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淨，

我沒法代林義雄陳述其內心輕重，只能以之為例講個一般性。

前天夜晚，我下了診，四處尋找全身皮膚潰爛的小白，帶了一些好吃的，想給牠餵藥治病。在醫院四周農田巷道繞了好幾圈，就是找不到。途中，遇到一位醫師同事，問我這麼晚了不回家，在街上鬼鬼祟祟幹啥？我怕給小白帶來麻煩，本想隱瞞，敷衍兩句，但最後還是說出實情，我說我在尋找一隻經常在此出現、全身潰爛的小白，準備給他餵藥。

那位醫師一聽，愣住了，隨即跟我說 "你等著接電話吧！院長會找你溝通。他最恨人家餵流浪狗了"。然後還說了一串警告，叫我小心點，否則等著接院長電話。我沒答腔，但不用他講我也能想像，因此，我這類行動向來低調隱密，以免反而給狗兒招來麻煩，乃至招來殺身之禍；因為，我能理解很多人(特別是光鮮亮麗者)對於流浪狗的厭惡，即便狗兒根本沒礙著他，依然招嫌惹怨。

聽了這位同事的警告，我心裏一直想著往後各種可能發生的狀況以及我應如何因應。我不知道事情會如何發展，但我能確定的是：假若有一天，出現一種局面，我只能在餵狗和工作之間二選一，我毫無疑問會選擇前者而寧可放棄一個大好的工作。這意味著什麼呢？天平的兩端，各自是一些什麼？孰輕孰重？答案當然因人而異。

回家途中，夜已深，街上人車稀少，一盞盞昏黃路燈就像星星點點的火苗般，往身後飛去，心裏一陣惆悵，許大世界，難道就沒有一點容身之處給這麼一隻絲毫無害卻承受巨大痛苦的小白？世上美麗言辭何曾少過？有何意義？

我並非說我會傾家蕩產拋棄一切去減輕一隻小狗身上的痛苦，而是說，我絕不會因為害怕一己利益的喪失而被迫出賣或遺棄一個弱小生命；如果我選擇了後者，那麼，我這輩子的一切文字與言行都將失去意義。蕭伯納有句話常浮現我心裏，他說："我寧可褻瀆神明五十次，也絕不會傷害一隻對我表示友善的小狗"。

我相信，在任何一個基本正直的人的心裏頭，或許都有著一座天平，在這天平上，我們藉以衡量各種事物的輕重利害與價值，但有些東西是根本不可能擺到天平上的，它是一種非賣品，比生命都還重要的東西。

我能理解並且相信林義雄心裏有著什麼樣的非賣品，我相信他看重眾人利益遠甚於看重自己的生命，但我沒法理解在眾人的各種不同利益之間，他究竟如何衡量輕重。老實說，我想我還是可以理解的，只是他的種種衡量，在我看來往往極其愚蠢而荒唐。

所謂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我能理解，在某個意義上，典章制度的長久建立，往往遠比一時的實質利害更重要。就這 "道理本身" 來說或許是對的，但一個抽象道理當它成為一種實際應用(application)時，卻往往走了樣，變了質，而這也是我所理解的林義雄。

不管他做出多少荒腔走板的事，我始終深信其為人之良善無私與正直；倒過來說也一樣，我對他的人格深深景仰，但這並不意味著我認同他的每個作為，就好像我常感動於許多為人父母者愛子之心，但其作為卻很可能令人難以恭維，或甚至愛之適足以害之。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我們慕道卻反而經常走入了邪門歪道？為什麼我們愛人卻反而經常傷害了我們所愛的人？

蘇格拉底對此的回答我並不認同，但他或許仍然多少說出了一些真理，他說，"我們之所以會做錯事，是因為我們還沒把事情想清楚"。這意味著，光有道德或情感、情操是不夠的，我們還得有極其充份的理性與智慧。

希望我有回答了你的問題。

陳醫師，我最近還是不太懂一點。

最近林義雄先生"又"禁食了，這次是針對公投法。

但是我對他禁食(或媒體講的絕食)記憶猶新，大概是三年前，他那個時候是針對國民黨蓋的核四抗議。

今年民進黨開放核食，重啟比較危險的核二，但一直沒看到林先生表態，我並不是質疑林先生的人格，只是好奇到底公投法有多麼重要，讓林先生覺得其危害大於核能發電廠而轉移了注意力？

結果陳真醫師也只是「為什麼他可以」的小屁孩嘛

眉山論劍6集出完了

https://youtu.be/Fga6hPwFAes
https://youtu.be/X8Tp2WstkvU
https://youtu.be/9Go22QNZpqg
https://youtu.be/U-lj9Aa9TO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cvKRGRvRU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OhNpLY650U

陳平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和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1968年畢業於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物理系。“文革”中做過5年鐵路工人，在中國科學院做過5年受控核聚變研究。1979年起從生態演化和非平衡物理角度研究中國小農經濟和勞動分工的關系，轉入演化生物學、文化人類學與非平衡物理學的研究，1987年獲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物理學博士。1985年首先發現經濟混沌，1999年起陸續發現否定均衡經濟學基礎的經驗與理論証據﹔發展復雜經濟學的生物鐘模型和自組織理論。在研究非線性經濟動力學與復雜經濟學的新興邊緣學科上居於國際前沿。

