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兩天了。林義雄還能撐多久呢？

我幾乎完全不認同他這十幾年來所做的每件事，例如什麼國會減半；但他的無私卻無庸置疑。

我相信他諸多 ""自以為是"" 的舉動反倒傷害了這個社會的實質利益。但在我心中的某個天平兩端，社會的利益與其生命和赤忱相比，無足輕重。別說一個小島，就算一個羅馬帝國都值得為一個義人無私的心而黯淡、沉淪。

李先生，你提很多問號，但這些問號看起來不像發問而比較像一種感嘆。之所以不像發問是因為這些問題含含糊糊，看不出問題點在哪，感覺就像派給我一堆作文題目那樣。

提出問題通常比回答更重要，同時也更難，並不是把一個句子的句號改成問號就是在提問。

如果你是在問一種社會病因，那其實就等於是在派作文題目給人作答；但作文題目理應是自己先答，然後別人才有辦法針對你的問與答看出你的問題到底在哪。

中小學作文課通常就是這樣：論忠勇為愛國之本，論何謂忠信，論這個論那個，其實應該請出題目的老師自己先根據這些奇怪的題目寫篇作文給大家看，然後大家才知道出題老師究竟是想問什麼，或究竟是被什麼問題所困擾。

我手裏拿個茶杯，然後我若問你，這真的是一個茶杯嗎？我想應該沒有人能回答我的問題才對，除非我先學會把自己的困惑給表達清楚了。

我常舉個例，有個好朋友，同時也是我的學生，有一天，十萬火急寫信問我說，""趕快趕快，學校要交報告，快告訴我神經生物學和人生有些什麼關係？"" 就問我這樣一句話。我很無奈，只能仰天長嘯。

劍橋有個研究維根斯坦的女老師挺有名，叫Jane Heal，我不太認同她在哲學上的一些想法，特別是有關維根斯坦的部份，但她有句話常在我腦海迴響，她說：""如果你沒法把話說清楚，其實也很難說你真的知道自己在想什麼。""

我並不認同這句話，例如我看了 ""唯神能恕"" 這電影，感覺很震撼，我知道我心裏在想些什麼，可就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這並不希奇，因為我們的 ""思想"" (thought) 並非由一個個命題組成(綠色生物的思想可能就真的由一個個命題或教條組成)，大多時候它比較像個圖案，像一片風景，我心知肚明腦海裏是何等景色，但我卻沒法說得清楚，甚至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儘管我不認同這位女哲學家的這句名言，但我想，如果把她的這句話降低層次到某種很通俗的意義上，我想它多少還是有點道理。

例如反服貿者，我迄今還未見過他們提出一個像樣的理由或說法，全然不知所云或牛頭不對馬嘴或乾脆一無所知。這時候，Jane Heal的名言就能派上用場：如果你連話都講不清楚，我很難相信你真的知道自己在想什麼。

有幸在網路上看到陳醫生的文章，其實對台灣社會有諸多想法，但是資質駑鈍，看來很久也不知道對錯。為什麼台灣會出現偏見呢？為什麼會出現歧見呢？為什麼會出現顏色對立呢？從小學到大學，這些問題我一直也想不出來，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台灣的道德價值是直覺判斷的呢？是因為我們沒有接受過啟蒙嗎？要怎麼思考才是正確的？如果無法跟知識份子有同樣想法的話是否就是愚昧的呢？其實非常惶恐不安，但我也只是平凡人，到底要用什麼東西才能知道是正確，還是能夠知道我能知道的事情？還是因為我們教育缺少了哲學教育，對於這種思想混亂感到很苦惱。

謝謝陳醫師。

台灣環保聯盟創立於1987年10月31日，但為了故意避開蔣公生日，於是把自己的生日給往後延了一天才誕生，變成11月1日。創會者一共有25人，我是其中之一。歷經五次極其冗長的籌備會議，我每次全程參與，一字一句完成組織章程。

