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真
發佈日期: 2009.08.02
發佈時間:
下午 6:36
底下是最近寫的幾封信,收件人姓名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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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您的學長, 自認是個很粗鄙的人, 我從不罵人髒話, 但寫起文章粗話連篇. 不過, 一個人可以粗鄙但不要卑鄙; 鄉下人一般都很粗鄙, 但鄉下人若稍微有點過失對不起人, 心裏便掛念不斷, 他們雖然粗鄙, 但對於美感道德感卻一點也不粗更不鄙.
相反地, 台灣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他可能外在言行優雅, 但卻行為卑鄙污穢. 我並不是指任何人或任何特定團體, 但至少在比方說你們這個事件或運動上, 我看到的卻充滿大量卑鄙作風, 而這些匿名行事者, 我相信應該都受過高等教育或本身就是醫學生或醫生; 我更相信在陽光底下人們看不出他們竟然在匿名時言行就變了個樣. 也就是說, 人前人後檯面上下表現不一樣.
既然是匿名, 當然就不知道對方是誰, 比方說我甚至還看到有人匿名說黃達夫院長是為了賺錢所以為波蘭醫師講話, 或猜測說他的小孩可能就是在波蘭唸書等等. 我們無法知道這些大量散佈的匿名言論背後是哪些人, 事實上也不需要去追查, 因為這樣一種現象到處瀰漫, 瀰漫到連我這樣一個向來刻意迴避網路世界的人都會反覆收到一些相關留言或訊息, 而這一切訊息沒有一個是具名可查的, 全是不負責任的發言.
你們的團體若自信自己所屬成員或所屬成員的親友同學絕對不會幹這樣一些事, 光是喊冤並不夠, 喊冤之外更應積極表態, 表示你們對這些行為的厭惡與唾棄, 並且更重要的是要為此公開道歉, 這樣還不夠, 你們還應該對所造成的傷害一一去向當事
人致歉並尋求原諒及彌補, 而不是說什麼你們有寫信叫誰刪除 (但什麼也沒刪不是嗎?), 或甚至說什麼你們與此無關. 怎麼會無關? 一個運動或事件, 如果你們是主其事者, 所有後果你們當然都得概括承受.
再說, 如果你們都能大張旗鼓舉辦反污名化的會議, 有什麼理由當自己必須負起這樣的污名化責任時卻反倒推說與你們無關? 一個人如果他真正反污名化, 當他遇到這樣一種情境, 他理應挺身而出, 而不是嘴巴講得激昂慷慨, 行為上卻缺乏實踐, 更不應該自己就是污名化事件之主其事者, 卻推說這跟你們無關. 若跟你們無關, 那跟誰有關?
我們幾個好朋友, 每個月都固定會在台北舉辦一次針對戰爭與人權的靜站活動, 有時去AIT, 有時去以色列駐台機構等等,所有活動都會挑一個人當負責人或連絡人, 如果出了什麼事, 他就必須代表大家負起責任.
比方說, 我們的活動向來拒絕提出申請, 但我們跟警方說, 你們如果打算依法行事把我們移送法辦, 我們將毫無怨言, 但我們還是不會提出申請, 如果在活動中引起衝突, 有人受了傷, 我們也絕對不會說這個衝突與我們無關, 我們絕不會說衝突者不是本組
織的成員. 整個活動既然是我們所主辦, 我們當然就有道德義務與責任為該活動的一切言行負起完全的責任.
甘地從事不合作運動當然不使用暴力, 但有幾次, 因為不同教派內鬥, 場面失控, 有人使用暴力甚至還打死人, 甘地並沒有像台灣政客那樣說: 這麼龐大的一個運動, 衝突在所難免. 甘地反倒要求整個運動暫停, 他說 "我們顯然還沒準備好". 但群眾不聽, 甘地於是絕食, 一直到快死了時, 群眾才終於警覺到事態嚴重, 整個印度各地暴力內鬥情況才完全停止.
更重要的是: 甘地說, 他並不是要以絕食來要要脅群眾放棄暴力, 絕食是他自己的一種自我反省及悔過, 因為這一切暴力他都難辭其咎.
我們大概很難像甘地那樣做那麼一些很 "慘烈" 的懺悔或反省, 但是, 倒也不應該總是跟政客學, 學一些推諉責任或睜眼說瞎話的本事, 或是學一些滿口漂亮話, 但實際行為上卻令人難以恭維.
事實上, 我總覺得你們跟黃院長所談的根本是兩回事, 你們一直要強調波蘭醫師有多爛, 但問題的重點是: 不管你從事什麼樣的主張或目標, 不管它多麼言之成理或多麼冠冕堂皇, 重要的不是你的訴求, 而是你行使訴求的手段. 唯有良善的手段才會導向良善的目標.
在進入兩千年時, 英國一些機構各自舉辦了幾次大型民調, 選出過去一千年來人們心中覺得最偉大的人, 結果甘地總是名列一二. 一個對抗大英帝國的人, 百年之後卻被帝國子民所深深懷念, 並不是因為甘地成功了(事實上他的不合作運動嚴格說來並沒有成功),而是因為甘地非暴力抗爭所懷抱的良善贏得世人的心.
甘地有句話我常引用, 他對同志們說, 我們不需要急, 因為 "只要我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我們遲早會到達目的地. "
另外外界一般知道的是陳真, 很少人聽過陳興正. 陳真並不是我的筆名, 而是另一個真名. 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跟國父一樣會有兩個名字, 我打算找個很有空的時間, 改變所有文件, 向戶政事務所正名為陳真, 但在正名之前要喊我陳真或陳興正都行. 我自己是比較習慣陳真, 因為當别人喊我陳興正時我一般都反應不過來那是在喊我, 除了國稅局之外, 那是很陌生很少人用的一個名字.
我沒什麼本事或德性與各位面對面談話, 我總覺得這只是浪費了別人的時間, 我沒有什麼特殊見解可與人分享, 也沒有做過什麼像樣的事可以提供經驗, 我頂多只能以一個一般人的心意, 講一些其實三歲小孩也該明白的道理. 我並不覺得這些道理很難, 但
也許維根斯坦說得很對, 他說, 有些東西就明明白白在我們眼前, 但或許因為它太簡單距離我們太近了, 於是最簡單的事反倒變得最難而讓人根本看不見.
維根斯坦還說, 理解一個東西最難的不在於智力的部份, 而在於意志, 有些東西如此簡單而明白, 而我們卻看不見它或無法理解它, 並不是因為我們智能上很笨, 而是因為我們意志上根本 "不願意" 去了解它.
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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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弟, 我有收到你的信, 謝謝. 你安心準備國考, 不用急著回信或看信, 拖上多久都無所謂, 很多問題畢竟由來已久而非一朝一夕.
我在立報一連寫了兩篇有關此事的文章, 另一篇下周一見報. 這兩篇文章本來都是要給蘋果, 但我後來臨時反悔, 決定給立報. 為什麼? 因為立報沒有什麼人看, 若是刊登在蘋果, 我大概能想見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不外就是抹黑攻擊謾罵騷擾等等這些. 我對台灣人的品性很沒有信心.
十二年前剛出國 (到英國)時, 聽一些留學生說有些英國小混混經常會在大街上叫亞洲人滾回自己的國家, 甚至會出手攻擊, 因為相關案例太多. 於是我就在抵達英國不到一個月內, 寫了一篇 "給英國人的公開信", 發起一個前後持續多年的運動, 叫做 CARD (Campaign Against Racial Discrimination), 事情鬧很大, 連英國國會議員都曾經來我宿舍按過門鈴, 找我溝通, 希望能解決問題.
