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也許人們會說,如果少年pi是一部你所謂的好電影,那麼,台灣社會的沸騰是不是就順理成章了? 當然不是. 這只會更讓我想吐而已. 畢竟藝術或文史哲這類東西是很小眾的,往往只會有一小撮人喜歡,它很難符合大眾口味.

想想,如果大眾個個對於一竟然等於一感到驚訝莫名,有可能嗎? 如果大眾個個看到高達或蘇古諾夫的電影看到感動佩服得想跪下來拜,有可能嗎? 如果大眾讀起羅素的數學原理,個個讀到廢寢忘食愛不釋手,有可能嗎? 如果大眾拿起維根斯坦宛如天書一般的哲學筆記閱讀,個個讀到連整個人生都完全轉了彎走向自毀,有可能嗎? 即便是音樂這樣一種比較有可能打動眾人之心的東西也很難大眾化,莫札特再流行也不可能贏過蔡依林或什麼she我覺得.

因此,如果有個好東西,不管是人還是物,如果他或它竟然會成為大眾吹捧的全民運動,那我真是會想吐,因為那只是在糟蹋這樣一些人事物.

如果你到過山林荒野,看到一些美麗的花,想想四周連個人影也沒有,但她卻依然綻放而如此美麗. 這時,來了一堆蠢血沸騰的愛國之士圍觀,硬是說這花好美啊,因為她曾經出國比賽得了百花獎,是台灣之光,於是你愛我愛他也愛,人人都說我愛你,個個寫情書訴說不得了的愛意,花啊花妳實在是美得冒泡啊.

面對這種沸騰場面,你會慶幸這花終於揚眉吐氣獲得世人的肯定呢? 還是覺得這場面實在真難看?

該兀自長在深山裏的,就讓它兀自長在深山裏,讓她的美無須去感動誰而獨自綻放. 世人大可把它遺忘或根本不曾記得也沒關係,因為那絲毫無損於其美麗,但也許會有這麼一些人卻始終忘不了她. 這些人,才是知音. 人數不用多也不可能多,就算一個也沒有其實也很正常, 山林裏那麼多美麗的花草,又有幾株曾進入世人的眼簾?

墨西哥那位蒙面俠 marcos說,二十年了,二十年的叢林歲月並不好過,但他對自己所選擇的革命活動並不後悔,除了一件事之外,他說,那就是如果時光可以倒流,那他寧願不曾進入世人的眼裏.

有位作家講述他所認識的維根斯坦,他說,維根斯坦終其一生都努力在避免公眾化. 用我的話簡單說就是避免成為一種流行. 王爾德也曾經這麼說: "成為流行是我從未經歷的一種羞辱." 但他也許沒想到當他死了之後卻流行得不得了.

我常想,還好沈從文沒有來得及領取諾貝爾獎,要不然時下的沈從文三個字恐怕會變成一種庸俗的商品. 我也常想,媽的還好維根斯坦的哲學對一般人來講宛如天書一般難懂,否則恐怕愛炫裝模作樣充滿虛榮的台灣社會不知道要冒出多少維根斯坦專家了.

高達初出茅廬,拍了 "斷了氣" 雖沒出國但仍然一舉得了大獎(因為他是法國人,得的獎是法國坎城影展),高達說,眾人的熱愛害他沮喪了許久而幾乎一整年完全失去創作的熱情. 高達說,他感覺自己血液裏有著一種跟所謂正面事物甚至跟自己也合不來的 "矛盾精神",似乎就連自己所創造的東西,一旦創造之後就想把它毀壞.

我頗能體會這樣一種似乎有點心理變態的 "矛盾精神",不管是在維根斯坦或齊克果的身上都有著這樣一種精神. 用我的話來說就是self revocation (自毀或自暴自棄),他們兩位的哲學幾乎可以用這個 "自暴自棄的精神" 來概括.

後來,高達又拍了許多片,一部比一部不賣座,甚至聽說 "槍兵" 只有十幾個人去看(該不會是這電影的所有工作人員吧?), 但高達卻對自己創下最少觀眾的 "金氏記錄" 很開心.

兩年前,也就是2011年, 從未有電影在美國上映的高達卻獲頒奧斯卡金像獎終身成就獎,高達不但不鳥這個獎,而且對此冷嘲熱諷說: "他們 (指奧斯卡評審委員) 看得懂我的電影?" 還說 "是不是要請阿諾史瓦辛格那個混蛋頒獎給我?" ("那個混蛋" 四個字我是加上的畫外音)

在我看來,美麗似乎永遠都是站在群眾的對立面.

