宥呈，

你所提的狀況是一種所謂 ""思考實驗""，亦即它不存在於現實，或尚未存在於現實，但概念上卻有可能存在。

我的想法是，概念上有無數種可能，例如我能想像無數的道德兩難，但是，唯有當一個概念上的想像性 ""例子""，當它變成一種實例時，我們才有辦法對它提出比較有效的決策性或操作性思考。

因為，概念之為物，就像數學，純粹而缺乏細節，但實例卻不然，實例有著種種細節與個別性。換個方式說，概念(concept)與操作(practice)基本上是兩種內在性質迥異的思維，兩者之間，很容易被誤以為是一種類似 ""交通規則"" 之於 實際違規行為"" 之間那樣一種關係。但它顯然並不是那樣一種直接蘊涵的運算關係或指導原則。

當概念上的不同例子，萬一在現實上得到不同的結果時，可別驚訝怎麼概念可以存在這樣一種不一致性？這一點都沒有不一致，因為當概念上的想像狀況變成一種實例時，對於這個實例的考量自然和另一實例很有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操作方式。

為什麼？因為這本來就是 ""兩個"" 例子，而不是同一個例子的兩種狀況。香蕉有香蕉的思維與操作，芭樂有芭樂自身的衡量。這裏頭並沒有任何不一致。

你提這樣一種例子，也許就是為了質疑內在可能產生的不一致，但這樣一種不一致並不存在。

即便不以概念與操作之間的鴻溝來思考例子本質的不同，光就概念本身也一樣難以得出不一致的必然結論。

比方說，質疑動物權人士老是喜歡說蟑螂蚊子也是動物，為何不保護。但這樣一種質疑是沒有力量的。因為任何一種概念都具有一種延伸性，就像光線一樣，在明與暗之間，或是在哪些是例子哪些不是例子之間，沒法有個明確界限，就如維根斯坦說的，我不知道眼前的檯燈灑出的光線的界限在哪，但我們不會因此而懷疑這道光線是假的。

概念也一樣，它具有一種模糊曖眛性，我們不知道它該或它將延伸至何處，但這絲毫不影響它成為一個合法的概念，我們不會因此說這概念是假的或無效的。

我還能繼續講下去，但恐怕得寫上一本有關concept & practice的書才講得完整了。不過，光是以上這樣一些極其簡單的說明，理應就足以回應你的質疑。

底下這位阿彥應該是在回應我，他說：""歷史可以拿來做借鏡，但是不能將其變成未來的羈絆。"" 我就拿這樣沒頭沒腦的一句回應來做點有關思想或概念這東西的補充。

類似像這種話，其實說了等於沒說。你要拿來借鏡，但不要成為羈絆哦。但借鏡是怎麼個借法才不會羈絆卻啥也沒說。

高中時有個老師很有趣，他說，同學們，你們如果實驗題不會寫，千萬不要空白，你就多少寫幾句，比方說就寫：""拿起砝碼時，不要太用力，但也不能都不出點力。"" ""準備實驗器材，要先擦拭燒杯，但不要擦得太用力，但也不能不出點力，否則擦不乾淨。""

他說，你就這樣煞有介事地瞎掰幾句，改考卷的老師看你可憐，就多少會給你一點分數。

所謂借鏡或羈絆，全是修辭，也就是說，它只是一種姿態，一種表態，而不是一種具有實質意義的反駁。在一種回應或討論中，只會使用修辭，恰恰是一種思考上無能的特徵。

網路這東西，流行輕薄短小，似乎使得現代人更進一步地 思想弱化、大腦萎縮，弱化萎縮到有時簡直就沒大腦只剩小腦了，變成只會什麼 ""按讚"" (媽的，寫出這種低俗的字眼我就想吐)或謾罵，只會講一兩句話表示一種姿態，要不就是只會轉貼。

當然，任令大腦萎縮也是一種自由。

記得有條版規是轉貼文章必需加上自己看法, 但面對這樣一個超過我理智能理解的人和事, 總覺任何的說明都顯得多餘了。


By 楊照

上週六（4月26日）在誠品松菸店『忠於自己靈魂的人：卡謬與【異鄉人】』新書發表會上所言．（第一部分）

一、

請容我從林義雄談起．


前一陣子，讀到老友吳叡人今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慈林基金會」說話的講稿，其中有一段他比較了李登輝和林義雄．他說：李登輝是「快樂的哲學家皇帝，他有權力，他很現實」．那麼林義雄呢？林義雄則是「薛西弗斯：一個『存在主義』哲學常常引用的希臘神話的著名英雄，神懲罰他一生都要推一顆巨石，從山腳下推到山頂上，推到快到山頂時就會掉下來，然後要從頭再推起，永不停止。 」

