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台灣的媒體下標題真是很難受。

其實我不太敢看assange的報導，因為不想影響心情。

他被厄瓜多出賣，撤銷庇護，原因之一就是他也揭露了厄瓜多繼任總統的貪污黑資料。

底下有 assange的影片：

https://bit.ly/2IlvPC3

陳真 2019. 0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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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桑傑自閉厄瓜多使館玩滑板 窩居2494天生活曝光

新頭殼newtalk |洪翠蓮 綜合報導
2019年4月15日 上午11:16
留言

[新頭殼newtalk] 「維基揭密」（WikiLeaks）創辦人亞桑傑（Julian Assange）11日遭到英國倫敦警方強行逮捕，結束他躲藏2494天生活。支持亞桑傑的人士把矛頭指向厄瓜多總統莫雷諾（Lenin Moreno）。莫雷諾14日接受英國《衛報》訪問時，指亞桑傑企圖把厄瓜多駐倫敦大使館當作間諜中心，多次違反庇護條件，才決定撤銷對亞桑傑的庇護，相關單位也曝光亞桑傑的生活監控影片。

亞桑傑被捕後，他在大使館內的生活畫面也曝光，他的房間似乎被裝設多個監視器，還有各式錄影裝置與私人食物擺設，守衛將這個房間稱為「蝙蝠洞」（Batcave）。

因為驅逐亞桑傑而成為眾矢之的，厄瓜多現任政府似乎開始反擊，該國內政部長羅莫（Maria Paula Romo）日前爆料，亞桑傑在厄瓜多大使館期間，常在大使館的牆壁塗糞便；還爆出亞桑傑會在使館內溜滑板、玩球等怪異行為。

使館人員與亞桑傑互不信任，傳出互相監聽。莫雷諾日前接受英國《衛報》訪問，爆亞桑傑把大使館當「間諜中心」。他表示，他的前任科雷亞（Rafael Correa）政府在大使館內，提供亞桑傑一些「干擾其他國家進程」的設施，他激動地說「絕不允許」。

莫雷諾聲稱取消庇護亞桑傑不是武斷的決定，而是基於國際法。他稱已經獲得英國書面保證，不會將他引渡到面對死刑的第3國。

不過亞桑傑的律師珍妮佛羅賓遜（Jennifer Robinson）對這些說法提出異議，她指厄瓜多過去幾天一直在做出一些指控，好證明允許英國警察進入大使館的決定是合理的，但事實上那些指控都不是真的。厄瓜多前任總統科雷亞也表示，莫雷諾驅逐亞桑傑，是因為「維基揭密」爆料了莫雷諾涉嫌貪污的文件。

回應一下關於5月份去AIT靜站的留言。

新的AIT內湖總部5/6號啟用，地址是台北市內湖區金湖路100號，最近的捷運站是文湖線內湖站，但還得走個約550公尺。

以我在內湖混了4年的經驗，從前金龍路上人煙稀少，只有往東湖的人會走，現在有了捷運白天車子更少，新AIT的對面更是一排排豪宅，路上幾乎沒有行人。

新的AIT占地廣大(差不多就那片山頭)，而且AIT那側印象中是沒有人行道的，應該是刻意如此做。咱們小貓兩三隻，兩隻在禁制區內(可能站門口車道旁)，其他在禁制區外，可能得是在4線道的對街才不是禁制區。正對著新的AIT入口是個豪宅，前面是很寬的人行道，我看是比我們常站的師大旁還寬。但新的AIT入口是車道，真正的門口還向上開個近百公尺，若我們站在對面，就是面對著空無一人的車道。

去站在AIT前抗議美國的行事作風象徵意義大，但若是希望給往來路人車輛看，那處人車稀少。

我覺得郭董講的比韓國瑜的好
安全靠美國靠不住， 真正的國防安全，是超出軍事的視野的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413/3323185/

https://www.google.com.tw/amp/s/udn.com/news/amp/story/6656/3756359

韓國瑜主張兩岸一國一制

陳真 2019. 04. 14.