台灣很像一種原始社會，比拳頭，比勢力，比關係，比人脈，比誰聲音大拳頭粗，誰就能為所欲為，彷彿法律只是一種服務特定權勢、造福主流利益的工具。一個事情如果違法，難道不就是違法？難道你去一個壞人家裏偷東西就不叫偷竊？難道你對一個壞蛋謀他的財害他的命就不叫謀財害命？

反之，若是侵犯到 "我方" 人馬，則加一百倍的力道予以報復懲罰。彷彿法律之上還有個更高的、以顏色為標竿的政治判準，只要顏色對了，不管怎麼胡作非為都沒關係；甚且為了一己政治利益一黨之私，鼓動暴民違法亂紀為所欲為，捧成明星，捧成英雄偶像，一概美化為x它媽的什麼轉型正義或甚至什麼公民不服從。反之，若顏色不對，則鋪天蓋地追殺之。同樣一個事情，居然有完全截然不同的法律標準。

至於媒體，則向來是主流政治勢力之幫凶。你看，同一種行為，報導用詞居然大不同，只要是反中反華，砍蔣公砍國父，一概視為轉型正義、追求民主自由之舉，一旦對日本鬼子有那麼一點點不敬，則稱呼為"犯案"、"嫌犯"、"落網" 等等。

明明同樣一件事，後果卻大不同。砍國父，砍蔣公，砍孔子，砍媽祖，統統無所謂，因為這些是中國毒素，盡量砍沒關係，不但無罪，而且吹捧抬舉為民主自由正義之舉。可是，一砍到日本人，x它媽的卻好像砍到他阿公似的，如喪考妣，居然成立什麼專案小組，全力緝凶，限時破案，我還以為發生什麼慘絕人寰的斷頭凶殺案。

若要說什麼公民不服從，砍日本人銅像的李承龍才是公民不服從，因為他明知道在這個由美日漢奸走狗掌權的鬼島上，砍日本鬼子銅像是犯大忌、會付出代價的，但他依然為之而不閃躲其後果。

我要說的是：在文明這一點上，重要的是形式而非內容。為什麼？因為形式本身是沒有顏色的。這意思當然不是說所有法律盡皆公平良善，而是說，法律之為物，法治這個概念 "本身"，它是值得尊敬的，因為它企圖無差別、無歧視地平等規範一種秩序與價值，而不是成為一種服務特定 "內容" 或特定顏色與階級的工具。

但在台灣，各種典章制度與法律卻從來都不是如此；重內容不重形式，重顏色不重是非，重人脈關係不重權利義務。比方說阿扁的健康程度明明不足以保外就醫，但是你看那些純粹為特定政治顏色服務的御醫們，卻能瞎掰得彷彿阿扁和吳淑珍即將不久於人世，甚至說他們的健康宛如 "風中殘燭"，彷彿只要一點點微風吹過就會要了他們的命似的。

但是，你看，台灣監獄裏頭有多少人的健康狀況根本不堪監禁，關他等於是在謀殺他。而且，無數犯人卻總是被刻意剝奪基本醫療，甚且百般刁難其平常服用的慢性病用藥，獄方往往作威作福，不准其攜藥入獄服用。大家對此一普遍的惡行根本不以為忤，對於顏色正確的歹徒渾蛋們卻又是百般呵護。

大家最近一直在爭執什麼八田啥小是好人還是壞人，功過如何等等，但是這跟砍他銅像有啥關係？難道是壞人就可以隨便砍？砍到好人銅像就有罪？若是砍到從中國來的就一概是轉型正義和公民不服從？

台灣是這樣一種社會，落後到我們居然始終都只能在一種很幼稚的等級上講一些理當根本不需要講的 ABC，實在有夠痛苦。為何如此？因為整個基本是非價值長年以來被政治破壞得蕩然無存，唯有綠油油的顏色長存。

"若雪家書"和"伊拉克淪陷紀實"已經修好了。剛從歐洲進行藝術文化考察回來，特此公告。

外交部長王毅關於 "火車對撞" 的這個比喻，是在三月八日講的。他說得對，難道朝、美雙方真的都做好迎頭相撞的準備？他呼籲雙方各自踩煞車。

呂秀蓮是綠營裏頭一個 "偶爾" 會講真話的人。她嘲諷說，戰爭一觸即發之際，台灣(所謂)政府卻一副好像沒我的事，呂秀蓮說，這到底是 "麻木不仁"？還是真的 "處變不驚"？

依我看是處驚不變，一副好像沒我的事。台灣官方甚至還回應說是否有撤僑準備，這是個 "假議題"，"不做揣測"；要不就是故做神祕狀，說什麼台灣已有幾百套因應措施，萬全的準備，一切都在我方掌控之中，但是事涉機密，所以究竟是如何個萬全準備，這個不能說。

我看 "俠客島" 有篇文章認為韓戰不會爆發。俠客島是具有中共官方色彩的，言論具有一定的指標性。他說，倘若戰爭爆發，受害程度依序是北韓，接著是南韓，第三名是日本，然後才是中國，最無害的當然就是美國。一旦核戰，前三個國家自此歷史改寫，我也很懷疑日韓會願意當美國人的棋子。但是，假若受害程度因為某種外力因素而有所調整，放過日本，只打南韓，也許戰爭的機率就會更高了。

