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
(1)
Chomsky在其本行語言學以外的種種想法中,有一個經常出現的重要主題就是他對於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批判,他認為,高等教育不但不具教育功能,反倒是一種馴化工具,讓所謂學者變得很乖很蠢. 正如Chomsky一生最仰慕的羅素所說: "我們本來只是無知,接受教育後卻變成愚蠢."
更好笑的是,有些蠢蛋還以為自己很行很聰明呢. 用我的話來說就是: 教育或高等教育教你一套所謂合法的說話方式,可當你enjoy某種說話方式的時候,你也就忘了你本來是要說什麼。"怎麼說" 畢竟是重要的,因為它事實上決定了你終究能 "說什麼".
(2)
你覺得不重要的東西,對我來說很重要,因此你可別叫我應該跟你一樣有著這樣那樣的各種 "正確" 反應; 你的正確反應對我來說很可能是錯誤的醜陋的,因為我們賦予事物不同的重要性. 或者用梭羅的話來說: "若有人沒有與大夥併肩齊步走,那是因為他聽到不一樣的鼓聲." 這時候,可別以為他踏錯腳步或表錯情.
(3)
前些天,鳳凰衛視轉播一個亞洲電影節,頒發最佳影片獎給 "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導演上台領獎時說,"現在電影科技很發達,但電影的本質卻始終不變,依然是有關情緒,但科技卻做不到這一點."
依我看,不光是電影,凡是一切跟 "怎麼說" 有關的表達形式或生活方式都一樣,終究我們還是得回到故事本身回到作者的個性身上.因此,貶低作品中的情緒成份,事實上也等於貶低了作者這個人及其作品的一切.當然,這裏所講的情緒並不是一般用來罵人或損人或表達不以為然的所謂情緒.
我一直不敢推薦別人去看 "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 這部我大概可以看上一百遍都不會看膩的電影,因為我知道一般人肯定會覺得很無聊,安靜沉靜平靜寂靜肅靜,催眠指數非常高. 但是,這樣一個導演卻歌頌情緒的根本價值. 如果你對此覺得很奇怪,那只是因為你的所謂 "情緒" 恐怕只是指的一種隱隱帶有負面貶意的詞.
波米叔叔電影中有一幕,似乎無關緊要,卻讓我很感動,衝擊很深. 即將不久於人世的老公問老婆的鬼魂說: 死後是什麼樣的狀況? 老婆欲語還休.
在我看來,這電影當然一點也不沉悶,而且充滿高度情緒. 事實上,我實在無法忍受那些的確不帶情緒的任何一種表達方式;即便他使用了許多情緒用詞例如刻意耍流氓講幹啦78啦也沒用,沒情緒就是沒情緒. 高潮或許可以裝,但情緒卻裝不出來,更不可能隱藏,它其實就是一個人的靈魂的臉龐.
跟作曲寫小說拍電影一樣,我不相信學術或知識的創造工作有可能不帶情緒地完成. 這或許就是好學者跟爛學者的一個根本差別. 問題是你有沒有能力看出高下鑑定良莠.
維根斯坦也是個情緒愛好者. 他對於 "意義" 這東西的重要想法之一,可以用他在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中的一段話來表達,他說: "有感情地唸一首詩跟照本宣科是不一樣的,彷彿這句子因此有著不同的鈴聲". 用我的話來說就是: 正是作者的情感和態度,賦予那些本身缺乏任何意義的東西有了生命,使死符號活了過來.
即便是對於一加一等於二我都充滿高度情緒,更不用說那些人渣所幹下的罄竹難書的罪行. 若有人能不帶情緒地講述或面對這些事,那我還真服了他.
(4)你不需要或沒感覺,並不是因為某個東西本身不具存在價值,而只是因為你根本不需要這東西,問題是別人需要.