韓國瑜主張兩岸一國一制。真的嗎？我不知道，不過這是他自己公開說的。

韓國瑜說，他 "強烈主張九二共識"，但他卻又 "摸著心臟" 發誓 說他反對一國兩制，甚至還要求大家看進他的 "靈魂深處"，相信他真的反對兩岸一國兩制。如果這些話當真，那麼，唯一的結論就是他就連靈魂深處都主張兩岸一國一制。

為什麼呢？因為九二共識的核心概念就是 "一個中國"。你表你的，我表我的，但不管怎麼表，兩岸共識就是同屬一個中國，追求兩岸統一。不管誰統誰，都是要統一在一個中國底下。既然韓 "強烈主張九二共識"，意思就是說他強烈主張一個中國。一個中國底下有可能一制，也可能兩制，既然他反對兩制，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一國一制。老實說，這也是我的主張。我不明白一個國家幹嘛要分成兩種制度？過渡可以，但終究還是應該得回到一國一制。

我上面的推論哪裏有錯呢？一個人絕不可能一方面強烈主張九二共識，另一方面卻又堅決反對兩岸同屬一中。這就好像兩人立下婚約，新娘表明非君不嫁，你儂我儂，永浴愛河，但她卻又說："我現在摸著心臟，請大家看著我的眼睛，看著我的靈魂深處，我堅決反對一個家庭！" 天底下有這種婚約嗎？至於潛台詞則是 "我只是想要發大財" 而已。你說，這不就是金光黨仙人跳嗎？

我相信韓國瑜一定會否認他主張兩岸一國一制。為什麼呢？因為想騙選票。但是，台灣人難道還想再這樣繼續不明不白自欺欺人地折騰虛耗下去？都已經虛耗了半個多世紀不是嗎？從蔣介石的什麼 "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 的武統論，再到蔣經國的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的政治反攻，一直到老賊李登輝的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接著換成更為虛幻更無可行性與正當性的台獨建國上場，繼續政治操弄騙選票二十多年。到底有完沒完？

我能理解一國兩制在島內長年被美日殖民政治給污名化、妖魔化，從而變成一種完全無法訴諸任何理性討論的票房毒藥，一種敗德的叛國訴求；誰敢如此主張，誰就是全民公敵，成為所謂 "賣國賊"。綠營最近就給韓國瑜扣上了這樣一頂 "賣國賊" 的大帽子。因此，我能體會韓國瑜為了勝選的苦衷，但有必要也跟著妖魔化一國兩制嗎？

在我看來，相較於兩岸前途之長遠發展，島內選舉輸贏其實無關大局。世界進展如此迅速，時光飛逝而去，別再虛耗，別再騙了。獨也騙，統也騙，大家全都在說謊，都半個多世紀了，夠了！該是面對現實的攤牌一刻到了。要統要獨，大家把話講清楚，找出一個大方向來，而不是一再政治操弄，一再自欺欺人。

韓國瑜的論調其實就如同你來到火車站，買票上車前，總得先決定了要北上或南下或西行或東進吧？你總不能說強烈主張購買南下的九二列車票，卻又說你堅決反對南下，那不是發神經嗎？

韓國瑜可能又會說 "目前"，"目前" 他堅決反對一國兩制，至於以後如何就以後再說。但是，即便加入 "目前" 當藉口，一樣是謊話，因為，一切爭議當然是關於未來，而不是關於目前。所有兩岸關係的主張，必然是主張可預見的將來，而不是主張 "目前"，那等於是沒有主張，存心騙選票。不管你是買了南下或北上車票，必然期待車子向著一定的方向行駛，而不是期待它停留原地，因此，藍營之所謂 "主張九二共識但反對一國兩制" 或綠營之所謂 "維持現狀" 或 "什麼都不用做的虛擬台獨建國"，其實全是自欺欺人。

韓國瑜嘲笑綠營的台獨建國是三不 (不要中華民國、不要九二共識、不敢台灣獨立) 或兩不半 (台獨搞一半)。同樣的嘲笑放在韓國瑜自相矛盾的兩岸主張上，不也一模一樣？甚至還更加精神錯亂：既要一中，又不要一中；既要統一，又堅決反對統一。不要一國，又希望兩制，那不就是兩國兩制，那不就是台獨建國嗎？韓國瑜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我不是說你應該主張一國一制或兩制的立即實現，但你既然認同了一中之共識，那就應該誠實地表明兩岸統一就是你的追求目標與主張。如果你並不想往統一的方向走，那你就應該明確地表明反對九二共識，然後往真正獨立建國的方向走，而不是又反台獨又反統一又說強烈主張九二共識。