果然，吳叡人和我，我們是同代人，曾經受過「存在主義」影響，會記得薛西弗斯的那一代人．薛西弗斯就是因為卡謬而和「存在主義」結下不解之緣的．卡謬寫的『荒謬三部曲』中，其中一部書名就叫做『薛西弗斯的神話』．卡謬對於薛西弗斯神話的解讀，最驚人之處，在於這麼一段話：「每一個這樣的片刻，．．．他高於自己的命運．他比他的石頭更強壯．．．．我們必須想像薛西佛斯是快樂的．」

薛西弗斯不是受到最可怕的詛咒懲罰嗎？他的生活只剩下一件事，沒有其他的，他只能一而再再而三推著一顆巨石上山，然後眼睜睜看巨石又滾落谷底，等著他徒勞地再去推一次，如此沒完沒了的反覆．這樣的人，怎麼可能「高於自己的命運」？更不可思議的，卡謬怎麼可能主張薛西弗斯會是「快樂的」？

卡謬解釋：每當薛西弗斯把石頭推到山頂，然後石頭宿命地停留不住，立即沿著山坡往那如無底深淵般滾落的瞬間，薛西弗斯別無選擇，必然感受到自己生命的徒勞無功，必須面對自己生命的無意義．推石上山之際，用盡全身的力氣，他或許還能在心中保存著一點自欺的錯覺，認為自己在做一件有意義的事，因而連帶地活著也是有意義的．但等到石頭推到頂，轟隆落下去了，那剎那，自欺的錯覺隨而消失了，所有的希望隨而滅絕了，薛西弗斯只能不依靠任何希望，無法掌握任何意義，繼續活下去．

這是最艱難、最勇敢的生活．拿掉了所有希望，不需要別人給的、自己虛構的任何意義，如實面對，如實活著．所以卡謬說「每一個這樣的片刻」，薛西弗斯「高於他的命運」，「比他的石頭更強壯」，我們應該去體會他的勇氣，理解這種勇氣帶來的「快樂」．

這不見得是吳叡人的原意，但我覺得，從卡謬對薛西弗斯神話的解釋上，的確可以讓我們對於林義雄所做的事，少些荒唐離譜的看法．林義雄不是因為覺得禁食可以換來他要的目的，所以禁食．禁食不是他換取什麼目的的手段，禁食是他面對自己，表達信念的方法．那是他推著上山的巨石，不管有沒有希望，面對自己，他必須去推這塊巨石，儘管他早已明白推石上山的結果，很可能就是站在山頂看著巨石滾回似乎無底的深淵．

如果他在意的是結果，他不會採取如此毫無把握的方法．他不傷害任何人，他甚至不影響任何人，他給這個社會什麼威脅嗎？唯一的威脅，不就只是傷害自己而已嗎？

竟然有人能將如此的選擇，說成是霸道的「My way or no way」，真是不可思議．如果這是可以霸道威脅社會就範的手段，為什麼從來沒見過有任何其他霸道的人採取這種手段而能得到自己要的呢？不，所有這個社會上有一點點霸道形象的人，所有這個社會上有一點點精明算計形象的人，都不曾也不會嘗試採用禁食、絕食手段的．

林義雄不是聖人，他也不是以聖人的姿態禁食、絕食的．任何指摘他不完美，舉證他曾經犯過怎樣錯誤的意見，都搞錯重點了．林義雄的力量，不在他的完美，而在他的堅決，他的堅決甚至超越了希望與成敗，在這點上，他一點都不現實，的確比較接近神話，我們可以對這樣的神話搖搖頭說：「荒唐！」然後走開，去過自己有著各種希望與各種算計的現實人生．不過也有可能，我們會在如此的神話前面，猝不及防地被感動、被震撼，因而無法假裝什麼事都沒發生地掉頭走開．

你可以反對林義雄的做法，也可以嘲弄他之封建獨裁，但任何人若要說他有什麼不良居心，那就是睜眼說瞎話。別說政治立場，即便是交戰雙方都各有英雄，並不是我方就全是好人，敵人就全是壞蛋。

以自己當祭品，連活命都有問題，這會是一種 ""政治表演"" 嗎？命都快沒了，還能收割什麼 ""成果""？林義雄若不是好人，以我閱人之廣，台灣大概找不到半個好人了。