在環保聯盟成立之前，台灣沒有多少環保團體。台灣最早的一個環保團體應該就是戴振耀成立於1984年的高雄縣生態環境保護會。我也是該會成員。

那時候，環保話題仍是禁忌。生態保護會竟然曾經發現會議桌面底下被情治單位給安裝了幾個竊聽器；有一次開會時，一群警察甚至還荷槍實彈衝入開會用的民宅說要臨檢。

那時的高醫就跟其他大學一樣，當然沒有任何名符其實的環保社團。我是從不參加社團的，但我發現那時高醫有個賞鳥社，於是就決定加入，不是為了賞鳥，而是為了藉此傳達環境問題。

畢竟高雄實在髒到嚇死人，幾乎所有河川都被各種工廠例如電鍍廠的重金屬毒水給污染得五顏六色，而且是公然排放，根本沒有人會在意或敢在意這些問題；特別是楠梓，不但空氣差，有些自來水，你朝水裏丟入火柴竟然會燃燒。

於是我就有時自己一人，有時則和阿耀拿相機出去拍下這些污染的河川，或是想辦法訪問當地人的各種痛苦生活經驗，寫下記錄。但人們往往十分恐懼，不敢多談。那時仍是戒嚴時期，對政府稍有不敬便會出事。

至於我加入高醫賞鳥社後，因為我鮮明的黨外人士身份，立即引起校方和該社團的高度恐慌。社長是我學弟，現在也是個精神科醫師，對我加入後屢次發言講到河川污染空氣污染等問題，極度不滿。

社團裏其他同學也非常不滿，說我是故意來亂的，私下常有人放話說我若不退出社團要給我好看，有一次還一群人跑來威脅，說我若不退出，他們除了要給我好看，同時也能透過社員大會把我開除云云。

現在的人也許沒法理解為什麼不能批評河川污染，這在戒嚴時期其實挺正常，只有腦筋壞掉且不要命的人，才會去冒這個險。別說環境污染，就連講起兒童福利這麼溫和的議題都是犯大忌，就像觸犯了天條那樣。

1988年，我到醫院見習，因為發現醫院很多兒童病患，他的病明明可以治好，但因為是先天疾病如腎疾或心臟病或血液惡疾等等，需要龐大醫療費用，很多家長被迫 ""自動出院""，主動要求拔掉點滴，然後抱著自己的小孩出院，來到高醫旁邊的三民公園走一遭，然後就回來醫院要求開立死亡證明。

除了貧病兒童使我感到很難受，另外則是因為雛妓問題，因為貧窮，無以維生，大量原住民小女孩被家長賣給人口販子當雛妓，這些人口販子一般都是黑白兩道在把持，包括各級民代與官員等等。

為了這些問題，我決定利用暑假寫一篇兒童人權報告。這報告後來被海外華僑翻譯成英文，有些數據被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採用，批評台灣當局漠視兒童的基本權益。這些事，後來當然也都成為我的叛國罪證。

我要說的是，現在的人大概沒法想像，為什麼要求開辦五歲以下重症兒童免費醫療，為什麼要求正視數以萬計存活於暗無天日的雛妓問題(有的甚至才七、八歲)，竟然會觸犯政治大忌。這其實沒什麼好奇怪，在那個恐怖年代，根本不會有人敢批評政府，除非他腦袋壞掉或不要命了。

為了寫兒童人權報告，我得跟圖書館借很多書，但高醫規定，學生一次只能借兩本，但我要參考的書少說也有上百本，寫作上很麻煩。所以我就跟幾位老師或已當醫師的學長借他們的借書證，他們一次可以借十本或更多。

後來，那幾位老師知道我借書的目的是在寫一篇有關兒童福利的文章，全都嚇壞了，一個個連夜要求我把借書證還給他們，而且想辦法塗掉借書記錄，以免被我連累，惹禍上身。

後來我沒有退出賞鳥社，當然也沒去賞鳥，不過我也沒再多給這個社團添麻煩，畢竟我要說的也說了，我只是要說，小鳥如果那麼可愛，讓你們成立社團來賞牠，難道你不用關心這些小鳥的生活處境？難道你沒看到我們四周的樹木都要死不活灰濛濛一片，水質髒成五顏六色，充滿各種異味，你就算不為小鳥，也該為自己想想，這樣的水能喝嗎？這樣的環境能不有害健康嗎？