這運動使我深深深深感受到兩國人民的品性差異之巨大, 西方人往往理性討論, 而且個個具名, 但台灣人卻不是, 幾乎沒有人公開發言會具名, 而且寫出來的都不是嚴謹的討論, 而是完全不負責任的各種任意發言, 其中大多更是人身攻擊, 攻擊我是因為我之批評英國種族歧視, 讓許多留學生覺得很沒面子, 因為台灣人向來喜歡把留學給美化浪漫化得像個童話故事似的, 我這麼一公開討論並批判英國社會由來已久的種族歧視問題, 西方人感謝我著眼於這樣一個社會議題, 但台灣人卻覺得我彷彿拆穿了他們的美麗童話, 於是對我進行各種完全不是事實的抹黑與攻擊.
而更讓我訝異的是. 這一連串卑劣作為的背後, 更有著台灣駐外單位的物力與人力的大力支持甚至是主導. 民進黨上台後, 情況更是惡化, 這樣一種抹黑異己的文化更是盛行.
這些往事都有案可查, 罪證俱在, 但我並不是要談那些細節, 而只是要說台灣人或華人的確有著這樣一種文化, 似乎很難把問題的焦點集中在 "事情" 本身, 而總是喜歡把箭頭指向 "人".
前幾天, 我收到一位醫師的來信, 態度很不屑, 說他看到我的那篇波蘭醫師掀波瀾的文章, 嘲諷說他根本看不懂我在寫什麼碗糕, 說我浪費了他的時間去閱讀這樣一篇不知所云的文章.
我回信給他說, 我那文章應該不會很難懂才對, 我就說, 假設我今天覺得台大某科部很懶散, 一堆閒人, 上班不像上班, 倒像在渡假, 但我不去檢討這問題本身, 反而跑去網路上匿名告訴大家說:
"大家看! 台大的什麼科部的那位醫師誰誰誰, 今天十點才看到他出現在院內, 而且啊, 他對病人多爛多凶你們知道嗎? 每次都亂開藥, 老是開同樣的藥, 不知道是不是跟藥商掛勾, 身為他的同事我真是很不屑, 還有啊, 他老婆也在醫院工作, 是藥劑部的, 整天在那邊修指甲, 聽說有個小孩準備要送去美國當小留學生, 養這些公務員真是浪費納稅人的錢. 這是事實, 請大家用力轉寄用力傳, 讓更多人知道台大的真相, 一同來維護台灣的醫療品質, 敬邀大家一起來當 "台灣醫療的真英雄".
我這些純粹都是學這一次的波蘭醫師事件之無數類似發言, 包括那句 "邀大家一起來當台灣醫療的真英雄". 匿名抹黑及侵犯隱私權者, 卻自認是醫療的真英雄!
當我如此表演給這位來信的醫師聽之後, 他沒再回信, 但我想他並不是聽懂了,因為他本來就懂, 他只是寫信來示威. 如果他硬要說他聽不懂, 那倒不如說他其實不是不懂, 而是不在乎.
一般來講, 若倒霉鬼不是自己時, 我們總是不在乎, 反正死是死道友不是死貧道.可是, 今天我若如法炮製把箭頭指向任何一個人, 我相信任誰都能聽懂為什麼做這樣一些事是卑鄙的.
你不能說什麼醫師名單不是祕密, 名單本身是中性的, 可當你把名單放在某個充滿鄙夷性質的 "意義範疇" 下來討論時, 這些就成為一種污名化的黑名單.
而且, 你也不能只關心是否合法, 合法的事很多都是不對的或不道德的. 比方說你去門診就醫, 遇到一個心不在焉的醫師和一個凶巴巴的護士在打情罵俏, 他們並無非法之舉, 但你覺得光是合法就夠了嗎? 更何況你們的作為是否真的合法還很難說.
我舉個例, 約十年前, 我看到英國某個學術網站上有個論壇, 有一位學者質疑另一位學者的學術能力, 但他的質疑卻無根據, 他並不是針對某個問題來討論, 而是在言語中顯露輕衊之意. 對方要求該網站應該把這樣一種帶有羞辱性質的留言給刪除, 網站回信說該言論與我們無關. 於是這位物理學者就一狀告到法院, 結果勝訴, 判決該網站應賠償巨款並公開道歉.
我再舉個例, 我在劍橋唸書時, 系上網站會把學生姓名及研究題目等資訊給貼出來, 但他們貼出之前都會一一詢問學生是否同意這麼做, 他們不會說 "啊你就是我們的學生啊, 這是一種事實啊, 為什麼我不能把事實給公告出來?"
當然很多學校或醫院可能都不必經過當事人同意就給貼出來, 這麼做很可能合法, 但合法的事卻不一定合理, 更不一定合乎道德, 至於是否合乎細膩的美感就更不用說了.
誰在哪個醫院工作雖是事實, 或是誰考了幾分雖是事實, 但當事人依然有權力決定這些事實該何時何地呈現以及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呈現.
比方說, 我知道跟我同一屆一同受訓的某位醫師, 專科醫師考試考了四次, 這是事實, 網路上或衛生單位資料庫也肯定都查得到. 如果今天我突然覺得大家要跟我一樣優秀才行, 唯有跟我一樣考第一次就過關的專科醫師才是真正有實力的醫師, 於是發起一個運動說以後應該規定考三次不過就必須重新受訓三年.
然後, 我不去講述我對於這個主張的道理, 反倒把箭頭指向一個個有名有姓的人, 公布他們考了多少次的各種事實, 或甚至呼籲大家盡量匿名爆料這類考三四次才過關的爛醫生在醫院的爛表現!
我若這麼做, 並且聲稱自己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台灣專科醫師醫療品質, 是為了愛, 為了公義, 不知道你聽了會做何感想?
況且, 在波蘭醫師這件事的無數毫無分寸的匿名發言, 恐怕才是重點. 比方說你在給黃院長的信件中引述了一段匿名留言, 自稱是個護士, 自稱曾經跟某位有名有姓的波蘭醫師在急診工作, 然後把他講得跟白癡沒兩樣.
當你看到這樣一種極度卑鄙的留言不但不生氣, 反倒還引用在信件裏頭給大家看,雖然在給黃院長的信件中, 你把被抹黑者的姓名給塗掉, 但問題是, 今天如果那個被抹黑的人就是你, 我若如此引用一個匿名者極盡荒唐的言論四處流傳, 即便我有時把你的名字給打上馬賽克, 你心裏做何感想?
難道你不會覺得很荒唐? 為什麼會有人這樣引用一種完全不知道來源完全無法判別真偽的資料來呈現一種觀點? 如果今天這樣一個黑資料只是一種可笑的科學證據, 別人頂多覺得你研究能力有問題, 怎麼會有人引用毫無根據的資料來說明一種觀點? 可是, 當它不光只是一種沒有根據的科學數據, 更是一個有名有姓的人的人格與能力時, 難道你不認為我們不光是要慎重, 而且事實上我們根本沒有任何權力這麼做.
假設今天我看某個醫生很爛, 對病人不好對老婆也不好, 我很不爽, 於是我就具名在網路上攻擊他爛得多麼離譜, 連panadol 都不知道是什麼, 有了老婆還整天和年輕護士眉來眼去.
我或許舉證歷歷, 或許我講的有些的確是事實, 但請問你會覺得我這樣做是應該的嗎? 即便我具名也不應該! 因為對方不是公眾人物, 他如何可能為自己的名譽辯護? 網路世界漫漫無止境, 他就算想辯護也根本無從辯護起不是嗎?
而且, 以台灣人之八卦性格, 一旦看到這種爆料, 馬上就會很興奮, 四處用力傳,你覺得這樣對當事人是公平的嗎?
我已盡我所能希望把一個很簡單的道理看能不能講得更簡單, 但我想, 這些道理根本一點也不難, 如果它顯得很難, 難到連一些醫界前輩都要來信罵人說他們看不懂我在寫什麼碗糕, 那肯定是因為這些覺得這道理很難懂的人事實上不是不懂, 而是不在乎.