林義雄禁食七天了，到了這時候，就算最後能保住一命，往往也會造成肝腎器官的嚴重傷害甚至衰竭，各位若不信，請自己禁食個五天看看肝腎功能會不會破壞。

你可以反對他的做法，但不要以為禁食是很簡單的事。別說七天，一般人連餓三天都絕對會受不了。我大學因極度貧窮，曾挨餓過五、六天，一粒米也沒得吃，肉體上的痛苦極難承受。

林義雄很會撐，不容易顯示痛苦模樣。例如1992年他和許信良要求總統直選，發起抗爭，佔領台北火車站及附近交通要道六天五夜。那一次活動我有參加，天天下著大雨，風強雨勁，全身濕透，夜裏非常冷，而且幾乎沒有一天能睡覺，就這樣一直硬撐站著，十分難熬。

從1986年519龍山寺反戒嚴綠色行動開始，一直到後來的千里苦行，十年內我參與過上百場街頭抗爭，算是經驗豐富，很能撐場。但1992年那一次要求總統直選的六天抗爭，真是非常非常累，累到我當時幾乎想放棄。

但我發現，那幾天，林義雄就像一尊銅像那樣，不管夜裏風雨多強烈，他就直挺挺站在抗爭隊伍最前方，幾乎一動也不動。

現代絕大多數人稍微累一下就哇哇叫，但林義雄卻有一種鋼鐵般的超人意志，好像永遠都不會露出衰弱模樣。即便他理應已經很痛苦了，也都還是一副沒事的神色。

但我剛剛看見他衰弱的樣子，滿臉痛苦的表情，看了心裏實在很難過。我從未在他身上看過那樣一種衰弱、痛苦的神情。

有些事我不願多說，只能說，各位如果知道他曾經遭遇過什麼樣的刑求，遭遇過什麼樣的身體摧殘，也許你對他的很多態度會因此改變。

很多人說，民主社會如何如何，豈能容一人綁架。什麼義人，我還意仁湯咧，人民的集體福祇與民意，豈能聽從一、二人？這些有關民主的理性思維，我全都不反對，而且舉雙手表認同。但一個社會，難道就只有抽象道理、理性原則？沒有其它非理性因素的立足空間？

我實在不相信比方說堅持五成高門檻而不願降為兩成五，會比林義雄一條命重要。他充當綁匪，綁架自己，的確有害民主，但誰能否認他純粹出於利他、出於善。面對這樣一個人的生命和巨大痛苦，x它x所謂民主原則究竟能值幾兩重？堅持五成有那麼偉大？降到兩三成，民主就垮了，有那麼嚴重？

林宅血案發生之前，我常去那附近一家英文補習班參加不定期英文考試比賽。考完後，常去林宅附近巷口不遠處一家麵攤吃麵。有一天，走到巷口，突然有個人留個小平頭，很不客氣跑過來大聲喝斥： “你幹什麼？” “住哪？” 我很訝異，反問他你是誰啊？我來吃麵不行嗎？

然後，那個兇悍的怪人就走掉了。我問老闆娘這是幹啥？這人有神經病嗎？老闆娘說那是特務。那時林義雄已經被捕，蔣經國打算槍斃林義雄等幾個帶頭者。老闆娘隨即小聲跟我說，""林義雄住這附近""。我問她說他家是哪一間？老闆娘支吾幾句講個大概就不願再說。

後來我就自己進去巷子裡探索。有一次，來到一家小商店類似甘媽店，老板說巷裡情治人員到處都是，連對面屋頂都有人在監視林宅。

不久之後，1980年的2月28日，林宅血案就發生了。

小學作文課一定會有個題目叫“我的志願”，我每次都寫我的志願是當農夫。那時候南部人大多務農，老師可能覺得我心理不太正常，找我去輔導，老師問我說，""農夫也能算是一種志願嗎？"" 問我為何想當農夫。我說我喜歡看菜園，覺得很美。老師搖頭說，你這樣很沒志氣。

後來，為了避免約談輔導，我修改了我的志願，改成以後要當個研究基礎醫學的科學家。事實上，我從國中就一直在計劃將來要去東京大學念基礎醫學。

林宅血案發生後，我受到很大衝擊。我相信那一定是國民黨幹的。但是媒體卻一面倒故意把它導向是黨外自己殺的，然後要嫁禍抹黑政府。

當時四週的人們都傾向這麼說。我每次聽到或看到一般人的這類影射或推測都很生氣，但也只能氣在心裡，因為在任何一個時代，當你的想法屬於極少數時，你誰也說服不了，你連稍微表示異議別人都會覺得你腦袋壞掉或人格有問題。

