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出國念書時，參加學校一個組成份子相當曖眛含糊的哲學小組，是個年輕女老師主持。這小組不談別的，專門就是研究曖昧含糊（vagueness）。成員除了哲學本科外，也有數學、法律系的師生。

人不多，原本二十幾個，也許越討論越含糊，人也隨之越來越少，最後只剩四個。於是我就有點緊張了，趕緊也溜之大吉，因為我怕下回來參加會只剩我和女老師談 ""曖眛"" 就很尷尬了。

vagueness意思很簡單，比方說，二十五人自然可以說是一個小組，若少個三、五人也不礙事，當然還是個小組。“小組 ”這個概念究竟應該幾人才算，並沒有個明確界限(boundary)。

可是，萬一哪天膨脹到25萬人或萎縮到只剩下董事長一人自言自語，這時還稱不稱得上小組，自然相當可疑。可是，在極端狀況發生之前，何謂小組是很曖昧模糊的。

比方說你去海邊玩堆沙堆。風一來，吹走了幾粒沙，你依然篤定，自己對自己說：""嗯，沙堆還在，不礙事。"" 話才剛說完，又來了一陣風，又吹走了幾粒沙，於是你又告訴自己說：""免驚，勇敢的沙堆還在。"" 可是，如此一陣又一陣的風，終究會有個時候你會開始懷疑，就剩這幾粒沙了，這還能算是個沙堆嗎？

問題是，你始終沒法找出從 ""沙堆"" 變成 ""不是沙堆"" 的那個明確臨界點。

也許你覺得講這些很無聊，可是，咱們的語言、概念其實就像在搞沙堆，你沒法給它畫個明確界限。詩或隱喻之所以可能存在，無非還是得訴諸於這樣一種曖昧與含糊。它就像一種空間，使得概念的使用、變化與轉換成為可能。

硬要否認這個曖昧空間是很令人窒息的。你看市面上那些頭腦其介如石、硬得跟花崗岩一樣的人，老喜歡扣帽子，喜歡高舉特定概念不可侵犯的神聖性，於是稍微有個什麼綠豆芝麻大的小瑕疵，他就馬上蠢血沸騰說咱們民主淪喪了，民意被強姦了。

所謂三成、五成的門檻差異不也如此？難道五成就是民主沙堆，降低為三成就是強姦民主？民主如果這麼一清二楚，這麼容易被強姦，那也未免太誇張。

有個著名的維根斯坦學者，是個邏輯學家，芬蘭人，名叫Jaakko Hintikka。有一回講到懷疑主義，講了一句話，忘了是他講的或他引用別人的話。那話是嘲笑一些自以為深具懷疑精神的哲學家過於誇大他們所發現的一些問題之重要性。他說，這些人 ""只不過是揚起了幾粒灰塵，然後就講得好像滿天疑雲，根本看不見前方的路了。""

現實世界也差不多。人們為了打擊對手，於是，只不過是鼻屎大的一點小暇疵小問題，就說唉呀，不得了啦，民主死了，勇敢的台灣人趕快站出來反抗暴政，拯救咱的子子孫孫之類。

前些日子，TVBS邀我參加一個談話性節目，受訪，座談。我婉拒。理由很簡單，我自認是個詩人，只是用哲學語言寫詩，向來說話沒個準兒，總是曖曖昧昧的。但在鎂光燈前或螢光幕上，能讓你這樣講話嗎？恐怕不可能。除非讓我開一門 ""世紀大講堂""，讓我講一年，或許才有可能讓我把意思給說得像樣些、清楚些。

一般而言，麥克風遞上來擺明就是要你亮旗、選答案的，而我恰恰沒有這樣一些東西可亮相。於是就連朋友同事同學的政治諮詢我也怕，十分害怕與人言，因為人們通常只是要跟你討一個答案，要一種粗糙的結論，你沒法跟人講微妙談抽象，而只能被迫以一種非常粗糙、全然扭曲的方式講話。

於是，每跟人講話完，常常心靈嚴重受創，痛苦不堪，因為那完全不是我的意思。痛苦到常覺得不如乾脆捏 LP 自殺算了。

當然，不受訪的最主要原因是，我怎麼可能對林義雄做那樣的事。在我心目中，我把他當家人看。當家人命在旦夕，我豈有可能像個什麼神祕佳賓那樣，走上螢光幕前對他批評指教。

我只能以這樣一種流通性極其有限的方式，寫點聊勝於無的文字，一來表不認同其所為，一來希望他能活下。

最近很多人要我弄什麼臉書，可是，我看起來會是那樣一種人嗎？我的確有個臉書帳號，設定於至少六、七年前，但那純粹是個誤會。那是我在閱讀一本哲學期刊時，一直看不到文章內容，以為要先加入他們的會員才能瀏覽。

我沒料到當時加入的不是期刊會員，而是臉書。自此之後，這個臉書帳號就刪不掉了。不過，反正我也從來不曾再去理會它，只是常接到人們的什麼邀請成為朋友或粉絲之類，老是得跟人解釋說明我根本不用那類東西，覺得煩不勝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