任何制度總是不斷改變, 但是基本的做人的道理卻不太會變. 唯有當我們堅持後者, 那麼, 前者之改變才有可能往一種好的方向發展; 反之亦然, 當我們用不好的手段去做事時. 或許能圖得一時迅速的成果, 但你所埋下的惡果將會遠遠大於那樣一個成果.
我若是你, 若事情演變至此, 我會停止所有活動, 關閉所有留言, 或者做好應有的言論道德管控. 然後一個一個寫信或打電話或親自拜訪, 跟所有受害者道歉, 並且寫一封公開信向社會道歉, 同時也表示自己無法忍受那樣一些卑鄙的行為, 希望大家不要再做那樣的事.
等我做完這一切並取得對方的原諒之後, 我若真的覺得這事很重要, 我會花比方說半年的時間, 重新做好各種研究, 想辦法在道理上去說服人, 並且盡力取得那些在改革過程中權益受損的人的諒解; 或是盡量在不影響大局的情況下, 讓那些當初因為相信原有政策而到波蘭留學的人, 能夠依然維持政府當初對他們的承諾.
我講話不文雅, 很粗魯, 但我並無粗魯之惡意. 一個懷有惡意的人不會花時間講這麼一些理應不需要講的基本做人的道理.
我不敢說我所言句句真理, 我只能說我已盡力使自己不要犯錯--不管是行為上的錯或思想上的錯. 但不管我怎麼努力, 依然只是一種個人想法而不是什麼金科玉律或金言良語, 也因此, 它也只能僅供參考而無絲毫倚老賣老之意.
唯一可確定的是, 我確實非常厭惡那樣一些獵巫運動般的污名化行為以及它所蘊含的自大與偏見等心態.
祝考試順利, 平安.
學長
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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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人層次上,我不會懷疑你或你們一些同學的基本用心之良善,否則我也不會想多費唇舌了。但有句話說,「善意有時恰恰是通往地獄之路。」個人的良好動機,並不必然會導向一個善的結果,更不表示集體行動的良善。除了好的動機,我們還需要一點點理性能力,更需要一種良好的體會能力,體會那些一時很難訴諸語言的東西。
十幾年來,我常跟人講一個讓我很感動的經驗,但我不知道要怎麼讓人聽了感動,一般都是聽了一頭霧水,這有可能是因為我文學表達能力不好,也有可能是對方缺少一種文學上的理解力或想像力。
這故事是這樣,我曾在淡水馬偕工作兩三年。我就住在醫院後方山坡地上的一間民宅,跟一些大學生住一起。山腳下有家工廠,有時會從裏頭發出隆隆聲,就好像裏頭躲著一隻野獸似的。
有一天清晨,我值完班,準備回家拿點東西。大約是早上七點多吧。我沿著坡路低頭往前走,路很陡,所以我每一步都得出點力。走在我前方的是一對母子。可能是因為一大早精神還不是很清醒吧,她們也是低頭走路,一路無語。
一直走到那家工廠門口,媽媽走了進去,肯定是去上班;小孩則揹著書包依然往前走,兩人分手,依然無語。小孩走了幾步,突然往回跑,跑到媽媽面前。媽媽從口袋裏掏出一個五塊錢。小孩拿了錢,壓低帽子,擋著寒風,又繼續往前走。從頭到尾都沒有講話。
夏日清晨的空氣,卻帶點秋的氣息。我走在後面,目睹這無聲無言的一幕,心裏非常感動。我不知道什麼東西感動了我,總覺得就像沈從文說的:我彷彿瞬間理解了世上一切的道理。
今天,如果我們只是要談一種數學問題,那就簡單多了,我只要列出式子,證明給你看就能讓你信服;但今天我們在談的卻是一種不需多少智能,但卻需要很好的注意力與敏感度的東西時,表達上或理解上就困難許多了。
公私纏身,我平常都很忙,只能挖出一點點零零碎碎的睡眠時間或吃飯時間,寫點學術以外的東西。還好我一小時能寫上兩三千字。但就算我寫作速度多快,終究也很難全面性有系統性地說說我的想法,那恐怕得寫上好幾本書的量了。我只好東說一點西說一點,希望不會浪費你或你們的寶貴時間。
如果你覺得我講的這些東西,看兩行就覺得不值得看,我也不會介意。事實上也的確如此。這樣一些信並沒有什麼閱讀的價值,如果它值得一顧,那肯定不是因為文字本身,而是因為文字背後有個當真的人。
謝謝你傳一些「名人」例如九把刀等人支持你們的活動的文章給我看。我看了。你說這算不算污名化?當然算。
我常寫文章批評「菁英」,但你很難說我污名化菁英,因為菁英是一種概念,而不是一群人。我也常寫文章批評台灣醫界或醫生;醫生總該是一群人了吧?但你依然很難說我在污名化醫生。因為當我批評醫生時,依然是批評一種集體概念,而不是批評一群人,更不是批評「某些」人或甚至有名有姓的非公眾人物。
這是有著根本差別的。簡單說,當我批評「醫生」這個集體概念時,我總是有著特定的議題指涉,比方說我會批評說台灣的醫生普遍看病太草率,或是很少從頭查看病歷而只會不斷ditto,胃藥更是當做調味料在使用,毫無學理根據。或者批評台灣醫生普遍跟藥商走太近,大大小小的物質利益藉著巧立名目來輸送。
可是,今天如果我不是批評醫生某些作為,而是把醫生整個族群給說爛說臭,說得臭不可聞,彷彿只要是醫生就是人渣,只要是醫生就是混蛋,彷彿醫生這個行業根本就是有錢人子女才培養得起的齷齪職業。我若這麼說,那我就是在污名化醫生這個行業。
問題是,即便我傻到這麼做,醫生也不會覺得受傷害,因為醫生是高度強勢的一個族群,你很難傷害到他。就好像我們也能歧視英國人啊,但他們不會在乎,就好像我不會在乎一個小學生說我文筆不好一樣。
而且,強勢者一般能見度很高,你很難扭曲它的性質或意義,也就是說你很難把它污名化。就比方說要污名化黃達夫院長恐怕很難,但要把我污名化就太容易了,因為我不是名人,我的真實性無法被大眾所了解;隨便道聽途說一番,都難以招架,若有什麼委屈,想開記者會為自己澄清,也不會有記者感興趣,人們也無從判斷真偽。
不管是污名化或歧視,自然是出現在強對弱的一方。相對於台灣醫生及醫學生,波蘭那一小撮人自然是弱勢,只能任你們宰割。你看有位波蘭學生受訪者,宛如驚弓之鳥,似乎還蒙著臉,背對著鏡頭。並不是因為他心虛,而是因為他知道他若以真實身份面對你們時,他肯定會成為你們絲毫不留情的祭品。
相對地,你們這一邊卻大唱高調,甚至如你所說還當眾唸什麼醫師誓詞,在我看來這是一種非常不好的做秀行為,因為一種嚴肅的東西不該成為一種活動的表演項目。
總之,你們的種種言行十分高調。為什麼如此高調?因為你們是強勢的一方。強勢並不是因為你們很有理,而是因為你們人多勢眾很有力,而且為所欲為,要怎麼污名化對方就怎麼污名化對方,絲毫不客氣。
污名化的意思就是:「某某人事物,by definition,『就是』這麼爛,」重點在這個「就是」,簡單說這是一種本質論或血統論。這種污名化的手法跟民進黨長期汙名化大陸人或中國人沒兩樣,遇到SARS,就一定要說什麼「中國SARS」,一講到民進黨過去其實曾經高度肯定並主動推動的兩岸共同市場,就在報上大登廣告說我們的公園,我們的美麗社區,將被一群骯髒的中國人的尿給淹沒,然後配上一大張圖片,上面幾個中國人在街上小便,為的是要告訴大家:中國人本質上血統上「就是」這麼髒這麼爛。