可是，美麗島事件後，林宅日夜二十四小時裏裏外外全被情治人員給嚴密監控，連我一個高中生都會被當街攔查盤問，兇手若非就是他們自己，如何可能大白天殺人一家而且還在屋裡逗留許久？

後來，有一天，在重慶南路一家書局看到一本書，書名叫“林義雄的悲劇”。我買了下來做為一種見證，見證那個時代的可恨與荒謬。書裡所寫就跟當時的主流媒體中時和聯合報一樣，努力要把林宅滅門血案導向林義雄及黨外自導自演的苦肉計。

我自小喜歡看書、看菜園及做研究，嚮往整天窩在實驗室裏看顯微鏡觀察細胞的生涯，壓根沒想到有一天竟然會走入群眾走向街頭踏上演講台。

林宅血案那段期間，滿腔憤懣，心裡逐漸升起一個隱隱約約的預感：也許我終究有一天會走上像林義雄那樣一條路。

兩年後，我開始提筆為文，並拿起麥克風，踏上群眾演講台，學著組織群眾，成為一名也許當時最年輕的黨外人士。

那時除了調查局還有警備總部，他們幾次約談我，總是告訴我說我太傻了，他們指證歷歷說黨外的許多檯面人物或幹部，品性一個比一個低劣，有的根本就是黑道流氓。

但我心裡想，邪惡總該有個尺度，當邪惡超過某種尺度時，別說黑道流氓，我寧可支持一隻蟑螂，也不可能支持那樣一個會殺人老母稚女而且還打算嫁禍給當事人的政權。

寫這一堆仍然還是想呼應 David Hume那句老話：""理性只是老二，情緒才是老大。"" 理性者，對於民主社會的發展說詞固然言之成理，令人肅然起敬，但理性並非無血無淚憑空存在的一種社會支撐，你還是得想一想人們的感受，他的情緒，他的愛，他的恨。理性之為物很重要，但它畢竟不是最重要的。

關於林義雄，林宅血案，有一些事，我實在很想把它們統統說出來。我知道，如果我說出這些事，你們聽了會掉眼淚，你們所謂的民主原則與理性會崩盤。

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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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三立新聞網

董智森：林義雄綁架台灣社會，收割太陽花豐碩成果

2014/04/23

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資深媒體人董智森，昨天（22日）在飛碟電台的《董智森時間》節目中，火力全開批評為反核四靜坐的林義雄，直言「林義雄是我很看不起的一個政治人物」，還說他是「表演天才」，並痛批「林義雄綁架台灣社會」。

曾主持TVBS《2100週末開講》的董智森，廣播節目一開始就表示「林義雄我看不起你」，並罵說「林義雄一再的綁架台灣社會，看到太陽花學運有所謂的豐碩成果，趕快急著來收割，這就是林義雄啊！」

董智森並質疑，林義雄有什麼值得尊敬的？並說自己雖然同情林宅血案，但「同情歸同情，人不是我殺的」，並提及陳水扁在擔任台北市長期間，曾邀侯友宜展開「撥雲專案」重啟調查，但後來也沒有下文。

此外，董智森表示自己跑過台電新聞，所以對核能和核四很了解、很懂，並質疑民進黨執政8年期間，「台灣有反核人士嗎？」痛批反核人士說的有90幾%都是假的，他更直言核四有60%都是在民進黨任內完成的。

董智森也表示，林義雄「如果發生不幸，就是掌權者殺了我」的說法，很像家中小孩吵鬧的作法，並說「是你自己害死自己，跟掌權者有什麼關係」，並建議林義雄別用這種方式自殺，可以打張老師、1995尋求協助。

挺瑜，

判斷這些問題，我看不出需要什麼智能，當然也不需要因此去研究什麼哲學或心理學。如果有人在這些問題上發高燒，蠢話講個不停，那若不是因為他頭殼壞去，就是因為他滿腦子反共愛國思想。

寫這些東西所需心力大約就跟打個噴嚏一樣，絲毫不費事，不需毅力，更無所謂耕耘。

韓國最近不是船難嗎？我對乘船遇到歹事的想法是這樣：

你看到大夥忙著拆甲板拿來烤肉、玩飆速、急轉彎，說這樣才是正港的台灣人，玩得不亦樂乎，你看了覺得很不妙，發出警告說這樣船會沉哦。人們說，這就是民主，這就是自由，誰敢不從，就是賣台公敵。