我是1986年台灣史上反對戒嚴的第一次示威活動中的唯一一個學生;戒嚴跟我的個人生命史濃得化不開,為之承受種種可悲的痛苦. 反戒嚴這段歷史早已被漂白被拿來做另一種政治利用,因此,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常在電視上看到民進唬爛黨的各種廣告在播放著當年的示威照片或影片,幾乎都會照到我舉著那張布條. 那布條之所以特別搶眼是因為布條上面寫著在當時恐怕要砍頭的幾個字: "反戒嚴 抗蔣家". 在戒嚴令底下,糾眾示威是唯一死刑罪;更不用說抗蔣家了,那就等於是反抗皇帝一樣.
在當時,戒嚴令是根本不可挑戰的,當時的國民黨老是洋洋得意地說民意百分之九十幾將近一百都支持戒嚴,說戒嚴是在保護好人,防止壞人破壞社會云云.
台灣的學生或老師教授一直都是最保守最沒有批判思考能力的,一直到現在都還是一樣是最為擁護主流的一群人. 也因此,學生普遍都會覆述或乾脆複製主流思維,主流說戒嚴好棒,他就說好棒好棒,主流說,蔣公好偉大,他就說好偉大好偉大. 就好像現在的學生也一樣,只是台詞換了. 主流說愛台灣,他就說愛台灣愛台灣,主流說顧主權,他就顧主權顧主權,簡直就跟鸚鵡沒兩樣.
當時的學生或老師,就像事先約定好了似的,老是對我說著一模一樣的質疑,比方說:戒嚴有什麼不好? 我哪裡沒有言論自由了? 我愛講什麼就講什麼,戒嚴礙著了我什麼?
我都會跟他們說: 那是因為你腦袋裏想的東西是國家要你想的,你講的話是國家所歡迎的,你當然有自由啊. 問題是,當我想得跟你們不一樣時,我卻沒有自由可言;甚至連蔣介石蔣經國死了,人們連不想悲傷的情緒自由都沒有,每個人互相見了面要裝出一副如喪考妣的表情或哽咽聲.
但他們還是會說: 可是你想擁有自由的那些思想和言論是有害社會的. 我會說: 是否有害社會並不是多數人說了算,若是什麼都要以多數決來論是非,那麼我們現在恐怕還停留在留辮子的階段,看到皇帝就得趕緊下跪.
他們有的還會很具體地說: 好吧,你可以有言論自由,但你不能把有害言論化為行動,比方說你不能組黨,否則社會將大亂. 我說,一種政治主張若只能紙上談兵,那就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
有的老師還會以一種暗示我個人有問題的口氣對大家說: 我不明白,為什麼一個大學生會去關心什麼組黨這樣的問題? 意思是我一定背景不單純,可能是共匪臥底的,可能是藉此可以獲得什麼利益,要不就是我精神和人格異常,甚至還有老師及學生繪聲繪影地說我跟其他黨外人士一起開私娼館,所以故意要擾亂社會.
講這些往事是做為一種例子,這例子是要說: 做為多數一方,通常無能或根本不願去想像跟自己不一樣的少數人事物. 人們似乎總是以為少數便是異類,而異類就等於敗類. 即便不是敗類,人們也不會把你或你的所作所為看成是什麼高尚的人事物.
一個問題其實就等於是一種病,一堆問題就像一種症候群,如果一個病或一個症候群就像個幽靈一樣一直籠罩著大地,那它背後肯定是有著一些深層的病理結構或致病機轉. 我對它的理解千言萬語說不完,不過說來說去不外就是 "理解與想像";理解那些可以理解的,即便它乍看之下很怪,想像那些可以想像的,即便它乍聽之下很難想像.
說完病理很簡單,至於處方,我沒什麼好藥,只覺得 "願意" 二字很重要. 就跟神父主持婚禮的問話一樣,'妳願意嫁給這個混蛋嗎?" "你願意娶這個肖婆嗎?" 只要你願意去理解與想像,你或許就能找到屬於你自己的解藥或處方,讓你看到一些其實就近在眼前但你卻一直看不到的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陳真
發佈日期: 2011.06.10
發佈時間:
上午 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