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上一集冷暖人生的對白。有了錄影機後，許多節目都錄了下來，就像看沈從文的小說那樣，世界和平就靠這些東西了。

雖然只能貼文字，沒有影像，但文字還是很值得讀，而且應該一個字一個字慢慢讀，別快速瀏覽。

陳真2004. 10. 6.

http://www.phoenixtv.com/home/zhuanti/fhxd/lnrs/200408/31/320380.html

冷暖人生：走出愛滋村

2004年08月31日


解說詞：2004年8月6日，按照一份中國扶貧基金會提供的“新長城”特困助學金申請表上的地址，我們“冷暖人生”“2004中國特困大學生關愛行動”攝製組，來到了河南省上蔡縣五龍鄉熊橋村，找到了我們的第四個拍攝物件熊長東。

演播室：在全國扶貧基金會給我們提供的所有特困大學生的申請表格當中，有一份在我們看來有著一種特殊的沈重。因為這上面的一些字眼似乎和大學二字來自完全不相干的兩個世界－－愛滋病，賣血。

這個學生叫熊長東，他來自河南上蔡縣的愛滋村，而家中的頂梁柱，他的父親在幾年前被確診是感染了愛滋病，而一時間，他的大學夢想在這樣的地點這樣的時刻就顯得是那麼的奢侈和不切實際。

熊長東在申請書上這樣寫著：20多年以前的土坯房，我們現在還在住著，屋頂翻新了一次又一次，每次下雨，我和爸爸就拿一塊大塑膠布爬上房子去補窟窿，但往往還是外面大雨，屋裏小雨，那根大梁在大雨當中也劈了一半。就在我們趕到他家的時候，我們得知，熊長東所描述的這坐土坯房終於還是在我們到來兩天之前倒下來了。

走出愛滋村：（一）以血汗供我上學的父親染病了
2004年08月31日

解說詞：兩天前的深夜，突然下起了一場大雨，熊長東家修補了無數次到處漏雨不堪重負的屋頂不斷發出異樣的響聲，熊長東感覺不對，趕緊拉著父母往屋外跑，三個人剛剛跑出屋子，他們住了已經二十年的老屋的屋頂就塌了。

陳曉楠：這是從什麼時候就開始有點要倒的意思了，當時。

（熊長東）父親：中間那個柱子，今年過了年就斷了，這邊都頂住了。

陳曉楠：住著多危險啊。

（熊長東）父親：那會兒，凡是能頂的地方就頂一塊，能蓋的地方就蓋一塊。不行了蓋點這個，不行了再蓋點那個。東西都濕了，有的東西不行了，泡爛了，都搬出去了，也沒有啥東西，也不像別人有什麼家具啥的，我們都是一些破破爛爛的。

陳曉楠：中間就一直沒有錢重新蓋一個房子，或者是好好修一修？

（熊長東）父親：關鍵問題就是沒有這個經濟實力，要是有經濟實力，把它修一修，還是沒這個經濟實力。

陳曉楠：要不塌下來還住那兒？還湊合著住呢。

（熊長東）父親：對的，還得住。俺倆個好遷就。

陳曉楠：你們倆個好遷就，老倆口，怎麼住都行？

（熊長東）父親：那是。

陳曉楠：湊合，對這個老房子也有感情了吧。

熊長東：小時候，我們家人多地少。三個半大的孩子好像總是吃不飽似的，於是父母便跟著人家東奔西跑去賣血，上駐馬店、西平等地，用那微薄的賣血錢來供我們吃穿和上學，有時一天竟能賣兩三針。現在看到父母胳膊上成堆的針眼，我就感到痛苦、內疚，好像那一根根針就紮在我的心裏。

陳曉楠：大概是在什麼時候，你心理很清晰地意識到，供你上學的學費，可能是父母親用血換來的？

熊長東：大概是有一次吧，家裏實在沒有錢了，因為又需要交學費嘛，所以，我爸和我媽，他們就賣血了，回來之後，替我交的學費，好像幾乎那一次念的學吧，每一次都是這樣來的。

陳曉楠：你拿著那幾百塊錢，是什麼感覺，交給老師，交給學校？

熊長東：看著自己父母的血汗錢吧，來供自己上學，有時候每到交學費的時候，回來看到家裏的情況，有時候就不好去說，好像對學校吧，能拖就拖。

（熊長東）父親：因為他們幾個都在上學，經濟上比較拮据，反正這個村莊吧，這個地方比較偏僻，其他也沒啥收入，所以農村就興起賣血的環境，所以就參加了賣血這個行列。開始要（交）學費了，那就先去賣幾點血，先去交學費，那個情況，那是很現實的。

熊長東：我爸2002年秋季去外地給人家打工時，感冒發燒一直不退，但他仍不願回家，因為家中處處都需要錢，尤其是我這個伸著嘴等著飯吃的學生。他自己強忍著幹活，晚上才熬些藥，直到無法再撐下去了，才被迫無奈地回來，一回來就被診斷為愛滋病！

熊長東：他從外面打工回來之後，因為我們這兒已經有發現的了，所以看見他的病情好像跟別人的很相似，所以推敲著可能也就是這種病吧，所以我們家裏人就讓他去縣醫院檢查檢查，開始讓他去他不願意去，畢竟這種病出來那段時間好像受別人的歧視，到最後看見別人都去了，所以他就願意去了。

陳曉楠：後來是誰最先拿到那個化驗單呢？

熊長東：我大哥，那段時間怕我爸受不了吧，還給他弄一份假的化驗單，恐怕他接受不了，開始沒有告訴他。

陳曉楠：他相信嗎？

熊長東：似信非信吧，自己也清楚了。

陳曉楠：那幾天家裏是什麼樣的？

熊長東：我母親她心裏感到壓力比較大吧，我們還背著我父親，很自然的會流淚，哭了，沒辦法，畢竟我爸是家庭的支柱。

陳曉楠：但是在他面前還不能表現出來？

熊長東：在他面前還得裝做好像跟沒病似的。

陳曉楠：你記得第一次一家人把這個話說開了是在什麼時候？

熊長東：好像到現在一直沒有說開，他自己就知道。

陳曉楠：等於是默認了？

熊長東：嗯。

陳曉楠：你自己剛知道得病的時候，是什麼心情？

（熊長東）父親：剛知道得這個病的時候壓力很大，考慮到這個家庭，你得了這個病，你一個男人在外面各方面，搞一些經濟來支援家庭的開支，資助小孩上學，錢可以用在那裏，對不對？現在你要到哪個地方，病一嚴重，你又得花錢，考慮治不好，你壓力不大嗎？首先壓力大得很。

陳曉楠：你心裏這些話，這些壓力，發愁的地方，你會跟兒子說嗎？

（熊長東）父親：不能跟他說。你當父母的，你自己的心情，這個不應該跟小孩講，你本身有壓力，你再跟他講，對小孩產生各方面（影響），他也有一定的想法，對不對？這是肯定的。你的思想壓力，一切苦痛都在你自己心裏，你自己承擔，小孩，有的東西不必要跟他說的這些事情，你跟他說，會起副作用，對不對？

解說詞：父親的病使原本開朗的熊長東變得沈默寡言，在老師、同學面前他感到自卑，感到壓抑，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熊長東說父親的病，是埋藏在他心裏的秘密，他不願意讓老師和同學知道，那時，他最怕的就是聽到周圍的同學說到“愛滋病”這三個字。

熊長東：我在學校那方面吧，確實不能跟別人說，這種病，很受到別人歧視的。

陳曉楠：如果說了會怎麼樣？

熊長東：如果說了，有一點同學會離你遠一點吧，在他們眼中，對這種病非常恐懼。

陳曉楠：後來你的同學有知道的嗎？

熊長東：應該說沒有吧。

陳曉楠：這會不會讓你在上學的時候帶著特別沈重的一個負擔，因為你需要隱瞞些什麼，恐怕別人知道？

熊長東：和其他同學相比吧，感覺到有點自卑吧，好像在別人面前有時間會抬不起來頭，畢竟心理需要埋藏一些不想讓別人知道的東西吧。

陳曉楠：同學之前有談到愛滋病的時候嗎？

熊長東：有，我們那邊一個文樓區比較有名，愛滋病，恐怕有真的來自文樓的吧，恐怕有人就會拿他開玩笑，就這樣。

陳曉楠：他們會怎麼說？

熊長東：開玩笑就說，我是文樓的，我就是愛滋病，不要和我接觸什麼的，好像文樓村就是一個代名詞了吧。

陳曉楠：大家拿這個開玩笑的時候，你可能也正在旁邊呢。

熊長東：嗯，是，只能保持沈默吧。

陳曉楠：你在你自己的心裏有沒有埋怨過父母？

熊長東：沒有。

陳曉楠：你很理解他們為什麼這麼做？

熊長東：嗯，是的，他們都是為了我們吧。

解說：愛滋病使家裏的主要支柱倒下了，但讓熊長東沒有想到的是，這僅僅是災難的開始，2003年，熊長東父親的病剛剛有點好轉，另一場災難也接踵而至，這場災難使一家人幾近絕望。

走出愛滋村：（二）父親拿救命錢供我讀書

2004年08月31日

熊長東：2003年村裏出現了不少愛滋病患者，因為在賣血的熱潮中，我哥也賣過不少，他去醫院化驗了一下也是愛滋病患者。那個冬天，我哥因肺部感染，不停地咳嗽又引發了肺炎，由於家中沒錢，拿一些藥苦苦支撐著，實在撐不下去了，才讓我們把他送到醫院，幸虧搶救及時，才過得去那個年。爸爸也因操勞過度，又犯了病。家裏便再也沒有平靜，整天不停的針與藥，滿屋子沖人的藥味與藥瓶，越堆越多。

（熊長東）父親：我身體剛好轉一點，去年一種了麥，我那個大兒子就躺下了，也臥床不起。肺部感染，嚴重得很，最後沒辦法了，我給他弄到醫院住了半個月，到處借錢。這邊他娘早上起來就跑去借錢，我那邊手續辦了，這幫人用車拉著，趕緊進院，連掛氧氣帶掛針。

陳曉楠：等於這一家裏頭，兩個支柱，兩個頂梁柱。

（熊長東）父親：那可(不是)，他要開支，其他沒人掙錢，經濟上光開支沒人掙錢，經濟上是個大問題。現在特別這個病，因為壓力也大，有兩個病號，花那些錢，各方面的情況，思想重重壓力，這是最難過的時候，當時我考慮到過不到現在，我都想到過不到現在。