當你能說的也都說了，能做的也做了。接下來當然就是趕緊看好逃生路線，穿好救生衣，因為那些拆甲板的人，其實老早就在海上買了一堆度假小島，備好逃生艇。至於底下蠢血沸騰的搖旗吶喊者，你也只能隨他去沸騰了。哪天遇到海水灌入，也許自然就會降溫。

我是很感冒所謂使命感這種東西的，我們並沒有什麼道德優勢或權力能夠把別人當成自己的使命對象。使命感這種東西，通常是那些比較適合當皇帝的人，才比較會有的特質。但在我看來，即便是選擇瘋狂，也是一種自由。

當然，跟一群瘋狂的人一道乘船，風險很高。但就像柏楊說的，當一個社會有幻聽的比沒幻聽的人數還多，那麼，沒有幻聽的，看是要假裝也有幻聽，跟著大夥也吶喊兩句，要不就沉默是金少說兩句。

萬一真的想不開，非說不可，那你也該知道，說了其實也不會有用。誰能在文革中對著紅衛兵講道理談理性呢？時代的悲劇通常就像祭天敬拜神明那樣，經由各種自願或非自願的祭品，從漫漫光陰中去償還。

一個人的生命，學事情懂道理，很容易從無到有，形成一番成就，但一個社會的發展卻極其緩慢。不說別的，光是稀奇古怪的各種知識都曾主導人類歷史千年。

我常說，國民黨禍台五十年，接著便是由另一個綠出於藍的黨，繼續這項禍台的使命再一個五十年，或許才會再換另一種顏色與口號。究竟要幾個五十年才能超脫輪迴宿命？我看恐怕得五個五十年或許才有那麼一點文明的曙光。

到那時候，咱們全都在歷史書上交會了。後代的人，也許會像唐吉訶德、像項羽那樣，對人事滄桑發出嘆息，把眼淚灑向天際。

理想與現實，或概念與操作，沒法一而二，二而一，兩者之間永遠有著一道鴻溝。時間或許可以縮短兩者之間的距離，但這時間之漫長，往往不是一個人的一生所能比擬。

理想上，我們可以說得很圓滿很充份，但現實上往往不能盡如人意。概念上或理念上，可以思索得很周全，但操作上卻仍得五五六六，七折八扣。

概念上或理念上，我毫無疑問反對林義雄這種反民主、撕裂社會、重創社會發展的行為，但操作上，難道要大夥來個硬碰硬？難道一定要把小孩扯成兩半，一人一半才叫堅持理念？

我相信時間，相信詩。可我對台灣早已不抱期望與熱情，只求這社會對我的各種虐待能夠少一些便已心滿意足。包括實際生活上的，例如極度髒亂吵鬧宛如地獄般的交通及不守秩序及無一食品是安全的事情等等，以及永無止盡的爆奶爆紅暴夯之所謂 ""新聞""、翻來覆去永遠就那幾句措詞的低能粗糙表達方式，或是誰又出了什麼洋相，誰又成為台灣之光，或是網友弄了什麼好好笑哦的kuso、網友說這樣網友說那樣等等的心靈刑求及智能虐待等等，希望能少一些，否則實在很痛苦。

可當我年少時，直到1997年出國之前，對這社會仍有期待與一片赤忱熱情。

出國前夕，一位同事，是位臨床心理師，請我吃東西，做為餞別。她問我，將來返國後有何打算？我跟她說，如果林義雄的慈林文教基金會那邊有書可以教，我就去那邊教書，如果慈林終究不打算成立學院或學校，我想自己就來辦一所學院，規模不必很大，但這學院必須要有一點對於知識與真理的熱情，就像二零年代胡適曾擔任校長的中國公學那樣。

我跟她說，以我認識的人脈之廣，如果我願意開口募集金錢及土地，辦一所這樣的小型學院並非遙不可及的夢。

這個其實從小就有的念頭，隨著某種社會主流勢力的興起及荒腔走板，很快就破滅了。每次回想起當初對這位同事的這番理想告白，總覺得很難堪，不堪回首。

從小學到大學，家裏連個可以坐下休息的椅子也沒有，更不用說書桌了，而且，家中極度敵視任何課外書籍或音樂等等一切會使人墮落不思長進的東西，因此，嗜書如命、沒有音樂會死的我，只好從小便想盡辦法讓這些不良活動全數潛入地下。我的唐吉訶德、西遊記及伽俐略傳和麥田捕手、紅樓夢等等等，全部只好藏在床底深處或各個陰暗角落，利用各種雜物掩飾。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跑遍各個圖書館或書局，當然也有看課內書，不過，大部份時間則是小說不離手。特別是寒暑假，每當放假的第一天，我往往就像個毒癮難耐的病患那樣，衝往圖書館或書局。我常幻想，要是有一天我有錢，就弄個圖書館免費讓人看。