這就好像布希主政下的反恐政策,把回教及回教徒給污名化成反恐份子,污名化為一種邪教,一種信奉暴力的宗教。於是,別說美國,英國在那幾年之間,光是包頭巾被揍的案例一年就有數千起。甚至還有一群青少年,就只因為社區雜貨店老闆是從巴基斯坦移民來的,信奉回教,於是光天化日下竟把他拖出來,當街活活打死。
這些人,不管是打人的或是被打的,殺人的或是被殺的,都是污名化的受害者。你知道以巴衝突吧?雙方的教育及媒體都努力把對方說成青面獠牙的魔鬼,簡單說就是:「『他們』這些人,『就是』這麼爛。」既然這麼爛,當然死有餘辜。
有一天,一個以色列女孩撥電話,不小心撥錯號碼,撥到巴勒斯坦去了,無意中聊了起來。結果發現,通話的雙方都有親友在彼此的戰鬥中喪失生命。掛斷電話時,他們互相祝福,相約日後再談。
那女孩挺感動,於是希望能成立一種專線,讓以巴雙方的人民能夠更了解彼此,他們將發現彼此有著許多共同點,並且各有優缺點,對方並不是惡魔。這就是「嗨,和平!」這個藉著提供熱線讓以巴雙方人民彼此溝通的一個著名社會運動的由來。
我寫過非常多文章,就是在談這樣一些事。比方說印巴之間的衝突,跟台灣非常類似,簡直如出一轍。政客們每天忙著抹黑敵人,製造敵人,他們最不想看到的一件事就是雙方的溝通,因為一旦溝通,你將發現所謂敵人所謂共匪,根本一點也不壞,友善親切得很,跟任何地區的人都沒啥兩樣。但政客們卻努力藉著污名化的手段來製造敵人,藉以獲得個人利益或政黨利益。
我不是說你們就是存心要這麼幹,我只是說你們的行為事實上跟政客的各種選舉造勢或平常的污名化言語並無兩樣;即便你們懷著好意,但污名化的事實卻依然存在。美國很多愛國人士,我相信他們也都是懷著好意,但他們的好意卻透過無數的偏見去執行與貫徹。
「概念上有這麼一些現象或有這麼一種可能性」跟「事實上他們就是這樣」基本上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態度。有一些回教徒,的確主張以暴力對付異己,這是事實,但只是很小的一種事實;而且這樣的一種事實隨處可見,同樣也發生在其他宗教。
比方說基督教類似的暴力鎮壓史,恐怕更是連篇累牘,豈是回教所能望其項背?而污名化卻是有意無意要把一種現象給冠到特定人事物頭上,變成是某些人「他們」的一種「特質」或「不良血統」。
就好像很多人講起愛滋病,馬上就從事道德聯想,認為他們一定性濫交或吸毒或行為不檢等等,例如呂秀蓮因此就公開說愛滋病是一種天譴。呂的說法就是一種污名化。這時候,你舉再多例子來證明愛滋病與吸毒或性濫交之間的關係也沒用,這樣一層關係原本只是一種中性的科學數據,但你已經對這樣一種數據抹上色彩,賦予價值判斷,而且是一種本質性的道德評價。
許多數據也指出,精神科醫師藥物濫用的比例比一般人高出數倍,難道你就要因此大張旗鼓地各地造勢說:「精神科醫師是一群嗑藥者」或甚至一群毒蟲?為了維護醫療品質,然後呼籲大家努力爆料,呼籲大家一起來當什麼「台灣醫療的真英雄」,然後公布精神科醫師的名單及就醫紀錄,看哪些人是否涉及藥物濫用。為了民眾的健康福祉,歡迎大家踴躍檢舉。然後舉出哪些名人也支持你們的作法等等,然後當眾對一群記者表演醫師誓詞之宣誓,證明你們多麼有愛心多麼有公義。你們的作為,基本上似乎就是這樣。
各種人事物都有著豐富無止盡的意涵,把這樣一種豐富性多樣性與複雜性給單一化、刻板化或甚至本質化,就是一種污名化。
我所屬的劍橋國王學院的前院長叫Bernard Williams,是一個維根斯坦的學者,哲學字典上都能找到名字的一個大師。他曾說過一個觀念我覺得挺有意思。他說,科學與人文有著不同的演化方向;科學知識不在乎意義深刻與否,它對世界的理解是往內聚的一種方向,企圖找到單一的原理,包含更大的共識基礎,但道德或人文對人事物的理解,卻是向外發散,朝著一種多元豐富而且追求意義深刻的方向發展。
很顯然,如果像音樂藝術或哲學這些「沒有用的」東西,能夠硬要找到什麼用處,大概就是它能豐富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它不是像科學那樣要指出「什麼」給你看,它或許只是讓你觀看世界的方式上昇到一種高度。「高度」本身是沒有用處的,它甚至不存在,它只是一種事物之間的關係,但是,藉著沒有用的「高度」,卻能讓你看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風景,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我有個小學最好的朋友之一,我每次都考第一名,但他每次幾乎都最後一名。他父母看他很痛苦,小學畢業後就把他送到美國。十幾年前我遇到他,知道他已經在大學任教,教英文系,而且後來還當了系主任。
這個好朋友,在台灣的成績爛到不行,但事實上他頭腦很靈活,像個鬼靈精似的。你不能說他在台灣成績不好就是什麼「又笨又混」「腦子不好血統欠佳」等等。
維根斯坦的老師之一叫Frege,是個邏輯學家。Frege哲學上有句名言:To understand a word is to understand a sentence。維根斯坦把它擴充為 To understand a sentence is to understand a language。後來甚至變成 To imagine a language is to imagine a form of life。這意思是說,你不可能了解一個東西,除非你了解這個東西所屬的範疇。或者換句話說,一個東西唯有在它所屬的世界才有可能被理解。
比方說你不可能了解A、B、C是什麼碗糕,除非你了解存在著「英文」這麼一個東西。我若拿一小塊木頭上面寫個「炮」問你這是什麼,你將一頭霧水。但我若說它會飛,而且還能翻山越嶺,那你就知道這東西是一個棋子。
重點是,一旦脫離了「棋盤」這個「世界」,它將什麼也不是,你說它會翻山越嶺,將沒有人知道你在說什麼。一塊小木頭怎麼翻山越嶺?就好像一個賽跑冠軍,一旦出了跑道就什麼也不是,他若以為整個世界就只是一個跑道,以為他是這個世界的王,那真的很可笑。但台灣的醫生或學生很多就是這樣,他只是曾經某次考試考高分,然後他不但一輩子記得這件事,甚至以為整個世界就是一種考試,因此他是世界的王。
西方有句俗話說:「當有人以為自己是根鐵錘,他放眼看世界便一切都是釘子了。」同樣地,賽跑冠軍便以為到處都是跑道了,但他其實應該明白,出了跑道,他便什麼冠軍也不是,他只是一個人;這世界並不是一條跑道,也不是一場考試。你跑再快也沒用,我跑得慢,但我會開車,你能跑比我快嗎?
你很會背很會考試也沒用,我或許不太會背,不太有辦法在短時間內作答,但我可能比你更有靈感,也可能比你更知道怎麼使用知識或創造知識。比方說我跑一百公尺不行,但若是要跑馬拉松,你就不一定是我的對手。
我要說的是,世界充滿無限的可能:世界不光只是一個跑道或一場考試。就好像地球上有海洋有森林有泥土一樣;你別笑我不會游泳,我是在天上飛的生物,我何必一定要會游泳呢?