例如高雄縣的一些肺部疾病發生率，明顯遠高於台灣平均值，難道不是有可能跟空污有關？咱們將來是醫生，難道關心這些事真有那麼罪大惡極應該抓去槍斃？我的這些發問，在當時的年代當然誰也說服不了，只會惹來無止盡的疑懼、蔑視與懲罰。

環保聯盟成立後，核能問題才慢慢在學界和醫界引起少數人的注意，但其實早在環保聯盟成立之初，我和阿耀及一些生態環境保護會的朋友就曾在恆春發起一個反核的宣傳活動及遊行，那應該就是台灣第一次的反核遊行，小貓兩三隻。

當時散發的反核文宣就是我寫的，而且，為了宣傳讓更多人來參加，我們還花了兩天，日夜不停在大街小巷宣傳，晚上就睡車上，但結果仍然只有小貓兩三隻來遊行。

講這些是要說，這年頭動不動就是一窩蜂，不但毫不講理，甚且胡說八道一通，把核電講成核子彈那樣恐怖，而且道德姿態都非常高，誰不反核誰就是罪人，甚至連當個 ""人"" 也沒資格。

問題是，支不支持核電，怎麼會有標準答案？不管正反，它都只是一種說不準的利害考量，而非絕對性的價值判斷，它是根據無數主客觀條件或背後各種非科學因素的考量下所產生的一種主觀選擇而無對錯可言。

最近常在大街小巷常看到一些類似 ""我是人，我反核"" 的智障、卻高調虛榮的標語，看了就睹爛，極為厭惡，甚至連今天下午去一個什麼南方影像學會買電影票，門口都掛著反核門簾。害我只好表演軟骨功，彎腰進入，深怕被這反核門簾給弄髒。

我這十幾年很少閱讀別人寫的中文文章，除非對方是我朋友我才會看，因為我基本上不太相信這島上能有多少人的文字值得閱讀。但底下這篇乍看不起眼的文章卻讓我反覆讀了好幾次。平實的敘述，深刻的見解，深感佩服。

我並不是因為現在要唱反核者的反調才故意誇這文章。事實上，你看它的日期應該是發表於三年前。我並不企圖藉這文章得出什麼結論，而只是要說它對於機率或風險或利害考量等等這些問題，深具啟發性。作者顯然是個頭腦很清楚的人，台灣的醫生，經過反智的醫學教育後，頭腦還能保持清楚的，實屬罕見。

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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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電腦斷層 核輻風險太誇大

【2011/03/28 聯合報】


【聯合報╱溫啟邦／風險評估醫師（苗縣竹南）】

日本核電廠輻射外洩，鬧得台灣人心惶惶，更挑起了核四是否安全的敏感問題。很可惜，台灣缺少一個中立又有公信力的學術單位出面釋疑，而媒體不願做深入的功課，選取聳動標題，在核電廠一事上火上澆油。

輻射不是核電廠的專利：我們天天都暴露在不同強度的輻射中，坐飛機、吸菸、吸二手菸、到醫院照Ｘ光，都在接受不同劑量之輻射。台灣每年有二三百萬人在醫院接受電腦斷層掃描的檢查，每次輻射之大，鮮為人知；美國權威的新英格蘭雜誌推估，一次電腦掃描的輻射相當於一個人站在長崎廣島原子彈落點一至二公里處之輻射。台灣近十幾年間所作之一兩千萬次電腦掃描，其輻射已相當於幾百個核電廠外洩後的暴露。許多專業雜誌推估，國外三分一之的電腦掃描是不必要的，也就是說美國每年七千萬次電腦掃描的兩千萬次是多餘的，台灣健保有給付，不必要的電腦掃描比例不會低，卻沒人為此高量輻射而上街頭抗爭。

這裡要傳達的訊息是輻射對健康固有風險與影響，但不是洪水猛獸，也不是海嘯，沒那麼嚴重，要正視了解它，而不必一味過分驚嚇。

輻射是看不見的危害，是充滿神秘感的，又有原子彈噩夢，帶給人們的風險感受是會以小放大，誇大其恐怖性，但其實是似大實小的。也帶給許多不做功課的媒體，製造聳人聽聞的報導的空間，帶頭散佈可能發生最壞情況的報導。