寫這文章，我覺得我好像在教幼兒園的小朋友。這些道理有那麼難懂嗎？本文特別歡迎各方轉載。

韓如果只想為高雄市民服務，不會發表這些對岸不喜歡的言論，這對剛拿到手的50億MOU兌現，顯然是負面的。
由韓不支持一國兩制及軍事靠美國，已經看出他想選總統，只要郭不選，他應該就會接受徵召。
韓對為何不支持一國兩治沒有論述，但這的確是現在島內的主流民意，韓知道支持就沒有選票。趙少康也不支持一國兩制，他說香港人佔中也不支持。這很奇怪，趙是聰明人沒有選票的負擔，他應該知道拿香港片面或某類人的態度舉例是不符合邏輯，難道是在乎收視率嗎?
一國兩制用GOOGLE查前幾頁都是負面的，拿百度查則是展望、解讀、探討等正經八百的文章。

香港以前是大陸的門戶，佔盡天時地利，現在祖國沿岸發展迅速，香港不再高高在上不再這麼重要，有個小漁村叫深峻，其GDP在2017年已經超過整個香港。

比較幾個數字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由英國政府移交給中共，結束了香港殖民的時代，開啟港人治港一國兩制。
1997年澳門的人均GDP為1.5萬美元，2018為8.6萬美元。+4.7倍
1997年香港的人均GDP為2.7萬美元，2018為4.6萬美元。+0.7倍
1997年台灣的人均GDP為1.3萬美元，2018為2.4萬美元。+0.8倍
1997年中國的人均GDP為750美元，2018為9376美元。+11.5倍
香港的一國兩制除了經濟面外還應該比較回歸前後各方面的差異及優劣，不能片面論斷。不過我猜測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不滿的主要原因，是相對的優越被剝奪後的失落感。如現在美國的擔憂一般。
一國兩制的條件還沒談不知道反對什麼。讓我淘寶免運費我馬上煮雞湯以迎王師，給台灣人戶頭100萬，支持統一保證過半。長遠來看我喜歡將每年的台灣國防軍費轉消費券發給大家。
韓對反對一國兩制及「國防靠美國、科技靠日本、市場靠中國、努力靠自己」，希望這只是騙選票，不是心理的話。

Assange是澳洲公民
按常理來說，有某國公民在國外被他國逮捕的時候，應該要表示點甚麼
一般都是抗議以上的外交交涉

這次在英國被捕
澳洲政府僅僅只有這樣的表示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Scott Morrison says Assange, who was born in the Queensland city of Townsville, will get no special treatment.

“We support Australians in those cases by providing that consular assistance, so Mr. Assange will get the same support that any other Australian would in these circumstances. He is not going to be given any special treatment. He will be getting the same treatment as everybody else, he will get the same support as everyone else.”

非常官話
感覺英美加紐澳都是蛇鼠一窩。

阿桑吉被軟禁了七年，他的小孩送了一隻小貓進去陪他。但他後來決定讓小貓離開，希望小貓能夠去過一個比較好的生活。阿桑吉還給這貓弄了個帳號。我常看這貓。底下有貓的圖片和影片。

https://bit.ly/2D9ipVn

https://bit.ly/2GhyWso

https://bit.ly/2D8QvsF

https://bit.ly/2Pct6M1

軟禁處即厄瓜多駐英大使館外有個群眾設置的聲援布條：

https://bit.ly/2PctHgJ

還有這東西，似曾相識：

https://bit.ly/2G81nI8

原本明天是四月份的靜站，但是今天下午才突然發現，原來其他所有人都沒有收到我幾個星期前發出的信，我把信件回覆給私人信箱了。因此，明天的靜站決定取消，因為大家都已各自安排了活動，而且道具都在阿忠那邊，就算能及時取得，讓學姊一個人代表大家靜站好像也不太好(我和學姊必須留下一人照顧小孩，等小孩再大一點，不會一路胡鬧，我就帶她去靜站)。

總之，明天就取消。這好像也是巴勒網站樁11年來唯二取消。另一次記得是剛好遇到強烈颱風。

至於下個月，我有個想法，但不知道做不做得到，也不知道這樣做是否更好？那就是想移師到美國新的AIT總部那邊靜站。據說是在內湖，不知道有沒有適當的靜站位置？我所謂適當是說：

第一，必須很明顯就是站在AIT的建築物前，而不是站在幾十公尺外。

第二，往來必須有許多路人，而不是人煙稀少。

第三，兼顧集遊法的問題。AIT是集會遊行的管制區。

幾十年來，人渣黨老是喊說要廢除違反民主的集遊法，但事實上自己一旦當權，一切作法卻反而比舊國民黨還更加蠻橫無理齷齪下流。而且，從過去多次經驗看來，別人跑到禁制區內抗議一般都不會真的被移送法辦，但我們肯定會出事或被逮捕。