民主滿天飛的年代，何謂民主，宛若符咒囈語，語焉不詳。但我想，不管你賦予它何種內涵，總該具有一種 "可預測" 的基本特徵吧，但是你看，在所謂全世界民主中心的美國，以及全世界獨裁象徵的北韓，卻統統看不到任何可預測性，整個世界的命運，居然完全就操控在川普與金正恩這兩個人的一念之間，這跟帝制有什麼兩樣？旁人根本無法察看皇上內心，也不知道他們究竟在什麼時候將會做些什麼事。

這意味著，美國所謂民主，只是一種毫無意義的空洞口號。反倒是大陸共產黨行事作風說一就一，說一不二，凡事預測性很高，而且不是一個人能說了算，同時也不是有錢人憑著鈔票就能影響國家決策與方向，更不用說像美國那樣幾乎就是軍火商、石油商和各種大財團及銀行在統治整個國家。

祖國自然有它內外各種問題，例如腐敗造假、貪污、法治不彰、分配不均等等等，但絕非西方對它長年妖魔化的那一套什麼民主自由與人權咒語。特別是在國際整體局勢的穩定、和平與持續發展的功勞榜與貢獻程度上，中國毫無疑問排名第一，幫助了全世界無數國家脫離貧窮，舖橋造路建水庫搭鐵路蓋醫院，協助發展各種基礎民生設施與改善公衛。一個真正確保世界和平及促進文明發展的國家，長年以來卻被妖魔化得如此不堪，中國真是吃了很多西方宣傳戰的啞巴虧。反倒是無惡不作、真是邪惡恐怖到難以想像、根本沒有半點人性的血腥美國，每天四處燒殺擄掠，卻美化得像個白雪公主似的。這世界真是很荒唐。

陳真2017. 0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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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對撞」形容半島局勢　王毅：應踩煞車

2017/03/08

記者 陳相如 / 攝影 顏睿陞 報導

TVBS

針對韓國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引發中韓關係緊張，大陸外交部長王毅上午在北京的記者會中再次強調，南韓選擇薩德是錯誤的決定，希望韓方懸崖勒馬，勿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場每年兩會中例行性的記者會，也因為今年區域態勢緊繃，格外受到國際媒體關注。

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因為薩德反導系統的監測預警範圍遠遠超出了半島，它危害中國戰略安全的企圖，已經是路人皆知，所以我們奉勸韓國國內某些人士不要再一意孤行。」

提到北韓，免不了把美國、韓國正在進行的史上最大聯合軍演也唸一頓。

大陸外交部長王毅：「不斷加速的列車互不相讓，難道雙方都做好了，迎頭相撞的準備嗎？當務之急要做的，就是亮起紅燈同時煞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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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南韓撤僑？ 僑委會：假議題

聯合新聞網

記者丘采薇、徐偉真╱台北報導

聯合新聞網2017年4月16日

朝鮮半島情勢緊張，我國政府是否有撤僑計畫也成為關注焦點。對此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表示，行政院對北韓情勢已有討論，外交部及相關部會也有相關因應措施，不過因牽涉國際情勢的問題，他不方面透露太多。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則呼籲國人不要擔心，僑委會和在南韓的僑胞、外館都有密切聯繫，因應措施規畫完善。

徐國勇表示，外交部已請包括駐韓代表處的駐外單位要特別小心因應情勢。媒體追問，撤僑是否為最壞打算？徐回應，以現階段發展來說，不做這些揣測。

對於日前傳出日本有從南韓撤僑的計畫，僑委會委員長吳新興昨天表示，到底會不會、需不需要撤僑是「假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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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情勢緊張 呂秀蓮：別以為台灣可以置身事外


Yahoo奇摩 2017年4月16日

北韓情勢緊張，前副總統呂秀蓮今天說，台灣有點置身事外，她不知道台灣政府是處變不驚還是麻木不仁，都沒有表示意見，她希望天佑台灣。

呂秀蓮今天出席「和平中立與東亞變局」研討會，她說，這二天，她相信美國總統川普很想按鈕，但是他不想落入破壞和平的陷阱，他是希望北韓自己先啟動核戰，瞬間他就可以出手，因為，第一個出手是「不義」的，第二個出手就變成「義」了。

她說，不管如何，「別以為我們真的可以置身事外，飛彈不長眼，核爆威力影響台灣也不遠，何況這些梟雄很容易聲東擊西，也不知道按鈴打下去，他真的想要打誰」。

呂秀蓮指出，昨天全世界有識之士都非常緊張，不知道美國或北韓會扣第一個扳機，因為誰先動手，誰就不義，（若是）第二個（動手）的話，「他就可以說，我為了世界和平」，所以大家不願意扣板機。

她說，希望所有人都注意到這真是戰爭的邊緣，也是和平的臨界點，台灣雖然未陷入南北韓（危機），但不要忘了過去的歷史，韓國發生事情，最後一定關聯到台灣，甲午戰爭是因為韓國的內亂而引起，台灣莫名其妙就被割讓給日本。

呂秀蓮指出，1950年時國民黨已經到台灣，原來美國準備要承認毛澤東，因韓戰突然爆發，且毛澤東抗美援朝，所以讓美國採取台灣法律地位未定論，中立化台灣海峽，一方面阻止毛澤東渡海來台，一方面禁止蔣介石反攻大陸，同時宣布台灣海峽中立，派遣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這又一次改變台灣歷史。