我們對不同風險能否接受，在主觀直覺上，是一種與利益的交換，與風險大小並不是成正比。常常是大風險反而能接受，而小風險不能接受。坐飛機有風險，我們都願接受，因為有利益。在認為沒有利益的情況下，我們不願接受任何風險。例如吃美國牛肉，即使知道風險是小於百萬分之一，我們還是要求零風險。因為我們認為核電廠帶給我們的利益，短期看不出來，就疾呼要求零風險。

我們天天面對無數的風險，不可能全部都不要，只能抓大放小，致力於從如何減少最大的著手。國內學者對風險評估，有如瞎子摸象，誇大自己看到的風險而振振有詞。在台灣最大的健康風險，是吸菸、嚼檳榔、不運動、騎機車、肥胖、酗酒、醫療錯誤，不是核電廠。我們對核電廠的風險感受，相當負面，因有其神秘風險的特徵。殊不知這些特徵被誇大被利用，沒做科學整體宏觀求證下，媒體長期洗腦我們，使風險感受與實質風險產生很大的差距。我們要用智慧去做選擇與取捨，賺錢要賺大錢，降低風險要從實際經驗中選最大的去努力減少，把精力放在小咖上，是捨本逐末，從國家長遠角度來講，不是正確的，也不是民眾的福氣。

我本身是個不大理會政治問題的人,只是難免有時候吃飯看新聞,同事聊天多少都會聊到些,從前陣子的反服貿 就一直不瞭解 這種反對 不是應該了解這項法條真實內容開始 才開始對其不當的地方 來進行反對嗎?
為何是變成 通過就不行的態度,而王金平 明明就是一個 應該第一時間就要出來解決事情的人,刻意晚出來 好像有誠意解決 討好了學運頭 學運頭還說王金平有誠意解決? 這樣 也能說成馬英九失敗了? 我實在感覺不出 他們是真的沒對人 只對事 沒對黨 只對政治
再來說反核 不知道多久以前 好像就一直看到這話題 為什麼現在才又喧囂而上? 這麼久了 一點解決方式都沒有嗎? 何況能源的需求 假如真的仰賴核電廠 再沒有解決能源更好的方式之前 不是就只能建下去而已嗎? 就算真的不給他建 問題也只是更多而已吧?

真是 很不瞭解所謂的政治時局 ,認為這不是過於愚鈍的人該介入的事物

TO 李念淨,
''知識份子過度擔憂時局其實也算有害身心，''
不知道先生對於林義雄絕食反核,看法如何?
如果李先生果真認為,知識份子過度擔憂時局有害身心,
這真是太好了,希望李先生能夠把個人寶貴的意見,傳達給林義雄先生,阻止悲劇的發生,時局確實越來越像雞蛋,不堪一擊,脆弱的很.

禁食做為一種運動手段，近代主要代表人便是甘地。甘地認為，禁食無非是透過自苦，反省自己的作為，或做為一種有關基本普世價值的提醒、呼籲、紀念或抗爭，例如甘地數度絕食，懺悔自己的不合作運動所產生的傷害，或是要求不同族群教派之間的血腥衝突完全停止等等。

從未聽聞以禁食來強迫社會大眾必須在一種見仁見智的公共政策上順遂一己之意。更不應宣示若目的若不得滿足，便是對手或異己一方 ""殺害了我""。

不管有意無意，這聽起來無非就是會挑起一種更大的衝突及仇恨：我若不幸死掉，你們要記住，是 ""那些人"" 殺害了我。天底下有這樣一種 ""非暴力"" 嗎？

1989年，林義雄假釋出獄。那年，我在彰化基督教醫院實習。有一天，我在外科加護病房工作，那天剛好值班，深夜十點突然有人在加護病房外按鈴，來探病者就是林義雄，探望當時一位國民黨立委候選人叫陳湧源，是個婦產科醫師，遭黑道槍擊頭部重傷生命垂危。

林義雄那時非常反對黨外或民進黨參與選舉，一直到九零年代初期仍然維持同樣看法，他認為，參選者全是一些陸樑小丑，無恥政客，選舉不可能改變台灣的政治文化。

他同時也很反對藍綠對立，因此，當國民黨立委遭到槍擊，他便主動跑來病房關心。我看到他來，很驚訝，也很感動。

不久之後，他便去美國、英國和日本遊學，其間曾短暫回國，帶回一本自己寫的小冊子叫 ""心的錘煉：淺談非武力抗爭""。我問他小冊子裏頭提到的一位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Gene Sharp 寫的《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一共上中下三冊）要去哪裏才買得到？他說台灣應該沒得買。

