的文化解決。

昨天開車去打球，台南交通一如往常如地獄一般。目的地是在另一條路上，但我被鳥車逼得無路可走。學姊要我趕緊換車道，我說：""你以為這裏是英國嗎？""

在英國，車子再多也一樣，我閉著眼睛變換車道都不會有問題。但台灣這鳥島可不是這樣，你要期待別的車子會讓你順利換車道，我估計至少得需要三百年的時間或許才有可能。

政治典章制度的事很容易改變，但文化是入了骨的靈魂事業，就跟基因一樣，千百年光陰都恐怕改不了多少分毫。我們之所以很 ""可恥"" 地成為鳥人鳥黨的槍下亡魂，無非也是著眼於遙遠的未來，而非當下。

當下是沒有任何指望的。至於搖遠未來如何個遙遠法，依我估計，差不多得等到耶穌又來到世上的那一天。說穿了，其實也是哄小孩的故事。軟弱的失敗者，除了說說故事，難道舉得起槍桿子？槍桿子可以殺肉體，難道也能殺死壞靈魂？

有個好朋友，應該說亦師亦友；二十五年前，當我身上揹著一個叛亂犯的罪名、在醫界人見人怕如鬼一般時，要不是有他收留，我恐怕真的只好向R.M.Rilke看齊，四處逢迎諂媚，謀一口飯吃。

但我之尊敬他，倒非出於私人因素，而是他的確是極為罕見的好醫師，特別是耐心，差不多是我的一百倍。

不過，聽說跟蕭伯納有點像，他有個特色，不管你說什麼，他都會一概唱反調。有一回，我急著下班，在樓梯間被他堵到，找我聊天。不管我說什麼，他都說不對不對，不是這樣。

為了趕緊結束談話，我就刻意迎合他當下的所有意見。我說白，他說黑，我就馬上改口說：""嗯，是我錯了，的確是黑的沒錯。"" 沒想到，他竟然也馬上改口說：""這哪是黑的？你有色盲啊？這明明是白的。""

我若再度翻口供說：""喔喔，我弄錯了，確實是白的。"" 但他也會馬上改口供說：""亂講，明明是黑的好不好。""

後來我知道我不管怎麼迎合都迎合不了他，乾脆保持沉默，只發出 ""嗯嗯"" 或 ""了解了解""，以便早點結束談話。

有人說我也有這種高達式的自我矛盾、自我否定的精神，但我想我應該沒有才對，只是有時候，許多說法既然是說法，就只能說說而已，沒法說死。一旦說死，一旦說得跟真的一樣，那就遠非我本意了。

例如，我不會說台灣是全世界最爛最沒有文化的社會。即便我說了，這個 ""最"" 字也不具有文法上最高級的意義。就好像我說 ""我媽媽最偉大"" 的意思，並不是說我確信她的確在各種評比中贏過各位的媽媽。這個 ""最"" 字並無字面上的比較意義，那就好像說 ""我快熱死了""，並非說我熱衰竭到爆，即將撒手人寰。

再說，若真要比，拿台灣跟俄羅斯的文化水平比，那應該就好像拿一根牙籤跟阿里山神木比差不多。當我們說一個人很笨，一定是拿青蛙拿蜥蜴來比；如果我們說，某某人笨得連愛因斯坦也比不上，那意味著說這話的人一定不知道愛因斯坦是誰。

我是萬不得已才會去影展。最近去看 ""狂人皮埃洛""，散場燈亮時，我差點不敢站起來，覺得很羞愧，趕緊低頭匆匆溜出去。下回我若獨自一人前往看影展，真的得考慮戴個面具，實在沒臉見人。我害怕人們會以為我是他們的同類。

長久以來，方方面面做為一種異類，我並不覺得難受，但我卻很害怕人們老是以為我跟他們是同類，想的一樣，做的一樣，一樣的夢，一樣的糧食，讓我啞巴吃黃蓮，很難受。

電影放映之前，有個進步青年，一直對他的女伴說高達多厲害，""狂人皮洛埃"" 這電影是在闡釋這個闡釋那個，那個女的聽得杏臉含春，一副崇拜貌。但我很想插嘴糾正他說：是狂人皮埃洛，不是皮洛埃啦。

在英國，平常看電影我常會注意有沒有人在哭，因為我總覺得西方人的哭泣很真情，有時候比電影還讓我更感動。但在台灣，我總感覺不管觀眾哭或笑，鼓掌或叫好，似乎總是要做給別人看，意味著：""你看！俺高你一等吧，這麼艱難的藝術你看不懂吧，但倫家偶可是感動到鼻涕四射呢。""

