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意識形態辯護
發佈日期: 2004.11.29
發佈時間:
下午 2:50
這是私下寫的一封信, 但因為所談純粹是 “公事”, 所以把它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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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啊! 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人在國外, 沒機會拜讀黃教授大作, 但是, 生平極不喜歡讀政論的我, 卻努力讀了一下姚教授這篇 "書評", 因為它有個冠冕堂皇的標題"當意識形態取代社會科學".
沒錯! 台灣社會的確已經沒有多少人還在乎什麼是非, 更別說什麼學科或知識的抽象本質了, 但是, 當我讀完之後, 頗感訝異,這樣的文章我也會寫, 看要寫多少都有. 這根本不是書評, 這只是一種極其反智的人身攻擊 (比方說罵人 "墮落").
人身攻擊不是我想談的, 我想談的是反智. 努力想從這篇 "書評" 中找到一些 intellecually interesting 的批評, 但反覆看了兩遍,實在找不出來一言一句.
諸如什麼 "他 (黃教授) 有什麼權利可以批判一個超過六百萬人所做的政治「決定」?", 像這種沒有大腦的傻話如果講得通, 那麼,除非上帝或阿拉親自出馬, 那還有誰有可能做任何批評? 像這種無聊說法如果說得通, 豈不是所有人都得閉嘴?
至於其它一些裝模作樣的什麼 "社會科學方法論" 之 "謬誤", 套到姚先生這篇 "書評" 上頭, 豈不是更加吻合? 簡單說,
他只是用反智的方法創造出一個根本不存在的 "稻草人笨蛋", 然後煞有介事裝模作樣地加以打擊, 但他卻第一個先打到自己.
台灣挺悶的, 心智上挺無趣, 意識形態幾乎凌駕一切. 但意識形態是一種好事, 像我意識形態就挺鮮明剛烈的, 凡是以色列出產的農產品或任何商品, 我一概不用, 凡是支持軍火生意的任何大企業, 我一概不讓他們賺一毛錢, 比方說車子沒油了,剛好停在鼓吹侵略伊拉克的 esso 加油站前, 我寧可推著車子回家也不買他一滴油.
意識形態既不可能避免 (除非機器人), 但也絕不是壞事. 它若成為一種災難, 那是因為我們不願為自己的意識形態辯護,
卻反而走兩條路線: 第一, 像姚先生這樣, 偽裝客觀中立, 卻努力推銷某一方立場; 第二, 連偽裝都省了, 擺明以意識形態壓倒一切,包括壓倒一切基本理性, 例如種種基本教義派.
跟 David Hume 一樣, 我不討厭意識形態, 但我討厭反智的意識形態. Hume說, 非理性 (不是反理性喔) 的力量 (比方說某種感情或偏好)才是老大, 而理性或知識只是它的僕人, 為它服務.
我覺得這話挺有道理. 但我們不要忘了, 即便是老大, 仍然需要一個老二來服務, 為老大提供一種或許不見得周全但卻具有某種 "說服力"的存在基礎. 沒有 "理性" 這個老二, 我們就會陷入一場無謂的惡鬥和混戰.