陳曉楠：那麼絕望，那會？

（熊長東）父親：絕望得很。

（熊長東）母親：我給他打針。半夜發燒叫我起來，我就給他打針，因為掛針，他那個病傳染，人家不敢（給他打針），最後都是我自己（給他打針）。

記者：其他人不敢去？

（熊長東）母親：嗯，開始不敢，怕傳染。

記者：你以前會打針嗎？

（熊長東）母親：沒有，他有病我才學的打針。

演播室：在走進這個以一種怪病命名的村子之前，說實話，無論如何我們無法具體的想象那裏究竟會是怎樣一番景象，我們做好了心理準備去面對任何壓抑的、殘酷的、甚至是血淋淋的真相，但是到那之後，我們發現這個村子迎接我們的是兩個字平靜，出奇的平靜。

和其他的村莊相比，這裏似乎沒有什麼不一樣，一樣的錯落有致的院落，一樣的三一群兩一夥在街上聊天的村民。看見我們的時候，連那種好奇和害羞也都是一樣。但是隨即這裏的人告訴我們，其實這個村子裏幾乎每一家都有愛滋病人，而每一年也都有幾個人因此而死亡。

我想可能或許是因為大家擁有共同的命運，而且不得不接受，久而久之就習以為常，或許是因為愛滋病本身就有很長的潛伏期，所以如果不發病的話，也會給人一種錯覺，好像和正常人沒有什麼兩樣。總之，這個村子表面上看上去一切如常，但是我知道那種種的不一樣，藏在每一個人心裏很深的地方。

解說：熊長東說不管家裏多麼艱難，父母都堅持讓三兄弟中唯一考上高中的他繼續學業，為了他上學，父親的病稍有好轉就下地幫母親幹點力所能及的活。那時，政府每月發給每個愛滋病人一百多元的特製票券，愛滋病人可以用票券到醫院看病用藥。最難的時候，父親常偷偷地把票券換成真錢，一個人給在城裏讀書的他送去。熊長東說父親送錢的情形，他一生難忘。

熊長東：有段（時間）我真的不想上，上面發的那種紙幣，父親就捨不得花，要供我上學。他有時候看病，拿到這種錢會換成真錢。

陳曉楠：那種紙幣是專門去看病的？

熊長東：是的。

陳曉楠：發的那種買藥的券？

熊長東：嗯。

陳曉楠：然後他把紙幣換成真錢？

熊長東：嗯，有時間就給我送去，真的，當時我真的悲傷極了。

陳曉楠：你會覺得你花的每一分錢，可能都是爸爸買藥的錢？

熊長東：是的，有時間感覺到，花的可能就是我爸的救命錢吧。

陳曉楠：你有沒有跟你爸爸提出過，你不再上這學了。

熊長東：我不敢說。

陳曉楠：不敢說？

熊長東：嗯。

陳曉楠：為什麼？

熊長東：畢竟我是我們家中唯一的希望吧，如果我不上的話，我不知道我爸會怎麼想。他肯定很失望。我爸他挂著針的時候，他還在勸我好好上學呢。

陳曉楠：在最難過的時候，有沒有想到，因為兒子還是高中，要花好多錢，我聽說一年要三千塊錢，對你們那會兒到處去踅摸藥費，借藥費，那是很大的負擔，有沒有想過不讓他上這個學，暫時不讓他上這個學，哪怕是⋯⋯

（熊長東）父親：那個時候我可沒這個想法。因為我再困難的時候，從我的思想，我不管是他上學，就是那兩個孩子上學，我的指導思想都是想讓小孩多學點知識，多學點文化。不管是在農村也好，你就在其他各個地方也好，你就出去打工也好，你還是多學點文化，多學點知識，這樣比較好。就是在困難的時候，我也沒想到讓他棄學，我在有病期間，最嚴重的時候，我都鼓勵他，你別認為我有病，你都不好好上，你都想輟學，我再困難，你最好堅持，我跟其他人想法不一樣。

陳曉楠：我聽兒子說，你還經常把那個票換成真的錢，給他買點東西吃，或者給他交點學費什麼。

（熊長東）父親：你換真錢都換得很少很少的，一百塊錢換了二三十塊錢。

陳曉楠：但那個時候家裏的學費的錢從哪兒來呢，你說上高中大概一年需要三千塊錢，這錢都是從哪兒來的呢？

熊長東：基本上，借著親裏的，鄰里的，然後家中喂點什麼東西吧，豬什麼，雞子，全賣了幾乎供我上學了。

陳曉楠：該賣的都賣了？

熊長東：嗯，有時間糧食下來也都賣了，留一點只是將（就）夠吃的。

解說：家中的一切熊長東都深深埋藏在心裏，小心謹慎地不讓老師和同學知道，因為他不願意接受別人的同情或異樣的眼光。但一次，家裏實在湊不足新學年的學費了，學費拖了幾個星期都沒有交。被迫無奈，熊長東給自己的班主任寫了一封長信，第一次向外人說出了自己心中的秘密。

熊長東：我開了學之後，他馬上找到我，把我叫了出去，感覺到見了他挺不好意思的，感覺到畢竟，因為這種病情，家裏有這種病情，面對好象是可以說是家庭成員以外的人，畢竟好像難以開口，我班主任他挺理解我的。說著說著，我也哭了。他說，其他的你不用管了，好好學你的習吧，堅決走出這個村子，走出你們那一片，以後都會好的。

陳曉楠：對你來講，這也是第一次對家裏人以外的人談這個問題？

熊長東：是的，心中憋的東西好像釋放出來了。

走出愛滋村：（三）我肩負著改變家庭命運的責任

2004年08月31日

解說：學校知道熊長東家裏的境況後免除了他的學雜費。2003年，熊長東考取河南農業大學，成為當年熊橋村唯一一個考取大學的學生。但面對幾千元的學費，看著一無所有的家，看著正在發病躺在床上的父親和二哥，熊長東最終無奈地選擇了放棄，一個人偷偷跑到了省城打工。兩個月後，熊長東的父親打聽到兒子在省城的地址，寫信給熊長東，堅持讓他回家。

陳曉楠：後來爸爸為什麼把你叫回來呢？

熊長東：父親說回來吧，回來再上一年吧，他讓我選擇的就是上大學。

陳曉楠：總之，你爸爸是絕對不會讓你就此出去打工的。

熊長東：是的，他不會讓我失學的。

陳曉楠：你覺得他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決心，在自己的身體都已經如此不好的情況之下。

熊長東：畢竟我是我們家的希望，如果我輟學的話，那恐怕我們這個家以後很難改變這個窮家的命運了，所以我如果繼續上學，說不定那就是一次轉變的機會吧。

陳曉楠：所以你肩負著一個任務，是改變你們這個家的命運。

熊長東：嗯，可以這樣說吧。

陳曉楠：你自己會時時刻刻意識到這種責任嗎？

熊長東：在心裏始終裝著。

解說：熊長東又回到學校複讀，他拼命地讀書，決心第二年一定要考取一所重點大學，走出去，走出村莊，走出這片土地，去完成自己所肩負的使命。2004年6月，熊長東第二次參加高考，考取哈爾濱商業大學土木專業。

陳曉楠：像你這樣的學生，來自一個愛滋病家庭的學生考上大學，在你們這個村子裏多見嗎？

熊長東：今年就我自己吧。

陳曉楠：只有你一個人？

熊長東：我們這兒吧，上高中的學生就很少，到我這兒吧，我們村，出的大學生也只是三四個。

陳曉楠：多少年以來只有三四個？

熊長東：一直以來。

陳曉楠：幾十年以來？

熊長東：對。

陳曉楠：幾十年以來你們這個村子只出過三四個大學生？

熊長東：是的，這都是近幾年的。

（熊長東）父親：反正是心理上高興還是很高興，基本上也沒出過大學生，賴賴活活總是個大學，幾輩子也沒上過這麼大的學，考個大學上上。

陳曉楠：你覺得他上大學能改變一家人的命運嗎？

（熊長東）父親：改變不了，這個東西也並不一定是考上大學就改變自己家庭的命運，這個問題對他個人的前途。今後這個小孩有一個奔波的地方，農村說句土話說，能自己扒頓飯碗，弄碗飯吃，這就行了。

陳曉楠：現在這個學費，因為通知書上都寫著呢，學費你們怎麼打算呢？

（熊長東）父親：學費想辦法給他借啊。俺這個莊，基本上我都連票券還有帶現錢，跑了百分之五十，借票券。

陳曉楠：借遍了，已經。

（熊長東）父親：借遍了。你現在真湊合不起，還得想辦法借，真借不來，想辦法貸款也得上。現在是你的義務，對不對？他只要願意上，他考上了願意上，是你的義務，你想盡一切辦法讓他上。

解說：因為家裏的境況，去年熊長東沒有能夠上大學，他的父母一直覺得對不起自己的兒子，兒子的未來是老倆口心中最大的心病。雖然家裏還欠著兩萬多元的外債，境況比去年也並沒有太大的好轉，但熊長東的父母說這一次不管想什麼辦法也一定要讓孩子走進大學的校門。父母的執著讓雄長東堅定了一定要走出去的決心，走出這片土地，走出“愛滋村”是他最強烈的願望。

熊長東說因為心理壓力還是很大，所以這次其實考得並不理想，離他最高的目標武漢大學還是有一定差距。他說可能是他太想考好了，全家人的希望都在他一個人肩上，不過我發現其實對於改變命運這樣的說法，父子二人有著不同的定義，熊長東認為要靠他自己來拯救全家，但是他父親堅持認為只要能把兒子送出去，讓他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就已經足矣，他並不期望熊長東能夠拯救全家人改變全家人的命運，而且他甚至也沒有期望日後熊長東能回到這一片土地。

總之，走出去，這三個字是一家人不斷在念的咒語，不過我想到，如果真的走出這一片地方，來自愛滋村這幾個字或許或多或少還是在熊長東身上會留下一些什麼符號，問到他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像是愣了一下，他說其實沒有好好想過，我想可能是因為從小到大，熊長東並不曾真正意義上的離開過這片土地，因此他可能也真的是無法想象外面的人會給這個村子裏的人會下什麼樣的定義。