高達說，電影不應該是高不可攀的藝術。他說，電影就像一種醜聞。我不知道他所謂醜聞的確切意思，但我猜他應該是說：藝術只是軟弱失敗者的一種蒼白遊戲；有出息的應該拿起槍桿，而不是拿起筆桿或拿起攝影機。但咱們就是這麼軟弱，家中還有妻小，沒辦法，只好寫寫詩，談談哲學，拍拍影像，畫畫圖。說穿了，藝術只是一種讓作者自身感覺有點難堪的醜聞。

我相信我這樣的解讀應該是正確的。有一次，高達看到一些優雅的知識男女大排長龍準備買票看他的電影。高達說：媽咧個逼，這些人渣(以上兩句是我添加的)，我的電影把我的敵人全吸引來了。

我並不討厭藝術，也不討厭知識，可我就是很害怕並排斥特別是跟台灣人談論這些東西，因為這些東西總是得連結到一個 ""我"" 字上。""我"" 這東西，畢竟不該是一個討論的話題，更何況是要討論我的 ""醜聞""。

要討論也行，除非，除非對方跟我有同樣的病，同樣的彆扭與惆悵，惟有同病者才能相憐。

可我知道，在台灣，人們的這類討論，含水量很高，充滿很深的虛榮。

維根斯坦生前雖然只出版了千分之一的文字，同時還燒掉了一些筆記，但他仍然企圖讓他的大部份文字留存下來。他同時還發了個誓。

他說，他之所以寫這些哲學筆記，無非出於好意，希望對人們有益；不用多，只要世上有一個人因為這些文字而感到一種安慰或快樂，他就覺得十分滿足。同時，他也必須表明，這些文字已經盡一切可能免除虛榮，就如同作者本人一般；要是讀者在他的文字中感受到一絲虛榮，他願意受到世人最嚴厲的譴責。

""我想寫一本好書，可是，這樣的時光早已流逝。"" 這是維根斯坦在死後出版的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序言中的一句話。純粹就只因為這樣一句話，我的人生頓時一夕之間彷彿被人革了命，政了變，轉了彎，起了根本變化。

我不知道為何這樣一句簡單話語竟然會對我產生如此劇烈的根本影響，原因何在，難以言喻；若真要說起，也許是因為這樣一句話讓我感受到維根斯坦這個人的 ""真實""、善良以及一種難以想像的深度和虔誠。

""真實"" 一詞，在此得用英文authenticity來理解會比較貼切一些，指的是這詞在存在主義上的意涵；剪一段維基百科現成的說法如下：

In existentialism, authenticity is the degree to which one is true to one's own personality, spirit, or character, despite external pressures.

中文很難說明，因為中文有許多概念或辭彙被污染得很厲害，而且總是任意脫口而出，久而久之已毫無價值，例如什麼 ""忠於自我""、""做自己"" 等等這些說法，在我聽起來恰恰充滿虛榮而毫無 ""我"" 字可言。它媽才做自己，它媽才忠於自我。在中文世界裏，我們只能這樣回應。

華人文化中，講到它媽的什麼做自己、忠於自我時，其實是帶有比較意涵的，意思是我比你行，比你有深度，比你如何如何，而這恰恰是authentic的相反，非常不真實，非常沒出息。

以前我也是對影展上的電影充滿興趣，最初好像是小學時老師帶全班去西門町絕色影城看的，叫做放牛班的春天的電影吧，內涵不深但當時表現算合我胃口，另外悠揚的合唱歌聲很適合小學的音樂課的合唱練習。

之後上高中知道有影展專門放些「冷門」的電影的時候，也看了像《四百擊》、《綠光》或是其他甚麼反正越冷門越好的東西，看不懂也沒差，因為我當時感覺，這樣自己就會顯得很有格調。我那時至少在網路上都講過不只一次：好萊塢式的電影我一部都不屑看。但問題是我忘了好萊塢也有《駭客任務》這種有內涵的片，更有《馴龍高手》這種表面上是溫馨的人與龍的共處故事，實際上卻暗喻人是如何從瞭解自己、接受自己到成就自己的成長經歷的優秀動畫電影。而我當時完全不知道那些片好在哪裡。即使沒看過，反正只要嘴砲「我就是覺得他們都是爽片不好看」就可以將它們全部打發掉。

直到最近開始用心補以前看過或沒看過的電影以及小說，上週末才讀完了金庸的《鹿鼎記》，赫然發現一直到半年前為止我都聲稱自己討厭武俠小說真的是愚蠢到不行。柏揚的《醜陋的中國人》也翻過不下三回了，一直很感嘆自己太晚認識他。