呂秀蓮指出，這一次南北韓非常緊張，因為現在的武器一動用起來是毀天暗地，不知道傷亡會是如何，「我看到我們的政府是處變不驚呢？還是麻木，我就不清楚」。

川普的「美國夢」：一個國家治理困局的集中表達

https://goo.gl/BLu3tE

紐約地產商、共和黨人唐納·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在主流意見看來，完全出乎意料。世人習慣於用「黑天鵝」來形象的表達此類「反常」現象。其實，川普的勝選是美國政治演變的結果。概括來講，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的經濟不平等愈演愈烈，從而對作為民主政治核心原則的政治平等造成了嚴重的損害，進而導致經濟不平等與政治不平等的相互強化，最終結果就是美國民主政治的衰落和寡頭政治的興起。聲稱美國是寡頭政治將使主流意見不悅，因為幾十年來美國一直被視為西方民主政治的代表，是世界各國學習的榜樣。

誰也不能否認民主政治是世界政治發展的潮流，但是當今的美國是否依然代表著這個潮流，則是完全可以討論的。羅斯福新政所開創的美國民主政治的盛大氣象已經沒落了，基本的理由就在於，政治平等的原則已經不能有效制約經濟不平等的擴張，反而在經濟不平等的急劇發展下流於形式，法律上的政治平等已經被事實上的政治不平等所取代。這種局面既是當今美國政治的真相，也是川普在總統大選中獲勝的社會基礎，而且構成了制約川普執政的主要結構性條件。

經濟不平等推動美國民主演變為寡頭政治

川普的勝選絕非「庶民的勝利」。雖然在競選運動中，數以百萬計的貧窮民眾給予了他堅定的支持，並且在最後的投票中，他也獲得了來自白人勞工階級的大量選票，川普將在執政中回饋那些給予他支持的白人選民。然而，川普並非是貧窮階級的利益代表。川普的當選只是表明體制之外的精英有效地借助了民眾的不滿，從而成功地戰勝了體制化的精英群體。

體制外的精英向體制化的精英群體發起挑戰，至少反映了當今美國政治生活中的兩個重要趨勢。首先是美國政府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政策招致了精英的不滿，或者說奧巴馬政府推行的軟弱金融監管政策和全民廉價醫保政策，招致了保守派精英的強烈不滿。其次，美國體制化的精英努力營造，並且竭力維持的對公共領域的領導權（即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安東尼奧·葛蘭西[ 1891—1937]所說的「霸權」），由於拘泥於自我陶醉其中的「主流輿論」，逐漸失去了對於普羅大眾的影響力，已經在此次總統大選中遭到了重創。

進步主義運動和羅斯福新政塑造了一個有利於政治平等限制經濟不平等的宏觀環境，而世界大戰對以勞工階級為主體的下層民眾力量的增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經濟繁榮時代的到來，都為美國社會經濟不平等的緩和提供了條件。然而，這一切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悄然改變，美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朝著持續積累的方向發展，進而不斷地侵蝕美國的民主政治，最後演化成為今天的寡頭政治。

所謂持續積累的經濟不平等就是指經濟不平等以加速度的方式迅速發展，具體而言，可以從三個維度來透視持續積累的經濟不平等，即經濟不平等在長時段中的惡化情況、經濟不平等在連續的特定時間段中持續加重的情況、財富向少數富豪不斷集中的情況。不妨借用法國當代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所著的《21世紀資本論》提供的數據，對美國社會經濟不平等持續積累的三個方面進行簡要的說明。

首先，美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在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10年代大約40年的時間裡嚴重惡化了。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美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達到了有統計數據以來的最低谷，美國收入層級中前10%的富人佔到了國民收入份額的30%，但是到了21世紀則上升到了45%。更重要的情況是，美國經濟不平等的曲線顯得異常陡峭，就是說經濟不平等以加速度的方式在發展，如果保持現有的發展速度，那麼到了2030年，前10%的富人將擁有國民收入的60%。

其次，前10%的富人在國民收入中佔有的份額在80年代為35%，90年代為40%，21世紀達到45%，即使2008年的金融危機也未能打破富人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優勢，因此，美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在過去連續四個十年裡，每個十年都是持續累積的。

最後，美國社會最頂層的0.1%的家庭（約15萬個）佔有國民收入的份額，從1974年的2.3%增加到2007年的12.3%，平均每個家庭獲得710萬美元，總額超過1萬億美元，而更加頂層的0.01%的家庭（約1.5萬個）佔有國民收入的份額，則從1974年的不到1%增加到2007年的超過6%，每個家庭年收入平均達3400萬美元。

嚴重經濟不平等的影響不可能侷限在經濟領域，而是必然會對政治領域產生重要影響。進而言之，不斷惡化的經濟不平等將損害政治平等，從而造成事實上的政治不平等，最終形成經濟不平等與政治不平等相互強化的局面，也就是將美國民主政治改造成為寡頭政治。

政府決策更傾向於回應頂層人士訴求

政治不平等可以從政府公共政策回應民眾利益訴求的結果得到說明。根據美國當代政治學家馬丁·吉倫斯（Martin Gilens）的研究，在美國的民主政治中，大多數人支持的政策意向並不能成為法律，只有當政策意向得到了頂層人士的支持時，才可能有很好的機會成為法律。如果90%的窮人支持一項政策變化，這種政策變化發生的可能性不比只有10%的人支持好多少，與此相對照的是，當富裕階層支持一項政策變化時，此項政策變化發生的可能性就會明顯提高，具體而言，富裕階層將一項政策意向變成法律的可能性是貧窮階層的三倍。

