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福全 | 2005.06.04 00:25
謝謝陳真兄,我得花幾天時間好好想一想,我從來都相信陳真兄的真,我也相信陳真兄有關茶水下毒和車禍事件的說法,我在電視上看過駕駛鐵牛車去撞到扁嫂的人和家屬,都是很純樸的鄉下人,應該是純粹的交通意外事件。我現在只能說''槍擊案是阿扁自導自演''的說法是在我的想像範圍之外,也是心理上很難接受事。


福全老兄別客氣, 我也不是想說服誰, 只是對政治人物長久以來的做假操弄和上下其手, 感到很厭惡. 所謂不平則鳴, 講到三一九就一肚子氣.

基本上, 這不是一種說服或想像的工作, 我倒希望關心者能花點時間把想像化為數據, 看看那樣一些數據有沒有可能發生, 看看一個人有沒有可能在受那樣的傷一兩小時內採集到那樣一種血液樣本, 有沒有可能在那樣的時間內產生那樣一種血球成份或組織變化, 有沒有可能違反物理基本法則產生那樣一種傷痕…等等等. 當這一切都了解透徹之後, 再來說 "我信" 也不遲.

如果我們一定要擺出一種科學姿態來判斷一些其實並不怎麼需要科學的東西, 那麼, 科學理應是這樣才對.

我並不嫉惡如仇, 但我對好話說盡壞事做絕或顛倒是非黑白感到很厭惡. 要使壞沒關係, 我沒什麼意見, 但使壞的同時, 不要講漂亮話, 不要把黑的講成白的, 不要吃定弱者, 更不要用粗糙謊言把我們當白癡.

我記得許信良闖關回台的機場事件 (1986年?), 許信良是叛亂通緝犯, 流亡美國回不了家. 他想回台投案, 但國民黨怕引起風波, 不敢抓, 硬要把他原機遣返.

群眾去桃園中正機場接機, 許多人被 "鎮暴" 部隊揍得頭破血流 (應該叫 "施暴" 部隊才對), 打得很慘, 論施暴程度和規模, 比起後來的520 事件, 恐怕有過之無不及. 我感覺, 那些兵, 不只奉命揍你, 從他們眼神中, 我可以看到一種恨之入骨的感覺, 似乎想殺了你似的.

事件兩天後, 我回到高雄, 看媒體一面倒譴責 "暴徒" 擾亂社會或打警察什麼的, 其實全是胡扯, 全是他們自己人幹的, 自導自演, 而且還拍出一整排警車被翻車的鏡頭, 全都四腳朝天, 也是自己翻的車.

我講這些, 全都有證據, 甚至我自己就是個證人. 不過, 我要講的不是打人, 而是打人喊救人. 他不但打你, 甚至自己打自己, 然後說是你打的, 藉著製造並反覆呈現這些所謂 "暴民打人" 的影像, 把我們一干人等統統抹黑成暴徒.

問題是, 我當時是個很活躍的黨外人士, 參與政治很深, 怎麼可能不知道這圈子裏的人的德性? 台灣當時群眾的溫和和恐懼, 別說打人, 許多人光是看到鏡頭就怕, 很怕被蒐證. 在那年代, 連到街上發個傳單都需要像“上戰場”一般極大的勇氣和決心, 哪來什麼暴民?

但是, 機場事件後, 我回到班上上課, 卻成為某些同學 (他們現在都很 "愛台灣")攻擊的對象. 有一天, 去高醫圖書館唸書, 圖書館入口處居然還擺了許多 "傳單",我至今還保留著幾張這樣的黑函 (每張內容不一樣, 各有來源). 記得有一張黑函, 圖文並茂, 我變成一條狗, 後面有個滿臉橫肉、戴著類似共匪鴨舌帽的流氓, 牽著我陳真這條 "狗", 旁邊還寫著一些有的沒的. 意思是說我被流氓控制, 當 "共匪的走狗" 之類.

我拿起 “傳單”, 進入圖書館 K 書, 感覺四周投來異樣眼光. 我就挑一個人最少的角落坐下唸書. 不久, 幾個班上同學圍過來, 其中一個 "好學生" 先發飆, 問我什麼意思, 我說我什麼意思? 然後他就開始大聲罵暴民, 罵得整個圖書館閱覽室的人都聽得見. 他罵說 "政府養你們這些人", 真的是 "養老鼠咬布袋" 什麼的. 然後又說 "居然連警察也敢打!!"

我說我們不可能打警察, 也沒打過警察, 一直是警察打我們. 沒想到我這話一出口, 他本來罵得怒氣沖天, 卻突然噗嗤一笑說: "你們真的好會污衊政府! 警察怎麼會打人? 呵呵呵呵…" 他笑完之後, 環顧四周, 四周圍觀的同學, 迎著他的目光, 一起附和微笑, 意思是說我 “這個人沒救了”, 別跟他浪費唇舌啦.

我其實沒講什麼話, 後來時間怎麼過的我也忘了, 只記得我最後跟那些同學說的一句話, 我說:“我相信, 總有一天, 你們會知道真相, 當你們再想起今天這些事, 你們會感到後悔."

雖然政府已經由“暴民” 一方擔任, 這些現在依然“擁護政府”的同學, 是否感到後悔, 我不知道, 但我相信, 當他們想起這一幕 "圖書館公審", 應該也會有一種不堪回首的感覺吧? 至少, 陳真不是那樣一個壞人吧? 但是, 當時就算最要好的朋友, 也私下偷偷問我參加這些“鬧事”到底可以賺多少錢.

後來, 我就很習慣拿那些話來打發一些無謂的挑釁或爭論, 我總是說, “讓時間來解決吧, 總有一天, 你會對你現在的想法感到後悔.”

我要說的是, 人跟動物一樣, 具有一種反抗的本能. 我的反抗本能並不強, 挺容易逆來順受, 活在自己愉快的小天地裏, 在一些生活的小趣味或各種小生命上獲得滿足. 但我最不能忍受的是顛倒是非欺壓弱者, 甚至好話說盡, 壞事做絕.

我從國中就一直想當個基礎醫學家, 經常夢想自己在實驗室裏, 用一輩子精力探索顯微鏡底下那些細微生命. 這個夢想越來越強烈, 政治似乎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方素敏, 看到林弘宣, 看到媒體出現林義雄的照片, 底下寫著一行字: “暴徒林義雄的嘴臉”.

後來北上唸高中, 有一天, 學校外頭遠遠傳來周清玉細細碎碎的哭聲, 老師隨即進行“機會教育”, 跟大家說:“這些壞人用眼淚騙人, 同學們不要上當.”

下課後, 我跟一個常跟他講我的“科學夢” 的同學一起走回家, 談到這些事, 我跟他說, 我常有一種不祥預感, 彷彿我以後會扯入這些事.

幾年後, 我的預感就實現了. 但與其說那是預感, 不如說是反抗, 你可以殺人老母, 你可以殺人一對雙胞胎, 但你不能反過頭來說別人是暴徒, 甚至說是林義雄一伙人自己殺的, 用來嫁禍政府. 這太過份, 這已遠遠超過人性使壞的底線.

我對 “現在的” 民進黨倒還沒有這麼強烈的反感, 至少, 像陳水扁這樣 “自己殺自己” 總好過 “殺別人卻說別人自己殺自己”, 但是, 對那些總是相信 “政府”、甚至為之搖旗吶喊的人, 我那句老話似乎還派得上用場:

“我相信, 總有一天, 你會對你現在的想法感到後悔.”

陳真2005. 6.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