奧斯卡外語片獎是有可信度的,但其最佳影片卻總是會頒給一些爛片,甚至爛到不可思議,彷彿這獎是在比爛而不是比好. 我以為少年pi夠爛了吧,不得獎豈有天理,沒想到奧斯卡委員會真不簡單,總是能挑出更爛的來.

一個影展要頒給誰,旁人理應只須關心所頒對象是否足夠優秀,但台灣人好像嚴重缺乏什麼自信似的,似乎只要 "出國比賽" 獲獎便是台灣之光,而且非常愛國(台灣國),愛到連金馬獎頒給大陸和香港的電影都能因此被綠色政治人物們給扣上不愛台灣的帽子,要求乾脆往後停辦金馬獎,彷彿一個影展只能頒給自己人,否則便是其心可誅.

在這類人士眼裏,就連藝術這種東西都是要看血統看黨派顏色的. 一般人其實也不遑多讓,似乎對自己非常缺乏信心,因此極需要各種獎項來自我肯定,而且最好是 "出國比賽" 得到的獎會更激勵人心. 少年pi以及前陣子那部我不敢指名批評的大爛片便是一例,搞得電影不像電影,彷彿什麼民族主義運動似的,非常莫名其妙.

一個影展頒獎,旁人理應是關心好片是否得獎,而不是關心 "我們自己人的電影" 有沒有得獎;藝術跟自己不自己人一點關係都沒有,更不用說搞成一種總是充滿政治正確的一窩蜂運動. 俗不可耐,莫此為甚.

記得大約2004或2003年的聖誕節前夕,因為法國南特影展的關係,繁華熱鬧的某個法國街頭四處懸掛張貼 "向杜篤之致敬" 的紅布條或海報,有一幅上面寫著: "我們的英雄--杜篤之." 這讓我相信,這些法國人的確喜歡電影藝術,而不是出於某種意識形態或黨國旗幟或什麼鄉土之愛去推崇.

其實,依照 "台灣之光" 的檢驗理論,杜篤之應該也是台灣之光,而且在無數的國際影人心目中,地位非常高,跟神差不多了,但我敢說,向來吸食台灣低能媒體奶嘴長大的台灣人,大概沒幾個聽過杜篤之. 台灣人不是真的熱愛電影或關心電影藝術,他只是依照媒體的指揮起舞,關心媒體所要他關心的某種屬於政治正確的結論,並且痛恨那些與此結論不合的人事物.

從李遠哲到我根本不想認識卻如雷貫耳的王建民,一直到李安,都是如此,好多出國比賽得獎的台灣之光,個個都是政治正確,都是什麼台灣人的驕傲.

愛國人士們若真要論愛國,套句愛台灣人士的慣用語,李遠哲得獎時簡直就是台奸,因為他是美國籍,記錄上顯示美國人得獎而不是台灣人得獎. 但是,非常缺乏自信的台灣人,不管三七二十五,一概都是台灣之光.

當時有國外媒體問李遠哲說,台灣人把你當成台灣的榮耀,說你是台灣人,不知你怎麼想? 李遠哲說: 我能理解他們為什麼說我是台灣人. 這話的意思是說自己並不覺得自己是台灣人,但能 "理解" 別人為什麼說我是.

我對這樣的回答感覺很ok,但若依照時下的愛台灣標準,這種心態簡直就是台奸,應該滾出神聖的台灣才對.

幾年前曾寫過一篇文章在蘋果,說我有一年重返英國,在劍橋圖書館找資料. 劍橋圖書館的影印室很小一間,三個人就嫌擠,若要影印得排隊. 排在我後面的就是舉世聞名(因為連我都聽過)且相當受人尊敬的經濟學家 amartya sen,他當時是劍橋三一學院的院長,也得過諾貝爾獎.

因為我專程一趟路回來劍橋找資料,需要影印的東西很多,所以,排在我後面的那個人只好慢慢等了. sen等得很焦急,三番兩次跑進影印室來探頭,看我印好了沒;當時另一台影印機故障,還有一台也有人用,他除了繼續等,又能如何? 我本來想問他要不要去另外一個影印室,後來想想算了,他又不是剛來的新同學,不會不知道哪裡還有可以影印的地方.