陳曉楠：你會告訴同學們老師們，你是來自這樣一個地方，來自這樣一個村子嗎？

熊長東：會告訴他們的，但是我們家庭的情況，恐怕不會說。

陳曉楠：但是對於來自外界的人來講，可能來自這樣一個村子，來自這樣一片地方，可能就會有一些人，就會感到害怕。

熊長東：可能會有吧，但是你來自於哪兒，那個無法改變的，那是事實。

陳曉楠：你怎麼看待你生活的這一片土地，你怎麼看待你生活的這個村子和這個鎮子？

熊長東：畢竟在這村裏生活一二十年了，還是有點感情的，但是自己理想不在這個村子，一定要走出去，走出這個村子。

陳曉楠：走出去是你最大的理想？

熊長東：嗯。

陳曉楠：好多人都以自己的家鄉為榮，對你來講，會不會在這點上有特別複雜的那種心裏？

熊長東：有，一般相比吧，好像自己的家鄉帶著一種背景吧，不能與他們的家鄉相比，自己心中那份感情只能藏在心裏吧。

陳曉楠：還是會有那一份感情？

熊長東：是。

陳曉楠：你不會從心裏覺得這個家鄉好像帶給你一些負擔，如果說嚴重一點，甚至恥辱。

熊長東：沒有那個感覺，一個貧窮的土地吧，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話，應該能夠能為家鄉做點什麼吧，應該來改變一點自己家鄉的狀況。

陳曉楠：但是你想走出去？走出去和改變自己的家鄉之間是種什麼的關係？

熊長東：我感覺到這並不矛盾。

陳曉楠：你最想改變的是什麼。

熊長東：最想改變的可能就是家庭的情況吧，畢竟是貧窮，養了我們幾輩子了，感覺到自己應該改變了。

陳曉楠：你怎麼看待他們，怎麼看待你父母親這一輩人。

熊長東：對他們我不感到有什麼埋怨的，他們也為我們這一代吧，做出了他們應有的，幾乎是他們所有的了，連身體，連自己的全身都可以貢獻。

解說詞：就在一家人想方設法為熊長東四處借錢的時候，家裏修了無數次的老屋倒塌了。說起房子，熊長東的父母總是輕描淡寫。跟我們談得更多的還是熊長東的大學，似乎他們覺得現在有沒有房子住並不重要，籌到錢讓兒子上學，這才是家裏頭等的大事。熊長東的父親笑著跟我們說，他們已經借到一千多元錢了！

陳曉楠：我看您兒子正要走的時候，房子塌了。

（熊長東）父親：對，房子塌了。

陳曉楠：正好是給兒子籌錢上學的時候，這個房子，你估計什麼時候能再蓋起來？

（熊長東）父親：這房子，這房子我現在都沒準備蓋，也沒準備蓋，也沒這筆錢，也沒這筆錢，也沒這個想法，塌就塌了。

陳曉楠：你們住哪兒，你和老伴住哪兒？你和老伴怎麼住？

（熊長東）父親：在鄰居，我村裏鄰居那兒住。他去外面打工，在他家住，你不住那兒住哪兒，是不是，你沒房。

陳曉楠：住的(別)人家，總不是自己家啊。

（熊長東）父親：你現在沒辦法，只要這樣先對付了。

陳曉楠：估計得住多久？

（熊長東）父親：那沒啥準。

陳曉楠：總之兒子上學期間蓋起這房子，希望大嗎？

（熊長東）父親：希望不大，想盡一切辦法，根本希望不大。

陳曉楠：也就是說這四年，你和你老伴，就得住在別人家，湊合著。

（熊長東）父親：反正也得儘量想辦法，也不能總是住人家家，對不對？你不管是蓋了也好，你慢慢的，蓋差一點，搭個棚子，不能總住人家家，對不對？

陳曉楠：可能就是搭個簡單的棚子就住了。

（熊長東）父親：嗯，慢慢的弄。

陳曉楠：所以這幾天你是不是即有兒子接到通知書高興的事兒,結果房子又塌了，特複雜，這個心裏。

（熊長東）父親：心裏很複雜。

陳曉楠：結果恰好在你要離開這個家的時候，房子塌了，好像家也不成家的感覺。

熊長東：有那種感覺，感覺到沒得家，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了。

陳曉楠：你放心走嗎？

熊長東：不放心，但不管多久吧，房子還是可以蓋起來的。

演播室：說實話，在去艾滋村之前，我們是做好了心理準備的。我們準備著去接觸一個沈重壓抑的家庭，我們準備著去和一些已經絕望的人們談話。但是這些，在熊長東的家裏我們完全沒有找到。在回來的路上，我發現我的腦海裏留下的竟然全是他們的笑容，是的，他們始終是在笑著的，熊長東總是羞澀的笑，他的老父親始終爽朗的笑著。有時侯因為有點緊張不知道說什麼好的時候，就笑笑掩飾一下不好意思，而說到為兒子驕傲的時候，那可真是開心的笑，笑的眼睛眯成細細的線，笑的連掉了牙齒都看得一清二楚。

從河南回來很久之後，這個愛滋病人的笑容，這張老父親的面孔仍然不斷的在我眼前出現。

熊長東說，他看好象有什麼報紙上說到2008年治癒愛滋病的藥就會研究出來了，他說他們全家一定能等到那一天。說這話的時候，他的表情是很有些虔誠的。我絲毫不想和他討論這種說法的科學性，因為我知道人是靠著一種叫希望的東西活下去，並且好好的活下去的，哪怕那是絕望中升出的一點點希望，而在這裏，家中的兩個男子漢倒下去了，住了20年的房子也倒下去了，可是熊長東，這個18歲的小夥子，升起了這個五口之家全部的希望。

我就貼它的引言就好，務必仔細一讀。

中共查禁，我真不明白。這樣的書，鼓舞人心的善，帶來制度的改革，難道會引起什麼動亂或傷害？

不管是統或獨，兩岸人民的痛苦，對你難道有絲毫差別？

富有絕對是一種罪惡。至少，一個人不應一邊喊著公平正義，一邊卻過著太過舒服的物質生活。你不需要讓自己淪為赤貧，但你多餘的錢至少應該捐出一些來。

制度改革當然很重要，但是，制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改善之前，面對著就在你眼前的各種痛苦，難道你能絲毫無動於衷？什麼也不想做？就只是想「論述」或掉兩行清淚？

別人那麼窮，那麼多人吃不飽，拿出你一部份的錢財，有什麼困難？很多人喜歡說：「不差我一個；我一個人改變不了什麼」。可是，如果是這樣，那你幹嘛還去投票？為什麼不說「 不差我一個；我一個人改變不了什麼」？

而且，這也不光是改變得了、改變不了的問題。如果你明明知道某個人有難，衣食出了問題，難道你能見死不救？你不需要改變所有人的所有問題，但你至少可以幫忙減輕某個人或某戶家庭的一點痛苦，即便只是幾餐飯也好。這不是什麼慈善，這只是一個人應該有的一點人性。

台灣人太有錢了。留那麼多錢是沒有意義的，把錢送給需要它的人吧。富有就算不是罪惡，至少也是一種醜陋的事。

陳真 2004. 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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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民調查》

1：引言
http://enjoy.eastday.com/eastday/node7209/node7247/node7362/userobject1ai56865.html

引言 在現實與目標的夾縫中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十三億人口就有九億農民，可是，很久以來，農民在農村中的生存狀態究竟如何，絕大多數城市人並不清楚。只依稀記得，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那場讓整個世界都為之震驚的偉大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自從農村實行了以“大包乾”為標誌的家庭聯承包責任制，農業生上連年獲得大豐收，很快就出現了“賣糧難”，而且冒出了許許多多“萬元戶”。 一時間，中國的農民好像已經富得流油了。

然而，以後不久，隨著城市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們就很少再聽到有關中國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消息了。不過，稍後就發現，越來越多的農民，放棄了曾視為生命的土地，遠離了曾經日夜廝守的村落和熟悉的農事，寧可忍受寂寞、屈辱與歧視，也要湧進各地城市，於是，數以百萬計的中國農民掀起的“民工潮”，便一次又一次成為上個世紀最後十多年的一道奇異的風景。

這些年，因為致力於報告文學的寫作，我們有機會經常深入各地農村，同時，結交了不少農民朋友，常聽他們聊一些農村裏的事。我們發現，原先存留在我們印象中的那一幅幅鄉間風俗畫，不過都是遙遠而虛幻的田園牧歌，或者說，是過慣了都市浮躁生活的城裏人對鄉間的一種嚮往。而現實生活中的農村並非如此，或者說，農民眼中的農村並非如此，他們沒有這 樣的閒情逸致，他們活得很累、很沈重。

一次，為瞭解淮河污染的事情，我們曾路過安徽省淮北平原上的一個村莊，竟發現那裏的許多農戶家徒四壁，一貧如洗，這使我們感到震驚。有一家，全家人居然用賣菜得來的五元錢就過了一個春節，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剛解放那幾年。有位農民扳著指頭給我們算了一筆賬，他說刨去種子、化肥、灌溉、用機械種收以及這稅那費，假如小麥畝上不到九百斤，這一年就等於白乾。而淮北農村能夠達到畝九百斤小麥的，顯然並不多見，可以收到八百斤就已經是相當不錯了，一般也只有六百斤，就是說，如今農民僅靠種地已是難以為繼，但他們卻依然要承擔多如牛毛的各種稅費。

農民們含著淚說：“大包乾留給我們的好處早就一點一點被掏光了!”