值得探討的是，中產階級對政府決策又能產生怎樣的影響呢？現代政治理論認為，中產階級是民主政治的關鍵社會基礎，中產階級的利益訴求將主導民主體制下的政府決策。據此可以做出一個合理推論：如果中產階級的利益訴求都不能得到政府決策的回應，那麼民主政治也就是名存實亡了，如果政府決策完全由富裕階級的利益訴求主導，那麼民主體制包裹下的一定是寡頭政治。

馬丁·吉倫斯的研究表明，當一項政策意向得到了中間階層的強烈支持卻同時遭遇到了富裕階層的反對時，也不可能具有比貧窮階層更大的機會成為法律，因此中間階層與貧窮階層在影響政策方面同樣是軟弱的。美國政治中存在的這種政府決策在回應不同社會階層利益訴求時的不平等，並不會因為政黨社會基礎的差異而發生顯著不同。共和黨的政治精英相比民主黨的政治精英來說確實更為關注富裕階層的利益，但在消極回應中間階層和貧窮階層的利益訴求方面，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政治精英保持了高度一致，儘管民主黨的社會基礎更多依賴中產階層和貧窮階層。

造成這種趨同局面的根本原因在於，同富裕階層聯繫在一起的豐厚競選資金支持以及其他重要的政治資源，無論是對共和黨還是對民主黨而言都是頗為珍貴的。借用吉倫斯的話講，美國的富人能夠借用金錢來購買對政治精英的影響力，從而支持他們的政策立場。

當普通民眾法律上的政治平等，在政治過程中遭到了經濟不平等的阻擊之後，公民權利與福利就會發生實質性萎縮。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觀察美國公民權利與福利的實質性萎縮。

首先，最低工資不斷受到侵蝕。雖然就絕對量而言，最低工資水平在過去四十年裡有了提高，但是如果考慮到通貨膨脹的因素，美國最低工資的實際價值下降了約40%。美國當代政治學家拉里·巴特爾斯（Larry Bartels）指出，面對公眾對提高最低工資的一貫和壓倒性支持，華盛頓的政客卻選擇了拖延、阻擾、混淆黑白的態度。其次，醫療保障制度的落後。美國的醫療保障制度長期以來備受批評，奧巴馬政府啟動了建立低成本的全民醫保制度的政策過程，但縱使在政治條件最有利於民主黨的時候，奧巴馬的全民醫保政策也未能實現初衷，最終不得不向企業集團作出重大讓步。最後，工會會員大幅度縮減，工會的地位和影響力不斷式微，2005年美國工會率下降到了12.5%。

社會流動機會越來越少，「美國夢」光輝不再

在經濟不平等與政治不平等相互強化的作用下，美國的社會結構日益封閉，社會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曾經激盪幾乎整個世界的「美國夢」，光輝不在。政治平等原則對經濟不平等的嵌入，目的就是為了在經濟不平等的公民之間建構相同的身份，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由於經濟不平等而導致的森嚴的社會分層體系，這就意味著政治平等要打破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區隔，擴大社會流動的機會，因此社會流動性的程度與社會分層固化的程度，實際上是一個國家政治平等程度的典型反映，一個政治不平等的國家，往往有一個社會流動停滯和社會分層固化的社會。美國夢的核心就是美國社會存在著大量的社會流動機會，並且美國是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這樣的觀念之所以形成並且深入人心，是同美國建國之時就貫徹了公民政治平等的原則一脈相承的。

美國政治學家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和保羅·皮爾森（Paul Pierson）的研究則表明，伴隨著美國經濟不平等在20世紀70年代的急劇惡化，美國社會流動的機會也迅速減少，絕大多數美國公民都不可能在其一生中實現階層地位的躍升，也不可能為其子女實現階層地位的躍升提供資源，越來越少的人能夠通過自身的勤奮努力躋身規模越來越狹窄的經濟贏家行列。並且統計數據表明，同歐洲的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美國社會流動的機會出奇的低。
美國社會階層的固化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產階層規模的縮減，另一個方面則是富裕階層的封閉。富裕階層的封閉並非僅僅意味著難以有人躋身富裕階層，更重要的含義在於富裕階層聯合起來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社會機制，包括隔離的住宅區、私人學校、排他性的社交俱樂部、偏僻的度假勝地等，這些社會機制創造出一種社會凝聚力和一種群體歸屬感，美國當代社會學家威廉·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將其稱為階級認知，即在佔有巨額財富的基礎上獲得的優越感、驕傲感和貌似合理的特權感。他們在心底裡認為他們要比別人優秀，因此完全應該得到他們現在這樣的生活。

經濟不平等的持續積累、政治不平等的日益嚴重、社會分層的固化，都是在過去四十餘年的時間裡發生的，這些變化的積累和相互交錯最終以金融危機的形式爆發出來，而政府決策在應對金融危機問題上的軟弱，則更進一步引發美國普通民眾以「佔領華爾街」的社會運動，將美國民主政治的衰落完全暴露出來。顯而易見，美國民主政治的衰落需要奮發有為的政府，朝著捍衛政治平等和限制經濟不平等的方向改革公共政策。奧巴馬政府正好處在一個轉折點上，他也是帶著民眾的期望入主白宮的，然而他深負重望。他八年的任期非但沒有扭轉美國民主政治衰落的趨勢，反而進一步導致了美國國家治理的危機。