事實上若完全不願意面對自己，瞭解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想要光看部楚符、高達或Kusturica的電影，或是托爾斯泰、契訶夫或喬哀思的小說就能讓自己顯得「有品味、內涵跟格調」，跟那群透過喊著公民不服從顯得自己很「有民主精神」的大腸花，也沒甚麼區別。

偏不巧台灣的年輕人現在都掉進「小確幸」的反智泥淖中。現今自稱「文青」的人們邊吹著冷氣邊在 FB 上聲援反核；排隊等著吃網路上大好評的300元以上的超高級早午餐，邊講求那間咖啡廳用的咖啡豆是公平貿易的多照顧農民多麼棒；抑或是去裡面賣的書也跟誠品差不太多的「獨立書店」（還劃了一大區座位兼賣咖啡）講反對折扣戰不然這種書店都要倒光光。我真的無法理解這樣的精神錯亂。而我也為自己身為同事帶的年輕人，竟然曾經也不自覺的參與這種全民反智運動而感到哀傷。

以上為看到陳真對台灣人一窩蜂看影展的活動，忽然有感。
確實您也說過，不能期望一群被三民自爛水果之流，只會報現在網路上啥最夯而完全忽略真正重要的國際大事的媒體，洗腦到一點基本的世界觀跟自省能力都沒有的年輕人，可以自己救「自己的國家」。

我直到現在也才剛開始將這作為一個文明人最基本的能力慢慢補救回來。

媽的，台灣從來不曾上映過高達的電影，但每次影展就突然萬民搶看，根本一票難求。

住台灣真是很悶，想看場電影總是如此艱難。而且，動不動就一窩蜂，平常這種電影根本沒有片商敢進口，因為沒人看。

至於什麼打棒球辦酒席抬媽祖或小娘娘似的什麼萬華黑社會什麼海角幾號幾把刀還有什麼大便放腹內的大爛片，倒是真的全民愛戴。

哇!! 太棒了! 我等這電影等很久了！謝謝紀庠。

不早說，要不然就可以假公濟私，結合下個月的靜站，畢其功於一役。下個月站樁時間是11月8日。

""Do You Remember Dolly Bell?"" 這片第一次看大銀幕是在倫敦。那一天，剛好同時有另一個活動，坂本龍一來倫敦舉行演奏會，二者只能擇其一。最後，選擇了電影，放棄了音樂。

去過布拉格三次，主要原因之一無非就是衝著 Kusturica 來。他在布拉格的 FAMU 唸了六年書，Kusturica 的好友 Milos Forman 也是FAMU 畢業。我還千辛萬苦來到布拉格一家叫 ""鐵達尼"" 的餐廳吃鬆餅，據說是 Kusturica 學生時代一部電影習作的拍攝現場。

FAMU 就在莫爾道河邊 (Moldau)。還記得電影 ""永生樹"" 裏由19世紀捷克音樂家 Bedrich Smetana 寫的那首讚頌莫爾道河的曲子嗎？這河估計是我生平所見最美麗的一條河。許多年前，少年Kusturica 每天在此出沒；想像中的場景，倏忽來到眼前，宛如白日做夢。

FAMU門禁森嚴，但最後還是讓我給公然潛入，可能我一頭亂髮，看起來有點怪，來到這怪人聚集處，便見怪不怪了。不但潛入校區，甚至還來到地下樓層一座放映室，估計學生們應該就是每天在這地方學習怎麼拍電影。

初次推開FAMU沉重的大門，難免激動；毫無疑問，這道門， Kusturica肯定推了不知道幾千回，而我也給這門推上一把，在心裏頭留了個紀念。

有些人，近在四周，卻遠在天邊；有些則是不相識卻知心，哪怕死的活的都一樣。活著的依舊在，而死去的卻也始終不曾死去。

除了Kusturica，還有一些我的 ""知心好友們"" 也在布拉格留下足跡。例如，各位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227年前的今天 (10月29日)，正是 ""唐喬凡尼"" 的首度公演，地點就在布拉格市中心的 Stavovske Divadlo 歌劇院。公演那一天，莫扎特在現場監督、指揮，就在我眼前這個樓梯通道忙進忙出。當天首演很成功，莫扎特趕緊寫信跟他媽媽報告好消息。