我們沒有想到，安徽省最貧窮的地方，會是在江南，是在聞名天下的黃山市，在不通公路也不通電話的黃山市休甯縣的白際鄉。在那裏，我們吃驚地發現，大山裏的農業生仍停留在刀耕火種的原始狀態，農民一年累到頭，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僅攤到五十八元；許多農民住的還是陰暗、潮濕、狹小、破舊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連屋瓦也置不起，房頂還是樹皮蓋的。

因為窮，一旦患病，小病強忍，大病等死。全鄉六百二十戶人家，貧困戶竟占到五百一十四戶，達到百分之八十二點九；全鄉兩千一百八十人，貧困人口也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達到 百分之八十一。

可是，就在這樣一個貧窮的鄉鎮，因為前幾年鄉村幹部們搞浮誇，居然被上面認定已經脫貧，派下來的苛捐雜稅，壓得村民透不過氣；而且，這個鄉的鄉長又是個敲骨吸髓的貪官，就在我們去之前才被法辦。我們在驚訝於貪贓枉法者已是無處不在的同時，更令人窒息般地感到話題的沈重。

離開白際的那天，我們特地選擇了從浙江那邊下山，一路之上，竟也發現，屬於“天堂”杭州市的淳安縣中洲鎮，其實也富裕不到哪里去。

2000年春天，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在給國務院領導的一封信中說了這樣三句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話，至少說明，我們在安徽省農村所接觸到的，在別的許多地方也同時存在著。

李昌平有關“三農”問題的上書，顯然觸動了一個大國總理的心，朱總理曾動情地批復道：“‘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雖非全面情況，但問題在於我們往往把一些好的情況當做全面情況，而又誤信基層的‘報喜’，忽視問題的嚴重性。”

由此，一個讓我們這些終年生活在城裏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便凸現出來：今日中國之巨大變化，蓋得益於二十多年前那場舉世矚目的大變革，既然是億萬農民引領了中國改革的風氣之先，現在怎麼又會淪為如此難堪的境地？

不可否認，我們今天已經跨入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嶄新時代，然而，對底層人民，特別是對九億農民生存狀態的遺忘，又是我們這個時代一些人做得最為徹底的一件事。

因此，可以這樣認為，我們面臨的，已絕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農業問題，或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新時期執政黨面臨的最大的社會問題。我們確實沒有理由，在城市變得日新月異的今天，忘卻了廣大的農村；沒有九億農民兄弟真正的富足，一切樂觀的經濟統計數位都將失去意義！

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德懷特·帕金斯曾經說過的一句話，至今值得我們深思：“對於未來的改革者來說，中國經歷的政治經驗顯而易見但又常常被遺忘——改革進程中應該有明確的受益者。”

上個世紀改革之初，受益者除了“大包乾”的農民，還有個體工商戶和深圳特區的拓荒者。但是當改革的中心移向城市，受益者就變成了新生的企業家階層、通過尋租活動迅速富裕起來的政府官員與勉強可以稱之為群體的城市中階層，而作為我們這個社會最大的群體——九億農民，非但不是受益者，還因為增不增收，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今不如昔”的局面。

我們常常驕傲地宣稱：我們是以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養活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我們的農民為十三億人口提供了足夠的糧食，這不能不是一個世界性的偉大貢獻，可是，我們卻往往很少想到，我們是在以占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農民才養活了這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的。這只能說明，我們的農業目前還相當落後，絕大多數的農民生活水平還很低。

聯合國發表過一份《人類發展報告》，這份報告將全球一百六十二個國家和地區按照發展指數的高低排名，中國被排在了第八十七位。這個名次是很令人沮喪的。當二十多年成功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並且由於這種突飛猛進，已經創造出了當今世界經濟增長的奇的時候，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萊茵，卻在注視著我國的農業問題，他曾對中國的訪問者說，中國經濟有兩大問題：一是農業，二是人口；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也說過相同的話：中國目前最困難的事情，就是人均國民收入太低。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已經成為影響我國未來現代化發展的主要因素，它已經關係到我們整個國家的命運，關係到我們現有的現代化水平能不能維持，關係到我們通過二十多年努力奮鬥好不容易創造出的改革開放的成果有可能毀於一旦的嚴峻問題！

作為報告文學作家，我們的文學應該時刻保持與現實生活的對話。面對如此嚴峻的問題，作家不應該缺席。因此，從二000年十月一日開始，我們從合肥出發，地毯式地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個縣市的廣大農村，隨後，又盡可能地走訪了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從事“三農”工作研究和實踐的專家及政府官員，作了一次長達兩年之久的艱苦調查。

我們從不懷疑，安徽省的農村面貌，在全國十二個農業大省中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如果就農村的改革而言，安徽在全國所有的省、市、自治區中，就更具有典型意義。因為被稱作新中國農村三大改革的土地改革、“大包乾”和農村稅費改革，後兩項改革，就源自安徽。

朱總理就曾不止一次地說過：“在農業的問題上，在中央要對農業做出重大的決策時，我往往是會到安徽來調查研究的。可以說，我們許多成功的經驗都是從安徽來的，安徽為中國的農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溫家寶也說過：“事關農村的政策問題，我就想到安徽來聽聽大家的意見，因為這裏有許多熟悉情況、又敢於發表意見的同志。我每次來都很有收穫。”因此，我們走進安徽的廣大農村，其實也就是在走近中國的農民。

我們本來就是農民的後代，並且都在農村度過了無瑕的童年歲月，今天，當我們奔走在已經變得陌生的田野，卻依然像回到母親的懷抱，內心的衝動幾乎要溢出滿眼的淚水。這種與大自然血肉般的親情，是我們進入城市以後再也沒有感過的。

但是，當我們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經少有的熱情與冷靜，走近中國的農民時，我們感到了前 所未有的震撼與隱痛。

我們想說，今天中國還並非到處歌舞升平，我們還有很多困難的地方和困難的群。現在許多人沒有離開過大城市，以為全中國都像北京、上海那個樣子，有些外國人來了，一看，也以為中國都是那個樣子。其實，不是這樣。

我們要說，我們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貧窮，想象不到的罪惡，想象不到的苦難，想象不到的無奈，想象不到的抗爭，想象不到的沈默，想象不到的感動和想象不到的悲壯⋯⋯

我們甚至沒有想到，這次安徽省率先進行的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工作，會是和二十多年前發生在安徽的那次“大包乾”一樣的驚心動魄；我們的采寫工作又幾乎是和這場改革同步進行的，勢必注定我們的工作會和這場改革一樣的激動人心，一樣的懸念叢生，一樣的充滿著坎坎坷坷一波三折，甚至，中途不得不和改革的試點一樣地停頓下來，作痛苦的思考，將原有 的計劃打破。

我們同樣不可能想到，問題嚴峻到我們竟不止一次地懷疑起自己的能力和勇氣，懷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課題，作家能夠勝任嗎？

不過，我們畢竟堅持了下來。因為我們相信，文學對社會的責任不是被動的，它不應該是生活蒼白的記憶，而是要和讀者們一道，來尋找歷史對今天的提示；因為中國的明天，只能取 決於我們今天的認知和努力。

現在，當我們開始講述關於中國農業、農村、農民故事的時候，便首先強迫自己冷靜下來，我們知道只有平靜與從容，才可能挽住我們心中曾經無數次湧動過的波瀾⋯⋯

如果有人要從這個留言板轉載文字出去，麻煩到原出處剪原文，因為當我把它貼在這裏時，總是會出現大量亂碼。或是請各位待亂碼更正後再由此版面轉貼。人家好好的一篇報導或文章，要是因此轉成了一堆亂碼出去，我也會過意不去。這個亂碼問題，也許以後能克服吧？ ！我也不懂為什麼會這樣。

陳真 2004. 10. 3.

這是另一名愛滋志工所做的工作。他叫朱進中，本身也是愛滋病人。電視上看過他和他的「大」家庭，可是，這個家後來也是給關閉了，大概也是因為「不合法」吧？

文章很長，不過很值得一讀就是了。台灣人可能看不太懂一些大陸用法，比方說物件，應該 指的「對象」的意思，看久了就懂了。

這文章應該是一個節目的對白，段落銜接上必須配合畫面，所以我就給它用線條隔開，以免上文不接下文，方便閱讀。

陳真 2004. 9. 30.

《廣告插播》：張藝謀的《英雄》終於在英美上映了。還沒看的，趕快企看。凡是聽到我的廣告、看了覺得不好看的，別找我退票，只能說各人品味不一樣。

最愛無名那個角色，能使劍而不使，才是真正會使劍的人。就像維根斯坦說的，「哲學的唯一價值在於：當我有能力做哲學時，我能洗手不幹。」當代那麼多哲學家，只有一位叫我佩服，那就是范光棣。台灣竟有這樣一個人。

英雄跟窩囊是反義詞；在我眼裏，世上只有這兩種人。幾乎所有艱苦人都是某種類型的英雄 ，但卻很少菁英能不窩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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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tv.com/program/xwdc/20031202/100745.shtml

愛滋孤兒的家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02日 13:27

總製片人：梁建增 孫克文

製片人：張潔

編導：高傳智

攝像：孫海南 李季

錄音：呼和

策劃：柴靜

助編：張龍 張海華

解說：姚宇軍

責編：杜曉靜 宋薇

合成：劉昕

監製：李挺 莊殿君

總監製：孫玉勝

朱進中 中原地區某農村愛滋病孤兒院負責人

王克榮 北京地壇醫院紅絲帶之家護士長

張雲 中英性病愛滋病防治專案專案經理

朱海豹 中原地區某農村愛滋病孤兒院孤兒

羅玫 中國性病愛滋病防治協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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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新聞調查》在《走進文樓村》節目中報道了中原地區部分農村因輸血感染愛滋病的嚴重狀況，隨著感染者發病高峰的降臨，一個個生命被愛滋病毒瘋狂奪走，在這 些不幸的家庭中產生了一個特殊的群體——愛滋病孤遄C

《新聞調查》記者做客網站在線交流——“我們關注愛滋孤兒”

11月3日晚8點10分 北京西客站

記者見到這次採訪的主要物件朱進中時，他正在送同村11位來北京接受免費新藥實驗的愛滋病毒感染者乘車回家。在他們生活的那個村子裏，有近400人因為1991年前後的賣血染上了愛滋病毒，2000一年就死去了58個青壯年。這幾年在朱進中的家鄉，已經開始進入愛滋病毒感染者死亡的高峰期。

朱進中，37歲，農民。2001年7月被確診為愛滋病毒感染者。然而，就在他的家中，現在還生活著52名6到14歲，因愛滋病失去父母最終無人撫養的孤兒。

朱進中：剛來了一個電話。

記者：怎麼了？

朱進中：姨媽去世了，今天中午十點的時候。

朱進中：是什麼原因？

朱進中：得病死的。

記者：是這個病嗎？

朱進中：對。

記者：她有沒有留下孩子？

朱進中：四個孩子。

記者：最小的多大？

朱進中：十二、三歲。

記者：他父親現在是個什麼情況？

朱進中：也是感染者。

記者：那怎麼維持生活呀？

朱進中：沒有辦法。

記者：自己辦的孤兒院，你想把親戚的孩子接到孤兒院來？

朱進中：那不行。

記者：為什麼？

朱進中：這樣的孩子太多了。

只有父母雙亡，或者父親死亡，母親改嫁的孩子，才能成為收養物件。

記者：這都是哪兒給開的呀？

朱進中：這都是村裏和派出所，基本上是一個孩子是一份的。

記者：都寫的是生活貧困，衣食無著。

朱進中：父母雙亡的，父親死了，母親改嫁的。

記者：當時為什麼要強調這個標準呢？

朱進中：不強調的話，這樣的孩子特別多，沒法收，也收不了。

記者：這麼多的小孩，這麼高的數位，給你什麼感覺？

讓我害怕，真的害怕。

儘管是姨媽從小把他帶大，可朱進中既不能把她的孩子接到孤兒院，也不能趕回去奔喪。他現在必須繼續留在北京，為一個更大的難題而四處奔走。

記者：你現在最缺的是什麼？

朱進中：現在最缺的就是，近兩個月的伙食費問題。

記者：你現在一個月這些孩子？ 50多個孩子，伙食費得多少錢？

朱進中：一天大約最低是一百七八十塊錢。

記者：那一個月下來就五六千了？

朱進中：對，五六千塊錢。自己的麥子什麼的全部都吃完了，現在已經，三千多斤小麥 。

朱進中的愛滋孤兒院是在一名南方志願者的資助下於今年２月成立的。一直到8月，朱進中每月都能收到志願者彙來的孩子們當月伙食費所需款項。可最近兩個月不知什麼原因，朱進中始終聯繫不上這位志願者，伙食費全靠借來的五千元錢維持。現在，他的希望全部寄託在他所能找到的一些相關機構的援助上。