高中去台北念書，寒暑假回台南，幾乎一整天就都待在公園旁那個台南市立圖書館，我恐怕比館員都還更清楚各種藏書位置。

後來有一天，高三暑假回台南，無意中看到長榮路上有一間圖書館，外表很寒酸，像甘媽店那樣，掛個小牌子寫著: ""功能圖書館""。我好奇進去一看，哇，想不到裏頭這麼多書。而且很多書是我從未見過的。之後，我就幾乎天天來。我就是在那裏把但丁神曲給看完的。

那間圖書館很特別，任何人都能借書回去看，沒有館員，完全採良心制。有一天，突然有個人走過來問我從哪來，說他很好奇我年紀輕輕，為什麼在看這麼大部頭的一本 ""自由主義"" 的書。若我沒記錯，那書收錄一些像林毓生寫的文章。

這個人原來就是館長，這地方就是他租下的。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的是，這人月薪才一兩萬，卻全花在這個圖書館上，藏書上萬冊。為了推廣閱讀，他決定採良心制，讓人任意取閱書籍，自己登記，自己把書帶走，看完再憑良心自行歸還。

這位館長，當時大約也只有二、三十歲，勞工階級，卻把所有能花的薪水全拿來買書以及支付圖書館房租。他家人對他這種行為相當不諒解，而我對他的 ""瘋狂"" 雖感到訝異，但也很感動。於是就決定幫他忙。

那時，我已經和柏楊先生有在通信，於是就把這事告訴柏楊，他聽了也很感動，因為他也常在文章裏頭感嘆台灣是個文化沙漠，人們幾乎都不看書。柏楊從那時候開始，就常寄書來，同時還幫我找了幾位文化界的人，請他們寄書給這圖書館。

這圖書館後來運作到幾時我不知道，因為我上大學後就連家也沒法回去了，一貧如洗，過著跟乞丐沒兩樣的物質生活，一年365 天，能不餓肚子的日子恐怕不會超過5天。有一段時間甚至還住在高雄火車站，每到夜裏冷到受不了，要不就是得面對幾百隻蚊子的攻擊。警察常來驅趕。趕出火車站之後，我就覷個空，再翻牆進去椅子上睡覺。

這個功能圖書館，在我還幫忙跟柏楊及詩人郭楓等人募集書籍的期間，便已問題叢生。因為它開放時間很長，結果晚上往往聚集一些不良少年在這裏打牌叫囂。

至於良心借書制，遇到台灣人是根本不講良心的，每個月總會減少數百本書。後來，它不得不停止運作，所有書全捐給台南市政府。

這已是三十幾年前的 ""童年"" 往事；年少熱情已成灰，把青春、健康、家人和一切幾乎都給燃燒殆盡了。我曾以為，詩就算不能救世界，至少可以讓世界多一些惆悵，多一些溫暖，讓它看起來顯得美麗一些。

結果呢？似乎並不是這樣。詩確實是救了我自己，但那些屬於公眾的夢終歸還是夢。

在某個意義上，林義雄其實就是一名 ""綁匪""，跟一般綁匪的差別就在於他綁架的人質就是他自己。這名綁匪因此顯得相當無私，因為一旦其要求的條件未予滿足，人質--也就是他自己，將會被撕票；而且，在撕票過程中，人質分分秒秒都不好過。

一般綁匪很常見，抓取他人性命充當談判籌碼，藉以要求金錢或某種政治讓步或釋囚或放棄某種政策或軍事行動等等。世界各國表面上或口頭上對於綁匪通常都不願接受其勒索，但實際上的發展或私下暗盤則大多還是會跟對方談條件，做出讓步。

例如許多記者，在戰亂地區經常被交戰中較為弱勢的一方鎖定成為人質對象，案例層出不窮，但絕大多數仍生還。至於政府暗中付出多少巨大代價，通常成為機密。

林姓 ""綁匪"" 很特別，他要求的條件並非全然沒有道理，依目前看來，只要能把公投門檻降低到一個比較中低位階的水平，他就會釋放 ""人質""。

一般人若想如法炮製也當起綁匪是很難成功的，但林卻能捲起風潮，製造談判壓力，一部份原因當然就在於他所開出的條件能取得許多人的認同。

在這種狀況下，一個執政者就算不是出於任何善意考量，而是出於政治盤算，也該知道這盤棋該怎麼下，對自己的損失會最少。

今天，如果林義雄提出的條件荒謬絕倫，那麼，被要脅者要不要屈服自然另當別論。可是，如果雙方之間能找到一個合理的解套方式--亦即降低門檻並進行公投，或直接停工，直到公投同意恢復興建，那麼，堅持絕不退讓便是頭殼壞掉。