歌劇院附近幾步路，有棟建築，目前好像是個神經學研究中心，屬查爾斯大學，當年愛因斯坦就在這裏教書。據說，當時旁邊有個精神病院；有一天，愛因斯坦從陽台上看著病患，對友人說，大概只有瘋子才會相信他的相對論。我最愛的詩人R.M.Rilke，則是這所大學沒有畢業的一個哲學系學生，一生顛沛困頓，為求基本溫飽，四處巴結逢迎找機會出版文集，曾來到巴黎擔任羅丹的行政助理，幫他處理雜事。

布拉格保留許多18-19世紀的建築，加上一條美麗的河和查爾斯橋，真是美得不像話。而且，感覺藝術離一般人很近，近到似乎就像呼吸那般尋常，而不是什麼藉以高人一等的虛榮。我就是在布拉格的國家劇院以幾十元台幣跟一個捷克阿公買黃牛票，觀賞普契尼的 ""托斯卡""；當 ""今夜星光燦爛"" 歌聲響起時，旁邊及後座幾個洋人歐肉桑頻頻拭淚啜泣。

也許是因為取景容易，在布拉格待沒幾天，就遇到兩三次拍電影的場面，其中一次還成為臨時不小心加入的 ""臨時演員""。那天，在市中心想找廁所，於是就跑到距離最近的美術館小便。小完之後，嚇！什麼情況？！剛剛明明招牌上寫著美術館，怎麼小個便之後招牌就變了，變成外交部，是發生政變嗎？我看 ""外交部"" 大門口立著一個活動講臺，擠著一堆人，很多攝影記者圍繞四周，講台上有個穿西裝的對準麥克風好像準備發表演說。我趕緊也擠上去，看看發生什麼事。結果發現大家對我投以奇怪的微笑，我這才明白，原來是在拍電影。

今天跑去看第 N次的 ""狂人皮埃洛""。這種片若是平常上映，會有人去看才怪。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台灣人似乎很愛趕場影展，似乎任何電影，只要掛上 ""影展"" 二字便一票難求。坎城影展我去了三趟，但在台灣，我卻超不喜歡看什麼影展，總覺得虛榮味道很重，非常難受。前天去看波蘭斯基的 ""唐人街"" ，電影結束時，竟有許多人鼓掌，感覺很噁心。國外觀眾也常鼓掌，生平看過最瘋狂的一次鼓掌是 Kusturica的 ""黑貓白貓""，在劍橋的 Art Cinema 上映，簡直是全場沸騰。但台灣人的掌聲卻讓我渾身不自在，有點假，做作，有一種宣示高人一等的味道在裏頭。

可是，若沒有影展，在台灣幾乎根本不可能看到許多電影，演來演去永遠就是一堆毫無意義的賣座垃圾片。

也許是受到美國文化的影響，曾幾何時，台灣人看電影好像非吃不可，手上總是拿著一堆食物，而且都是用塑膠袋裝著，不但味道臭，而且一直製造噪音。我始終想不明白，如果很餓，為什麼不先吃完飯再來看電影？如果很渴，為什麼不先喝點水？今天我旁邊坐一個女大學生模樣的人，座位上放一杯飲料，每隔三分鐘她就會拿起來吸一口，不斷弄出塑膠袋的噪音。我很想問她，為什麼不一口喝完？這樣一直吵要吵到幾時？還好，大約半小時後，我發現她已經睡著了，還發出打鼾聲。

前排則是一位吃熱狗的男學生，後方也頻頻飄來食物的臭味和塑膠袋悉悉訴訴的聲音。大約折磨了半小時，大家才終於 ""酒足飯飽""，靜了下來，不再有味道和噪音。可是，我們如果去聽音樂會或上教堂，難道也要餓成這樣、非邊吃邊聽音樂聽講道不可？跟做愛或打架一樣，藝術難道不就是一種需要投入與專注的熱情活動？有人每次做愛都得邊吃鹹酥雞邊那個的嗎？去教堂做禮拜可以一邊啃雞腿一邊聽講道嗎？

""狂人皮埃洛"" 裏，男主角一路逃亡一路看書、寫作，吟詩作詞。他一再感嘆，我們曾有過輝煌的文藝鼎盛，而今安在哉？當然，高達的電影如抽象詩，沒法直接做此形而下解，但我略知他一二，知道他心裏對美國低級庸俗文化掌控全球的強烈不滿。對此我亦頗有同感。隨著科技進步，我們反倒失去說故事的能力，甚至連聽故事的能力也已蕩然無存。我發現，比方說很多人，他已經習慣好萊塢那一套語言，沒有作者，大家使用一模一樣的一套公式。這樣一種 ""故事""，老實說，我反倒覺得更難理解，更不用說感動，因為太低級了。