王克榮：從哪兒爭取到這部分資金，完了給孩子，讓孩子們生存下去，這個資金我們這兒還真是有困難。因為我們這兒只是一個愛滋病的關愛知識，醫療這方面，像愛滋病的宣傳，愛滋病的教育，還有一個就是做一些發動社會，做一些比如說志願者。

記者：朱進中在北京為他的孤兒院奔波的時候，我們在11月6號的淩晨，去往他的村子看看他的孤兒院，今天晚上是雨雪天氣，氣溫接近零度，已經是冬天了，可是按照朱進中的說法，他的孤兒院因為缺錢，孩子們過冬的糧食和衣物都出現了問題，那麼這個冬天，朱進中的孤兒院還能夠維持下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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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淩晨4點10分 朱進中家

孤兒們：床上趕緊疊疊，鞋濕了，我鞋呢？起床了。

由於孩子太多，朱進中家裏的房子已經不夠住，6個12、3歲正上初一的大孩子只好暫時住在這個棚子裏，每天早上起床後，他們都要去朱進中家裏和其他的46個孩子會合。

孤兒們：凍死了，凍死了。什麼凍死了？看我們丐幫，天不怕地不怕。關了，關了，冒煙，對不對，老冒煙。

平時家裏起得最早的是朱進中夫婦。由於朱進中為了孩子們的伙食費這兩個月已經去了8、9次北京，加上朱進中父母以及家庭裏10幾個成員都是愛滋病毒感染者，身體都不好，所以照看孩子的擔子就全壓在了比朱進中大一歲的妻子身上，幸好，妻子是健康的，也很支援朱進中辦這個孤兒院。

52個孩子裏，上中學的13個，上小學的39個。孩子們都是淩晨4點多起床。洗漱完後大家先去學校晨讀，快七點時再回到這裏吃早飯。但今天要期中考試，孩子們不用到學校上早自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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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打擾了，都起來了嗎？今天你們考試嗎？考試啊，我看那邊女孩子都念得挺起勁的，怎麼你們這邊沒人念書啊？開始了是吧，你這念的是什麼課呀？

孤兒1：英語。

記者：英語啊？你幾年級呀？

孤兒1：初一。

記者：初一啦，英語學得怎麼樣？能不能念兩句給我聽聽？行嗎？阿姨聽聽。

孤兒1：行 。

記者：好，念你最喜歡的那一段吧。這個。

孤兒1：Hello Jim, Hello Lily, Who are they ,Oh sorry, This is Lucy ,This is Lily, They are new students, Lily and Lucy.

記者：念得挺好的，你喜歡英語嗎？

孤兒1：喜歡。

記者：你們是一個班嗎？你叫什麼名字？朱海波是嗎？

孤兒1：豹。

記者：朱海豹。你在這兒是一個人，還是有兄弟姐妹？

孤兒1有兄弟。

記者：哪個是？這個啊？這是你弟弟啊？你幾歲了？

孤兒1：九歲。

記者：跟你在一個學校嗎？他上小學了是嗎？你們兄弟倆是這個村的嗎？

孤兒1：是的。

記者1：到這兒多長時間了？

孤兒1：到這兒快有一年了。九個半月。

記者：喜歡這兒嗎？

孤兒1：喜歡。

記者：為什麼呀？

孤兒1：因為這兒裏邊比較快樂。

記者：比較快樂，你覺得快樂呀？是因為有夥伴嗎？喲，這畫兒是誰畫的？

孤兒1：他們兩個。

記者：沒事吧？這下撞的。

孤兒1：吳金光畫的。

記者：吳金光畫的是嗎？他說他喜歡在這兒的生活，你呢？

孤兒2：我也喜歡。

記者：為什麼？

孤兒2：因為這兒的生活比家裏的生活好。

記者：一般的孩子都會喜歡家裏的生活，你為什麼覺得這兒更好呢？

孤兒2：因為我爸爸媽媽都死了。

記者：他們去世之後你是怎麼生活的？

孤兒2：跟奶奶在一起。

記者：都是跟奶奶在一塊兒，奶奶能照顧得了你嗎？

孤兒2：不能。

記者：那你的日子是怎麼過的呢？

孤兒2：有時俺大爺就是給俺們幹活。

記者：那時候能吃飽飯 能穿暖衣服嗎？

孤兒2：穿不暖衣服。

記者：你那時候心裏難受嗎？

孤兒2：難受。

記者：你叫朱進中叫什麼？

孤兒2：叫姑爺。

記者：你是怎麼到這個孤兒院來的呢？

孤兒2：他叫我來的。

記者：你當時願意來嗎？

孤兒2：願意。

記者：為什麼呢？

孤兒2：因為家裏沒有人管我。

記者：沒人管你？那你在這兒能過好嗎？

孤兒2：能。

記者：你會在這兒待到什麼時候你覺得？

孤兒2：十，長大十七八。

記者：然後呢？

孤兒2：然後出去打工。

記者：這畫兒你畫的？給我們看一眼，我看你畫得什麼呀。

孤兒2：這是小鳥，這是太陽，這是飛機，哦，這是飛機呀？

記者：你喜歡的那個世界裏，應該有這些東西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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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這一個通鋪要住幾個孩子？

朱進中妻子：七八個小孩。

記者：有幾床被子？一二，好像也就三床被子，怎麼夠蓋呀？那你們這被子怎麼蓋呀，兩三個人蓋一床被子是嗎？

朱進中妻子：倆人。

記者：這被子太薄了，大姐，你這過冬怎麼辦？

朱進中妻子：過冬咋辦，漸漸冷了，晴天還好一點，如果陰天我就發愁了。

記者：村裏頭這麼多人，這麼多家，為什麼是你家來辦這件事情？

朱進中妻子：因為我家都有他，在外面跑這麼多年，有點能力反正就幹。

記者：不擔心他的身體？

朱進中妻子：咋會不擔心他的身體，全指望他，這50多個孩子全指望他，能不擔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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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雲：前次說過了，因為這個專案是設計好了的專案，我們現在是按照專案備忘錄來做，所以主要工作，還是在四川和雲南開展，但是其他的，因為畢竟是愛滋病防治工作嘛，就是需要我們支援的，我們也儘量支援，但是很多支援都不是體現在資金上，就是現金上。

朱進中開始接受資助辦孤兒院時，只是覺得請了村裏的會計作監督，自己再費些勞力管好孩子們的吃住就可以了，並沒有會想到出現今天這樣難以為繼的局面。如果最終得不到資助，孩子們將不得不回到以前的生活裏。

朱進中：有的孩子簡直是吃的，住的，基本上說無法形容的。為什麼呢？父母得病以後，把自己的口糧全部賣掉，為他們父母買上一瓶藥到兩瓶藥，像這樣的藥，一個月就得四五百塊錢，最低的就得三百多，要賣掉七八百斤小麥，才能買上一瓶藥。

按他們的家庭收入來的話，基本上說一個人能吃上兩瓶這樣的藥，家庭基本上口糧就賣盡了。有一個孩子，現在跟著他大伯過生活，從九歲的時候，就給磚瓦廠去切磚坯子。

記者：你看到這些心裏是什麼感覺？

朱進中：心裏也確實挺難受的，看到這些孩子。

正是因為看到了村裏太多家庭因貧困賣血，因血染病，又因病負債最終拖累家人的情況，朱進中早已不再為自己的病花錢買藥，而是把所有的積蓄在去年建成了房子，準備在自己走後留給妻兒。在朱進中家裏，記者見到了那個８歲就失去父母，９歲開始在磚廠打工，現在已經不太愛說話的孩子。

記者：那你自己掙的錢，自己拿到了嗎？

孤兒3：拿過。

記者能拿多少錢？

孤兒3：十二塊。

記者：一個月，還是一共？

孤兒3：一個月吧。

記者：你在那兒幹了多長時間？

孤兒3：二年．

記者：你那時候想日子怎麼過呢？

孤兒3：上學。

52個早早失去父母的孩子，幾乎每一個在來這裏之前都有過無人照顧，忍饑挨餓的經歷。這些與年齡相比顯得沈重的回憶，已經使一部分孩子有了比同齡人更強的對人情冷暖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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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一個人能吃？

朱進中妻子：有吃兩個，有吃三個的。

記者：這個時候都是長身體的時候。

朱進中妻子：嗯，是的。

孤兒4：大娘。

朱進中妻子：哎。

孤兒4：房上的塑膠布刮掉了。

朱進中妻子：哪兒的塑膠布？那塑膠棚是吧？

記者：你去看看吧，大姐。

朱進中妻子：刮掉了，刮掉了，哎喲，屋子裏就沒有擋的了。刮到哪兒了？

孤兒4：刮得快刮下來了，刮下來了。

孤兒們：是雪，是雪，是雪都下來了吧。冰雹，冰雹，冰雹。

記者：穿的衣服呢，有沒有棉襖？沒有啊？今年冬天有衣服穿嗎？你怕不怕冷？

孤兒5：不怕。

記者：怎麼會不怕冷呢？今天外面風那麼大。你有沒有跟朱進中他們講過，說沒衣服穿 ？說過嗎？說了沒有，為什麼不說呢？你能告訴阿姨 隉H搖頭。

朱進中：一般的這些孩子，他不去說的，他知道我心裏在想著他們，你看到他們這個樣 ，一看到自己心裏也挺難受，真的。

記者：知道這衣服從哪兒來嗎？

孤兒6：不知道。

記者：你知道中國農科院附小在哪兒嗎？在這兒能吃飽嗎？

孤兒6：能。

記者：穿衣服呢？

孤兒6：都是穿得暖暖和和的。

記者：暖和啊，我看看你這裏頭穿毛衣了沒有？

孤兒6：看。

記者：看看，哦，還行。這小毛衣是哪兒的，是原來的嗎？

孤兒6：不是，是發的。

記者：你的衣服都是發的呀？

接近零度的氣溫，即使是穿著毛衣和厚外套，記者仍然感到了初冬的寒意，而孩子們身上最多只有一件薄毛衣，多數床上鋪的還是涼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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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進中離開家時，孤兒院五千元的借款還剩下一千四百元，最多只能維持半個月。儘管朱進中連日在北京奔波，每天從居住在四環以外的小招待所出發，要跑４、５個地方，資金問題依然沒有解決。記者：你這幾天心裏什麼滋味？