也許你會說，馬英九代表七百多萬票的民意，為何要屈從於 ""少數？可是，他近年民調支持度之低，卻也是事實。我認為這樣一種超低支持度對他並不公平；重點是：就算不公平，你還是得接受喪失民心的事實。

我今天如果當班長，自己覺得幹得挺好，很辛苦很努力，對全班同學貢獻良多，即便這些都是客觀事實，但如果全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滿意我的表現，而且一堆同學經常為了反對我，反得整個班級天天雞犬不寧，這時候，我肯定會馬上引咎辭職。這裏頭並沒有什麼公不公平的問題。

更何況，馬英九當初反扁時，曾說扁之民調只有18趴，已無法適當行使總統職權，理應下台。如今，馬英九的民調卻是18趴打對折只有9趴，豈能忘記當初自己講過的話？就算不下台，難道應該依舊如此強勢？

實際上，我始終認為馬英九做為一名政治人物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清廉，正直，現代，文明，尊重法制。但不管他客觀上幹得多好都一樣，如果人們不支持你，那你就算覺得很冤枉很不公平，你也得認了。

甘地在國大黨表現再好，可是，如果人民或黨員根本不覺得他有什麼好，他每次也都只好摸著鼻子下台一鞠躬不是嗎？

我確實覺得台灣人如此反馬，然後卻把一些人渣級的綠營人物當成偶像當成寶，實在是頭殼徹底壞去，但基本上我還算是頗能適應民主生活。你再好也沒用，人家不認同你，你也只好啞巴吃黃蓮。至於人渣再爛，你也只好眼睜睜看著蠢到爆的一堆人對之搖旗吶喊，視為偶像、救星。

我如果沒法接受這種荒謬的現實，硬要用各種不合理不文明甚至卑劣的手段企圖改變現狀，那我豈不是跟那些綠色生物有著一模一樣的思維和基因，總以為自己支持的人與事就必然是神聖不可侵犯，非徹底貫徹不可。

我講的這些想法很瑣碎，實無須多言，因為它理應只是民主的ABC。台灣缺乏大腦、蠢血沸騰、行事作風非常不正直的綠色生物已經夠多，我們沒必要也不應該再向他們看齊。

有關於pchunter所說的各國公投門檻
他在ptt的政黑板上也有po文
當時他有附上資料來源的連結:http://www.npf.org.tw/post/3/12335

給陳醫師當作參考
蠻有參考價值的
看了之後 我覺得別的國家所謂的公投
也沒我們想像中的寬鬆

我個人是認為40%門檻
勉強可以接受 再低我認為不妥
歷年公投投票率最低也有26%最高有到45%
但公投題目大部分都很無聊且無意義
被各黨當作工具使用
如果再提低門檻
那公投將被玩到什麼地步 實在不敢想像
所以我是不贊同陳醫師
認為公投門檻降到兩三成沒什麼的意見

執政黨目前提的以後是否商轉由公投決定.在我看來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讓步了,因為是否要達到5成投票率已經變成是支持核能的要傷腦筋了,所以有點搞不懂林義雄在堅持什麼?
還是他堅持的是不管怎樣公投法一定要修?
我想執政黨馬英九現在最傷腦筋的應該怕被軟土深掘吧,那天看電視聽到賴士葆提到才知道原來現在朝野協商已經搞成只要王金平或是在野黨團有人不同意,就不能表決,這表示制度早就崩毀了,現在台灣多數黨根本一點用都沒有

關於台灣核能的評估 ,我看到網路上有人自己找資料做了功課,寫了一份很不錯的評論,可以給大家參考:

我看核四 - richliu
http://blog.richliu.com/2013/08/14/1487/comment-page-1/

剛出國念書時，參加學校一個組成份子相當曖眛含糊的哲學小組，是個年輕女老師主持。這小組不談別的，專門就是研究曖昧含糊（vagueness）。成員除了哲學本科外，也有數學、法律系的師生。

人不多，原本二十幾個，也許越討論越含糊，人也隨之越來越少，最後只剩四個。於是我就有點緊張了，趕緊也溜之大吉，因為我怕下回來參加會只剩我和女老師談 ""曖眛"" 就很尷尬了。

vagueness意思很簡單，比方說，二十五人自然可以說是一個小組，若少個三、五人也不礙事，當然還是個小組。“小組 ”這個概念究竟應該幾人才算，並沒有個明確界限(boundary)。