在台灣大概不是這樣,光是在醫院若是院長來了,你若不先讓他印,恐怕馬上會得罪人. 再說,台灣人喜歡擺架子,影印這種雜事大概也不會自己跑來圖書館排隊跟大家一起等著印.

今天要是像sen這樣一種成就的人若在台灣,何止台灣之光,豈不是要成了台灣之王或台灣之神? 一舉一動豈不是整天要報導個不停?!

在我看來,一個社會的文化水平大約從這裏就可以看得出來. 一個心靈比較健康的社會不會這麼自卑(人其實也一樣),不會動不動就是一窩蜂,動不動就是什麼之光,好像一直需要別人的肯定才有臉活下去似的,一點雞毛蒜皮大的事也能渲染得好像什麼世界大事,老是說什麼 "全世界都在看",其實根本沒有人鳥你,別人又不是阿西,誰會關心你這麼一點小事?

在西方,就算你得了宇宙無所不能第一名大獎,你的鄰居恐怕也不會因此多看你一眼,因為這畢竟是無關緊要的小事,絲毫不值得眾人矚目.

你喜歡矚目是你家的事,它不該形成一種全民運動,不該變成一種什麼之光. 不管出國比賽得什麼獎,對你是光,對我卻很可能什麼也不是,你的光和我的光理應長得完全不一樣,所以根本就不應該有什麼台灣之光這種怪物.

在法國,"向杜篤之致敬" 的影展活動也只是寫著: "我們的英雄--杜篤之",而不會寫著 "法國人的英雄--杜篤之". 當然他們更不會說高達或楚浮是法國之光,他們出國比賽就算得了一百個超宇宙影展無所不能第一名大獎,法國社會也不會因此沸騰.

一個社會如此,一個人也一樣,動不動就一窩蜂,動不動就蠢血沸騰的人,其心靈與大腦水平,恐怕很難令人恭維. 這其實倒也無所謂,畢竟這也是他們的自由,重點是: 不要強迫別人跟你一樣水平,不要強迫別人也要跟你一樣蠢血沸騰. 要沸騰,你自己去沸騰就好了,別壓迫別人的心靈與智商非得跟你一樣不可.

以下是今天有人又一次聲淚俱下的朗讀內容，是莫言「蛙」的序言內容。

啟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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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的中國文學界，你如果不觸及社會敏感問題，會有人罵你「附炎趨勢」、「被官方包養」，如果寫了敏感問題，又會被這些人罵為「向西方獻媚」。有段時間，我確曾小心翼翼，生怕招來這些永遠正確的好漢們的鞭撻，但近來漸漸明白，我即便一個字不寫，他們也不會放過我，因為我的文學觸到了他們的痛處，因此我也就成了他們的敵人。

把那些視我為敵的人甩到身後，快步前進，走自己的路。在良心的指引下，選擇能激發我創作靈感的素材；在我的小說美學的指導下，決定我小說的形式；在一種強烈的自我剖析的意識引導下，在揭示人物內心的同時也將自己的內心袒露給讀者。

想到這個翻雲覆雨無恥下流到爆的 x 渣黨,真是讓人很厭惡.

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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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四爭議 尹啟銘開砲：蘇貞昌應賠448億

作者： 記者姜兆宇╱台北報導 | 聯合新聞網 – 2013年2月22日

經建會前主委尹啟銘昨天在個人部落格上開砲，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擔任行政院長時，通過追加四百四十八億元核四預算；如今蘇貞昌要求「停建核四」前，應該把這筆錢賠出來。

尹啟銘昨天受訪時表示，二○○六年民進黨執政時，蘇貞昌擔任行政院長，既延長核四工期，又修正投資預算，追加近四百四十八億元，「蘇主席現在有何立場，要求停建核四、核四追加預算案不應該通過？」

尹啟銘還說，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擔任行政院副院長任內，也曾赴台電要求核四「如質（品質）、如期」完成；現在換了位子，就換想法。

他說，民進黨執政時，於民國九十一年將「非核家園」的目標列入環境基本法第廿三條：「政府應訂定計畫，逐步達成非核家園目標」；但直到九十七年民進黨政府下台，超過五年的時間，都沒有提出減核計畫。

他指出，民進黨要求停建核四前，應該拿出可行的替代計畫，分析未來停建後用電的供給與需求、電價、二氧化碳減量；但民進黨只有「非核家園」的模糊概念，根本沒有具體論述，豈不是「讓老百姓矇著眼睛走到懸崖？」