朱進中：心裏這幾天壓力特別大，再加上我的父母經常地犯病，我姨媽今天又去世了，確實壓力呀，從長這麼大以來，還沒有這麼大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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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進中妻子：慢慢地端好了啊，還有多少？後頭。

孤兒們：管，管，這碗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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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的傳播途徑有三條：血液傳播、性傳播和母嬰傳播。有資料統計，愛滋病毒在母嬰之間的傳播概率大約為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絕大部分在五歲左右發病，10歲的生存概率為零。孤兒院所有的孩子都沒有做過HIV檢測，五歲左右的孩子有兩個，5歲到10歲之間的孩子有4個。朱進中13歲的女兒和11歲的兒子都和孤兒們吃住在一起。

記者：可是有人會不會說，你這樣的話，把健康的兒童跟感染的兒童，放在一起生活，不會危險？

朱進中：因為我對這一些，還有一些知識，他們同吃飯，同住宿是不傳染的。

記者：但如果不檢測的話，他就沒有早發現，早治療的可能。

朱進中：早發現，早治療這樣的事也是有的，現在對這些孩子，我有時定期對他們觀察 ，看他們孩子的動向和他們的色。

記者：你用什麼方式觀察？

朱進中：憑自己的感覺就看到這些孩子，因為什麼，如果是感染者的話，他們的身體是虛弱的，再一個經常是多病的，在觀察期間這些孩子基本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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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政府為孤兒院的孩子們減免了三分之一的學費，其餘的由另外一位志願者承擔。小學村裏就有，中學則設在4公里以外的另一個村子，13名上初一的孩子需要騎半個多小時的自行車才能趕到學校。已經有孩子察覺到他們稱為關愛之家的孤兒院所面臨的難題。

朱海豹：現在我們關愛之家經濟也有點困難了。

記者：你怎麼知道關愛之家經濟上有困難？

朱海豹：如果要沒有困難的話，我們就不會凍得慌，被子應該有，吃的也沒以前的好。

記者：這些經濟上的困難，是大人跟你們說的呢，還是你自己想的？

朱海豹：自己想的。

朱海豹父母在去年病逝時只有35、6歲。留下13歲的朱海豹和9歲的弟弟跟爺爺、奶奶在一起生活。但是隨後的爺爺得病，奶奶腿被摔折，使得這個原本就負債的家庭雪上加霜。

記者：那你們怎麼生活呀？

朱海豹：我奶奶不能起來做飯，我們也沒辦法，只好餓著。

記者：弟弟比你小幾歲？

朱海豹：小四歲。

記者：你覺得他害怕嗎？

朱海豹：害怕。

記者：你怎麼看出來的？

朱海豹：因為挨餓的時候，我弟弟每天晚上都哭。

記者：哭的時候你勸他嗎？

朱海豹：勸。

記者：你怎麼勸他呀？

朱海豹：我說我弟弟你別哭了，走，買速食麵給你吃。

記者：你是怎麼知道孤兒院的？

朱海豹：有的人說這兒有孤兒院你去不去。有的時候也考慮考慮。

記者：你那個時候想去嗎？不想？

朱海豹：也不想去，因為奶奶在家裏沒人照顧。

直到後來朱海豹的姑姑回來照顧奶奶，兄弟兩個才和１２個孤兒一起，在今年２月成為孤兒院的第一批孩子。此後，和他們身世一樣的其他孩子陸續搬進了朱進中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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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進中：自從我把他們搬到家裏以後，我有什麼煩惱什麼的，能進到家裏，什麼都之雲外，沒有什麼煩惱。記者：他們能給你什麼呢？

朱進中：他們能給我歡樂，我也能給他們一些父母的愛。

記者：你最願意在哪兒生活？跟誰在一起生活？

朱海豹：跟進中叔叔。

記者：為什麼？

朱海豹：在我們眼裏，就像我們的乾爹一樣。

記者：他做了一些什麼呢？

朱海豹：每天晚上，他半夜起來給我們蓋被子。

記者：那些都是別人的孩子？

朱進中：都是別人的。

記者：您為什麼要在別人的孩子身上（付出）？

朱進中：因為自己吧，我也是個感染者吧，以後在我自己不在人世的時候，可能別人也會去關愛我的孩子，再一個說，就是讓一些晚期的病人，能看到有人能關愛這些孩子，他們 走的時候也就舒坦的，能閉上眼睛。記者：像這些已經知道自己身患絕症的人，之前會不會把他們的孩子託付給你？

朱進中：也有的有，有一次我去看一個病人，他的妻子是去年死的，這個病人在我看到他最後的時候，沒撐兩天就去世了。當時我到他跟前的時候，他惟一的要求就是兄弟呀，在我去世的時候，你能答應我幫我照看這個孩子，我就能閉上眼睛了。

記者：你怎麼說？

朱進中：我當時就是說，這個事情我肯定會幫你做的，你自己安心地看你的病吧，可是沒過兩天他就去世了。記者：現在他的孩子呢？

朱進中：他的孩子現在在我那裏。

雖然孩子們對愛滋病的瞭解僅限於無法救治，但愛滋病給每個孩子都留下了濃重的陰影。

記者：你的作文裏寫過一段話，你說在你爸媽去世之後，你心裏特別難受，聽到別人叫媽媽的時候，你就會哭很久，這種心情你跟別人說過嗎？能跟別人說嗎？你怕不怕這種叫做愛滋病的東西？

朱海豹：不怕。

記者：你恨它嗎？

朱海豹：恨。

記者：恨什麼？

朱海豹：恨它給俺們孤兒帶來了極大的災難。

特殊的經歷使得孩子們懂得了珍惜，孩子們學習都很刻苦。

記者：你的學習成績在你們班能排第幾？

朱海豹：前幾名。

記者：你弟弟的成績怎麼樣？

朱海豹：差不多，沒以前學習好了。

記者：著急嗎心裏？

朱海豹：著急。

記者：擔心什麼？

朱海豹：擔心要是不好好學習，長大他該幹些什麼，如果學習不好的話，要找工作也難找啊。

記者：海豹，你能不能向我們形容一下，你將來想過的生活？

朱海豹：會有好的生活，好的工作，還有學習也比較好。

記者：你覺得你能過上這樣的生活嗎？

朱海豹：我覺得我們孤兒院的孩子們都能。

記者：都能，靠什麼呀？

朱海豹：靠自己的實力。

記者：你的實力在哪兒呀？

朱海豹：堅強，好好學習。

記者：如果沒有人管你們的話，你還會有這樣的信心嗎？

朱海豹：有。

記者：沒有人管你也有這樣的信心呀？

記者：那你這個信心哪兒來的呢？

朱海豹：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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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北京之前，朱進中也曾經向當地有關部門求助過，但這些部門以私人孤兒院不在管理範圍拒絕了他的申請；朱進中也曾經為孤兒聯繫過新的家庭，但又有謠言說他倒賣兒童，等到派出所調查清楚闢謠後又錯過了領養時機。而在春節前，預計又會有10多個符合條件的孩 子申請來朱進中的孤兒院。

記者：別人會問你說，這些愛滋孤兒跟普通的孤兒有什麼不同呢，我們為什麼要特別關 注他們呢？

朱進中：實際上呢，這些愛滋孤兒跟其他的孤兒，基本上都是一樣的，為什麼說法呢，在其他的孤兒呢，就是橫遭天禍才撇下是孤兒的。那樣的是寥寥無幾的，可以說一個縣城，幾個縣城，也是幾家的，可是呢，這些孤兒呢，基本上是發生在一個村莊，一個縣城，一個鄉鎮，像這樣的家庭，不止是十家，八家的，將近幾百家。

記者：朱進中你知道，你現在就像一個柱子一樣，彙聚過來的愛滋病的孤兒越來越多， 你這個柱子，總有一天會承受不了這個壓力的。

朱進中：承受不了的時候，以後再呼籲更多的人去支援吧，這是沒辦法的辦法。

記者：可是生活裏那麼糟糕的事兒，都堆在肩膀上的時候怎麼辦？

朱進中：糟糕的事不是說沒有，那畢竟什麼事情都有糟糕的時候，可是它只是一時不是一世的，我感覺到咬著牙是能挺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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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亮時離開朱進中家後，記者走訪了一家夫妻雙方都感染了愛滋病毒的農戶，兩年前丈夫已經去世，留下了35歲的妻子和三個正在上學的孩子。

記者：大姐，你好，我是中央電視臺的，想跟您聊聊行嗎？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嗯 。

記者：那你現在一個人負擔這個家庭呀？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一個人負擔這個家庭，這邊兄弟兩個也都有病，誰也不能替你那，各人還顧不了各人的家庭。嗯 都是這個病。

記者：現在孩子上學的學費都是從哪兒出？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上學的學費都是借的。沒有別的收入，就是說喂豬啥的，你也養不起，又沒有錢買豬，一來你也沒有啥糧食喂，吃的都全部是借的。

記者：兒子現在正是長身體的時候？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就是那天天害的腿肚子抽筋，疼得嗷嗷叫，連買瓶鈣片都沒有錢買，這

記者：你現在最擔心的是什麼呢？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最擔心的是孩子失學，孩子都是學習好是不是，這前途就給斷送了。

記者：你希望將來誰來照顧你的孩子？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旁邊，這兒只有進中，現在朱進中。他現在辦這（孤兒院），只有託付給他。

記者：你覺得託付給他是一個長久之計嗎？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那就沒有想過了，他也是個病人，是不是，操這個心都夠感謝的了。