一兩年後大約1991年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說他回台灣，有東西要送我。於是我們就見了面。他要送我的東西就是 Gene Sharp這三套書。

我曾一度嚴肅考慮要出國跟隨 Gene Sharp教授門下，研究非暴力抗爭這東西。但我其實不覺得他這幾本書寫得好，我常開玩笑說如果Gene Sharp活在台灣，那他一定能把這書寫得更好，因為台灣惡劣的政治環境肯定能提供他寫作思考上的深度。但不管怎麼樣，林義雄送的這三套書，算是我對非暴力抗爭這東西一個初步認識的淵源。

造化弄人，我從沒想到會有這麼一天，我們彼此會站在世界的對立面；更沒想到這一天早在1998年我出國第二年便來臨。

林義雄的慈林文教基金會大樓，早在動工之前我就幾次造訪它預備動工的地點，拍照紀念，持續關注這個基金會從無到有整個發展的一舉一動。

我畢生的所有黨外經歷中所取得的各種珍貴史料，也在我出國前，全數送給慈林，好幾大箱，包括許信良1985年在美國成立台灣民主黨準備闖關回台前和彭明敏等人的一場半公開聚會的錄音帶，包括朱高正第一次在立法院講台語結果和一群老代表打群架的整個過程，甚至包括美麗島事件發生當下、鎮暴部隊準備開始打人時的群眾喧囂錄音及演講等等。

可是，就在1998年那時候，愛台灣的聲音開始出現，我很驚訝怎麼這種法西斯的幽靈竟跑到反對黨身上來了。不久之後，我寫了 ""給長老教會一封公開信""，表示對這種法西斯精神的不安與不滿。

不久，民進黨越來越荒腔走板，比過去的國民黨還卑劣。我寫了幾封信和文章，在私人之間流傳，表示我對這個黨的迅速墮落感到很不以為然。當時，林義雄是這個黨的主席。

幾個月後，慈林的網站竟然出現抹黑我的文字，說我是國民黨臥底的打手等等。我看了覺得很可悲。於是從英國寫了一封信給林義雄說，你是慈林的創辦人，林太太是慈林的掛名董事長，你們應該為這種抹黑手段向我正式道歉。

林義雄不久就寫來一封越洋掛號信，以公文形式表示歉意。我看了很失望，因為重點並不是我個人要一個毫無意義的道歉，重點是，一個說要以愛、慈悲與非暴力為精神的文教基金會，為什麼連我這樣一個與之淵源甚深的人，僅僅因為我反對以所謂愛台灣來做為一種政治鬥爭及思想檢查的武器，便把我這樣一個飽受國民黨傷害的人抹黑成國民黨的臥底打手。

這樣一種作風，或對於這樣一種作風的欣賞或縱容，顯示著什麼樣的一種品性或價值觀？這樣一種品性的一群人，成立一個黨也好，一個組織也罷，或從事什麼偉大社運都一樣，我不相信他們能幹出什麼好事，正如我不相信一條髒抹布能把桌子擦乾淨一樣。

差不多也在1998-1999年那個時候，我和這個黨以及這群所謂同志便逐漸分道揚鑣，而我也開始遭到來自這個黨的各路支持者十幾年從不間斷的各種抹黑、騷擾、威脅與攻擊等等等。