我們理應去營造一種豐富的世界,讓各式各樣的生物都能愉快地生存。就跟種田一樣,不同的土壤不同的環境,便適合長出不同的植物。當一顆西瓜在沙質土壤裏長大了,他不該嘲笑葡萄種子怎麼長不大,是不是「又笨又混」「腦子不好血統欠佳」?葡萄長不出來是因為他本來就不是匍匐在地長在沙子裏。
一顆大西瓜看著自己的身材,哇,媽的,好大一顆,相當滿意,自我感覺非常良好。但他可別以為「大」就是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他不該以為大家都一定想追求「大」,他也不該以為「大不大」意味著好不好或優不優秀。蓮霧小小一顆,但他並不需要因此而感到自卑或遭到大西瓜的嘲笑。
這道理很簡單,連西瓜都懂,但台灣的醫生或醫學生卻很可能不懂;完全不知道天高地厚。這當然不能怪他們,畢竟台灣長期以來就是推崇單一價值單一標準;並且努力把原本豐富的世界給萎縮成某種特定環境,只讓大西瓜可以成長,其它各種水果一概乾枯而死。有些幸運一點的種子跑掉了,在海外豐沃的土壤成長了,大西瓜卻硬說唯有沙土才是世界,唯有「大」才是優秀的保證。
我記得剛要申請學校去英國研究哲學時,牛津哲學系無條件錄取了,直接就能唸碩士,但劍橋卻很麻煩,還得有一兩年的轉換課程,決定錄取與否之前還有個口試。我很緊張,花了幾個月準備,把羅素、Popper、Peter Singer、John Rawls等等一堆重要哲學家的基本想法給背得滾瓜爛熟,真是很蠢就是了。
沒想到考官卻問我一些根本不需要事先準備應考的怪問題,後來一整年的課程也一樣,全是談一些怪問題,如魚得水,完全合了我喜歡胡說八道胡思亂想的本性。比方說老師問我「如果來了一個外星人,你怎麼跟他解釋狗這種生物?你有沒有可能給狗做出一種正面的定義(positive definition)?」「我如果要你辯護說精神病只有一種,你如何辯護?」
我常提一事。曾聽一位大學部很聰明的大陸學生說,他當初申請進劍橋時,考官只問他一個問題:「你覺得這間教室有幾塊磚頭?」我忘了那學生怎麼答,但我說我大概會回答一塊磚,而不會真的去細數磚塊數,因為概念上我們可以依據概念所需來呈現各式各樣不同的「真實」(reality)。那學生說,考官若聽你這麼回答,他大概會覺得你很適合唸哲學,但可能不會讓你去唸工程系。
但我有時的確還是很納悶,一般英國大學生想唸研究所或想進入劍橋,那可是非常非常難的,但他們卻很輕易地讓海外留學生進來就讀,而這些留學生,很多人的程度的確是差得嚇人,但他們經過幾年的訓練後,照樣回台當教授,照樣發表論文,照樣還不是負起教學與研究的工作責任?
當然,有些人說西方名校得靠這些外國學生三倍於本土學生的高學費來生存,但我想,除了這個原因之外,還有個重要原因就是:追求多元與異樣。
我常跟台大的大老們或長官們說,你們不應該一直講什麼血統,一直排斥或歧視其他醫學院的畢業生,因為,從演化或生物學的觀點來看,近親繁殖不但很容易產生不好的下一代,而且,越是異質性、越是多元多樣化的一個機構,便越有可能產生新奇原創事物,而且也越能適應環境的不斷變化。
國外一些名校的主其事者,例如劍橋、哈佛的兩位校長,都不約而同說過類似的話。他們覺得這樣一種開放政策,長期而言是極為有利的,因為不同文化將帶來很不一樣的刺激,產生更豐富的成果,因此他們很感激留學生所帶來的寶貴經驗與刺激。
但台灣社會卻很顯然少了這樣一種開放性,反倒努力虛構一些什麼台大的高貴血統之類,不但可笑,而且可悲,完全不知道天高地厚。
最後,我要說的是,你們的活動如我之前所說,基本上是一種造勢,就跟政客搞選舉沒兩樣。簡單說,你們藉助大量缺乏實質認知意義的「修辭」(rhetoric)來推銷你們的偏見,藉著各種修辭或甚至大量完全沒有可信度的匿名爆料,企圖影響大眾的觀感,讓大家去敵視或輕視某一群人。
這也就是為什麼你們為什麼會「九把刀」這樣的「名人」之「支持」視為寶,而且還寄來給我看,爭取認同。但是,一個稍微有點理性的人,怎麼可能用這樣一種造勢的方式來談論這樣一個需要充份理性的問題?你覺得像那樣一些「支持」,除了因為他是個名人之外,文字本身有什麼認知意義嗎?或許很有趣,但很空洞。如果你們只是想損人,那它便有其功能,但如果你們當真想討論問題,那它便毫無意義。
台灣大學生雖然不必像英國大學生那樣必須整天不斷寫各種小論文,但至少也該有一點最起碼的做學問能力不是嗎?但我從你們的造勢中卻絲毫看不見這樣的治學基本能力,反倒看見無數的反智言論及愚蠢修辭。不可思議的是,你們卻自我感覺良好,認為自己很棒很優秀很聰明很典範。
最近在圖書館看到一本書,借回家還沒看,只看了前言介紹覺得很新奇。該書是要說:我們向來只依賴合乎邏輯推理的各種論述或證據來進行知識議論,但作者認為,在這樣一種理性論述的空間之外,似乎仍然有修辭的一席之地。
基本上我是支持這樣一種觀點。當理性告終,當邏輯到了盡頭,當你面對的是另外一種世界的生物時,或許我們不但需要邏輯,也需要修辭;就像齊克果所說的,把人「給騙進真理裏頭來」。你聽不懂邏輯,你缺乏理性,我只好用騙的。但我並不是撒謊,而只是想盡辦法,包括唱歌跳舞說故事,就像在做廣告那樣,想辦法把你的注意力給吸引到我所看見的那個世界來。
因此,我並不是一個反對修辭的人,但我反對一種充滿偏見而且極其可笑的修辭。一個好的修辭,依然必須建立在一種共同的理性基礎上,否則你將連三歲小孩也騙不了。三歲小孩也知道大西瓜雖然大,但不一定會比一顆小荔枝好吃。
希望沒有打擾你準備考試。我爸生病,住在台南,我常回去。去高雄也不遠,兩位姪女也都唸高醫。或許等你有空,我也可以去高雄找你們。我的電話是....,除了email,也可以電話聯絡。
但我其實並沒有意思想要改變你們或是想跟你們談這樣一些事;我只是說,如果有機會,認識一下也無妨;倒不一定要談這樣一些可怕的話題。我其實也不想見了面還談這些。
至於我這些信,你如果要公開貼出或轉寄,我都 ok;丟到垃圾桶當然也沒關係;它沒有什麼特別值得看的內容,只是表示我對你們的一點心意,以及一點不平之鳴。
祝平安,
陳真 敬上 2009. 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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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弟好,
我只是講一些「我的」看法;如果你覺得我講的全然沒有道理,如果你還是覺得你們做得很對,沒有過錯,那也只能如此,畢竟自己覺得有沒有錯跟談戀愛一樣,是無法勉強的。反正這些想法你想看就看,不想看也無妨,不要有任何壓力,也不一定要回應。
但你有沒有仔細想過什麼是污名化?污名化背後有著一些什麼樣的思維?一般台灣醫學生大概不會有興趣,也不太有機會去思考這樣一些問題。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不管是有意或無意,事實上,你們現在所做的,並不是把時間和討論對象集中在制度上,比方說如何建立一個對任何來源的醫學生都具有鑑別力的審核機制,反倒是把幾乎所有時間和口水用在打擊波蘭醫師這一群人,努力用各種修辭去污名化他們,營造底下這樣一種思想聯想:
波蘭醫師等於庸醫,波蘭醫師等於一群投機份子,波蘭醫師品性不端,波蘭醫師不努力卻只想混水摸魚,波蘭醫師個個很有錢,波蘭醫師大多是醫師的子女,波蘭醫師讓醫師這行業變成世襲制,波蘭醫師的波爸波媽個個很有權勢,靠老爸老媽打點混進醫院,波蘭醫師是一群智能低程度差的白癡,波蘭醫師血統欠佳腦子不好,波蘭醫師是一群害群之馬,哪個醫院僱用波蘭醫師就是為了賺錢的黑心醫院,波蘭醫師等於一種黑心醫師,波蘭醫學院是黑心醫學院,波蘭醫師跟病毒一樣很可怕,大家要小心,看病之前一定要小心查詢是否遇到波蘭醫師,遇到的話你就慘了。
這一連串等號或結論,全是根據你們所推動的這個運動所大量呈現的一個原貌,這些台詞和等號都不是我自己發明的,而是你們有意無意所要告訴大家的。
這樣一種造勢方式就跟政客一樣,比方說,只要如何如何(只要不支持台獨,只要不支持公投綁大選,只要替中國說話,只要去大陸玩,只要看某某報紙,只要不說台語,只要不支持正名運動,只要有綠卡,只要反阿扁,只要反民進黨,只要如何如何…),就是不愛台灣,不愛台灣就是台奸,台奸當然就不用對他客氣。