以前在台大當醫師，是公務員，萬一被抓我一點都不擔心，因為門診隨時還是會有同事代診，不會開天窗。而且，就算坐牢，薪水仍有半薪。但是，現在是在私人小醫院工作，幾乎所有門診全由我包辦，我若缺席，門診馬上找不到任何醫師頂替，病人就慘了。因此，我並不打算存心去坐牢。

折衷的作法是：在禁制區內維持兩人靜站，這就不構成違法了(三人以上才算聚眾抗議)。另外的人就自由走動發傳單，或是站在禁制區外，警察就沒有理由逮捕我們。

當然，還有個技術問題是：新的AIT總部有無捷運抵達？交通上方不方便？

如果有去過現場勘察過地形的，可否說說實際情況，有無可能移師該處？或是仍然維持在師大這邊？至少過往行人與車輛非常多，畢竟舉牌也是要舉給過往路人看。

幾年來，我壓下了自己或別人談論阿桑吉的許多文字，常常一動筆，寫一寫，很快又決定放棄。因為，我寫不出心裏對他的感覺，似乎越寫心裏越悶；就像你要描述一道很美的風景或一首美麗的曲子那樣，你終究沒法描述。誰能描述美麗呢？很多話說不上來，一說就俗，而只能讓自己孤獨地留在自己的世界裏，同你愛戀的對象共存亡。

我們對任何一種人事物大抵有主、客觀兩種面向。對於阿桑吉，主觀愛恨無法言說，即便客觀的部份亦難以陳述。我只能說，人類千百年來，從未見過一個像他那樣的天才，以一人之力，挑戰人類史上最大最邪惡最血腥最齷齪黑暗的帝國，從而打開人類文明的一扇窗。阿桑吉的名字，將會永遠被後人懷念。

我常覺得，如果世界上沒有愛因斯坦、維根斯坦以及阿桑吉，那麼，我們很可能會懷疑所謂智商高下究竟有何意義可言？每個人的智力不是都差不多嗎？

高中畢業紀念冊上每個畢業生都得留下一句話。我不是很喜歡我念的那所學校，所以拒絕購買紀念冊，但我依稀記得我留下的一句話是："世人全是白癡，只有大白癡和小白癡的差別"；沒有誰比較聰明，而只有普通笨和非常笨的差別。所謂智愚，只是程度之分，而非範疇差異。

直到長大以後，我才相信，世上確實有智力方面的天才，例如上面這三位便是；除了歸諸於神，我沒法想像那樣一種根本無從企及的智力從何而來。不過，智力方面的東西終究對我沒什麼吸引力。我只會被 "個性" (personality)所吸引。維根斯坦是對的，一如他所說，理性能力也好，藝術能力也罷，所謂天才，其實不過就是一種 "個性的產物"。我想，我若是個女的，肯定會在第一秒鐘就愛上阿桑吉。如此剛烈，如此委婉。

這點留言，就算是我寫給阿桑吉的一封情書與告白吧。

一位新加坡學者對於新疆問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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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的大西北问题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昨天 17:33

中国近来面临全方位的国际环境变化，涵盖了经济贸易（如和美国的贸易摩擦）、国防安全（如台湾、南中国海和朝鲜）和内部稳定和安全（如新疆问题）。新疆问题尤其突出，似乎整个西方世界（无论是政府、非政府组织还是媒体），就中国政府处理新疆问题的方法提出质疑、挑战和挑衅。

实际上，新疆问题不止局限于新疆，而只是中国大西北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新疆问题自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政府不得不下大决心来控制局面和解决问题的程度了。尽管没有多少人会否认解决新疆问题的重要性，但解决问题的方式极其重要。

如何解决问题？这首先要认识到这些问题如何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严峻局面。从问题产生和恶化的路径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式。新疆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连续不断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造成这些变化有诸多根源，但如下几个是很显然的。

新疆问题的诸多根源

首先是1980年代实行的被人们称之为“自由化”的政策。为了纠正之前在民族地区实行的极左政策，1980年代开始在包括新疆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新的宽松政策。新政策的意图是好的，主要是为了促进民族地区各方面的发展，通过发展来维持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赢得民族地区的信任。

不过，新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马上演变成一种无政府状态，因为一到地方，新政策往往被理解成为政府从各方面“退出”民族事务，尤其是宗教事务。在西方，“自由化”往往被理解成为在一个领域政府规制的减少，让市场和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在1980年代的中国，人们对此并没有深刻理解。“自由化”在一些方面被理解成为政府的“退出”，这就造成了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尤其表现在新疆等穆斯林（回教徒）地区清真寺（回教堂）的泛滥。直到今天，这些地区清真寺的数量（就人口和清真寺数量的比例来说）远远超过中东一些穆斯林国家，包括沙特和土耳其。