陳真 2004. 1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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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意識形態 取代社會科學
我讀《民粹亡台記》
◎姚人多
《自由時報》,「自由副刊」,2004.11.14
打開電視,看著被我們稱為政客的立法委員當著記者的面說民主行動聯盟的某一教授是人渣,我的心情有著些許的沉重。從什麼時候開始,身為教授的我們必須「淪落」到面對政客們指責?我一直不是很了解這個聯盟主張什麼,反對什麼,於是,我到書店買了一本黃光國教授所寫的《民粹亡台記》。從小到大我一直相信一句中國的成語「開卷有益」,直到把那本書看完。
在我看來,《民粹亡台記》裡頭充滿著許多主觀的臆測及見解,它絕不是一本嚴謹的學術著作。這麼一本配合市場演出的暢銷書,讓我想起《一九九五年閏八月》或《聖經密碼》。我這樣說不是沒有道理,例如,它裡頭有許多預言式的警語:如果台灣再繼續讓陳水扁當總統下去,那將來只有兩個下場:「一個是和對岸打一場獨立戰爭,亡於戰火,另一個就是不堪軍備競賽的負荷,導致國家財政的全面崩潰。」
事實上,如果《民粹亡台記》把自己定位成一本暢銷書,那我絕不會花這麼多精神坐在電腦前思索這本書的含意。正是因為我知道黃教授對他自己的書有獨到的定位,他的定位讓我看到了意識形態與社會科學二者間,那條輕而易舉被跨越的線。黃教授在整本書的結尾是對自己的著作充滿自信及期待,他把法蘭克福學派搬出來說:
「社會科學家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要批判意識形態的蒙蔽作用,人類從意識形態的宰制中解放出來。九年前,我寫《民粹亡台論》,現在寫這本書,其用意均在於此。在這個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這本書的出版,會不會去除台灣的朝野的蒙蔽,進而改變台灣的命運?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說真的,不用拭目以待,套用一句台灣的年輕人常用的語言:黃教授,你想太多了。整本《民粹亡台記》唯一改變的東西是他再一次用極為不精確的定義,把「民粹主義」這個原本在政治學上還有點正面意義的名詞更加推往一個不知所云卻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知識糞坑中。要改變台灣的命運,不是靠寫一些危言聳聽的暢銷書就可以達成,這種嚴肅的使命需要一群人針對現階段台灣的困境進行客觀的比較分析,然後把自己的想法放進民主的過程中,與人討論、協商、妥協;讓人批判、甚至接受不同的意見。如果從一開始就認定自己講的是真理,是整個國家社會唯一的出路,任何不同意我的人如果不是民粹就是納粹,那這種唯我獨尊的作法與說法,與他極力批判的對象又有何不同?批判意識形態的蒙蔽作用的確是社會科學家的職責,但如果社會科學家只會躲在知識分子的面具之下對意見不合者進行批判與栽贓,把所有其他思想全部歸類到意識形態的範疇,然後把自己的主觀意見加冕成真理與良知,或者,利用兩極化的社會對立脈絡,寫些偏頗的偽社會科學來迎合與滿足特定族群的胃口,非但沒有弭平社會對立,相反地卻加深了社會衝突的可能,這種作法絕對不是知識分子的職責 ,而是墮落。
對「民粹主義」的定義偏謬
讓我把這本書的幾個有爭議的地方說清楚。首先,我回想起這本書新書發表會上的出席人士,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是其中之一。許信良過去以其台獨立場不見容於當時國民黨威權體制,不過自從該黨不提名他選總統之後,他的政治思想有了極大的轉變。不要忘了,他曾經寫過一本叫《新興民族》的書,從書名我們清楚地知道,作為一個新興民族的台灣,它與中國民族有明顯的區隔與切割。也就是說,如果台灣國族主義真的如黃教授所言是洪水猛獸,那麼當天在座的許前主席的「貢獻」可能不下於李登輝及陳水扁。
不過,奇怪的是黃教授一方面把陳水扁視為十惡不赦的罪人,一方面卻把許信良奉為貴賓,這中間的矛盾到底是為了什麼?再來,不要忘了許信良在選後抗爭時說的名言,他要以台灣人民的名義宣布連戰、宋楚瑜當選總統、副總統。如果這種人、這種話符合黃教授的民主行動聯盟的民主定義,那我們有必要請黃教授說清楚,他所謂的民主究竟是什麼?私人授受的加冕儀式難道是民主行動聯盟為台灣人民所指引的出路?選擇性的接受選舉結果難道是民主行動聯盟所追求的憲政體制?直接宣布連宋當選的許信良是不是在搞民粹?如果是,為什麼黃教授請他出席新書發表會?如果不是,那他所謂的民粹究竟是什麼?