説到沈從文，我兩個月前在他鳳凰老家跟他同一條街上的鄰居攀談，我問他從小就知道街坊鄰居就住著這麼一個人嗎？那人說不知道，直到這幾年才聽說。他還說，連外交部也不知道；於是跟我說了一個他聽來的故事，說到當年1988年，諾貝爾獎委員會準備把獎頒給沈從文，但不確定沈從文是否還活著，因為依規定只能頒給活人。於是打電話去中國外交部打聽。外交部回應說，""誰是沈從文？我們沒聽說過。""

回到台灣後，我在維基百科上查到這段典故。一些資料還說，後來諾貝爾獎委員馬悅然在委員會裏力爭，要求為沈從文破個例，因為沈才剛過世幾個月。但委員會堅持維繫不頒給死人的傳統，馬悅然淚灑會場，拂袖而去。

按理說，諾貝爾獎準備頒給誰等等這些內部狀況是不能對外透露的，但很多年之後，消息還是透露了。馬悅然說，為了表示對沈從文的尊敬，他要把這些內幕說出來。後來有其他委員也間接證實了這個傳聞：沈從文若再多活個幾個月，那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就是他。

許多人感到可惜，但我倒寧願他沒有得獎。事實上，沈從文還活著時也曾知道自己是得獎的熱門候選人，但他並無欣喜，反倒說槍打出頭鳥，說要夾著尾巴做人。至於說到自己封筆幾十年的那些文章，更是自貶。

沈從文1988過世後，張兆和活到了2003年，死後骨灰就跟沈一起合葬在那塊大石頭底下。石頭正方寫著沈的一段話：""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理解人""；石頭背後題著張兆和姐姐張充和的字：""不折不從，星斗其文；亦慈亦讓，赤子其人。"" 後面四個字連起來就是 ""從文讓人""。若硬要解詩，把這四個字做通俗解，約略就是：順從美，在生命前退讓。

這兩件事在我看來很重要。很多人是不管美醜的，只順著顏色或利害；旗子對了，便是自己人，否則就是敵，殺敵全然不擇手段。至於讓人就更罕見了，姦人侵人倒是很平常；張牙舞爪，指指點點，對 ""人"" 毫無尊重。

家人買了一些莫言的書，我本來很有興致，但經隨手翻閱或是家人轉述或讀後感想，忽然就怕起來了，於是決定延後上映，先看一些卡通片，以後再來看藝術片。一般是沈從文的書才會讓我害怕，有些東西就像藥物或毒品一樣，起的是化學專一性反應，你一旦吃了，它馬上就會發揮它該有的作用，你無從選擇是要治頭還是治腳。

莫言當然是沒有沈從文的殺傷力來得大，但由許多他的訪談內容或他對事物的看法或其作品所遭受的對待，就可以知道他無疑是個真正聰明而誠實善良的人，無怪乎他要叫莫言，我看他最好不要講太多話，講真話總要惹麻煩的。

比如豐乳肥臀，這書據有人看完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轉述內容，並聲淚俱下地描述莫言因此書所受的遭遇，讓我也不禁莫言，我是說讓我聽了半晌說不出話來。這書讓偉大的暴民們指為淫穢之作，並多次讓莫言和其出版社遭受打壓，甚至逼迫其寫悔過書、批鬥自己的作品。而我相信就是因為莫言指出了人性，特別是男性的一種劣根性才遭到如此對待，因為喊打喊殺的正義之士都以男性居多。

(又續)

雷震是胡適好友,但雷震站在反對一方,胡適卻為蔣介石所重用. 雷震企圖組黨,並因 ""自由中國"" 雜誌言論得罪當道,這兩件事胡適都曾參與,但雷震被蔣介石逮捕判以十年重刑,當時位高權重的胡適卻連去牢裏看他也不曾看過一回,更不用說聲援.

很多人罵胡適,說他這樣那樣,但李敖卻推崇胡適的不探監不聲援. 我若是雷震,我會感念能有知己如胡適者;相反地,要是有人打算把我塑造成什麼似的來聲援,這種難以相知的朋友還是離我遠一點比較好.

認識的人多到數不清,數以千計萬計,但把我當 ""人"" 看的朋友還真少. 相較之下,純粹把我當人看的吾家小犬阿憨,我跟牠的友情之深刻相知,恐怕要遠勝一般所謂朋友的認識與理解.