人們看電影，就像在聽取簡報或收看新聞節目那樣，他只能在一種表面情節的低能、庸俗連結下去理解人事物；只要沿著這樣一種關係連結，他就能迅速 ""看懂"" 故事；因為如何如何，所以如何如何，故事大意如何，所欲傳達的訊息如何...等等。可是，如果故事真的長這副德性，那就直接公布作者所欲傳達的訊息不就好了？相反地，當這樣一種好萊塢式的低能關係連結不存在時，他就會抱怨看不懂，或是想快轉，想儘快 ""知道"" 故事是什麼。

法官辦案或是做研究工作是可以這樣幹沒錯，比方說我一年可以看上五百本學術用書，因為我很快就能掌握重點，可是，故事卻不是這樣看。你讀報紙社論原本就應該這樣讀，前面看看，後面看看，中間瞄兩眼，整篇文章一會兒就能看完。但故事卻不是這樣看的。就好像音樂只能以一定的內在節拍速率聆聽，不可能快轉，也不可能沿著某個什麼低能的關係連結迅速掌握重點。

故事講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但故事就是故事，故事跟音樂一樣，它不是新聞簡報，也不是知識要點。我從一個人讀我的文字的速度和反覆閱讀的次數，就能知道他是讀者或半票讀者。半票讀者只是迅速挖出他想要的 ""答案"" 或 ""重點""，但一首歌，一段思維，一種情緒，會有什麼重點？

就如““狂人皮埃洛” 這電影能有什麼重點？男女角說：

""無數個世紀過去了，就像許多風暴。我們都到了中年，不再對著鏡子自言自語。我們殺人，我們唱歌，每次呼喚對方都用不同的名字，我們玩著小時候的角色扮演，我們是在休假的死人，我們講故事維生。你在日記裏寫著：詩是失敗者的遊戲。""

最後，

""終於找到了，永恆！太陽，溶進海裏。""

""這是我們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夢。"",",","陳真

再過三小時，狂人皮埃洛就要上映。想在台灣看場電影真是不容易，有時還得請假扣薪、來回跋涉幾百公里。雖說可以買到DVD，但銀幕大小、清晰仍然還是影響很大。

狂人皮埃洛是大約50 年前的電影，波蘭斯基的 ""失嬰記"" 差不多也是四、五十年，唐人街則是和柯波拉的 ""教父"" 及Martin Scorsese ""Taxi Driver"" 同期，應該都是七零年代中期，大約也是距今40年，Milos Forman 的 ""Hair""，或是Ridley Scott的 ""Blade Runner""則是三十幾年前，路易馬盧的 ""鬼火"" 應該比以上的電影更早，超過半個世紀。

你看這些片，年代久遠，當時科技也不發達，但這個才叫做電影。相反地，這年頭科技發展遠勝過半個世紀前，但拍出來的東西絕大部份是垃圾，而且越賣座往往越垃圾。

""小武"" 是賈樟柯北京電影學院的畢業作品，科技方面，製作品質粗糙，但它依然永垂青史。反倒是後來人紅了，資金也多了之後所拍攝的 ""天註定""，雖然科技先進，卻遠不及科技上 ""粗製濫造"" 的 ""小武""。

千百年前的人寫的書，做的音樂，儘管科技不便，但卻遠超過當代絕大部份作品。以前寫東西得先去文具店買一堆稿紙，一格一格慢慢爬，沒有剪貼、複製功能，需要引用資料就得出門去各地圖書館借書，有時還得跑到台北中央圖書館；寫完還得送印刷廠打字，校對，編排，，相當艱難。

現在有網路，查東西可方便多了，要修改成幾種版本也都很容易，但這一切科技上的進步，就像把一隻原子筆改造得很進步一樣，跟你將產生的作品內容並沒有太大的關聯。因為科技是死的，人是活的。

科技和方法是兩回事。影響作品的是方法，而不是科技。沈從文和Kusturica常強調，光是天份和努力並不足以成事，除此之外還要有方法。我看哲學也是這樣，千言萬語不過就一套方法，一種 ""語言""。維根斯坦說：告訴我你用的是什麼方法，我就能告訴你將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庭旭留言被笨狗擋住，對不起，已放行。

關於賈樟柯之於沈從文，其實是跟侯孝賢有關的
之前剛巧在網路上有人分享了這篇賈樟柯寫給侯孝賢的一對話
文字相當的誠摯，推薦給陳真觀看

侯導，孝賢（情書體：賈樟柯寫侯孝賢）
http://blog.roodo.com/dearciao/archives/273671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