你不覺得你們的行為基本上就是政客作為的翻版嗎?你們無意如此,但事實上還是受到社會各種歪風的影響。
底下是一封兩年前我寫給台大雲林分院精神科同仁的信,是沿續本科部某次的 Journal Reading討論到有關污名化。稍微有點academic,僅供參考。~~陳真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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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 Wednesday, October 10, 2007 2:26 AM
住院醫師的 journal reading 之後,有同事問起我在會議中講的一些東西,補充如下:
1.我提到的那個著名社會學家叫 Erving Goffman(1922-1982),沒有馬克思或韋伯那麼有名,但也算是一代宗師;但我不是唸社會學,無法評價其想法優劣;我只知道我們一般所講的污名化(stigma)或精神科之機構化(institutionalization)這兩個概念,他可能就是最早提出的人,至少是最早有系統地講述這兩個觀念的人。
2. 我知道 Erving Goffman寫了幾本社會學經典,比方說:《Asylums,1961》講到精神病人的「機構化」與「污名化」問題。比方說《Stigma:notes of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1963》講到污名化的形成與社會成員因應策略;社會成員必須持續對所謂「正常」做出回應,避免污名化的危險。
3. 另外 Goffman更早之前(1959)還有一本《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講到關於「自我呈現」。Goffman認為,世界是異質的、流動的,同樣的人事物在不同狀況下,將會有不同的意義與不同對應方式;世界就像劇場,生活於是就像表演那樣,有不同的表演策略;觀眾定義角色,角色「應觀眾要求」而演出,但角色同時也企圖透過表演來影響觀眾的印象,台前台後有不同演出。在 Goffman看來,所有社會關係幾乎都能歸結為一種戲劇。
4. 關於污名化,許多人認為,它伴隨著恐懼與無知;於是對精神病或愛滋病,有所謂天譴或惡魔附身的說法。一直到今天,人們其實並不是真的了解精神病或愛滋病等等,這些詞彙就像一種「隱喻」(metaphor),用來提供對於「非我族類者」一種幻想或抹黑的基礎。
5. 簡單說就是,對我所不了解的人事物,迅速建立起一種充滿偏見與誤解的概念或分類,把對方丟進這個框框,以此來理解對方的一言一行。但他並不是真的想了解你或有能力了解你,他只是喜歡對你做各種解釋與定型化的揣測,進而把定型揣測視為真實,於是他自以為了解了這些與他不一樣的人事物。
6. 今天林醫師所提供的那篇文章,裏面引了Norman Sartorius的一句話,這人是當代很有名的一位精神科醫師,國際上很活躍,身兼多職,是世界衛生組織在精神衛生方面的負責人,迄今一直在努力推動「反精神病污名化運動」。他兩三年前寫了一本書叫《Fighting for Mental Health. A Personal View》,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似乎也是在談這類問題。
7. 台灣很多醫生熱衷於談論所謂醫學倫理,但往往缺乏知識內涵。醫生會治病,可當疾病變成一種概念時,那就不是僅僅接受醫學教育的醫生所能適當理解與掌握的了。
8. 這文章開頭引用 Norman Sartorius的一句話說:「要解決污名化問題,精神醫學從業人員就應先檢查自己對待精神病人的態度。」這話說得沒錯,問題是,態度問題卻不是這樣的一種所謂實證研究所能理解;我們更需要的倒也不僅僅是一種有別於實證研究的概念分析,而是一種更為完整的美學活動。
9. 那篇文章說:對精神病人越了解,排斥或污名化反而更嚴重。我完全不贊同這種說法。這樣的一種所謂實證性的「了解」,其實只是一種更為深沉的誤解。有人說,科學是一種高級迷信,我想大概就是這樣。
10. 舉個例來講,看過Pedro Almodovar的「Talk to Her」(悄悄跟她說)這部電影的人,我看很少有人不被主角的癡迷所感動。可是,主角幹了什麼偉大的事呢?就「實證」意義來講,主角是個男護士,負責照顧一個年輕貌美的植物人,結果竟然強暴了她,因為懷孕而東窗事發。這樣一件事如果讓台灣媒體來報導,肯定會講得很難聽,主角將會被貼上各種病態標籤,然後可能會送到精神科來「治療」。
11. 或許吧,或許這個男護士真的能符合某種精神醫學診斷也說不定。問題是,如果這就是我們的所謂「了解」,這世界將變得很扭曲很怪異很膚淺;美麗不見了,詩歌不再需要,因為科學彷彿已經告訴了我們一切。可是,這就是人事物的真實面貌嗎?當然不是。
12. 大多數精神病人都缺乏病識感,他們並不是因為少知道了「某些」資訊,而是缺少一整個「面向」(aspect),他們陷入一種無法自救的困境與盲點。我想台灣的醫療專業人員也一樣,除非你意識到自己少掉某個面向,否則根本無法想像自己缺少了什麼東西。
13. 科學有專家,但有關美麗或道德的事卻無專家可言,就好像沒有孝順父母的專家或談戀愛的高手一樣;愛因其樸素笨拙與單純而崇高,而不是因為它的熟練,更不是因為它有著一套什麼心理機轉,於是能掌握這套機轉的就變成戀愛專家。在美學或道德事務上塑造專家是對這些重要事物的一種傷害。
14. 科學講究「是或不是」,但「是或不是」之外,還有個有關美醜或對錯的世界。我們應該對這樣一個世界保持敬畏之心,而不是反而扮演起什麼專家,橫伸魔掌,傷害這些美好的事物。羅素說得對:「我們本來只是無知,接受教育後卻變得愚蠢。」
15. 當人們知道像「Talk to Her」那位男護士那樣一件事,往往只是像八卦媒體那樣,忙著污名化當事人,更不用說什麼感動了。可是,世界或生命卻不是長那副德性,世界或生命應該是美麗的、豐富的、彩色的、無法定論而只能無窮感受的。即便是一粒沙都有著無窮的內涵,何況一個生命或是一整個世界。
16. 文化需要一種想像。講實話很容易,說謊卻很難。一個小嬰兒必須長得夠大,比方說兩歲,才能夠學會說謊,學會理解與想像各種「與事實不符」的概念。或許台灣社會正需要這樣一種成長,至少要長大到兩歲大,才能夠學會想像,想像與自己不一樣的人事物;而不要總是以為大家都一樣,以為舉世皆然,以為大家都必然是這樣那樣地活著,以為大家都必然是這樣那樣地渴望著一模一樣的功名利祿,以為這就是所謂「正常」,進而污名化少數族群或非我族類。
17. 如果「欣賞與自己不一樣的人事物」是一種能力,那麼,以這個能力來理解一個社會的文明與野蠻,或許是一個很好的指標。
18. 我常提我一些劍橋的朋友,他們拿到博士學位後,並沒有申請大學教職,有的開書店,有的開雜貨店,有的甚至開起武道館,教起詠春拳。甚至有一位知己,是台灣學生,性情中人,唸的是超難的英國文學,治學嚴謹而勤奮,但他卻在拿到博士學位後,放棄明明可以錄取的中研院研究員不當,卻留在英國,選擇當小學老師的助教,協助維持課堂秩序。他不想返台的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台灣社會的封閉。
19. 這些例子在台灣人看來,一定會開始進行污名化八卦活動,開始揣測當事人是否混得不好,是否吃不開,或是有什麼見不得人的祕密;若是精神科人員,肯定會進一步揣測當事人是否人格有問題,是否精神有問題等等。整個台灣社會完全無法理解(更不用說欣賞)跟所謂主流不一樣的人事物,凡是非我族類者就劃歸為異端或病態,進而污名化其人格。
20. 羅素說他小時候常想著什麼是心靈(mind)或物質(matter)等等這些問題,他奶奶很擔心,以為這小孩腦袋不正常,奶奶對他說:“乖孫啊,What is mind? No matter! What is matter? Never mind!” 這段英文很難翻譯,因為它是一種雙關語,意思就是說,什麼是心靈,那不重要啦!什麼是物質?不用管它啦!