德希達曾感嘆,那些熟讀其著作的人對他的理解,很可能完全比不上一個僅僅聽過他片語隻字的陌生人.

我在湖南買了一本莫言的書,開頭就看到這段序言,很感動.

這也許是為什麼我始終無法真正喜歡那些張牙舞爪或呼風喚雨的所謂英雄豪傑或聖君賢士的原因,卻仰慕那些如許平常但實際上並不平常的平常人.

有個法國或哪一國的歷史學家我忘了是誰了,只記得他被槍斃,跟他一起槍斃的還有好多人,站在旁邊的是一位少年,面對死亡很害怕. 那歷史學家就安慰他說不要怕,子彈打來不會痛的.

這故事或舉動也許沒什麼,但在我感覺,這樣一種如許平常的安慰卻很動人,很有力量.

看到這序言,想到歌德在群眾中,跟眾人一樣畢恭畢敬站立一旁的一幕,心裏有說不出的感動.

當然,想到一些張牙舞爪的主流人士,比如愛xx那類人,他們都已經是大家不敢不敬的王了,面對跟我一樣害怕他們怕到都快嚇死了的對手或弱者卻張揚跋扈氣燄囂張,然後卻自以為英雄,而且也被其同類視為英雄. 想到這些人,我心裏有說不出的厭惡和輕視.

教宗反共反同性戀反離婚反講話大小聲反很多東西,樹敵無數,很多人等著看他出洋相,沒洋相恐怕都能挖個洞讓他跳.

教會講宗教,但教會運作卻純粹是政治,任何宗教組織都一樣,沒有任何神聖性可言. 但政治並不必然意味著卑鄙,政治只意味著世俗.

教宗之前是個神學學者,長達將近三十年的學術生涯,據說本來思想還算自由派,1968年起了轉變. 那一年,法國學潮,也許帶動當時很多年輕人張牙舞爪講話大小聲,對人事物少了一點尊重,加上當時各種反叛言行,教宗就慢慢變成現在的教宗,強調舊傳統舊思維,強調基本教義.

教宗在我看來比較像個學者,像個政治人物,感覺不到多少宗教味,意見很多,精神很少. 這倒也無妨,反正古往今來也沒見過幾個有宗教味的宗教人士. 在監牢在妓院黑街暗巷,也許宗教味還要多一些.

意見多精神少無所謂,問題卻出在教宗或宗教人士們似乎常以為自己代言了神便自動把自己跟神畫等號,把意見當成一種真理,而且就如教宗常常喜歡強調的 "絕對真理". 他的名言之一是: 當代世界最大的亂源就在於人們不再相信絕對真理,反而擁抱相對主義.

這話倒是有幾分道理,當人們什麼也不信,當一切都只具相對價值,當永恆不再是當下,當永恆也只不過是把保存期限拉長一些的若干個有限的明天,世界便成為一種地獄.

同樣做為一個絕對主義者,我的絕對主義的有效管轄範圍卻不出方寸之間,只適用一個 "我" 字. 我蓋了一座廟,這廟只有一個信徒;任何教義出了這廟之外便無意義;它既不收門徒,也不求發揚光大,要是有粉絲追隨,那只是讓人想吐而已. 絕對真理既然要絕對,就該絕對到萎縮成世界邊境上一個不具任何現實意義的 "我" 字上.

這 "我" 跟我這個我當然一點都不相干了,要是你想給它一個名字,那就是 solipsism.

維根斯坦說,這世界有兩個頭,一個頭是上帝,一個頭就是這個萎縮到世界邊緣幾乎快要跌出世界之外的 "我". 兩個頭其實就是一個頭,"我" 站在世界之外,腳底下就是這個世界.

我若寫一本書,書名叫 "我所看到的世界",書中寫盡世上萬事萬物,卻有一物無可言說,無法記入,那便是這書的作者--我. 這我連觀望都不可得,何況言說,因為他便是 "觀望" 本身. 從這個 "我" 和從那一個血肉之軀的 "我" 所看到的世界會很不一樣.

媽的,後面這個既可憐又辛苦的我終於下班了,又熬過痛苦不堪日覆一日的一天.

這次終於是真的了,不過太小粒了,希望下次來大顆的,而且要瞄準一點. 不妨瞄準美國好了.

http://newtalk.tw/news/2013/02/15/33666.html

我講什麼,請大家不用那麼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