川普的美國夢遭遇國家治理困局

川普以「讓美國重新偉大」作為競選宣言，這確實是一個能夠再度點燃美國人民心中的「美國夢」的口號，不過川普的「美國夢」卻面對著美國國家治理的困局。只有當川普能夠克服當前美國國家治理的困局時，川普的「美國夢」才能真正成為現實。但作為一個有著強烈的保守主義政策取向的總統，川普不可能推行限制富裕階層利益的政策，美國社會也遠未形成一種新的進步主義意識。

從川普入主白宮以來的政策宣示來看，他總體上延續了20世紀80年代里根總統的政策取向，而里根政府恰是推動美國朝著持續積累的經濟不平等、不斷加劇的政治不平等、日益固化的社會分層的方向邁進的墊腳石，也就是說里根政府恰是美國民主政治發展中的轉折點。當然，如果多年以後主流意見承認了美國民主政治的衰落，那麼川普卻不能成為歷史的替罪羊。事實上，川普當選總統是美國民主政治衰落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民主政治的衰落與寡頭政治的興起是相伴而行。寡頭政治的實質就是富裕階層在各種網絡的連接下，形成了一個主導公共政策過程的支配階級。但是美國的寡頭統治不會脫下民主政治的外衣，因為民主政治賦予富裕階層主導的政策得到了民意支持的表象，衰落的民主政治成為富裕階層增進自身利益的有效形式。然而，寡頭政治與民主政治終歸是不能相容的兩種政治生活，儘管民主政治體制沒有發生變化，民主政治的衰落不可避免地要以某種形式表現出來，並對國家政治與社會生活產生消極影響，這種形式就是伴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出現的美國國家治理的嚴重危機。當今美國社會如同其他國家一樣存在著一系列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政治本來是應對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問題之道，但是寡頭政治卻阻礙了問題的解決，最終導致了國家治理能力下降和國家治理結構的危機。

所謂國家治理是指一個國家治國理政的系統過程，具體而言，就是指一個國家的政黨、政府機構、社會組織以及公民等治理資源，為了增進公共利益、保障公民權利、改善公民福利，通過協商合作的方式而對公共事務進行的管理活動以及過程。通過治國理政從而保障和增進公共利益、公民權利和公民福利，始終是國家治理的核心目標和觀察國家治理的主要線索，因此也成為了判斷國家治理績效水平如何的基本尺度。

國家治理的危機則是指一個國家的政治體製出現了功能性障礙，從而引發了公共利益明顯受損、公民權利嚴重萎縮、公民福利持續停滯的狀態，並且國家治理的危機往往具有愈演愈烈以致積重難返的特性。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問題只不過是國家治理危機的表象，而國家治理能力的下降和國家治理結構的危機才是國家治理危機的深層次內容，因此，如果不對政治體制進行大規模的改革，那麼國家治理的危機將難以得到克服。

川普注定難有作為

美國的國家治理危機長期以來為世人所忽視，雖然從20世紀70年代經濟危機爆發以來，美國面臨的各種難題未能得到有效的解決，以致產生了越來越明顯的負面效應，但是人們普遍對美國的民主體制和市場經濟持樂觀態度，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才將美國國家治理存在的嚴重問題揭露了出來。金融危機只是美國國家治理危機長期積累後的集中爆發，它是美國國家治理危機的「集大成者」。造成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無他，簡要論之，就是政治不平等與經濟不平等的相互強化所形成的寡頭政治。美國的國家治理危機，以及隱藏在其後的美國民主政治衰落和寡頭政治興起，早就被美國的社會科學家發現，只不過這些發現並不符合美國富裕階層的利益，故而也不能影響美國的政府決策罷了。

美國政治學家巴特爾斯對美國政治的研究得出了如是結論：不斷加劇的經濟不平等，很有可能造成不斷加劇的、政治回應上的不平等，政治回應上的不平等轉而帶來了對貧窮民眾的利益越來越有害的公共政策，接下來，這又會造成更大的經濟不平等，如此等等。如果是這樣，那麼，由技術變革、人口統計上的變化或全球經濟發展引發的收入分佈的變化，就有可能很快變大，並變得根深蒂固和不可更易。享譽全球的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美國政治制度衰敗的觀點可謂是切中美國國家治理危機之肯綮，面對經濟不平等與政治不平等相互強化的局面，美國政治體制如果不跟隨環境的變化而進行大規模革新的話，當今美國就不可能走出國家治理的危機。

雖然川普是來自體制外的精英，他可以在競選運動中向不同的社會階層許下誇張的政策承諾，甚至很多人指望他以體制外的立場衝擊美國政治體制，從而帶來美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契機。但是，當川普就職總統之後，他已經處在美國國家治理危機的中心，不管他在其任期內能夠推行何種政策，他都很難改變當前美國國家治理的困局。當前美國國家治理的困局可以集中表述為，社會需要政府政策朝著限制經濟不平等、改善普通民眾的生活境況的進行重大的改革，但是美國的共和黨與民主黨都已經同富裕階層形成了隱形聯盟，所以代表中下層民眾利益的政策不可能被富裕階層和政治精英接受。要言之，美國寡頭政治的現實不可能輕易為民主政治鋪路，要想改變美國國家治理的危機，只能首先改變寡頭政治，這需要進行重大的政治體制改革，而這種迫切需要恰是川普不可能提供的。