我手邊有許多信，五個半人高的大麻布袋那麼多，日後有一天，也許五十年後，當所有相關人士包括我也全都死了，失去一切現實意義了，或許會有點歷史價值。

這些信印證了一種轉變，一種墮落。在某個意義上看來，它其實也印證了一種憐憫的需求；人力終究無法成就任何事情，除非老天爺給個憐憫。

就像咱們罰站運動也站六、七年了，像個銅像似的矗立原地，蒼白而無力，彷彿朝沙漠裏灑下的一滴淚水般無濟於事。唯一能盼望的還是天，唯神能恕，唯神能灑下甘霖。

真難想像，連能源使用這樣一種高度理性的問題，在台灣也能搞成政治正確的道德誡命，實在荒唐。

我和戴振耀等人，應該是台灣最早發動反核遊行的人吧，甚至還一連兩天睡在路邊的車子裏，開著宣傳單在恆春一帶四處宣傳，那篇反核宣言還是我寫的。

出國前，環保聯盟總會邀我擔任核能組學術委員，可是按台灣這種蠢血沸騰法，哪需要什麼學術委員？應該成立一個道德委員會吧，不反核的都是道德的敵人，不愛台灣的台奸。

雖然我情感上希望以私害公，別讓林義雄死掉，但要是他願意接受公投結果，那我這一票肯定要投給支持核四。不為別的，只因為實在看不慣政治操弄，看不慣愚眛荒唐，更看不慣多壓少，強欺弱，看不慣動輒扣什麼愛不愛台灣的齷齪大帽子，看不慣蠢血沸騰。

再說，就算要停止運轉也是該考慮提前讓老舊的核一二三廠除役，而不是停核四。就算非核是個目標，難道不能逐漸朝目標前進？而一定要因為某種政治動機而突然大動作廢廠。我敢說，今天要是民進黨執政，任何議題都不會是問題。

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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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人：日、德廢核結果…大量燒炭

聯合新聞網作者： 編譯任中原╱報導
聯合新聞網 – 2014年4月22日

據經濟學人雜誌報導，自從日本三年前發生福島核電廠災變之後，日本及德國相繼訂定「廢核」政策；但結果卻是兩國大量「燒炭」，增加燃煤電廠的發電量，使二氧化碳及其他化學物質排放量增加，不但使「溫室效應」惡化，加速氣候變遷，而且燃煤電廠的輻射排放量比核電廠更高。

經濟學人以「何其不幸，煤炭將成未來燃料」為題指出，由於煤炭既便宜，又容易取得、運輸及燃燒；而且蘊藏豐富，以現在的消費量計算可以供人類使用一○九年。而且煤炭大部分都蘊藏在政治穩定的地區，並有許多可靠的賣家供客戶選擇。

其他燃料大都受到國家及卡特爾的干預；但使用這種燃料的產業，包括取暖、發電及冶金，都相當有力，因而能壓低價格。這種燃料曾經帶動工業革命，現在又讓一些貧窮國家有了致富的機會。

經濟學人指出，燃煤的確優點多多，但只有一項小問題，就是太髒。開礦、運輸、貯存及燃燒時都會產生大量廢物。不但地下礦坑令勞工無法忍受，而且工作環境危險；即使是在地表就能開採的煤礦，也會造成土壤流失及耗盡水源。運輸更會帶來嚴重的環保問題。

燃煤消耗量增加，使二氧化碳排放量激增，造成地球暖化與氣候變遷，海洋變酸；燃煤也產生二氧化硫，使建築物疏鬆，且傷害肺部；另外還會釋放出多種有毒化學物質。燃煤電廠釋放出的輻射物，基至超過核電廠；這些微小卻致命的物質。以單位發電量計算，燃煤電廠造成的死亡人數超過核電廠，更超過燃油電廠。

但貧窮同樣要人命，而且經濟成長減緩會讓政治人物付出代價。過去廿年來在環保上的努力，只使全球煤業稍稍節制。儘管美國頁岩天然氣空前繁榮，但據能源資訊局預估到二○四○年時，全美百分之廿二的發電量仍來自燃煤（目前為百分之廿六）。

國際能源總署（ＩＥＡ）預估，如果各國不改變政策，到二○一七年全球燃煤的重要性將趕上石油。中國雖因為逐漸富裕，開始抑制燃煤用量，但如印度及非洲國家正彌補空缺。

另外美國的天然氣熱潮，也迫使煤礦業者對外尋找新市場，全球煤價因而重挫。目前德國燃煤電廠的平均發電成本只有天然氣電廠的一半。在這個最重視綠能的歐洲國家，燃煤卻大行其道，實屬矛盾；德國用骯髒卻便宜的褐煤所產生的電量達一六二○億度，是兩德統一以來的最高峰。

日本福島核災後，也轉用燃煤發電，政府四月十一日通過的新能源計畫更加重燃煤在長期電力供應上的地位。

(續)