如果我們聽聽新書發表會當天許信良說了什麼,我們便會知道為什麼黃光國不批判他。許信良說我們現在應該要採取亦統亦獨的立場,然後與大陸合組一個「超」中國。許的說法迎合了黃光國的論點,後者在書中告訴我們:「台灣未來唯一的出路,就是在錢其琛所提的台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吸收歐洲人締造歐盟的歷史經驗,發揮知識分子的創意,找出兩岸都能接受的和平共處之道。」這段文字透露出《民粹亡台記》的前提預設:「一個中國」是台灣人目前唯一的安全選項。這個前提的是非對錯可以公開討論,但錯的地方在於,我們的社會有一批知識分子把任何與這個前提相牴觸的思想都叫作意識形態,把任何與這個前提背道而馳的政治作為都叫作操弄民粹。在《民粹亡台記》奇怪的定義裡,只有操弄台灣國族主義叫作民粹,任何不是台灣國族主義的東西,比如說大中國主義,一個中國主義,中華民國萬萬歲主義,儘管它們一樣訴諸人民、訴諸情緒、訴諸非理性,但由於不是台灣國族主義,所以這些全部都不是民粹。就算台灣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覺得必須建立有別於中國的國家,這股集體意志還是叫民粹主義。反過來說,就算搞大中國主義的人用盡一切暴力手段來使人民就範,由於它不是台灣國族主義,所以它再怎麼樣也不是民粹主義。
將選擇性批判冠以民主道德之名
《民粹亡台記》在這裡犯了一個社會科學方法論上的謬誤,我們姑且把它稱之為「選擇性批判」。如果甲乙兩個社會現象都符合研究者所下的定義,那社會科學家不應該只批判其中一個,更不應該針對其中一個加以痛扁,對另一個相同性質的現象卻加以美化修飾。這個方法論上的謬誤導致《民粹亡台記》做出以下的陳述:「陳水扁的勝選象徵台灣民粹政治的全面獲勝,同時也象徵台灣民主政治的瀕臨危亡。」這成為他書中的主要論點:陳水扁的再次當選已經使得他九年前的民粹亡台「論」變成今日的民粹亡台「記」。我感到十分好奇,三月二十日如果當選的是連戰與宋楚瑜,難道黃教授會說「連戰的勝選象徵台灣對抗民粹政治的全面獲勝,同時也象徵台灣民主政治的大步邁進」?在他的觀念裡面,所有投票給陳水扁的人都是受到民粹主義的操弄,所有陳水扁的支持者都是讓台灣民主政治滅亡的共犯。在這裡,我只想問,他有什麼權利可以批判一個超過六百萬人所做的政治「決定」?他又有什麼權利告訴這六百多萬人,他比被他們所有人加起來更「正確」?我認為,黃教授根本沒有權利這麼說,即使他說自己是知識分子也沒有。這種挑釁的言論再一次透露出象牙塔裡的蛋頭學者對人民智慧的疑慮與不信任。不過,這還不是最糟的,最糟糕的是,《民粹亡台記》一切的主觀評價被他巧妙地冠上民主與道德之名,這讓我想起同事吳介民教授的一段話:「反對改革者都是以民主捍衛者的身分發言。」等一下,黃光國的組織叫什麼?「民-主-行-動-聯-盟」,這難道只是名稱上的巧合嗎?就算台灣民族主義值得批判,身為社會科學家,
他大可以對它可能造成的危險直接痛批,犯不著把一個原本在政治學有著前進動力的「民粹 主義」拉下去一起陪葬。
刻意忽略中國的惡意威脅
另一個《民粹亡台記》所犯的錯誤,在社會科學上我們把它稱之為「怪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最典型的例子是,婦女夜晚行走時遭到性侵害,結果人們不怪施暴者,卻怪罪該名婦女衣著太暴露,引誘犯罪者的獸性。在書中黃教授多次透露出這種觀點,最典型的例子可以在上述我提及的「兩個可能下場」中找得到。讓我們再一次細細思量黃教授的這段話:
「一個是和對岸打一場獨立戰爭,亡於戰火,另一個就是不堪軍備競賽的負荷,導致國家財政的全面崩潰。」這段話的背後其實有一個主事者或藏鏡人,不過黃教授把它省略了。台灣如果亡於戰火,是誰打我們?答案是中國。台灣如果未來亡於軍事競賽,主要是在應付誰的武力威脅?答案還是中國。不過,令人好奇與遺憾的是,中國始終不曾出現在黃教授批判的名單中,所以,在他的邏輯中,亡於戰火一旦成真,錯的人是陳水扁,而且只是陳水扁,那個真正用飛機飛彈使我們滅亡的中國,彷彿與這件事情無關。不過,我可以充分了解黃教授為什麼不指責中國,因為他如果真的這麼做,那他得花更大的力氣向他的讀者解釋,既然中國如此惡,為什麼台灣要跟這樣一個國家搞什麼一個中國、區域統合?