21. 就如Goffman講的,社會成員往往從他人眼光來定義自己(就像演戲,觀眾定義了角色)。羅素說他在這樣一種「污名化」的壓力下,開始也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哪根筋有問題,可是他說,一直到了劍橋唸書後,他才知道像他這樣的怪人在這校園裏到處都是。
22. 劍橋創校八百年,是世界最古老的大學之一;有些我平常出入的建築或樓梯,聽說已經維持數百年的原貌;樓梯或地板走起來吱吱作響,很像鬼屋。可是,古老並不保證某種成就。
23. 我看過一篇英文文章,討論劍橋的「傑出」與屹立不搖,該文章作者認為,劍橋的成就之重要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它掌握了做為大學的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異質性。簡單說就是:它不但容忍各種稀奇古怪的想法,甚至鼓勵之,由之產生一種學術所最需要的原創性。
24. 「異質性」更給成員彼此之間帶來各種用錢買不到的刺激與激盪。也因此,校方寧可放棄一個更為「優秀」的英國學生,而錄取一個「較不優秀」的外國學生,因為後者之異質與刺激,正是成就這所大學的重要因素。
25. 我並不是很認同這文章。我倒認為劍橋牛津招收大量外國學生主要是為了賺錢,其次才是想到什麼異質多元文化的刺激。我事實上也不認為劍橋有著什麼異質性;我倒認為劍橋師生幾乎都長得一個模樣;每次去電影院就是遇到這些人,感覺很難受;感覺這些科學怪人或哲學怪人好像不是來看電影,而是來參加研討會。
26. 可是,我認同這文章講的有關異質性的道理。或許劍橋離理想狀況還很遠,但比起密不通風、跡近完全封閉或自閉的台灣學界或醫界,實在好太多太多了。
27. 至於阿吉問我的那個問題,我回答說我反污名化,但我更反對一種「反對污名化精神病的運動」。因為,所謂「運動」,必然帶來一種粗糙與教條化特質,而這樣一些特質跟它所要追求的目標,恰恰背道而馳。
28. 美感或道德感是一種很微妙的東西,於是它也只能以微妙而緩慢甚至完全不經意的方式去改變,而無法經由一種刻意形成的所謂「運動」去執行。
29. 運動當然會有成效,但它不美;美醜理應比是非對錯都重要才是。就好像「Talk to Her」那位男護士,在法律上他當然是錯的,但他的所作所為卻很美。除了透過詩歌的表現方式來訴說之外,無法用三言兩語來呈現世界或生命之真實豐厚的動人內涵。
30. 我常引用Charles Stevenson的一句話:「最重要的問題從哪裡開始,我們的研究就應該在哪裡結束。」同樣地,我也常認為,最重要的問題從哪裡開始,我們的社會運動就應該在哪裡結束;我們應扮演詩人,扮演哲學家,而不是扮演革命家。革命只能革政治或政客的命,但美感或道德感之類的東西或文化,卻只能透過詩歌透過文史哲,以千百年為單位,或許才會有所改變。
31. 愛情很重要,但如果有人要發起一個「推廣真愛運動」,我將誓死反對。對於精神病人或愛滋病人的污名化也一樣,我不想發起運動禁止你怎麼想或怎麼說,但我希望詩人或哲學家們能改變你怎麼「看」;我相信,只要你戴上一副美學眼鏡,配上度數良好的詩歌鏡片,你就會看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美麗世界,而不再恐懼,不再排斥。
32. 污名化的對象經常是弱勢或少數(諸如肥胖、離婚、未婚、同性戀、外籍新娘新郎或異議份子等);污名化不但針對人,也包括動物,比方說「豬狗不如」、「人面獸心」、「獸性大發」、「禽獸不如」、「髒得跟豬一樣」、「如笨如豬」、「狼心狗肺」、「色狼」等等,但根據種種研究,豬並不笨,甚至比狗聰明;豬更不髒,甚至還有點潔癖。可見污名化往往出於一種無知與強勢。
33. 舉個例:記得十八年前(1989年)在彰基實習,輪派到精神科時,科內剛好請來一位「大老」每周來教學。有一回case conference,我有個黨外朋友患有癲癇及失眠剛好來住院,因為癲癇及身為民進黨員而屢屢失業,為此而疑似有 "精神病性憂鬱" 症狀。當護士報告到他的身份是民進黨時,全場爆出鄙夷笑聲(註:敝人是民進黨建黨黨員,1987年第一次退黨被慰留,94
年退黨成功,因為那時已經沒幾個人在乎我退不退黨了)。
34. 當時,我身上正揹著一個有期徒刑七年以上的涉嫌叛亂罪名,太太當時才剛唸高二,因為刊登我的鼓吹兒童人權文章在高中校刊而被退學,父母更是飽受情治單位威脅恐嚇,家破人散,百般委屈。看大家笑,我啞巴吃黃蓮,心裏有說不出的悲傷。那位大老卻有模有樣地止住大家的笑聲說:「你們不要笑,這正是要特別小心的地方,精神科要細心,要學會觀察,像這樣的人(加重語調!!),我們就要注意看他是否有什麼人格問題,比方說有沒有反社會人格或躁症或甚至被害妄想,以為國民黨要迫害他啦什麼的…」。
35. 不可思議的是,大老一邊講解,許多同事一邊猛點頭表示對這位精神科大老「細心觀察人性」的佩服。更不可思議的是,這位大老幾年後變得很「愛台灣」,整天喊著「咱台灣郎」及獨立建國等等,仇視大陸人,變成民進黨的死忠。我在想,他現在如果遇到一個統派或大陸新娘來掛號,是不是也要冠給對方一些根本莫須有的病名?