川普的「美國夢」代表著美國富裕階層對於理想生活的基本看法，隨著他執政時期的開始，他的「美國夢」將隨之落地。川普的執政，不排除為下層民眾中的白人群體擴大就業機會的可能性，但是這種對下層白人群體利益的改進將以其他下層民眾的利益損失作為條件，與此同時，川普的執政將給富裕階層帶來更多的利益。

總結而言，川普的「美國夢」毋寧是對美國國家治理困局的集中表達，一方面表明了體制化的精英在應對危機時採取的華而不實的政策立場的失敗，另一方面充分展現了美國保守派精英要在政府決策中堅決捍衛富裕階層利益的強硬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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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說，川普基於共和黨的傳統理念，絕對不會限制富有精英們去掙錢，沒法扭轉階層繼續分化。但是，川普從感情上和行動上都會回應支持他的全球化受害的白人工人階級。不過，對外是從國外抽血的方式，對內是讓非法移民、非法勞工、H1外國工作者、甚至將來從綠卡開刀讓他們騰出生存空間的方式來回應選民需求。


附送兩個宋鴻兵關於川普近期行為的深度分析和解釋。

鴻觀 第121期 川普遭遇寂靜政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ZI7tHVfIx4

鴻觀 第122期 軍工複合體重塑外交政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DQu6b2imF8

對，陳平的想法我幾乎都認同。

我常感到不解，就算是一個像我一樣的門外漢，對經濟、金融與貨幣學近乎一無所知的外行人，光是觀察各項經濟與外匯政策的實際運作狀況，理應也可以輕易看出裏頭極其明顯的不一致；特別是西方強權例如美國，講的跟做的居然完全不一樣，整天指控他人的那些罪行，自己卻是最大的犯罪者。比方說什麼外匯操控國黑名單，世界上還會有比美元操控得更厲害的嗎？不但操控，而且誰敢不從，肯定是要抄家滅國的；整天說什麼自由貿易，可是，美國又哪裏貿易自由了？全是鬼扯蛋。對它怎麼有利，它就給出一個什麼樣的名稱與說詞。

我不知道念財經金融的人是怎樣？面對這麼多的不一致、這麼多的鬼扯蛋，會不會念到口吐白沫、念到精神錯亂？就好像什麼民主自由與人權一樣，如雷灌耳，一樣是鬼扯蛋，整天像在念咒語或什麼通關密碼一樣，%&$&*#&...究竟何意，全然不詳，那只是一種辨別敵我的暗號密碼，一種燒殺擄掠的藉口。把全世界所有的恐怖攻擊加起來再乘以一百然後再平方，肯定都還沒有美國一個國家所犯下的血腥罪行還多。

我很不喜歡講智力，但往往還是得講它，因為似乎世上許多痛苦與悲劇因它而起。許多時候我還真是很懷疑人們的智力，心裏常納悶："天啊！這樣的智能居然也能識字，而且還能做研究、還在大學教書、還得了什麼碗糕獎？"

特別是那些念社會科學或人文的人，不是一堆愛好民主自由人士或什麼人權鬥士嗎？寫起文章，講起話來，感覺就像小時候大家寫作文，不管寫哪一種題目，總是會寫到說要 "拯救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讓他們也可以享受民主自由的甜美果實"，幾乎就是這樣一種智能水平。我們當然不能怪罪小朋友心思 "單純"，但是，一個成年人如果還這麼 "單純"，恐怕就是智能上出了問題，要不就是道德感有點故障。

昨天那部Jim Jarmusch 的 "咖啡與菸"，講了十個雞同鴨講的對話小故事，溝通溝通，有溝沒有通，憑添惆悵。但這些雞同鴨講，依我看還是有解，不同 "語言" 之間依然存在著一種 "翻譯" 的可能性。換句話說，雞話與鴨語其實還是可以溝通的，之所以一時溝通不了，只是因為其中至少有一方不願理解對方而已，是不願，而非不能。

但是，依維根斯坦的想法，不同物種之間似乎真的存在一種 "不可能" 溝通的困境。二十年前，我好像寫過一篇文章叫做 "陳真！把掃帚拿來！"，我還寫過許多文章常舉一個例："陳真！來下棋吧！" 我說好啊好啊，於是你就把棋盤拿出來，然後我看了一眼棋盤之後就很開心地掉頭走了。你很訝異，"不是說要下棋嗎？" 我很困惑地回答說："對啊，我們這不就已經下完棋了嗎? 我下得好開心啊！" 維根斯坦說，這時候你就應該知道，你和陳真之間的溝通至此到了盡頭。

我舉這個例是要說，當我看著市面上多如過江之鯽的愛好民主自由人士，看他們老是反覆講著那些 %&$&*#&...毫無認知意義的空洞咒語，並且以此來論斷所有是非善惡，以之為一切倫理道德的前提時，我心裏就會想："我跟這些智能白癡或道德人渣的溝通，顯然至此到了盡頭。" 你不可能問他：what do you mean by 民主自由？如果你這麼問，他肯定會說出一些更蠢的話來，例如 "我們有選舉，你們有嗎？你們有自由的靈魂嗎？" (柯文哲語)

我知道有些人是真的蠢 (我是說很 "單純")，但是，那些愛好民主自由的專家學者與名人名嘴們絕大多數可一點也不蠢，小算盤打得可精了。哪天兩岸統一，要不要跟我打個賭，我敢保證他們會開始歌頌另一套有關祖國榮光的咒語。我常寄希望於對岸，希望祖國有一天能收拾這些貪婪齷齪無恥下流的人渣，但我知道我的希望肯定會落空，被收拾的很可能是我，而不是他們。