記者：那你要是不管呢？有沒有人管？

朱進中：我要是不管的話，這些孩子只有回家，各人吃各人的飯，各人種各人的地。

記者：沒人管？

朱進中：沒人管。

記者：不管會怎麼樣？

朱進中：不管這些孩子，以後就會給社會上造成最壞的可能。

記者：壞的，你為什麼用這個詞？

朱進中：因為這些孩子他們也沒有父母，沒有教養的，如果沒有人去管理的話，就肯定會給社會上造成必要的麻煩。

記者：你看到這種苗頭了嗎？

朱進中：現在就有。這樣的孩子也有，有幾個現在，我們沒有敢接收他。

記者：是一個什麼情況？

朱進中：經常的偷雞摸狗，什麼都幹，看見別人的東西好，就想方設法給你偷走。

記者：不是才十一二歲？

朱進中：那也沒有辦法，他們就依靠著那些生活，生存。

記者：就是在他們父母得了愛滋病去世之後，孩子才變成這樣的？

朱進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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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玫：我們可以從其他很多方面去做，比如說這些孩子，為什麼我就是，對小朱這個，我就覺得他本人作為一個感染者，他都有勇氣來做這件事情，為什麼我們連支援他的勇氣都沒有？

據瞭解，由民間力量辦孤兒院收養愛滋孤兒的做法已經有一些志願者嘗試，但實踐證明，類似朱進中這樣的孤兒院雖然可以暫時解決孩子們的生存問題，但無法解決運作中遇到的法律程式以及集體防疫等問題。有志願者認為，由民政和婦聯牽頭，讓一些符合領養條件的正常家庭收養健康的愛滋孤兒，才是解決愛滋孤兒生存、教育以及心理問題的根本辦法。

目前在有些愛滋病相對嚴重的農村，例如《新聞調查》欄目2001年曾經報道過的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地方民政部門已經採用向愛滋孤兒發放補助或將孩子送政府辦孤兒院撫養的方式加以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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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沒有拿到資金，你怎麼面對你收養的這些孤兒？

朱進中：當然再想一定的辦法吧。

記者：想到什麼時候為止？

朱進中：想到就是，讓我自己做到仁至義盡的時候，真正承擔不起的時候，有一線希望 ，還要繼續做下去，估計肯定會有人去支援的。

記者：你這個信心從哪兒來呀？

朱進中：因為這個志願者特別多，因為這朋友也多，都能幫我去度過這個難關。

記者：你掉過眼淚嗎？朱進中。

朱進中：一般的就是我不愛掉眼淚。

記者：掉過嗎？

朱進中：一般的不掉。

記者：心裏最難受的時候怎麼辦？

朱進中：最難受的時候也就，一般的就是找個地方坐下，也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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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日前承諾：中國農村地區和城市經濟困難的愛滋病毒感染者將免費獲得藥物治療，他們的子女也將免費入學。目前，在有些愛滋病相當嚴重的農村，地方民政部門已採用發放補助或將孩子送政府辦孤兒院撫養等方式加以救助。專家預測，中國愛滋病毒感染者已過百萬。如果干預措施不力，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愛滋孤兒有可能達到二十六萬。

(編輯：曉星 穡虓翩G)

咦? 這個姓名有字數限制, 我是寫 "光只是繳會費的 PHR "元老" ".

少兩個元老, 意思就錯了. 我是說我只是乖乖繳會費,幾乎什麼活動也不參加. 想幫也幫不上忙, 挺無能.

陳真

十多年沒在報紙寫東西，自從「復出」以來，許多舊雨新知來信頻表失望，說少了某種味道。

失望是有點奇怪，因為不光是報紙上寫的，就算過去寫的，也沒什麼好指望。過去，只要有人跟我說他想轉載我寫的東西，那麼，他轉載的那個地方，我大概從此以後就不敢去看了，因為我怕看到自己寫的東西貼在那裡，那種感覺讓我很不舒服，總覺得哪裡不對勁，說不上來。要是印成白紙黑字，那本刊物，我大概連打開第一頁也不敢；就算打開，也只敢遠觀，不敢近看內容。

奉夫人指示，為拯救天下蒼生以及增加收入，復出投稿；夫人交待，千萬不可如此龜毛，人要有現實感。

可是，在現實感底下，似乎反倒像在做夢，一切顯得如此荒謬而不對勁。嗚呼哀哉，這該怎麼說呢？說不上來。只能說，各位朋友如果還有點同情心，如果你真的相信我講的話，請不要保存我至今寫的一切東西。

至於已經張貼的，若干年後也應全數刪除。即便是巴勒網，以後我也會拿掉我寫的那些東西，除非是一種純粹轉述或翻譯的文字，才需要留下；其它都不該保存。

至於舊雨新知之所謂失去味道，那是因為報紙本來就是一個不能有味道的地方，不許暢所欲言，就跟寫論文一樣，有一定的格式和性質要求，而且還得考慮讀者的理解程度和背景，總不能以為大家都跟你看到同樣的世界、知道同樣的人事物。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修改。為了不讓報社為難，為了增加錄取率和收視率，別人要怎麼改我都同意。雖然同意，但其實報紙刊出之後我幾乎從來不敢看，怕看了之後會心臟病發。

比方說有一次不小心看到聯合報，甚至在我的文章裏加進一段話。那些話根本不是我講的，憑空冒出來一段。那段話是說：攻擊地標違反日內瓦公約。這話是錯的，攻擊地標怎麼會有問題？若有人把什麼自由女神炸掉，勢將普天同慶，哪來違反什麼人道罪行？

文字就像一種植物，它得長在一個適當的環境和土壤，不能亂長，就好像情書不該貼在佈告欄或投稿給民意論壇一樣，太愴俗。

文字像音樂，稍微更動一個音符節拍，整支曲子就會走調而不堪入耳。許多人不在乎這些，但我很在乎，我寧可讓整個曲子做廢報銷，也不想聽到一個地方走音，因為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二十年前剛上大學，就準備要出書，但出到現在，還是一本也出不來。我對自己能寫出什麼值得出版或保存的東西，已經近乎絕望，但我寧可因此一無所有，也不希望保存下來一些連我自己都不喜歡或甚至不敢看的東西。

為了賺錢，我真是犧牲太大，很痛苦。以後這樣的文字流傳給後代，讓人以為陳真就是這副德性，我真的會死不瞑目。

寫了這麼多東西，唯一滿意的就是剛唸碩士時寫的那三篇英文作業。雖然淺顯，但那大概是我至今寫過、唯一不會讓我感到難堪的東西。可是，一個人如果會喜歡這樣一些東西，他肯定會很孤單，因為他將找不到什麼同伴，別人大概連看也不會想看。

有幾個人會真的對一只茶杯的意義從哪來感到一種不可思議和痛苦？有幾個人會真的對自己雙手的存在感到痛不欲生的困惑？雖然哲學家比蟑螂還多，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沒辦法找到知音。你只能講一些粗糙得不能再粗糙的無聊想法，如果你不希望被人當成怪物、如果你還想和人溝通的話。

總歸一句就是，不要保存我寫的東西。因為它們都不是原貌，它們都是未完成品，它們往往沒有以一種正確的方式出現；它們甚至成為一種難聽死的噪音，就像音符擺錯位置那樣；它們也不是我真正想講的東西，它們大多只是一種像頭髮、像指甲屑、像牙縫裏的食物殘渣那樣的東西，不值得保存。

不認識的人，我無法勸說，但拜託各位舊雨新知，不要保存，不要流傳，更不要留下這些讓我死後會死不瞑目的所謂「文章」。

要保存，我自己會託人幫我保存；我會保存下來，希望將來能修改或湊合成一種足以稱得上「已經完成」的東西。

小事一樁，對我卻事關死後是否瞑目，所以藉此再次廣播一下；請在此留言板偷窺的各位大爺大嫂體諒、配合。

陳真 2004. 9. 27.

最近我的信箱，突然跑來朋友或陌生人的幾封信，介紹一部記錄片，轉述許多政客和文人雅士的大力推薦，彷彿什麼驚天動地不得了的大事情似的，實在讓人看了非常不舒服。我看一眼，馬上刪掉，要不然我真的會吐。

這就是台灣社會：凡事一窩蜂，就跟某些昆蟲之向光性一樣，向著鎂光燈聚集處靠攏，並且以炒作某種聲光為能事，虛張聲勢，膨風誇大得不得了。

（p.s. ：我看那個不反軍購的反軍購團體也是，動不動就是：「華人史上第一次」、「近年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社會運動」、「最徹底的思維和公民實踐」、「你唯一一次拯救自己和你的子孫的機會」⋯等等。）

我是不了解這部片，無法做評。但若這片真的講出什麼普通人的感覺和生命，那麼，這種虛張聲勢的搞法和瞎捧，特別是政客和文人雅士的瞎捧，只是在傷害和侮辱這樣一個好東西而已。如果他們真的在乎什麼生命的普遍價值，他們就不會那樣為人處世、不會那樣炒作了？

台灣就是這樣，消費性格很強，新聞性格很強，在乎聲光和流行，一窩蜂地辦事。一下流行這個，一下又流行那個，什麼都很誇大，給人一種好像到處都是蛆蛆那種躁動不安、不可信任的感覺。

還好我也來自鄉下，我知道台灣人許多不是這樣，那似乎只是一種菁英文化。但是，因為菁英人數雖少，勢力卻龐大，於是給人一種好像台灣人都是這樣的錯覺。我想中國也一樣。那些農民，跟我所看到的一些大陸菁英，基本上還是相差很大，只是兩者我都不討厭就是了，不像台灣菁英這麼惡性（malignant）而恐怖，毫無真誠可言，嘴巴或筆下，全是誇大不實充滿虛榮的漂亮話語。這種菁英圈，除了逃得遠遠的，沒有第二個法子。

陳真 2004. 9. 24.