36. 這真實故事告訴我們:當某種條件或特質成為一種主流強勢時,便很容易對少數或弱勢進行污名化。在一種不良文化體質下,往昔被污名化者,一旦取得優勢,便也往往同樣氣燄高張糟蹋異己。政治如此,疾病也一樣。
37. 回到疾病本身:同樣都是疾病,為什麼糖尿病沒有污名化,精神病或愛滋病卻被污名化?Goffman認為,被污名化的疾病,往往有一些共同特質,比方說,人們認為當事人應該為自己的病負責,是你自己害的;比方說疾病的真相不為人所知;比方說該病是無法痊癒的。
38. 但這些說法其實都可以找出反例,比方說癌症不但無法痊癒,而且經常是因為不當飲食或抽煙嚼檳榔造成,卻沒有被污名化;肝病常與飲酒或過度勞累有關,而且也無法痊癒,但肝病卻也沒有被污名化。
39. 相反地,精神病越來越被認為是一種生物因素造成,而不是什麼精神打擊或心結,也不是一種個人所應負責的道德缺陷或不當生活型態所致,但它依然持續被污名化。
40. 阿吉問說,污名化既然是一種不當的概念分類造成,難道我們就應該停止對人事物進行概念化?如此推論是錯的,因為有問題的不是概念化,而是不當的道德化,也就是說,把中性事物給添上不當的價值色彩。比方說,喜歡同性或異性或是要不要結婚要不要生小孩要不要離婚等等,純屬價值中立,卻被抹上敗德或病態的道德陰影,或是製造一種影射,彷彿當事人有著某種人格或能力或道德缺陷。
41. 當一個人要結婚,我們不會污名化之,我們不會用驚訝遺憾的口吻問說:“天啊,你為什麼要結婚?” 但是當一個人選擇單身時,人們卻污名化之,彷彿他之不結婚是一種遺憾或缺陷,甚至進一步影射背後是不是有著某種人格或道德缺陷。
42. 但事實上,結婚與不結婚,在道德意義上是完全平等的。如果我們對未婚感到驚訝,那我們其實也該對結婚感到驚訝才對,因為兩者的道德地位平等。
43. 有問題的不是概念化,而是賦予不相干的道德色彩。就如康德所說,概念化是進行理解所必要的,否則我們對世界將一無所知。但是,概念化的對象是物不是人;而道德的主體卻是人而非物。
44. 我們常聽到一句老掉牙的話說:「醫生不是治病,而是治療病人。」這話很對。但它究竟是什麼意思?簡單說,病只有一種,但病人卻千千萬萬。
45. 科學史學家 Francois Delaporte 寫了一本Disease and Civilization》,談十九世紀巴黎霍亂史,書中開宗明義說:「疾病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操作(及其概念)。」許多醫生聽了恐怕要跳腳,但他們其實無需生氣。這話的意思並不是說細菌不存在,而是說我們無法不透過概念來理解世界。
46. 問題是:對於疾病,我們進行概念化與分類;但生命卻各有差異而無法等同與分類。精神分裂就是精神分裂,但張三的精神分裂和李四的精神分裂卻大不同;同樣的病,卻有不同表現,因為當事人對它必然有不同反應。任何疾病都是如此。就好像一樣是偷東西,一樣是殺人,一樣是強暴,但內涵卻不同。
47. 甚至我們可以說,疾病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病人。就好像愛情如果不是依附在一個人或一個生命身上,愛情是無法理解的。
48. 基於上面這兩點,當我們企圖把一組道德概念以一種違反美學的粗糙方式給套在某一族群或社群上時,那往往只是在製造更多誤解,而不是增進了理解。當然,做為一種政治目的,污名化將很有效,可它卻傷害了詩歌,傷害了感情,傷害了我們對生命、對世界的真實理解。
49. 於是更大的一個問題來了。既然我們是治療病人而不是治病,而病人卻千千萬萬、個個不同,我如何可能對「個別人事物」(the individual)產生知識?我如何可能去理解(更不用說治療)一個個完全不同的個人或生命?
50. 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人叫做W. Windelband,他在一百多年前(1894)的一個非常著名的演講中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他給知識或科學做了一個區分,一個是nomothetic(我不會翻譯),指的是對於 “一般性事物” 的一種知識,另一種科學是idiographic (我也不會翻),指的是對於個別人事物的知識。
51. 前者毫無問題,一加一在台灣等於二,到了英國還是等於二。但後者卻有問題,世上有這樣一種知識嗎?這問題其實等於是在問說:「我有可能了解你嗎?」我又不是你肚子裏的蛔蟲,我如何可能了解你?
52. 這問題對於其他科的人或許比較不嚴重,但是對於精神科,卻是這科的知識的一個知識論基礎;除非有人真的笨到以為所有心靈都一樣,彷彿只要貼上一個DSM-IV的精神醫學診斷,某人心靈的真相便已昭然若揭。
53. 關於這一點,請參看底下(54-81)我寫給住院醫師看的一份討論課講義(2007. 6. 5.)。我在講義中提到為什麼這樣的知識是可能的,說明其歷史淵源及對心理學及精神醫學的影響,並說明這樣的知識如何獲得。不過要了解底下這些東西,可能就需要一點必要的相關人文學科基礎。
54. 討論課主題:What does it mean to have a “science of the individual”? ( 擁有“對於某個人事物的科學”是什麼意思?)by 陳興正 2007. 6. 5.
55. To have a ‘science of the individual’ is to claim a scientific study of ‘particular or private’ things, striving for direct insight into their unique nature.
56. In a famous address in 1894, W. Windelband (1980) introduced the terms ‘nomothetic’ to refer to the kind of science that dealt with the general and ‘idiographic’ to refer to the one that dealt with the particular.
These two ways of acquir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differ not only in their objects of study but also in aims and methods. The former seeks to establish general laws by using analysis, quantification and explanation, while the latter is concerned with the uniqueness of individual things by ‘understanding.’ This methodological dichotomy has often been discussed in the study of personality, histor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7. The origins of idiographic psychology lie in 19th century Germany, as part of a general swing away from classicism (represented by objectivity, positivism, materialism and mechanism) towards romanticism (represented by subjectivity, intuitionism, and vitalism) A central them was the claim that the social sciences were distinct from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demanded different methods, notably that of Verstehen understanding).
58.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individual has been thought problematical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individual constitutes a unique pattern which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component parts and not fully represented by scores on dimensional tests. see Valentine, 1982, p. 164.
59. We explain nature but we understand human beings.----W. Dilthey (1937), Historik.
60. Knowledge involves life, not only reason.---- M. J. Inwood (1995).
61. Traditionally, an individual cannot be the object of scientific study because of its uniqueness, which is considered by many as elusive, unsystematic and hence incapable of investigation. On the other hand, whether the “general laws” are ever relevant to the individual remains dubious.
62. Wittgenstein’s “private language” argument: Is private language possible?
63. To make the ‘idiographic approach’ possible, we need to presuppose that human beings can empathize with each other (Ebmeier, 1987). In other word, we should have a special ability to “share people’s state of mind” and hence understand their behavior. This special ability is at the basis of the method of Verstehen.
64. Verstehen is a kind of hermeneutic understanding, involving intuition, empathic feeling and direct non-intellectual knowing. Holt puts it thus: Verstehen, i.e., “an artist’s quest for truth, differs from a scientist’s being a striving not for strict verisimilitude but for allusive illumination (Valentine, 1982: 178).”
65. Verstehen demands empathic, intuitive, interpretative understanding while nomothetic approach is preoccupied with prediction and explanation based on general causal statements (Valentine, 1982, p. 165).
That is, we use empathic understanding to identify the motives and interpret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human behavior. Its power is much dependent on the amount and quality of interpreters’ experience and their introspective capacity.
66. Comte was the first to establish what may be termed “the postulate of Verstehen” for sociological research. According to him, empirical generalizations about human behaviour are not valid unless they are in accord with our knowledge of human nature. His theory is that we can understand the behaviour of human beings by being able to share their “state of mind”. see Abel, 1953, p. 677.
67. Maclver 也認為我們必須有一套有別於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 social causation or human behaviour. He calls this process “imaginative reconstruction”.
68. Verstehen is a hermeneutic tool and source of intui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causal hypotheses in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