可是，萬一哪天膨脹到25萬人或萎縮到只剩下董事長一人自言自語，這時還稱不稱得上小組，自然相當可疑。可是，在極端狀況發生之前，何謂小組是很曖昧模糊的。

比方說你去海邊玩堆沙堆。風一來，吹走了幾粒沙，你依然篤定，自己對自己說：""嗯，沙堆還在，不礙事。"" 話才剛說完，又來了一陣風，又吹走了幾粒沙，於是你又告訴自己說：""免驚，勇敢的沙堆還在。"" 可是，如此一陣又一陣的風，終究會有個時候你會開始懷疑，就剩這幾粒沙了，這還能算是個沙堆嗎？

問題是，你始終沒法找出從 ""沙堆"" 變成 ""不是沙堆"" 的那個明確臨界點。

也許你覺得講這些很無聊，可是，咱們的語言、概念其實就像在搞沙堆，你沒法給它畫個明確界限。詩或隱喻之所以可能存在，無非還是得訴諸於這樣一種曖昧與含糊。它就像一種空間，使得概念的使用、變化與轉換成為可能。

硬要否認這個曖昧空間是很令人窒息的。你看市面上那些頭腦其介如石、硬得跟花崗岩一樣的人，老喜歡扣帽子，喜歡高舉特定概念不可侵犯的神聖性，於是稍微有個什麼綠豆芝麻大的小瑕疵，他就馬上蠢血沸騰說咱們民主淪喪了，民意被強姦了。

所謂三成、五成的門檻差異不也如此？難道五成就是民主沙堆，降低為三成就是強姦民主？民主如果這麼一清二楚，這麼容易被強姦，那也未免太誇張。

有個著名的維根斯坦學者，是個邏輯學家，芬蘭人，名叫Jaakko Hintikka。有一回講到懷疑主義，講了一句話，忘了是他講的或他引用別人的話。那話是嘲笑一些自以為深具懷疑精神的哲學家過於誇大他們所發現的一些問題之重要性。他說，這些人 ""只不過是揚起了幾粒灰塵，然後就講得好像滿天疑雲，根本看不見前方的路了。""

現實世界也差不多。人們為了打擊對手，於是，只不過是鼻屎大的一點小暇疵小問題，就說唉呀，不得了啦，民主死了，勇敢的台灣人趕快站出來反抗暴政，拯救咱的子子孫孫之類。

前些日子，TVBS邀我參加一個談話性節目，受訪，座談。我婉拒。理由很簡單，我自認是個詩人，只是用哲學語言寫詩，向來說話沒個準兒，總是曖曖昧昧的。但在鎂光燈前或螢光幕上，能讓你這樣講話嗎？恐怕不可能。除非讓我開一門 ""世紀大講堂""，讓我講一年，或許才有可能讓我把意思給說得像樣些、清楚些。

一般而言，麥克風遞上來擺明就是要你亮旗、選答案的，而我恰恰沒有這樣一些東西可亮相。於是就連朋友同事同學的政治諮詢我也怕，十分害怕與人言，因為人們通常只是要跟你討一個答案，要一種粗糙的結論，你沒法跟人講微妙談抽象，而只能被迫以一種非常粗糙、全然扭曲的方式講話。

於是，每跟人講話完，常常心靈嚴重受創，痛苦不堪，因為那完全不是我的意思。痛苦到常覺得不如乾脆捏 LP 自殺算了。

當然，不受訪的最主要原因是，我怎麼可能對林義雄做那樣的事。在我心目中，我把他當家人看。當家人命在旦夕，我豈有可能像個什麼神祕佳賓那樣，走上螢光幕前對他批評指教。

我只能以這樣一種流通性極其有限的方式，寫點聊勝於無的文字，一來表不認同其所為，一來希望他能活下。

最近很多人要我弄什麼臉書，可是，我看起來會是那樣一種人嗎？我的確有個臉書帳號，設定於至少六、七年前，但那純粹是個誤會。那是我在閱讀一本哲學期刊時，一直看不到文章內容，以為要先加入他們的會員才能瀏覽。

我沒料到當時加入的不是期刊會員，而是臉書。自此之後，這個臉書帳號就刪不掉了。不過，反正我也從來不曾再去理會它，只是常接到人們的什麼邀請成為朋友或粉絲之類，老是得跟人解釋說明我根本不用那類東西，覺得煩不勝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