《民粹亡台記》最後一個所犯的社會科學方法上的錯誤叫作「不當類比」。典型的例子是他在操作兩岸關係與歐盟之間的相似性。台灣與中國之間究竟可不可以比作德國與法國?用最保守的說法來回答,如果人們可以找到十個相同點,那麼另外一批人一定也可以找出等量的十個相異點。現在的問題是,《民粹亡台記》把一個見仁見智的東西當成台灣唯一的出路。讀過社會科學的人應該都知道,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之間的最大差別之一在於後者的不可複製性。我們不能找到兩個完全相同的社會或文化現象,我們也不能奢望把甲地的社會現象完全拷貝到乙地。於是,社會科學家必須有一種基本心態,在甲地成立的事不一定會在乙地成立。然而,在我看來,即使他聲稱自己是一個社會科學家,黃教授卻完全欠缺這種基本心態。在他的邏輯中,如果歐洲可以,台灣與中國也一定可以。而且,不只可以,他還把歐洲發生的事當成是其他地區的社會未來所必經的道路。馬克思曾說過:「完全相似而發生在不同環境裡的事件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我想,《民粹亡台記》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少了一點左派的智慧。當然,我不是完全否定區域統合的現象,只不過我必須點出,目前世界上所發生的事只是一種趨勢,而趨勢只是一種可能性,任何把可能性解釋成必然,並且污名化其他可能性的作法,事實上是一種相當糟糕的社會科學實踐。
若無主權,何來讓渡?
不說別的,光說黃教授在書中所提的「主權讓渡」,他認為這是「超國家主義」的核心理念。不過,有一點黃教授可能搞錯了。兩個或多個國家要「讓渡」主權的前提是,所有這些參與「讓渡」的國家都已經擁有主權,而且也都彼此承認對方的主權,這在歐洲的例子上可以看得很清楚。然而,台灣與中國之間可不是這麼一回事。在兩岸關係中,台灣根本無主權可以讓渡,在中國執政者眼中台灣沒有主權,它也從不承認台灣的主權,而既然沒有,哪來讓渡?不要忘了美國國務卿鮑爾日前公開宣布,在他看來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就形成一個相當弔詭的現象:《民粹亡台記》似乎在要求台灣人民放棄一個他們根本就沒有的東西。無論如何,世間萬物「有」的東西才能「讓渡」。換句話說,如果台灣與中國要走歐盟模式,《民粹亡台記》所說的「鎖國主義」其實不應該被視為毒蛇猛獸,相反地現階段的台灣人應該多多扶植它,因為它是讓渡主權前的充分必要條件。
我知道喜愛《民粹亡台記》的讀者一定會指責我以上所寫才是真正以「意識形態」取代「科學知識」。事實上,我多麼希望一切有關台灣現狀的爭論可以化約成「什麼是真正的社會科學」之爭。不過,我這種期待顯然過分樂觀。現階段的台灣幾乎沒有人對區辨意識形態或科學知識有興趣,這只要看看「二一○○全民開講」裡頭那些不問是非、只問立場的拍手部隊便可以一窺一二。在此,我由衷地建議黃教授應該趕快寫一本《民粹亡「中」記》作為這本書的續集,好好批判一下大中國民粹主義。因為,現階段的台灣絕不是一股獨大的勢力在吞食整個社會,而是兩股幾近等量的勢力在作角力。唯有針對兩股勢力作同等的批判,台灣社會甚至兩岸的人民才能相約拋開非理性的成見,共同營造可能美好的未來。最後,僅套用一句黃教授的結語,「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姚人多,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畢,英國University of Essex社會學博士,現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學理論, 政治社會學,殖民主義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