一個國家或社會，就像一座森林，理應力求世俗與多元，什麼鳥都有，不同的鳥有他不同的叫聲；不奉經典，沒有聖旨，不講任何教條。

而相對地，一個宗教或教會卻理應相反，同質性理應很高，喊上帝喊聖母瑪莉亞便眾口一聲，而且具有一定的封閉性，因為教眾信奉同一部經典，同樣的神，神指示著某種價值，而價值之所以是價值必然是因為它具有某種無須議論的絕對性。

你沒法想像在一個基督教堂裏頭擺著一尊尊關公、媽祖的神像，然後每天神父或牧師主持會議，就像開學術研討會或立法院派系協商那樣，讓大家對於各種聖經議題進行爭論。宗教裏沒有這一套景象，因為它的價值是被神說定了，難道你要把神也請出來參加討論？

但你會發現，在台灣，社會與宗教卻整個倒過來。社會非常封閉而單一，不但不力求多元，反倒盡一切努力傷害少數異己，力求眾口一聲，若有人膽敢唱不一樣的歌，走不一樣的步伐，肯定要四面楚歌倒大霉的，而且各種社會資源或前途就業也會因歌聲的忠貞與單一性而具有一種高度選擇性。

社會不但不力求世俗，反倒充滿莊嚴神聖的一些冒牌絕對價值，例如幹它媽的什麼愛台灣以及台獨、本土意識等等這些東西。誰掌了權，誰成為多數一方，便把一己思維給神聖化、絕對化，不許有異聲，不許不敬，至於討論或思辯更不需要也不允許，你唯一能做而且必須做的(否則就會遭到來自社會本身或社會成員的各種或隱或現的懲罰)就是：服從。服從於特定意見，服從於特定偉人，服從於特定某個顏色的旗子之下。

至於宗教，特別是長老教會，卻缺乏宗教屬性，非常世俗，一會反對美麗島事件的暴民，一會暴民又說成烈士，一會擁核，一會反核，一下愛中華，一下愛台灣，一下統一下獨，實在不知道這些東西跟理應屬靈的宗教扯得上什麼關係？

長老教會不但比一般民間團體還世俗，而且就跟政治團體一樣，針對異已照樣打擊抹黑不手軟，例如過去強烈挺扁、把阿扁造成神，甚至還發起阿扁故居參訪活動，說是可以從中體會阿扁(宛如耶穌般)的精神，對於主張大膽西進、主張對陸開放的阿扁對手許信良則在其機關報上百般抹黑醜化。

有一回，我在台南民族長老教會門口甚至還看到教會懸掛一個大紅布條，上頭寫著令人觸目驚心的幾個大字:""神愛台灣人""。我一時還以為我是不是在做夢，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從來只聽說神愛世人，沒想到上帝來到台灣居然也染了顏色，掛了綠旗，只愛台灣人。其實我覺得他應該寫說: ""神愛綠色的台灣人""，因為顯然其它顏色長老教會的神是不愛的，甚且要對之發動攻擊的。

二十幾年前，常去義光教會。義光教會有個牧師送我一個畫有 ""焚而不毀"" 圖樣的十字架胸章，我總是把它別在醫師白袍上，幾年後就把它給扯了下來，不知丟哪去了，因為我已經看不出這教會送我這東西有什麼價值了。我的神跟他們的神顯然不是同一個。他們若是那光，我便是那黑暗，絕不會兜在一塊。

一個社會完全沒有任何理性思辨的空間，該世俗不世俗，該多元不多元，反倒單一而封閉，充滿各種讓你不敢不敬、更不允許有異聲的絕對政治教條；而一個宗教該屬靈不屬靈，反倒世俗得像個綠營宗教部，整天高舉各種政治議題的大旗，採取特定單一立場，敵視政治異己。

我不知道各位是怎麼練的，為何長年面對這樣一些顛倒錯亂卻似乎一點感覺也沒有。當然，我也一直努力在學習見怪不怪，學習適應大腦缺氧的環境，慢慢也沒啥感覺了。

我要能有辦法練到也能讓自己變成一個瓦斯爐，隨綠色旗子飄揚，讓人開開關關，沸騰個不停，我也不打算反對，也許當個爐子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