這是昨天寫的，不知道該不該貼。怕又言語間不慎招惹了哪一方人馬，引來可怕後果。總之，若有得罪，絕無惡心，尚請各方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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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河南的朋友介紹這篇文章，我給它剪了下來，放到倉庫裏，再找機會讀。

在英國，看到很多大陸來的留學生，大多財力雄厚，不是高幹，就是高幹子女，總是頗有點來頭。但基本上來講，還是蠻樸素。但據說和農民比起來，依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貧富差距很大。

其實，就算我自己，跟一般大陸留學生比起來，也是財力遠遠不及。我根本不可能花錢去吃或去做的事，他們卻大喊便宜，由此可見差距多大，更不用說他們和其他農民的差距了。連我都覺得和他們是兩個世界，因為他們實在太有錢。

至於台灣留學生更不用說了。幾乎每一個都是未曾為生計煩惱的小寶貝，更不用說挨餓受凍了。這些小寶貝，財力恐怕都在我們的數十倍或數百倍之上。簡直就像來自兩個星球那樣的差距。

我們常懷疑，在台灣，到底還有多少人比我們更窮、更節儉、物質上過得更狼狽？這二十多年來，好像還沒遇到半個。有時給人一些錢之後，常常才發現，原來對方所謂「沒錢吃飯」的意思是：「爹娘還沒把錢寄來」；所謂「窮」則是指的「一時沒有多少現金」，至於金銀珠寶或各種不動產倒是多得是。

就算真的很窮很窮的一些人，事實上也大多還是比我們有錢；對「窮」的定義相差很大。在我看來，曾經窮到會去賣血、窮到想偷東西、想搶銀行、窮到會經常餓昏倒地、窮到連人家吃剩丟在桌上或桶子裏都會撿來吃的，才有辦法理解什麼是貧窮。

當然，二十幾年前的窮，只能怪命運，最近十多年的窮，卻只能怪自己選擇這樣一條「窮苦」的路。不過，現在的我們不能說窮了，只是債台高築而已，而有辦法債台高築的人，當然就稱不上窮。至少這時候只要我們願意，隨時可以致富，看要不要走那樣一條路而已。

很多人以為醫生再怎麼窮，肯定也有一定斤兩，這原則上是對的，但有原則就有例外，而我剛好是那個例外。窮，在我心裏或人格上，劃下一道很深的傷痕。窮過的人，才有辦法真正體會貧窮的可怕、饑餓的恐怖以及什麼叫做寒冷、什麼是流浪街頭的滋味、什麼是「毫無尊嚴」。

也因此，談起貧窮，我覺得自己不必感到任何害臊，因為沒有人有資格說我在說風涼話，因為我是一度窮到連活命都有困難，根本不像個人，比起在街角陰暗處討食的流浪狗，大概好不了多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能有五天、十天的溫飽就不錯了；這樣的日子，前前後後過了少說也有七、八年。一天能吃上一碗麵充饑，就很不錯了。吃了一碗，二十四小時內，不用期盼有第二碗。

一般人所理解的貧窮，恐怕連貧窮的皮毛也稱不上。很多痛苦，只有當你自己親身體會過，才有可能理解那種恐怖、絕望和狼狽不堪；滿身污穢、惡臭和疾病，狼狽地吃喝、狼狽地閃躲各種莫名其妙的不屑和攻擊。對一個簡單而友善的眼神或一點小錢的支援，都能銘記在心 ，終生不忘。

還好我捱了過來，但是，物質享受對我依然缺乏吸引力。夠吃夠用就好了，其它都是多餘。也因此，我覺得台灣人實在太有錢，有必要吃喝玩樂得這麼爽嗎？至少，我們若要在財力上幫忙一些很窮的大陸農村的人，實在一點都不難。

幫一百戶當然難，但是，幫個五、六戶，對一般台灣人來講，絕對負擔得起；不但負擔得起，恐怕一周只要少去一次麥當勞就夠了，一點都不礙事，絕不會影響夫妻感情或小孩教育基金。

講到麥當勞，就想到明天要上街的反軍購遊行。實在不想影響別人的參與意願。自從寫了那兩篇文章在蘋果後，有些同志對我就有點不爽。但我只是實話實說。

急是無益於事的。只要用正確的方式，不管路途多麼遠，總有一天就會走到目的地。但若用錯了方式，只會離那個目標越來越遠。

世界各國那麼多人，合力反「殺傷人員地雷」那麼「簡單」的一個小武器，都費了那麼多年、費了那麼大的工夫和努力，甚至犧牲了那麼多志願移除地雷的志工的人命（或導致殘廢），即便也因此得到了諾貝爾獎，但是，反「殺傷人員地雷」的運動，卻仍然如此辛苦地進行到現在。

為什麼我們台灣人卻總以為這些事可以隨著鎂光燈之聚焦而速成？目標不會太龐大、太迅速、太簡化了一點嗎？這樣能取信於人嗎？或者其實只是無謂地消耗自己的熱情罷了，讓自己對理想的信心越來越低，熱情越來越淡，也越來越不相信彼此的真誠。

何不靜下來，從頭一步一步幹起，就像學習一套知識那樣，從 ABCㄅㄆㄇㄈ那樣慢慢做起？反省自己真正在乎些什麼，不要自欺欺人。學到一分算一分，學到兩分算兩分，儘管成果微小，但至少它是紮實的、可以累積下去的，而不是消耗性的。

當然，最近的所謂反軍購運動，骨子裏其實跟軍購無關，它只是反對一種政治操弄，反對一種不良居心和錯誤政策，藉著挑釁對岸來鞏固自己權力（幾十年來都是這樣搞的），而所謂軍購，只是交給美國這個大流氓一筆保護費而已。

基本上，這是一種發自民間的政治性反彈，反彈一種趨向毀滅的兩岸「政策」（民進黨也有政策可言嗎？說是選舉策略還差不多），與反戰或反軍火貿易其實無甚關連。

如果誠實地擺明了這樣的政治性，其實反而比較好。相反地，你給自己貼上這麼一個美麗的“反戰運動”標籤，對方自然可以說你言行不一或別有政治居心；這種指控並沒有錯，因為大多數人反對的，正是一種不良政治操作，而不是追求什麼反戰價值。

是什麼，就該說什麼，有意無意地混淆事物屬性，只是憑添無謂紛爭和日後的失落感。

過去的民進黨或黨外，反起軍購可比現在兇猛多了。至少，在白紙黑字上，講得比現在漂亮多也有內容多了。但是，那同樣不是什麼反戰，那只是反對當時國民黨的一種政治操作，這種政治操作，跟現在毫無兩樣，只是現在民進黨操作得更誇張、更惡劣而已。

以前每次一到選舉，國民黨就會大喊狼來了，跟民進黨現在整天故意強調什麼幾顆飛彈如出一轍。國民黨當時也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喊狼來了，說什麼「共匪謀我日亟，無所不用其極」。若有人質疑，他就會說你是中共同路人，就跟現在的民進黨一模一樣。幾乎連每一句話都是照抄，了無新意。

這意味著，半個世紀過去，其實我們並沒有多少進步，同樣的戲碼，同樣的台詞，同樣的壓迫，同樣的謊言，同樣的利益操作，完完全全沒有改變。這難道還不夠讓我們反省，究竟哪裏出了問題？為何故事只是一再重演。

我過去一度以為黨外或早期的民進黨真的在乎什麼人權、和平、弱勢者，後來總算看清楚了這一切。同樣地，我也不相信台灣目前有百分之五十幾的人反軍購是真的出於對這些基本價值的渴望。

當我們只是在政治操作的技術面打轉而不觸及內在價值時，我們永遠只會在原地踏步。靈肉可以合一，但是，不同邏輯性質的東西，就該劃分清楚，屬於凱撒的，就歸給凱撒，屬於上帝的，就歸給上帝。

在台灣，社運往往只是一種跳板，一種政治權力的晉身階，幾乎沒有幾個例外（其實我應該說「沒有例外」）。也因此，如果你看到有人打著社運經歷的旗號出來參選時，你寧可去選一個貪官，也千萬不要把票投給他。因為這種打著紅旗反紅旗，比貪污更可怕，它傷害了我們的熱情和信任。

你也不要以為當他當選之後，他真的會依照他所宣稱的理想去做事。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他真的在乎那些理想，那麼，他肯定不會出來參加選舉，就好像英國工會領袖或各種社運人士不會出來參選一樣，因為，民間才是他們理想實踐的舞台，不是廟堂。就跟傳教士一樣，傳教士不會去當宗教部部長，因為上山下海，才是他們的辦公室所在。

我不是說社運不能有政治代理人，我是說，如果你要從事社運，那你就不要去想選舉或當官的事。那些事不是不能想，問題在於，它只是一種副帶產品，而不是一種主要產物。它是末，不是本，斷然沒有捨本逐末之理。

一個社運發展成熟之後，不要說政治界，社會各個層面自然就會自動產生你的代理人，反映你的意見或看法，而不需要任何爭取。就好像打球或各種運動有益身心一樣，但是，你只要顧著把球打好就行，不需要「另外」去擔心打球之外，先要爭取一種什麼有益身心的、更好的運動效果。

換句話說，許多人想追求的政治權力，其實就是一種「果」，而不是一種「因」，是一種原本程序下自然就會有的產物，而不是「另外」爭取來的東西，更不是一種達到目標更好的手段。它根本不構成一種手段。就好像一個傳教士，放著大好山河不去傳教，卻反倒想坐擁權勢、躲進辦公室吹冷氣，西裝革履地開記者會，以為這是一種更好的傳教手段，那不是捨本逐末是什麼？那不是自欺欺人是什麼？

這些極其簡單的道理，我們是真不懂，還是假不懂？還是根本不想弄懂？

寫論文都得寫這麼多年，而我搞不好得寫上一輩子，何況一個運動？！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台灣社會做事都這麼急於有所成就？什麼都要比快，然後沾沾自喜。留學圈最常聽到的對話或嘲諷就是：「誰誰誰寫了幾年耶，笑死人了，而我『只』寫了幾年就拿到博士。」可是，生個小孩，也要 280 天不是嗎？硬要縮減成 28 天速成班，會生出什麼東西來？

一個西方社會的運動團體，幹了幾十年，也不過小小規模；規模更小的，有時連小貓兩三隻來舉牌或擺攤子的人手都沒有，但他們還不是一樣傻傻地做個不停？搞不好幾十年沒開過一次記者會。哪像台灣，動不動就要號召天下，記者會更是開個不停。這一切，其實都只是一種選舉模式的翻版。

什麼「選我進去立法院，我會為大家如何如何」，實在是自欺欺人。如果他真的想幹些什麼，那麼，立法院就是第一個他不該進去的地方；因為從來沒有一種社運的辦公室是在立法院裏頭。

社運不該跟選舉模式看齊，而是應該copy一種傳教模式或為學模式，比久遠不比一時，比慢不比快，比質不比量，比自然不比演技，比深刻不比表面浮華，比沉潛不比聲勢招搖，往民間靠，而不是往廟堂擠。

陳真 2004. 9. 23.

恰好今天的WSWS就有一篇文章正是講中國農民調查
http://www.wsws.org/articles/2004/sep2004/chin-s22.shtml

這本書在大陸挺暢銷的，當然也引起官方的反感，忘了有沒有查禁，還是只有下令不准宣傳而已。幾個月前買了，只是一直沒讀完，會買的原因一來是老家是務農的，對農人有特別的情感，二來是曾在大陸的論壇上看過不少網友批評人的話語總是有意無意的將對方比喻為農民什麼的，感覺上好像頗歧視農民這職業，令我大惑不解，因此想瞭解一下。

到底多少話可以寫出來。
很少。。。。。。

陳善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