這些綠油油的混蛋，自從奪得所有權力之後，每天就忙著幾件事：貪污、卡位、劫掠、分贓各項公私資源，毫不遮掩地控制媒體與司法，大開文明與民主倒車破壞各項行政體系，不擇手段無法無天打壓異己，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出賣眾人利益給美日等國及國內外大財團以換取私人利益。我就算是千手觀音，打字遠比講話還快，也趕不上這些人渣為惡的速度與數量，可謂罄竹難書。連放寬農藥一千倍居然也能說是國情不同，說是為大家謀福利，難道台灣人是鐵打的身體，毒不死？

這世界的惡，因其外在規模不同，有大有小，大至數千萬條人命的傷亡與流離失所，小至一個鼻屎大的鬼島政客及其同路人之貪婪無恥私慾橫流及無法無天，但在人心這一點上，善惡卻不因其外在規模區分大小。天使和魔鬼一樣，大小在其自身，不在其住所，偌大的善惡往往就藏在那細微之處，方寸之間。

長年窩居小島，見識不過幾米大小，瑣碎貧乏，無足可觀。但即便如此細小，許多時候依然讓常讓感到一種驚訝與絕望。人真可怕，人心之惡往往超乎想像。

當我們被自身或他人的醜惡包圍，免不了就特別渴望美麗與良善，希望給自己帶來一點救贖，也許因為如此，於是我們有了音樂，有了繪畫，有了影像和文字，有了思想，乃至有了意味著乾淨與純粹的數學與邏輯，就像一種輓歌，一種墓誌銘，記載著我們關於這個世界的最後一點記憶。但是，世界是否還記得我們？

昨天去看Jim Jarmusch的 "咖啡與菸"，由十多個沒有故事的短篇故事組成，有點搞笑，最後卻出乎我意料冒出馬勒 (Gustav Mahler)的一首曲子-- "我被世界給遺忘了" (Ich bin der Welt abhanden gekommen)。這是馬勒根據十九世紀德國詩人Friedrich Rückert 的詩作所譜成的五首樂曲之一。劇中老人不知道是不是幻聽，垂死之際(？)，居然隱約能聽到這首樂曲彷彿從天際傳來。詩是這麼唱的，我翻譯如下：

我已被世界遺忘
為了她，我蹉跎多少光陰歲月
世界卻已經很久沒有我的消息
人們可能認為我早已離開人世
是死或活，對我已無足輕重
我亦無可反駁
因為，對這世界來說
我確實已然死去
死於塵世喧囂
安息於寂靜之所
我孤獨地活在我的天堂之中
我的愛情，我的歌。

陳真 2017. 0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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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廣音樂網、寶島網被迫停播　羅智強批：綠營一貫權力邏輯

三立新聞網 2017.04.14

記者陳彥宇／台北報導

中國廣播公司晚間（14日）表示，國家傳播委員會（NCC）在今天下班前派專人送公文到中廣，中廣被迫宣布在今日晚上12點全面停播寶島網與音樂網的所有節目。對此，前總統府副秘書長羅智強抨擊，這是綠營一貫的「非我族類，殛之誅之」的作為。

中廣公司表示，NCC人員於今（14）日下班後持裁決書，前往中廣要求今晚立即停播中廣音樂網（FM96.3）與中廣寶島網（FM105.9），否則將移送法辦，中廣決定今晚24時關閉兩台廣播發射，全面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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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殘留超標歐盟千倍? 陳時中:各國國情不同

新頭殼newtalk &;#124; 陳奕 綜合報導
2017.04.13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30日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痛批農委會突然放寬食物的農藥殘留標準，是為了圖利特定廠商與國外勢力，置全民健康於不顧。 圖：翻攝消基會臉書

針對衛福部打算放寬部分蔬果的農藥殘留量，有些項目竟然高出歐盟千倍，衛福部長陳時中今 (13) 日在立法院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農藥殘留的偵測極限，各國國情不同。

衛福部食藥署上月發佈預告修正「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就遭質疑標準比國際寬鬆。有媒體指出，農藥殺菌劑「普拔克」，在龍眼、木瓜、番荔枝、鳳梨、紅毛丹、百香果、芒果、荔枝等8項水果，從原本比照歐盟的0.01ppm，到目前可容許殘留10ppm，放寬1000倍。另外，蓮霧、番石榴和無花果等3項水果，從原先比照歐盟的0.01ppm，到可容許殘留9ppm，相當於放寬900倍，而美國、日本、澳洲的規定更嚴，在上述這些水果中都不得檢出「普拔克」。

除了「普拔克」，農藥「賜滅芬」在國內原本規定不得檢出，現在可允許在桃、李、枇杷、蓮霧、番石榴、楊桃殘留2ppm；農藥「速殺氟」在芒果的殘留容許量以往和美、日、澳一樣不得檢出，歐盟標準為0.01ppm，這次修正殘留容許量卻為0.5ppm。

針對外界的批評，衛福部食藥署和農委會防檢局在11日還特地舉行聯合記者會，說明各國訂標準是以國內作物的栽培種類、狀況及國民取食情形為優先，並沒有規定各國訂的容許值要一樣。

至於放寬農藥殘留是否會影響台灣水果的外銷，衛福部和農委會則一致表示不會受到影響。