在清真寺建设方面，世界上很少有像新疆那样长期处于毫无规划的“自由”状态。这种没有规制的发展自然造成了混乱，但如果要重新规制起来，就必然造成巨大的反弹。（当然，这也表现在其它一些地方，例如教堂建设。）

第二，90年代之后的市场化对民族地区的冲击。90年代实行大开放，在民族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内部变化。简单地说，计划经济的解体导致了在计划经济状态下初步形成的多民族共同体的解构。现在学术圈所讨论“民族建构”，实际上发生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尽管这种“建构”并不是有意识的和主动的，但很多政策在实际层面起到了“民族建构”的效应。

最显著的是住房政策。在计划经济时代，因为住房是国家分配的，开始出现多民族混居小区，至少在城市是这样的。医疗和教育制度（尽管是低度的）的确立也象征着国家权力深入民族地区的社会基层。

但市场经济时代来临之后，计划经济不再有效，也失去其“合法性”。这立刻导致了雏形的多民族共同体的解体。现在的民族地区，各民族趋于“分离”状态。自然的“分离”状态很容易产生各自的认同，而没有共同的认同。不仅如此，而且往往在民族之间互相敌视。在新疆地区，从前跨民族婚姻被视为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但今天这种婚姻被视为是对本民族的“背叛”。这就是今天的状态。

自由化也表现在文化教育交流等方面。在文化教育交流方面，政府往往只出宽松的政策，但缺少足够的财政金融的支持，因此学者和学生“走出去”之后，就自由地寻找支持的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很自然地就到了那些能够提供给他们资金的国家。沙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疆瓦哈比主义盛行和这种“走出去”密切相关。

一些学者和学生在沙特等地接受了激进思想之后，自己激进化，也教育和鼓励其他人激进化。他们回到新疆之后，往往成为激进思想的“启蒙者”和传播者。

第三，巨大的内部变化更表现在汉族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的变化。此前，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人口，在新疆主要是通过新疆建设兵团制度。一国之内的人口流动纯属自然，既要容许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到汉族地区，也要容许汉族人口流动到少数民族地区；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流动，那么显然就是民族“隔离”政策。这种人口流动在有效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是民族融合的前提。

但今天的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族人口大量减少，汉族在新疆已经成为少数民族。这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一、少数民族地区不平等的人口政策，即汉族只能生一个，而少数民族则可以多生；二、大量汉族人口离开新疆，尤其是建设兵团的后代，大多子女离开新疆，返回内地就业和生活；三、民族地区环境的恶化，阻碍着新的人口的进入。今天，除了一些到民族地区经商的少数人，很少有人愿意居住在民族地区。

第四，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强化了少数民族人口的民族认同。非常荒唐但又合符逻辑的一件事情是，那些本来没有“民族建构”的政策（例如上述住房分配政策、医疗和教育）导致了实际层面的“民族建构”，但那些意在“民族建构”的政策反而走向了反面，即导致了民族的“分隔”。在逻辑层面，这也很容易理解：凡是具有普适性的政策导致融合，凡是具有特殊性的政策导致分隔。最主要表现在民族鉴定政策和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上。

中共早期接受了斯大林的“激进”民族定义，进行民族识别，最终在初步识别的200多个民族中鉴定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55个少数民族。在民族鉴定之后，政府又对少数民族实行远较汉族优惠的民族政策，体现在各个方面。不平等的民族政策自然会导向民族的分化，不同的认同就是其中一类“分化”。

不平等的政策也使得民族问题变得更加敏感，从高级官员到普通地方民警，大家谁也不敢正视和处理民族问题，因为一旦处理不当，就会演变成国家层面的政治大问题。这有点类似盛行于西方的“政治上正确”。地方执行层如此不负责任，往往导致民族地方的“放任自由”，很多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累积起来，随时都可以爆发出来。


第五，整个西北地区的“泛穆斯林主义”。新疆、宁夏和甘肃等省是中国穆斯林主要居住地，尽管这些地方存在的问题不同、问题的根源不同，但都表现出“泛穆斯林化”。泛穆斯林化主要由三种力量推动。一是外部全球化，中国是全球范围内的泛穆斯林主义的一部分。近20年来，穆斯林作为一种宗教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大发展。在信息化时代，中国也被深度整合进全球穆斯林化进程之中。其二是内部政治驱动力。

在泛穆斯林主义时代，穆斯林人口的宗教认同得到了强化，甚至转变成为政治认同。无论是宗教认同本身还是基于宗教之上的政治认同，都会和世俗政治认同发生矛盾和冲突。其三是市场驱动力。这些年，中国的清真食品满天飞。尽管从商业利益的观点看，无可非议，但这种商业行为（加之社交媒体）也有效建构和传播着穆斯林认同。这不仅表现在一般社会商业层面，也表现在大学、教育和研究机构甚至政府单位。

第六，“一带”所带来的新风险。从秦始皇到明代，中国的长城文化源远流长。近代以来“长城文化”被视为是保守封闭，但现在看来需要对之重新思考。总体上说，“长城文化”是一种防御政策，意图把中国不能消化的“邪恶”力量挡在国门外。很简单，无论从宗教、民族、地缘等几乎所有因素来看，中国很难消化西边的问题。

过去几十年，在西边实行开放政策。现在的“一带”也在有效促成西边的大开放。尽管在国家议程意义上西边的开放非常重要，但也必然对大西北民族产生重大的影响。长期以来，西边几种力量此消彼长，但一旦这些力量融合起来，就会造成巨大的能量，使得中国难以抵御。

这些力量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势力。一、内部的东突运动。这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越来越甚。二、中东局势的影响。中东从来就是一个乱局，现在随着美国势力的消减，这个地区正在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失败国家越来越多。三、土耳其“帝国梦”的努力。

土耳其加入“北约”的失败或者“北约”整合土耳其的失败，正在促成土耳其本身的“帝国梦”。尽管现在的土耳其政府为了“方便”，和中国比较友好，但这种“友好”显然没有多大的社会基础。从社会基础面来说，中国和土耳其的冲突不可避免。四、美国西方的影响。

近代的西方和今天的美国一直把中亚视为其地缘政治的核心利益。一旦西方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他们必然会把重点置于中国的大西北。五、俄罗斯的影响。中东和中亚一直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现在俄罗斯和中国双边关系良好，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被遏制下去，但并不能保证这种情况能够永恒。从历史经验看，俄罗斯随时都会把重点置于这个区域，从而和中国发生冲突。无论怎样，一旦这些外在因素发生变化，都会对内部的东突运动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

中国应付复杂局面的方式

中国应当如何应付这种复杂的局面？如下几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的。

西方今天在新疆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自然有其不同的议程在背后。不过，中国简单的反击其实也极其无效。例如，中国说西方在反恐问题上持双重标准，但这是老生常谈，没有任何说服力，因为“双重标准”是“人性”使然。相反，中国可以根据西方提出来的问题，反思如何把新疆和大西北治理得更好。在新疆和大西北，必须把发展和反恐区别开来。

恐怖主义自然要影响发展，但必须把发展和反恐两者分离开来处理。因为反恐的需要，中国需要对少数极端分子进行管治，西方也是这么做的。不过，对其他人员（尤其是那些问题不严重的成员）需要采用其他办法。工作技术培训极其正常，帮助人们学习语言或者技术是为了个人发展，尤其是就业。但对恐怖分子和需要工作培训的这两类人，绝对不可混合在一起。这里的问题不是做不做，而是如何做的。在新疆和大西北问题上，需要更为专业化的政策。

政府需要尽快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平等的政策。在民族地区，所有民族包括汉族在内都应当享有同等的权利。
在宗教事务上，应当尽快建立规制型政府，以便从现在的政治管治转型到法治。这方面，中国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西方名义上有宗教自由，但在具体管理方面有非常严格的规制。新加坡处理得更好。甚至中东国家本身如何规范清真寺的建设也是可以学的。

在融合政策方面，政府需要减少凸显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即优惠政策），而大大强化具有普适性的社会政策，即有利于“人人平等”的政策。社会政策最主要包括社会保障、住房、教育和就业等。这些普适性政策的推行有利于民族的融合。

在对外方面，重新思考“长城文化”。“长城文化”体现的是大西北的防御性。尽管西北的开放势在必行，但需要完全摧毁“长城文化”吗？如果这样，替代的防御机制又是什么？如何防止中东激进力量的大规模进入？如何防止上述诸种地缘政治力量聚合起来对大西北构成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推动“一带”宜以在商言商为原则，如同古代，“长城文化”并没有妨碍“丝绸之路”的进行。

不管怎么说，大西北是中国半壁江山。西北的问题是人们不得不思考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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